оУ治еΣдλ磬Σδ档Цɡ9кССмС磬УС棬Цг泤飬μССΡСжΧеΣддɡáлβΣ飺ССЩСССЩЩΣΡΡΣΣ粻λеλλеùС÷С顣10еΣЩд顣ù§к§е·壬·пλУЩССλλζвоλЦ粻治кС11Уòòɡй70612дСЩд飬棬СЩ绰Ρкü·áλ°ɡɡС磬磬磬УЩλ塤УУУüУмΡЩСУùɡ棬кСЩСе衭棬κлйС漣Уɡ壬áеи·飬кΡ顱Ρ屳йΡ·Ρлòйαü��出现，也没有给他留下片言只字。　　好友栏目中唯一的图标，沉默而黯淡。　　又过了一天。情形依旧如此。　　那时，他已经从花家舍回到了鹤浦的家中。　　　　母亲和小魏匆匆返回梅城去了。明天是清明节，她要赶往乡下的长州，给她的第一位丈夫——那个据说是心灵手巧、百依百顺的小木匠扫墓。她以前从来不给谭功达扫墓，现在当然更不可能。父亲墓园的位置，停泊着一架已经报废的麦道82飞机。那是鹤浦在建的航空工业园的标志之一。父亲的坟墓和尸骨如今都不知了去向。不过，按照他生前一贯的理想和愿望，他的葬身之所为国家的航空工业腾出了位置，尽管尸骨无存，若是地下有灵，应该可以含笑九泉了吧。家玉当时就是这么劝他的。端午也只能这样去思考问题了。　　听母亲说，他在花家舍的这些天，家玉从外地打来了一个电话，她和若若磨叽了半天，最后，又让母亲听了电话。她的声音“听上去很不对头”。家玉劝她和小魏都搬到鹤浦来住。母亲旁敲侧击地问她，自己和小魏是住老房子呢，还是住唐宁湾？家玉说了句“随便”，就把电话挂了。　　充完电的手机上，被阻滞的短信信号“当当”的响个不停。短信一共有十二条之多。其中的一条是骗子发来的，通知他去法院取一张传票，并诱导他拨打咨询电话。端午当然不会打。另外的十一条，都是绿珠发来的。　　端午不知道她现在还在不在鹤浦。电话打过去，信号是通的，可很快就被人为地切断了。再打，电话就关了机。　　绿珠的生气完全可以理解。虽然他的内心十分愧疚，可眼下也实在没有多少心力去管她的事了。　　他在电脑上把这些天来和家玉的聊天记录反复看了许多遍，不祥的预感愈渐浓郁。最后，他的目光死死地盯住“上帝”两个字。他第一次体会到汉语中“心焦”这个词，是多么的传神而恰如其分。　　若若放学回来了。乌黑的笑脸上汗涔涔的。湿乎乎的头发一绺一绺的，紧贴在他的额头上。他把书包往地上一扔，把鞋脱得东一只西一只的。　　“快，给老屁妈打电话。”儿子似乎面有喜色。　　端午本来想把他搂过来抱一下，可儿子像只泥鳅似的，从他的腋下钻了过去，一头冲进了厕所。　　在最近一轮的模拟考试中他得了全班第一。数学和英语都是满分。另外，在刚刚结束的班会上，他被姜老师任命为班级的代理班长。他在马桶里叮叮咚咚地撒尿，还说了一句半文不白的话：　　“天助我也！”　　“班长不是戴思齐吗？怎么又让你代理？”隔着半开的厕所门，端午问儿子道。　　“她呀！狗屁了，冒泡了，王八戴上草帽了。”　　“别瞎说！”端午正色道，“你正经一点行不行？她到底怎么了？”　　“惨透了。她住院了。”儿子一边洗着脸，一边满不在乎地道。　　“什么病？”　　“睡不着觉。想死。”　　“怪不得。”端午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今天早上去扔垃圾的时候，端午迎面碰上了“戴思齐的老娘”胡依薇，没说几句话，她的眼圈一红，扭头就走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你说，戴思齐会不会很快出院？”儿子道。　　“我也不是大夫，怎么知道？”端午白了他一眼，“怎么了？你想她了？”　　若若和戴思齐从小一块儿长大。读到初中，也还是同桌。　　“想她干吗？我倒宁愿她永远不要出院。”　　“什么话！”端午吓了一跳，厉声吼道，“有你这么冷血的吗？你不会是担心她回来后，你的班长就当不成了吧？”　　“她的数学超强，尤其是奥数，成绩好得有点变态。她要是回来了，全班的同学就只有被虐的份儿！”　　儿子正在长个子，站在他面前，与自己只差半个头了。端午觉得，儿子的思维方式很有些问题，心态也很不健康，正想和他好好聊聊，若若已经拎着书包，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在关上房门之前，他把脑袋又伸了出来，对父亲嘱咐道：　　“七点之前，你别来打搅我！今天的作业巨多。”　　“那你让爸爸拥抱一下。”　　儿子很不情愿地与他抱了抱。　　“好了，好了。你这个老男人，色情狂。”他笑着，用力地推开了他，“嘭”的一声，把房门关上了。　　端午呆呆地站在儿子房门前，琢磨着儿子刚才“天助我也”那句话，心里无端地生出一点杞忧来：如果儿子这一代人到了自己的这个年龄，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想给胡依薇打个电话。抓起听筒，想了想，又放下了。　　　　9　　秀蓉：真有点不甘心。　　端午：你说什么不甘心？　　秀蓉：我居然真的就到不了西藏！你不觉得奇怪吗？　　端午：什么？　　秀蓉：旺堆随便说出的一句话，就像李春霞的预言一样准。　　端午：旺堆是谁？　　秀蓉：莲禺的一个活佛。就是送给若若鹦鹉的那个人。　　端午：你总爱胡思乱想。没关系，以后找时间，我陪你一起去。　　秀蓉：但愿吧。　　端午：你的手机怎么老打不通？　　秀蓉：欠费停机了。　　秀蓉：能不能听我一句劝？　　端午：你得先告诉我是什么事。　　秀蓉：戒烟。把烟戒了吧。就算是为孩子着想吧。　　端午：我考虑考虑。　　秀蓉：别考虑了。赶紧戒吧。你得答应我，保证活到孩子成家的那一天。　　端午：这可说不好。　　端午：再说了，若若要是不结婚呢？　　秀蓉：真想好好亲亲他。搂着他亲个够。他的脸。他的小手。他跳得很急的心脏，像个小鼓。黑嘟嘟结实的小屁股。　　端午：你到底是怎么了？　　端午：像是要跟整个世界告别似的。怎么了？　　秀蓉：你说得没错。就是告别。　　秀蓉：昨天上午，我去了一趟植物园，在那里呆了两个小时。　　端午：哪儿的植物园？　　秀蓉：我得去一下洗手间。你等我一下。　　　　下午三点一刻。办公室里光线灰暗。天色阴阴的。本来，透过朝南的窗户，他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看到那条沥青色的运河，看到河汊转弯处堆浮的白色垃圾和河面上的船只，看到凸起的坡岗和一小块、一小块的田地，可现在，一座高楼的墙坯拔地而起，挡住了原先就很浮泛的阳光。一个带着黄色安全帽的建筑工人，正站在脚手架上朝河里撒尿。　　他的新搭档，那个外号叫做“扑食佬”的家伙，安静地像个熟睡的婴儿。他是个跛子，又有白癜风，这都不是什么秘密。端午近来又从他身上发现了另一桩烦心事：他竟然还有狐臭。现在还是四月份，那股味道还不太显著，可天一旦热起来，你就是把他想象成一位汗腺过于发达的国际友人，恐怕也难以忍受。　　端午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叫“胡建仓”。假如他去做股票的话，大概赚不到什么钱。不过，他对股票没什么兴趣，宁愿把空闲时间，鬼鬼祟祟地消磨在成人网站上。假如端午对他这仅有的嗜好视而不见，“扑食佬”也很少来打搅他。冯延鹤刚才来过一个奇怪的电话。　　他的心脏最近做了五个支架。单位的同事有一种恶毒的担心，担心老冯迟早要死在那个白虎星儿媳的枕头上。　　这次老冯打来电话，可不是找他下棋的。老冯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名叫白小娴的人。白小娴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花枝招展的少女。其实她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了。端午曾在一个会议上见到她一次。干瘦干瘦的老太太，不过保养得很好。她原来是主管文化工作的副市长。老冯打来电话的时候，这个老太太就在冯延鹤的办公室里。她提出来要见见端午，不知为何。端午觉得这件事，不管朝哪个方面想，都有点离谱。　　他随便找了个理由，回绝了。　　好在他没去。　　　　秀蓉：昨天晚上又做了一个梦。　　端午：该不会又是革命党人吧？　　秀蓉：我梦见自己被人追杀。在秋天的田野上奔跑。田里的玉米都成熟了。下着雨。　　端午：你被人追上了吗？　　秀蓉：那还用说！抓我的人，是一个糟老头子。他从玉米地里直起身来，下身光溜溜的，什么都没穿。他得意地让我看了看他手里的铐子，怪笑着问我，是不是处女。他说，他并不是公安，让我不要害怕。他是专门收集处女膜的商人。他用祖传的方法，把它从女孩身上取出，晾干，然后把它制成笛膜。怎么样，好玩吗？他说如果我听从他的摆布，完事后就会立刻放了我。　　端午：你乐得答应了他，对吗？　　秀蓉：呸！　　秀蓉：我的一生，现在看来，就是这么一个薄薄的膜。其中只有耻辱。　　端午：你刚才的话还没说完。　　端午：你说你去了植物园。　　秀蓉：对，我去了植物园，但没进公园的大门。在天回山的山脚下，有一个农家小院，我在那儿坐了坐。吃了新挖的竹笋，喝了半杯啤酒。天雾蒙蒙的，什么花草也看不到。但毕竟已经是春天了。　　秀蓉：我承认，我的确做了一件傻事。真的很傻，如果让我重新考虑，我一定不会这么做。真有点不太甘心。不过，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是不会回头的。说到底，人还是太软弱了。　　端午：这么说，你现在，在成都？　　端午：你在成都，对不对？　　秀蓉：是，在成都。　　秀蓉：你很聪明。我随手打上了天回山这个地名。　　端午：哈哈，终于逮到你了。　　秀蓉：本来是想去西藏的。拉萨。那曲。日喀则。或随便什么地方。　　秀蓉：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死掉拉倒。　　秀蓉：可飞机从禄口机场刚一起飞，我就发起烧来。莲禺的旺堆喇嘛曾对我说，所有的事情在我身上都会发生两次。我又发烧了。旺堆喇嘛那张黑黑的脸，一直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空姐用餐巾布裹上冰块放在我头上降温。随后，她们把我弄到了头等舱。我第一次坐头等舱，可能也是最后一次。　　秀蓉：到了成都之后，停机坪上的一辆120救护车，将我送到机场附近的一家医院里。我在那儿只呆了两天，大夫说，我的发烧是肺炎引起的。但我的病却不像肺炎那么简单，他们建议我换一家更大的医院。随后，就被转到这里来了。我住在五楼的特需病房里。　　端午：到底怎么回事？　　端午：你别吓我！　　端午：什么病？　　秀蓉：还用问吗？　　端午：什么时候发现的？　　秀蓉：我在离开鹤浦前，给你写了一封信，当你收到它，就会什么都明白了。别着急。　　端午：可我一直没收到你的信。　　秀蓉：你会收到的。李春霞说，我活不过六个月。现在已经是第五个月了。心情也还好，这家医院的条件还不错。负责给我治疗的大夫叫黄振胜，很有幽默感。他从不避讳跟我谈论死。他说很多像我这样的癌末病人最后都是死于肺炎。他给我用了最好的抗生素，还有一点吗啡。四五天后就退了烧。他说虽然手术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所幸肌体还能对药物产生反应。也许情形还没那么坏。乔布斯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秀蓉：每隔一两天，黄振胜都会到病房来陪我聊上一小会儿。他还说，现代医学已经彻底放弃了“治愈”这个概念，它所能做的不过是维持而已。实际上，维持也是放弃。生命维持得越久，离治愈就越远。小黄说，他的工作实际上也是“维稳”。他厌恶自己的工作，倒不是怕脏。每天和那些癌末打交道，让他觉得生命其实没什么尊严。他负责照料的一个老干部，九十多岁了，在毫无意识反应的情况下，靠鼻饲居然也维持了三年。至少从医学上说，他还活着。检测仪器上各项生命体征都相当地稳定。当然喽，他花的是公家的钱。　　端午：你就一个人吗？谁在医院照顾你？　　秀蓉：有一个护工。她是湖南醴陵人，昨天就是她带我去植物园的。这些天，她一直在劝我跟她回湖南老家。她有一个堂叔，据说会用念了咒的符水给人治病。好玩。　　秀蓉：还有一个坏消息。　　端午：你说。　　秀蓉：我银行卡上的钱已经快用完了。　　端午：我现在就打电话订机票。我马上就赶过来。很快的。一眨眼就到了。　　秀蓉：你不要来！　　秀蓉：你再快，也没有我快。　　端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秀蓉：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端午：求求你，千万不要这么想。　　端午：你别吓唬我。　　端午：你在吗？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大约在半个小时前，胡建仓已经离开了资料室，下班回家。他顺手替端午开了灯。白炽灯管“嗞嗞”地响着。窗外的建筑工地上，早已人去楼空。一只瘦骨嶙峋的大黑猫，在脚手架上愤怒地看着他。像个哲学家。不远的地方，传来了机帆船“突突”的马达声。　　端午犹豫着，要不要给吉士打个电话。　　　　秀蓉：我还在。亲爱的。　　秀蓉：那天我们在天回山下的农家小院，一直呆到太阳落山。黄昏的时候太阳才露脸。没有一丁点风。植物园门口的小树林里，有很多老人在健身。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骄傲”两字。徐景阳的话是有道理的。他们都是从千军万马中冲杀出来的幸存者。活着，就是他们的战利品。　　秀蓉：还记得我们曾经讨论过的人的分类吗？我说过，这个世界上只存在两种人：死去的人，还有幸存者。我失败了，并打算接受它。　　秀蓉：你不要来！至少现在不要。我要一个人跨过最后的那道坎。知道我最讨厌什么人吗？　　端午：九点二十，有一班去成都的飞机。　　端午：你接着说。　　秀蓉：熟人。所有的熟人。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做梦能生活在陌生人中。我要穿一件隐身衣。直到有一天，我从图书馆回宿舍的途中，遇见了徐吉士。那是1989年的夏末，他去大学生俱乐部参加海子纪念会。然后就遇到了你。在招隐寺。不说了。自从遇见你之后，我发现原先的那个隐身世界，已经回不去了。怎么也回不去了。我甚至尝试着改掉自己的名字，可还是没有用。　　秀蓉：我可以死在任何地方。但死在医院里，让我最不能忍受。那简直不算是死亡。连死亡都算不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端午：晚上九点二十，有一班去成都的飞机。　　秀蓉：不要来。我要下场了。谢幕了。居然还是在医院里。有点不甘心。　　秀蓉：医院是一个借口。它才是我们这个世上最严酷的法律。它甚至高于宪法。它是为形形色色的掉队者准备的，我们无法反抗。我们被送入医院，在那里履行最后的仪式或手续，同时把身体里仅剩的一点活气，一点点地熬干净。　　秀蓉：就好像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是我们主动追求的最终结果。　　秀蓉：去年冬天，守仁被杀的那段日子，你还记得吗？其实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履行了所有的手续，并知道了它的所有秘密。就像我当年参加律师资格考试，舞弊是预先安排的，我提前就知道了答案。　　秀蓉：我曾经想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陌生人。把隐身衣，换成刀枪不入的盔甲。一心要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追赶别人的步调。除了生孩子之外，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自己厌恶的。好像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什么都不想。渐渐地就上了瘾。自以为融入了这个社会。每天提醒自己不要掉队，一步都不落下。直到有一天，医院的化验单温柔地通知你出局。所有的人都会掉队。不是吗？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秀蓉：如果时间本身没有价值的话，你活得再久，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秀蓉：我已竭尽全力。但还是失败了。我出了局，但没想到这么快。被碾轧得粉碎。注定了不会留下什么痕迹。我也不想。　　秀蓉：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端午：你说。　　端午：你说。　　端午：你说吧，无论什么事，我都答应。　　端午：我马上赶过来。告诉我你的具体地址。求求你。　　端午：求求你。　　秀蓉：关于我的事，先不要告诉我父亲。每年的十二月底和六月初，分别给他寄一次钱，每次六千。不要少于这个数目。要不他会找到家里来的，再有。　　秀蓉：也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欠任何人的债。　　秀蓉：在我们家楼下，有一片石榴树树林。你在树底下挖个坑。你要晚上偷偷地去挖，千万不要让物业的保安看见。最好深一点，把我的骨灰，就埋在树底下。　　秀蓉：每天。每天。我都可以看见若若。看见他背着书包去上学。看见他平平安安地放学回家。看着他一天天长大。平平安安。　　秀蓉：石榴花开的时候……　　　　天黑了下来。　　端午一刻不停地在网络上搜寻航班的信息。　　晚上九点二十分，川航有一班飞往成都的飞机。如果他现在就出发赶往禄口机场，时间还来得及。吉士的手机依然关机。要命。他存着某种侥幸，打通了机场的电话。　　值班票务员给他带来了一个坏的消息。由于罕见的大雾，所有的航班都停飞了，“你来了也没有用，机场附近的宾馆挤满了滞留的旅客”。要命。端午问她，航班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票务员回答说，这要看晚上的这场大雨，能不能下下来。真要命。　　他给绿珠发了一条短信。他本来是想发给吉士的，可却手忙脚乱地发给了绿珠。也好。短信中只有短短的六个字。　　　　有急事，请回电。　　　　在他打出租车赶往家里的途中，绿珠终于回了电话。　　在小区的超市里，他买了两袋速冻水饺、十袋一包的辣白菜方便面、一筒儿子最爱吃的薯片、一纸箱牛奶。但出了超市后，那筒薯片，就被证明是网球。他也懒得去调换。　　他去了超市隔壁的菜场。在修皮鞋的摊位边上，他配了两把房门钥匙：一把单元的防盗铁门，一把房门。　　儿子正靠在单元门的墙边背英文。书包搁在别人的自行车后座上。即便有人开门，问他要不要进去，他也总是摇头。要是门前的感应灯灭了，他就使劲地跺一下脚。　　　　A friendly waiter　　told me some words of Italian　　then he lend me a book　　then he lend me a book　　then he lend me……　　I read few lines,but I don’t understand any word.　　　　门前那片石榴树静默在浓雾中，端午不敢朝那边看。　　　　晚饭后，端午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把正在做作业的儿子叫到餐桌前，尽力装出轻松的样子。他平静地告诉儿子，自己要出去几天，问他能不能一个人在家。他把刚刚配好的两把钥匙装在他的自行车钥匙链上。　　“要很久吗？”儿子警觉地望着他。　　“现在还说不好。也许两三天，也许要久一些。”　　“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事。”端午把手放在他的后脖颈子上，“其实你也不是一个人。从明天开始，会有一个姐姐过来陪你，每天晚上都来。”　　“我认识她吗？”　　“你不认识。她人很好。”　　“是你女朋友吗？”　　“胡说八道！”　　“你是去开会吗？”　　“我去把妈妈，接回来。”　　“那你告诉她我当上代理班长的事了吗？”　　“当然。她已经知道了。”　　“她怎么说？”儿子的眼睛里突然沁出了一缕清亮的光，“她一定哈哈地傻笑了吧？”　　“她笑——”端午略微停顿了一下，试图稳住自己发颤的嗓音。　　“你现在就要走吗？”　　“对，呆会儿就走。”　　“今晚我得一个人睡觉，是不是？我有点害怕。”　　“你可以开着灯睡。”　　“那好吧。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先答应我。”　　“我答应你。”　　“别跟妈妈离婚。”　　“好。不离婚。”　　“那我要去做家庭作业了。”儿子长长地松了口气，光着脚，回自己屋里去了。　　　　端午从厕所的柜子里拿出了一把黑伞，犹豫了一下，又换了一把花伞。他的眼泪即刻涌出了眼眶。　　端午还是去了一次儿子的房间。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十点钟，他出了门。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　　　　10　　小时候，端午特别喜欢雾。当时，他还住在梅城，西津渡附近的一条老街上。老街的后面就是大片的芦苇滩，再后面，就是浩浩汤汤的长江了。江边，钢青色的石峰，耸立在茂密的山林之表。山上有一个无人居住的道观。墙壁是红色的。　　春末或夏初，每当端午清晨醒来，他就会看见那飞絮般的云雾，罩住了正在返青的芦丛，使得道观、石壁和翁郁的树木模糊了刚劲的轮廓。若是在雨后，山石和长江的帆影之间，会浮出一缕缕丝绵般的云霭。白白的，淡淡的，久久地流连不去。像棉花糖那般蓬松柔软，像兔毛般洁白。　　正在上中学的王元庆告诉他，那不是雾，也不是云。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岚”。他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正是“朦胧诗”大行其道的年月。在端午的笔下，“雾”总是和“岚”一起组成双音节词：雾岚。这是哥哥的馈赠。这个他所珍爱的词，给那个喧阗的时代赋予了浓烈的抒情和感伤的氛围。　　那时，文学社的社员们，时常聚在电教大楼的一个秘密的设备间，通过一台29寸的索尼监视器，欣赏被查禁的外国电影的录像带。阿伦·雷奈拍摄于 1956年的那部名闻遐迩的短片，第一次将雾与罪恶连接在了一起。端午开始朦朦胧胧地与自己的青春期告别。雾或者雾岚，在他的作品中一度绝迹。他不再喜欢朦胧诗那过于甜腻的格调。　　如今，当雾这个意象，再次出现在他的诗歌中时，完全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物理反应。只要他提起笔来，想去描写一下周遭的风景，第一个想到的词总是“雾”，就像患了强迫症一样。与此同时，雾的组词方式也已悄然改变。对于生活在鹤浦这个地区的人来说，“岚”这个词的意思，被禁锢在了字典里，正如“安贫乐道”这个成语变成了一种可疑的传说一样。　　雾，有了一个更合适的搭档，一个更为亲密无间的伙伴。它被叫做霾。雾霾。它成了不时滚动在气象预报员舌尖上的专业词汇。雾霾，是这个时代最为典型的风景之一。　　在无风的日子里，地面上蒸腾着水汽，裹挟着尘土、煤灰、二氧化碳、看不见的有毒颗粒、铅分子，有时还有农民们焚烧麦秸秆产生的灰烟，织成一条厚厚的毯子。日复一日，罩在所有人头上，也压在他心里。雾霾，在滋养着他诗情的同时，也在向他提出疑问。　　他的疑惑，倒不是源于这种被称作雾霾的东西如何有毒，而是所有的人对它安之若素。仿佛它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生事物；仿佛它不是对自然的一种凌辱，而就是自然本身；仿佛它未曾与暗夜共生合谋，沆瀣一气，未曾让阳光衰老，让时间停止；仿佛，它既非警告，亦非寓言。　　现在，端午拉着行李，正在穿过灯火暧昧的街道，穿过这个城市引以为傲的俗艳的广场。即便是在这样的雾霾之中，健身的人还是随处可见。他们“吭哧、吭哧”地跑步，偶尔像巫祝一般疯狂地捶打自己的胸脯、肾区和胰胆。更多的人围在刚刚落成的音乐喷泉边上，等待着突然奏响的瓦格纳的《女武神之骑》，等待一泻冲天的高潮。　　那灰灰的、毛茸茸的脏雾，在他的心里一刻不停地繁殖着罪恶与羞耻，在昏黄的灯光下铺向黑暗深处。而在他眼前，一条少见人迹的乱糟糟的街巷里，浓雾正在酝酿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　　它所阻断的，不仅仅是想象中正点起飞的航班与渴望抵达的目的地。它顺便也隔开了生与死。　　　11　　绿珠在英皇大酒店的大厅里等他。这是鹤浦为数不多的五星级酒店之一，离端午居住的那个街区不远。绿珠穿着一件半新旧的黑色外套，白色的棉质衬衣。大概是龙孜的日照较为强烈，她比以前更黑了一些。不过，人看上去，却沉稳了许多。　　她默默地从端午手中接过拉杆箱，带他去了商务中心边上的一家茶室，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　　窗外是下沉式的庭院，对面就是宾馆的别墅区。亮着灯。端午把钥匙交给她，并让她记下了自己家的楼号和房间号码。　　一段时间不见，两个人都有点生分。　　“我可不会做饭呀。”绿珠打开一个红色的夹子，将钥匙别在铜扣上，“带他到外面去吃饭行吗？他叫什么名字？”　　“若若。你随便对付一下就行了。他还算能够将就。”端午黑着脸低声道。　　他又嘱咐了一些别的事：早上六点一刻之前，必须叫醒若若；六点四十五分之前，必须离开家门；如果早自习迟到的话，他将会被罚站；面包在冰箱里，牛奶是刚买的，得给他煮一个鸡蛋，还有，得看着他把鸡蛋吃完，否则，他会趁人不备，将它偷偷地塞进衣兜，拿到外面去扔掉。　　“你现在就要走吗？”　　“就算是去了机场，恐怕也得挨到明天早晨。”端午狠狠地吸了几口烟，又道，“明知道去了也没用，只是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　　“我给常州的机场也打了电话。同样是大雾，航班取消。上海的浦东机场，飞机倒是能正常起降，不过你现在赶过去恐怕也来不及了。”绿珠给他倒了一杯冰啤酒，“随便你。你现在走也可以。我替你叫了一辆车去机场。师傅姓杨，车就在门外的停车场等着。机场那边，现在一定也乱得很。”　　端午没做声。茶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六角形的吧台里，一个脖子上扎着领结的侍者，正在把台面上的一排酒杯擦干。顶灯柔和的光线投射在木格子酒架上，照亮了侍者那白皙的手。吧台上的其他地方，都浸没在灰暗之中。　　绿珠说，她姨妈还在泰州。两个月来，小顾一直在琢磨着，把江边的那座房子卖掉。由于是凶宅，在交易所挂出后，一直无人问津。绿珠这几天还回去看了一下，到处都是尘土。花园也早荒掉了。　　“天气预报说，后半夜有雨，鬼知道会不会下！”绿珠偷偷地打了个呵欠，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我本来也是今天下午飞昆明。如果不是这场大雾的话，这一次我们就见不上了。”　　“不会耽误你什么事吧？”　　“你说什么事？”　　“云南那边，你的工作。”　　“放心吧。家里的事，你就别管了。我会尽可能地照顾好他。虽说我不喜欢孩子。一直等你回来为止。在龙孜的那份工作，现在已经有点让我厌烦了。”　　“怎么一回事？”　　“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再说吧。”绿珠看上去又有点抑郁，“你去了成都，又不知道你妻子在哪家医院，怎么办？总不能一家医院一家医院地去找吧？”　　“她说离植物园不远。我现在也顾不了那许多，只是想早一点赶到成都。”端午喝干了杯中的啤酒，用手背碰了碰嘴唇，“我反而有点担心，担心知道她在哪儿。”　　“不明白。”绿珠皱着眉头望着他。　　“一旦我知道她住在哪儿，这说明她多半已经不在人世了。”　　绿珠还是一脸疑惑的表情。她没有再去追问这件事。侍者拿着一个托盘过来，弯下腰，轻声地问绿珠还要点什么，他就要下班了。绿珠让他给茶壶续上水，又要了两瓶冰啤酒，一个坚果拼盘。　　很快，吧台上的灯灭了。一个身穿制服的矮胖保安，手执一根警棍，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来回梭巡。　　“如果你想安静一段时间，可以来龙孜住一段。就当散散心。”　　“你不是说已经有点厌烦了吗？”　　“我说的是那个项目。挺没劲的。不过那儿的风景倒是没的说。第一期工程还没有竣工，我们现在只能暂时住在山上，一个看林人的小院里。坐在门口就可以望得见梅里雪山。就是中日联合登山队被雪崩埋掉的那座神山。海拔倒是有点高，刚去的时候老是倒不上气来，过个两三天就好了。除了山风呼呼地从山顶上吹过，你听不到一丁点声音。真正的远离尘嚣。也不知道那对孪生兄弟，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山下的村庄里住着彝族人，也有汉人。破破烂烂的印章房。山下还有一条小溪，当地的居民叫它翡翠河。时常可以看到野鹿和狍子到溪边来喝水。天蓝得像燃料，星星像金箔一样。　　“当地人说，七八月份去最好。山野里，溪边上，草甸子上的花，都开了。漫山遍野，到处都是。远远看过去，像是给山包和草坡铺上了一层红毡子。如果你偶尔看见一大片白色的花，多半是土豆……”　　见绿珠说起来就没完，端午只得打断她：　　“具体说来，你们搞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说穿了，就是给那些半山腰上的十几户人家，那些猎户，很少的一点钱，打发他们走人，然后把整个山都占下来，自己在山上重新盖房子。有五十年的使用权。”　　“什么样的房子？是别墅吗？”　　“没那么简单。第一期规划主要是生活区。那房子修得像碉堡似的，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怪里怪气的，一点也不好看，也有点像窑洞。可兄弟俩都说那是后现代建筑。这么设计，主要是为了不破坏山林的原始状态。尽可能不砍树。朝南的一面采光。兄弟俩对环保的要求很苛刻。第二期规划是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建筑完全在地面上，用来展览兄弟俩收藏多年的艺术品。大多是一些汉画的拓本，还有一些铜镜、石雕、古器什么的。另外，他们还想在山上建一座全日制的小学。这次去上海，就是为了开论证会。”　　“那些山上的猎户愿意搬走吗？”　　“我们不和他们直接发生关系。”　　绿珠的口中第一次出现了“我们”这个词，紧接着又出现了第二次：　　“我们只和当地政府谈判。嗨，说句不好听的话，那些农民，和动物没什么区别。既木讷又深不可测，既狡诈又可怜。你根本弄不清他们的木鱼脑袋里成天想什么。和鹤浦的拆迁户一样，他们一听说要拆迁，就开始没日没夜地在山上种茶树，在房前屋后种果树，搭建厢房，扩大庭院，无非是在计算林地损失和房屋面积时，向政府和出资方多讹点钱。　　“到了谈判的那一天，两名精干的猎户代表，一会儿说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一会儿说牛圈多少面积，马棚多少面积。刚商定的赔偿数额，一眨眼的工夫就反悔。从早晨一直折腾到天黑，把兄弟俩都搞晕了。　　“最后，兄弟俩一合计，给那两个猎户布置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让他们别一根椽子、一颗钉子地算账了，干脆出个价。就是说，十几户人家，在一个月内搬到山下，总共要多少钱。那两个代表你看我，我看你，用当地的土话叽里咕噜地商量了好半天。最后他们犹犹豫豫地说出了一个数目。他们壮起天大的胆子，红着脸，咬着牙，最后说出的那个数额，让兄弟俩目瞪口呆。因为，那个数额，竟然还不到孪生兄弟原本打算赔给他们的四分之一。你说可笑不可笑？”　　“你打算在那儿一直呆下去吗？”　　“听你的口气，好像不希望我在那儿呆下去似的！”　　“我倒也没这个意思，不过随便问问。”　　“我也不知道。”绿珠偷偷地瞥了他一眼，“怎么说呢，我当初是奔着香格里拉去的。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可龙孜这个地方，离迪庆还是挺远的，荒僻得很。当地人也管这个地方叫‘香格里拉’。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香格里拉’。你去过迪庆吗？”　　“没有。”端午依旧阴沉着脸，有点生硬地回答道。过了一会儿，他又解释说，他不喜欢那个带有殖民色彩，可人人趋之若鹜的地名。香巴拉，或者香格里拉。还有那个希尔顿。那本三流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香格里拉原本就不存在。它只是被杜撰出来的一个乏味的传说而已。　　“正因为它不存在，所以才叫乌托邦啊。”　　“别跟我提乌托邦这个词。很烦。”端午冷冷地道。　　绿珠说，她最感到烦心的，是她弄不清兄弟俩的底细。她不知道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为何要在这么一个穷乡僻壤买上这么大一块山地。他们一会儿说要建立循环生态示范区，生产没有污染的瓜果、蔬菜和烟叶，一会儿又搬出梁漱溟和晏阳初来，说是要搞什么乡村建设，在物欲横流的末世，建造一个“诗意栖居”的孤岛。他们信奉斯多葛派的禁欲主义，却时不时喝得酩酊大醉，半夜发酒疯。他们也很少在那里住。　　在绿珠抵达龙孜后的三个月中，兄弟俩已经去过一次迪拜，两次尼泊尔。如果说他们实施这个乌托邦计划的最终目的，只是巧立名目，为了替自己建造一个息影终老的私人居所，那么，绿珠和这个团队的另外七八个人，立刻就有了管家或杂役的嫌疑。　　这是绿珠最不能接受的。　　兄弟俩表情刻板，行为乖张，眉宇间时常含着忧愁，可彼此之间倒是十分亲昵。平常话很少，偶尔险险地笑一下，能把人吓个半死。他们时常宣布“禁语”。他们在的时候，一个星期中，总有一两天是禁语的。他们自己不说话，也不让别人说话。绿珠他们只能靠打哑谜的方式与兄弟俩交流。据说这是他们“领悟寂静和死亡”行为艺术的一部分。　　绿珠抱怨说，她有时甚至有些暗暗怀疑，这两个人到底是不是孪生兄弟。会不会是假扮成兄弟的同性恋？因为团队里的人私下里议论，都说他们长得一点都不像。　　绿珠一直在滔滔不绝。可是，当端午问她，是如何认识这两个“妖人”的时候，绿珠却三缄其口：“这是我的秘密。至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忧郁的人，总是能够互相吸引的。”　　端午只是静静地听着，不再随便发表什么意见和评论。无论是兄弟俩，还是龙孜，在他看来，都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所有的地方，都在被复制成同一个地方。当然，所有的人也都在变成同一个人。新人。尽管他对龙孜的这个项目了解得还不是很多，可他总觉得，它不过是另一个变了味的花家舍而已。　　但他没有把这个看法告诉绿珠。　　　　两点刚过，等待已久的这场大雨终于来了。　　突然刮起的大风吹翻了桌布。终于下雨了。　　重重叠叠的闷雷，犹如交响乐队中密集的低音鼓。终于下雨了。　　雷声余音未消，窗外的庭院里早已是如泼如泻。终于下雨了。　　　　在等待大雨过去的静谧之中，绿珠没怎么说话。仿佛远在龙孜的兄弟俩，向她下达了封口令。不过，端午喜欢她这种静默的样子。喜欢与她两个人静静地坐着，不说话。　　一个小时过去了，雨还没停，端午只得决定在雨中上路。　　绿珠说，呆会儿等雨停了，就去给若若做早饭。她嘱咐他，到了成都之后，给她发个短信。　　她没有送他到门口，一个人独自上了楼。　　　　在通往机场的高速公路上，端午从漆黑一片的雨幕中再次看到了二十年前的自己。　　差不多也是在同样的时刻，他蹑手蹑脚地离开了招隐寺池塘边的那个小院，赶往东郊的火车站。当时，秀蓉正在高烧中昏睡。在离车站不远处的广场附近，他让拉客的三轮车停了下来。马路边有一个卖馄饨的摊位。他在那儿吃了一碗小馄饨，用的还是秀蓉的钱。他的脑子里一刻不停地盘算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不要回去？　　在清晨的凉风中，他感觉到自己的脸颊有点发烫。车站古老的钟楼沐浴在一片暗红色的晨曦之中。天空彤云密布，曙河欲晓。　　　　由于旅客的积压，端午的那个航班，直到早上八点才获准起飞。登机后，他一直在昏昏欲睡。飞机抵达成都双流机场的时间，是上午十点零二分。　　他在排队等候出租车时，手机上一下出现了好几条短信。　　　　欢迎您来到成都！中国移动成都分公司祝您一切顺利！　　　　若若已去上学，诸事安好。勿念。随时联络。珠。　　　　关注民生，共创和谐。河畔生态人文景观，凸显价值洼地。南郊水墨庭院震撼面世！独栋仅售200万，新贵首选。送超大山地庭院果林，露台车位。　　　　速来成都普济医院或致电黄振胜医师。　　　　12　　家玉是在这天凌晨离开的。院方所推测的死亡时间，是在三点到五点之间。　　护工小夏夜里起来上厕所。她坐在马桶上，无意间发现，卫生间上方吊顶的铝扣板，掉下来两根，露出了里面的铁柱水管。她没觉得这事有什么蹊跷，回到钢丝折叠床上，继续睡觉。　　黑暗中，她听见家玉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小夏就问她想不想喝水？是不是很难受？要不要叫大夫？家玉只回答了一个字。　　闷。　　当小夏再度从床上醒过来，特需病房已经挤满了大夫和护士。她看见卫生间铁管上悬着丝带，地面上有一滩黄黄的尿迹。已经太晚了。　　由于长途奔波的疲惫和缺乏睡眠，端午显得格外的平静。倦怠。麻木。轻若无物的平静。他的泪腺分泌不出任何东西。他在心里反复盘算着这样一件事：如果医生的推测是准确的话，家玉踮着脚，站在浴缸的边沿，试图把轻若无物的丝巾绕上铁管的时候，正是在他赶往机场的途中。　　他来到了妻子生前住过的那个病房。由于床位紧缺，那里已经住进了一个干瘦的老头。他是邮电局的离休干部。目光已是相当的微弱和胆怯，可仍在床上和护士、家人大发脾气。强行注射的镇静药，显然也没能让他安静下来。骂人的话从他那衰败的声道中发出来，带着嘶嘶的痰音，听上去反而像温柔的耳语。原来，他不喜欢这个房间号。514的谐音，就是“我要死”。他坚决要求更换房间。一辈子烂熟于心的唯物主义，拿他的恐惧没有办法。住院部的一位主任赶到了现场。他想出了一个“人性化”的处理办法，当即命人更换了门上的铁牌，514换成了555。老头这才心满意足地进入了梦乡。　　小夏仍然留在那个房间，不过是换了一个伺候的对象罢了。见到端午，她只是默默地流泪，让端午既惊讶又感动。端午给了她500块钱，她怎么也不肯收。　　黄振胜大夫上午有两台手术。直到下午三点，他们才在住院部对面的一家“上岛”咖啡馆里见了面。　　黄大夫是一个直率的年轻人，说话有点啰嗦。他向端午表示，病人在他们医院自缢身亡，院方和他本人都是有责任的。这一点，他很清楚。他告诉端午，既然他当初决定收治这样一位没有亲属陪伴，且户籍又不在本市的危重病人，就没想到过逃避什么责任。如果遇到蛮不讲理的家属，和院方大吵大闹，甚至于为此提起诉讼，也并非没有理由。　　但他希望端午不要这样做。　　“如果我们当初拒绝收留她的话，她很可能在一个月前就已告别人世了。你恐怕也知道，作为一个医疗机构，院方首先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救人，而是法律上的免责。这是公开的秘密。全世界都是如此。如果在美国，你即便想做一个小小的阑尾炎手术，医患之间的协议，也可能会长达五十多页。也就是说，我们当时完全有理由拒绝她，让120急救车带着四十度高烧的病人，去下一家医院碰运气。”　　黄振胜劝端午换个角度，站在病人的立场上来思考这个问题。所谓的换个角度，即便黄大夫不说，端午也能想象出来：　　病人身上的癌细胞已经转移。至少有两个不同的类型，三到四个不同的部位。她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按最为乐观的估计，也不过半年。抛开代价高昂且难以承受的医疗费不说，作为大夫，他当然知道，这最后的半年，对病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家玉这样一个希望保留自己最后一点做人的尊严的病患……　　“也许作为大夫，我不该说这样的话。眼下的这个事情，显然让家属难以接受，但作为病人来讲的话呢，却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结果。”　　端午一脸麻木地听他说完，中间没有插一句嘴。似乎黄大夫正在谈论的，是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最后，端午感谢黄大夫在最近一个月中，对妻子给予的救治和照顾。至于说追究院方的责任，他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何况，他也从来不认为院方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存在任何过错。　　听他这么说，年轻人一激动，就把脸凑了上来，压低了声音，用十分欧化的句子提醒他，在听到自己下面的一段话时，不要感到吃惊：　　“我也许在三天前，就已察觉到她自杀的迹象。当时，她已经开始向我询问，倘若在网上购买氰化钾一类的药物，是否可靠。我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说服她，打消这个念头。不过我还是暗示她，到了最后的时刻，我可能会在医生的职业道德许可的范围内，给她加大吗啡的剂量。今天凌晨，我在家中被特需病房的电话惊醒了。我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和他告别时，黄大夫告诉端午，他已经嘱咐院方，在为她开具死亡证明时，忽略掉“非正常死亡”这样一个事实。这样，端午在办理异地火化的相关手续时，也许会省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对此，端午没有表示异议。他还向黄大夫透露了这样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他和家玉实际上已经离婚。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说，他其实也无权处理她的遗体。　　黄大夫笑了一下，道：“这个不碍事。火葬场的人，是不会提出来查验你们的结婚证书的。”　　家玉在医院留下的物品包括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仿蛇皮的GUCCI包、一枚成色不太好的和田玉手镯、一个苹果IPOD。还有两本书。这是她临走前，从自己的书架上随手取下，准备带在路上看的。一本是《海子诗选》，另一本则是索甲仁波切写的《西藏生死书》。　　端午没能找到她留给自己的那封信。　　她的遗体在第二天傍晚火化。那时的殡仪馆已经没什么人了。工作人员正把一个个用过的花篮往垃圾车上扔。　　在空荡荡的骨灰领取处，在已经有点变了味的浓郁的百合的香气中，他忽然想起唐代诗人江为的两句诗：　　　　黄泉无旅店。　　今夜宿谁家？　　　　端午回到鹤浦的家中。绿珠正在洗澡。她从卫生间里跳出来，光着脚替他开了门，并嘱咐他数到十，再推门进屋。　　端午就在门外抽了一支烟。　　当他推门进去的时候，卫生间里已经传来了吹风机的声音。　　绿珠告诉他，从早上起来，她就在替若若整理房间，出了一身臭汗，头发都沤了。她希望若若在接下来的几天中，看到漂亮的房间，心情会好一些。　　“你的书架，我昨天也帮你整理了一遍。”绿珠拢了拢湿漉漉的头发，看上去果然有些疲倦，“昨天晚上，我在你家看了一宿的书。不好意思，也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　　端午不知道她所指的不该看的东西，是不是自己的日记，也没有心思去问。她身上那件白色的浴衣是家玉平常穿的，也许她不知道；也许她知道，却并不忌讳。　　那个枣红色的骨灰盒，就搁在客厅的茶几上。绿珠蹲在茶几边上，对着它端详了半天，用手摸了摸，然后转过身来，对端午吐了吐舌头：“我能不能打开看看？”　　不过，她终于还是没敢看，只是随手在上面盖了一块蜡染布。　　　　“我简直有点爱上你儿子了！”绿珠说。　　昨天晚上，她带他去餐馆吃饭。在等候上菜的那段空隙，若若还趴在桌前做数学题。她问他为什么这么用功，小家伙就吸了吸鼻涕，对她说，每次考出好成绩，妈妈都会像疯子一样地狂笑。就算是当着同学的面，她都会毫不犹豫地将他揽入怀中，在他的脸上亲个没完。　　“简直就是蹂躏。”若若笑道。　　他刚当上代理班长。他很在乎这件事。他对绿珠解释说，代理班长，实际上就是班长。“妈妈明天就回来了。她知道我当上了班长，还不知道高兴成什么样子呢！”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骄傲。　　那时，绿珠已经从端午打来的电话中知道家玉不在了。听若若这么说，绿珠赶紧起身，装出上厕所的样子，找了个没人的角落，大哭了一场。　　“你打算怎么跟孩子说这件事？”　　“我还没想好。”端午重重地叹了口气，忽然仰起脸来问她，“或者先不跟他说……不行，他早晚会知道的。等会儿他放了学，一进门，就会问。第一句话，就会问。”　　两个人把接下来要发生的场景模拟了好几遍。　　绿珠一直在流泪。　　不到四点，绿珠就早早地离开了。她说，她实在不忍心看到若若放学回家时那兴冲冲的样子。　　可是，他们预先准备好的台词，一句也没用上。儿子放学回家后的实际情形，完全出乎端午的预料。　　“我回来啦！”若若仍像往常那样跟自己打招呼。他在门边脱鞋，把书包随手扔在地上。也许感觉到了端午严峻的表情有点不同往常，他又转过身来，飞快地看了他父亲一眼。他的目光甚至掠过了茶几上的骨灰盒，但又迅速地弹了回去。那是一种目光先于心灵的直觉。他似乎本能地意识到，那是一个不祥之物。　　他进了厕所。他呆在厕所里的时间要比平常长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