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总理汇报后，我曾想到这架飞机可能是叛逃，机组里有叛徒，但绝没有想到会是林彪。”　　他问我：“你的行政级别多少级?”我回答说15级。他告诉我：“本来17级以上干部是国庆节前听传达报告的，我们从工作考虑，让你晚一些知道。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完成得很好。你把照片、胶卷和书面资料清理一下，移交给秘书，明天派车送你回家。”　　我立即去把秘书室存放的自己经手的一切东西清理好，向徐连儒做了移交。这批东西主要有：失事现场示意图及失事地点位置图各一张，中蒙双方参加现场调查及会谈的人员名单，许大使9月14日8点30分和20点30分两次会见蒙古副外长的谈话记录，蒙方提出的两个《纪要》蒙文稿及译文，9月15日22时晚餐时谈话记录，双方一至五次会谈记录，现场拍摄的胶卷(20锭七个，15锭三个，均已冲洗)，死难者遗物清单。另外，还有飞机残骸大件及死者遗体小型照片十五张和草图一张，这是我准备按现场测量距离缩小尺寸，把照片贴在草图上，做成一张形象的现场示意图，可惜来不及完成了。徐主任一一点收，我交割清楚，然后返回招待所。　　夜里，久久不能成眠，从9月14日到10月1日的凌晨，从飞机失事现场到回国汇报，从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到西郊机场看“三叉戟”，像过电影一般，一幕一幕地晃过来，又晃过去。已经到了半夜，还是睡不着，我索性爬起来，站到阳台上吹吹风。风很凉，有点像苏布拉嘎盆地那种肃杀秋风，我紧紧裹住大衣。　　从阳台上俯瞰，新修的前三门宽阔的马路上空空荡荡，阒寂无人。头脑在凉风中逐渐冷却，我把这二十天的印象联缀起来，感到这个莫名其妙的谜基本上解开了：……林彪的阴谋败露，他们一家三口仓皇出逃，乘“三叉戟256号”飞出国界，目标是苏联的伊尔库次克。飞至蒙古的温都尔汗东北，油料不够了，只得迫降。他们明知带油迫降有机毁人亡的危险，但在蒙古国境内，到处可能有防空武器，不敢为了把油耗尽而在空中盘旋太久(按航空规程，飞机迫降时如要擦肚皮落地，必须在空中把油耗尽，避免着陆时起火爆炸。“256号”在空中要把油耗尽，至少得盘旋20分钟)。迫降前他们做了准备，每个人都脱掉鞋，拿掉身上的硬东西，飞机冒着极大的危险带油迫降，这就注定了他们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果然，飞机擦地着火，来不及打开紧急出口放下充气滑梯，瞬间飞机爆炸，机身裂成碎片，人被抛向高空，恰巧草地枯黄，一燃即火势凶猛，有的人即使摔昏而未死，也逃不脱这炼狱般的草地大火和一氧化碳中毒。　　俗语说，阴差阳错，鬼使神差。假设，“256号”寻觅降落场，把盘旋半径扩大到六十公里以上，就飞到了平展展的温都尔汗大草原上空，很容易找到那个硬地面的简易机场；假设，飞机落地不很快着火，他们几十秒钟之内就可放下救生充气滑梯滑到地面，在飞机爆炸前逃生；假设，迫降场没有那么高的枯草，或者像我国关内9月，草仍绿而不黄，即使飞机爆炸，有的人摔昏后还可复活；假设，林彪等人活下来，结果可能就不是现在这样……然而，这些都不过是假设，不可改变的事实是，他们没法摆脱死神的牢牢控制。　　我不禁仰望满天星斗的夜空，难道冥冥之中，真有一个铁面无私的主宰吗?难道无垠的苍天，真有一个疏而不漏的恢恢天网吗?要不，林彪叛逃的结果为什么这么惨，葬身于异国他乡之域，暴尸三日于光天化日之下。当我听《57号文件》第一段，头顶响起炸雷的时候，头脑里一再回绕：这是真的吗?真的是他吗?然而《57号文件》言之凿凿，不容置疑。我所景仰的一个偶像粉碎了。“铁流二万五千里，直朝着一个方向……，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八路军军歌》的这几句歌词，曾经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现在，一代名将就这么身败名裂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三十年前，林彪曾经到过外蒙古。那是他1938年冬负伤去苏联疗养，1941年10月准备返国，来到乌兰巴托，拟取道当时的“国际通道”回内蒙的大青山根据地，然后返延安。但是这条通道已遭到日军封锁，不得已改成苏联援华飞机回了延安。那时他是声名显赫的抗日名将，三十年后，他再次到了外蒙古，却成了国人不齿的叛徒。多么可怕又可悲的历史轮回！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在党的九大之后，我曾经天真地认为国家就要走上坦途了。可是，谁能想到去年出了个陈伯达，今年又出了个林彪，我们中国怎么这样多灾多难?伟大领袖毛主席洞悉一切，明察秋毫，怎么就没有看透林彪，还把他选为接班人，而且写入党章呢……　　我忽然想到周总理看林彪等人尸体照片时的表情，明白了那不是对拍照的“欣赏和满意”，而是感到如此结局使他“宽慰和庆幸”，为整个国家和民族庆幸。总理统揽全局，身系国家安危，林彪外逃坠机事件引起的国内外巨大震动，他肯定比别人感受更为深切。总理听了我的汇报，当机立断做出了“三叉戟256号飞机系自行坠毁”的判断，使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基本上同国外脱钩，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国内问题，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呀!这是高度政治睿智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晶化。当然，这个结论后经多方面论证，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也是正确的，不过9月22日凌晨就做出这个判断，带有一定的风险。“自行坠毁”四个字，可称得上是字字千钧。　　在北京，总理夜以继日，力挽狂澜，从接获来自北戴河关于林彪行将出逃的消息之时起，一直到改变国庆游行庆祝办法止，无不事事躬亲处置，包括为防止林彪机毁人亡消息扩散，亲自下令控制知情范围，及时“隔离”驻蒙古使馆回国休假干部和跟我同行的蒙古族翻译小贺，……这需要耗费多少心血啊，需要有多么巨大的精力和多少个不眠之夜呢!在总理一生经历的无数惊涛骇浪中，“林彪外逃”事件该算得一次不小的“地震”吧，但在他的主持处置下，国内什么动乱也没发生，人们生活、作息一切如常，这真可谓使滔天灾祸消弭于无声之中。再过两个星期，美国的基辛格就要二次来华了，在北京他会看到什么呢?爱生事寻非的美国记者，肯定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挖掘“特大新闻”。据后来了解，基辛格来华后，随行的一个美国记者走街串巷，询问街头的一个小学生：“你们的副统帅好吗?”小学生回答说：“哏儿屁了。”(北京童谚语，意思是完蛋了。)美国记者的汉语有限，当然听不懂，忙问中方陪同人员。陪同人员忍住笑，回答说：“这是小孩话，意思是挺好。”当时，全国上下对外保密做得不错，美国记者最后只能这样写：“中国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北京市民照常上班下班……”　　第二天，10月4日上午，我带着彻夜未眠的困倦，和需待重新思考的一些新的疑团，结束了十四天的“隔离”生活，离开了正义路1号的外交部招待所。索要遗体遗物的交涉　　从外交部招待所回家以后，我休了一个多月的假，初步学习了“批林整风”文件，11月中旬重返驻蒙古使馆。这次乘坐的是中蒙之间的小联运列车，两节车厢只我一个乘客。由于回国汇报任务完成，无事一身轻，途中与早已熟悉的列车员山南海北神侃一通，颇不寂寞。傍晚，到达边城二连，想找王站长聊聊，边防检查站的参谋说他去内蒙古军区汇报工作去了。列车进入蒙境，过了扎门乌德，天色已经黑透。我勉强克制睡意，坚持到赛音山达，想看看这里有什么动静，结果只见到车站以西山背后市区的灯光依然明晃晃的，其他什么也没有。列车一直在夜幕中奔驰，过了乔依尔才开始天亮。上午，途经巴彦苏军机场，白茫茫的雪原上，飞机仍在训飞，但起降频率似乎比9月中旬大为减少。苏军后勤基地静悄悄的，战备油罐群埋在雪里，站岗士兵已无踪影。　　“看!快向左边看!”列车员急促地喊我。这时列车已绕过博格多汗山麓，正在驶出谷地。我马上从车窗望出去，只见在土拉河边平坦的冰雪地上，一大群灰棕色的马鹿足有近百只，或站或卧，悠闲自得地享受着冬日的阳光。它们身高体肥，其壮如牛，对轰隆隆驶过的列车毫不在意。这真正是一个奇观，我来蒙古多年只听说乌市附近森林里有上千只马鹿，但是从未见过。列车员讲：“这些马鹿是从博格多汗山松林里下来的，它们在河边玩到太阳偏西就回到山上，我们列车一年也碰不到几回，因为必须是冬天多雪、风和日丽的日子，它们才下山来。”　　列车呼啸着抵达乌兰巴托中心车站。我回到了驻蒙古使馆。这时使馆里传达《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不久，人们心受震惊的余波还没有完全平息，加以在国外的纪律约束，“已经知道的不说，不该知道的不问”，没有人向我打听在国内干了些什么。不过，有时大家闲聊，开玩笑地假设：如果林彪活着到了乌兰巴托，找中国驻蒙古使馆的人谈话，逼着表态，而蒙方把使馆同国内的联系卡断，使你根本不了解是怎么一回事，那可真是一场灾难。但我认为更大的灾难也许是他跑到苏联去搬兵；苏联领导人把中国的内情透彻了解之后，就像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下令压在中国边界上的百万苏军大举入侵，护送林彪回到北京，当苏联的“儿皇帝”，这并非是不可能的。在中外历史上，这种情形是不少见的。据了解，周总理和军方领导人一起，在林彪叛逃之后确确实实做了防止苏联入侵的军事部署。总理当时下令在军事上做充分的准备，决不是无的放矢。　　当时任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后来说：“我们感到最为庆幸的，是林彪没有真的飞到苏联来。”不言而喻，如果林彪真的到了莫斯科，中苏之间的麻烦就大了，也许不仅仅是一场边境冲突了。　　1971年10月16日晚，毛主席听取关于接待基辛格访华的方案，曾对在座的熊向晖谈起“九一三”，幽默地连连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念了唐朝杜牧的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并接着说：“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后来，我归国后给一份杂志写了一篇《林彪坠机现场目击记》，篇首引用了杜牧这首诗。有的读者给我来信，认为这首诗只有前两句可以同林彪叛逃结果相类比。但我觉得，全诗更能比较贴切地显现“九一三”事件的过程，以及当时国家面临的严重局势和险恶的国际环境。　　在使馆，我向许大使和使馆党委介绍了回国汇报的情况之后，翻阅了回国期间使馆对外交涉的文件，对索要遗体的经过知道了一个梗概。　　9月22日，也就是我向总理汇报的第二天，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长策伦朝达勒，紧急约见许大使，声称受政府委托，要求中国政府在9月25日前，就失事飞机侵入蒙古领土一事，做出书面正式解释。策口气比较强硬，根本不提在温都尔汗未完的谈判，而且重新使用了“侵入”的字眼。　　9月23日凌晨，使馆收到国内指示电报(即总理在听了我的汇报以后签发的那份电报)，许大使于下午4时紧急约见策伦朝达勒(蒙古副外长不在乌市)，按指示电内容向蒙方做了表态。策伦朝达勒听了以后，也许是“自行坠毁”四个字打动了他，口吻明显比前一天变软。他表示：“注意地听了大使的谈话，并且清楚明白了，我将向外交部的领导和政府报告。”并说他个人有个问题，死难者可以说是安葬了，如何运回呢?最后，他还是希望中方对飞机如何进入蒙古领空等问题做出答复。　　9月25日，许大使再次约见策伦朝达勒，催问蒙方对我国要求运回尸体、交还死者遗物的答复。策的态度又僵硬起来，称尚未得到政府指示，反问许大使，时间已经过了两天，为什么中方还未就失事飞机做出书面正式解释?蒙方对此感到遗憾。策还无理地要求说：“你们政府提出运回尸体或就地火化，是应死者家属的要求。死者亲属是有具体人的，因而机上人员究竟是谁也就清楚了。就此，希望你们将死者姓名、年龄、职务等，以及如有可能，将死者照片提供给我方。”　　许大使针对策的态度指出：“中国老百姓的习惯，总是希望自己的亲属在死了以后，能够埋葬在自己的家乡；中国政府正是考虑死者亲属这种情绪，才做出这个决定。希望蒙方照顾中国人的习惯以及死难人员家属的要求，给以友好协助。”许大使并表示，对策提出的新要求，可以负责地报告中国政府。　　策伦朝达勒对许大使答应报告北京表示感谢，但又说：“如果这个问题拖延了，会不会产生什么不合适的情况，我对此表示担忧。”并声称：“如果中国政府不答复我们今天所提要求的话，你们23日所提希望，恐怕不会得到答复。”他似乎感到这种威胁式口吻太露骨，又解释说：“蒙古政府必须研究了中国政府就此事所做的答复后，在此基础上才能考虑对中国政府的要求给以答复。”　　看来蒙方已经设下了“拦路虎”，不打算交还死者尸体和遗物了。处理国际空难事故，哪有要求对方提供死者职务和照片的呢?误入就是误入，哪有非逼对方写一个为什么误入的书面材料呢?他们明白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这些无理的苛刻条件。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无理要求呢?　　后来得知，此时苏联和蒙古已揣测到这架失事飞机上有个大人物，但是这个大人物是谁还不能确定，苏联克格勃已准备派专家挖出死者尸体进行检验。蒙古当局无论如何也要设法阻挠中国索回尸体。我感到，索要尸体我们似乎失去了时机，假若在9月15日第一次视察现场之后，从温都尔汗打电话通过使馆向国内报告，周总理得知死者尸体均较完整，也许会决定立即派专机去温都尔汗运回，当时蒙方对死者身份处于懵懂状态，不大可能阻难。而在9月23日以后提出索要尸体，苏联和蒙古当局对主要死者的身份已有所察觉了。由此我进一步体会到驻外机构装备现代化通讯手段的重要性，不仅使馆应该有固定电台(按：此次坠机事件之后，同蒙方达成双方使馆互设电台的协议，开始筹划设台事宜)，而且应当有游动的通讯设备，供离开使馆处理紧急事件时使用。　　我方索要遗体没有成功。在我国庆节之前，蒙方做出了一些友好和改善关系的姿态，为许大使安排了四次拜会活动，蒙古和平友好委员会和蒙中友协，为我国庆举办了电影酒会，而这类活动已停办了好几年。此外，蒙中友协还恢复惯例，向中蒙友协专致贺电。　　9月29日下午5时，蒙古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简短消息，次日这条消息在蒙古《真理报》第四版不太显著的位置刊出。消息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喷气式飞机一架，今年9月13日凌晨1时55分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在深入我国领空飞行时，于2时25分在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东经111°15′，北纬47°42′，由于不明原因坠毁。在中国飞机坠毁的地方找到烧得残缺不全的九人的尸体、枪支、文件和物品，证明这架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飞机。已经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代表们去现场观看了失事飞机。就中国飞机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一事，蒙古方面向中国方面表示了抗议，并要求做出正式解释。”　　消息发布前，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长策伦朝达勒曾于9月29日下午3时30分，约见许大使打了招呼，表示：关于中国飞机在蒙古境内失事的问题，人民群众中间已产生了正确和不正确的各种传说。因此有关这架飞机的真实情况，需要简单地告诉人民群众知道，我们将公布这件事情的简况。策强调：“这不是我国政府的声明，是发个一般的报纸消息。”最后他又讲：“在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中国飞机越境进入我国领空，我们感到很遗憾。”　　蒙方发布消息以后，其外交部刚提升为第一副部长的云登，在9月30日傍晚参加我使馆的国庆招待会时，主动问许大使是否读了报纸上刊登的关于那架飞机的消息。许大使表示：已经读过，有些内容双方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对蒙方单方面发布消息感到遗憾。云登听后未做什么反应，只说西方电台的报道经常造谣歪曲，我们从来没有相信过，发消息是为了让人民群众知道这件事，澄清一下各种不正确的传说。在蒙方出席招待会的客人中，有位国防部的外事处长，此人对我国一贯比较友好，他私下里“咬着耳朵”问王中远：“林彪还活着吗?”小王根据国内指示的口径回答说：“一切如旧。”这段插曲说明，蒙方从国际上各方面的传闻和揣测中，似已在猜想失事飞机的死者里面有林彪。　　蒙方不肯交还尸体，但也没有大做什么文章。中蒙之间关于索要尸体这段公案不了了之。在我国国庆节以后，双方谁也没有再提及失事飞机之事，交还遗物更没有提上议程。蒙方继续安排许大使的到任拜会，并从11月底开始同我方进行关于结束陷于停顿的中国援蒙工程的谈判。中蒙关系没有因坠机事件受到影响，继续朝缓和的方向发展。外电传闻与专家分析　　9月下旬以后，国际上的各种传闻和揣测沸沸扬扬，有增无减。奥地利电视台和报纸，9月30日至10月1日援引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消息报道：“9月13日凌晨，中国武装部队一架喷气飞机在蒙古上空坠毁，有九人死亡”；“日本政府部门据法新社消息称，这架飞机是被击落的，机内有被黜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他企图逃往国外未遂丧命”；“据蒙古通讯社称，蒙古政府抗议中国飞机侵犯其领空，并就此事要求北京做出正式解释”。　　英国《卫报》10月1日刊登记者莱斯卡萨9月30日从香港发出的消息，内称：不管所传在蒙古发生的飞机坠毁事件的意义如何，这里的分析家却认为，从9月中旬以后，中国领导人中发生了重大问题。人们普遍排除了早些时候关于毛患病或去世的推测，而赞成环绕副主席林彪和政治局其他委员的地位问题的一些说法。林一些年来身体一直不好，从6月以后没有在公开场合露过面。不管是因为生病或是国内的政治原因，林的权威的削弱，都有必要使中国最高领导人重新排队。军事领导人最近几周引人注目地没有露面，这使许多分析家做出这样的推测，那就是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特别卷入了当前这场危机；另一方面，周恩来继续不断地在公开场合露面，并且看来已完全控制了局势，他可能比以前更为有力。　　11月中旬，驻蒙古使馆从一位蒙古朋友处得知，有个汽车司机去贝尔赫矿区，从苏布拉嘎盆地旁边经过，看到失事飞机的中国人的坟已被挖开，有些坑已经空了。　　12月14日，香港《快报》刊登来自北京外交界的消息，说一名苏联外交官向一经常同他打网球的巴基斯坦外交官讲，苏联当局已把九人尸体派人挖出，进行了详密的生物化验，证明其中一具尸体的特征与林彪一样，并且与林1956年留医莫斯科的病情记录对照，发现尸体上腭少了三颗牙齿，也与病历相符。　　1972年1月，英国《新观察家》驻莫斯科记者听苏联人讲，苏联专家已把烧焦的林彪尸体整理出来，发现尸体上中了九颗子弹，呈蜂窝形。这家报纸的意思是想证明，飞机上发生了搏斗，有人向林彪开枪，导致飞机坠毁。　　那么，这架“三叉戟256号”飞机究竟是怎样坠毁的?飞机上是否发生过搏斗?　　《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逐级向下传达的同时，1971年10月3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由周总理亲自负责的中央关于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专案组成立，并从1972年1月起，在党内陆续发布了三批“林彪集团的罪证材料”。同时，在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在中央专案组成立之初，就责成空军对林彪座机坠毁的原因做一详尽分析。　　三叉戟256号坠毁原因的正式结论，是由空司一批专家完成的。最早介入此事的，是当时任空司军训部第二部长、抗美援朝时击落击伤敌机九架的空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若干年后接任空军司令)的王海同志。吴法宪在1971年9月24日被隔离审查以前，周总理曾找他和空司参谋长梁璞去辨认坠机现场的尸体照片，并让他们拿回一批照片到空司，找真正懂技术的人，对飞机失事原因进行过细的研究。吴和梁让王海牵头，组织一个专家班子，完成此项任务。这个空军专家组，除为首的王海部长外，成员有当时的空司机务部副部长何培元、空政组织部副部长陆德荣、空司军训部副处长王涛及王季南、空司机务部参谋赵汉立及金华。　　专家组成立以后，中央专案组1972年5月9日派gonganbu的汪顺森，到外交部借来现场拍摄的胶卷及步测示意图等，加以复制放大。专家组把放大成一面墙的坠机现场示意图挂起，按残骸分布位置，贴上有关照片，详尽地进行讨论。其间，他们还到西郊机场看了同型的三叉戟飞机，边看边研究。最后于1972年5月19日，写出了研究报告：《对林彪叛国外逃所乘三叉戟飞机坠毁原因的分析》，经中央专案组上报中央。之后，还由王涛代表空军专家组，在京西宾馆的西大厅，挂起了飞机坠毁现场的放大示意图，贴上了关键性残骸和尸体的扩印照片，向以朱德委员长为首的五十多位高级领导人，做了飞机坠毁原因及尸体情况的汇报。　　空军专家组的研究报告认为：　　“三叉戟256号”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依据是，第一，降落场地是经过选择的。现场全貌照片表明，着陆场正前方是山丘地带，着陆方向的左侧是山区，而着陆场是一片草地，降落条件比较好；着陆方向由北而南，而其逃窜的飞行方向是由东南向西北，说明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对着陆地点和着陆方向进行了选择。第二，飞行员做了野外降落的动作，从机翼残骸照片上清楚看出打开了前开缝翼(按：在机翼前缘呈长条形，可向前推开)，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三叉戟”飞机的前开缝翼，是靠机械螺杆传动的，只有人工操纵才能打开，摔打撞碰都不能造成这种情况。第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说明没有放起落架，这是野外有操纵地降落的一个特点。第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现场地面滑痕是飞机尾部接地时的痕迹(按：在视察飞机坠毁现场时，双方都认为那是飞机肚皮擦地的滑痕，滑痕右边的浅沟，是右翼撞地造成的；后来，我仔细检查了残骸照片发现，带有“中国”二字的右翼尖并无卷曲，而机尾右水平舵尖有明显卷曲)；机上先掉下的部件，是安装在尾部的中发动机底包皮和喷口等，也说明尾部先着地。地面仅有滑痕无深沟，说明飞机不是大角度撞地而是有操纵地着陆。　　为什么降落没有成功?首先，降落的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造成着陆速度过大。减速板(按：在机翼表面后缘横排两块，飞机减速时，底下有支架将板面从后向前撑起)没打开，减小速度的反推力装置(按：在发动机内腔)也没有使用，造成飞机接地速度过大。打开减速板和使用反推力装置，在正常情况下降落，应是副驾驶员做的，而这架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员。其次，从照片和现场步测示意图上看，飞机残骸散布面积为750米×80米的狭长形状，飞机破坏严重。据此分析，飞机是以较大速度先尾部接地，形成跳跃，然后两翼先后折断，机身呈圆筒状带惯性前冲破碎解体，机上人员被甩出。在此过程中，油箱破裂，造成大面积燃烧。再次，“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不利于野外降落。由于两翼安装在机身下部，机翼和机身腹部都有较大的油箱，因而在不放起落架着陆时，形成机腹和机翼同时接地，极易造成机翼折断，油箱破裂，引起燃烧。从残骸照片和示意图看，左翼尖(按：有“56”字样的残翼)和中发动机喷口摔在一起，距飞机着地处仅二百米，就是说整个左翼是在落地后一百八十米范围内就已折断。降落场地虽是草原，地面仍然是不平坦的，这也是造成飞机撞击，跳跃破碎的原因之一。　　飞机为什么要野外降落?一是油料不够，难以继续飞行，不得已降落的可能性极大。从山海关起飞时，油箱存油十二点五吨。从山海关至坠毁地点，共飞行约一百一十八分钟，飞行高度从二千五百米到六千五百米，航程约一千零八十公里。根据飞行实践经验，在三千至四千米高度飞行，每小时耗油量为五吨左右。从“256号”的飞行高度和全航程估算，耗油量要九点五吨至十吨。因此，飞机到坠毁地点时，存油量只有二点五吨左右，而这时油箱有一部分油，因为油泵抽不上来，还不能使用。所以，这架飞机要在低空继续飞行，最多只能飞二十多分钟。这可能是急于野外着陆的主要原因。二是飞行员在空中没有掌握飞机的精确位置。由于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没有导航，又是夜间飞行，飞行员很难判明当时飞机的精确位置。该机坠毁地点，位于温都尔汗东北仅六十公里(空中直线距离)，而温都尔汗有一机场，如果驾驶员知道自己的位置，去该机场降落的油是够的。因此，不明自己的精确位置，可能也是促使其急于带油进行野外降落的原因之一。　　这个研究报告做出的结论，我在若干年后才知道，感到十分欣慰。许大使和我们视察现场后，向国内报告的看法，以及我回国向周总理当面汇报中的分析，虽然是比较肤浅的，但并没有搞错。　　至于飞机是否在空中就起火爆炸?是否被防空导弹击伤?空军专家做了否定的结论。他们认为：　　该机空中起火爆炸的可能性，完全可以排除。首先，地面有飞机滑行的痕迹。其次，飞机残骸散布面呈狭长带状，比较集中；如果飞机在空中爆炸，残骸散布面就会呈宽、长、散的状况。根据过去的经验，有的飞机空中起火爆炸，碎片散布面有十多公里。第三，若空中起火，飞机的燃料会很快在空中燃烧散掉，不致形成地面的大面积焚烧。　　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从现场照片和残骸分布的情况看，该机开始接地是完整的进行了野外降落的动作，但野外降落不成功，在地面上破碎燃烧，因此，不可能是被击落的。机翼上那个大洞，是油箱从里面燃烧爆炸形成的。　　空军专家组的分析和结论，我认为是十分中肯的、令人信服的。9月13日过后，来自蒙军和驻蒙古苏军的一些内部情况表明，他们在纵深没有发现这架中国飞机，因此不可能发射地空导弹，或者起飞战斗机拦截。9月12日是星期天，翌日凌晨似仍处于假日休息状态，苏军和蒙军的雷达站，对于那么大的“三叉戟”飞机飞进蒙古竟没有反应，表明他们的雷达或者没有开机，或者开了机也没有认真值班。更有甚者，414号界桩附近的蒙军阿沙盖图边防站，9月13日凌晨曾发现一架飞机飞入蒙境，但他们把这个消息压了9个小时17分钟才上报边防总队，而边防总队又因各种原因延误了8个小时40分钟；就是说飞机越境进入蒙古，他们的边防系统在17个小时57分钟(9月13日下午4时)以后，才上报到乌兰巴托gonganbu边防内务军事务局。驻蒙古苏军的防空系统看来也漏洞不小。10月底，苏联国土防空军总司令巴季茨基空军元帅曾到蒙古活动近一个月，检查和整顿苏、蒙军的防空系统。　　我曾经想过，幸亏苏联和蒙古的情报不大灵，否则肯定要对这架飞机采取措施的。而且，坠毁的飞机上是否有林彪，他们也只能在事隔两个月以后“补课”。假若他们在9月13、14日派人去检查坠机现场时，就能发现是林彪，而把消息封锁起来，让蒙方既不讲飞机是否坠毁，也不讲人员死了还是活着，那就会对我国构成一个很大的压力，使我们“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不好对付。机组人员有问题吗?　　飞机坠毁前，机上有没有发生过搏斗?换句话说，是否有人向林彪开枪，在他身上留下了蜂窝状弹孔，从而导致飞机不得不在旷野迫降?　　中央专案组和空军专家，对飞机坠毁现场和飞机残骸进行的技术研究，对尸体照片进行的法医鉴定，对飞机机组人员的政治历史、现实表现和上飞机的经过所进行的调查，没有发现可能导致搏斗的迹象。　　这架专机的机组，原本由九人组成：机长、第一副驾驶、第二副驾驶、领航员、通讯员、主管机械师、机械师、特设师和空中女服务员。9月13日凌晨，林彪一行从北戴河仓皇逃至山海关机场，匆匆忙忙登上飞机。当时机上只有机长潘景寅和三名机械师。机组其他人员从机场调度室旁的招待所里，紧忙跑到停机坪时，飞机已滑向跑道一端，随即增速滑跑，腾空而起。　　飞机起飞以后，机舱里情况怎么样，无从了解，如果发生搏斗，有人开枪，既不可能是叶群、林立果及其死党刘沛丰，也不可能是一无所知的专车司机杨振刚和正在操纵飞机的驾驶员潘景寅，而最有可能的是三个机械师(或者是其中一人)，一旦知道是叛国外逃，铤而走险，来个鱼死网破。但是，对三个机械师李平、张延奎、邰起良的审查表明，他们完全没有可能开枪。　　李平，空勤主管机械师，三十多岁，个子不高，任机务中队副中队长，是首批将“三叉戟”客机改装为专机的人员之一，技术精湛。张延奎，空勤机械师，二十六岁，刚结婚不久，中等个头，平时寡言少语，是维护飞机的一把好手，配合李平出色地完成了多次专机任务。邰起良，空勤特设师，即负责机上雷达等特种设备，任机务中队副中队长，三十多岁，身体高挑，精明强干；256号飞机强行滑向跑道之前，是他首先发现机组人员没有到齐，主动拿起停机坪上电话，通知机场调度室主任喊机组其他人起床。在林彪一伙赶到机场登机时，邰还在机下等待，被持有手枪最后登机的林立果赶上了飞机，这时邰起良在扶梯上还频频回头观望。　　以上三人，9月6日经团政委提名，师党委批准，成为林彪专机机组成员。9月11日，潘景寅只告诉他们有任务，留场待命。12日下午7时40分，林立果乘这架专机去山海关，他们是下午5时临时得到通知的。到山海关后，林立果告诉他们明天林彪要坐这架飞机，但并未说到哪里去。当时，潘景寅还向整个机组布置第二天早晨6时30分起床，7点吃饭，这时他们仍然不知飞机的去向。半夜12点左右，潘景寅突然叫醒他们三人去给飞机加油。正在他们准备加油时，林彪乘车仓皇逃到机场，三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上了飞机。据查证，他们过去没有佩带过枪支，这次执行任务也没有发给他们武器。　　我看了上述的结论，一个多年的谜团随之而解。可怜三位机械师，糊里糊涂地做了冤死之鬼。后来，令人宽慰的是，1980年前后，对三位机械师的组织结论是：因公正常死亡。向他们的家属发放了有关的证明书和应有的抚恤金。　　机长潘景寅是否可能发难，像有人怀疑的那样，在迫降时进行人为破坏，造成机毁人亡?　　潘景寅是50年代由陆军选入空军学飞行的航校第七期飞行学员，在专机部队执行过许多重要专机任务。“文革”期间，武汉有名的“七二○”事件中，他任副团长，同团长一起用伊尔-18飞机，从武汉两派群众斗争的混乱局面中，将毛主席等人紧急转移到上海一带。由于他多次圆满完成宋庆龄副主席的专机任务，有时宋出行时就指名要他担任机长。1969年，我国从巴基斯坦首批引进的英制三叉戟飞机，就是由他代表中国的民用航空局进行谈判和接收的。此时他已是空军专机师副师长。后来，他又带领新组建的空地勤人员，在广州白云机场同巴基斯坦人员一起进行该批飞机的技术交接和改装与训练。不久，他的职务改为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在专机师的三叉戟机种里，无论从职务、资历，或者专业技术等方面，都是理所当然的权威。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据当时年仅三十二岁的第二副驾驶、飞行中队队长康廷梓分析，潘景寅对于林彪一伙要飞广州，可能事前空司副参谋长、专机师党委书记胡萍告诉过他，因此在研究航线和飞机加油方面有所准备。当然，知道要飞广州，不等于了解林彪另立中央的阴谋活动，而对于林彪要出逃国外事前更是无法知晓的。但是，他在叫醒三名机械师之后，为什么不接着把机组其他人都叫起床?尽管他当时是有富裕时间的。估计是在林彪乘车离开北戴河之前，林立果通过电话要他准备飞机，要求上飞机的机组人员越少越好。因为在林立果看来，要叛逃出国，机组人多碍事，这些人都是万里挑一、技术过硬、政治觉悟高，不会听他任意摆布。潘景寅在那种紧急状况下，来不及多想，只有机械地执行命令。飞机朝南偏西方向起飞后，很快折向西南，朝北京即京广航线飞去。但不久，飞机在空中缓慢画了一个弧形，朝蒙古方向飞。可以想像，这个迟疑不爽快的转变航向的过程，可能是潘景寅在受威逼的情况下做出的。　　前面提到的空军专家组的研究报告，认为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没有发现人为破坏导致机毁人亡的痕迹。潘景寅死后，长时间没有哪一级组织或领导为他做结论，不少人怀疑甚至公开声称他是林彪死党的一个成员。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谈到“九一三”事件时说：　　“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斗争，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1981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做出了潘景寅是“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发给其家属盖有总政大印的证明书。这种结论在空军通称为“随机正常死亡”。专机师政治处确定“按师职或十三级以上干部病故抚恤标准抚恤”，北京海淀区民政局据此发给潘的家属应有的抚恤金。　　排除了外电关于飞机上发生搏斗的谣传，那么机上人员是什么原因致死的?空军专家组的结论认为，都是由于摔撞和被烧而死的。从尸体上的伤痕看，多是皮肉挫伤，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等摔撞伤，这些伤是飞机着陆毁坏过程中造成的。从林彪、林立果、张延奎等面部流血方向看，是在尸体摔于地上仰卧状态下流出来的。从压在尸体下面的草、衣服和皮肤未烧着的部分看，这些人是从飞机上摔出来以后被烧的，这在叶群、邰起良的尸体照片上，反映最为明显。　　对尸体现场位置的分布，专家组未做分析。我认为这似能说明他们生前在飞机上所处的部位。飞机尾部擦地着陆后失去平衡，右水平舵尖划地导致飞机左倾，左机翼先折断，接着飘浮的机身继续向左滚动，使右翼也折断到左边，之后两翼折断的机身可能肚皮朝天，呈圆筒状前冲起火爆炸，机上人员不排除是同步甩出机外。据此推测，1至3号尸体，生前是坐在机舱后部联装座椅上(死后他们距离最近一组座位架只有三十米)；4至7号尸体，生前像是位于前舱的高级房间里，三个机械师同林彪摔在一起，表明飞机迫降前他们似乎担负了“保护首长”的任务。说来也巧，九具尸体，林彪处于中央，死后仍然“以我为中心”。8、9号尸体，叶群死后靠近潘景寅，很可能她生前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指挥飞机降落(这同她在北戴河96号楼指挥夜逃的情况是一致的)，而潘景寅烧灼最重，估计是由于他握住驾驶杆，在熊熊烈火中坚持到最后一刻。　　林彪机毁人亡，确实如同人们所说，带有很大的偶然性。除了本文前面所述，以及空军专家组的结论提到的以外，还有这样一些偶然因素：林彪使用的专机，原来是“子爵型”飞机，9月6日才确定以“三叉戟256号”取代，而“子爵型”飞机是一种飞行速度较慢(时速四百五十公里)的涡轮螺旋桨式飞机，必须进行野外迫降时，其危险性显然低于“三叉戟”喷气式飞机；他们夜半出逃伊尔库次克，既然机上没来得及带领航员，地面也没有导航，在进入蒙古境内后，潘景寅本应该按照他过去驾专机飞莫斯科时，沿铁路线这一明显的目标飞行，一旦飞不到伊尔库次克也可中途在乌兰巴托降落(按：中苏之间的民航飞机就是沿这条航线飞行的)。然而，由于飞机是在对立国家上空飞行，林彪一伙清楚了解蒙古境内的防空部署，沿铁路线有好几处苏军机场和防空导弹阵地，不得不在铁路以东寻找航线，这就使得飞机燃料将尽时，无法确知自己在什么位置，而不得不贸然迫降。　　如何解释这种偶然性呢?有人说这是“天意”，有人说这是“报应”，还有人说这是毛主席“洪福齐天”……难道真是上帝或是马克思的在天之灵的安排吗?应当寻找唯物主义的答案。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条原理：“事物的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这就是说，贯穿于所有种种偶然因素之中有一条主线，即是事物的必然性。林彪阴谋搞武装政变、暗害毛主席，还没有来得及动手，毛主席于9月12日下午回到北京，这就迫使他们除了出逃别无选择。而在谋划出逃时，偏偏他自己的女儿林立衡认为叶群和林立果可能“劫持”林彪远走高飞，向8341部队做了报告，他们在8341部队派车追赶下，狼奔豕突，一切事前拨打的如意算盘，都吓得丢到九霄云外，于是，一系列的偶然性随之而生。他们在众多偶然因素的胡同里冲撞挣扎，沿着必然性的主线滑到了绝路——机毁人亡。　　1971年10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来华访问，周总理陪同他到上海参观。在上海，周总理抽出时间接见了上海及华东的党政军负责人，讲话中谈到“九一三”事件的经过。周总理阐述了林彪之死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相结合的道理。总理说，就他们所作所为来讲，一家三口摔死是必不可免的，是天造地合。林彪的旧居　　1972年秋天，我回国开会，正值“九一三”事件一周年。我得到一个机会，参观了人去室空的毛家湾——林彪、叶群生前的公馆。　　毛家湾，据说是清朝一个王爷的宅第，位于北京西城区厂桥以南，原是西皇城根的两条东西走向不太惹眼的小胡同，南边一条称前毛家湾，北边一条称后毛家湾。两条小胡同中间，夹着几个大的院落。全国解放后，高岗曾在这里住过，占用面积一千四百平方米。其大院一边是平安里医院，一边有不少民房。1953年，林彪全家迁京，高岗将这套平房让给了他。1958年，党的八届五中全会，林彪被增选为党的副主席以后，特别是他1959年就任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之后，位显权大，开始在他的住宅大兴土木，不仅拓宽了西皇城根大街，而且把前后毛家湾融成一体，围上了一道灰色的五米多高的砖墙。　　在这横跨两条胡同的大围墙内，其东侧的平安里医院和西侧的居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都被迁走，林彪毛家湾公馆的总面积达到一万一千三百多平方米，俨然封建时代一座王府的规模。东侧院中被迁走医院留下的两座南北向的二层楼房，南楼是工作人员的家属宿舍，北楼是曾经显赫一时的“林办”（“林副主席办公室”，叶群为主任），其中包括警卫中队的办公室。围墙内的西侧院，原是“林办”秘书的办公室，后改作它用。它的北面有一个小院，是林彪一家的厨房和储藏库，还有几间供工作人员临时居住的平房。围墙的南侧是一个横长条院，盖有平房，北侧临街也有一排平房，都住的是警卫中队的战士。上述院落，从四面八方拱卫着处于中心的林彪、叶群的住宅。在这套住宅的地下，修筑有通往人民大会堂和国防部大楼能通行汽车的通道工程。　　毛家湾不仅大院套小院，而且门特别多。前毛家湾就有五个门：1号门，是工作人员的宿舍门；3号门，是警卫中队驻地的门。林彪、叶群外出从此门通过；5号门，因改成林彪的车库，被堵死；7号门，是原来“林办”秘书办公室；9号门是锅炉房。后毛家湾还有两个门：一个是通向林、叶住宅后院的大门，林立果常从这个门出入；一个是“林办”秘书办公室的小门。　　我随参观队伍进了1号门，然后由东侧院向西拐，通过一个月亮门来到林彪住宅前。这是一个屡经改建的高大轩昂的平房体系，房高五米以上，外墙磨砖到顶，门窗较大，一律漆成深橙黄色，有点古色古香。两层窗户，由一回廊隔开，从外面看不到室内的活动。　　进门以后，是一条宽敞的T字形走廊，猩红色的地毯一直铺到室内多个房间的门口。首先看到的是走廊左右，各有一个林彪使用的会客室。右手（靠东）一个相当大，用于对外接待；左手（靠西）一个小一些，是听读文件和接见亲信使用。两个会客室布置都很简单，紫红色的布制沙发套都有些褪色，沙发前的茶几也显得有些旧。大会客室的墙上除了一幅满墙大的中国地图外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连毛主席像也没有，只在屋角摆了一个很显眼的大地球仪，几乎有一个人那么高。据说这是总参某部特意为最高领导层制作的。小会客室北墙上挂着全国和世界地图，地图下靠墙放着一个长长的条几。讲解员说，秘书经常坐在条几前的沙发上，向对面沙发上坐着的林彪讲文件，一般每天一次，有时上下午各一次，每次一二十分钟，最多不超过半小时。“林办”每天收到的文件和电报，何止几十万字，要压缩到这么短的时间内去讲，而且不能漏掉林彪想知道的任何一件大事，秘书的辛苦和看文件的本领可想而知。每次林彪都闭着眼听，听完或者听烦，一摆手，秘书就得赶快悄悄地退出。　　林彪的两个会客室，虽然没有悬挂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也没有什么特别布置，但门边墙上、条几上、沙发前茶几上，几乎到处都有温度计。据说林彪生活起居需要21℃恒温，随时看温度计进行检查。小会客室内，林彪常坐的沙发前茶几上，还放着一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供他研究给自己治病的中草药。　　小会客室西墙有个门，通向林彪的卧室。卧室迎门处有一面屏风，上头贴了许多字条，写的是吃什么东西哪里出汗。例如“吃鱿鱼膀胱出汗”、“吃松花蛋脚背出汗”等等，还有一条是“吃青豆脚板发凉”。这些字条真是令人迷惑不解。屏风后面是一个大床，棕垫上铺着特制的褥子，里头装着促进睡眠的电器设备。床上叠着几条毛巾被，床头放着手电筒，是林彪夜里看表用的，床头柜上摆着精制的莲花台灯。床侧稍远靠墙处，有一个长条几，上面放着电动唱机和一大叠唱片。还有一个“八音盒”，古色古香，是抄了一个老教授的家得来的。看来卧室的布置，也同会客室一样比较简单。　　讲解员介绍说，林彪的生活起居并不复杂，就是有些怪癖，主要是怕出汗，以至怕风、怕水甚至怕光，连解大便也不敢离床。解大便时要兴师动众，他坐在马桶式便盆上，颈部以下围上毛巾被，四角还得好几个工作人员压按严实。由于怕出汗，吃东西特别注意，吃了什么哪里出汗，让内勤工作人员写下来，贴在屏风上，转告管理员和厨师，设法调剂饭菜。接着，讲解员带大家看林彪的卫生间，面积相当大，而有门无窗，也无澡盆，只有马桶、脸盆、梳妆台和衣架等。据说林彪很少洗脸，更不洗澡，只由工作人员定时擦身。　　听了这些介绍后，大家都感到这位“副统帅”真是一个怪人。传说有人向毛主席反映过林彪怕出汗，毛主席说：“不出汗，不就憋死了！”后来了解到，怕出汗也是事出有因的。一种说法是，平型关战役结束后，林彪及其警卫和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部分人员，从山西五台县经太原以南遄返延安。1938年3月2日拂晓，途经吕梁山区，抵近山西西部隰县国民党阎锡山的部队防区。此时日军已占领太原，不时派小部队南下侦察攻击。因为林彪一行穿着缴获日本人的军大衣，骑着大洋马，在拂晓中，阎老西部队的哨兵误认为日本人前来偷袭，就直接瞄准射击，子弹击中了林彪，贯入前胸，穿过右肺叶，从背部射出，伤势很重。后来去苏联治疗，发现子弹擦伤了脊柱，损伤了中枢神经，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后遗症：一遇湿冷天气，就失眠，出虚汗，伴随低烧，而且病情会随年龄增长而加剧，以致怕风、怕光、怕水，身体虚弱不堪。另一种说法是，苏联医生当时诊治不当，使他患了毛孔扩张症。上年纪以后动不动就出汗，出汗稍多就心烦意乱，感冒■起。　　卧室的另一头，靠南窗户放着一个大方桌，除了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外，没有他物。卧室的西墙，高高悬着林彪题写的八个大字：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东墙下摆着一个长条几，墙上贴着林彪和叶群相互题赠的条幅，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叶群生日时，林彪“书赠爱妻叶群”的诗句，把田汉先生的名剧《关汉卿》中的两句诗，改动了一个字：“发不同青心同热，生少同衾死同穴。”旁边有叶群题答的条幅：“教诲恩情永不忘，他年定随到黄泉。”我看了不禁心中一惊，世界上竟有这样应验准确的“誓言”！不由得眼前出现了苏布拉嘎盆地那插着编号木牌的坟墓……我伫立呆想，后面的参观者推了我一把，不满地说：“怎么不走了？”他们哪里会知道我在想什么呢？　　卧室的西南角，有一个小门通往汽车库。车库也要保持21℃恒温。林彪外出前，工作人员要先检查温度，冬天达不到要求时，锅炉工人就得赶快通过专用管道给车库升温。林彪有个“转车”（即乘车兜风）的习惯，如果他一天出去两次，就得把锅炉工人给忙坏了。当然夏天超过21°C时，就得设法降温。　　车库的北面，有一条室内小过道，经此可进入林彪的阳光室。这是一个面积不大、四壁高耸的天井式房间，屋顶镶着六块巨大的石英玻璃。讲解员说，每块约合人民币六千元，是从国外进口的，阳光的紫外线，可以不衰减地透过这种玻璃。林彪每天上午要在这个屋子中间的躺椅上晒十多分钟。“那么，这会不会出汗呢？”有人问讲解员。讲解员摇摇头，不好意思地笑一笑，因为她无法回答。叶群和“老虎”的秘屋　　从林彪两个会客室中间的室内走廊尽头向东走，有叶群使用的三个房间。一间是会客室，一间是卧室，另一间是学习室。　　叶群的会客室靠南侧，室内布置得同林彪的简朴的会客室大相径庭，一进门就会令人强烈感觉到：富丽堂皇，穷奢极欲。两套高级织锦缎沙发东西相对摆放，一套嫩黄，一套嫩绿，十分诱人。红色硬木茶几上面覆盖着茶色玻璃板。玻璃板下压着一些彩色照片，其中有一张从南京“选妃”而来的漂亮姑娘的照片。会客室的北头，一个做工精致讲究的紫红色木柜上，放着一台29英寸的大彩电。这在当时不仅国内少有，就是在西方国家也是相当高贵的。会客室的南头窗户下，是书写题词的所在，一张一米多高的紫红色大方桌，上面摆着一方大端砚，粗矮的竹节造型的笔筒里，插着各种型号的毛笔，旁边放着玉石精雕的笔架和镇纸，有一个较大的不方不圆的笔洗，已经干涸。大方桌两边，各一个特制的低矮沙发椅，供题词者就座。讲解员说，陈伯达经常来此提笔献词，让大家看方桌一侧上方墙上陈伯达的题词：“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参观者纷纷议论，感到这种吹捧实在让人肉麻。　　叶群的卧室靠走廊北侧，与会客室斜对，又是另外一番天地。门的右上方安装着一个红色信号灯，就像医院里X光室门上的灯一样，据说红灯亮了谁也不能进去。跨进卧室门是一个穿堂屋，靠墙两边各有一排带百宝格的硬木柜，摆放着许多文物和中外珍稀玩具。然后，走进一堵隔断门，迎门一面大屏风把卧室隔成里外两间。屏风上有林彪题赠的座右铭：“做事莫越权，说话莫■嗦。”还有陈伯达题的“克己”二字。　　屏风前面是一张按摩床，床上放着叶群按摩时用的带胡椒眼的黑色尼龙三角裤衩。据介绍，邱会作曾专门为叶群挑选来两个身强力壮的男按摩员。屏风后面是一张洋式豪华大床，床上用品光彩夺目，床边有一特制支架托着的圆桌，坐在床上可以拉到面前，据说是林立果为叶群特别设计的，让她坐在被窝里就餐。这个小圆桌上装着一个电动刷牙器，不用动手就能刷牙。叶群曾对许多熟人宣传，她的儿子怎样能干多么孝顺。围绕睡床的三面墙壁的挂镜线上，鳞次栉比地挂满了历代仕女画条幅，叶群美称为“仕女入云”，供她躺在床上欣赏。这些画都是从故宫博物院“借”来的，几个月要换一批。这种挂法不伦不类，让人哭笑不得。　　为了节省时间，叶群的学习室(与卧室并排)没有看。参观队伍沿着T形走廊顶端的过道回头向西走。路过林立衡使用的两间房子，这不对参观者开放，但恰巧工作人员正敞着门整理内部，我瞥见墙上挂的两个条幅，一幅是林彪题的：“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另一幅是叶群题的：“热爱爸爸，服从妈妈”。从这两幅题词，可以猜想到林立衡的情绪、特性和他们的家庭关系。　　继续往前走，来到叶群专用的室内游泳池，池子大约长二十五米，宽不到十米，墙角有两间更衣室，水池周围摆放若干洋式躺椅。池水和室温都要保持30℃上下。设计和修建这个游泳池的理由是为林彪搞的，可是谁都知道林彪怕水，建成后他一次也没用过。　　室内游泳池的旁边，有一间文物陈列室，里面陈列的都是从各处巧取豪夺或抄家得来的珍品。有挂着或卷放着的许多古代著名字画，还有治印章用的各色各类石头，其中有一种纯正的(又鸟)血石和田黄石，据说可以与黄金等价。　　讲解员说，住宅里还有衣物存放室、乒乓球室、藏书室等房间，来不及一一细看了。她领着大家原路返回往东去，从叶群卧室东墙外的走廊折向北，参观林立果使用的一组房子。一间是卧室，除了一张大床及被褥外，只有一套牛皮沙发和茶几，旁边一个长条桌上放着几部电话，大都装有保密机。其中一部带录音机的电话，据说林彪出逃以后，还有一个死党给林立果打来电话储存在录音机里，从而被查了出来。卧室的里间是冲洗照片的暗室。另一间是工作室，写字台的玻璃板下，压着形形色色美女的照片。一头几个书架上放满了各色各样的书刊，其中有不少中外黄色小说。另一头沿墙的工作台上，放着形形色色搞秘密勾当的电器玩艺。有一个体积不大的电视机，据说是电视监视器的屏幕。摄像装置安装在后门外，有一天林立果正在鼓捣他的秘密设备，突然看到一个人向门前走来，他马上抓起手枪冲了出去，一看是叶群在散步，搞得比较尴尬。林立果还搞了一套小型窃听器，曾把麦克风装在叶群的床底下，录到了叶群和黄永胜的秘密谈话，以及他们俩的不光彩勾当，从而控制住了这位“黄大金刚”。　　林立果这两间房子，东西放得十分凌乱，喝水的玻璃杯摆得到处都是。据介绍，一年前这只“老虎”（林立果乳名）同死党密谈后，慌慌忙忙去了北戴河，从那以后两间房子的东西一直保持原样。　　离林立果屋子不远，有一个大房间(电影放映室)集中陈列着他搞阴谋活动和武装政变使用的工具。在通讯器材和枪支类中间，我看到了如同坠机现场摆放的微型冲锋枪。据说是某兵工厂专门制造的，曾经装备了空四军的“教导队”（“小舰队”的秘密武装组织）。各式各样的望远镜中，有一个装有小型照相机的望远镜，引起我很大兴趣，这东西在国外工作中大有用处，可是我听也没听说过国内有这种装备。我问解说员，她说这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是用外汇从国外进口的。　　参观完毕，大家通过另一条室内走廊，从去“林办”秘书办公楼院的小门出去。住宅里的室内走廊把许多房间串连起来，走过时不觉得气闷压抑，如何通风，如何采光，在没有安装中央空调的这座平房体系中，设计师和建筑师不知煞费多少心血，国家不知花了多少钱。讲解员最后告诉大家，这座住宅门很多，林家一家四口，各走各的门，各吃各的饭，各干各的事，儿女和父母之间很少往来。　　这次参观，使我不能不与蒙古温都尔汗附近的坠机现场联系起来思索。在离开毛家湾的一路上，我反复默想着林彪卧室里那个条幅，一个说“生少同衾死同穴”，另一个说“它年定随到黄泉”。历史判官是多么铁面无情啊!他们往日的誓言，不，也许是彼此取悦说说而已的戏言，却变成应验无误的谶语了。草原荒滩上秋风瑟瑟，九具白茬棺木缓缓下葬，两具无辜者的棺木隔放在林彪和叶群中间。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副统帅”，和他诡计多端翻云覆雨的老婆，竟隐姓埋名地头顶插着阿拉伯数字编号的木牌……这当然没有他们当年在家中互赠题词时，想像得那么浪漫。　　看完这人去室空的毛家湾，我真正地意识到，在那个合葬大坑里，下葬的何止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的尸体，应该说实实在在是埋葬了一段历史，一段可恶、可憎、可悲、可叹的历史。而这段历史随着时光流逝，已经渐渐远去了。我不禁舒了一口气，想起了杜甫的著名诗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工毕人亡的七〇四工程　　1973年6月，我从驻蒙古使馆结束任期回国。若干年后曾去杭州疗养，在一个熟人的指引下，参观了林彪在杭州的行宫及其地下建筑——统称七○四工程。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湖畔景色美不胜收，历代名胜古迹随处可见。这里的确是居住和疗养的胜地，令人流连忘返。我记得唐朝诗人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期满之际，写了一首《春题湖上》的七律，最后两句：“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在杭州为林彪建一所行宫，使之来往东南沿海时可以驻足休养，这在六七十年代，各地为最高领导人大建宾馆的风气下，不足为奇。　　西湖的西侧丁家山下，清朝一名刘姓富商，在湖边建有一所别墅名刘庄。全国解放后，改为高级宾馆。其中紧挨湖岸的一号楼，几经改建装修，成为毛主席来杭州的驻跸之所。山上林木葱茏，曲径通幽，建有“毛泽东读书处”。山下浩淼湖波，荡人心怀，水上鱼鹰点点，偶有扁舟穿行其间。湖边建有回廊，可作雨中散步和欣赏湖景之用。毛泽东到南方巡视，一般都要在刘庄住上一段时间，他曾戏称杭州为其第二故乡。　　七○四工程建在距离刘庄西南约三公里，杭州南高峰北坡的五老峰下。周围松林浓密，环境荫蔽，与刘庄那种一望难收的空阔恰成对比。行宫为井字形建筑，坐北朝南，主楼两层，层高五米以上，其后为凹字形平房，亦甚轩昂，为警卫及服务人员住所。整个建筑一万二千平方米，相当于北京六十户人家的五层楼房三座，给人的感觉是豪华、气派。　　这所行宫更有特色的，是它的地下工程。地点在主楼以北一个厚二十至三十米的山包底下，其规模之大令人咋舌。地下通道全长约九百米，包括其中心一个方形和一个梯形的通道间。大小房间总共有四十七个，分做中央议事厅、作战指挥室、大小工作室、通讯室、水供房、发电配电间、仓库，以及各种人员的休息间，总面积四千多平方米。中央厅为5米×7米的无柱结构，相当开阔。在通道的南部，专设电梯间，有电梯直通主楼二层，电梯口在林彪的卧室和书房之间。地下电梯间旁，有一间专为林彪所设的小会议室。整个地下建筑通风良好，不感潮湿。　　地下工程有四个出口，都装有两至三道防原子、防生物、防化学的三防铁门。其最外一道铁门厚约二十厘米、重五百公斤。　　主楼上，林彪的卧室、书房和会客室在东头，硕大的窗户上，都装有防弹玻璃。　　地面建筑，除主楼外，还建有总共一万多平方米的三座楼房。二号楼为豪华的室内游泳池，在主楼的西南；三号楼在主楼背后，名为将军楼。据说是黄、吴、李、邱等人来杭的下榻处；四号楼在主楼的东侧，供当地军队领导人来此使用。各处楼房加上庭院、道路、草坪，共占地三百零七亩。　　整个建筑是1970年4月开工的，为对外保密，称为七○四工程。1971年6月基本建成，共耗资三千一百万元，用去木材八千立方米、钢材三千吨、黄铜一百八十吨，以及大量的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　　工程的主持人，是林彪集团的干将、原空五军政委、省革委会副主任陈励耘。　　我参观完这所地上地下工程之后，颇感惊异，为什么要为林彪在杭州修建这样一所附有地下作战指挥系统的行宫?　　有人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林彪当时是军队的副统帅，一旦战争爆发，他可以在杭州指挥作战。也有人说，这与林彪搞军事政变阴谋有关，是为了与中央分庭抗礼实行南北分治的需要。　　这所行宫，地面建筑可以说为了居住和休养，但那固若金汤、设施周全的地下指挥系统，只能是为了打仗用的。问题是对谁打仗?　　60年代末，我国面临的国际局势是，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结束不久，两国仍然剑拔弩张；同美国的关系也仍然没有得到缓和。毛主席在党的九大前就提出要准备打仗的问题，九大的政治报告也写上准备同苏联、美国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内容。据说作战的方针是，北面为主要方向，要全力顶住苏联的全面进攻；南面如果美国进来，就把东南沿海一带放开，在纵深消灭它的有生力量。林彪把这归纳为四个字：北顶南放。他曾具体指出，保卫华北、东北是基本的，在南方除固守长江流域的大城市，其他城市，包括杭州、福州、广州都可以放弃，让敌人去占，不怕打烂坛坛罐罐。　　杭州濒临东海，属于“放开”的范围，在这里修筑巩固的、永久性的地下指挥系统，难道要把副统帅放在最前线来指挥?就是说，根据当时的作战方针，这样的地下工程，放在皖南或湘北的某个城市，也许是比较合理的。那么，在杭州这样构筑，而且昼夜施工，把整个山包削平，建成地下指挥系统后，又重新覆盖起来，如此浩大的工程量，一年零两个月就基本完成，不能不使人产生怀疑：是否是借战备之名行阴谋之实，与其在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发难及以后搞军事政变有关?林立果的小舰队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多处提到要实行“割据”、“南北朝”，似可为此提供佐证。1971年3月31日，林立果到杭州进行秘密勾当，曾向陈励云催问七○四工程进展情况，特别是地面楼房的安全设施、地下备战坑道和指挥所等细节。陈告诉他正在昼夜不停地施工，三个月后可以完成。　　对林彪来讲，遗憾的是，他不仅没有使用七○四工程，甚至连看一眼都没有来得及。　　历史实在太无情了。一代名将，谁人评说　　林彪沦为叛党叛国的罪人，那么他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的地位如何评价?是否仍然称得上著名的军事家、一代名将?　　“九一三”事件爆发后，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对于叛党叛国的林彪，正如林彪自己曾经说过的“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甚至不少了解林彪历史的有名人物，在口诛笔伐中，也是不分青红皂白地“玉石俱焚”。于是，一度造成跨径十年左右的声势，无人敢于公开肯定林彪历史上的地位。四野战史没有人愿意参加编写了，大百科全书的有关条目也难以下笔。在拍《大决战》的影片时，虽然时任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对编导演职人员强调过“历史问题应当实事求是”，但在塑造林彪这个形象时，还是与历史纪录片反差很大。　　前些年，我偶然翻阅新出版的《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看到有关林彪的条目，感到大吃一惊，为什么《军事大百科全书》竟然这样大胆，敢于全面肯定“文革”前的林彪!我紧忙查阅家中1979年版的《辞海》，有关林彪的词条，在叙述他的历史时，强调“在土地革命初期，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抗日战争时期，又追随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反对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解放战争时期，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一再抗拒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等等。　　《辞海》有关词目，基本上否定了林彪，而《军事大百科全书》的条目，又基本上否定了《辞海》的叙述。这样鲜明的否定的否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久前，我看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林彪》一书，其中讲到黄克诚对林彪的历史评价，方觉释然。　　林彪的生平，《军事大百科全书》是这样写的：　　林彪（1907年12月5日—1971年9月13日），军事家。原名祚大，字阳春，号毓蓉。曾用名育蓉、育荣。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曾在武昌共进中学读书，1923年6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在“五卅”反帝运动影响下，参加学生运动，曾出席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同年冬，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在校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毕业后，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后改编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见习排长。次年4月，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任连长。　　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连长。南昌起义军在广东潮（安）汕（头）地区受挫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界。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营二连连长。同年4月，随军转到井冈山，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二十八团营长、团长，参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反“进剿”、反“会剿”斗争。1929年1月，随朱德、毛泽东挺进赣南、闽西，3月任红四军一纵队纵队长（亦称司令员）。1930年6月任红一军团四军军长，1932年3月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率部参加了文家市、长沙、吉安、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金溪资溪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曾多次指挥所部担任战役战斗的主攻任务。先后被选为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率部参加突破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等作战。1935年1月，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指挥红一军团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等作战。同年7月，红一军团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改称第一军，任军长。9月，任红军陕甘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11月，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后，仍任红一军团军团长，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1936年6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后兼政治委员。1937年1月，红大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继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并兼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长兼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率部挺进华北前线，首战平型关，重创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第一个大胜利。1938年3月在山西行军途中被晋绥哨兵开枪误伤，返回延安治疗。同年冬，赴苏联就医。1942年2月回国抵达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任中共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成员。同年10月—1943年7月曾赴重庆，与周恩来一起就克服内战危机，继续合作抗日问题同蒋介石谈判。1945年4月，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往山东，拟任山东军区司令员，途中奉命转赴东北，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并兼任东北军政大学校长等职。指挥了四平、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东北1947年夏、秋、冬攻势和辽沈决战等重要战役，解放东北全境。1948年底，率部入关，任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和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书记，与罗荣桓、聂荣臻一起，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进行平津战役。1949年3月，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任司令员。5月，兼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先后指挥了宜沙、湘赣、衡宝、广东等战役，解放中南广大地区。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总结部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一系列战术原则。他关于战斗作风和战术问题的多次讲话曾印发部队指导作战和训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以及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1951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曾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9月，兼任国防部部长，旋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继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他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gemin集团，同江青反gemin集团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1971年9月8日，他下达反gemin武装政变手令，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人亡。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gemin集团案主犯。　　《军事大百科全书》对林彪的历史能够这样落笔，是与黄克诚的一席话分不开的。甚而言之，黄的讲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85年春天，总政百科全书(按：《军事大百科全书》成书之前，分由解放军各大单位按条目性质分类编写)编辑室的周之同、姚夫、李维民三人，将“林彪”条目的释文送呈黄克诚审查，黄对他们讲了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黄克诚讲：　　“你们写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他在《史记》里写了一大群历史人物。你们现在要用历史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去评价历史人物。不要用过去党内斗争中开斗争会的那种过火的语言，揪出一个人就把他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不能只看一面，要看两面，要全面地观察，做出全面的评价，写出历史的真面目。不要受‘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传统说法的束缚，要打破这个束缚。　　“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的罪行，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这是罪有应得的。但是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他后来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样，两个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才符合历史事实。　　“在这条释文中，你们写了林彪在历史上担任了什么职务，这是必要的。但是在担任这些职务时，他指挥了很多战斗。据我了解，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中央根据地指挥中央红军作战时，他们手下有几个著名的战将，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黄公略。伍中豪同志牺牲得早，1930年就牺牲了。黄公略也在1931年牺牲了。红四军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建的，成立红一军团后，红四军就是林彪指挥，他是红四军军长。开始时一军团三个军，红三军军长是黄公略，红十二军军长是伍中豪，后来是罗炳辉。在这三个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是红四军，战功最大的是红四军。他死后我还是这么说。有人说林彪不会打仗，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符合历史事实。”　　黄克诚在讲了写历史人物时的指导思想，和对林彪总的评价之后，具体地分做三个时期，讲明林彪的功绩：　　“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先当连长、营长、纵队司令，以后当红四军军长。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下，指挥了不少战斗，在我们军队中，他可说是一员战将。要承认这个事实。一军团在我国革命历史上，起的作用是很大的，打过很多仗，在一军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部队也很多。当然主要是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后来林彪是军团长。在写这一段时，我想可以写他指挥过红四军、红一军团，在一至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他指挥了渡江、腊子口等战斗。在广西金州战役中，他在前线指挥一军团和三军团一部分作战。那时我是四师政治委员，我带部队到金州地区时，他指挥我们。我亲自找了他，他告诉我部队怎么摆法。土城战斗是他指挥的，不过那次战斗没有打好，没有消灭敌人。总之，他是有战绩的。　　“在抗日战争初期，林彪指挥了平型关战斗。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对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树立八路军在人民中的声威有重大作用。这个战斗是林彪和其他同志一起指挥的，他是一一五师师长，聂荣臻同志是副师长，罗荣桓同志是政治部主任，不过主要指挥的还是他。毛主席、朱总司令当时都不在前线。后来有人说，平型关战斗打错了。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当然，平型关战斗一方面是胜利，另一方面也有教训要吸取，就是同日本人作战，当时按照毛主席的方针，是不能硬拼的，盲目地拼会把我们的老部队拼掉，当时我们没有多大的本钱。但是这个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有很大的影响和意义，这是不能否定的。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冬我们进军东北的部队是十万多人，经过三年，到1948年的12月，部队进关时是一百多万人。带十万人进去，带一百多万人回来，建立了东北那么大的解放区。当然，这不是林彪一个人的功劳，这是整个东北局和东北部队指战员和东北人民的功劳。但是，林彪是主要负责人，不能抹杀这一点。不然外国人会说我们写历史不顾历史事实。在‘林彪’这条释文中，对他的成绩需要写具体一些，概括地写几句话。譬如，他与陈云、罗荣桓、李富春等同志，共同领导了东北的解放战争，解放了整个东北，后来进关指挥了平津战役，解放了华北，以后又进军中南，直到中南地区全部解放，他才回来休息。总之，对他历史上的成绩也要概括地点出来。”　　最后，黄克诚强调对林彪历史上的错误，应当做具体分析。他说：　　“关于林彪在过去历史上的错误，我不知道你们写其他人的时候，像这类问题是不是都写上。譬如，林彪写信给毛主席，提出‘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在党内来说，一个下面的干部，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好事；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是不正确的态度。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观点是错误的，但敢于向上面反映，就这一点来说，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就应该提出来，现在应该提倡这种精神。有些同志不敢提意见，生怕自己吃亏，这不好，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还可能有错误，这不要紧，错了可以批评。由于林彪提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林彪不提那个问题，毛主席那篇文章也写不出来。在党内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按照组织系统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应该提倡这种事情，不是批判这种事情。特别现在应当提倡这种作风。在‘文化大革命中’，谁说一句就记账，弄得谁也不敢讲话，怕说错了挨斗。据我了解，像这类事情林彪不止这一回，他向毛主席提意见还有提得更厉害的。我考虑，如果其他人的条目释文中像这类问题都写，‘林彪’这条目也可以写；如果在其他人的条目中这类问题不写，对林彪也不要那么苛刻。在我们党几十年革命斗争中，没有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没有讲过错话，没有做过错事，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毛主席也犯过错误嘛。像这类历史上的问题，如果其他人的条目中不写，‘林彪’这一条目也可不写。如果要写，也要在肯定他历史上的功绩之后，再提到他在历史上也提过的错误意见。至于他后期的问题，属于另外一个性质，那不是错误，而是严重的罪行。他坐飞机外逃，机毁人亡，身败名裂，自己给自己做了结论，这要严肃批判，当然也是按照历史事实表述出来。总的来说，我的意见就是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来写林彪的历史。好的，坏的，两方面都写，不要只写一面。”　　黄克诚是党和军队的著名领导人之一，“文革”结束后复出，曾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在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他被打成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对待。“文革”中又受到林彪集团的残酷迫害。但他对党的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光明磊落，不计个人恩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不仅使得对林彪的历史评价得以端正，而且对党史军史的研究编写也有重要的意义。千古罪人，盖棺论定　　“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外逃投敌，叛党叛国，成为千古罪人，在历史上这是盖棺论定的。《军事大百科全书》的条目，限于篇幅，没有罗列林彪担任国防部长以后所干的种种坏事，只侧重强调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事实上，林彪从一代名将到千古罪人的蜕变，在50年代特别是1959年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就已经开始了。　　周总理1972年8月，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时说，对林彪要做具体分析，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是发展的，不能说他早先的思想和他以后的思想是一样的，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1980年11月，当时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在一次座谈会上讲：“由相信社会主义蜕化为法西斯主义，历史上是有的嘛”，“我看林彪一伙，也应该说开始是相信社会主义的，后来变成了封建法西斯分子”。　　林彪为什么会蜕变?是怎样蜕变的?这是很多人思考的问题。依我所掌握的材料，对党内高层领导的斗争了解甚少，而且限于我现有的水平，很难把这个问题说透彻。我觉得中央党校于南教授所写《林彪集团兴亡初探》（见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十年后的评说》一书）基本上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于教授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和教学，1980年参加了中央专案组对两案（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罪行的审查，以及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对两个反gemin集团的历史性审判。　　于南教授在这篇长文中，首先强调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剖析林彪及其集团的兴亡。民主革命时期的林彪，虽然有一些错误，总的看功绩是第一位的。既不是像“文革”初期一些人吹捧的那样“一贯高举”、“一贯紧跟”、“最忠诚、最坚定”，也不能像“九一三”后一些批判文章说的那样，什么林彪一开始参加革命就是投机，抱有篡党夺权的个人野心和反gemin目的，在各个革命时期都犯有滔天罪行，似乎一生下来就是个坏蛋。要探讨林彪及其集团的兴亡，首先要了解林彪个人野心滋长的过程，要从林彪在建国后的发展变化说起。　　于南教授分做几个时期对林彪进行剖析，我扼要转述如下。　　建国初期，林彪一直休养，没做什么工作。1953年，他参与了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暴露出他有政治野心。那年10月，他在杭州养病期间，高岗特地到杭州与他串连，“商量”中央政府人选名单。当时党中央在做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高岗和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饶漱石阴谋计划改组国务院为部长会议，提出由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高岗任党中央副主席，达到排挤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目的。为此，高岗还分别找陈云、邓小平谈过名单之事，拉拢陈云同他一起担任党中央副主席。陈、邓认为这很不正常，都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件事。而林彪既未向毛泽东报告，也未向其他领导人透露。他的老婆叶群还几次代他去高岗住处谈“政治”问题。11月末，林彪交给高岗妻子一封信，要她亲自转交高岗，不要丢了，也不要和其他人讲。高岗反党事件揭发后，叶群极力编造说，那封信是林彪批评高岗搞地下活动是危险的；当年在杭州看所谓的“中央人选名单”时，林彪曾批评高岗说这是非法的活动。其实，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林彪与高岗的某些活动有所察觉，并派陈云去做林彪的工作。但林彪隐瞒了许多和高岗勾结的重要情节，中央未予深究，使他滑了过去。　　1959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个人野心开始膨胀。此前，在1958年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959年9月，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林彪担任了这样重要职务，掌握这么大的权力，他自认为这回可有了实现政治野心的方便条件，个人野心就开始膨胀起来。他采取了骗取信任、网罗队伍、排斥异己这三个步骤，来达到篡夺最高权力的目的。于南写道：　　骗取信任，主要是骗取毛泽东的信任。在中国，在我党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毛泽东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情况下，林彪要想爬上去，进行篡党夺权，他就必须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最坚决拥护、最忠于毛泽东的人。他从各方面观察、揣摩、探听毛的心理、好恶、动向，赞成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讨厌什么，不喜欢什么人，这样来决定自己的言行。1960年后，林彪陆续提出了“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突出政治”、“抓活思想”、“四好连队”等一整套“左”的东西，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做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为“大跃进”错误进行辩护的发言，使得毛对他的信任进一步增强。……在全党全军也留下了林彪是“高举红旗”、“好学生”的印象。林彪的影响和威望有了明显提高。　　林彪的第二个基本策略，就是拉山头，搞宗派，网罗队伍，拉一帮人形成一个团伙，为他吹喇叭，抬轿子，充当打手。……“文革”初期，整海军主要领导干部时，叶群曾对李作鹏讲那人是反对“双一”的。李不解地问何谓“双一”，叶群说就是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后来事实证明，林彪集团的骨干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他在红一军团和第四野战军的老部下。这不是偶然的。　　林彪的第三个基本策略，就是使用各种手段，玩弄权术，诬陷忠良，排除异己，把他篡党夺权的障碍一个个清除掉。这首先是从军队开刀的。1959年，他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就整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罗荣桓对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曾进行过抵制，遭到林彪的忌恨。罗去世后，“文革”一开始，林彪就指使人写大字报，揪斗罗的夫人林月琴。还用捏造罪名、栽赃陷害、突然袭击等卑劣手段，迫害了许多军队干部，甚至株连普通群众。当时第一个直接妨碍他篡夺最高权力的，就是掌握军队实权、身兼六个重要职务的罗瑞卿(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办主任)。罗对林彪的许多“左”的东西，进行过抵制和斗争，使林彪十分恼火，于是就采取种种卑鄙、阴谋手段，捏造罪名，加以诬陷和残酷迫害。罗得到平反复出工作之后，自己说过：“就因为我不听林彪那一套，我这个位置成了他篡党夺权的绊脚石。他压了我几次没压过去，就下了狠心，要整掉我。”　　林彪整倒一个罗瑞卿，就打开一个缺口，便于他上下左右搞株连，继续扫除他篡权的障碍，并且进一步网罗队伍，为下一步与江青集团勾结起来打倒一大片做准备。　　由于骗取了毛泽东的信任，1966年8月，在制定“文革”十六条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成为一人之下众常委之上的党的惟一的副主席。其个人野心恶性膨胀，在“大罢一批，大升一批，组织上要有全面调整”的借口下，肆无忌惮地整倒党政军的许多高级领导人。　　1967年夏天，林彪利用军队文艺团体两派的斗争，把总政治部搞瘫痪；1968年春天，又利用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撤了代总长杨成武及余立金、傅崇碧的职；安排他的一些得力干将和亲信，据有军队的各个要津部门。之后，林彪决定改组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还有叶群、邱会作、李作鹏，以办事组取代了军委，让当时在位的几位老帅完全靠边站。从而，以军队为基础的“林彪集团”正式形成。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一中全会选出的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中，林彪集团的成员占了十二名，林彪成了写入党章的毛泽东的接班人、军队的副统帅。障碍扫除，大权到手，名正言顺，羽毛丰满，林彪及其集团发展到了顶点。　　野心无止境，权极必变。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一伙会前密谋串联，编选“称天才”的语录。在会上林彪带头讲话，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发言，集中攻击有人(实指康生、张春桥等)在讨论修改宪法的会议上，反对写“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此来打击江青集团，逼迫毛泽东同意设国家主席。结果，林彪想用会上起哄的方式，通过和平过渡当国家主席的企图宣告破产。　　8月27日晚，林彪在庐山私下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这话预示着林彪要用武的办法解决问题。事实证明，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不过半年，1971年2月，林立果的“小舰队”就开始制定反gemin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　　天理不容，武装政变还没有来得及实施，林彪及其集团全部走向覆灭。　　于南教授的精辟分析，我读后的确顿觉豁然。我所能补充的一点是，作为一个具体人来说，“存在决定意识”是一条铁定的规律，而意识又反过来影响他的存在。存在在变化，人的意识也就不断变化，如果他的意识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已经变化了的存在，在位高权极之后，没有什么人可以监督他的时候，腐化和蜕变就是不可逆转的了。轻则错误迭出，重则罪行累累。而在林彪的蜕变过程中，他的老婆叶群起了促变的作用，到最后阶段，她已不仅是助纣为虐，而是喧宾夺主了。　　“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他有一个发展过程和暴露过程，我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简述“九一三”事件的过程后称：“从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人们清楚地看到，鼓吹个人崇拜最卖力的林彪竟然阴谋杀害党的主席”，这就“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泽东本人也由此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失望”。　　毛泽东一生受过的打击，包括在苏区挨整和抗美援朝丧子之痛，没有哪一次比得上林彪叛逃的打击更为沉重。1971年9月下旬曾经休克过一次。10月8日，他在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赛拉西时，打趣地说两周前他“死”过一次。此后，他的身体迅疾垮下来。12月，他又突然昏厥过去，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没了呼吸，经过紧急抢救才逐渐苏醒。从此，他即重病缠身。　　1972年，毛泽东引用唐朝诗人白居易《放言五首并序》中的第三首，对林彪其人做了评价，也抒发了自己悒郁的心情：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占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九一三”事件对周恩来的打击也是够沉重的，不过，他内心的痛楚，是通过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流露出来的。据他的侄女周秉德在回忆录《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透露，1971年9月22日，人大会堂东大厅只剩下他和纪登奎两人的时候，突然，他竟撕肝裂肺地放声痛哭，这是一种长久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暴发的哭声。纪登奎惊呆了，不是亲眼所见，简直无法置信，紧忙上前安慰，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回过身来，脸上老泪纵横，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纪登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真正明白周恩来的痛哭失声：为着树立和维护林彪的副统帅地位，冲击打倒了党政军那么多老干部，死的死，关的关，多少群众也因之划线受批判，……如今，这个被称为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并作为毛主席当然接班人写入党章的林彪，竟然带着老婆、儿子叛国投敌。周恩来作为一个国家总理，怎能不为“文革”以来党的一次次错误决策而痛心！怎能再次以打倒刘少奇大树枝树林彪为主要成就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他又怎么向全国党政军民解释和交代这一切？！　　这次打击，使得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72年5月，被确诊患了膀胱癌。一本书污染了半个地球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终于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历尽劫波。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她逐步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坦途。当年惊心动魄、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日渐远去，有些被人们淡忘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1982年，我奉派到纽约，在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任职。1983年，一位华侨朋友向我推荐一本在美国出版的新书，是英文写的，书名为《TheConspiracy and Death of LinBiao》，作者Yaomingle。这是一本侈谈“九一三”事件的书。1983年6月，由台湾时事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译成中文印刷发售，书名直译为《林彪的阴谋与死亡》。8月，香港远东评论出版社也翻译出版，将书名更改为《林彪之死——流产政变幕后秘辛》。作者的名字，台湾版译为姚明理，香港版则译为姚明乐，并指出按中文谐音似“要鸣了”的意思。从该书台湾中译本的用词、用语、句法、语法来推敲，都是很流畅的中国话。书中涉及的一些有名有姓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在国内也鲜为人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活动场所和一些军事机密单位的地点，除作者有意掩盖（例如说玉塔山实有所指，因某种原因而更改名称）的以外，都是惊人的准确。我怀疑这本书是先用中文写成，然后译成英文出版的，而在其背后可能有一伙专门搜集中国大陆情况的人群或者一个专门机构。　　该书的“绪论”，是由美国颇有名气的“内幕记者”史丹利·卡诺写的。这位记者曾替一家美国报纸在台湾担任特派员十多年，擅长把报道和谣言拼凑到一起，然后与官方消息来源相印证。1971年11月27日，他在《华盛顿邮报》头版，以《林彪据信已死》的大字标题，第一个在美国披露了“九一三”事件的消息。卡诺在“绪论”中，虽然没有直接肯定《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所编造的谎言，但他故意闪烁其辞地说：“这本书的故事确实和最近几年有关林彪事件的谣言和报道相当吻合。”　　起初，我对这本书并未在意，认为美国和港台的出版商，惯于搞一些耸人听闻的东西，来诬蔑中国共产党。然而，由于这本书是用英文和中文两种文字出版，在海外无论华人或者老外都可以阅读，其影响由北美到欧洲逐渐扩大。　　林彪外逃机毁人亡，一直到80年代中期，我国政府对其出逃细节和其座机坠毁原因，没有对外公布过材料，海外的中国人，特别是一二十万留学生，在寻求林彪死因时，自然把注意力转向这本书。结果，使得这本书制造的谎言不胫而走，几乎污染了半个地球。　　这本书的梗概如下：　　首先作者冒称是“看到中共中央有关林彪死亡文件的高干之一”。不仅如此，他还“看了参与林彪阴谋的人所做的证词”，看得越多他越怀疑：为什么林彪毫未抵抗就接受失败？为什么连动都没动就放弃了武装政变计划？为了向读者灌输并加深这种疑问，作者捏造了一个名叫赵研极的人。1971年9月到1973年，这个人担任“中央办公厅特别调查小组”组长，任务是制造林彪事件的掩饰性文件。此人病死前曾留下一份回忆录，被本书作者“发现”，作为全书第一章发表，并在其他章节中时而引用。　　这个赵研极自称“在军中的地位很高”，但“已有很久没有参与重要军务”；他“从来没有率兵打过仗”，1955年毛泽东授予他军衔时说：“你在战场外有卓越的贡献。”1971年9月14日，汪东兴把他从大连八七疗养院接到北京，派给他的“任务是调查、研究并报告某些与党中央所做有关林彪的中共中央声明相抵触的资料”。他在调查中发现，“以林彪的性格和经历，竟会像只缩头乌龟般躲在北戴河，任由他的爱人和儿子与毛泽东做生死斗争，这似乎是不相称也不可能的事”。由此他怀疑“除非有另一个林彪”，他于是就偷偷地去“发掘”这另一个林彪。　　该书作者利用“赵研极的回忆录”，把事情搞得扑朔迷离，之后就根据他“所看到的‘中共中央一类档案’”，来编造林彪另有更大阴谋、最后死于毛泽东之暗害的神话。　　连环套，是历来武侠小说和惊险小说惯用的表现手法，该书作者也求助于这种方法，“创作”了阴谋中的阴谋这种离奇故事。书中写道：　　林立果当上空司作战部副部长之后，就刻意发展“上海小组”等秘密组织。有一天，他对周宇驰说，要准备暗杀并推翻毛泽东，要周起草武装政变计划，并强调这是他爸爸的意思。事隔不久，林彪叫吴法宪去，向吴交了底：“现在主席是决心要我在他之前死，他也要你们全部陪我到八宝山去”，因此必须“使用特别手段”，“迅速行动，控制情势”，“毛泽东的旗子不必摘下，但他的权力要除掉”。之后，吴法宪获知林彪已经同黄永胜做过类似的谈话，很快也要同李作鹏、邱会作谈。　　林彪自己构想的“特别手段”，是与林立果的阴谋并行的另一套“宫廷政变计划”，叶群和黄、吴、李、邱“一致赞许计划精妙”。计划的核心是制造中苏冲突，同时借机杀掉毛泽东。实施办法一个是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另一个是事先同苏联秘密接触，请苏联合作制造战争；战争爆发，就请毛泽东躲到“玉塔山的工事”自保，然后用毒气弹把毛杀死，尸体烧成灰烬；达到目的以后，就同苏联“从战争转为休战，敌对转为结盟”。计划既定，林彪一伙就让总情报部的苏军情报处物色了一个两面间谍吴宗汉，让吴向苏联转达他们的意图。但是苏方不相信，认为纯属开玩笑。　　林立果起初并不知道他爸爸自己构想了另外一套计划。他殚精竭虑地组织了“小舰队”和“大舰队”，以实现武装政变的“571工程”。林立果“怕自己的名字没有足够的分量”，就向他的党羽说政变“是我爸爸直接下的命令”。就在林立果紧锣密鼓地在上海附近，指挥他的“小舰队”准备打毛泽东乘坐的火车时，9月7日林彪把他紧急召去北戴河，表示不同意“用导弹炸火车这样鲁莽的办法”，要他“赶快告诉上海的人立即停止”，并且向他讲解了“玉塔山行动方案”。　　9月11日，林彪在北戴河召集有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等人参加的秘密会议，说明他的“玉塔山行动方案”：估计毛泽东将在9月底前结束旅行返回北京，初定于9月25日爆发中苏武装冲突，五天内战线的长度和参战的人数，将高五至十倍，紧急情况下，劝毛躲进“玉塔山”的指挥中心，林彪等人则在邻近的“0号工事”里指挥作战，此时调几个心腹野战师包围“玉塔山”的8341部队，然后让“小舰队”的攻击小组，从地下通道进入“玉塔山工事”里，把毛泽东和其他领袖杀死。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中央军委的声明，指出一个叛乱集团以毛泽东和林彪为攻击目标，现在已有效地击溃了这些反gemin分子，宣布全国实施军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推派林彪为最高领袖。　　林彪和林立果的暗杀计划，被周恩来从几条途径获悉，周马上通报给毛泽东和汪东兴，建议即刻结束南方巡视之行，而且在抵达北京之前，要做出如何对付林彪行动的确切的决定。在毛泽东抵达天津的时候，周恩来通知毛，林彪意外地从北戴河回到了北京。　　接下去，该书作者编造了一个“精彩”的场面，构成了全书的(禁止)：　　9月12日下午，林彪在获知毛泽东已出乎意料地提前回到北京之后，就同叶群带了礼物“去拜访他以示尊敬”。汪东兴告诉他们主席已经入睡，主席定于今晚在“玉塔山”设宴，请林夫妇吃晚饭，主席已计划要在那里住到国庆节。林彪虽然觉得可能有危险，但认为可借机观察毛泽东的举动，以便决定是否提前实施“玉塔山行动方案”。林彪赴宴前，到“0号工事”会见“四大金刚”和“小舰队”的核心成员，商量是否马上发动对苏突击。到会的人都主张不能再迟疑。就在拟定了作战命令等待他最后签署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认为不应该多疑而乱了方寸，决定“再等一阵子，等一切都准备好再行动，在本月的17或18日行动”。　　9月12日晚8时10分，林彪、叶群带了海鲜和人参等礼物，抵达毛泽东在“玉塔山”的别墅。席间，毛泽东专门打开一瓶明朝的老陈酒招待林彪夫妇。毛先谈到南方巡视的经过，以及旅途的愉快，后又谈到关于长寿的研究，并和林彪相互夹菜，气氛亲切而热烈。宴席也有江青、周恩来、康生、汪东兴参加。晚宴结束，这几个人提前告辞，主席又挽留林彪、叶群谈了20分钟。10时54分，林、叶正式告辞，毛泽东和汪东兴目送他们上车。　　晚11时整，毛的别墅内外都听得见接连两次巨大的爆炸声。原来是，林彪的座车以时速15公里驶过别墅外曲折的小路，在拐弯处离路障七至八米处滑停下来。这时，埋伏在附近的8341部队的爆破小组，看到发射火箭的信号发出来了，随即扣动扳机，瞬间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枚40厘米火箭弹不偏不倚打到汽车后部，接着第二枚火箭弹射向汽车的中部，汽车有好几部分在火焰里飞向空中。前座的两个人被炸得粉碎，后座的妇女，腰以上被炸成一堆破布与骨头，坐在她身边的男人炸得只剩下半边脸，但身体尚有部分完好无损。　　后来，那个赵研极检视档案中的照片，从死者右眼、眉毛，以及那半开眼睛布满皱纹的四周，辨认出确实是林彪无误。该书作者煞有介事地写道：　　这些照片与中央办公厅公布给高干看的照片大不相同，后者是驻蒙古的中国大使馆在飞机失事现场拍摄的。不用说，林彪躺在飞机残骸里的照片，和叶群、林立果的照片一样，都是经过改造的。　　那么对于坠毁在蒙古境内的中国喷气飞机怎样解释呢？该书作者继续编造：　　……林立果（当时已到西郊机场）突然之间变得不知所措，……周宇驰叫潘景寅率领机员登机，并打电话给机场说，空军司令吴法宪下令这架三叉戟准备起飞，然后叫刘沛丰陪林立果上飞机，……机上有七名机员，其中一名通讯员是中年妇女，其他都是男性：两名驾驶员、一名领航员、一名总机械工程师，以及两名机械员。……周宇驰在地面看到陆军开进机场，正接近停机坪，就用无线电通知林立果立即起飞。林立果问周自己怎么办，周说他可以乘直升机逃走，将在约定的地点会合。　　周恩来找黄永胜谈话，说林彪已供认了他的秘密活动，将听候命令，接受审查。黄永胜感到已无回避余地，林彪屈服了，他只能跟着做。周令黄给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打电话，说他已认罪。这几个人看到已别无选择，也都俯首认罪。周要吴法宪到空军指挥所去，向各军区空军和指挥中心发布命令，禁止全国各机场起降任何飞机，并问他是否可以迫使逃走的那架喷气式飞机下来。吴指示北京空军司令李际泰，派四架歼7飞机，从杨村机场起飞，去内蒙古追那架三叉戟喷气机。当那架飞机朝中蒙边境飞去时，周问吴怎么办，吴主张将它击落，周同意，吴就让李际泰下令靠近边界地区的三个导弹营发射地空导弹。那架飞机进入蒙古领空后，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据空军的攻击效果分析报告认为，第一批导弹已将这架飞机击中使其受伤，但驾驶技术高明的潘景寅，立即降低高度躲避雷达追踪。　　三叉戟256号飞机坠毁后，在乌兰巴托的中国大使馆派人到失事地点展开调查。大使馆用电报传回北京外交部呈周总理的秘密报告上，标有“81029号绝密文件”字样，里面说坠机的乘客年龄在二十至五十岁之间。大使馆努力安排把尸体运回中国，但后来接到一项命令——事实上是毛泽东直接下达的——要尸体就地埋在坠机地点附近。　　苏联和蒙古均派技术人员对已埋葬的尸体进行检验，至少有一些苏联的验尸人员不相信林彪是那次坠机而死的乘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