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忍耐快完了。”她压低声音说。“快开门，你这个昏了头的老屁精。”“你才是老屁精，老屁精。”“你等着，等我进来，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他意识到自己的双腿因为站立而疲劳了。他的腰开始持续疼痛。“我得走了。”他说。“再见。”说完，他迎着她的面把门推上。他突然感到很晕，很疲倦，却很兴奋。他决定小睡片刻，可那女人开始在门上猛擂。“住手！”他吼道。靠着颤巍巍的双腿，他朝自己的卧室走去。事实上，一条腿已经是在拖着走了，他得倚靠着墙支撑住自己。那是什么东西？卧室里半明半暗，但他能看见那张红色胶垫。这东西必须扔掉。他使劲扯它，可像是什么活物，像是紧紧附在岩石上的帽贝，这东西和他对抗着，就是扯不下来。他的腿瘫软了，倒下去时嘴巴因为吃惊而张开。像一捆柴枝，他松散地倒在地上，双腿和双臂张开，但除了膀胱的刺痛感之外，他什么感觉也没有。房间里到处都是阴影，好像在漂浮，在盘旋，在颤动。他意识到自己的裤裆湿了。他试图站起来，但四肢的力气消退了，被昏沉的感觉所取代。他决定先休息片刻后再起来。可他没有，而是睡着了。哈克丝太太躲在屋檐下等雨势退去。雨气势汹汹、淋漓不净地下了一个小时，然后才开始减弱成无精打采的毛毛细雨。雨小了之后，她小心翼翼地拣路穿过满是水洼的花园去拿锄头。她用锄头敲碎地下室的一扇窗子，有板有眼地清除干净窗框上的玻璃，然后把屁股坐在上面，喘着气，扭动着身子钻进窗洞。她闭上眼睛，心想自己要是摔坏了就拿老家伙的脑袋来算帐，然后让自己跳了下去。她单腿着地，腿一弯，一头撞在煤气锅炉上。这锅炉震得这幢房子里所有的热气阀门和管道都发出沉闷、嘈杂的响声。她从地上爬起来，没有受伤。但尊严损了，权威伤了，她开始慢慢地穿过杂乱无章的地下室，朝楼梯走去。老人猛地一惊，醒了。有个声音打断了他的酣梦。那是个很愉悦、很快活的梦。那头跳舞的熊在为他表演，没有谁强迫，是自愿的。那是一出完美、优雅的舞蹈，没有一丝玷污了人类舞蹈的那种浮华的矫饰和刻意的专注。熊一边跳着，一边好像在长大，仿佛是受那清纯的音乐的哺乳。它越长越大，但迪特尔带着一种异常平静的感觉看着这一切，没有丝毫恐惧。太阳在它肉桂色的软毛上闪耀，把它的毛皮打磨成闪闪发亮的红色。等到音乐停止，那熊大张双臂，摆出一副友好、欢迎的姿势。它的嘴巴张开，好像要开口说话。这正是迪特尔一直期待的，那头熊将要向他坦露真相，将要证明在那层粗毛厚皮下面掩藏着的是惟有他才认得出的真相。可这时，有什么东西打断了这个梦。他被弄糊涂了。他这是在哪儿？他伸出手，触摸到一种平滑、坚韧、扯不掉推不开的东西。他吃惊地哼了一声。这不对。他的思绪在来回游走，慢慢地，很容易地从梦境来到了这痛楚、心烦的现实。他试图站起来。他颤巍巍地起身，身子摇晃不定，感到地板在移动，然后又倒下，头撞在衣柜上，嘴里满是暖暖的、咸咸的东西。他能听见房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接着那声音消失在自己血管里澎湃的声音当中。在他的眼睑、耳朵、脖子和指尖，血脉在微弱地跳动。他设法挣扎着站起来，想要在从身边流过的激浪般轰鸣的阴影中踩出一条路来，走到门厅去。这时，在模糊的光线里，他看见了一个形状，在耐心地等待着。是那头熊。“是熊吗？”他问道，拖着腿朝前走去。那熊说了些他听不懂的话。它在等待。迪特尔抬起双臂，为了那期待已久的拥抱，那将把他搂进芬芳、亮丽熊毛当中的拥抱。可奇怪的是，他的一只胳膊抬不起来，而是像块抹布，软软地垂着。老人感到自己的一侧面颊被什么猛击了一下，令人麻木的一击。他的左眼皮像百叶窗那样耷拉了下来。他想说话，但舌头感觉发肿，只能在牙齿上无声地乱碰。他觉得自己在瘫倒，但那头熊伸出双臂，把他拥进自己最最向往的温暖怀抱。就这样，迪特尔·贝斯基死于中风。他是慢慢地、慢慢地，像一片树叶，倒进哈克丝太太等待着的怀抱里的。赵伐译《走下坡路的男人》走下坡路的男人(1)　　六点半，妻子下班回来。她的钥匙在锁里嚓啦嚓啦响，我在刮胡子。搬进来以后，小偷已经两次光顾过这栋楼，所以我总紧锁房门，不想有什么意外。我的警惕让她有点恼火，她总希望夫妻两人能以开放的心态共同面对生活，但紧锁的房门恰恰证明，我没能忠于她的想法。我知道她肯定不高兴了，她的鞋跟在没铺地毯的门厅里哒哒作响，清脆嘹亮。我锁上浴室门，把她挡在外面。这么做是因为浴室里的情形、还有我的模样，只会让她更不高兴。刚抽完的烟头在盥洗台台沿上留下了一点扎眼的烟渍，弹下的烟灰积在洗脸盆里，一杯没喝完的苏格兰威士忌放在马桶水箱上。为迎接那个实在不想去的新年聚会，我花了一下午用威士忌给自己打气。都说酒精是一种优质的社交润滑剂，要真是这样，我已经尽力了。但不知为什么，仍然觉得不管用。妻子笃笃地敲门了，“埃德，你在里面吗？”“还能在哪儿？”我答道，赶紧在脸颊上的肥皂沫上一道道刮起来。“该死，埃德，”她生气地说，“我跟你说过，跟你说过的，请在我回家之前用完洗手间。我要为晚会准备，我跟海伦说过会八点到。”“我没留神已经这么晚了。”我的辩解很苍白。我能想象她在门外摆出的姿势。她做社会工作，每天都要和我这种不负责任的人打交道。现在，她胳膊交叉抱在胸前，脑袋微微偏向一边，头发像盔甲般闪闪发亮，嘴巴撅得像个拉链钱包。她双腿叉开，稳稳戳在那儿，像是在说她是不会轻易改变主意的。“埃德，你要在里面呆多久？”我听得懂这种语气。话中有话，总是质疑的口吻，总在暗示说我悲惨的性格缺陷是能够依靠努力来弥补的。那么，干嘛还不努力呢？“五分钟！”我欢快地叫道。维多莉亚走开了，鞋跟轻快地踏过硬木地板。我的思绪转向晚会，然后自然地转到公务员身上。维多莉亚的朋友几乎全是同事。公务员让我想到中国的古代官僚，想起亚洲人，想到蒙古人。我小心刮去脸上的泡沫，留了一点修面霜，扮成傅满洲的样子。干得漂亮，我眯起眼睛。“镜子、镜子，墙上的镜子，”我低声问，“谁是世上最可怕的人？”我压低声音，从喉咙深处阴森森地答道，“你，成吉思汗·埃德，恐怖之王！你，用敌人的头骨修筑碑阁！你，在敌人的尸体上开怀畅饮！”我想象自己驾驭一匹鬃毛蓬乱的蒙古马，驰骋沙场、横扫中亚，一双凤眼横眉冷对脚下俯首顺从的富饶城市。维多莉亚回到浴室门口，“埃德！”“什么事，亲爱的？”我温顺地应道。“埃德，给我做个解释！”她说道。“没问题，棒棒糖！”我答道，我这么回答是让她确信我已经意识到了危险，接下来的是场公平的斗争，她不用担心觉得自己是在搞突袭。“别酸了，你不一定非得回答！”我倒掉苏格兰威士忌，把杯子放到水龙头下洗洗，插上一支牙刷，弄得像个普通杯子。烟头弹进马桶，烟渍用拇指擦掉。“我道歉！”我边说边疯狂地在镜柜里找漱口水，好去掉嘴里的酒味。“埃德，你整天没事做，一点儿事都没，干嘛不在我回家之前收拾好呢？”我漱了漱口，看到自己满脸白色的傅满洲面孔，赶紧动手刮掉。“呃，亲爱的，是这样，”我说，“你知道我多能出汗，而且这些小场合也让我紧张，所以我得把时间掐好，这我得承认。不过，到那些场合总不能汗津津的，我想一会儿到场的时候，身上的香体剂该是最香才好。你肯定明白……”“闭嘴，出来！”维多莉亚不耐烦地说。《走下坡路的男人》走下坡路的男人(2)　　最后，匆匆检视一遍浴室，我打开门，向她展现我最拿手的笑容，就是“我乃没用的傻瓜、犯不着跟我一般见识”的笑容。失了业，手上有大把时间，我总对着镜子练习笑容。每种情况我都准备了一种笑容，手头这个是以往练习成果的忠实再现，正所谓艺术源于生活。有一天出去散步，刚看见一条黑颜色、大块头的拉布拉多猎狗在人家门口拉屎，我俩马上便心心相映了。它龇牙咧嘴地冲我笑，身子还卖力地抖着。它的笑容中，既包含身体排泄之后的快感，又包含调皮捣蛋之后的满足，还包含行为不端之后的羞臊，绝对合适我目前的处境。“非常干净，一尘不染。”我郑重其事地说道。“嫁给一个未成年人真没劲。”维多莉亚说着从我身边挤进浴室。“给我倒杯喝的，我渴了。”我赶忙服从。回来时，恰好看见妻子悦目的臀部沉入洗澡水中。浴缸热气升腾，水汽缭绕。她向后躺下，胸部下沉，雪白而精巧的脚趾玩着水龙头。“上帝啊！”她呢喃道，沉醉在融融暖意里。我坐在马桶盖上，把玩起透明的圆杯，晃悠里面的琥珀色液体。我把杯子出其不意地递给她，开局一般地问道，“霍华德还好吗？”妻子没有畏缩，却惬意地舒了口气，沉浸在浓浓的热气里。我觉得，这一举动就是所谓的铁石心肠。我从她脸上读到的，是一个经验老到、乐此不疲的奸妇的典型神情。这段时间，我一直怀疑奸夫就是霍华德，那个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心理学家，在省社会服务处工作。妻子总是工作到很晚，有几次我捏着嗓子打电话到她办公室，假装是个气头上的救济对象，总是霍华德接的电话。社交场合见面的时候，霍华德总是遮掩不住对我的蔑视，肯定是因为我是个蒙在鼓里的活王八。“霍华德？哦，他挺好。”维多莉亚淡淡地答道，啜着饮料。她的身体在水里显得又细又长。有那么一会儿，我真觉得说她像尊雕像也没错。“我喜欢霍华德。”我说。“哪天晚上我们该请他过来吃饭。”妻子笑了，“霍华德不喜欢你。”“哦？”我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你老缠着他给你诊断，他又不傻，你知道的。他知道你在背后笑话他。你这人太容易看穿了，埃德。你不喜欢谁就贬低谁的工作，你这么干我都看过一千次了。”“我拒绝回答含沙射影的话。”我说道。妻子有点不安，开始在浴缸里拍水。她不能太护着霍华德。“他这人不差，”她说，“你说的也对，他有点呆板。但是，有时候呆板比完全不负责任来得强。倒是你，哪怕别人的行为只算得上一点点的理智，总要尽力去贬低人家。”我知道，妻子正把话头引到找工作上面，她一般有两种路数，一是提起过去，说过去是一串无可挽回的灾难，二是提起未来。大体上，我觉得提到过去更安全，至少我觉得是。虽然她知道我骗了她，没说上次为什么被炒，但六个月过去了，她还没从我这儿挖到真相。老实说，我被请出门是因为“习惯性不合作”。我曾找到一份辅导成人进修方面的工作，但我一辈子都搞不懂那些术语，所以总在工作中给人留下很差的印象。大伙都在说“终端学习者”、“生活技能”，把我搞得六神无主。我刚搞懂一个词，便有人说这词的言外之意有问题，接着便发明出一个新的“价值中立的术语”。那地方是他妈的疯人院，我也只能跟着扮疯子。不过，我得承认，这工作有一点让我喜欢。办公室经常没人，他们都到社区“体察需求”去了，我可以接电话。对每个打电话的人，我都轻快地问候一声“这里是知识学堂，我是万事通！”。孩子气，我承认，但很好玩。可惜，没等遇到一位真实生动、有血有肉的终端学习者，我就被解雇了。很显然，外面社区里有成千上万这种人，都是麻烦。有一次，开会商讨如何对付这些人的时候，我用了一点五角大楼的行话，是从“晚间新闻”里偶然听到的。我的建议是如果逮住一个这样的人，应该用“极端手段终结”他。“顺便问问，”妻子假装若无其事地问，“你今天出去找工作了吗？”“哈里·威尔斯打电话来了，”我撒谎说，“说几个月之内就能给我找点事做。”妻子在浴缸里不安地动了动，激起的小小波浪向四周散开，如同令人不安的气氛。“有意思，”她刻薄地说，“为你找工作的事，今天我给哈里打了电话，他没提到有什么希望。”“他肯定指的是眼下。”“他没提到和你谈过。”“真好笑。”《走下坡路的男人》走下坡路的男人(3)　　维多莉亚突然站起身来。维纳斯出浴了。她身上的水在乳沟间奔流，滑下大腿。“该死，埃德！你什么时候才能说实话？我已经受够了。”她胡乱摸条毛巾，眼睛盯住我。“记住，”她加上一句，“今晚老实点，别烦我的朋友。”她发火时的美让我说不出话。为了值得付出的爱情目标，为了千回百转、历经坎坷的追求，顺从吧，我保证。去聚会的路上是我驾车，车灯撕扯开夜暮，照亮纷纷扬扬、闪闪发光的雪花。圣诞的装饰还在，串串彩灯点缀着两旁的街灯，开心的圣诞老人在欢快地问候寂静的冬季。妻子固执的侧影明显流露出对我的失望。她不明白，我是个在走下坡路的男人。怎能怪她呢，我自己不也是花了许多年才搞明白的。上天的启示总带着种种伪装。几年前，我在超市门口的货架处随手翻报纸。这种报纸的初衷不是唬人便是煽情，但也有真话点缀栏目之间。有一则针对母亲的消息，说儿童早熟绝非益事。大多数妈妈的宝宝都很平凡，因此，相比旧金山要被海水淹没、火星人盗窃婴儿后逃跑的报道，这样的新闻便很能安慰她们。报上说，18世纪的德国有个神童，九个月会造佳句，一岁半能读《圣经》，三岁自学希腊语和拉丁语，结果四岁就死了。他身负的期望过大，人人都说将来他一定会在各个领域都创造非凡的成就。得承认，这则小小的新闻吓到了我。不是因为这孩子短促的一生真的非同寻常，恰恰相反，是因为他的一生遵循了一种熟悉的模式，一种那时我才意识到的模式。呃，这样说也不全对，以前我也有所察觉，知道有这么回事，却还没能感同身受。如同每个生命一样，他的生命也可以图示出来：一条上升线到达顶峰，停在特定的节点，然后下降。各人生活只有坡度大小之别，比起绝大多数人，这孩子的更陡峭，下降也更迅速。我们都会成熟，都将受缚于无从规避的相同法则，屈从于数学的必然性。那时我25岁，可以不去理会这个。现在我30岁，还年轻，我承认，可却感到双脚已经踩在了下坡路上。现在，我知道自己开始向下走了，不紧不慢地，却终将跌入自己人生曲线的底部。惯性会让走下坡路的男人加速下落，而他惟一的选择，只剩下要不要享受下落途中的景色了。如今，妻子胸怀希望，期盼未来，但驱使我紧锁房门的冲动却让我对未来心怀恐惧。一前一后走在街上，她双肩向前，充满期待，我脚跟钉地，畏惧抵抗。她认为我有能力，对我充满期望，如同盼望一株沙漠里的干旱植物，会在渴望奇迹的注视之下开出花来。她相信我可以选择，可以成就她的期望。但我所想要的，只是保持平衡。海伦和艾弗瑞特的家灯火通明，光亮直透过方正的窗户。我停下车。显然，妻子决定要和我出双入对，要像原子般亲密。她挽起我的胳膊。男女主人在门口迎接我们。海伦和维多莉亚亲了亲，艾弗瑞特却不信任我，大大咧咧地紧紧握了握我的手，像是在说大过节的，就原谅了你吧。他们领我们进了客厅，出乎意料，里面已经到处是人了，坐着的，喝酒的，地毯上还有几个半躺着，我几乎一个都不认识。陌生脸孔在眼前游荡，我开始觉得自己已经醉了。都是些年轻人，也都是公务员，跟我妻子一样。我瞄见霍华德背靠墙站在角落，炫耀着浓密厚实的络腮胡。体格上我们截然不同，他高高瘦瘦的，这让我无法想象，维多莉亚在他怀里是什么样子。一想到她居然会换口味、不再痴心我这种体型，我便再也无法想象下去了。我认为自己像熊一样，让人想抱抱。我猜，跟霍华德性交一定相当激烈且有活力。有个不认识的人递上一杯酒，我接下来。不对，只是聚会的开胃酒，加了丁香的果子酒，不过我还是乖乖喝了。维多莉亚走开了，我自由了，可以去找更合自己口味的酒。我在厨房里找到一瓶苏格兰威士忌，自己倒了浓浓的一小杯，先尝尝味道。这才是酒呢，我讨厌遮遮掩掩、调过味的东西。我拿着杯子回到客厅。一个长相俊俏、主妇一样的年轻女子凑到我身边。她是那种影子般在聚会穿梭、安抚迟到客人的女人。我们随意聊起聚会，觉得很不错，也赞许了主人。她说自己叫安，是律师，我说自己是船舶设计师。她问我，船舶设计师该到海边工作，我在草原能干什么。这可不是个简单问题，我对船舶设计一无所知，编都编不出他们能在草原上做什么。“观察。”我只好含糊地说道。她好奇地看看我，然后去找在聚会上沾花惹草的丈夫去了。几分钟后，我觉得他们肯定在议论我，于是我溜回厨房，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海伦看到我在厨房。她在找橄榄。“埃德，”她问，“你有没有看见一罐子橄榄？”她比划给我看罐子有多大。有人打开了音响，我感到地板在轻微震动，人们在客厅跳起舞来。“没，”我回答，“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喝多了。”我坦白道。海伦犹疑地看着我。其实，海伦和艾弗瑞特并不赞成喝酒，所以才用苹果酒待客。她勉强笑笑，不问我橄榄了，却谈起工作的事，“工作找得怎么样？”她一边客气地问，一边在冰箱里翻找。《走下坡路的男人》走下坡路的男人(4)　　“还没找到。”“艾弗瑞特和我都在为你打听呢，”她说，“我们一有消息就马上通知你。”说完她拿起一罐腌黄瓜冲出了厨房。“嗨，你这蠢女人！”我叫起来，“那不是橄榄，是腌黄瓜！”我摇晃着走回客厅。音响放着华尔兹，我妻子和霍华德正在有限的空间里安静缓慢地旋转。我注意到霍华德已经把腿伸到我妻子大腿之间了。我喝了一大口酒，欣赏着他们。他们还挺般配。我举杯向他们致意，他们却没看见。我厌世的样子与骑士的风度，算是白摆给他们看了。我的左边，一男一女在谈论智利和智利难民。看来她负责难民事务，工作上有些棘手的事。难民因为政治宿怨而分裂，不愿学英语，有一个没有有效驾照还总要开车。两个人的声音真切尖利，在我耳边分分合合。我看着妻子，正被娴熟地引领着，滑步、转身、转身、滑步。她的头上是霍华德的脸，面具般漠然的表情下暗涌波涛。沙发上方的壁钟显示现在才10点，还有两小时才进入新年，但时间马上就过得快起来，因为我有幸卷入了一场政治辩论。我不懂什么政治，但我的对手也不懂。我总是发现，激烈辩论有赖于辩手的无知，辩论的人越无知，辩论就越激烈。这场辩论一下便激烈起来。有人马上便指责我是新法西斯主义分子。他们毫不客观的论断让我很开心。我站在那儿，眉开眼笑，腿扭来扭去。时不时，我回到厨房把杯子加满，他们跟在我身后，激动地叫嚷着种种数据和类比事例。直到12点我才意识到，我这场表演引起了多深的敌意。一个女人真地恨起我来，拒绝了我友好的新年之吻。我辩解说，政治分歧不该妨碍博爱行为。“你这些愚蠢自负的个人主义肯定是从艾茵·兰德那儿学的吧！”她脱口而出。“谁？”“作家艾茵·兰德。”“我还以为你说的是家公司呢。”我说。她叫我讨厌鬼，然后得意地走开了。即使我喝得醉醺醺的，也知道附近的人都同意她对我并不友好的评判。我发现自己在高声讲话、情绪激昂地为自己辨白。海伦穿过客厅，向我走来。她拉住我的胳膊肘。“埃德，”她说，“你有点喝多了。厨房里有咖啡。”我由着她把我拉走。海伦给我倒杯咖啡，安顿我在早餐台旁坐下。我真觉得懊悔不已，羞愧难堪。“喂，海伦，”我说，“真对不起，我喝太多了，得回去了。你能不能告诉维多莉亚一声，我准备走了？”“维多莉亚出去买冰淇淋了。”她说得挺不自然。“她怎么可能去买冰淇淋呢？她不开车的。”“她和霍华德一起去的。”“噢……好吧，我等等。”海伦丢下我，让我独自反省自己的罪责，我却没有。我在想着维多莉亚和霍华德所犯的罪。我摸摸头，想摸摸刚刚戴上的这顶绿帽子，这个玩笑不好笑。我站起来，又喝了一杯酒提提神，找到大衣和靴子，到外面去等那对年轻情侣。雪还在下，纷纷扬扬，模模糊糊。新年给我们的见面礼是一场暴风雪。我没等多久。有一辆车小心地沿街开过来，大灯闪着光，停在对面的路旁。我听见车门一响，还有笑声。霍华德和维多莉亚轻快地跑过街道。他好像在追她，她兴高采烈的尖叫给了我这种感觉。他们走上人行道，没有注意到我。我感觉自己站在那里的样子，一定纹丝不动、杀气腾腾。“嗨，豪威！”我说，“你好啊？”“埃德！”霍华德停下来，草草地向我点点头。“我们去买冰淇淋了。”维多莉亚解释道。她举起袋子当作证据。“是这样吗，豪威？”我问道，转向这个破坏别人家庭的人。我也不太确定，自己这样做究竟是想让这个讨厌的霍华德难堪，还是因为我自己吃醋了，可能两方面都有点。“我的名字是霍华德，埃德。”“我的名字是爱德华，霍华德。”霍华德咳了咳，搓搓脚。他的笑容很模糊。“好了，埃德，”他说，“你怎么了？”“怎么了？豪威，她是我妻子，有外遇了。我现在对你满是敌意。对了，你不是心理学家么，我的敌意可以怎么解决？”霍华德耸耸肩，愤怒扭曲了脸上僵硬的笑容。“没办法？对了，我有处方！要是我敲敲你的脑袋，肯定会好很多，蠢货！”我说。然后我开始干起了蠢事，在这种天气里脱起大衣来。“别这样！”维多莉亚说。“埃德，打住！”受到这样的暴力威胁，霍华德挺直了身子，夜色中他看上去好像更高了，像个保护孩子的家长。他的说话低沉了，音高直落了好几度。“我会处理的，维多莉亚！”他粗声说道。“别跟孩子似的！”她大发雷霆。“住手！”可怜的维多莉亚。两个固执的男人，像两头静夜中发情的雄鹿。可是，我的右臂却缠在了大衣袖子里。我醉了，只想着把胳膊拽出来，结果左脸猛地一麻，四脚朝天倒在地上。豪威像塔一样耸立在面前。“你这婊子养的！”我口齿不清，“这可不是打板球！”我躺着，还想踢他的命根子，没踢着。霍华德忽然成了绅士，颇具风度地让我站起身，接着又没有风度地把我打倒在地。这次他把我打得转了个圈，鼻子着地。豪威想让我知道，他比我料想的要强。这个关头，我真希望口袋里有把管钳。“够了没？”豪威问道，他像只在粪堆上打鸣的公鸡。《走下坡路的男人》走下坡路的男人(5)　　我听到维多莉亚的声音。“他当然受够了。你发什么神经？他喝醉了。你想要了他的命吗？”“我刚才想过。”“你就等着我胳膊拿出来吧，你这婊子养的！”我说，“看看是谁要谁的命。”我已经受够了，当然我自己不能嘴软。“随时奉陪！”我还是脱掉了外套。霍华德站在那儿等着，踮着脚蹦来蹦去，晃着脑袋。看着他发狂的动作让我有点头晕。“来呀！”霍华德催我，“来呀！”我低下头，直奔他的小腹。他一拳砸在我背上，我的舌头像松开的弹簧一样从嘴里弹出来，我一头栽进雪里。他一只膝盖抵在我背上，压住我，拳头雨点般砸在我后脑勺上。最清醒的一刻，我真希望他打我头的时候，能把自己的手打折了。我妻子救了我。我听见她的尖叫声。她真聪明，一把揪住豪威的头发，把他从我背上拽了下来。他骂她，她在叫嚷，他们在争吵。我趴在雪地上喘着气。我听见前门开了，男主人的身影出现在门旁。“上帝啊，”艾弗瑞特大喊，“外面出什么事了？”我翻过身，正好看见霍华德退到他的车旁。我的母老虎把他赶跑了，他肯定很恼怒。车子吼叫着发动起来，猛地开上大街。我站起来，冲着他的尾灯破口大骂。“维多莉亚，是你吗？”艾弗瑞特不大放心地问。她抽泣着说了声“是”。“进来吧！你心情不好。”她摇摇头。“你想和海伦谈谈吗？”“不。”艾弗瑞特有点为难地回了屋。我突然意识到，我们是一对多么引人注意的夫妻啊！“谢谢！”我边说边拍毛衣上的雪。“结婚5年了，你这次做得最好！我很感激。”“闭嘴！”“你看见我的大衣没？”我东歪西倒地到处找那件背叛了我的衣服。“这儿。”她帮我套到身上。我摸摸口袋，“车钥匙好像丢了。”我说。“不奇怪。”维多莉亚冷静下来，用衣袖揩干眼睛。“算是件好事，你喝得这么醉，根本没法开车。我们走路去阿尔伯特街。新年夜有晚班公交车，专门为你这样的醉鬼开的。”我跟上她的脚步。我浑身冷得发抖，但我知道最好别发牢骚。我点上一只烟，烟熏到嘴里的伤口了，把我疼得龇牙咧嘴的。我小心地用舌头试着一颗松动的牙齿。“你很勇敢。”我说。她的忠诚让我大为感动。我拉起她的手，她没拒绝。“这什么也说明不了。”“在我看来，你是回心转意了。”“就是陌生人也会那么做的。”我就当这是真的吧。“我没什么后悔的，”维多莉亚说，“我不后悔霍华德和我之间发生的事，也不后悔帮了你。”“西藏女人一般有两个丈夫。”我说。“你这话什么意思？”她停在一盏街灯下，问道。“我不会再干涉了。”“你并不明白。”她继续往前走。我们踏进一条无人的街道，安静、洁白。几个小时都没车从这儿过了，雪上没有车痕。“这是新年夜，”我怀着希望说，“是下决心的晚上。”“你变不了的，埃德。”真想不到她竟对我失去信心了。我站稳身子，“我改得了，”我一口咬定，“现在，我准备好了。老实说我觉得我已经学到一些东西了。”“埃德。”她摇摇头。“我下决心，”我郑重其事地说，“去找份工作。”“埃德，算了。”“我下决心讲真话。”维多莉亚竟然捂住了我的嘴，不让我再说下去。我还在挣扎，却发觉自己竟然哭了。“我下决心好好对待你。”我说了出来。虽然这么说，我却知道自己根本没能力做到。我是个在走下坡路的男人。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不该对她许下不能遵守的诺言。“埃德，”她坚定地说，“够了，不要再说了。”她是对的。我们默默地走着。老伤难治。我治不了。雪似乎越下越急了。李艳译《走下坡路的男人》编后记　　小利奥·麦凯一部佳作就是一个谜，纵然反复阅读仍将神秘依旧。这神秘乃所有艺术品难以言表的那部分，正是它使得人们有可能重新去欣赏一幅熟悉的画，一段熟悉的音乐。正因为我们无法完全破解一件艺术品的精微之处，因此，即使看了许多遍，那件艺术品仍能让人产生新的领悟、新的观感。《走下坡路的男人》我读了好多遍，每次阅读我都注意到一些新的细节，一些以前忽略了的精彩描写。比如，直到最近的一次阅读我才体会到“看客”中这句话真正的效果：“我挺享受雾气弥漫的赤道型天气，享受妈妈的溺爱，好像自己是一只罕见的热带鸵鸟。”在描写主人公病怏怏的童年时，除了语句简洁、明快之外，硬、软辅音的交替使用也使得这句话本身湿气漉漉、如见如闻。以前，我从未像这一次如此清晰地领略到小说中那如诗如画的品质，请看下列选自同一个故事的段落：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天空如炖汤般浑浊，臃肿的云中闪烁着诡异的果绿色光芒。气温在30度上下，没有一丝风。我的皮肤痒痒的，像爬了虫子，眼睛的上方，血管在迸跳，沿着鼻梁在抽动。我什么事都没得做，只好没事找事，坐在门廊台阶的最下层，捡根棍子划地上的土。奶奶戴起帽子，开车去了镇上，没说去干什么。汤普森和阿姨在楼上的房间里，昏沉沉、汗津津地午睡。这本书中有许多类似的段落，这些段落的意象栩栩欲活，语言振聋发聩，本身就是一首首诗篇。盖伊·范德海格觉察到的是令人吃惊的细节，他把这些细节写进字里行间，因此让读者也感到吃惊。“远处的那排笔直的杨树在水涔涔的热气中颤动，放出迷人的光，天空中，乌鸦懒懒地盘旋着，像是从火堆上升腾起来的片片黑色飞灰。”（“团聚”）这些故事表明，范德海格具有非凡的洞悉社会的眼力。他关注到人是如何相互交往，相互对待，相互理解的。在下面的这句话里，“离乡人的聚会”中的主人公在访问英格兰时发表了他对东道主英国人的看法：“他很惋惜地看到，英国人看上去像是寄宿公寓的房东，拥有的是急不可耐的自尊，以及被窘境逼出来的小心翼翼的殷勤。”在这本书中，被精彩呈现的还有那些内心的现实。范德海格用通透的光照亮了笔下人物的灵魂，让他们鲜明的自我跃然纸上。“老人躺在睡椅上，强忍住自己的眼泪。这可不容易，因为甚至连哈克丝太太毫不在乎地把早餐盘子碰出叮叮当当的响声也在提醒他，这女人对待任何东西，包括他的盘子，他的感受，都是那么令人讨厌地毛手毛脚。”（“跳舞的熊”）我怀疑，还有谁能从哪位作家的哪部作品中发现比这更简洁、更优美、更入木三分的人物描写了？能与之媲美的作品有，然过之者无。《走下坡路的男人》忠实地呈现出镂心刻骨的情感，很少有作品如此清晰、如此生动地在字里行间传达出这种强烈的情感。在这一篇接一篇的故事中，主人公的内心充满觉悟，或恐惧，或憎恶。人们变得孱弱，或病态。有的伤了关节，有的全身麻木，有的撕下自己的皮肤爱不释手地欣赏。而且在这些地方，一般的作者很少探究，即使探究，也只是用模棱两可的语言搪塞一番，或者将其作为推动情节的某个支点，然而，范德海格发自内心的诗一般的描写却把陈腐化作神奇。在“体验完美”这篇故事中，病入膏肓的奥格尔正在慢慢地丧失知觉。为了恢复自己的知觉，他朝医院的理疗室走去，在那儿，他发现了一个篮球。在他手捧篮球的时候，范德海格为我们描写道：“他享受着指尖触摸篮球表面粗砺的感觉。”这么单单一个句子就把手指触摸的短暂感觉描写得恰如其分，使我们感同身受，使我们能够进入奥格尔的体验之中，充分体会他的绝望。在“跳舞的熊”的结尾，在描写老人迪特尔为了自主做最后抗争的时候，范德海格的刻画是如此的震撼人心，以至于每次读到下面这一段时我总感到喘不过气来，仿佛自己的身上已经灌注进迪特尔的意识：他试图站起来。他颤巍巍地起身，身子摇晃不定，感到地板在移动，然后又倒下，头撞在衣柜上，嘴里满是暖暖的、咸咸的东西。他能听见房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接着那声音消失在自己血管里澎湃的声音当中。在他的眼睑、耳朵、脖子和指尖，血脉在微弱地跳动。他设法挣扎着站起来，想要在从身边流过的激浪般轰鸣的阴影中踩出一条路来，走到门厅去。这时，在模糊的光线里，他看见了一个形状，在耐心地等待着。是那头熊。“是熊吗？”他问道，拖着腿朝前走去。在《走下坡路的男人》中，范德海格的想象力是丰富的，包罗万象。他向我们展现了男人与女人、男人与男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把我们带到强势与孱弱、暴虐与绝望相互间的对立之中，沉重之间夹杂着幽默，幽默之中隐含着忧伤。这本书以充实、广博、丰满的特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纷繁、困苦、震撼然而美丽的世界。在本文的开篇，我提到一部佳作就是一个谜。作为结尾，我想说佳作不仅本身神秘，而且向我们揭示着神秘。一部伟大的作品可以改变读者，改变他的观念，改变整个世界。这正是阅读《走下坡路的男人》对于我们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的眼睛仍停留在字里行间时，我们赞叹这本书本身，赞叹它的恢宏，它的智慧，它美轮美奂的艺术。当我们抬起头，我们就像刚刚第一次看到这片世界一样，世间万物的那些光彩熠熠的细节更加清晰、明了。我们有机会赞叹自己所见到的每一个人的微观世界。我们重新认识这世界永无穷尽的可能。赵伐译《走下坡路的男人》译后记　　据说范德海格是从达尔文《人的进化》（TheDescentofMan）一书的标题获得灵感，把本书其中的一个短篇取名为“人的退化”（ManDescending），并以此作为整本短篇集的书名。尽管出于吸引读者的考虑，译者最终还是把书名“ManDescending”译成《走下坡路的男人》，但“Descent/Descending”的一语双关对理解全书的主题还是有所启发的。“Descent”一词有“（由上而下的）进化、演化、发展、继承”之意，在达尔文的笔下指人类由猿到人的进化，表达的是一个由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发展历程。“Descend”作为动词，其现在分词形式在“ManDescending”一词中更强调由上而下的跌落（抑或堕落），在范德海格的笔下则用来表达人生的一种每况愈下的状态，一段下降而非上升的轨迹，退化而非进化的经历，而他的12个短篇就是描述人，尤其是男人，在这段人生历程的下坡路上的心态和情感。正如“走下坡路的男人”中的主人公埃德所说：“现在，我知道自己开始向下走了，不紧不慢地，却终将跌入自己人生曲线的底部。惯性会让走下坡路的男人加速下落，而他惟一的选择，只剩下要不要享受下落途中的景色了。”范德海格笔下的男性在这段下坡路上个个都碌碌无能，放浪形骸，充满惰性，但妄想自己神勇无比的能力却非同一般。他们大多在职场上失意，在家庭中落魄，被朋友视为怪物，被家人当成负担，但他们内心却自恃英勇，不甘沉沦，徒劳地试图改变自己业已步入的人生下降轨道，这也许正是每个故事的悲情所在。他们当中，有的失业后像唐吉珂德那样只身挑战世俗最后被扔进了疯人院（“我从恺撒那儿学到的”），有的好心帮人却遭人利用最终被误诊为心理异常的精神病人（“去俄国”），有的与现实格格不入，退休后追寻年轻时向往的异乡美景却发现事过境迁、今非昔比（“离乡人的聚会”），有的身患恶疾但仍锲而不舍地感受生活的完美细节，寻求人生完美的味道（“体验完美”），有的被妻子的家人斥为无能之辈恼怒得居然大打出手结果丢尽了脸面（“团聚”），有的自觉被人戴了绿帽却又无能为力甚至挨揍（“走下坡路的男人”），有的与自己女友的母亲斗智斗勇但终究还是败在老太婆的手下（“看客”），有的因为志大才疏被自己的妻子抛弃只能在想象中重拾自我（“山姆、瑟伦与埃德”），有的临死前还要奋力抗争，希望能赢得原本属于自己作为人所应有的尊严（“跳舞的熊”）。这些男人有一个共通的特点：他们都能清楚地理解自己的困境，同时也有明确的意志想要改变这种困境，但正如丹麦哲学家瑟伦·克尔恺郭尔所说，“个人的能力，可以用他的‘理解’与‘意志’之间的距离来衡量。一个人能够‘理解’的东西，他必须同样能逼迫自己以‘意志’去完成。在理解与将意志付诸实践之间，就是借口与逃避存在的空间。”这些男人没有能力超越理解去给自己的意志一个自由发挥的机会，而是在各种借口和逃避中消磨生命。“借口”和“逃避存在”以及责任感缺失似乎成了他们的通病。相形之下，短篇集中的那些女性却大多精明强干，声色俱厉，权力在握。比如，“看客”中的布拉德利奶奶“身材健硕，差不多6英尺高，能背起180磅的重物”，“身处在不幸与悲惨的家族中心，如磐石一般”，“秋天要杀鸡的时候，她总是情绪很高”。在与自己女儿的男友汤普森的较量中，她老谋深算，巧施伎俩，终于如愿以偿地把这个“披头士”撵出了家门。“跳舞的熊”中的哈克丝太太居然反仆为主，发号施令，横行霸道地主宰着垂死老头贝斯基先生的家务甚至他的生活。“团聚”、“走下坡路的男人”和“山姆、瑟伦与埃德”三个短篇中的妻子形象也基本上出自一个原型：她们聪明强悍，对自己的丈夫大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的怨愤。她们的存在和强势恰恰反衬出男性的孱弱与无能。在这场为了权力而拉开的男女之间、男人与男人之间、男人与社会之间的争斗中，男人的失败和屈辱总是贯穿其中的必然结果。从不谙世事但又被迫生活在权力夹缝中的小男孩，到无所作为只得用自以为是的态度傲视一切的青年男子，最后到生活无法自理只能忍受他人肆意欺辱的老头子，书中的12个短篇拼缀起了男人的一幅从小到老失意落魄的完整形象：为了自尊，他们只得儿时甘当看客，在男女博弈的天平上趋奉权势为求自保；年轻时玩世不恭，用他们那一点点诡诈的雕虫小技博得他人的几声嘲笑，以此来维持自己仅存的作为人的价值；年老后蜗居家中，或者遁入曾经的梦想，苟延残喘之际还必须为了要活得有尊严而徒劳地抗争。读完这些故事之后，也许大家会问：这些男人为什么会失败？他们人生悲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我们或许可以归咎于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生存环境，或者他们的性格缺陷，意志或责任感的缺失，或者社会的因素，比如失业、酗酒、虚伪、世态炎凉，等等。但读完最后一个短篇“山姆、瑟伦与埃德”之后，我们似乎可以从主人公埃德的顿悟中找到答案：“这些人因为在变化，因为处在一种变迁流动的状态之中，因此在我看来很不真实。”埃德之所以与他的妻子、朋友乃至整个社会格格不入，是因为别人在变，而他却没有。在他看来，没有改变的才是真实的、可信的。其实，这是他们失败的真正根源所在。在光怪陆离、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中仍然死抱着过去的价值观和曾经的梦想，这正是他们的可贵、可笑、可叹和可悲之处。可贵在于他们勇于用自豪的力量去搏击世俗的那种改天换地的滔滔洪流，可笑在于他们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却又是那么的不自量力，可叹在于他们是孤独的，无助的，只得单枪匹马面对命运的必然安排，可悲在于他们不能与时俱进，而是沉湎于旧时的幻想和观念，大有美国南方文学中那些悲剧人物醉心于陈腐、忠实于破败的悲壮气魄，如福克纳“纪念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中的艾米莉小姐。无独有偶，在一次访谈中，范德海格毫不回避地宣称自己的创作正是受到美国南方文学即哥特式小说的影响，尤其是作家欧多拉·韦尔蒂（1909-2001）和弗兰纳里·奥康纳（1925-1964）的熏陶。假如读者有心把他的作品与美国南方文学联系起来阅读，或许会发现他的作品同样也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感、失败感和痛苦感，他的人物其实很多也折射出韦尔蒂、奥康纳、福克纳等笔下的形象，如《喧嚣与骚动》中的昆丁·康普生。范德海格笔下的男女都是些平凡的角色，所谓反英雄角色，但他对他们的塑造却远非平凡。从他们的对话，从对他们言行的比喻，从他们周遭环境的描绘等等，无时无处不饱含着作家对于他们的关注和同情，不包含着传神的意象、丰满的描绘和生动的幽默，寥寥几笔之后栩栩如生的形象就会跃然纸上。正因为如此，译者在传达人物形象时，非常注意保留原著的那份情趣，那份真诚，努力把作者对他角色所倾注的热情、关爱、幽默尽可能忠实地传达出来，不仅形似，更要神似。但愿这努力能够实现译者的初衷，能博得读者赞许的一笑。赵伐2008年春节写于甬城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