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她这一说，汤碧云的神色更显慌张，紫胀的嘴唇也哆嗦得利害。她手忙脚乱地取出一支烟来，叼在嘴上，可怎么也点不着火。姚佩佩抓住她的胳膊，问她是不是哪儿不舒服，汤碧云猛吸了几口烟，才道： “我饿了一天，刚才吃得急了一点，就有点心慌。佩佩——” “嗯。” “佩佩，你觉得我这个人真的有那么坏吗？”说完，眼睛里豆大的泪珠滚滚而出。佩佩见对方似乎动了真情，自己的双眼也有点潮湿，她就后悔刚才说那样的话。可又不知如何劝慰她，想了半天，就把她们第一次见面时说过的那句话重新说了一遍： “好了好了，别难过了。你要是个男的，我就毫不犹豫地嫁给你。怎么样，这总可以了吧？” 她这一说，汤碧云哭得反而更厉害了。半晌，汤碧云抬起头来，眼睛红红的，问他道：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名叫花家舍的地方?” “没听说过，怎么呢？” “没什么。”汤碧云擦了擦眼泪，像是下了一个很大决心似的，向服务员招了招手。 佩佩心里道：今天这个羊杂碎也不知怎么了，尽说一些半吊子的话。让人听上去摸不着头脑。 正想着，汤碧云又说，钱大钧在城郊的那座房子离这儿不远，她还有些东西留在那儿，她要去取回来，问姚佩佩愿不愿意跟她一起去：“那处房子，到了晚上有点阴森森的，屋后还有几座坟，有些怕人。” 姚佩佩想了想道：“要是碰上钱大钧这个鬼可怎么办？” “他不在，去省里开会了。”汤碧云道，“你要是不愿意去，就算了。” 佩佩抬头看了看树梢上那一轮铜盆似的圆月，笑道：“我也是个胆小的人，要是遇上鬼，你可别指望我来救你。今晚的月色这么好，我就陪你去走走呗。” 说完两个人挽着胳膊出了饭店，沿着幽深的巷子往前走。她们来到巷子尽头的一簇桂花树前，汤碧云又站住了。她从桂花树上揪下一些桂花来，用手帕包着，说是带回去泡茶。 “佩佩”，汤碧云忽然转过身来，望着她的脸：“算了，时候不早了，你还是先回去吧，不用陪我了。” “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佩佩道，“走吧，哪里来的这么多废话！那房子里有没有养狗？” 汤碧云摇了摇头，笑道：“是你自己要去的，待会儿要是遇上鬼，你可别怪我。” 9 这是一处小巧精致的乡间庭院，座落于甘露亭旁的深林之中。东侧的小院门并未上锁，用手轻轻一推，门就开了。庭院虽小但十分清幽，四周砌有高墙。墙面的几处花窗，姿态不一，透出一些古意。一颗槐树亭亭如盖，枝条探出院外，树冠泻下圈圈月光，清风一吹，不觉令人神清气爽，百虑皆忘。墙角种有芭蕉和燕竹，枝蔓分披；地面遍铺蜀锦碎石，在槐树浓密的阴影中，斑驳成趣。园子多时未经打扫收拾，长满了杂草和野生的芦柴，却又不免让人动了黍离之思。在花园和天井之间有檐廊相接，左右廊柱挂有一副楹联，白漆斑驳破碎，但字迹宛然可辨，原先主人的闲情逸趣，从联语一望而知： 安闲莫管稻粱谋 沽酒不辞风雪路 姚佩佩一进园子，就东瞅西看，随处闲逛。即便自己在上海的院落，与之相比，也不免多了几分俗气，嘴里不禁赞叹道：“想不到在梅城，竟还有这么一处雅致的宅院。” 第三章 菊残霜枝(30) 汤碧云见佩佩喜欢这个园子，也有几分得意，笑道：“你要是喜欢，不妨就多看两眼。过两天等大钧回来了，我这把钥匙一交出去，再想来恐怕也不行了。”说完，开了屋门，就先进去了。 天井的格局更为幽僻。只是时花异草皆已荒芜，叠石高台遍织蛛网。灌园的工具，诸如钉耙、铲子、木桶之类都杂乱地堆放在墙角。姚佩佩在天井中驻足良久，忽然看见汤碧云在楼上向她招手。沿着水井旁的楼梯躬身而上，走到楼上，姚佩佩看见房间的门都上了锁，只有东侧的一间开着门。汤碧云正在那儿烫壶沏茶。 这个房间大概就是钱大钧和羊杂碎的幽会之所了。一进门，那张雕花罗汉床十分显眼，南窗下有一张小方桌，几把藤椅。凭窗而坐，可以眺望远处的山景和村庄。窗玻璃的冰裂纹一看就是明清旧物，就连汤碧云用来替她泡茶的杯子也画有童叟相戏之图，似乎也很有些来历。汤碧云说，这个地方远离城区，还没有通电，只能点上美孚灯照明了。佩佩笑道：“今晚的月色这么好，点上油灯实在有点重复。”汤碧云一听她这么说，果然就站起身，要吹灯，佩佩又把她拉住了，“既然点上了，何必吹它？再说有了这点亮光，我们的胆子也更壮一些。”然后，碧云坐在姚佩佩的对面，托着脑袋对她说： “怎么样，这地方不错吧？” 佩佩见羊杂碎将他人的院宅向自己炫耀，全然不顾自己已经被扫地出门的事实，再看她脸上天真烂漫，一心盼着自己夸赞几句，心头忽然一动，不禁有些悲凉。夜空静谧，略无纤尘，银河泻影，月华静好。佩佩恍惚间简直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我的眼皮为什么抬不起来了？我的头为什么这么沉？她喝着加了桂花的茶，把手搭在窗台上，心里忽然想到：若是躲在这样一处园子里，一个人过一世，读它一辈子的春秋三传、四史妙文，倒也不枉来人世一遭…… 羊杂碎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她拉住佩佩的手，道：“反正钱大钧也不在，不妨我们就在这里住一夜，明天一早离开，怎么样？”这个提议立刻遭到了姚佩佩的坚决拒绝。她沉下脸道：“这地方再好也是人家的。杭州再美，毕竟不是东京汴梁！只消看一眼就可以了，我们赖着这儿，到底也没什么意思。你赶快去收拾收拾东西，我们一会儿就走。再说，明天一早我还要去厂里上班呢。” 可碧云坐在那儿一动没动，那笑容那眼神越来越诡异。 “佩佩……”汤碧云轻轻地叫了一声，泪水又止不住地从脸上淌下来了。姚佩佩一看她流泪，心中凛然一震，忙问道：“羊杂碎，说实话，你今天到底怎么了？我怎么老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汤碧云掏出手绢来擦脸，嘴里含混不清地道：“佩佩，你可不要怪我。” 佩佩的脸色一下就变了。她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即将发生，猛然记起来，刚才进门的时候，她明明看见大门上落了锁，可仅仅这一眨眼的功夫，羊杂碎竟然给自己沏好了茶，那么这开水是从哪儿来的呢？想到这儿，佩佩不由得汗毛倒竖，她觉得自己的胆都快碎裂了，恐惧从脚底沁出来，顺着她的裤管往上爬，顷刻就漫遍了她的全身。 姚佩佩从桌边站了起来，指着汤碧云叫道：“羊杂碎，你，你在害我……”话没说完，就感到眼前的房子、月亮、窗户都裹在一个巨大的漩涡里，飞快地转动起来。而汤碧云那张暧昧的脸，竟然分出了许多重影，在她眼前分分合合，层层叠叠，似乎有一屋子的人在望着自己……她感到头脑昏沉，胀痛欲裂，腿脚却不听使唤，怎么也挪不开步子。她瘫坐在藤椅上，把桌上的茶杯猛地一推，一头栽倒在桌子上，沉沉睡去。脑子里最后残剩的一点幽微的光亮，旋即熄灭。她知道茶杯翻了，茶水在桌面上漫过她的手指，热热的。她听见茶杯在桌子上“骨碌碌”滚动着，最后“啪”的一声，摔在地上碎了。她知道，她那不切实际的梦想、她那脆弱得像冰块一样的心，她那深藏不露的骄傲和矜持，像花一样盛开在她的心底里的所有女人的秘密，都碎了。 姚佩佩从罗汉床上醒过来，首先看到的就是一轮皎洁的圆月，不过，它眼看着就要被房檐遮住了。鳞片般的云朵看上去很不真实，就像是天空突然皲裂，一圈圈银灰色的裂纹玲珑剔透。很快，她就闻到了一股烟味，可她的身体像是被什么东西绑住了一样，丝毫动弹不得。她觉得脑子里有一把锥子在搅着她的神经……她抬起右手，在床上胡乱摸了一下，就摸到了一条毛茸茸的大腿。于是，姚佩佩开始了她有生以来最为剧烈的尖叫。 第三章 菊残霜枝(31) “不要叫，不要叫！”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她耳畔说。 他将佩佩的脑袋板过来，让她看着自己。姚佩佩看到他嘴角的那颗大痦子，立刻就不敢叫了。她哆哆嗦嗦地颤栗着，身子一缩，那人顺势一揽，就把她搂在了怀里。 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乖乖，我的小乖乖，我的心肝！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的心就碎了！你还记得吗？就是在会议室的那次，你最后一个进来。找不到座位，就站在那儿，望着主席台，望着我。我当时就想，要是能把你身上的那件蓝色的列宁装全部脱掉，你会是什么样子？啊，你是一颗樱桃！刚刚长熟，那么圆，那么滑，那么红，还沾着露水。那么请问，我怎么办？惟一的办法，我的小宝宝，就是把你一口吞下去，连皮带肉，一口把你吞下去。现在你就在我的肚子里。在这儿，你摸摸，姚佩菊同志……你的身体那么丰饶，比我无数次梦中见到的还要好上一万倍。亲爱的姚佩菊同志，现在我可以负责任的向你宣布，我爱你！经过慎重考虑，我同样认为，你嫁给我是合适的。请相信，它是纯洁的，亲爱的姚佩菊同志，你现在惟一应该做的事，就是接受它…… 金玉的双手紧紧地箍着她。姚佩佩蜷缩在他怀里，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像个婴儿般的温顺。她的身体像一团松松的棉花，使不上什么力气。没办法，真是没办法。金玉俯身蹭了蹭她的脸、她的眼睛。他的头伏在她胸脯上，嘴里像是含着一颗糖，喃喃低语道： “姚佩佩同志，现在我要发动二次革命，杀他一个回马枪，您不会反对吧？我想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魂飞魄散……” 姚佩佩使劲地抓他、掐他、拧他、抠他，她所有的挣扎，似乎在向对方撒娇似的绵软无力。金玉把她的两只手一起捉住，捏在一起，压在她脑后。佩佩就向他吐唾沫。可金玉不仅不生气，反而伸出舌头来舔。她的腰像一张拉满的弓，一次次高高地耸起来，迎向他。不行，不能这样！我的所有挣扎，在对方的眼中，不过是迎合和急不可待！那声音，听上去，就像是给墙基打夯。而那片薄薄的、易碎的膜，就是我一生的缩影：其中除了耻辱，什么也没有…… 当金玉发出沉重的鼾声时，姚佩佩试了两次，终于能从床上坐起来了。金玉本能地用手来抓她，可佩佩轻轻一掰，他的手就松开了。 她的衣服和裤子在地上被扔得东一件西一件，鞋也不知被踢到什么地方去了。她摸索着在地上找衣服和鞋，手指被什么锋利的东西划了一下，她的手破了，可她并不觉得怎么疼痛。随后，她在内衣下面摸到了那个凉凉的东西，拿过来，凑在月光下一看，原来是一只摔碎的玻璃杯的底托。这块底托沉甸甸的，四周有一圈锐利的玻璃锋刃。她轻轻地将它搁在桌上，很快就穿好了衣服，可并没有马上离开。 她呆呆地依窗而坐。似乎正在极力回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可她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桌上的那块底托。她又回过头去，看了看那张罗汉床。金玉嘴里扑扑地吐着气，鼾声如雷。我要是把这个东西往他脸上一按，就像盖上一枚邮戳似的，他的脸会变成什么样子？月亮已经看不见了，可楼上楼下依然很亮，风吹动着树枝，下雨似地簌簌作响，像是在颤栗，又像是叹息。她闻到了一股特别的香味，它不是来自桌上那尚未用完的锯末般的桂花，而是园子深处蔷薇似有若无的香气。 她简直没法摆脱那个疯狂的念头。她想到了赶紧离开这儿，可她脑子里有两个小男孩在打架：一个红衣红裤，怂恿她尽快下手；一个白帽白袍，劝她放弃。她口渴难忍，看见了桌上有只茶杯。她无法判断里边是否放了安眠药。奇怪的是，安眠药也有自己的意志，事实证明，它完全能够胜任裁判一职：当姚佩佩悲愤地想到，钱大钧是如何去县 医院和药剂师密谋，又用了怎样的办法劝说汤碧云向自己的姐妹下手……她觉得没有必要再这样纠缠下去了，她已经做出了决定。 她把那块茶杯的底托拿在手里。还好，它很适合把握！她蹑手蹑脚走到床边，深吸了一口气。 佩佩，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我知道。 非得这么做吗？ 对，非得这么做不可！ 她不再犹豫，将茶杯底托的锋口朝下，对着床上那张衰老、松弛、肮脏的脸认真地比划了半天，然后，左手握住茶托，右手压在左手的手背上，用尽全身力气按了下去……她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正在发生的事，她的身体被金玉双手一推，飞了起来，她的脑袋撞在了对面的墙上。同一时间，金玉也已滚落在地。她看见金玉的两个眼窝里一起往外渗血。他弯着腰，脑袋转向左边，然后又转向右边，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嘴里嗷嗷乱叫。看不见了！我的眼睛看不见了！佩佩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恐怖的咆哮声。她爬到门边，拧开了房门的把手，赤着脚，发疯的朝楼下跑去。 第三章 菊残霜枝(32) 在楼梯的拐角处，金玉追上了她，在身后拦腰把她抱住了。两个人从楼梯上滚下来，一直滚到墙角的井台边。姚佩佩从地上站起来，正要往门外跑，发现金玉死死的抱住了她的一条腿。她感到自己的脚踝上都是血，湿乎乎的。她在月光下一眼就看到了井盖上压着的那块大石头，旁边还有一只铁皮吊桶。她想都没想就把那块大石头抱了起来，对着金玉的脑袋砸了下去，那声音听上去空洞而沉闷。她的嘴里一二三四的数着。当她数到第九下的时候，金玉的手松开了。他的身体一翻，仰面躺在井台边，不再动弹了。 姚佩佩在敞开的庄稼地里跳跃着，像一只善于奔跑的 羚羊。结了籽的油菜杆抽打着她的脸，而稻田的淤泥常常让她的脚拔不出来。她在稻田和苜蓿地里奔跑了很久，可仍然找不到来时的公路。她疑心自己跑错了方向，又掉头往回狂奔。最后，在一条淙淙流淌的沟渠边，她看到了一个凉亭。它坐落在一片绿油油的甘薯地里。谁会在甘薯地里建这么一个亭子？自己会不会在做梦？要是有人轻轻地推我一把，说，你醒醒，你醒醒，我也许就会不费吹灰之力回到原来的世界中。 她看见匾额上隐约有“甘露亭”三个字。她知道，在镇江有一个甘露寺，那是传说中刘备招亲的地方，可眼前这座亭子又是那个朝代的遗迹呢？她在凉亭里坐了一会儿，这才想到把满是血迹的外套脱了下来，随手将它扔在地上，然后去水渠里洗了洗手。要是能有支烟该多好！她的裤脚上也有血，可让淤泥一糊已经看不出来了。像一个真正的旅游者好不容易发现了一处古迹似的，佩佩认真地把亭子转了个遍。沟底里映出天空的云朵和明月。要是我把头从沟里钻进去，说不定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她意识到，等天一亮，她跑不了多远就会给人逮住的。她应该在天亮之前逃得远远的……或许，该找个地方先躲一躲？去哪儿呢？她很快就想到了开吉普车的小王…… 姚佩佩回到自己的家中，天已经快亮了。她觉得自己太累了，苦胆都快吐出来了。还好，姑妈还没有起床，她可以从容地洗澡、换衣服，收拾随身要带走的东西。她还吸了两支烟。她从床底下把那个大旅行包翻了出来。当年，她正是提着这个包，跌跌撞撞到跟着姑妈到梅城来的，包上还有妈妈亲手用绒线绣的一个“菊”字。她用鸡毛掸子胡乱地掸了掸灰尘，开始往包里塞东西：两本书、半包大生产牌香烟、一瓶蚊子油，一把木梳、几身换洗的衣服、一面小圆镜，一瓶雪花膏……很快，那旅行包就被她塞得鼓鼓囊囊的了。她拎着挎包走到门外，正准备去脸盆架上取牙缸，看见姑妈正对着墙上的镜子在梳头。 “今天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姑妈道，“晚上你是几点回来的？” 姚佩佩“啊、啊”的哼哼了几句，侧着身子走到过道的尽头，取下牙缸，用一条干毛巾包好，放进旅行包里。姑妈见她神不守舍的样子，又见她手里拎着大旅行包，觉得有点奇怪：“佩佩，你要出差去吗？” “出差？对，对，出差。”姚佩佩道，“我要出去几天，姑妈，您能不能，借我点钱？” “这是什么话！都是一家人，还有什么借不借的？你要多少？”姑妈嘴里这么说，可眼睛死死地盯着佩佩，眼见得是起了疑心。姑妈是个精明绝顶的人，如果时间一长，保不准就会给她看出破绽。 “你有多少？”姚佩佩尽量克制自己的心跳，灰灰地笑了一下。 姑妈说，她只有六七十块。“隔壁的阿牛娶亲时，刚从我手里借去了一百五十元，还没还回来。如果不够，我就去向人匀一点……” “够了，够了。您快去拿来！我要赶五点钟的早班车，时间来不及了。” 姑妈诧异道：“你说五点钟？现在都已经五点半了！” 糟糕，说漏嘴了！ 姑妈一转身进屋去了，半天没出来。姚佩佩听见姑妈正和姑父小声商量着什么。她瞥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本能地预感到一分钟都不能耽搁了，心里一急，终于没敢等姑妈从屋里取钱出来，便提起旅行包，轻手轻脚走到门口，拉开门，叮叮咚咚地下了楼。 10 大街上还没什么人。 清风裹着阵阵炊烟和煤渣的气息扑面而来。她的目光越过运河上的拱桥，看见彩霞满天，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水站的老虎灶炉火通红，冒着一团团的水汽。旁边，有一个清洁工正在扫地。 她一口气跑到巷子口，这才意识到了这样一个悲哀的事实，她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去。车站广场的大钟敲着六点，她听见《东方红》悠扬的乐声远远地传来。这个曲子，她不知道听过多少遍了，可在这个清晨，它竟然是那么的优美！代表了这个城市的深稳和安宁…… 第三章 菊残霜枝(33) 大约十分钟之后，她来到了车站广场边的一个小食摊前。她在那里要了一碗馄饨，将口袋里的钱数了两遍，同时，心里盘算着逃亡的第一个目的地。她不得不接受的女逃犯的身份让她眼泪又流出来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围着白围裙的女人把馄饨端来了，她却一点胃口都没有。她不由得转过身来朝车站的售票窗口张望。 那儿排起了两条长队。两名纠察队员戴着红袖章正在逐个盘查买票的人群。不会吧，怎么这么快？行将落网的恐惧使她不敢朝那儿多看一眼。正在这时，她忽然听见身边有个人瓮声瓮气地道： “你的馄饨都凉了。” 佩佩一侧身，看见小摊上还坐着一个人。那人身穿蓝色的工作服，衣服上沾满了黑色的机油，也许是小时候得过 天花什么的，满脸坑坑洼洼，正在那儿吃油条。佩佩的心里倦倦的，没心思搭理他。 “喂，你的馄饨都凉了！”那人又道。 “我不想吃。”佩佩不耐烦地道。 “真的不想吃？”那人道：“你要是不想吃的话，我替你吃了吧，这么好的东西浪费了也真是可惜。” “随便你。”佩佩冷冷地道。她再次转过身去，眼睛仍然盯着售票处的窗口。 那人吃完饭站起身来，摸了摸嘴，看了姚佩佩一眼，道：“你去哪儿？” 姚佩佩心想，这个人无端吃掉了自己的馄饨，还挺罗嗦的！便胡乱地说出了一个地名：“去界牌呀。” 那人呵呵地笑了起来：“也不能白吃你的东西。如果你还没买票，又不嫌臭的话，我捎你一段怎么样？这样你可以省下车票钱。” 原来他是一名卡车司机，正要运一车生猪去鹤壁。他说，他的车虽然不经过界牌，不过可以把她带到丁卯镇：“如果抄近路的话，从丁卯到界牌也用不了半小时。” 见他这么说，佩佩心里道：我去界牌那个鬼地方干嘛呢？可转念一想，还是先逃出梅城要紧，她抬头朝公路边望了望，果然看见路边停着一辆大卡车，车厢围着一层铁栏杆，一群大白猪在里边挤来挤去，哼哼直叫。 “那就难为你了。”佩佩赶紧站起身来，对他笑了笑。 那人倒也和善，一拍胸脯道：“敝人名叫周树人，你就叫我老周好了。” 说完，就从她手里抢过旅行包来，大步流星地走了。姚佩佩一听到“周树人”三个字，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由鲁迅先生亲自护送自己出逃，就算是给他们逮住了，一枪崩了，也算是值了。 老周已经把驾驶室的门打开了，佩佩的一只脚踩上踏板，周树人在身后将她轻轻一托，她就上了车。 一路上猪粪臭味扑鼻，可她一点儿也不觉得难受，心里反而有一种奇怪的安宁。那周树人长得高大粗壮，也给她以稳重踏实的感觉。她眯上眼睛，让秋日艳阳一照，心里稍一放松，就觉得困倦一阵阵袭来。 “你要是想睡，就好好睡一觉，反正到丁卯还早着呢。” 周树人从背后拽出一条脏兮兮的毛毯递给她。姚佩佩把毛毯盖在身上，闻着毯子上的烟味和汗臭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她觉得自己刚睡了一会儿，周树人一个急刹车，她就醒了过来。汽车被堵住了，排起了长龙，她在恍惚中看见了梅城县 医院的大门。原来开了半天还没有出城呢。 “好像是出了什么大事。”周树人神情严肃地对她道：“怎么来了这么多公安局的人。”姚佩佩一听见公安局三个字，顿时吓得睡意全无。她探出头去朝外面一望，果然看见公安局的人在县医院门前设了一个临时哨卡，正在那儿盘查过路车辆。 到了这个时候，姚佩佩才开始有足够的勇气来回忆一下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么大的石头在他的脑袋上砸了九下。 如果让时间倒流，从新回到昨晚的中秋之夜，而命运允许她从新做一次选择，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嫁给金玉。毫不犹豫。她会把所有的屈辱都吞到肚子里，像条狗一样侍奉他，做他的奴隶。我可以跪下来舔他的脚。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甚至还会尝试着爱上他，替他生儿育女。与现在的处境相比没有什么是不可忍受的。她怕死，真的怕死。 不一会儿，几个公安局的人已经朝他们走过来了。她看见周树人已经下了车，高举着双手正在接受公安局的盘问，与此同时，另一名警察朝她快步走了过来。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枚哨子，怀里夹着红绿两色的三角旗，姚佩佩和他一照面就觉得这个人面熟，可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那人面色凶狠地盯着她，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来：“我们正在奉命抓捕一名重要的案犯，请出示你的证件。” 第三章 菊残霜枝(34) “你们不要查了……” 姚佩佩在顷刻之间就失去了控制，尖叫着向他怒吼道，“你们不要查了。我就是你们要抓的那个罪犯。” 那人经她这一叫，也吓了一哆嗦。他用旗杆挑开通往车厢的帆布朝里边张望，他的整个身体都压在了她的肚子上，嘴里的热气带着洋葱的味道喷在她的脖子里，半天才道：“你刚才说什么？” “我就是你们要抓的罪犯。”姚佩佩哆嗦着，怪异地笑了笑，“我杀了人，真的，不骗你。我用石头在他脑袋上砸了九下。血衣就扔在甘露亭外的蕃薯地里……” 大盖帽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怒道：“配合公安部门的工作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你有什么可抱怨的？你再这样胡说八道，干扰我们的正常工作，我当真就把你抓起来。”说完“嘭”地一摔车门，走到一边抽烟去了。 10 高麻子来梅城开三级干部大会，就住在西津渡的朝阳旅社。每天散会之后，他都要买上一些吃食，带上一瓶酒，到胭脂井来找谭功达聊天。张金芳已经在房子后面搭了一个临时厨房。墙身由土积泥砖砌成，顶棚铺上塑料薄膜和稻草，以遮风挡雨。塑料薄膜既不透气，也不吸水，经热气一蒸，顶棚上就缀满了晶莹透亮的小水珠。 谭功达笑着对高麻子道：“这是真正的蒸馏水，若是把它们收集起来，可以送到 医院当注射液用。” 这天晚上，张金芳吃完饭，带着孩子早早上床睡了。两个人坐在小马扎上，在地上铺了一块油毡布，摆上两盆猪头肉和花生米，围着炉子喝酒闲聊。谭功达压低了声音问他，能不能收留他回普济做一个真正的农民。这些天，他被圈在这个传说中的烟花之地，都快憋出病来了。 “假如你认为合适的话，我明天就给县里打报告，告老还乡。不过——”谭功达略微迟疑了一下，夹了一粒花生米放入口中，接着道，“金芳不愿意回乡，她说就是在城里做个饿死鬼，也不能再回乡下了。” 高麻子沉吟了半晌，安慰他道：“要回普济，这容易。我马上就可以替你们安排。你在普济的房子已经变成了村里的仓库，要把它腾出来，需要一段时间。另外，我劝你再等等，事情或许还没有绝望到这个地步。” 谭功达又问他，最近的三级干部会都有哪些议题，讨论些什么样的问题？高麻子怕说多了让他受刺激，只捡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对他略略说了说，一味劝他喝酒。谭功达忽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来，红红的脸上有些兴奋。他诡秘地对高麻子笑了笑，道： “我给你看样东西。” 说着，就把墙角那个公文包拿了过来，从里面取出一叠厚厚的信纸来，递给了高麻子：“我昨天刚刚写完，你能不能把它拿到会议上去讨论讨论？” 高麻子接过那叠信纸一看，原来是一份关于在梅城兴修下水道工程的建议书。他只是粗粗一翻，并未细看，随手就将它扔在了炉边的一摞蜂窝煤饼上。 “你是哪里冒出来的这些怪念头？”高麻子笑道，“你都落到这步田地了，还琢磨这些不着边儿的事干什么？” 谭功达见高麻子将自己熬了六、七个通宵才写好的报告随手一扔，实在心疼，立刻就有些不高兴了，耐着性子道：“这可不是什么怪念头！而是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 他解释说，自从搬到胭脂井来以后，“突然发现”这里的每户居民都要定时倒马桶，由运送粪便的大车统一拉走。每天早上七、八点钟，家家户户都把马桶拎到马路上来倒。妇女们一边高声谈笑，一边刷着马桶，很不文明。何况运粪的铁皮车密封性太差，一路走，一路洒，弄得整条街臭气熏天。“太落后了！这样的状况一天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苏联的高加索地区，50年代初就建立了完备的下水道系统，家家户户都用上了抽水马桶，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就更不用说了……” 高麻子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揶揄道：“你原先住在冯寡妇的老屋时，难道就没有倒过马桶？” “没有，没有。我从来就不用那玩意儿！” “那你怎么拉屎撒尿？” “我让人在屋子后面的竹林里挖了一个茅缸。”谭功达孩子似地看着他，笑道。 “你如今是待罪之身，忽然搞出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报告，谁会理你？” “你就说是你写的。” “我可没你那么爱做梦。简直是异想天开！”高麻子多喝了几杯酒，声音也渐渐地高了起来，把那不该说的话也一起说了出来，“我有一句话，说了你可能不爱听，你猜猜看，当我听说你被撤职之后，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永远猜不到！我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有点暗自庆幸。坦率地说，我觉得你早就该下台了。你看看，好好的一个梅城县，被你折腾成了什么样子？！我也知道钱大钧、白庭禹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蝇营狗苟，利欲熏心，但总还是现实主义者吧？由他们来掌管梅城县，至少还不像你那么离谱……” 第三章 菊残霜枝(35) 张金芳并未睡熟。高麻子的一番话，她躺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这么刺耳的话，她料想丈夫经受不住，便拼命地咳嗽，提醒谭功达克制。可是已经晚了一步，谭功达涨红的脸，憋了半天，终于由红变紫，由紫变黑，最后变成了铁青色。末了，他咬牙切齿地挤出一句话来，道：“时候不早了，你该走了。” “你是在下逐客令吗？”高麻子讪讪地笑着，可脸色也变了。 “你要是这么想，也可以。”谭功达冷冷地说了一句，随即站起身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高麻子梗着脖子道：“我好心好意来陪你喝酒……” “可我并没有请你来！”谭功达叫道。 第二天晚上，高麻子未再登门。傍晚时分，张金芳愁容满面，朝巷子口望了又望，直到夜阑人静，月上树梢，这才把门关了，对谭功达叹道：“如今我们就只剩下了这么一个朋友，可昨天你把他也得罪了。” 到了第三天的中午，高麻子又乐颠颠地跑来了。他手里大包小包，拎了一大堆东西，一进门就嫂子长嫂子短的，就当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谭功达躲闪不及，可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僵在一边。 高麻子给腊宝买了一袋大白兔奶糖，给张金芳买了一段劳动布裤料，还有一网兜皱巴巴的国光 苹果。张金芳喜笑颜开，有些夸张地对高麻子道：“你昨晚怎么没来？你大哥等了你一宿，觉都没睡安稳。” 谭功达把头扭向一边，仍然在为昨晚的事生气。 高麻子见状，便嬉皮笑脸地对张金芳道：“这话你可说错了，我叫你嫂子，那是出于尊敬，可论年龄，我比老谭还大一岁，他该叫我大哥才是！功达，你说对不对？” 谭功达见高麻子腆着脸与他缓颊 ，不接话也过于不近情理，便硬着头皮道：“要是没我这个大哥，嫂子又从何而来？” 他这一说，三个人都笑了。张金芳松了一口气，正要去里屋倒水沏茶，高麻子忽然说道：“不忙不忙，我是来辞行的，要去车站赶四点半的车回普济，和功达说几句话就走。” 张金芳道：“怎么忽然要走？三级干部会不是要开到17号才结束吗？” “咳，县里都乱成一锅粥了，会议也只好提前结束了。” “出什么事了？”谭功达问道。 高麻子看了看张金芳，这才对谭功达说：“功达，原先跟你的那个女秘书，叫什么名字来着？” “姚佩佩。” “对，姚佩佩。”高麻子道，“她杀人了。” 谭功达见高麻子突然问起姚佩佩，又说到杀人二字，吓得脸色煞白，两腿都有些发软。他一把拽住高麻子的手，惊道：“老高，你是说佩佩？姚佩佩？她杀人了？” 高麻子静静地点了点头。 “怎么可能？你不会听错吧？她那么一个胆子像针鼻似的人，平常见到个蟑螂都要吓得晕过去，她会去杀人？” “千真万确。我开始也不太相信，但这个消息是白庭禹在大会上宣布的，怎么会有错？现在外面大街上到处都是公安和联防队员，梅城通往外面的路口都设了哨卡。” “这么说，她还没有被捉住？” “时间早晚而已。”高麻子叹了口气，一只手搭在谭功达的肩上，使劲捏了捏，道：“她一个女孩子家，能跑得了多远？功达，我这就得走，不然就赶不上班车了。” 谭功达怔怔地看着他，只觉得脸颊发热，四肢麻木，脑子里一片空白。张金芳斜着眼睛看着丈夫，脸上浮着一缕冷笑。 送完高麻子回来，张金芳见谭功达仍然傻傻地坐在床边，手里捏着一个拨浪鼓，便拿起扫帚柄，捅了捅他：“嘿，你傻啦？” 她推了推他，摸了摸他的脸，像火一样烫。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对面墙壁上颤动的阳光，目光呆滞。 “那小婊子杀了人，与你有什么相干？你发什么呆？”张金芳道，“就是株连九族，这一刀也砍不到你身上，你慌什么慌？老实说，你原先跟那小婊子是不是有一腿？” 差不多两个星期之后，谭功达在街上散步的时候，看见巷子口的灰砖墙上，贴了一张通缉令。这张通缉令是由鹤壁市公安局正式签发的，他一眼就认出了姚佩佩的照片，心里像是被什么刀子剜了一下，一阵钝钝的痛。那张照片又小又模糊，不过他还是很容易回忆起那张既骄傲又羞涩的脸，能够分辨出她脖子上深绿色的围巾。照片上的姚佩佩比现在要年轻许多，扎着羊角辫，嘴唇微微上翘，虽然稚气未脱，却带着几分忧戚，像是为什么事情而生气。 第三章 菊残霜枝(36) 那时，省委金秘书长的追悼会已经开过了。悼词经过精心的修饰，仍然疑点重重，不能自圆其说。姚佩佩的逃亡，传言中赤身裸体的尸身，与悼词中“与歹徒搏斗，壮烈牺牲”一类的字眼，不难让人勾勒出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姚佩佩在那个中秋之夜所遭受的种种屈辱，也不难想像。当然，谭功达也不难发现自己的罪孽。他想起七八年前，那个除夕的傍晚，天上一阵一阵地下着雪，他和白庭禹去梅城浴室洗澡，他好不容易挤到窗口，将钱递给她，姚佩佩刷地一下从他手里抓过钱去……她那尖尖的指甲从谭功达的手背上划过，印痕却留在了心里…… 谭功达每次经过巷子口的时候，总要忍不住停下来，朝那通缉令看上一两眼。他觉得姚佩佩就在那儿。 到了晚上，照片上的那个形象伴随着日渐丰满的月亮，一起来到他的梦中。 十一月的秋水冲刷着灰砖的墙面，将那张告示刮得不知去向，墙面上只留下了一个残存的白框，她仍然在那儿，在雨中注视着自己。 到了十二月底，呼啸的北风和肆虐的暴风雪让那处白框也发霉变黑，可她还在那儿。 她那略带讥讽、悲伤的脸，她那碎碎的笑容，从未改变。 元旦刚过，谭功达收到了一封由信访办老徐转来的挂号信。信是聂老虎从鹤壁寄来的，他在信中问谭功达，是不是愿意换个环境，离开梅城这个是非之地。他已经正式向省委打了报告：“我的初步设想，打算任命你为地级巡视员，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呆几年，对农村的实际状况做些调查研究，以便以后重新出来工作。这样一来，也可以恢复（至少恢复一部分）你的工资待遇，不至于穷愁潦倒，就此一蹶不振……” 当天晚上，谭功达把这封信的内容跟张金芳说了一遍。那时候的张金芳已经怀了四、五个月的身孕，肚子渐渐大起来了。由于从九月份起就停发了工资，张金芳已经好久不愿意和他说一句话了。他原以为妻子一听到他新的任命，必然会欢天喜地起来，可奇怪的是，张金芳听了，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好半天才淡淡地说了句：“这样也好。” 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份，春草返绿，雨水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他的任命终于下来了，是去邻县的花家舍人民公社当巡视员。副县长杨福妹专门找他谈了话。这一新的任命到了她的口中，就变成了“去农村接受监督改造”。经过半年多的赋闲和磨练，谭功达已不复当年的鲁莽和急躁，对杨福妹的故意曲解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匆匆忙忙准备了行李，到了五月末，就到几十华里之外的花家舍履新去了。 临走前，他和张金芳的孩子已经出生了。那时，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包粽子，过端午节，谭功达就给儿子取名谭端午。 第四章 阳光下的紫云英 第四章 阳光下的紫云英(1) 1 五月末的一天清晨，谭功达搭乘第一班长途汽车离开梅城，前往六十华里外的窦庄镇。窦庄与花家舍之间的公路尚未通车，他必须在窦庄换船，改由水路前往花家舍人民公社。 汽车打着前灯，以驱散漫天的浓雾，一路喘息着，摇摇晃晃向前行驶。谭功达拿着一顶新草帽，头发被露水弄得一绺一绺的。他将脑袋伸出窗外，可他什么也看不清。他只能通过潮湿的水汽中浮动的气味和声音，来分辨旷野中的风景：成熟的蚕豆、大麦、结籽的油菜、薄荷、以及村庄中升起的炊烟……大雾把一切都隔开了。这辆叮当作响、锈迹斑斑的老爷车在黑暗中正将他带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种感觉多少有点像做梦。事实上，他真的很快就做起梦来。 除了县委办公室出具的正式公函之外，他身上还带着一封由聂凤至写给花家舍人民公社书记郭从年的亲笔信。这封信封了口，不能拆看，老虎嘱咐他亲手将这封信交给郭从年。在此前的一封来信中，聂凤至以较大的篇幅介绍了郭从年其人。 1949年，郭从年的部队在攻打泸州城的时候，聂凤至曾救过他一命。这人原是三十八军的一名副师长，作为林彪手下赫赫有名的十八悍将之一，参加过两次四平会战，从东北的嫩江一直打到海南岛。“此人善权谋，性格怪癖，其人其事常有出人意表者。由于战功显赫，对我江南新四军不屑一顾（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平常最不爱听‘新四军’三个字。所以你在与他打交道时，须十二分小心。为了工作方便之计，最好不要泄露自己的身份……” 聂老虎还说，自己曾救过他一命，竟也被他引为奇耻大辱。这个人很喜欢搞恶作剧，他的对手们，不管是 国民党军，还是日本人，大部分都是在笑声中死去的，即便是在最严酷的战斗中也是如此。十年前，他拒绝了林彪要他进入空军的命令，只身一人回到花家舍，做起了“山大王”。1954年，他曾奉命重新应征入伍，赶赴朝鲜，可他还没有抵达平壤，停战协定就签字了…… 汽车抵达窦庄时，谭功达仍然张着嘴，靠在车窗上酣睡。满身油污的司机手里握着一把大扳手，走到他跟前，拿扳手在椅子的靠背上“笃笃笃”敲了几下，他才猛地惊醒过来。原来，车上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时间已经是中午了。炽烈的阳光晒得玻璃发烫。除了大杨树上阵阵的蝉鸣之外，他听不见任何声音。不过他还是赶紧点了点头，抹了一下满嘴的口涎，抓起公文包，从车上下来。 当他四下张望，向人打听渡口的方位时，依然残睡未醒，恍恍惚惚。太阳明晃晃的，天空澄澈如洗。一个在汽车站前买凉茶的妇女坐在树阴下，一边用扇子驱赶着苍蝇和飞虫，一边朝旁边的巷子指了指，对谭功达道：“你听见锣鼓声了吗？” 谭功达静心一听，远处果然有锣鼓声隐隐传来。 这位妇人即便是抿着嘴，两颗大门牙依然暴露在外：“你出了这个巷子，往东一拐，就可以看见渡口的船了。不过要快一点，共青团秧歌队的锣鼓一停，船就要开了。” 谭功达出于感激，连喝了她两杯茶，刚想离开，大暴牙妇女又把他叫住了。她上上下下地打量了谭功达好一阵子，这才似笑非笑地说：“那条船有两条跳板。你上船的时候，最好走左边的那一条。” “为什么？”谭功达一愣，满脸疑虑地看着她。 那女人诡谲一笑，未再说话。 谭功达走进了一条覆满莓苔的阴暗的巷子。听到锣鼓声渐渐平息，不由地加快了步子。跑到巷子口，他看见不远处的树林边有一片狭窄的河湾，水面上长满了茂密的芦苇。一批身背腰鼓，穿红挂绿的秧歌队员正在上船。他们排着队，在走上跳板的时候，仍然在打着腰鼓。 其实，时间完全来得及。谭功达在火辣辣的阳光下，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赶到渡口边，上了船，在船舱的一个角落里大口大口地泛着酸水，而排队上船的共青团员仍有一小半还留在岸上。船舱里弥漫着脂粉和机油的气味。竹制的顶棚筛出细碎的阳光，像铜钱一样，随着船身的摇摆在船舱里跳动不已。舵工赤着脚，敞着胸，黝黑结实，在船头船尾走来走去。那些秧歌队员进了船舱也不消停，你推我一把，我推你一把，叽叽喳喳地嬉戏打闹。 谭功达拿起草帽，扇了扇风，正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忽听得“哎哟”一声尖叫，人群中出现一阵骚动。他扒住船帮往外一看，原来，最后一名秧歌队员在上船时脚底打滑，连人带鼓坠入了河中。好在河水不深，那个胖乎乎的小姑娘在芦苇丛中胡乱地扑腾了几下，呛了几口水，不一会儿就被人救起，浑身上下都是泥浆。那姑娘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又是哭又是笑。 第四章 阳光下的紫云英(2) 这个有惊无险的意外并不算什么，相反给接下来的旅程增添了小小的乐趣。秧歌队员们不时拿她打趣，那姑娘很快也恢复如常，跟着大伙一块咿咿呀呀地唱起歌来。 只有谭功达一个人缩在船舱的角落里呆呆地看着河水发愣。那个卖凉茶的妇女，为什么要嘱咐我走左边的跳板？而女秧歌队员正因为走了右边的跳板而落水，难道仅仅是巧合？谭功达虽说从来都不迷信，可这会儿心里倒有些疑神疑鬼。自己从黑暗中的梅城启程，在弥天大雾中直接切入了阳光明媚的窦庄渡口，这使他多少有了一种这样的感觉：在窦庄与梅城之间，隔开的也许并不是六、七十华里的路程，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他懒懒地看着水面上绿色的浮萍和露出尖顶的荷叶。此刻，正在内心折磨着他的，还有另一个驱之不去的念头。早在六十多年前，他的母亲遭到土匪绑架，被人押往花家舍的途中，很难说不是走了同一条水路！很难说自己不是走在母亲的老路上！在这一刻，命运终于向他敞开了一个秘密：他的命运与母亲奇妙地重叠在一起。所不同的是，船舱里多了一群秧歌队员；船已由帆船改为 柴油机动船——它“噗噗”地冒着黑烟，油烟和热风吹到了他的脸上。妈妈。妈妈。他默默地呼唤着她，眼前出现了母亲花一般姣好的面容，她永远都是十九岁！永远都那么漂亮、多愁善感。他的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 妈妈，妈妈，如果上天真的有灵，你就让鱼儿跃出水面，好叫我知道你就在我的身边。 水上游着的鸭群没有回答。 隔年荷花的残根败叶没有回答。 流水中倒映着寂寞的天空没有回答。 没有鱼儿跃出水面。 从水面突然出现的是一块块浮标，固定在长满菖蒲的湖水中，把他们拼在一起，一个个数过去，就是一幅完整的标语： 花家舍欢迎您 船靠岸边，谭功达看见河滩的沙地上站着一位身材高挑的女青年。她的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棉布衬衫，下身是草绿色的军裤，腰束一根褐色的武装带，两根羊角辫，垂挂于肩窝的两侧，脚蹬解放鞋，看上去利利索索，又透出一股飒爽的英气。她是受公社指派来接人的。由于全船的乘客中除了披红挂绿的秧歌队演员外，只有谭功达一个人，他们很容易就搭上了话。 这个女孩看上去没有什么心计，甚至还有点孩子气般的天真烂漫。也许是天生的声带狭窄，说起话来莺声燕语，而且一见面就冲着他笑个不停。她问他是不是上级派来的巡视员谭同志，谭功达点点头。随后谭功达问她怎么称呼，女孩笑了笑道：“你就叫我小韶好了，韶山的韶。” 她胸前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眉眼有几分长得像白小娴，又有几分像姚佩佩。只是不像小娴那么矜持，也全无姚佩佩的阴郁和忧戚。这时，谭功达的心头立刻泛出一丝落寞和忧伤，仿佛每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都会在心里埋下哀伤的种子……那枚毛主席像章的小别针会不会扎到她肉里去？在胡思乱想之际，目光就渐渐地变得飘忽起来，一动不动地看着小韶，发了呆…… 小韶被他盯得浑身不自在，脸上微微泛出红晕，赶紧从他手里抢过公文包来，轻声道： “怎么了，您？” 谭功达这才回过神来，自知失礼，一时颇为尴尬。忽见她的嘴唇上涂了一圈黑紫色的东西，一时分不清是女孩的 化妆品，还是涂了紫药水，便煞有介事地问道： “我刚才在看你的嘴……你搽了什么东西？” 小韶“咯咯”地笑了起来，露出了一排雪白的牙齿。 “什么呀，”小韶用手朝远处的桑林指了指，“刚才我来的路上，吃了太多的桑椹，你要不要吃？” 谭功达也笑了起来。两人说着话，沿着被太阳晒得滚烫的沙地，朝村子里走，不一会儿就走进了桑园。桑园中，有一条给行人踩得发白的道路，高大的桑树枝繁叶肥，虽说光线比外面要暗一些，但林间密不透风，反而更加闷热。谭功达隐隐感觉到，桑林间有人带着袖套在摘桑叶，可他只能看见这些人的腿和手，看不见他们的脸。 正走着，小韶忽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将公文包往谭功达的怀里一塞，说了句“你等我一下，我去去就来” 。随后一猫腰，就消失在桑林中不见了。谭功达苦笑了一下，心里道：这丫头，大概是要为我摘一些桑椹来尝尝。没想到，小韶从桑树林中再次现身的时候，满脸都是汗珠，可手里却并没有他想像中的桑椹，谭功达道： 第四章 阳光下的紫云英(3) “我还以为你是去帮我摘桑果了呢。” 小韶笑道：“想吃桑椹，你自己摘不就行了？这儿遍地都是。” “那你刚才干什么去了？” 他们两人挨得很近，谭功达甚至能看清她脸上细细的小绒毛和脖子里的汗珠。 “嗨，您这个人！怎么老爱刨根问底呀？”小韶把谭功达的脑袋一扳，凑在他耳畔，轻轻地道：“撒尿。” 这孩子，和姚佩佩一样，似乎也有个爱动手动脚的习惯。 花家舍的招待所座落在湖心的一个小岛上，与村庄隔着一箭之地。一条新修的栈桥将小岛与村落连接在一起。谭功达跟在小韶的身后，走上栈桥，他吃惊地发现，桥栏上那些剥了皮的柳树竟然又长出了新的枝叶。过去，他在灯下阅读母亲的传记时，曾无数次地想像过这个岛屿。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被围困的岛屿，孤立无援 。他不知道这是母亲的原话，还是传记作者的牵强附会。而眼前这个湖心弹丸之地，比想像中的要小了很多。一排白墙砖房，建在高大的榆树和泡桐之中，四周簇拥着一大片紫云英的花地。只不过到了五月末，花已经有些开败了，零零星星的。可远远一望，在一朵朵浮云的映衬下，依然可以看出一片淡紫。 两个人一上小岛，小韶就扯开嗓门，冲着那片房舍大喊大叫起来： “八斤，八斤，驼子八斤……” 不一会的工夫，从房屋的拐角处走出一个精瘦精瘦的驼背小老头来。他手里拎着一只木桶，腰间围着一条脏兮兮的布裙，腰带上别着一杆白铜烟袋锅。他一看见谭功达，赶紧放下木桶，快步迎上前来，他撩起围裙，擦了擦满手的谷糠，握住谭功达的手，一边使劲儿地摇，一边裂开厚厚的嘴唇，露出满嘴的黄牙：“啊，欢迎，欢迎！” “这位就是八斤同志，”小韶抬袖擦了擦脸上的汗，对谭功达介绍说，“以后就由他来负责照顾您啦！”随后她又在八斤的驼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把老头拍得直咳嗽：“八斤，人，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我还得赶回去排练呢。” 八斤憨厚地笑了笑，点点头，道：“小韶，今晚演什么呀？” “白毛女。” “白毛女白毛女，又是白毛女。一天到晚都是白毛女。”驼背八斤絮絮叨叨，“你们就不能换个戏演一演？” 小韶懒得搭理他，一转身，就蹦蹦跳跳地上了栈桥，渐渐走远了。 “小韶是演员吗？”望着她的背影，谭功达对八斤道。 “那可不！”八斤自豪地说，“花家舍的姑娘，什么都拿得起，放得下。穿起行头能演戏，脱下戏装能种地，要是扛起枪呢，还能打他娘的苏修美帝……” 过了半晌，八斤接着又道：“小韶这孩子，别的事样样都好，可有一样不好……可惜了。”八斤话到嘴边，没有说下去。 谭功达初来乍到，也不便多问。 2 隔着水光潋滟的湖面，谭功达可以看到整个花家舍。他甚至能听见学校里孩子们的诵课之声，还有脚踏风琴那单调悠长的曲调。 这个村庄实际上是修建在一处平缓的山坡上。谭功达惊愕地发现，村子里每一个住户的房子都是一样的：一律的粉墙黛瓦，一式的木门花窗，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一个竹篱围成的庭院，篱笆上爬满了藤蔓植物，远远望去，有些像忍冬，又有些像蔷薇。连庭院的大小和格局都一模一样。一条砖木结构的风雨长廊沿着山坡往上延伸，通往山顶的一座高大的烟囱。这条长廊将花家舍分成东西两个部分，无数条更为狭窄的小游廊向两边延展，通往公社的各个机构和各家各户。长廊的柱子被漆成了红色，覆以灰褐色的瓦，远远看上去就像一条黑红肥壮的大蜈蚣。 村庄的修建依照严格的对称原则，建筑物的位置和数量都进行了细致的摹画与测算。一条盘山公路在村庄上方的山腰上横贯而过。公路上戴着草帽的农人来来往往，隐隐绰绰，不时还可以看见一辆辆满载麦秸秆的手扶拖拉机，“突突”地驰过。公路上方就是一畦一畦的梯田，重重叠叠，黄绿相杂，堆锦铺秀一般。 八斤是向阳旅社的管理员。除了负责照料谭功达的一日三餐之外，还得抽空去喂养两只大肥猪。旅社食堂的残羹剩饭倒掉可惜，八斤就养了两头猪，当然，它们属于公社的资产。八斤的话不多，而且不论何时，总赤着脚，成天忙于旅社的清洁、做饭、喂猪，和出粪。难得有空闲下来，他就抱着那只印有“人民公社好”字样的大白瓷缸，一边抠着脚丫子上的老皮，一边坐在楼下的会客室喝茶。有时，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本书。 第四章 阳光下的紫云英(4) 会客室的墙上挂满了客人们送来的一面面锦旗，不是“四海一家”，就是“宾至如归”。桌子上方有一幅名为《柿子红了》的旧画张，画的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手里拿着一本书，正在窑洞的门前仰望蓝天。画面一角的柿子树果实累累，透出一派浓浓的秋意，领袖神情坚毅，若有所思…… 每当谭功达与他照面，八斤便会不自觉地满脸堆下笑容，以表示对客人的友善。他虽说和善、憨厚，倒也并不使人感到亲近。事实上他们很少交谈。即便谭功达特意找他聊天，八斤通常也是表情复杂，欲言又止。 尽管来到花家舍的第二天，谭功达就带着介绍信和公函去公社的办公室报了到，可一连十多天，他没有得到过任何公社方面的指令。他似乎被人遗忘了。没有人给他安排任何正式和非正式的工作。他日复一日，躺在旅社二楼的铁床上，听着岸边的浪涛和鱼儿的唼喋之声，渐渐地感到了倦怠，心里也像是长了一层霉。 这座小岛风景绮丽，阳光灿烂。但谭功达怎么都有一种被封闭在一个黑匣子里的恐惧和忧虑。他所碰见的每个人，都不苟言笑，神情呆板，如履薄冰。就算是问路，村民们的目光也显得躲躲闪闪。作为农业生产方面的先进样板，从全国各地来的参观者络绎不绝。每天清晨，机帆船和长途汽车载来了无数的参观者，可奇怪的是，除了自己之外，并没有任何一个人到岛上的向阳旅馆来住宿。 为了排遣难挨的寂寞，一天晚上，谭功达竟然来到了村子中央的一个打谷场上，去观看歌舞剧《白毛女》的演出。他盼望着在那里碰见小韶。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迫使演出取消，打谷场上一片泥泞，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 为什么这里的人总显得郁郁不欢？ 有一次吃晚饭时，他向八斤提出了这个问题。后者照例莞尔一笑，不予回答。正当他不安地联想到，这个岛上的每一个居民都被下达了禁语令时，八斤却在一天深夜突然造访了他在二楼的卧室，一口气和他聊了三个小时。 每天下午，村子里的几个老人都会拿着扁担、草绳和镰刀，到岛上来收割紫云英。他们一律戴着草帽，手臂上带着同样的袖套，甚至他们藏在宽宽帽檐下的脸，都是同样的表情。他们把紫云英的藤蔓齐根割下来，运到附近的一个草凼里去沤肥。在阳光下，他们整齐地排成一行，依照统一的节奏，挥舞着镰刀，动作的整齐划一程度仿佛经过了预先的排练。到处都是被阳光晒瘪的紫云英那热烘烘的气息，青蛙和蝈蝈满地乱跳。若是突然遇到暴雨，老农们也会涌到旅社的房檐下来暂避。他们总是静静地站在雨幕之中，对于谭功达这个外地人，也没有任何好奇心，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这天下午，谭功达从床上午睡醒来，脸颊上印着竹席的压痕，再次前往位于半山腰附近的公社党委办公室。如果他的运气好一点的话，说不定就能碰到郭从年本人。接待他的仍然是上次那个办事员小徐。隔了十来天，小徐已经把谭功达给忘了。他手忙脚乱地在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中找了半天，才找到了那张梅城县委办公室的介绍信： “噢噢，您是从梅城来的巡视员同志。”小徐一脸歉疚地朝他笑了笑，“我们这里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公文要处理，还有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参观者，事情一多，我就给搞糊涂了。您说，您有什么事？” 说完，他手里飞快地转动着一根红铅笔，一脸诚恳地看着他。谭功达表示他来花家舍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可是公社方面却没有给他分配任何工作，再这么憋下去，恐怕自己的骨头都会生了锈。 “工作？什么工作？”办事员小徐望着他笑，“在介绍信上，您的职务不是巡视员吗？还需要什么工作呢？” “您的意思是……” “到处转转，好好看看！这就是您的工作。要不要我们给你安排一个向导？” “这倒不需要，”谭功达道：“我的意思是，我不能成天在村里瞎转悠，能不能给我一个具体的工作？比如说——” “不可能。”办事员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你刚从梅城来，对于花家舍人民公社的行事规则不太了解。啊，不太了解。你初来乍到，可以慢慢学。你懂我意思吗？事实上我们不会向您——地委领导指派的巡视员同志，安排什么工作，也不会向任何人分派工作。首先，工作是一种巨大的荣誉。在花家舍，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享受这种荣誉。比如村子里的那些土匪出身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就剥夺他们的工作权利。你懂我意思吗？从另一方面来说，工作的主动性，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主观能动性，是指导我们事业的真正灵魂。” 第四章 阳光下的紫云英(5) 看到谭功达一脸迷惑不解的样子，办事员进而解释道： “好比在一个家庭里，你不会每天向父母要求，替自己安排工作，对不对？你看见屋里的地上脏了，会自觉地拿起笤帚来扫地；你看见水缸里的水没了，自然就会去井边打水；若是房子漏了雨，你当然也会找个工匠来修缮。你懂我意思吗？在花家舍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从不向任何人分派任何工作，而是由每一个人自己决定去做什么，以及怎么做。在这方面，每一个公社社员都享有完全的自由。地里的麦子黄了，他们就会去收割；秧田里的水干了，他们就会去灌溉；瓜地里长满了杂草，他们就会去锄地；春蚕快要吐丝了，他们就会去准备蚕宝宝产茧的草龙，诸如此类。你懂我意思吗？没有行政命令。没有规章制度。甚至没有领导。从理论上来说，每个公社社员都是常春藤上的一朵小花，公社的命运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可是，这么一来，不就什么都乱了吗？”谭功达好奇地问道。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掏出一个小本本，正在往上记着什么。“比如说，去割麦的人太多造成误工，而去灌溉或锄草的人又太少了……你们又如何进行协调呢？” “不需要协调。”办事员耐心地向他解释道：“您知道，每一个局部都是整体的一个部分。要解决局部的问题，就必须着眼于整体。每一个社员看上去都在做着十分具体的工作，既琐碎又无趣，但假如将每一个具体工作与花家舍人民公社未来的美好蓝图联系在一起，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你懂我意思吗？假如一个万里 长城的建造者，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长城，他们当然知道如何去铺设每一块砖。因此，花家舍的社员并不是被动地去应付上级指派给他们的任务，而是依照花家舍未来可能的样子来忘我地工作。这样一来，每个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就会自然而然地培养出一种奇妙而伟大的直觉，你懂我意思吗？这种直觉会引导他们去完成各自的使命。事实上，既不会造成误工，也不会窝工。每个工作领域所需要的劳动力一个也不会多，一个也不会少。” “我还是不太明白。”谭功达坦率地看着办事员，神色相当迷茫。 “当然，开始的时候的确需要一些严格的训练，我们有社员培训部，还有农民夜校，他们负责具体的培训。” “可是，”谭功达打断了他的话，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可是，你们又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呢？” “我们目前所采取的是按劳计酬，民主评分制度，”小徐道，“每个生产队和生产小组在收工前都会进行一次民主评议，由每位社员来陈述自己一天的工作，并申请自己应得的工分，最后再由记工员登记在册。每一位公社社员都有资格对他进行质询，并有权检查他的劳动成果。你懂我意思吗？社员本人也可以做出相应的答辩。所以，虚报成绩多领工分的事情在花家舍还从未发生过。” “你们会派监督员吗？” “每一个社员都是监督员。当然，要做到公平和诚实，公社社员应该有很高的道德感和集体荣誉感。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你可以去向‘道德自律委员会’咨询。” “假如……” “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四点钟还得去会议室接待一个从古巴来的友好访问团，”小徐站起来，看了看表，开始收拾桌上的文件，看样子是准备离开了，“您是上级派来的巡视员，花家舍的具体情况不应由我在这里啰里啰唆向您和盘托出。你懂我意思吗？您应当自己去调查研究，自己去看，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临走前，谭功达无意中提到，能否安排他与花家舍公社的郭从年书记见一面，因为他有一封重要的信件要当面交给他。 小徐的神色显得有点异样，他颇为惊骇地看着对方，那眼神似乎在提醒谭功达：他所提出来的是一个十分无礼而非份的要求。 “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小徐肯定地回答说，“郭书记有很严重的病，常年闭门不出。他很少到公社来办公。如果你有什么信件要转给他，我可以替你效劳。” 谭功达从党委办公室出来，顺着山势，由风雨长廊拾级而下，返回湖心小岛。天空忽然下起雨来，雨点打在长廊两侧的树木和菉竹丛中，打在池塘的睡莲上，飒飒声连成了一片。谭功达置身于风雨长廊之中，享受着长廊的保护，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心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恬静。举目四望，周遭看不到一个人。长廊的屋顶之下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箭牌。有的箭牌上写明了各家各户的编号：大小不一，颜色各异；有的则指向两侧分列的公社机构。他随便看了一下，就有公共食堂、剧场、保育院、剿丝五厂、医务所、小学、中学、人民调解委员会、邮电所、供销总社、剿丝三厂、种子站、农机站、敬老院、农民夜校、101、移风易俗办公室…… 第四章 阳光下的紫云英(6) 谭功达往前走了不到一百米，竟然看到了两所剿丝厂的指示牌，他联想到花家舍随处可见的桑园，不难推测出蚕丝业在花家舍经济布局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而101这个数字，并未写明任何机构，看上去多少有点神秘。按照谭功达多年的工作经验，这似乎是一个需要保密的单位。 长廊的拱顶上画有俗艳的油画和水彩画。尽管每隔一段都会出现一幅毛泽东的草书书法，但谭功达很快发现，这些画并不是普通的装饰画，而是有着十分明显的科普功能。比如说，在题有“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油画中，画的竟然是沼气池的生产工艺图。这毫无疑问地表明，在花家舍，沼气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而在紧接着出现的一幅画作中，则同时描绘了电的功能和危险，并形象地指明，一个人在不慎触电之后，所应采取的急救程序。当然这些画作经过了大胆的艺术抽象，如果不仔细欣赏，很难看出它隐含的意义。 谭功达看见檐廊下还有一条扁长的木盒，透过蚂蚁蛀蚀的外壳，隐约可以窥见里面绿色和黄色的电线。这个发现也帮助谭功达解开了一个疑团：到了晚上，花家舍家家户户灯火通明，而全村却看不到一个电线杆。 雨下得正急。谭功达沿着台阶走到风雨长廊的尽头，望着烟雨迷蒙的湖面。湖心小岛和向阳旅馆被水烟遮住了。他正想在长廊里找个地方坐下来，等待雨停，在不经意中忽然看见自己的身边有一个大石臼——那本是农民用来舂米用的，石臼里搁着两顶斗篷，三把雨伞。尽管阴雨凄风，光线暗淡，可谭功达还是看见了石臼外壁上用红漆写成的字迹： 便民雨具，用后归还。 真是太奇妙了！花家舍的建造者们居然想到了湖心小岛与长廊之间没有遮蔽，事先在这里备下了雨具！这么一个很小的枝节，花家舍的人都考虑地如此周全，谭功达不禁对这个陌生之地肃然起敬。他随手从石臼中取出一把雨伞，撑开它。伞骨伞柄都是新的，他立即闻到了一股清香的桐油味。听着伞面上叮叮咚咚的雨声，谭功达沿着栈桥往向阳旅馆走去，心中仍然赞叹不已：这或许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甚至比他所梦见的共产主义未来还要好！与这里相比，梅城简直不值一提。一想到自己作为一县之长，竟然把那个地方弄得一团糟，自己还灰溜溜地下了台，心中不免感到深深的刺痛。同时，也有一种难以驱除的自惭形秽。 向阳旅馆早早地亮起了灯。驼背八斤坐在厨房的桌边，一边调着收音机，一边“叭哒、叭哒”地抽着旱烟。收音机里正在播送着一则新闻：外交部就印度军队侵入中国西藏西部地区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看见谭功达进来，八斤就调低了收音机的音量，忙着去灶上给他盛饭。 “小韶下午来过了。”八斤佝偻着背，笑着对他道，“她一直等你到四点半，像是有什么话要对你说，后来眼看着天要下雨，这才走的。” 谭功达从他手里接过碗筷，正要吃，又听见八斤嘴里衔着烟袋杆，嘟嘟囔囔地道：“她给你捎来了一封信。噢，对了，假如你要给家里或随便什么人写信的话，只要把信封粘好，放在门外燕子窝旁边的木头信箱里就可以了。不需要贴邮票，邮局每天都会派人来取的。” 随后，八斤就剧烈地咳嗽起来，把一口痰吐在厨房的地上，用脚擦去。一想到八斤总是光着脚，谭功达不由地一阵恶心。这个人无论在什么时候，身上都有一股猪粪味。 谭功达吃着饭，把那封信一把抓过来，扇了扇鼻前的热风，仍旧放在桌子上。他实在太饿了，并不急于拆看。可他无意间瞥了一眼信封上那娟秀的字迹，顿时就吓得面无人色。一口饭噎在嗓子里，他觉得自己的呼吸都要停止了。 他偷偷地觑了八斤一眼。他正在那儿专心地摆弄那只收音机，收音机边上还有一本打开的书。由于雷雨的关系，收音机的电波受到干扰，里面传出一片“滋滋啦啦”的蜂鸣声，几乎把播音员的声音完全遮盖住了。但谭功达依然能够听见自己的心脏“怦怦”的撞击声。 原来是她！天哪，一定是她！ 这么说，隔了八个多月，她竟然没有被公安局捉住？佩佩。佩佩。 谭功达的眼前忽然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姚佩佩正在瓢泼大雨中狂奔。她像一只兔子似的跳跃着，更像一个跨栏运动员，借着黑夜的掩护，逃向不知名的深山密林中。大批的公安队员手里牵着警犬，在她身后紧紧追赶，窗外的闪电似乎照亮了她那惊恐满是污垢的脸。佩佩。佩佩。 第四章 阳光下的紫云英(7) 当时，谭功达的本能反应就是赶紧将这封信藏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可经验和理智提醒他，绝对不能这么做。他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随手将信件远远地一推，似乎那是一封无关紧要的来信。可他怎么也无法克制自己急促的呼吸，无法克制双手的战栗。牙床在碗边不时磕碰着，突如其来的咳嗽把嘴里的米粒喷得到处都是。他感到自己的脸上有热泪滚落。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自己的内心；看到自己想尽一切办法把她从头脑里驱除的无奈；看到他的所有的颓唐和挣扎：他是多么地想她！ 驼背八斤正好奇地注视着自己，把手里的书放下，宽厚的嘴唇再一次咧开。他笑着问道：“谭同志，你是被米饭噎着了？你应当吃得慢一点，噎不下不要硬噎，喝口水就会好的。” 他把自己的那只白瓷缸朝他递过来，谭功达猛灌了几口凉茶，心里才稍稍安定了一些。 他慢慢地吃着饭，他的心里渐渐地感到了一种深稳的喜悦。甚至当他吃完了饭，也没有急于上楼，而是坐在厨房里与八斤聊天。 “你看的是什么书？”谭功达忽然问道。 “《天方夜谭》。” “什么？” “阿拉伯的民间故事，”八斤解释道，“谭同志，你平常喜欢看书吗？” 就这样，他们在厨房里静静地说着闲话，那杆烟袋锅在两个人的手里递来递去。他并不急于回房去看信，就像是一个很久没有吸过烟的烟鬼，开始吸第一口烟的时候，却故意迟迟不去点火。最后，连八斤都开始呵欠连天。他收拾完了碗筷，看见谭功达高挽着裤腿，双脚踩在脚盆的边沿，似乎谈兴正浓，只得对他笑了笑： “谭同志，你的脚晾干了没有？早点回屋去歇歇吧。” 3 起风了。到了晚上，到处都是坟堆，四周空无一人。我现在是在靠近安徽边界的一个林场里给你写信。卞忠礼回家照顾老婆生孩子去了，要到今年秋末再来。这儿全是松树。卞忠礼说我可以一直在这个农场住下去，可他留下的干粮却只能支持到明天。恐怕还是得走。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东边，西边，南边还是北边。我不敢肯定这封信能落到你的手中。晚上雨下得真大，我忽然想到给你写封信。也不知为什么，总是有点不甘心。真的不甘心就这样死了。我已经觉得厌倦了，说不定明天一觉醒来，就会给他们捉住。自从去年的中秋之夜逃离梅城至今，已经过了七个多月。在这七个多月中，我只洗过三次澡。要是你在大街上遇见我——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你一定会认不出来。可就是这样，卞忠礼昨晚还想对我动手动脚，两个人僵持到后半夜，他就放弃了。毛主席说，希望往往就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其实他若是再坚持一下，我多半会屈服的。 我随身带来的钱早已用完了，怎么办？我每晚几乎都做着同样的梦。我梦见自己被人五花大绑，押上刑场，押上公判台，而你却站在台下微笑。你为什么要笑？然后，囚车就把我带到一个废弃的打靶场上，是打靶场。因为我记得四周的红墙边矗立着一排胸环靶，地上的草已经枯了。一个身背钢枪的行刑队员像鬼一样，悄悄地来到我的身后，在我的腿弯里揣了一脚，我当时就就跪了下来。四周静极了，我听见他从皮套里掏手枪，掏了几次都没有掏出来。我在想，他要是一直掏不出来，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逃过一死？冷冷的枪管已经顶在我脑袋上了，我回过头来对他说，请等一下。他把口罩往下一拉，问我，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说报告，我要撒尿！那个人古怪地笑了一下，说，待会儿枪声一响，你自然就会小便失禁的。他刚说完，枪就响了。真的，我像一只牲口似的，大小便失禁。又过来几个人提起我的两只脚，倒拖着走。我能感觉到那是秋天，因为草已经枯了。他们把我拖到囚车边，把我整个抬离地面，然后“嘭”的一声扔到车上。直到那时，我觉得自己还活着，因为我仰面躺在车上，双脚还在抽搐。那样子虽然不好看，好在你不在现场。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这么难看地死了，可你却并不在现场。随后我就真的死了。 我真的怕死，把这个死想上一万遍，告诉自己不要害怕，还是没有用，我还是怕死。我在电影中看到女共产党员被反动派抓了去，历经种种酷刑的折磨，还坚持高呼革命口号，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若是换作了我，哪怕只要朝装满辣椒水的罐子或是老虎凳什么的看上一眼，恐怕也会吓得当场招供。像我这样一个人，意志薄弱，百无一用，根本就不该出生，根本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生命就像是那一片女人最珍贵的薄薄的膜，其中只有耻辱。 第四章 阳光下的紫云英(8) 不过我现在不恨任何人。不恨钱大钧。不恨白庭禹。不恨金玉。不恨汤碧云。甚至，也不恨白小娴。有一次，我看见你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白小娴的照片。趁着中午没人的时候，我就把它拿了出来，暗暗地用曲别针在她左眼扎了一个窟窿。我这个人够坏的吧？要说恨的话，真正恨的只有一个人。 云泥两隐，无奈纸尽。五月十五日。 这封信分作两页，密密麻麻地写在两张香烟包装纸的反面。一张是“大生产”，一张是“光荣”牌。信上没写抬头，而落款的“云泥两隐”是旧时候通信时常用的一句套话，意思是知名不具。“泥”字不过是写信人的自称，“云”字则指的是收件人，无非是自谦。但在谭功达看来，这个落款暗示了两人云泥霄壤的不同处境，多多少少也含有讥讽之意，这是姚佩佩的一贯作风。 这封信看上去没写完，但谭功达从字里行间猜测，姚佩佩最恨的人恐怕正是自己。不知为什么，想到这一层，他在令人揪心的痛苦中竟然也感到了一丝喜悦。可她在“不恨白小娴”这句话前面用了“甚至”二字，多少有点让人费解，从中不难看出女孩子那蛮不讲理的曲折心思。这么一想，他就觉得此刻佩佩似乎就坐在他的对面，正调皮地看着他。 他打开钱包，从里面翻出白小娴的那张相片来。那是一张白小娴的练功照，她梳着马尾辫，穿着短裤，一条腿搭在练功房的栏杆上，阳光从玻璃顶上泻下来，她的皮肤白得很不真实。他很快就在白小娴左眼的眼眶处发现了一个小白点，果然是曲别针留下的痕迹…… 写信的日期是五月十五号，可邮戳上的日期则是五月三十号，由此可以推断出，这封信隔了整整十五天才寄出。也许是林场附近找不到邮局，或者佩佩对是否要寄出这封信感到犹豫不决。对一个在逃的疑犯来说，写信对自己行踪和藏身地暴露的危险不言而喻。而对于姚佩佩这样一个聪明绝顶的人来说，她当然不会想不到这一层。邮戳上标明她投寄的地点是“莲塘镇邮电所”，谭功达的身边没有带地图，所以他很难确定“莲塘”的具体位置。不过从信件的内容来看，这个地方应该靠近安徽边界，反正离开梅城已经相当的远了。想到这里，他的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 谭功达坐在桌前的灯下，久未动弹，双腿不由地一阵发麻。外面的雨早已停了，蝉声复鸣，青蛙聒噪。他又抓过这封信来，从头至尾又细细读了一遍。收信的地址是梅城县人民政府，佩佩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花家舍。他看见信封上的原址被圆珠笔划去了，下面出现了一行“花家舍人民公社查转”的字样。很显然，这字迹出于信访办的老徐之手。因为在这行小字的旁边，还有一个用圆珠笔圈着的大大的“徐”字。仔细研究信封上的字迹，谭功达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这看起来并非无关紧要。老徐在信访办兼管收发，这至少可以说明，除了邮局的工作人员之外，老徐是惟一的经手人。也就是说，这封信在到达谭功达手里的时候，基本上是安全的。 不过，谭功达自身的危险性也显而易见的存在。将一个公开通缉的杀人犯的来信隐匿不报，本身就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行。按照谭功达在梅城县长达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依照他对我国现行司法制度的了解，我们的专政机关对于这一类罪行的惩罚通常是极为严厉的，甚至有可能超过凶犯本人。如果这封信落到了公安人员的手中，或者说姚佩佩一旦被捕，受不了刑讯逼供（关于这一点，她自己在信中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从而招出给他写信的细节，那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且姚佩佩的被捕，只是早晚的事。也就是说，谭功达本人潜在的危险随时都会兑现。说不定，公安人员已经掌握了她藏匿地的可靠线索，正在赶赴莲塘的途中…… 恐惧的念头从一开始就存在，甚至当他在楼下第一眼看到这个信封的时候，巨大的惊恐就随之出现，不过，在当时，这种恐惧感被暂时遮蔽住了。现在，他却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严峻的问题。谭功达的忧虑显然还不止于此。对姚佩佩的忠诚必然意味着对国家机器的背叛，意味着对十八岁就投入其中的这个组织以及全部信念的背叛，意味着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公然挑衅，意味着与自己的过去彻底诀别……当然，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把这封信立即交出去。 这个念头只是在他脑子里闪了一下，也带给他深深地羞辱和自责。姚佩佩完全不考虑自己的死活，冒着暴露自己的行踪的危险，甚至明知这封信不一定能够寄到自己的手里，却依然决定给自己写信，相形之下，自己是多么的自私、怯懦、肮脏！除了自责之外，他的心里多少还有点歉疚，正是自己把姚佩佩从梅城浴室搭救出来的愚蠢动机，永远地改变了她的命运。他一次次地重复着记忆中的这个关节点，让时间停留在一九五三年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谭功达双手相扣，垫于头下，和衣躺在床上，呆呆地看着帐子，在嗡嗡的蚊子声中，一夜没有合眼。他的太阳穴像一个小兽，一刻不停地跳动着，隐隐作痛，而脑子已经完全乱了…… 第四章 阳光下的紫云英(9) 花家舍出早工的钟声当当地响过之后，他终于从床上满头大汗地坐了起来。他决定烧掉那封信。 他从门背后找来一只簸箕——还好，簸箕是用铁皮做的，把佩佩的来信连同信封都点着了火，付之一炬。在火光中，他意识到自己就此与逃亡途中的姚佩佩建立了共犯关系，既激动又伤心。信胆上的齿轮、麦穗和拖拉机图案在火焰的吞噬中痛苦地扭曲着，最后，所有的纸张都变成了深黑色，变成了又薄又脆的灰烬。有一种说法，秘密信件即使被烧成了灰烬，可一旦到了公安部门的技术专家手里，他们甚至有办法能让信件的内容完全复原。这当然是无稽之谈。谭功达笑了一下，兀自拍了拍自己的脑袋。你太多虑了！不过他还是把灰烬一点点地放在手掌里搓碎，直到它完全变成了一堆细细的粉末，每一粒纸屑绝对无法承受一个字的重量，这才站起身来，打开了那扇朝北的窗户。 窗下有一丛茂密的金银花。黄色和白色的花朵散发着馥郁的香气。在金银花藤的边上，有一个蓄满雨水的低湿的小水坑。他将簸箕伸出窗外，小心翼翼地倒下去。那些纸屑的细末纷纷扬扬，无声地落在水面上，风一吹，几道涟漪过后，什么痕迹都没有了。 这天早晨，谭功达下楼时，在楼梯口碰到了八斤。他正蹲在地上，在一只大木盆里用刀剁着胡萝卜：“谭同志，你，好像有开着电灯睡觉的习惯，是不是？” 他停下手里的薄刀，望着谭功达。 谭功达愣了一下，随后抱歉地笑了笑，说自己躺在帐子里看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忘了关灯。 “这样不好。”八斤的脸上还挂着笑，可表情却相当严肃：“眼下正是夏忙季节，工农业生产用电都很吃紧。在花家舍，虽说用电不花钱，可我们还要时时不忘节约。您想想，一度电虽然不算什么，假如我们每人每天节约一度电，花家舍公社一共有1687户居民，一年按360天计算，那一年下来就是六七四十二，进四，六八四十八，加四进五，六六三十六，咦，我怎么算不过来了呢，你来帮我算算……” 他扳着手指头算了半天，也没算出个头绪。可谭功达早已经离开那里了。 这天上午，谭功达去了一趟村里的新华书店，从那里买了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图和一本厚厚的地图册，又在隔壁的供销社买了一盒图钉。他将这幅巨大的地图用图钉钉在墙上，对照着地图册，很快从墙上的地图上找到了莲塘的大致位置。它位于朔望之南，旧铺与马坝之间，他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五角星，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小小的疑问：她怎么会想起来跑到那里去的？ 从此以后，每日观看这张地图，揣测姚佩佩逃亡的潜在方位，想像她途中的所有经历，成了谭功达每日必做的功课。这多少也抵消了他在花家舍无事可干的寂寞，当然，他的心里也有一种和佩佩分享秘密的喜悦。当他夜半惊起，披着外衣，站在地图前，借着手电的光亮，想像佩佩的行踪时，看上去俨然就像一个正在指挥属下突围的将军。可惜的是，由于不能给佩佩回信，他无法对自己惟一的士兵发出任何指令。 大约七八天之后，他就收到了姚佩佩的第二封来信。不过，信件的内容却使他大为失望，只有短短的两行，她写在一张汇款单的反面： 青鸟不传云外信 丁香暗结雨中愁 看来，这也许是她在经过某一家邮局时临时写成的。谭功达虽然不懂诗，可细细玩味这两句诗中的意思，竟然也感到愁肠百结。前一句似乎是写她仰望天空的青鸟，感叹自己收不到回信的忧伤。青鸟到底是一种什么鸟？会不会就是大雁？而从后一句来看，她所在的地方，当时正在下雨。丁香花的花期已过，用在这里有点不太恰当。不过，他还是很喜欢“暗结”这两个字。 从邮戳上看，她已经抵达莲塘以北叉河以南的吕良。 “怎么能往东跑呢？傻瓜！应该往西走！进入了安徽省，混迹于来来往往的乞讨者大军，就会安全得多！”他对着地图小声嘀咕着，似乎远在数百里之外的姚佩佩能够听见他说的话。 4 原来小韶在《白毛女》中并不是扮演喜儿的主要演员。她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出场两次，前后加起来只有六句台词。因此戏演了不到一半，她就从舞台上下来了。花家舍的观众即便在看戏时也保持着良好的秩序。他们表情木然，自带小板凳，在堆满麦秸的打谷场上坐得整整齐齐。尽管他们一年到头始终反复观看同一场戏，但却永远像第一次一样看得津津有味。他们不时为演员的表演而鼓掌，为人物的不幸命运而唏嘘流泪。 第四章 阳光下的紫云英(10) 因谭功达是惟一一个站着看戏的人，小韶尚未来得及卸妆，一下就找到了他。 “怎么样，我演的还不错吧？” “好，好，”谭功达笑着敷衍道：“好极了！咱们找个地方说说话怎么样？” “可戏还没完呢。” “我已经看过了。” “是正式谈话呢，还是随便聊聊？”小韶汗涔涔地望着谭功达，眼睫毛上亮晶晶的，像是涂了一层银粉。 “当然是随便聊聊，”谭功达拽了拽她的袖子，“你穿着这么厚的戏装，不觉得热吗？” 小韶嘿嘿一笑，随后麻利地脱下戏装，露出了里边的白色圆领衫。袖口还滚了一道红边。 “咱们去哪儿？” “去你家怎么样？” “不行。”小韶的脸色立刻黯淡了下来，“我家不太方便，何况……家里还有一个疯子。” 谭功达偶然瞥见近旁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摇着蒲扇，充满警觉地朝这边瞪了一眼。眼神中满是怨毒和鄙视，令人不寒而栗！幸好小韶正忙着脱衣服，没有看见。 “那我们就在村中随便走走怎么样？” 小韶轻轻地拽了拽他的胳膊，她的手也是潮潮的。她不安地朝广场的四周看了看，然后低声说：“你跟我来。” 他们很快就离开了打谷场，沿着长廊的石阶朝湖边走去。 “你刚才说你们家有一个疯子？这是怎么回事？” “是我哥哥。”小韶长长地叹了口气，“他原本是公社篮球队的队长，篮板好，球又投得准，可是去年国庆节以后，他就忽然发了疯。” “怎么发的疯？”谭功达和她并排走在一起，轻声问道。 “唉，都怪那场篮球赛！去年国庆前，从河南来了一个参观团，随团还带来了一个篮球队，队员全部是由聋哑人组成的，与我们公社打了一场比赛。因为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又都是残疾人，公社就规定我们必须输三球以上。可我哥哥一上场，打着打着就把这茬儿给忘了，最后竟然赢了人家8分，这当然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政治错误。比赛结束后，我哥哥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饭也没吃，倒头就睡。一连几天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到了后来，就这么慢慢疯掉了。” “一定是哪位领导严厉地批评了他，对不对？” “没有，根本没有。”小韶转过来，静静地看着他，“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批评他，也没有给他任何处分。甚至，他还是篮球队的队长。因为并没有任何人出来宣布他被解除了职务。可是，再有篮球比赛的时候，领队就不安排他上场了，有的时候也不通知他。在这件事情上，公社方面没有任何不当。人家没让他写检查，没有公开批评，就连一句轻轻的责备都没有。要怪就只能怪我哥哥一时冲动。事实上哥哥发病之后，公社方面还专门派人带了礼物上门探望，后来又把他安排进了只有劳动模范才有资格享受的疗养院。因为哥哥发起疯来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公社还派了两位练摔跤的小伙子专门看护他。所有的医疗都是免费的；他丧失了劳动力，但口粮一斤不少。再后来，我哥哥把两个看护中的一个摔得双腿骨折，另一个下巴脱了臼，公社才通知我母亲，建议将他送到省里的精神病院做电疗。可我母亲没有同意，公社也尊重我母亲的意见，就让母亲把他领回去了。” “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谭功达皱了皱眉，又问道：“既然没有任何人惩罚他，他怎么会为此发了疯？想必其中另有隐情吧。” “这正是事情的关键，”小韶说，“也是花家舍最大的奥秘所在。你若是在我们这里住久了，就会悟出其中的道理。” 说话间两个人来到了风雨长廊的尽头，已经听得见湖水转向岸边的轻柔的沙沙声。两个人沿着河滩下被月光照的蓝幽幽的水线，向前走了百十来米，就看见两棵高大的垂杨树阴下面，停放着七八艘小船。船只被微风吹得挤成了一堆，轻轻地磕碰着。此刻，他们离打谷场已经很远了，可在寂静的晚上，舞台上演员的道白依然能够听得十分清晰。 “你怎么知道这儿有船？” 小韶冲他嘻嘻一笑，麻利地脱下鞋子，扔在树下，吧嗒吧嗒地跳到水中，拽过一只小舢板来，道：“怎么不知道？我今天在湖里采了一天的莲子，到现在胳膊还痛得举不起来呢。” 等谭功达上了船，小韶用木浆将舢板轻轻一顶，然后顺势一跃，就跳到船上来，在船的左右两侧划起水来。那小船在岸边打了几个转，就开始静静地向湖心驰去。到处都是齐人高的荷叶，像小伞一样密密匝匝地挤在水面上。有的已开得盛大，有的荷花含苞未放。原来，在田田的荷叶中间，有一条隐秘的狭窄水道，被荷叶遮盖，仅容船身通过，若是站在岸上，根本看不出来。 第四章 阳光下的紫云英(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