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早饭后，使馆接到观礼邀请的全体外交官开了个会，我讲了昨天蒙方在庆祝大会上反华的情况，主管交际工作的小刘提出了蒙方一旦反华时的应对方案。决定至少去三名蒙文译员，仔细听现场讲话，有反华词句时集体退场，绕行观礼台下，我们十几个人的退席抗议，会引起人们注意的。另外，布置在使馆内留守的同志，听现场广播(当时蒙古没有电视台)搞好录音，以便事后核对。　　上午9时15分，我们离开使馆，按照蒙方规定的路线，绕行乌市北侧，切过几条横街，从西面进入政府大厦前的广场。这几条东西向的横街上，排列着参加游行的队伍；接近政府大厦后身的横街，则是准备接受检阅的蒙古军队。　　“看!苏联军队!”小刘眼尖，指着一条横街叫起来。　　“今天有苏联军队?”大家一起往他指的方向看，但因汽车很快切过横街路口，大都没有看清楚。　　“听说苏军作战部队4月秘密开进蒙古，难道今天真要公开亮相?”我近乎自语地回答大家。　　9时45分，我们来到广场的观礼台上，站在苏联驻蒙使馆一伙男男女女旁边，好像故意给我们迟来的留出这么一块地方。　　10时整，庆祝活动开始，天气不怎么太冷，但是阴沉沉的。首先是蒙方领导人讲话，广场里回声挺大，我们的三位蒙文译员，两位侧耳静听，一位用小收音机通过耳机听蒙电台的即时播音。约二十分钟，讲话结束，没有反华内容。我有点纳闷，这样的场合指名反华，不是影响更大吗?　　阅兵开始了。首先，蒙古人民军事务部部长勒哈格瓦苏伦上将乘车检阅参阅部队，大概因为参阅部队多，用了很长时间才返回主席台发表讲话。然后，分列式开始，蒙军仪仗队走过，蒙军汽车载运部队、装甲输送车部队、炮兵部队、骑兵部队等方阵接连进场。蒙军过完，冷场五六分钟，两辆小型装甲汽车为先导的苏军出现了。我不禁心底一震：“今天果然有苏军!”接着，苏军的履带式装甲战斗车、榴弹炮和加农炮、反坦克火箭、防空导弹等，排着方阵开过去，最后是八十余辆T62坦克(大约一个坦克团)排成的几个方阵，在街尽头加速时冒出一团黑烟，然后轰隆隆从观礼台前驶过。观礼台上的苏联人和一些蒙古人热烈鼓掌。全部机械化的苏军队列，用了半个多小时才过完，坦克吐出的浓烟，在观礼台前缭绕。我当时的确感到一种心理上的压力。　　阅兵分列式结束，群众游行开始，队伍中除了举着蒙苏两国国旗外，还举着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的画像，而蒙方领导人的画像，只有泽登巴尔和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两个人，令人看后觉得甚不相称。游行群众，头几拨情绪相当热烈，不断呼口号，后来的就稀稀落落，举举手中小旗喊几句。最后是体育表演队伍，其中摔跤手光着膀子，不断挺着胸脯，拍拍大腿，跳跃走过，零下十几度的天气，他们显得毫不畏葸。　　苏军作战部队公开出现在蒙古的阅兵式上，显然是对中国的一种示威行动。　　回馆路上，小沈发问：“为什么蒙方今天没反华?”　　小毛说：“他若今天反华，我们全都退席，他们就没有示威对象了。”小毛这话说对了，苏蒙当局是要中国使馆的人亲眼看看他们的军事实力，以便向北京报告。　　小沈告诉大家，群众游行时，他同旁边一位苏联使馆的妇女交谈，她50年代在中国呆过几年，说中国同志热情友好，两国那时互通有无，日用商品什么都有，现在国家关系坏了，中国的东西看不到了，用中国话来说，只能是有眼泪往肚子里咽。　　在苏联军队的坦克隆隆开过的时候，苏联一位妇女(估计是苏联使馆外交官的夫人或者工作人员)竟有另外一种想法，真是“百步之内必有香草”!　　1968年，苏军加紧在蒙古中东部构筑军事基地、机场和其他设施。据了解，至少修建了四个现代化的军用机场，一个在乌兰巴托东三十多公里那来赫矿区附近的草滩上，一个在东方省会乔巴山市附近，另外两个在通向二连的铁路沿线；在乌兰巴托以南七十公里的铁路旁，还在修建包括各种仓库在内的大型野战后勤基地。此外，在一些要点修筑了防空导弹阵地。乌兰花的军事指挥部和大片的部队营房，已接近完工。蒙古大地已不再是静谧的草原，而是到处长出了苏联的军事“牙齿”，泽登巴尔集团已把自己的国家紧紧地捆在苏联的“战车”上。　　1968年3月，蒙军领导机关——人民军事务部，改为国防部，扎米扬·勒哈格瓦苏伦上将任国防部长。从30年代起，蒙古政府内设有国防部；50年代初，驻蒙苏军陆续撤走，1956年蒙古国防部改为人民军事务部，作战部队大部改为建筑旅，从事经济建设，一部分充实边防部队。人民军事务部又改回国防部，标志蒙军将重建作战诸兵种，配合入蒙苏军来对付中国。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在热火朝天地进行，虽然1966年的红卫兵狂热、1967年的“夺权风暴”已成过去，但是内乱仍然不止，不少地方的武斗死灰复燃，甚至动用了坦克。驻蒙苏军中传出这样的狂言：一旦莫斯科下令，苏军坦克就开进北京，支持“健康力量”掌握局势。　　中蒙关系似乎已开始进入军事摊牌的单行线。　　到1968年底驻蒙苏军，作战部队兵力部署基本就绪。1969年3月，中苏边界爆发武装冲突后，又进一步增兵。从有关方面获悉：整个兵力为一个集团军，司令部设在乌兰巴托市东北的乌兰花，司令是彼得洛夫斯基少将(不久后升为中将)。　　集团军下辖两个摩托化步兵师、三个坦克师，是一个突击力相当强的坦克集团军。部队重点部署在乌兰巴托及其以北，和东方省的乔巴山市周围，部分驻扎在距中国边界二百四十公里的重镇赛音山德(又称沙音山达)。　　驻蒙空军两个歼击轰炸航空兵师、三个直升机团和一个运输机团，共有飞机三百多架。这些空军部队以团为单位分别部署在新修的乌兰巴托、巴彦、乔依尔和乔巴山等四个大型机场上。另有三个野战机场，供现有飞机转场之用。　　整个驻蒙苏联陆、空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有：坦克一千八百辆、战车和装甲车二千五百辆、大炮一千四百门、固定翼飞机一百九十二架、直升机一百二十三架，还有近程可带核弹头的地—地导弹发射器二十二部。　　防空部队有二至三个防空导弹旅，三个雷达团。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特种部队。　　驻蒙苏军作战部队总人数约为八万人。　　蒙军扩编已达相当规模，作战部队有：两个摩托化步兵旅、两个独立团、十一个独立营；防空部队有一个歼击机团、一个雷达团、一个高炮团、两个防空导弹营。加上一个建筑旅、三个建筑团，以及军事机关和院校，合计兵力约五万人。　　苏军在蒙部署大体完成以后，就经常举行演习。蒙军有时作为辅助部队参加，有时自己单独进行。其演习设定，多半是设想中国人民解放军越过大漠向蒙古发动进攻，苏蒙军阻击后转入反攻，然后向我国的二连—张家口方向和多伦—承德方向突击，直接威胁北京。按照苏军战役战术规程，集团军的进攻速度，在不断克服敌方抗拒的条件下，每天必须推进七十公里。北京离蒙古边境不到五百公里，就是说他们的预案是一周时间打到北京城下。而北京的防御，在张家口以北都是草原及沙漠戈壁，无险峻地形可以据守，而沙漠戈壁在现代化战争中，已起不了多少屏障作用。　　从上述情况看，苏军入蒙以后，对我国构成的威胁是多么巨大。我国内忙于“文化大革命”，不会也不可能主动进攻蒙古，苏蒙军演习设定的前提，不过是掩人耳目，其真正目的是必要时直接发动进攻。但是，直到1973年我离职返国时为止，驻蒙苏军的军事部署，仍将主力留驻在乔依尔以北，即离中蒙边界三百六十多公里的二线，和乌兰巴托及其以北接近蒙苏边界的三线。也就是说，从其战役布局来判断，暂时还处于防御态势，而不是进攻态势。当然，在苏军的对华战略中，把蒙古作为进攻中国腹地的前进基地，是毫无疑问的。　　我作为中国驻蒙的外交人员，亲眼看到屯兵蒙古、蓄势待发的苏军作战部队，对它给我国所构成的严重威胁，不能不感到深深不安和焦虑。　　应当感谢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中苏之间的军事摊牌终于没有发生。苏联当局派遣如此大量的军队进驻蒙古，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按卢布结算可能近乎天文数字，而蒙古人民也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1988年12月，宣布两年内从蒙古撤出全部苏军。实际上到1992年才撤干净。此后蒙古报纸刊登一项统计：苏军驻蒙部队和武器装备，分布在乌兰巴托四个区、全国十八个省中的十五个省、六十四个县，使用土地413951.53公顷(折合四千一百三十九平方公里)，共建有机场七个、兵营五十五座、军官住宅一百三十六幢(六千八百单元房)，对蒙古草原的破坏和自然环境的污染十分严重。而这些营房和住宅，多建在荒郊野外，蒙方接收后无法维护和利用，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变成废墟。蒙古当局向俄罗斯政府提出，要求总的赔偿二十五亿美元。“文革”浪潮汹涌而来　　1966年来临。冷淡的中蒙关系，虽然还没有达到零度，但也已是“二九”天气。使馆的外交活动还能照常进行，不过受到的限制和冷遇也逐渐多起来。开年之初，蒙古外交部就照会各国驻蒙使团，离开乌兰巴托二十公里以上的外出，必须事前提出申请。这种限制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使馆是不会起作用的，实际上，主要是针对中国大使馆。其目的既有政治性的一面，也有实用主义的一面：为苏军入蒙而开始修筑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尽量不让中国人看到。　　中国援蒙建筑公司继续履行双方的协议，他们的职工在国内欢度春节后，陆续返回蒙古。随着天气日渐转暖，建筑工地上又开始沸腾起来。而在友谊街东头的高地上，出现了苏联建筑兵在盖高层楼房。他们盖楼给谁住呢?不久传出苏联要增加在蒙“专家”的消息。驻蒙公司宗哈拉工地来乌兰巴托的职工说，在北面色楞格省的达尔汗，有更多的苏联建筑兵在盖大片楼房。看来，蒙古已决心让苏联建筑部队取代中国在蒙的建筑工人了。　　1966年5月，按说已进入春季，但在蒙古街头仍是枯树枝桠，使馆院内也还是大片枯草，早晚寒气依然袭人。5月底，外交信使来后(他们每月两次来馆)，张灿明大使马上召集全馆人员大会，传达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大使态度严肃，表情有点沉重，显然事前他看过这个通知。他用浓重的四川腔，把这个《五一六通知》读了两遍。散会后，回到文化处，我们几个人议论起来。通知说彻底揭露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同时“必须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等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大家觉得事情来得突然又相当严重。小毛说《通知》没提外交界，老姜说都可以算在政府里。我回忆起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看姚文元文章时那种下意识的敏感，事情果然临头了。　　此后，从国内的广播里、报纸上，听到看到的都是揭露和批判，以及要掀起文化革命的消息，一批批高级领导干部，以“反党集团”的名义被揭露出来、撤了职务。报纸上没有公布罪状的领导人像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未来的命运，也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使馆。蒙古报纸对北京发生的事情，起初是客观报道，后来就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字里行间有一股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的情绪。　　7月，政务参赞魏宝善从国内休假回馆，大使夫妇和姜振忠等几人回国休假，老魏任临时代办。9月中旬，国内发来毛主席的“九九指示”：“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事情的由来是，奥地利和非洲某国的革命“左”派，给中国领导人写信，说中国驻该国大使，“乘坐豪华汽车，外交招待会奢侈浪费，……”。毛主席9月9日批示，要求所有驻外使馆来个革命化。老魏根据在国内看到的《毛主席语录》大行其道的情况，很快要驻蒙建筑公司派来木工，制作大型语录板，在对外比较显眼的墙上，都挂上了红底金字的毛主席语录。在使馆楼迎门两边的墙上，分别挂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两块语录板，把楼前厅映得红彤彤的。在礼堂里与门相对的墙壁上则是一块高一点五米、宽五米的大语录板，上面分两大段刻着：“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不久，使馆举行了一次电影招待会，蒙方外交部长、和平友好委员会主席和一些政府官员，以及各界人士出席。他们一进礼堂看到这块大语录板，就有点愣神，外交部懂中文的官员显出“触目惊心”的表情。魏代办向蒙外交部长解释语录的含义，周围的官员都挤过来静听，大概是理解到没有具体指名，也就进到舞台前坐下。　　8月初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十六条”，在使馆及驻蒙公司、友谊医院传达后，特别是毛主席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随之在全国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对我国驻蒙人员影响很大，有一些人要求在国外组织红卫兵闹革命。魏代办根据国内要求驻外单位正面学习不搞运动的指示，通过各级领导说服了这些同志，但人们的思想情绪越来越激烈化。国内发来了各种外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要求驻外使馆散发。驻蒙使馆当然积极性也很高。除了外交官直接送使团人员外，还让驻蒙建筑公司、友谊医院和培才学校设法散发。　　培才学校是使馆附近的一座华侨小学。原来是为对蒙劳动力援助的员工子弟办的，学校领导和教员都从国内派来。“劳援”被迫撤走后，这所学校转为华侨子弟小学，学校的领导班子仍是国内来的那些人，但吸收了华侨中一些年轻知识分子替代国内派来的教员。在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强烈影响下，毛主席著作成为必修课，师生们的“革命”情绪很高涨，他们把《毛主席语录》带回家，不仅念给父母听，也向蒙古邻居广为散发。　　蒙古当局的反华宣传日渐加剧，紧跟苏联报刊反华的调子，直接指责我国的“文化大革命”，甚至点名攻击我国领导人，称毛泽东思想为毛主义，希望中国的“健康力量”能起来掌握局势。这就使两国关系由冷变恶。蒙古有关方面对中国驻蒙公司的刁难，和对培才学校的限制，都在不断加码。　　9月，张大使夫妇返馆，主持了9月30日的使馆国庆招待会，蒙方出席人员规格虽未明显下降，但人数已大为减少，气氛也没有往年热烈。国庆节过后，我国外交部通知驻外使馆，所有人员必须分批分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魏代办夫妇在11月返国，我同其他几名使馆人员与之同行。　　在使馆，对于“文革”只从报纸上、广播中有所了解，缺乏感性体验。因此，回到北京以后，我就迫不及待地上街看看。从宽街步行到王府井，街道两旁几乎贴满了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大标语，中医医院、隆福医院、科学院图书馆的大门两旁，密密麻麻地贴满大字报，内容多是批判本单位的“走资派”。从灯市西口到王府井大街，几乎所有商店的门窗和外墙上都刷满了红纸写的大标语或大字报，什么同升和鞋店、盛锡福帽店、百草参茸国药店都找不到了，据说是为了欢呼刘、邓下台，根据什么人的“指示”搞的“红海洋”。信步走进一个卖工艺品的小商店，看到小型的毛主席半身塑像做得挺精致，我指着问这个多少钱，售货员瞪了我一眼没吭气。这时，进来一个戴造反派红袖标的外地青年，对售货员讲：“我要请一张毛主席像。”售货员马上热情接待。我一看不好，再呆下去说不定得挨批，就赶紧走了出来。我一面走一面想起小时候的事：旧历年关将到，跟随父亲去赶集，为了腊月二十三日(过小年)祭灶神，父亲在一个货摊前恭恭敬敬“请”了一张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并肩而坐的像，让我用双手捧回家。……我在这种大不敬的胡思乱想中，走进了百货大楼。门窗玻璃糊满了大字报，里面黑糊糊的，买东西的顾客先对了语录才能买东西：顾客说“毛主席万岁”，售货员说“为人民服务”，或者一方说“造反有理”，另一方则说“文化大革命万岁”，然后才洽谈买什么。我既感到挺有趣，又觉得挺别扭，因为不会对语录，也不敢买东西。　　1967年1月，随着全国造反派的“夺权”风暴，外交部的造反派成立了联络站，领导外交部机关和使领馆回国人员搞“运动”。外交部的业务工作，由原来的一些领导加若干新人组成的核心组领导。姬鹏飞等几位老的部领导，由于是“当权派”，既要主持繁重的日常工作，又要随时接受造反派的批判。回国参加“文革”的各个使馆人员，都成立了战斗队，开始批判“当权派”。大使首当其冲，参赞是准“当权派”，受冲击稍小；随员以下参加战斗队成为“大批判”的骨干；一、二、三秘游离其中，但必须站在造反派一边，否则就要挨批。驻蒙古使馆由于人员构成的关系，战斗队里除个别人“造反精神”特强，其他人尤其是一些年岁较大的公勤人员，大都比较“保守”，批判会开得还算文明。　　春节之前，张大使夫妇奉调返国参加“文化大革命”，使馆由办公室主任刘吉德担任临时代办。　　张大使到京，驻蒙使馆战斗队仿照其他使馆做法，接站汽车直接把大使拉到战斗队，让他站在方凳上背语录，其目的是“煞煞当权派的威风”。有一天，外交学院的造反团来揪张大使去清算“于、窦事件”，驻蒙使馆战斗队起初不同意，认为此事应由使馆的人批判深究，但外交部的造反联络站支持造反团的“革命行动”。结果，张大使去后即被扣上投降派的罪名，不仅戴了高帽子，坐了“喷气式”，还被拳打脚踢，肋骨被打断两根，腰椎受伤不能直立。大使夫妇回来后，在院子里靠墙坐下，我从他们身旁走过，大使夫人杨波含着眼泪对我说：“这还怎么活下去!”我不敢接茬，只能默默地点了点头，心想你们无论如何要坚持活下去。　　在这样情况下，我只能努力“韬晦”，希望尽快脱离“苦海”。7月，机会来了，使馆的战斗队提议，经外交部第二亚洲司批准，派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去蒙古轮换最后一批未参加运动的同志。去前，我见到伤势有所好转的张大使，向他告别。他高兴地连声说：“你去好，你去好。”我的妻子本来“文革”前已做好出国前的一切准备，“文革”一来，停止所有初次出国人员外派，我又是茕茕一人踏上“征途”。“五二一”事件和“八九”事件　　我回到乌兰巴托，街道两边的树木已长出嫩叶，举眼望去满目青翠，蒙古的春天终于来了。但使馆里却是一片愤怒消逝后的沉默，这是由于5月21日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　　培才学校师生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引起蒙古当局的特别注意。华侨子弟通过其家庭同蒙古社会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们散发的数量可观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已深入蒙古民间，这是蒙古当局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想方设法寻找借口进行打击。　　培才学校与《蒙古消息报》社同处一个大院，该社的展览橱窗展出的蒙古政府领导人的照片被涂抹，蒙方认为是华侨学生所为，就单方面关闭了共同使用的大门，让学生使用仅容单人进出的小旁门，这显然是一种挑衅行为。学生嫌小门太窄，上下学进出拥挤，就敲打大门让蒙方警卫开门。于是，蒙古当局就以“三名华侨老师带领学生踢打报社大门”，“破坏了蒙方法律”为借口，宣布驱逐三位华侨教师出境，实质上是想借此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　　蒙古当局的无理宣布，激起培才学校师生的愤怒情绪，酝酿届时集体到火车站欢送，并以1月25日发生在苏联莫斯科红场上的中国留学生的英勇斗争事迹相激励。1967年初，中国政府通知派往世界各国的留学生请假半年，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留法、留芬兰学生总共六十九人抵达莫斯科后，在“革命”情绪的激荡下，于1月25日到红场瞻仰革命导师列宁的遗容。当日天气特冷，他们依然排队耐心等待。苏联军官“好心”把他们插进“参观者”(实际上都是便衣警察)的行列。他们走到列宁墓前的大理石平台上排成方阵，献上花圈，开始脱帽默哀。还不到一分钟，苏警就气势汹汹地喊“够了，够了!”默哀后，一名留学生走出队伍，领导大家读《毛主席语录》，苏军一名少校一挥手，苏军和便衣警察就一拥而上，企图冲垮中国留学生队伍。留学生手挽手高唱《国际歌》，气急败坏的苏联军警二三百人将中国学生和使馆陪同人员分割包围，三四个围住一人大打出手，最可恶的是便衣警察，在棉手套里藏有铁块，把中国学生打得鼻青脸肿，鲜血直流，有的甚至伤筋断骨。打了约半小时，不少市民和各国驻莫斯科记者闻讯赶来。几个苏联老人喊道：“不要打他们!他们是学生!”有些苏联工人还上前帮助中国留学生撤出包围圈。这就是1967年有名的“莫斯科红场事件”。此后不久，国内给驻蒙古使馆发来“红场事件”的照片，让张贴揭露苏联当局的暴行。结果，展出不久，展览橱窗玻璃就在夜里被砸，照片被撕碎扔进使馆大门。　　临时代办刘吉德，鉴于蒙方对“红场事件”照片展出后的反应，考虑到华侨师生一旦到车站集体欢送，可能会模仿“红场事件”对中国留学生的做法，招致蒙古警特镇压。遂于5月19日发电国内，建议组织集体欢送，有序进行，不读语录、不喊口号、不唱《国际歌》。当时外交部造反派还未夺权，但已对业务部门实行监督，因此在复电中强调组织集体欢送，应坚持“三要”(读语录、喊口号、唱《国际歌》)。当晚，使馆再次向国内请示，讲明情况，陈述利害，建议在集体欢送时免除“三要”。国内未予置理。　　蒙古当局获悉华侨师生计划去车站搞集体欢送，5月20日上午，蒙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托依夫约见我驻蒙使馆临时代办，提出不得在车站举行欢送集会等无理要求，否则后果由中方负责。刘代办予以拒绝。蒙方这样提出要挟，对情绪激愤的华侨师生无异于火上浇油。刘代办回馆后，立即向国内报告，建议顶住蒙方无理要求，届时在车站举行适当规模的欢送，但不形成集会，不读语录、不喊口号，不唱《国际歌》，以避免事态不可控制，希望国内21日10时前复示。但等到21日傍午，仍无回音。刘代办不得不再次紧急请示，国内答复按前电执行。刘代办无奈，只能在组织工作上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例如把领喊口号的师生埋藏在人圈内，不使蒙警特发现。　　5月21日下午3时，华侨师生秩序井然地前往乌兰巴托车站为三名被逐教师送行，使馆四名外交官及中建驻蒙公司、友谊医院、华侨协会等单位的代表也来到车站，总共二百余人。未经组织个人自动来送行的华侨及培才学校低年级学生，也有一百五十至二百人。送行者向被逐教师献花后，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这时，预伏的大批警察加便衣，冲进人群动手抓人。华侨师生高唱《国际歌》，高呼口号，蒙警特大打出手，连许多只有十几岁的女学生也被打倒在地。在场的中国外交官向蒙古警官提出强烈抗议，蒙警特不仅置之不理，而且动手扭打中国外交官，并将之强行关进车站临时拘留处。其中一名外交官被拳打脚踢，衣服钮扣被撕掉，胸侧肋骨挫伤。华侨师生和侨协干部二十余人被蒙警特肆行殴打后，将他们关进另一临时拘留处。中国使馆刘临时代办闻讯急忙赶到现场，向在现场幕后指挥的蒙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托依夫进行交涉，托依夫避而不见。刘代办遂向亲自上阵指挥抓人、打人的蒙古国家警察总局副局长兼乌市警察局长艾林亲浩尔洛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艾狡辩一通之后，被迫承认华侨学生举行欢送仪式是合情合理的，承认蒙警非法殴打、拘捕了我外交人员，答应立即释放。关于释放华侨师生及侨协干部的问题，艾让刘代办向蒙外交部交涉。刘代办与被释放的使馆外交官和工作人员一起返馆。　　刘代办返馆后，深夜约见蒙古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图门，对车站事件向蒙古政府表示最强烈、最严重的抗议，并提出三项要求：(一)全部释放被无理逮捕的中国公民；(二)向遭受毒打和被扣押的全部中国人员赔礼道歉；(三)立即采取措施保障使馆外交人员和中国公民的安全，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在我方强烈抗议和要求下，被扣押的华侨师生很快被释放，但侨协干部贾秀文却被送往外地监狱关了起来。三名被驱逐的教师，离开蒙境前在扎门乌德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回到北京受到有关单位的热烈欢迎。这次“乌兰巴托车站事件”等于是“莫斯科红场事件”的重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内没有什么人出来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　　在北京，5月下旬以后，外交部“文革”运动中极“左”思潮甚嚣尘上，在苏联驻华使馆门前已游行示威数日，砸了“扬威路”的街牌，换上了“反修路”的路标。人们得知蒙古当局驱逐培才学校教师，在车站拘捕使馆外交官，都感到异常激愤，立即组织队伍到蒙古驻华使馆游行示威，递送抗议信的几个人企图冲进使馆当面质问蒙古大使，受到门卫解放军的阻拦。连日来的抗议示威，使蒙古驻华使馆感到十分紧张。　　在越来越激烈的反对“大修”(苏联)、“小修”(蒙古)的声浪中，中蒙关系一下子陷入低谷，外交往来只限于强烈抗议、最强烈的抗议。抗议照会有时是在文字上蒙文难以表达的“最最强烈”的字句。　　无独有偶，8月9日在北京发生了一次更为严重的事件。这时，我已回到使馆。据了解，外交部的造反联络站在王力、戚本禹等人的直接煽动下，夺了外交部的权，周总理直接领导的外交工作失去了控制。联络站在“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下，指挥外交系统的造反派，并影响社会上的若干造反组织，向好几个驻华使馆“四面出击”。其中最严重的是砸了缅甸驻华使馆，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8月9日在北京东华门大街烧了蒙古驻华大使策伯格米德专用的汽车。　　“八九”事件的过程大致是：这天上午，蒙古驻华大使夫人及另两名外交官夫人乘坐大使的专车，到坐落在东华门大街的友谊商店购物，司机达希敖额尔特把车停在马路边，然后倚在车头上观望手持小红书来来往往的红卫兵队伍。突然，行进队伍中有人发现汽车刹车的踏板上有一张印有毛主席像的海报。这时，蒙古大使夫人等三人从商店出来坐进汽车，司机踩油门开车，踏上了毛主席像。围绕来的红卫兵怒火沸腾，脚踩伟大领袖毛主席还得了!队伍中有懂蒙文的红卫兵，立即把蒙古司机揪了出来质问，蒙大使夫人等吓得下车跑进了商店。人群中有人领头高喊：“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万死!”“打倒苏修的走狗蒙古修正主义!”蒙方司机起初拒不认罪，还企图撕毁毛主席像开车逃跑，但汽车被群众团团围住开不动。愤怒至极的红卫兵命令他站在凳子上示众，让他下跪向毛主席像请罪，有人还把轿车上挂的蒙古国旗扯下来，要他放在地上用脚踩。友谊商店售货员出来说，大使夫人在打电话求救。这无异给愤怒的红卫兵火上加油，有人喊：“把汽车烧掉!”众多红卫兵喊一二三，把汽车掀翻，有人点起火来，围观的人群齐喊：“毛主席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到消防车开来，熊熊大火已把这部海鸥牌高级轿车烧得只剩躯壳。在汽车已经烧起来的时候，我国外交部的一位处长来到现场，说服群众将蒙古司机交他处理。蒙古司机当即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经过审讯，他在人证物证面前不得不认错，并亲笔写下认罪书。我国外交部第二亚洲司负责人召见蒙古驻华大使，交给他一份照会，对蒙古使馆工作人员达希敖额尔特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像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称中国政府决定将他驱逐出境。这个司机离境前，在二连车站又站在高凳上被批斗了一次。　　8月9日当天，驻蒙古使馆对此事一无所知。傍晚下班时，蒙古外交部来电话称，其副外长托依夫晚8时紧急召见刘代办。两国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感到有些紧张。刘代办让研究室注意收听蒙古电台广播，并把应召时间借故推迟至晚10时。从蒙方广播的简单消息中，大体了解了这一严重事件的梗概。刘代办和译员小刘按时去蒙古外交部。蒙古外交部副外长托依夫沉着脸，寒暄的话也没讲，就当着刘代办的面宣读蒙古政府声明，要求中国政府对火烧蒙古驻华大使汽车和侮辱司机一事承担责任，并赔偿损失。蒙方在声明中抵赖其驻华使馆司机的言行，反诬中国政府执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并一再直接指名攻击毛主席。刘代办严词驳斥了蒙方的反华论调，对其指名攻击毛主席提出强烈抗议。至于蒙方提出的要求，以未接国内通报、不了解事实真相为由，予以拒绝。　　第二天晚上，外交部来电通知驻蒙古使馆，说明了事件经过，要求使馆提高警惕并采取措施，准备应付蒙方策动群众冲击使馆。铁路小联运的列车员抵达乌兰巴托，即来使馆汇报。描述了8月9日烧蒙古大使汽车的现场情况，并叙说最近两天北京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到蒙古驻华大使馆门前示威游行，在其围墙上和道路上刷了许多大标语。其中有“打倒蒙修”、“打倒苏联的奴才泽登巴尔”。刘代办连夜召集使馆全体和驻蒙古各单位领导开会，布置应急措施。顿时，一片紧张的气氛笼罩了整个使馆。　　60年代曾发生过我国驻外使馆被驻在国暴徒冲击事件，人员被打伤，文件被抢走。驻蒙古使馆内部没有任何防卫设施，一旦被冲击，只能是靠人力抵挡。大家纷纷表示决心，誓死保卫使馆，宁死保守机密，人人的神经都极度绷紧。　　一天、两天过去了，除了蒙方报纸刊登其政府声明，以及发表文章进行反华鼓噪外，未见他们有任何冲击使馆或前来游行示威的迹象。而在北京，我国外交部第二亚洲司负责人8月18日再次召见蒙古驻华大使，对其政府9日声明做出强烈反应，并正告蒙古当局，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每一桩罪行，中国人民一定要清算的。　　时间过了五六天，罗马尼亚驻蒙古大使主动来拜访刘代办，告诉说前两天蒙古外交部召集各国驻蒙古使节开会，蒙古外交部副外长托依夫首先宣读了蒙古政府声明，让到会人看了“东华门事件”的照片，接着说了些攻击中国政府的话，最后宣称蒙方不准备采取报复措施，以避免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但对罗大使一家之言能否确信，刘代办决定通过外交活动摸摸情况，便前去拜会越南驻蒙古临时代办。中越两国使馆关系十分亲密，我国对越南抗美全力支援，仁至义尽，我驻蒙古使馆也在物质生活上，对其驻蒙古使馆多方给以关心和帮助。但是，越南临时代办在交谈中，对刘代办说明“八九”事件过程光听不语，对蒙古外交部召开会议及可能采取的措施也一声不吭。　　刘代办召开使馆全体会议，讲述了上述情况，大家认为罗马尼亚大使的话是可信的，虽然对蒙方仍存疑虑。我感到蒙方如果真的不采取报复措施，在外交上采取高姿态，就会使中国方面显得无理，而使自己赢得了声誉。我们这些中国外交人员面对我国形象受损，只有内心说不出来的痛楚。刘代办讲述中，对比了越南和罗马尼亚两家使节的态度，我不由得想到小学课本上的甲乙两个好朋友野外遇到黑熊的故事，觉得越南人太不够朋友。　　“八九事件”在使馆来讲，安全地度过了，但国家关系更进一步恶化，到了无可修补的地步。1967年9月30日，刘代办主持举行国庆招待会，蒙方最高来宾已由过去的一两名政治局委员和部长会议副主席，降为外交部长与和平友好委员会主席，往年出席的一些友好人士全都不见了。10月，蒙古政府撤回了其驻华大使策伯格米德。　　刘代办于10月底，与商务参赞王琢之，以及其他几个同志一起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王琢之在张灿明大使回国后，与临时代办刘吉德一起成为使馆主要领导。“五二一事件”发生后，他曾让中建公司驻蒙工地给杀一口猪，改善一下使馆人员的生活，也含有对进行斗争的同志慰问之意。此举惹起了馆内几个年轻人的批判，说他是在庆祝挨打。我回到使馆后，他曾向我诉说这件事，委屈得含着眼泪。面对这位头发斑白的老参赞，我在那种情况下能说些什么呢?只能说些不着边际的安慰话。　　刘吉德、王琢之回国后，外交部来电任命我做临时代办。不久，经援专员王琨和领事部主任孙立殿相继返馆，我们三人成为使馆主要领导。任临时代办对我来讲当然是一副极其沉重的担子，而且没想到从1967年11月到1970年4月，我竟临时代办了两年半之久，这在我国驻外使馆的历史上是少有的。可怕的冰冻事故　　1968年冬天奇冷，白毛雪一阵阵卷地飞舞，气温每天都在零下35度以下。乌市街道上很少有行人和车辆，郊区大草原上，更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将近年底的一天，蒙古报纸报道：驻蒙苏军的一名少校，带两个士兵，由达尔汗乘车到乌兰巴托，傍晚在离乌市不远的雪原上迷路，汽油耗尽，三人活活冻死在车里。第二天，驻乌市的苏军派出车辆四处寻找，最后找到完全冻得僵硬的尸体，而在离他们嘎斯69车不远处，有尚未被雪完全封埋的卡车轮带痕迹，说明夜里曾有车从旁边驶过。看了这段报道，使人颇费思量：按蒙古不成文的法律规定，在草原上行车抛锚，特别是恶劣气候下，过往车辆有义务相互救援。为什么这辆苏联军车无人援救呢?　　我同小毛两人去参加蒙古政府举行的新年招待会。酒会进行中，发现苏联驻蒙古大使和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在高声交谈，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俩借同蒙古朋友碰杯寒暄，挪近去听听他们在谈什么。小毛告诉我，苏联大使在训斥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阿勒坦格尔勒，责问为什么夜里不派人到郊区去寻找那辆车，为什么过往车辆见死不救……苏联大使个头挺高，身材慓壮，面皮本来就红，又加上喝酒助劲，站在小个子阿勒坦格尔勒面前，居高临下地指着对方鼻子发脾气，活像古庙山门里四大天王中那个红脸的恶煞。阿勒坦格尔勒则左一个“大使同志”，右一个“大使同志”，赔着笑脸想解释几句，总也插不上嘴。这种情景完全像老子训儿子、主人对仆从，我真替蒙古同志感到可怜。　　这个冬天在中国使馆里也发生了一起相当可怕的冰冻事故。　　1969年新年过后，不几天就是农历除夕，使馆举行春节联欢晚会，驻蒙古建筑公司的留守人员，及友谊医院的医生hushi们全来参加，一片欢乐气氛，大家暂时打消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乡愁。突然锅炉工慌慌忙忙来报告，后院锅炉房通往食堂的热水管冻结了，初步检查冻结的一段是在宿舍楼前的地沟里。我和经援专员老王一听就有点慌神，急忙问室外温度多少，锅炉工说零下39度。坏了!热水管冻裂，使馆的二十几号人吃饭怎么办呀?　　我同老王商量，晚会不能停，不能冲散大家的欢乐情绪，由领事部主任老孙主持继续进行。我俩悄悄地传唤使馆的工作人员，总共十几个人，立即跑到后楼去抢修热水管。经查明，冻结水管所在的地沟里又矮又窄，但要修理，必须下到地沟用喷灯烤化冻结点，时间不能拖延，否则整条管子冻结，热水通不了，管子就可能爆裂。我的内心真是火急火燎，没有感到耳朵都冻僵了。老王马上打发司机去工地借来喷灯，然后五人一拨下到地沟去烤管子。在地沟里，人坐着刚能直起腰来，要用喷灯烤只有仰面躺下，端起灯来向管道喷火。三十多米的管道，冻住的部分约有一半，这样每人管三米，全然不顾地沟气闷，空气稀薄。正烤着，发现冰冻向管道另一头迅速扩展，很快三十米都冻住了。这时已近半夜，气温降到了零下40度。　　我和老王也紧忙拿喷灯下地沟，七个人每人管五米。地沟只有两端出口，里面本来空气不通畅，加上七个喷灯火焰带出的一氧化碳，熏得人出不来气，第一拨下去的人有的已感到头晕。第二拨八人马上下沟换班。上来的人大口大口喘气，看来有的同志已经有点一氧化碳中毒。老王指挥，10分钟后再换一轮，他不让我再下，可是我怎能不下呢!我下沟烤了一会儿，就感到气闷头晕，刚换班上去的司机大扈主动下来换我，说留下馆长好对外。这种顾全大局的同志感情，实在令人感动。接着又换了两轮，总共用了四十多分钟，锅炉工来报告，循环泵启动了，管子热水通了。大家松了一口气，十来个人顾不上零下40度的严寒，躺在地面上喘着粗气，有的同志已晕得迷迷糊糊。参加晚会的医生、hushi赶来了，诊断为一氧化碳中毒，马上都抬到医院去连夜救治。　　这是一场拼命抢险的“战斗”，虽然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事后想起来也够惊心动魄了。蒙古的冬天实在是可怕，一点也不敢大意。　　抢救热水管后不几天，使馆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名苏联士兵，夜间从友谊医院与使馆之间的隔墙跳进使馆来，就近跑到锅炉房取暖。据锅炉工用馆内电话报告说，这小兵冻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锅炉工吓唬他，做出要把他填进炉膛烧掉的举动，他跪下哀求，说的什么话也听不懂。我让锅炉工把这个小兵送到前楼来，由办公室的小刘审问。这个士兵冻得筛糠似地发抖，断断续续地讲，他是苏军建筑旅的，想到中国使馆政治避难。问他为什么，他流着眼泪讲，他是图瓦人，在部队受不了俄罗斯人的欺辱，一直想开小差回家乡，到了蒙古听说离中国不远，就想到中国去，因为中国不歧视少数民族。小刘向他解释，中国虽然不歧视少数民族，但却不能收留苏联人去政治避难，使馆里他也不能久呆，早一点回部队去，趁其长官没有发现，就不会有事。小刘给他搞来面包、牛奶、黄油、火腿，让他饱餐一顿。他热得敞开空身军棉袄。问他为什么光着上身穿棉袄，他说军官怕士兵逃跑，晚上得把衬衣脱下光着上身睡觉。吃完饭，他脱下军靴，重新裹了一下包脚布。小刘发现他的军靴只不过是厚帆布制作，外面涂了一层发光的涂料，乍一看像是皮靴。苏联士兵也真够苦的了。他跳墙进来，又让他从原处跳墙出去，如果交给守使馆大门的蒙古警察，这个苏军小兵那就惨了。　　小刘送走苏联逃兵以后，回来问我：图瓦在什么地方?我来蒙古以前看过有关边界谈判的资料，对“图瓦问题”印象颇深。我告诉小刘，这个地方在蒙古西北的苏联境内，历史上叫唐努乌梁海，本来是中国领土。清朝在蒙古西部重镇乌里雅苏台(现蒙古扎布汗省境内)设有戍边将军，管辖蒙古西部一些盟旗和唐努乌梁海。由于同蒙古边境上有一脉较高的横断山岭阻隔，对外交通甚为不便，直到1921年蒙古事实上独立，这个地方仍处在游猎社会，以狩猎得来的贵重皮毛，与来自内地的中国商人交换日用品。蒙古独立，这片中国领土即孤悬在外。1924年，苏俄囊括中亚和高加索等地区，建立了幅员广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本想把唐努乌梁海吞并，但因同中国北洋政府谈判“历史悬案”(主要是废除划占中国领土的一些不平等条约问题)未获结果，这块连不平等条约也未写进去的十七万平方公里领土，不明不白地划进苏联的版图，但苏联政府并未敢正式对外宣布。一直到1940年，中国抗日战争处于空前的困难时期，苏联最高苏维埃以法令形式公布：唐努乌梁海“申请”加入苏联，改名为“图瓦自治共和国”。小刘听了我的介绍，颇有感慨而气愤地说：“苏联欠我们的实在太多了!”　　1969年春节过后不久，气温仍然是滴水成冰。孤悬在乌兰巴托以北二百多公里的宗哈拉工地，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恶性事故。这个工地留守工人和技术人员原有二十多人，到1968年冬，由于身体不好或家中有事，返国一半以上，剩下不到十人。已完工等待交钥匙的几座楼房，已经通了水、电、暖气，本来留守工人冬季可以住进去，但为了信守协议，他们宁肯住在未装修的无水、无电、无暖气的架子楼中，做饭自己轮流动手，水从楼外打来，取暖烧煤炉子，夜间点蜡烛，大小便要到楼外露天厕所，生活是相当艰苦的。这个工地，处于宗哈拉市的郊区，周围一片荒野，深夜时常听到狼嗥。援蒙建筑公司领导也一再告诫他们，警惕蒙古坏人抢劫和绑架。　　1969年2月的一天下午，宗哈拉工地负责人邱恩，冒雪匆匆赶到使馆，汇报前一天夜里发生的意外事故：早晨，值班人员捅旺炉火、清扫房间，发现在堆放杂物未住人的房间里，屋角有一张摊开的大幅毛主席像，上面有人屙了一泡大便。老邱让值班人员不要声张，把门锁上保留现场，自己急匆匆地赶来使馆。　　我们使馆主要领导成员和援蒙公司的两位领导人，听了汇报顿时一愣，长时间没人讲话。大家都意识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这种事故，一旦宣布，就成为典型的现行反gemin事件。良久，经援专员老王开口，请大家实事求是地仔细分析一下。老邱补充说明了留守工人良好的政治思想情况和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在座的同志讨论后，一致认为这绝不是有意污辱伟大领袖，而是夜里便急又不敢出门上厕所，就跑到空屋摸黑扯出一张纸(屋角有成卷的毛主席像)来方便，准备第二天折叠起来扔掉，如果他想到会是毛主席像，即使胆大包天也不敢那样做。会议决定：这件事不做追查，既不上报，也不下达，如果泄露追究责任，由使馆主要领导集体承担。老王说应该由他个人承担，大家齐声表示：“集体负责，集体承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上对下隐瞒这件事，是冒着极大风险的。　　实事求是地处理了宗哈拉工地的这个事故，对加强使馆领导班子的团结具有重要作用。在“文革”年代，人们“话到嘴边留半句”，“见面不抛一片心”，而能够集体负责来“欺上瞒下”，说明相互已可“全抛一片心”，彼此有了高度信任。中苏边境武装冲突　　蒙古奇寒的冬天没有过完，又发生了使中蒙关系陷于“奇寒”的国际重大事件。这就是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的边防部队，在中国东北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发生的武装冲突。这使刚刚有点缓和气氛的中蒙两国关系，跟随着一下跌入冰冻的深渊。　　珍宝岛在乌苏里江主航道的中国一边，与陆岸只隔一道枯水季节可以徒涉的河岔。按国际惯例，江河边界应以主航道划线，但是苏联地图把它的边界线统统画在所有江河中国一侧岸边，于是，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一百多个岛屿，都被画过去成为苏联的领土。因此，两国边防分队巡逻时，不断发生摩擦和碰撞。在两国的边界谈判中，中方主张在没有解决这些有争议岛屿的问题之前，双方边防部队都不要进入；苏方蛮横地声称，根本不存在争议岛屿，苏联地图边界线内的都属于苏联所有，并依仗其军事强势，硬是继续在这些岛屿上巡逻，摩擦和碰撞逐渐升级为棍棒交加，甚至用装甲车冲撞。　　珍宝岛的武装冲突，爆发于1969年3月2日。中方边防站长率领一个排的巡逻分队，在岛上突然遭到苏方两辆装甲车和七十多名边防军的袭击，中方分队奋起还击，双方互有死伤。7日，苏边防军三辆装甲车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在珍宝岛与我陆岸间河岔上示威性地开过。15日，苏军二十辆坦克、三十辆装甲车及步兵二百余人大规模进犯珍宝岛，气势汹汹。中国边防部队退守陆岸，与身后高地上的炮兵密切配合，用火箭筒和反坦克炮的密集火力，激战九小时，将苏军坦克、装甲车打退。苏军坦克中有一辆过分冲前，在珍宝岛与陆岸之间河岔的冰盖上被打伤抛锚。17日，苏军步兵一百余人、坦克三辆，企图趁夜色救回抛锚坦克，又被中方猛烈炮火打退。　　这次边界武装冲突，中国军队由于指挥正确、战术灵活，加以地形有利，陆岸上的陡峭高地，俯瞰珍宝岛一览无余，距离不过一二公里，炮兵可以直接瞄准射击，沈阳军区及时调来两个炮兵团部署在高地上，步炮密切配合，因而取得胜利。苏军伤亡较大，其边防军一辆受伤抛锚的T62坦克，苏联人怕被我军拖走，就多次用炮火轰击，不让中国军队靠近，结果轰塌坦克周围冰盖，使之沉入河底。后来，我军潜水员下水绑上钢缆，用四台拖拉机乘夜色把它拖上岸。这辆当时比较先进的坦克，成了我边防部队的“俘虏”，后来运到北京公开展览。　　珍宝岛边境武装冲突，以苏边防部队失败告终，对苏联和蒙古震动很大，他们同中国之间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据事后了解，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此次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国防部长格列奇柯狂言要实施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他的主张未获通过。事后，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曾对熟人讲不能这么干，因为在向美国进行外交试探时，美方警告这样做要引发世界大战。　　蒙古当局的反华宣传迅速升级。国内给使馆发来珍宝岛的历史归属和武装冲突实况的照片，小毛兴高采烈地张贴到使馆大门外两侧墙上的宣传橱窗里，不少来往的蒙古人，还夹杂着一些穿便衣的苏联军官，纷纷驻足观看。夜里，两个橱窗玻璃都被砸碎，照片被撕碎，其中被击毙的苏边防军上校照片，及中方缴获的苏军武器照片则不翼而飞。使馆马上向蒙古外交部提出抗议，对方未给任何答复。　　西方媒体不久即透露，苏联军队领导层里，有一些好战分子大肆叫嚣，说要对中国进行报复，实施核打击，把中国打回到“青铜时代”，要对中国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除了有关“文化大革命”这一主题外，备战成为重要议题。会后，即开始全国性的挖防空洞和加紧三线建设的许多备战工作，全国一片紧张气氛。政府为战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苏联不甘心在珍宝岛的失败，8月13日，在新疆西部边境铁列克提的巴尔鲁克山以西地区，寻衅闹事。当时，一个排的中国边防分队，沿中国一侧向南巡逻；突然，从苏联境内冲出四辆装甲输送车，在两架直升机的掩护下，未做任何警告即向中国军队开火，中国分队据守695.5高地仓促还击，寡不敌众，整排官兵除了一名被俘外，其余二十七人全部牺牲。铁列克提边防站本想派兵前去支援，但因兵力不足，而且695.5高地前出，与巴尔鲁克山麓之间有一大片开阔地，兵力难以运动上去而作罢。其实巴尔鲁克山居高临下，而苏方地形是一马平川，如果不麻痹大意，事前在山上预伏炮兵，对巡逻分队予以火力掩护和支援，可能战斗就会打成另外一个样子。　　中苏之间，党的关系决裂，国家关系恶化，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经济全面对抗。经过两次边境冲突，又出现了军事对抗局面，搞不好，就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军事摊牌。局势是十分严重的。　　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毛主席通过周总理委托四位老帅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研究国际战略形势及决策问题，并让外交部派熊向晖、姚广参加“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协助陈毅等工作。“九大”政治报告中，出于对战争危险性的严峻估计，曾提到要准备苏联和美国一齐来，同它们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但在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后，通过各种方式同中国接触。因为美苏对立是他面临的严重问题，美国要尽快消除越南战争败局造成的影响，并挽救它在世界上霸权地位的中落，要对付苏联的挑战，需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中苏关系恶化的加剧，又使他的这种设想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就中国方面来说，要着重对付苏联的战争威胁，也需要实现同美国的和解。四位老帅的研究小组，从1969年6月到9月，先后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初步看法》的书面报告报送周总理。最后经毛主席同意，形成了决策性的概念：对苏联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着手同美国改善关系。据说毛泽东把这简单归纳为：打击一个，缓和一个。　　苏联领导人自己也清楚：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几十年冷战对峙，相互保持着核威慑的“恐怖平衡”；美国正在设法从越战脱身，并谋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在这样情况下，苏联如果同中国开战，一旦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将意味着什么。中国有句古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苏联领导人不得不仔细考量。　　1969年9月3日，越南人民领袖胡志明逝世。当晚，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飞抵河内吊唁，第二天同越南党政领导人会谈后返国。9月9日，胡志明的葬礼在河内举行。李先念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去参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率政府代表团去越南首都，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他想在河内同李先念接触，葬礼结束时，主动与同站前排的李先念握手，李未予置理。下午，越南外交部长受柯西金的委托，向李先念表示想在返国途中路经北京，与周恩来会谈两国间的紧张局势。李要中国驻越大使速报国内请示。一直没有收到国内指示，李决定去机场准备回国。将要登机之际，中国使馆参赞飞驰而来，气喘吁吁地报告说国内同意柯西金去北京会谈。李先念当即告诉了给他送行的越南总理范文同。范说柯西金一个小时前已起飞返国。柯西金乘专机经印度飞回国内途中，当专机在塔吉克首都杜尚别短暂停留时，收到越南方面转来的消息，说中国方面肯定答复，同意他去北京谈判。据当时随行人员中的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库里克后来回忆，他们正在宾馆围着桌子喝啤酒，柯西金突然进来宣布：大家马上集合，到飞机场去。一个小时飞机起飞了，随行人员都很奇怪，这是往哪儿飞呀?说是到伊尔库次克。原来计划是回莫斯科，怎么又到伊尔库次克?这时，柯西金把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叫去，告诉他要去北京跟周恩来会谈，让他们准备一下谈判需要的材料。　　9月11日上午10时30分，柯西金乘坐的伊尔62专机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其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有卡图谢夫、雅斯诺夫、巴扎诺夫等党政要员。周恩来、李先念、乔冠华等前往迎接。之后，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的贵宾室，进行了为扭转中苏紧张关系的长达三小时又四十分钟的谈判。对中国来说，在苏联重兵压境，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一方面被迫加强战备，另一方面仍然力求通过谈判来解决边界争端，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局势。在谈判中，周恩来建议同柯西金达成谅解，即认为中苏之间应该继续进行边界谈判，而边界谈判必须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为此双方应首先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等四项内容的协定。柯西金当即表示：“您讲的四条我完全赞同。”并说，“周恩来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正的愿望，我们能够也一定能够做到。”据参加谈判的库里克后来说，周恩来对谈判做了全面而充分的准备，而苏方则是准备了什么说什么。谈完以后，柯西金指着库里克和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对周恩来说：“是他们把事情搞坏了，像咱们这样高级别的领导人，所有的问题可以在5分钟之内得到解决。让我们把所有的分歧都装进麻袋里，扔进黑龙江去怎么样?”周恩来始终装作没有听见。　　高瞻远瞩的周恩来知道，柯西金在谈判中没有充分准备而同意达成的谅解，回到莫斯科之后是会变卦的。果然，中苏边界谈判在10月20日恢复以后，苏方反对讨论签订“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定”，后来虽不得不同意讨论，却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因而，边界谈判又时断时续地、长期无效地拖下去。　　不过，中苏之间剑拔弩张的军事对抗形势，却因两国总理的会见与谈判，而暂时有所缓解。等待蒙古“气候”转暖　　蒙古报刊在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之后，跟随苏联大肆叫嚣，诬蔑我军侵占苏联领土，挑起武装冲突。其电台广播中，甚至模仿苏联的调子，叫嚷应该给中国以惩罚。但是，蒙古政府的态度却较谨慎，尤其在柯西金到北京与周恩来会谈之后，其外交部人员在同中国使馆人员接触中，不断做出一些微小的友好表示。据我观察，蒙古当局很怕苏联同中国的边境武装冲突进一步扩大，因为如果爆发中苏大战，蒙古领土势必成为战场，后果不堪设想；何况一年前开始的为接收中国援建工程，而设法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进程需要继续下去。但是，由于受必须紧跟苏联对华政策这个大前提的制约，蒙古当局只能在外交接触中做些友好姿态。外交关系处于一个转折，哪怕是小小的转折，都往往是从双方轻微的表态中显现出来。这也就是古书所说“知微知彰”吧。　　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一些外国驻华使节，同他们进行友好的谈话，实际上是传达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对于改善同蒙古的关系，我国外交部也着手进行考虑，由于蒙方已于7月份安排我到其北部省份旅行,年底前“投桃报李”安排了蒙古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到南方一些省份去旅行。　　这时的中蒙关系，正如毛主席那首《冬云》七律诗句：“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我们等待着中蒙政治气候转暖。　　1970年4月底，我国外交部向驻蒙古使馆派来了政务参赞吕子波担任临时代办，着手研究解决中蒙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蒙古外交部对于老吕的外交拜会，安排得比较及时，规格也不低。我两年半之久担负临时代办的重任终于卸下。驻外使馆人员的休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取消了，1970年正式恢复，中断达四年之久。我向老吕交待了工作，准备回国休假。　　5月一天上午，一名身着便衣的苏军少校，进入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吕参赞让我处理此事。我同办公室的小刘，在使馆里的小会议室，接待这位不速之客。这个人个头不高，黄色皮肤，身着一套不太合身的深灰色西装，神情有点紧张和拘谨。我问他：　　“您从哪里来的?”我用“您”而不用“你”，使他感到是受尊重的。　　“达尔汗市。”他怕我不知道这个地方，补充了一句，“就是乌兰巴托北面二百二十公里那个达尔汗。”　　“怎么能证明您是一名军官?”　　他随即掏出自己的军官身份证让小刘看，同时说：“我是苏联驻蒙古第二建筑旅的少校工程师。”　　我看他挺紧张的，想冲淡一下，问：“您不是俄罗斯人吧?”　　“是的，我是中亚那边的吉尔吉斯人。”　　“啊，那我们是邻居，吉尔吉斯有一段边界与中国新疆接壤。中国有句古话，叫远亲不如近邻哪。”　　他看我拉起家常来，紧张情绪缓和下来，反过来问我：“您到过吉尔吉斯?”　　“不，没有。您为什么想到中国避难呢?”　　“我实在忍受不了俄罗斯人的歧视，他们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而我们少数民族是二等三等公民。”　　“他们都怎样歧视呢?”　　“待遇不一样。他们不信任我，同样是工程师，俄罗斯人做错了，马马虎虎就过去了，而我做错了事，主管上校就又训斥又责骂。我们第二建筑旅是建军事项目的，他们却让我在达尔汗盖楼房，还不让离达尔汗远去，想到乌兰巴托来玩玩也不行。”　　“您们第二建筑旅，在蒙古都建了哪些项目?”　　“乌市那来赫附近的机场，还有乌市以南的战备仓库和好几个军用机场。”　　小刘不理解我想套问点军事情况，就插了一句：“我们使馆是不能接收苏联人避难的。”　　他听了一愣，问：“为什么?那我到北京去!”　　我看已转了话题，就回答说：“使馆无法收留您，北京也不能接受您避难。即使我很同情您，想帮助您去北京，您看怎么去?乘火车吗?蒙古军警监视很严，而且到处有苏联军队，您失踪了，他们能不找吗?”　　他听了这些话，顿时情绪就低落下来：“那我怎么办?我是今天早晨偷跑出来的。”　　“您尽快返回达尔汗，出来时间不长，他们不会怀疑您到过中国大使馆。”　　“那我出你们大门时，蒙古警察会抓我吗?”这时已过中午下班时间，大门已经关上。　　“您是黄皮肤，跟中国人差不多，如果警察截问，就说是来自新疆的华侨，到中国使馆找华侨亲戚的。”　　他无可奈何，站起来要走，呐呐地说：“我没有回去的路费，能不能帮帮我?”　　我让小刘给了他七百图格里克，开了大门，故意在门口握手道别，蒙古警察没有任何反应。　　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想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之后，两国关系一直紧张，苏军内部的反华教育决不会放松，而这名少校冒着风险想到中国避难，足见苏联军队里民族矛盾的深重。　　我把处理情况向吕参赞汇报，并讲到去年苏联图瓦族的小兵来馆要求避难的情况，老吕也深感苏军中民族歧视的严重，还批评我给这个少校七百图格里克少了。　　6月的一个傍晚，一个意外情况突然发生了。那时我正在使馆主楼前的晒台上，与几位同志闲聊，猛然间呕吐不止，呕吐物渐渐变成深咖啡色。我马上被送到中国援蒙的友谊医院。血压降到四十几(低压)至六十几(高压)，我躺在病床上处于昏迷状态。呕吐物经化验伴有约250—300cc的血。医疗经验丰富的邵大夫，诊断为胃大出血，在其他医护人员的帮助下，采取止血急救措施。同时，在使馆和驻蒙古公司留守人员中还挑选B型血的同志，准备输血。下半夜，胃出血靠药物基本止住，第二天下午人逐渐苏醒过来。我望着为我忙碌了一夜的医护同志，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激。如果没有友谊医院在乌兰巴托，去蒙方医院能否及时准确诊断，能否有效地止血急救，都成问题。据来友谊医院看病的华侨讲，他们在蒙古医院抽血化验，hushi根本不会用针管抽血，而是将针头(禁止)血管，让血一滴滴滴到小瓶里，看起来令人发怵。　　在友谊医院，住院治疗十多天，基本痊愈，由于条件限制，没法做进一步检查。我出院后，很快办理签证回国。由于身体虚弱，在列车南开途中，顾不上沿途观察景色，只盼尽快抵达北京。回到北京后，经过医院的各项检查，确诊为胃小弯溃疡导致大出血，溃疡点已经结疤，需要继续保守治疗。这次胃出血，究其原因，是寒冷的蒙古气候对我患有的慢性胃炎十分不利。加以工作中长期精神紧张，植物神经紊乱，有时外交活动饮酒过多。这次胃出血痊愈了，但在几年之后胃溃疡又复发，不得不做手术，把胃切去四分之三。另外，在蒙古多年受寒，背部患有肌纤维组织炎，很难治愈，有时急性发作，几夜不能入睡。使馆中，在蒙古工作时间较长的同志，不少患有胃病、关节炎及高血压，后来都是久治不愈，有的同志甚至献出了生命。若干年后，毛家义任政务参赞期间，积劳成疾，突发心肌梗塞而猝死。他亡故之后，既不能就地火化(蒙古无火葬习俗)，也未能把遗体运回国内，不得已而葬在乌兰巴托郊区。周总理曾经引用汉朝马援的名言，反其意而勉励驻外人员：“处处青山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每忆及这位当年对我帮助甚大的亲密战友，常常太息难眠。中蒙关系开始“解冻”　　回北京不久，我到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第二亚洲司合并)报到，有关领导同志听了我的工作汇报以后，告诉我说已考虑向蒙方重派大使的问题。我问他援蒙未完工程怎么办，他说打算在驻蒙古大使到任之后，视情况同蒙方开始谈判。他征询我的意见，在蒙古监狱中的窦海玉，是否可与蒙方在我国狱中服刑的那松扎布交换?我表示，只有采取交换办法，才能解决这一悬案。可能有部分同志想不通，但大多数同志不会有问题。他说你返馆以后要好好做做思想工作。　　经过几个月的休养治疗，我的身体已完全康复。8月17日至9月18日，参加了一期驻外人员学习班。由于轮换我的人还没有选定，我不得不在1970年国庆节后，重新返回乌兰巴托。回到使馆，听说8月5日我国外交部指示吕代办，向蒙方提出以那松扎布同窦海玉交换的建议。而在第二天，8月6日，蒙古外交部副部长云登约见了吕代办，正式提出改善两国关系的五点建议：双方重新互派大使；重新互换新闻记者；解决乌兰巴托—北京通讯联系不畅通问题；就蒙方接收中国援蒙在建未完项目事，双方派代表团在乌兰巴托会谈；中方向蒙古移交友谊医院和培才学校。云登在解释这“五点建议”的含义时，特别强调重新互派大使，必须中国先走一步，因为是中国方面先调回驻蒙古大使的。吕代办跟我讲，已将蒙方建议报告国内，尚无回音。我告诉老吕，亚洲司的领导说，重新互派大使和解决援蒙在建未完工程事，部里已在考虑。　　10月14日，蒙古报纸发表泽登巴尔答英国《每日快报》记者问，表示蒙古政府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准备重新互派大使，声称蒙方正在做出一切努力使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　　蒙方的意图已经比较清楚了，它看到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变化，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可能会有所缓和，想在不改变追随苏联继续反华的既定政策下，求得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中蒙两国关系的恶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起来不那么容易。但是，蒙古是中国的近邻，长期保持临时代办的关系，是不正常的。而且，援蒙建筑公司、友谊医院、培才学校的留守人员，坚守“阵地”已达五年之久，有家不能回，继续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蒙方在提出“五点建议”后，不断做出一些微小的改善姿态，但基本态度还是观望。当它在10月以后，看到中国向苏联和东欧的大多数国家陆续派出了大使，才真正着急起来，利用一切外交接触试探我方态度，甚至表示只要中方做个回答，马上就考虑派出驻华大使，蒙古政府不愿意做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后派出大使的国家。　　关于以那松扎布交换窦海玉的建议，8月5日吕代办约见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长提出之后，蒙方于8月17日答复同意。双方经过四次协商，8月31日最后达成协议，决定于9月2日，在二连附近中蒙边界上的双方边防会晤点进行交换。使馆领事部主任老孙，奉命前去二连处理交换事宜。窦海玉被从蒙古监狱直接押送至现场，那松扎布也从上海押来。两人对比令所有在场的中国人伤心。那松扎布身体健康，气色很好，有说有笑。而窦海玉面色苍白，身体虚弱，精神有些痴呆，话也说得断断续续，其家属子女望见以后，大哭不止。看起来，六个年头牢狱生活的窦海玉，受到了蒙方相当程度的折磨，为援蒙而来，竟落得如此下场!　　两国重新互派大使进行得比较迟缓。我国外交部亚洲司于11月，向部的核心小组提出了关于选派驻蒙古大使的建议。经上面层层审批，1971年6月18日，国内通知驻蒙古使馆，说经中央批准，拟派许文益同志为新任驻蒙古大使。6月21日，吕代办约见蒙古外交部由二司司长新提升为副部长的额尔敦比列格，面交了许大使的简历并征询蒙方意见。7月1日，蒙古外交部新任二司司长策伦朝达勒约见吕代办，正式答复：蒙古政府完全同意许文益同志为中国驻蒙古特命全权大使。　　8月12日，蒙古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约见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有关领导，通知说蒙古政府拟派文化部部长索苏尔巴拉姆为新任驻华大使，并递交了索大使的简历。8月30日，我国外交部通知蒙古驻华使馆表示同意。　　至此，中蒙之间总算迈出了国家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重新互派大使，这是正常化的首要标志。虽然蒙古当局没有改变它的对华基本政策，但两国之间政治上“奇冷的冬天”基本上过去了。　　许大使夫妇于1971年8月20日抵达乌兰巴托，很快递交了国书并开始外交拜会。之后，就着手准备关于解决未完工程问题的谈判，没想到却被一桩特殊事件给打断了。直到1972年夏天，才准备就绪，使馆专用电台也按中蒙互惠原则架设起来。我方组成了以许大使为团长、中国建委对外局局长武庆产为副团长，包括五名团员、十三名工作人员在内的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同蒙方几经磋商，1972年10月21日，进入实质性的谈判阶段。经过近半年的艰苦谈判，到1973年3月23日，最后达成协议，随后进行移交。中建驻蒙古公司根据国家援蒙工程的条文而承建的二十二万平方米建筑项目，已建成十一点八万平方米，另有七个在建未完项目，共十点二万平方米。已建成和未完工程，总共只折价九百二十八万卢布交给蒙方。援蒙友谊医院和培才学校的房产，无偿移交蒙方。华侨子弟小学，由侨协在五道巷及三站新觅场所开办。　　1973年5月，坚持在蒙古工作和留守八个春秋没有回国的援蒙公司职工，以及七年没与家人团聚的友谊医院医护人员和培才学校的教师，总共八十多人，终于踏上归国的旅途。他们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为了中蒙两国人民的友谊，无怨无悔地牺牲了个人利益，有始有终地圆满地完成了援蒙工作。其中，特别是友谊医院的hushi，1965年冬天来蒙时，一般都刚二十岁上下，而坚持到最后的六个人，都接近或超过了三十岁。有的有恋爱对象不能回国结婚，有的则恋爱对象也没有机会去找。她们的的确确是在大漠那边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她们的决心和毅力，实在是可敬可佩。　　在北京，胜利返国的八十多位同志，受到了热烈欢迎，得到了各方面给予的荣誉。但是，他们离土背乡长达八年的岁月，又到哪里去补偿呢?　　中蒙两国之间，虽然互派了大使，解决了援蒙未完工程的移交和按照援蒙劳动力(员工)协定来蒙的友谊医院、培才学校的移交，迈出了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但是，因为蒙古当局追随苏联反华的基本政策没有改变，整个70年代两国关系仍有许多波折，总体上只不过维持着一个冷而不断的局面而已。新大使莅任　　1971年8月20日，新任驻蒙古的许文益大使和夫人，乘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列车，到达乌兰巴托莅任。蒙古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明珠尔扎布、女副司长图门登贝尔勒等到车站迎接。中国大使馆的全体外交官和工作人员，除值班人员外，全体来到车站迎接。　　许大使个子不高，体健挺拔，方方的面庞，有些黝黑，微笑着与欢迎的人们握手，微笑中带有几分严肃。大使夫人卓文，身材苗条，面肤白皙，谈吐和婉，与许大使形成对照。她来蒙古前一直在外交部工作。据了解，许大使是一位老八路，现年五十四岁，解放战争末期，任解放军一个部队的团副政委。全国解放后，调入外交系统工作。来蒙古前，在非洲赤道上的刚果共和国，任中国大使馆的政务参赞，赤道上的阳光和热风把他的面庞熏黑。为了解决中国驻蒙古大使长达五年的空缺，外交部于7月初将他紧急调回，在国内仅仅停留一个多月，就被派到蒙古。　　中国新任驻蒙古大使到任，标志着中蒙关系已经开始正常化，虽然两国之间依然较冷，并且尚有棘手的问题有待解决。　　大使到任后的第一个外交活动是递交国书。鉴于过去几年中蒙关系的艰难曲折，估计至少要等待一个星期到十天，才能得到安排。然而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天，蒙古外交部就于8月24日，安排许大使向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递交国书。新到任的大使，能够迅速地递交国书，这是驻在国的友好表示。　　呼拉尔意译为“会议”，大人民呼拉尔即全国的人民会议，相当于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蒙古最高权力机构。它建立于1924年11月，即彻底废除了君主立宪制，宣告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际，蒙古的第一部宪法由它通过。当时，首届大呼拉尔会议，还选举产生了小呼拉尔，作为大呼拉尔的常设机构。1949年2月，在第九次大呼拉尔会议上，将大呼拉尔定名为大人民呼拉尔，小呼拉尔改为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团在大人民呼拉尔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最高权力，主席团主席即为国家元首。　　递交国书，这在国家关系上是一种重要仪式，中国大使馆全体外交官出席，蒙方参加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云登，二司司长策伦朝达勒和礼宾司司长明珠尔扎布。我来蒙古已六年之久，经历了蒙古的一个又一个“冬天”，没想到能赶上国家关系转向正常化，参加了新大使递交国书仪式。　　许大使递交国书之后，工作分做两方面进行，对外根据蒙古外交部的安排，开始进行到任拜会活动。拜会活动中，气氛是相当友好的。对内，听取使馆各部门工作汇报，一般一个单位讲不到半天，而经援工作，一个整天也没有讲完，诸多问题等待许大使去解决，其中突出的是援蒙未完工程的处理。许大使传达了国内有关通过谈判妥善移交的指示，他让王琨会同驻蒙建筑公司领导人，抓紧准备资料和意见，提交使馆党委做一次系统讨论。　　许大使意识到，他来蒙古工作决非轻松，而是面临一个困难的局面。他哪里知道一个更为困难复杂的意外事件就要到来。　　9月14日，中国大使馆里，人们刚吃过早饭还没有上班，蒙古外交部忽然打来紧急电话，说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上午8时30分要约见许大使。外交约见一般应提前一天，至少半天打招呼，而今天的约见这样急促，即使在中蒙关系十分紧张的那几年，也是很少见的，更何况许大使还没有拜会过他。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刚到任二十几天的许大使，给大家的印象是沉着持重，富有外交经验，但遇到这种异乎寻常的约见，也不由得心中掂量起来。他随即找来政务参赞老吕和使馆各部门的负责人共同研究。大家都感到来得突然，如果两国间不发生大事，不会有这样紧急的约见，然而，却找不出发生“大事”的任何迹象。中蒙关系已开始走上正常化的轨道，双方在处理相互关系问题上都比较慎重，一般不会发生大的问题。到会同志设想了各种可能，最坏的估计是中蒙边境上出现了什么意外冲突。8点20分刚过，许大使和译员刘振鲁匆匆登车而去。大家抱着不安的心情等待着。我根据自己在蒙古多年的工作经脸，顿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中国飞机在蒙古坠毁　　许大使在蒙古外交部只停留了45分钟，回来后立即召开了全体外交官会议。在会上许大使让小刘简要叙述了会见经过：蒙古副外长为了显示亲切，不是在会客室，而是在他的办公室接见许大使的，长条茶几上还摆了糖果、点心和烟茶，似有欢迎新任大使拜会的礼仪。他首先对大使刚到任二十多天尚未正式拜会他就仓促约见表示了歉意，然后，接着说受政府的委托通知如下事情：　　“13日凌晨2时左右(按：后来蒙方肯定为2时25分)，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十公里处，有一架喷气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昨天虽然天气不好，我们仍然派人去了出事地点了解情况。经多方察看，所获证据表明，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九人，其中包括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这件事我们通知中国大使馆迟了一些，因为事情发生在夜里，我们知道得也比较晚，而且我们还要派人去了解情况。”接着，额尔敦比列格对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土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蒙方保留再提出交涉的权利。最后，额表示：现在天气还比较暖，尸体需要按照某种方式掩埋；并又一次强调：“希望大使转告中国政府，要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并希望最近期内做出这个解释。”　　许大使说：“感谢副部长通知我这件事。正当中蒙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是很遗憾的。”接着，许大使在询问了蒙古方面对中国失事飞机采取了什么人道主义措施之后，明确表示：在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情真相之前，不能接受蒙方的口头抗议，但可将此事报告北京，并问是否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也希望蒙古方面帮助了解，中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　　额尔敦比列格对许大使提出的问题做了一些解释后说：“贝尔赫矿区有人见到飞机失事着火，马上派人去灭火，火灭了，但只发现九名乘员的尸体，没有一个人当时活着。至于尸体的处理，我们认为，天气还暖，较长时间保存尸体比较困难。”接着问：“大使提出大使馆是否可以派人去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　　大使回答：“可以这样理解。”　　额表示：“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对于中国飞机进入我国领土的原因，相信大使会做出努力，使中国政府在近期内做出解答的。”　　在大使告辞的时候，额又说，希望大使馆尽快通知派谁去，去几个人，打算什么时候去。　　小刘讲完，许大使做了一些必要说明。研究室的小沈摊开了蒙古一百五十万分之一地图，指明了贝尔赫矿区的位置，并说这里离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不远，而离中蒙边界至少有350公里，是蒙古的纵深地带。然后到会同志七嘴八舌议论起来。蒙古当局追随苏联反华，从1963年算起，已经有八年之久，大家对于蒙方的所作所为缺乏信任感。有人提问额尔敦比列格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国军用飞机怎么会飞到蒙古纵深呢?这到底是一架什么飞机?有的说，根据一般军事常识即可判断，它既不是一架歼击机也不是一架轰炸机，因为歼击机驾驶员不过一至二人，而轰炸机乘员也很少有九人的，更不会有女乘员。有的分析，可能是美国或台湾的侦察机，漆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徽，飞到蒙古搞侦察工作(当时的外国报刊上，有此类献策之论，认为是掩护自己，挑拨中苏冲突的方式之一)。但是，哪有载这么多乘员的侦察机呢?为什么蒙方要强调是军用飞机?蒙古外交部想做什么文章?……会议最后决定：(一)马上向国内报告；(二)派我带两位译员去察看现场，国内同意后立即动身；(三)关于派人去现场问题，立即通知蒙古外交部。散会时已过11点，小刘抓紧给蒙古外交部打电话，告知中国大使馆决定派二等秘书孙一先和工作人员沈庆沂、王中远去现场察看。　　上午11时50分，蒙古外交部来电话，同意中国大使馆派三人去现场，并说专机已在准备，下午即可动身。但是，这时使馆向国内发的电报还没有发出去。克服通讯障碍，迅报国内　　使馆内没有专设电台，拍发电报要通过蒙古邮电局的中蒙间国际有线电路，由于线路年久失修时好时坏，加上他们办事效率不高，特急电报也要四个多小时才能发到北京。不料这会儿偏偏又遇到意外麻烦，蒙古邮电局称：“通往北京的线路出了故障，发电报要经过莫斯科转，何时能发到北京不知道。”为了争取时间，需要采取快捷的手段。有的同志提出，可否启用封停两年的中蒙之间专设的长途专线电话。这条线路，是50年代中苏蒙友好时期三国协议架设的高频专线电话，从莫斯科经乌兰巴托到北京，供国家领导人、中央专业部门和大使馆使用。我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基本停用，但没有掐断，驻蒙古使馆就曾使用这条专线传送过紧急密码电报。设在乌兰巴托的苏军高频通讯站，也定期派人来馆维修。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曾用这条电话线路找周恩来总理直接通话。总理鉴于两国关系恶化的状况，要外交部告诉柯西金通过外交途径(即双方的大使馆)谈，并下令将这条“热线”封停。于是，驻蒙古使馆把设有这条“热线”的电话间紧紧锁住，只有每年一次苏军高频通讯站派人来维修时，才临时开启一下。开启之前，当然要将电话间来一番清扫，使他们看不出已经封停。　　许大使考虑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把蒙方通知的情况迅速报告中央，他出于身居前线的责任感，当机立断，决定启用这条电话专线。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未经请示就恢复这条“热线”，是冒着违抗周总理命令的风险的。主管行政工作的贾长禹找来钥匙，打开封闭的房门，拂去电话机上厚厚的尘土，小刘立即要通北京的电话总站，请电话员接外交部，不料电话员却说不知道外交部的电话号码。小刘不耐烦地责备她，怎么可能不知道外交部的电话号码?!电话员又推说通外交部的电话线路坏了，“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小刘急得直挠腮，一再用近乎哀求的语调呼叫，可是她无动于衷，怎么也不出声了。许大使情急生智，决定使用蒙方的国际长途电话线路要北京外交部，说使馆有紧急情况报告，须启用专设“热线”电话。蒙古的国际长途电话和它的电报服务一样缺乏效率，而且通话质量相当差，小刘要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要通北京。外交部办公厅接电话的同志倒很痛快，马上请示同意启用。费尽这番周折，许大使和大家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可是，电报通过这条“热线”传送完毕，已是中午12点20分了。　　午饭后不久，蒙古外交部来电话，说专机已经准备好，一点钟左右起飞去温都尔汗。许大使要我马上起草电报请示国内，称：“蒙方通知使馆人员13点可乘飞机去现场，蒙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陪同。使馆拟派孙一先等三同志前去，蒙方同意。因未接国内指示，正借故推延。蒙方又称专机可推迟至14点起飞。请国内速示。”因为这份电报是通过蒙古邮电局发的，拖了许久才发出去，未接到国内指示当然不能行动。蒙古外交部于下午2时前，来电话询问孙秘书等三人能否按时到达乌兰巴托机场，小刘只好以去的人员未准备好来搪塞。后来蒙方又催问了几次，小刘按大使指示，干脆说明在等待国内指示，他们也就不再催问了。北京收到使馆电报前后　　整个使馆都在等待国内指示。那么，北京的情形怎么样呢?　　人民大会堂弥漫着异常的气氛。　　9月12日午夜到来之前，正在主持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稿)的周总理，几次离开会场接电话，中央警卫局领导人向他报告来自北戴河的惊人消息。　　周总理宣布散会，留下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然后，驱车去中南海见毛主席密谈，并建议毛主席移住人大会堂。　　9月13日凌晨零时32分，林彪及叶群、林立果等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这无异是令人惊心动魄的晴天霹雳。　　周总理紧张而有序地进行部署：派李德生前往空军司令部作战室指挥跟踪，随时报告情况；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派纪登奎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并下令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凌晨1时50分，林彪所乘飞机飞越中蒙边界，随即在跟踪监视的雷达屏上消失。　　周总理在向毛主席报告后，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同时，让秘书通知所有在京政治局委员，到人大会堂新疆厅等待开会。　　凌晨3时许，李德生报告有一架直升机向北飞往蒙古方向，周总理下令空军出动歼击机拦截迫降。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新疆厅举行紧急会议，周总理宣布林彪叛逃事件，主持研究布置应付各种情况的措施。　　天亮以后，周总理开始亲自给十一个大军区和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情况，要求各地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这个电话断断续续一直打到下午。　　上午9时，已经十多个小时没有丝毫休息和进食的周总理，在服务人员的劝说下吃了些东西，随即让秘书通知中央军委成员、总参领导和总参作战部的负责人，到人大会堂开会。　　军方领导人到达人大会堂以后，作战部的负责人摊开了地图，周总理同到会的人一起分析林彪出逃可能出现的情况，着重针对外国势力可能的入侵，决定我军应采取的措施，以及军队部署的调整。其中，在北京的部署，为防止万一有内部势力与国外勾结进行军事颠覆，决定集中三个机械化师、两个坦克师、一个炮兵师、四个警卫师，总共十个师的兵力，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批准卫戍区司令吴忠提出的作战预案：重点防御地区，北面南口，京东首都机场，京南保定以北；作战方式，防空降、防机降、防机械化部队突袭。当晚，各部队进入了预定作战地区。吴忠向部队师以上军官传达了周总理的有关指示。事实表明，这样的部署，实际上就是内防政变，外防侵略。　　13日下午，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军代表李耀文及副部长韩念龙等，被召到人大会堂。周总理向他们讲述了林彪出逃事件，要他们密切注意外电报道，研究并提出由此引起的对外交涉及应对方案。总理对他们强调要绝对保密，为局势稳定，要注意社会动态。他还让李耀文乘车到街上转转，看看有关林彪的标语都什么地方有。李出去观察后向总理做了汇报。总理向有关方面下令，关于林彪的标语一律不准改动。　　9月14日上午一上班，姬鹏飞即召集外交部核心领导小组(即后来的党组)开会，根据总理指示研究外交对策，一旦林彪外逃成功，可能出现哪几种局面，如何对外交涉和表态。当时做了四种估计：　　(一)由林彪出面公开发表叛国声明；　　(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谈话；　　(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直接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道林彪已到达某国某地；　　(四)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静。　　会议详细讨论了在上述各种情况下对外交涉，以及如何表态的问题。据说，针对第一种估计，还起草了《政府声明》稿子，准备林彪在莫斯科公开出面发表声明时使用。　　驻蒙古使馆14日中午的电报传送到外交部时，核心领导小组会议还没有散。中午12时50分，值班秘书顾不得敲门就闯入会议室，径直把使馆电报送到代外长姬鹏飞面前。与会的同志听说是驻蒙古使馆来的电报，顿时异常肃静地注视着姬看电报的面部表情，都急于想知道电报里说些什么，是否与林彪的外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