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国学大师的1949：在台湾 作者：周为筠“国学大师”去过台北的人都该会被那些别致的街道名称所吸引，市区几条东西向的主干道，从北往南依次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名，此外还有四维、八德之类典自四书五经的路名，此乃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杰作。他在台湾除了将传统文化平铺在了城市的路面上，还煞费苦心地把原来的“草山”以其偶像王守仁之字改曰“阳明山”，而这里的公园便顺理成章成了阳明山公园。　　同时蒋介石用大陆各地命名台北的街巷，方位基本按照中国版图位置排列，恍如一张缩微的中国地图。比方说，走到青海路，你就知道，这是在台北的西北，假如是厦门街，那就是在东南方。倘若碰到一个生僻的地名，像康定路，估计外地人就要找不到北了。　　蒋家王朝在1949年仓皇败逃时，带走了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但是最宝贵的是，“抢救”走了胡适、傅斯年、罗家伦……这些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　　而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则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迷茫踯躅。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因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云谲波诡的政治粘合在一起了，国共两党的历史和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透显出时代是如何摆布个人命运的。当时整个知识界都得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是留在大陆，还是东渡台湾？　　胡适、傅斯年、钱穆、方东美、徐复观、牟宗三……他们原本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坚持过“###”立场，他们或是直接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或是思想文化立场不认同新政权。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已隐隐预感到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抛弃的对象，反复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带着生命个体的彷徨与恐惧，无奈地背井离乡。　　最终或走或留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水岭，他们的选择亦成了新中国初建时一道抢眼的风景线。所谓最终，是因为对于想走的人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而对决定留下的人来说，无疑亦是新生活的开始。无论是走是留，个人命运都将由此而大不相同……　　从此以后两岸长达半个世纪的暌违阻隔，这些去往台湾的知识分子们只能做苦海望乡人，在满腹乡愁下度过余生。几十年生死两茫茫，他们逐渐被记忆和历史所尘封，消失在大陆人的视野中，很多人的名字甚至都被遗忘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他们在台湾还好吗？他们在台湾究竟在想什么做什么？作为大陆的人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挥之不去的乡愁是他们共同的标签。　　历史进入上世纪80年代初，两岸关系逐渐解冻缓和，一些文化名人，在两岸关系的舞台上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他们的文化作品、处世风范被大举引进。作为通俗文学的代表琼瑶、三毛作品，伴随着邓丽君歌曲和校园民谣在大陆风靡一时，影响了整整一代大陆人，许多大陆人也因此对台湾印象由白色恐怖转向情意绵绵。其后流亡台湾的胡适、张大千、梁实秋、白先勇等，开始陆续在大陆各领风骚。　　本世纪初连战、宋楚瑜和李敖相继“登陆”，大陆的“台湾热”常兴不衰，关注台湾事务的大陆民众也日益增多，但两岸长期形成的对峙和生疏绝非短期内就可以消除，大陆人对台湾的了解仍然少得可怜。在“台湾热”的喧嚣中，这些研究国学的硕学鸿儒除了个别像胡适、林语堂、钱穆等，多数却不被大陆人所知晓，使得他们身与名俱被历史的尘埃所遮蔽。　　在这里我选取了九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呈现出这些去往台湾的硕学鸿儒的别样人生。他们深厚的学养固然让人高山仰止，我亦不想在文字里去深入探究，只想展现出他们从1949年开始的不为人所熟知的人生和生活。　　书名取为《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其实不是很妥帖，因为文字里1949年只是很小一部分，而大部分笔墨的触角是深入他们在台湾的生活，这儿的“1949”更恰当解释是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后来想想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也不单单是1587这一年的那些事儿，东施效颦后也就心安理得了。　　不过给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统一冠以“国学大师”的头衔，想必读者总会以各种理由质疑。在如今这个浮华的年代，“国学大师”这顶帽子被滥用得满天飞，连季羡林先生都要请辞，所以称他们为国学大师总觉得是一个尴尬的媚俗称呼。他们流亡在孤岛，却始终保持对中国文化的温情和敬意，使得国学一脉得以绵延不断生生不息，我始终无法找到一个更好的称谓去概括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　　引领华语乐坛的中国风“国学”之谓乃上世纪初为区别“西学”而诞生，从它问世那天起就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机。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打破了中国维持了两千多年的经济和政治秩序，汹涌而进的西学新知冲决了国人内心的堤岸，知识阶层开始比较东西方发展的差异。为了抵御外敌、富国强兵，出现了一股“西学东渐”、“中体西用”的热潮，“国学”一词也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国学”两字包括着泱泱中华的一切传统学术文化，维系着几千年的华夏礼仪文明，但自上个世纪以来，国学的命运可谓起伏跌宕。　　1895年甲午海战中国的失败，不得不割地赔偿，委曲求和，自此台湾被日本侵占长达50年之久。人穷则变，艰难的生存现实迫使人们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的贫穷落后，任由帝国主义瓜分豆剖的局面的？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思想的禁地一经打破，疆域总在不断地扩展之中。李鸿章曾形容这个历史转折的经验是两千年来未曾有之大变局。　　到“五四”时期达到了一个巅峰，新文化运动把国学批得体无完肤。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异彩纷呈，互相激荡。激进的知识分子深挖造成中国两千多年缓慢甚至停滞发展的根源，他们在历史的记忆中翻箱倒柜，责问传统的体制与文化。他们高喊着“打倒”、“打倒”，“拿来”、“拿来”，把国学无情地抛弃在一边，为新知识和新思想腾出空间。　　1949年治乱兴替，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披荆斩棘奔向前，国学成了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代名词，被予以割弃。　　让我们回过头看看海峡的另一边——台湾。虽然两岸长年对峙分割，但台湾却在文化上清除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全面恢复了传统的中国文化。时至今日台湾的国学依然发达，传统文化的香火依旧鼎盛。　　台湾学校里一直沿袭了“国文”的称谓，汉字依然是使用了几千年的繁体字。中小学校注重国学教育，小学教育中，国文、历史等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至少占了一半，重视学生的古文训练和中国传统思想的熏陶。当年国民党当局定下的共同校训几乎都是“礼、义、廉、耻”，让国学点点滴滴深入人们的生活。　　而高中国文教科书包含三种：《高中国文》、《国学基本教材》和《国学概要》。前者与大陆的《高中语文》课本相似，后者《国学概要》内容是关于国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如经史子集的概要性介绍；而《国学基本教材》的全部内容就是“四书”。　　最近大陆把台湾中学国学教材引进，一些学者提出了“大陆的语文教育当效仿台湾”的看法，甚至建议可以用该书取代大陆的语文课本，引发了社会的震动和反思，为什么台湾的国学教育做的这么好呢？　　这些要得益于国民党执政期间对国学教育的高度重视，1967年7月，蒋介石鉴于大陆发起“文化大革命”等缘故，他倡导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并亲自担任总会长坐镇指挥，全力推动文化复兴。他这一做法虽是打政治牌作文化秀，但无论如何在复兴国学上确实做了不少善事。　　台湾国学得以传承，这些在孤岛“为中国文化披麻戴孝的最后孝子们”尤其功不可没，他们怀着花果飘零的精神，在孤岛上保住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脉，带出一批批国学的衣钵传人。　　如今钱穆的弟子余英时成了大陆无人能及的学界翘楚，徐复观、牟宗三的弟子杜维明是享誉世界的新儒家第三代，方东美的弟子傅佩荣作品在大陆影响甚巨，牟宗三的弟子王财贵在两岸推行“读经运动”，学习陈鼓应书的于丹掀起一股“庄子热”……　　正是这些国学大师不遗余力地提倡和教育，为台湾几代人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在岛上培植出丰富的文化土壤。在台湾，不但每逢孔子诞辰岛内孔庙要举行庆典，其他一些节日社会名流均要举办诗歌雅集，普通百姓酒酣耳热时还常常吟诗唱和。也因为有这样的氛围，才培养出林怀民和“云门舞集”这样现代的古典演绎者，表演出《薪传》、《水月》、《九歌》这样生命的舞蹈；才孕育出李安这样的艺术大师，拍摄出《卧虎藏龙》这样深具韵味的电影；才滋养出方文山这样著名的词作者，创作出《东风破》、《菊花台》、《青花瓷》这样宋词小令般典雅凄美的歌曲，引领华语乐坛的中国风。　　相逢一笑泯恩仇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改革逐渐触及到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深层，人们接受了社会变革所必须经历的阵痛。在社会结构急遽变革的总体情势下，科学主义和自由主义并不足以整合实然世界和应然世界的价值观，意义的失落使得社会秩序的清整变得困难重重。一些人开始重拾历史的碎片，寻找能够救赎世俗社会的工具。　　人们跨过风云变幻的20世纪走到新世纪的今天，才发现我们原来并没有走出孔子所代表的文化传统的圈子，开始意识到需要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终于历史发生了一个惊人的轮回，被摒弃的国学以新文化保守主义的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　　一时之间，国学又成了香饽饽，重振国学的声音高涨。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宣布成立“国学研究院”，接着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各个大学纷纷开设国学班。还有推出“国学短信”的，手机用户每月交10元学费，就可以每天来上一段“子曰诗云”的“国学”短信课。以圣人孔子为名、传播中华文化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百家讲坛”易中天、于丹的走红，国学博客圈的建立都在昭示着新文化保守主义借尸还魂的思想运动趋向。在政府的支持下，祭孔活动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规模空前、舆论攻势强大。早在几年前鼓励少儿读经的运动就声势浩大，苏州两家私塾“菊斋私塾”和“复兴私塾”相继开馆，宣称传播中国文字和儒家文化的“童学馆”落户于武汉。2008年斥资300亿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在孔孟故里开始修建，把这场“国学热”推向了高潮。　　历史似乎习惯跟世人开玩笑，当大陆开始“国学热”时，台湾岛内却开始“去中国化”。以###为代表的“###”势力逢“中”必反，“中华邮政”改为“台湾邮政”，将“中”字头公司一律改为“台”字头，历史教科书中“国父”孙中山先生变成了“外国人”……以至于有人讽刺###能否把儿子陈致中也改叫“陈致台”？　　台湾推行“去中国化”，目前还只是伤及皮毛，没有动其筋骨，国学教育体系没有被完全破坏，依然保留着良好的传统。马英九上台后，开始有“拨乱反正”的新气象。台湾一些有识之士如余光中、许倬云等人纷纷发起成立了“抢救国文教育联盟”，要求恢复过去的“国学强势竞争力”。　　一个没有传统文化的民族，是一个不完美的民族。南怀瑾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　　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不是空中楼阁，精神家园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国家认同的前提是文化认同，只有通过共享一个世代更迭的文化共同体，我们才分明感觉到血浓于水。一个人可以通过整容把自己变得与同胞大不相同，却无法剔除血脉中的文化DNA链条。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去往台湾的这些国学大师，是我们共同的财富和瑰宝，缅怀他们的生命历程是对我们民族最好的礼敬。　　周为筠于杭州　　2008年4月4日清明　　声明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相关著作，限于篇幅没有一一列出，在此表示感谢。由于本书图片涉及范围和地域较广，部分图片无法跟版权所有者取得联系，请相关版权所有者看到后及时联系，以便支付稿酬。　　书包 网 m 想看书来书包网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在胡适40年不衰的盛名之下，就像其弟子唐德刚形容的，政治终于变成胡适的儿子，而蒋介石颇为倚重这位可贵的“过河卒子”，他借助胡适为自己的独裁政权涂上一抹民主的色彩。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1948年的最后一天，辞旧岁迎新年的夜晚，萧瑟的金陵古城干冷干冷的。随着国民党军事形势的一泻千里，四面楚歌的城内已是人心惶惶。南京失去了以往节日的喧闹，零星的鞭炮声把气氛衬托得分外凄凉。在这方曾上演过多少王朝兴废与帝王更迭的老城里，雕栏玉砌今犹在，又将是朱颜改。　　这个一年将尽的夜晚，胡适是与学生傅斯年一起度过的，他俩面对着滚滚东逝的长江凄然对坐，凌乱的心绪平添了几分末世的哀婉，连发出一连串伤感往事的幽古之思。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心绪激荡地背诵着陶渊明《拟古》第九：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国飘零情怀让他们泪流满面。胡适反复吟咏着这首诗，并将它抄写在日记里。“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现实的山河改色，所有的一切付诸东流。“枝条”、“柯叶”、“根株”经此大“摧折”，种桑之人恐怕只得“浮沧海”——“乘桴浮于海”了！“本不植高原”，“种桑”选错了地方，忠心所寄，生命所托，到今日还有什么可以后悔的？也许胡适哀伤的不仅仅是国民党这个落幕的政权，还有他热切向往的渐进改良的变革之路，以及他所追求的自由主义的幻灭。在他整个后半生的日子里，这种穷途末路般的哀伤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久久挥之不去。　　胡适这时来南京赋闲已多日，他在自己新年第一天的日记里写道：“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他是1948年12月15日乘机撤离北平的，之前蒋介石还派陶希圣北上请他回南京“临危受命”，让他组阁挑起行政院长的重担，而前面的翁文灏内阁已于11月中旬垮台。　　陶希圣赶到北平，在东厂胡同找到胡适，胡适当时还正忙着《水经注》版本展览，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的各项工作。陶希圣与胡适缠磨了两天时间，胡适还是坚决不肯答应去南京组阁，但他表示“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一起”。　　没过多少日子，北平在共产党的大军压境下成了一座孤城，蒋介石焦急之下先后两次电报催促胡适南下，并派专机飞赴北平实施“抢救学人计划”，胡适正是他要“抢救”的首要人选。而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开始争取胡适，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　　北大一些同仁听了，都饶有兴趣地静观胡适的反应，胡适却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句：“他们要我吗？”12月14日，胡适留下一纸短笺给北大同仁道：“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胡适临走时狼狈得连东西也来不及收拾，仓皇中只捡了父亲的遗稿和自己的著作手稿。　　1948年12月17日下午，胡适在南京出席北大同学会筹备的“北大50周年校庆大会”，他在致辞中说：“我绝对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言语间情绪悲怆，感慨涌起，一时泣不成声，会场一片凄然。这天正是他58周岁生日，这次含泪的致辞竟成他在大陆的最后一场告别式演讲。　　胡适其实并非什么政治人物，官僚衙门本没有他的份，大学的讲堂和图书馆才是他最能体味乐趣和最该去的地方，他终其一生也只是一个伟大的书生。从当年的中国公学到北京大学，他都倾注了十分的情感，校长这个位置也是他最为留恋的。早年的胡适是反对搞政治的，这点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里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虽然他曾将发誓“20年不谈政治”的话早就抛弃，不过“不入政界”总算一直在坚持。其中抗战期间胡适也做过几年驻美大使，这可以理解为在民族危亡时机挺身而出，为国家民族命运出一己之力。　　抗战胜利后，胡适还是皈依自己内心，回到他所喜欢的学术生活中。胡适自己认为和老乡陈独秀的根本区别也在这里。在胡适的眼里，陈独秀和当年的“新文化运动”，都是“政治”的牺牲品。　　可是在胡适40年不衰的盛名之下，就像其弟子唐德刚形容的，政治终于变成胡适的儿子，弄成个“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局面。胡适做了一辈子政治票友，对国民党的诤言和闲话也不少，他从来不畏惧当政者的高压，也不成心阿谀奉承地说顺耳话以作为自己晋身之阶以自肥。他追求温和的渐进式改良，对任何独裁政府都没有真正的好感，为民主自由而终身不懈努力。　　蒋介石颇为倚重这位可贵的“过河卒子”，他借助胡适这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金字招牌，为自己的独裁政权涂上一抹民主的色彩。1949年1月8日，即将宣布“下野”的蒋介石请胡适到官邸共进晚餐，　　平日请客从不备酒的蒋介石，特为胡适破格以示敬意。也许正是出于蒋介石对他本人的诚挚无伪的礼敬，胡适不得不从心底里，或从文化心理深处，感到有从道义上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义务，此乃传统士人的知遇与感恩的情节，　　胡适与陈独秀　　也许也是胡适晚年在政治上始终不能与蒋氏分手的重要原因。蒋介石席间劝胡适去美国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　　不过，蒋介石的话虽这么说，但弦外之音还是期望胡适这个“美国通”能够有所作为，国民党内部乃至美国方面希望胡适做大使的呼声一直很高，但胡适却连顾问性质的“国资委员”都无兴趣。果然不久之后，心存幻想的蒋介石还是写了封密信与胡适，明确表示目前急需美国在精神与道义上的支持，特别是注意对新生中共政权的不承认，希望胡适能协助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展开外交工作。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乘桴浮于海的日子（1）1948年底，胡适曾有过一闪而过的和平幻想，还叫来了在安徽芜湖的本家胡乐丰，准备将家属送往徽州绩溪老家，但他很快清醒地认识到，其一贯主张“和比战难”是正确的。毛泽东不再对胡适存有幻想了，但他还是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说后不为所动，这样胡适的名字自然从统战名单中被除去了。毛泽东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宣布战犯，胡适的大名赫然列在“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之首。胡适明白自己在大陆是待不下去了，1949年1月21日，他亲自送夫人江冬秀和傅斯年夫人俞大彩上了去往台湾的船只。　　1949年4月6日，胡适从上海乘“克里兰夫总统号”轮船离开祖国，船缓缓驶离码头。车水马龙的外滩渐行渐远，悲从中来的胡适眼眶湿润了，他不知道此去这辈子还能不能回来。胡适在当晚日记中淡淡记了句“此是第六次出国”。在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上，思想苦闷的胡适在老乡陈独秀晚年的文字里找到了共鸣，认为陈独秀在弥留之际迸发出的思想弥足珍贵，“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主旨。　　胡适痛定思痛，反思国民党政权一败涂地的原因。他开始与雷震等人筹办《自由中国》一事，并开始起草《〈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胡适在此宗旨里提出，这个杂志要作为“自由中国”运动的一个起点，“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宣言里也毫不掩饰地攻击“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并幻想“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此语作为《自由中国》的发刊词昭然印在每期杂志扉页，胡适还成为这个杂志的发行人。　　4月27日，胡适经过长途颠簸来到了大都会纽约，住进东城81街104号这幢他原来租住过的公寓。胡适对灯红酒绿的纽约既熟悉又陌生，在这里他曾度过自己风华正茂的留学生涯，以及抗战时期当驻美大使时指点江山的风光岁月。如今年老落魄重新回来，却要开始他流亡的寓公生活。国民党犹如扶不起的阿斗，使得胡适抬不起头来，他在美国开展的民间外交在大势之下徒劳无功，很多同情国民党政权的美国政要都表示无能为力。胡适此时心情可谓灰暗之极，他通知国民党政府驻美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会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躲进小楼继续考证他的《水经注》，并一再声明从此不问政治。　　把自己封闭起来暂时逃避现实可以，但随着日子的推移，胡适不得不面对经济上的窘迫。一向不治家产的他，生活拮据，捉襟见肘，而这时夫人江冬秀也投奔胡适来到美国。江冬秀乃一乡村女子，到美国后语言不通，失去社会生活能力，只会邀三喝四地拉几个寓居美国的流亡太太在屋打麻将。这下可苦了平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胡适，被“逼上梁山”的他经常在电车上被挤得东倒西歪，亲自外出购买油盐酱醋日用杂货，干起抹桌洗碗的鸡毛蒜皮的家务。虽然生活落魄精神极度萎靡，但胡适显赫的名声还在，从国内来美的过路客总想来一睹大师的风采，以至于胡适的寓所简直成了一个“熊猫馆”。一些远道而来的朋友来看胡适，他请不起客，只好煮茶叶蛋来寒酸招待。他的学生唐德刚形容那时他“惶惶如丧家之犬”，足见其困顿与颓唐。　　1950年5月，竟为五斗米折腰的胡适，终于在普林斯顿大学谋到该校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的饭碗，虽美其名曰馆长，其实加胡适自己一共才两个人。在国内大名鼎鼎的胡适不得不屈于此职，做上一个清闲的图书管理员。在这里他前后做了两年的图书清理工作，业务闲暇之余继续他的考据研究，扎进故纸堆里自娱自乐，聊以自慰。　　胡适虽然远离大陆，也不大认同共产党的政权，但赤子之心从来没让他的目光游离出祖国，他热切关注着彼岸的一切。在他来美国不久，香港报纸转发了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老朋友陈垣劝胡适要幡然悔悟，回头是岸。胡适读后顽固地认为此信是伪造的，并在台北《自由中国》上发文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乘桴浮于海的日子（2）然而，最让胡适不放心和痛心的莫过于小儿子胡思杜的“背叛”。胡思杜顾名思义“思念杜威”，胡适给小儿子取名寓意既表达了他对老师的敬重之情，更含着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这个小儿子当年留在北大没有跟　　胡适走，后来进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胡适没想到这个小儿子竟会朝他飞来投枪，“追求进步”得称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并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宣布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胡适知道后坚信是别人逼儿子写的，并在《时代》杂志上发表《没有沉默的自由》一文；另一面表达出的是知子莫若父式无尽的凄凉与无奈。　　1952年11月，胡适应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的邀请，自美国飞抵台北讲学。听说胡适从美国归来，台湾各界人士蜂拥而至台北松山机场欢迎，大家对胡适寄予了极大的希望，都想争睹这个知识界领袖的风采，也想关心下美国对台政策与台湾的发展前途。　　在台湾复任“总统”的蒋介石为了笼络胡适，专门约见并出示一份香港的《大公报》，上面有胡思杜批胡适的文章。蒋介石对此事表示“关怀”，孰料胡适却不领情，反倒认为这是蒋介石借此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便情绪激动地反唇相讥，巧妙地兜出蒋经国的老底：“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胡适这番话暗指1927年蒋经国留学莫斯科时，曾写文章大骂其父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此举不是同胡思杜如出一辙吗？蒋介石一下子愣住了，只好尴尬地报之以苦笑。　　胡适在台湾除了出入各所大学的讲坛外，各种公开社会的演讲也不少，向来声音洪亮的他，由于频繁地演说，使得喉咙嘶哑，不得不求助于大夫。在台湾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使得胡适对台湾多了几分依恋，他面对台湾媒体问及返台感想时说：“大约一年左右，我还是要回来的；以后希望每年能回来一次，但我也希望当我下次回来时，大家能给我不说话的自由，让我胆子更大些，多玩些日子。”从这时开始，胡适开始频繁地往返于台湾与美国之间。　　1954年元月，胡适回到台湾参加“国民大会”，在开幕仪式上，胡适提出“扣足六年任期”的推算法，来解释一届“国大”为何能两次选举总统，为蒋介石的连任制造了绝好的舆论。并将“总统”的聘书亲手送给蒋介石，使得蒋介石心花怒放，摆出台湾随时欢迎胡适归来的姿态。　　年入古稀的胡适在台湾如此受追捧，使得生性喜欢热闹的他动起归去来兮的念头。一日胡适从普林斯顿讲学坐火车回家，这时美国的天气极冷，外面鹅毛般大雪纷纷扬扬，在轰隆隆的车厢里，他依稀想起了少年时代从徽州乡下乘船去杭州，再辗转到上海的日子。忽忽一少年，如今也进入暮霭沉沉的晚境。客居海外的他又患上心脏病，连人寿保险公司都拒绝保险。胡适暗下决心，要在有生之年还掉学术上所欠的债务，并计划趁早回到台湾安度晚年。胡适和美国的朋友一一告别，赵元任一班朋友还给他搞了个告别晚会，可惜就在1957年2月17日，胡适因为胃出血病倒了，使得他的归国计划暂时搁浅。医院给他做了胃切割手术，这场大病让一向乐观旷达的他自感时日不多矣。　　胡适在给友人赵元任的信中说：“我打算回去，是因为我今年66岁了，应安定下来了，利用南港史语所的藏书，把未完的几本书写出来。”这里提到的这几本未完成书稿分别是：早在1919年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计划将此书下卷完成再改成《中国思想史》；还有他那本写成快30年前的《中国白话文学史》，到现在也是半部书的半拉子工程；最后要数那部被胡适自己反复琢磨的《水经注》，几年的心血也应该有个了断了。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半个台湾人（1）胡适与台湾还真是比较有缘分，他自称“半个台湾人”，此话一点不假。胡适出生两个月后，他的父亲就被派到台湾去当“台南盐务总局提调”，后补授台东直隶州知州。胡适的父亲胡传（1841—1895），字铁花，是安徽绩溪上　　庄人，他是胡家第一个读书做官的，曾受业于著名学者刘熙载门下，以岁贡生候选儒学训导，先后在东北广东等地任职。胡铁花一生曾三次娶妻，但前两个都早逝，胡适母亲冯顺弟是其最后的续弦。胡适在他们婚后第三年——1891年（光绪十七年）出生，初名嗣穈，行名洪骍。　　胡铁花一生饱经忧患，是笃信宋儒的清末正统一派文人，他在出任台湾营务总巡时遍查营务，在炎热瘴毒中走遍了台南台北。后任台东直隶州知州期间，那时愚昧无知的驻台清兵吸食鸦片风气横行，胡铁花在辖区内严禁吸食鸦片，对遏止陋习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1893年春天（光绪十九年），不到一岁半的小穈儿被母亲千里迢迢带到台湾去探亲。小穈儿作为一个台湾官员的儿子，过早地同台湾历史命运发生了联系。他们先在川沙住了一年，后搬到台南“道署”附近，就是现在台南市中区永福路北段。这时已年过52岁的胡传和年仅20岁的妻子冯顺弟，老夫少妻其乐融融，一起教牙牙学语的小穈儿学认字。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深切地回忆道：“我小时候很受父亲钟爱，不满3岁时候，他就用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父亲做教师，母亲便在旁做助教。我认的生字，她便借此温她的熟字。他太忙时，她就是代理教师。我们离开台湾时，她认得了近千字，我也认了七百多字。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写的楷字，我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上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聚生活纪念。”　　台湾这片土地不仅是其父亲洒过热血的地方，也是幼年胡适识字发蒙之地，最重要的是见证了他们一家三口的短暂的天伦之乐。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胡传为了安全起见，托人送走了娇妻少子。在隆隆的炮火声里，小穈儿依偎在母亲的怀抱中，做了台湾海峡上的游人，于1895年漂流回到徽州老家。　　不久因为甲午兵败，没落的清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帝国主义。胡铁花在内忧外患下含恨于厦门撒手人寰，留下年轻的妻子和尚在襁褓的胡适，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胡适母亲冯顺弟23岁的虚龄就开始守寡，拉扯着胡适长大成人，其中无尽的辛酸自不待言。而在台湾的这段短暂时光，对胡适的母亲来说，是其一生和丈夫在一起最快乐的日子，也是她对爱情唯一的记忆。　　所以胡适对台湾饱蘸着深厚的感情，其间满载着他对父亲母亲和自己幼年的无尽回忆。　　1952年在去台南演讲时，胡适到幼年居住过的一处遗址，亲手植下一棵榕树，写下“维桑与梓，毕恭毕敬。六十年前曾随先人寓居此地。今日重游，蒙诸老兄弟姐妹欢迎，敬纪谢意”。并深情地题下“游子归来”四个字。在台南各界设的欢迎宴会上，胡适说：“今天回到第二故乡台南，愿以台南市民身份，将来再回来看看自己手植的榕树。”没过多久，胡适如己所言，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台湾。　　胡适于1958年4月2日离开美国，在这个温暖的春日结束了他漂泊的寓公生活。胡适回台担任 “中央研究院”院长，是蒋介石一手圈定的，这是一个地位非常高，领导台湾科学与人文发展的重要职位。胡适到台湾定居的消息一经传出，台湾即刻沸腾了。那天机场官盖云集，八十高龄的于右任也拄着拐杖同“副总统”陈诚等大员前去迎接。胡适一下飞机，就被台湾的热情所包围。胡适自己戏称像做新娘子一样。　　在台北文献委员会欢迎会上，台湾老学者黄纯青骄傲地说：“台湾确是胡适博士之识字发祥地。”胡适听后感慨万千地说：“黄（纯青）说我是台湾人，的确台湾是我的第二故乡，幼年时我曾在台湾住过一年又十个月。”不过，胡适的话虽如此说，但他自己恐怕做梦也没想到，他在晚年会回到这个面目全非的故地。而且这“半个台湾人”最后死在台湾，并埋骨于离他桑梓之地徽州千里之外的孤岛。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半个台湾人（2）胡适到达台湾后，对他父亲的踪迹一一探寻凭吊。可惜物是人非，沧海桑田，很多遗迹已变成荒丘而不复存在，使得他为不能获悉当年而深感遗憾！不过父以子贵，台东县府为了纪念胡适父亲莅县，把火车站前的光复路改为铁花路，并在1961年落成的台东“忠烈祠”中把胡铁花牌位也入祀其中。胡铁花如果地下有知，也应以自己的幼子为豪。　　然而同样为人之父，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却没能让他父亲感到那么幸运。胡适在台湾时听到了小儿子胡思杜在大陆“反右”运动中自杀了，开始还难以相信，以为可能是一种恶意的谣言。年初曾有友人说胡思杜被送到东北，所以他还打电话劝江冬秀不要轻信。很快噩耗被证实，胡思杜于1957年9月21日自杀身亡。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无疑是晚年最大的悲哀。在如此沉重打击之下的胡适，健康逐渐恶化，本有的心脏病越发严重了，屡次都因为心脏病复发而住进台湾大学附属医院。　　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　　树老生虫，人老多病，这是难免的自然规律。除了身体的衰退，胡适在台湾最后的几年人生的道路并不平坦，在热闹的背后，许多让他痛心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　　胡适在台湾颇受蒋介石的重视，蒋介石希望借胡适这块牌子为自己的政权多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幌子。1958年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的时候他做完演讲，蒋介石上台讲话说：“胡适宣扬的五四精神，专门讲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当然很重要，可我觉得不够，还必须加上伦理，民主+科学+伦理，才能有一个平衡发展。”这番论调其实是蒋介石常挂在嘴边的名言，总结陈词后本该就这么结束了，没想到胡适书生意气地又跑上台去说了一通，把蒋介石的话痛批了一顿。胡适说：“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民主，提高知识改善生活需要科学，至于伦理，是随时代而变动的，决不可能跟民主科学相提并论。”他噼里啪啦地讲完后，只见蒋介石脸色青一块紫一块，当时有几百名学者在场，他们都为胡适捏了把汗，因为这样公开的批评是极其少见的。还好蒋介石颇有风度，当场没发脾气。　　蒋介石对胡适面子上的工夫一般是做足的。胡适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三次会议时，蒋介石以“总统”之尊亲自到现场致辞，特意拨专款在南港为胡适建造了在南港的院长住宅。1960年12月17日胡适七十大寿，祝寿的活动隆重而热闹，蒋介石亲手书写“寿”字，并在政府设宴为胡适祝寿。南港寓所很幽静，晚年的胡适几乎过着隐居的生活。由于南港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的藏书丰富，胡适终于有条件了却心愿，完成未尽的事业。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胡适自己想在平静著述中安度晚年，大陆和台湾的政权却为了各自需要，先后都发起批判胡适的运动。胡适被卷入了政治文化争斗的漩涡中心，被当作各取所需的靶子来批斗。　　书包网 m 想看书来书包网清算胡适的幽灵大陆清算胡适思想的流毒早在建国初就开始，1949年五四当日，《人民日报》即发表了《五四的两个基本口号》，指出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时的主张，是为了“阻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成长，是表示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抗拒”。批判胡适是“反革命的辩护人，以致成为反革命中的一分子”。进入1951年，如火如荼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达到高潮，在北大师生召开“控诉会”时，胡适的很多同事、学生，纷纷表示膺服马列主义，批判胡适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　　高层领导意欲在文艺界推行历史唯物主义，而身为“资产阶级唯一比较大的学者”的胡适，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靶子。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批评运动展开了，1951年11月，大陆发起了对胡适长期而密集的宣传攻势，对其学术思想和著作重新进行审查。一些学者纷纷著文与胡适划清界限。　　胡适自己却乐观地估计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他在给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的信中说：“他们清算北大，我觉得他们越清算，越提醒人家对某种思想的回忆。想想那时学术平等，思想自由空气，大家会更加深刻了解。他们清算‘胡适思想’，等于温习胡适的书。”可惜胡适只估计对了一半，这种局面在1954年后，迅速地扩大到全国各个领域。　　在1954年9月，时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的李希凡和中学语文教师的蓝翎合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发在《文史哲》上，文章从“政治与阶级的视角”对俞平伯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提出批评，矛头直指俞的红学研究。俞是胡适的得意弟子，他的学术研究直接承继胡适，批俞的导火索会直接引爆胡适这个敏感的炸药包。正如当时###大会所阐述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乃是“对他的老根胡适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义”。　　胡适这时流亡在美国当寓公，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来“隔岸观火”，以“欣赏”的态度审视大洋彼岸的那场关于自己的“闹剧”。开始他从朋友寄来的报纸里看到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他不觉得这些讨论有什么可怕的，以为这不过是指桑骂槐来隔靴搔痒。　　没想到这年10月，毛泽东读到李、蓝的文章后，并得知了他们遭受的“打压”，认为这反映出以胡适为代表的思想仍有很大影响，于是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主管文艺界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提出“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毛泽东这封信被冠以《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标题，作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出现于报端，实际上打响了批胡的信号弹，对胡适的大批判运动就此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扩大开来。　　对胡适的批判没局限在“红学”研究，而是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展开。在哲学思想领域，胡适被批判为“用实用主义对抗辩证唯物主义，用唯心史观对抗唯物史观，用改良主义对抗社会革命论，用‘有用就是真理’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可知性”，“他的全部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在政治思想领域，胡适被认为“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产物，是彻头彻尾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在历史领域，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是重点批判对象，这种方法被认为“是反历史、反科学的”。在文学领域，胡适的文学思想、文学史观点以及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考证都被批得一文不值。而胡适个人和人格也被批判得一无是处，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美国帝国主义一手造就的买办洋奴。　　胡适在给友人沈君怡信中说，当他读了《人民日报》1954年11月《清算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的简报时，特别看到文中最后一段：“胡适的幽灵还附在俞平伯和其他一部分文化界人士的身上。”顿时不寒而栗，毛骨悚然！胡适意识到这几个字可以陷害多少人，可以清算多少人！　　的确，这次运动几乎波及了整个知识界，胡适的许多朋友、同事、学生都无一幸免地卷入其中。迫于巨大的政治舆论压力，“胡适派文人”以及和胡适“沾亲带故”的人相继表态同胡适决裂，撰文痛骂胡适其人其文。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针对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艺思想、历史观等进行集中的批判。经过这场全###动，胡适在大陆变成了一个头戴多顶帽子、臭名昭著的“反动人物”，其个人学术名誉、学术地位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虽身在异国他乡，胡适对于祖国的一切都时刻关注，他知道大陆关于他的一举一动，并极富耐心地看完了八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估计即便是当时的大陆编著者们也没谁能读完这些“皇皇巨著”。有一次唐德刚问：“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斩钉截铁地答道：“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1958年12月，胡适在台湾把十年前逃离北平时为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作的短序修改，并把这部尚未付梓的书印出。在大陆批评胡适的运动中，他的得意门生罗尔纲也写了《两个人生》，胡适虽然坚持认为这只是罗的无奈之作，但终究难以释怀，他后来把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先后两次郑重送给李敖，分明寄托了些什么……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万山不许一溪奔（1）或许以为胡适虽在大陆被批得体无完肤，在台湾真的就如前文所描述的被蒋介石与国民党奉若上宾。其实蒋介石表面上尊重胡适，却阳奉阴违地极少采纳他的建议。蒋氏看中的只是胡适海内外的巨大声望，想把他当作民主自由的“花瓶”来装门面，所以才虚与委蛇。胡适晚年在台湾的日子并不好过，社会上牵扯到的风风雨雨让他无法静心。如果说胡适在大陆的批胡运动中是被动的话，那么台湾的批胡运动多多少少跟他主动招惹来脱不开干系。　　胡适在1949年逃离大陆时，主张和支持的政论性半月刊《自由中国》在台北创刊，创刊辞正是胡适在太平洋上所撰写的。后来，远在美国的胡适一直是这个刊物的挂名“发行人”，他为之定下了“###、鼓吹民主自由”的宗旨，在以后每期刊物上都不厌其烦地重复刊登。对国民党来说，“###”自然是喜闻乐见的，但“鼓吹民主自由”却是不受欢迎的。　　1951年6月，《自由中国》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文中对国民党当局有所非议，触及到了蒋介石的偏安小王朝的痛处。台湾当局竟下达逮捕《自由中国》编辑人员的公文。逆施虽因故未得逞，却给刊物同仁以极大压力，后来作为权宜之计，不得不发表为政府讲好话的《再论经济管制的必要》。　　这次风波使胡适很生气，他写了一封信给《自由中国》主编雷震，说：“《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没有接受胡适的辞职，“决议请求胡先生继续领导”。　　不过胡适没有吸取教训，不改其书生本色。1956年10月蒋介石七十寿辰时，蒋事前曾表示谢拒祝寿，希望大家“提示问题”，伪装愿意“虚怀纳言”。胡适听说这样，作为“诤友”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鼓动雷震在《自由中国》出了一期祝寿专号，当真专门给蒋介石提示问题。雷震亲自撰写社论《寿总统蒋公》，提出选拔人才、实行内阁制、军队国家化等建议。　　胡适作为发行人当然要亲自操刀以示忠心，胡适文章的题目是《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叙说艾氏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自知无专门知识而大胆信任各部门负责人，当总统以后遇自己一时无法决断的事不轻易下断语，而将自己签名“可”与“否”两个批件请副总统尼克松挑一个。胡适在文章里提倡：“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势的元首呢？”　　这期“祝寿专号”乃“不识相”地言人所不敢言，发表了一些讨论、建议和批评的文字，在台湾连印七次而引起轰动，令蒋介石及其“军方”、“党方”和“团方”十分不满。事实上，蒋介石老早就对《自由中国》怀恨在心，趁这个机会正好可以大做文章，他指使御用报刊展开对胡适、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中国》灵魂人物的围剿，对胡适和《自由中国》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大批判。　　《自由中国》就这样被加上种种罪名，如“思想走私”、“分化国人团结”、为共产党“统战工作铺路”等等，胡适的祝寿文章叫蒋做“三无总统”，即是“不###、不革命、不负责，无领袖、无国家、无政府”，被说成企图削减“领袖对于###抗俄的领导力量”，“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的帮凶”……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时间胡适和《自由中国》被台湾当局批成了“共产党一样的”洪水猛兽。蒋经国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还发出“极机密特字第九九号”《特种指示》，指责《自由中国》是“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论调”，是祸害台湾的“毒素思想”。　　胡适自己却没有一点防范意识，1958年5月27日回台湾后，在自由中国社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胡适盛赞《自由中国》主持人雷震的贡献，说他是“真正争取言论自由的英雄、好汉、斗士”，主张“台湾应该替他造一个铜像”。他还兴致勃勃地发表《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公开表示组成一个在野党。随后《自由中国》便大肆鼓吹“###运动”，雷震要求胡适做党魁出来领导，但胡适只答应做顾问。就在###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时，胡适却被卷入了蒋介石连任“总统”的政治风波里，引发蒋介石对其更深的成见。万山不许一溪奔（2）终于，1959年1月大事爆发了。为搞垮《自由中国》，台湾当局唆使人署名“陈怀琪”，撰文揭露国民党军内黑幕。雷震等人竟中计，来函照登。台湾当局以此为口实，宣称《自由中国》伪造文书、诽　　谤“国家元首”等等。胡适闻讯焦急万分，竭力斡旋，终于平息了风波。为此胡适曾置酒为受传讯的雷震压惊，还特意写了《容忍与自由》刊于杂志，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希冀当局对思想言论能多一点宽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月底，台北启明书店董事、经理沈志明夫妇，因出版“非法”书籍被警备总司令部拘押。胡适感到这是“一件最可以损害国家声誉的大案子”，遂全力营救，迫使当局放人。事后沈志明向胡适表达谢意，胡适意味深长地说：“我不是对你一个人的问题，我是为人权说话。”　　蒋介石为了打击雷震威慑胡适，1960年9月4日，趁胡适去华盛顿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年度会议时向《自由中国》下黑手了，他命令逮捕雷震等骨干分子，《自由中国》自此停刊。“雷震案”发生后，正在美国办事的胡适大吃一惊，赶忙拍电报称“政府此举甚不明智”。蒋介石担心胡适在美国发表不利台湾的言论或不返台，此时得罪了美国也不是蒋介石的愿望，就让陈诚找任过《自由中国》总编辑的毛子水去封胡适的口。　　胡适表示雷震“爱国###”，一旦加以叛乱罪名，将腾笑世界。回台湾后更为雷震据理力争，让其案交司法公开审判。然而，在蒋介石授意下，军事法庭坚持以“知匪不报”、“涉嫌叛乱”等罪名判处雷震有期徒刑10年。胡适闻讯忧心如焚，对记者表示“大失望、大失望”。　　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台湾当局终于撕破脸皮，连“自由”的门面也不要了，胡适出于对自己安危的考虑，没有去狱中探望雷震。报纸记者提示他:“您不去，雷震会失望的！”胡适万般无奈地说：“我相信他会知道我在想念他！”　　胡适在《自由中国》事件中的软弱遭到了台湾自由主义者的质疑，他自己也对雷震抱着深深内疚。1961年适逢雷震65岁生日，郁闷难当的胡适在病中特为好友抄录杨万里诗《桂源铺》一首，算作是给朋友的“寿礼”：“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此后胡适对《自由中国》讳莫如深地避而不谈。　　这就是台湾著名的“《自由中国》事件”，胡适为此遭到大半年的“围剿”，以后还多次为此受到国民党的批判。1932年5月，胡适创办政治性周刊《独立评论》时，在《引言》中曾说：“我们叫这个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回溯胡适一生的轨迹，他应该说基本秉持了这种精神。而正是这种独立精神，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影响深刻，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而在传统体制和意识形态下的中国，胡适四处碰壁遭受批判自然是无法避免的。晚年的胡适在台湾，这种火种般宝贵的精神在屡遭挫折中仍能依稀保存。　　政治文化围剿的靶子（1）晚年的胡适和台湾当局的关系比较紧张。因为《自由中国》一再惹出麻烦，所以迫于台湾当局的压力，1958年4月胡适回台湾定居，一下飞机便表示：“我向来对于政治没有兴趣，如今老了，更加没有兴趣。”现实则是不感兴趣也要感兴趣。政治这个“儿子”，他愈老跟着他的步子愈紧。他积极支持的《自由中国》杂志已成当局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他怎能置身于事外呢？　　胡适回台后，市面上出现了一本《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滥用“学术研究”来对胡适进行人身攻击，说胡适想当领袖——“理想的胡说的领袖=无智+无能+无为+外国大学生=胡适”。这本书的出现正好是胡适刚返回台湾时期，而且发行及后来被查禁都十分蹊跷，显然系当局炮制来警告胡适的。　　1959年7月，胡适为了缓冲与蒋介石的矛盾，借口离开台北去夏威夷避暑，在风光迷人的夏威夷，胡适接受了夏威夷大学赠送给他的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这是他一生获得的最后一个荣誉学位。在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三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他宣读了《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胡适在美国过了几个月的优哉生活，于11月回台湾，很快便卷入蒋介石连任总统的政治风波。　　蒋介石1954年担任第二任总统时，胡适是鼎力支持，还亲手把“总统”的聘书交给了他。但1959年，根据宪法规定，总统不能连任三届，而且年过古稀的蒋介石已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胡适根本不赞成蒋介石连任。　　胡适这年度假回来后就态度鲜明地向“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表示，要面谏蒋介石放弃连任。张群不敢轻易为他约定时间，只表示会将胡适意见代为转达。陈诚来劝胡适要面对既成事实，胡适固执地说：“我还是抱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转机。”所以他一再推辞掉了担任“国大”主席的位子，勉强去了“国大”秘书处报到。　　在“国大”会议期间，蒋介石在宴请“国大”主席团宴会上，胡适大讲“无记名投票”的历史优越性，说它可以避免投票人受威胁，保障投票的自由，　　讲着讲着就激动地露出不愿受人操纵选举的意向。他的话当场便遭到国民党人士的反驳，他们说民主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要维持党的纪律，无记名投票自然要不得；黄季陆甚至竟说美国宪法也是记名投票的。　　受到这种无知而又蛮横的围攻，胡适很生气地说：“我现在倒希望他们用记名投票。记名投票，我一定去投一票。”蒋介石脸色大变。这时胡适的学生罗家伦一再暗示他不要讲了!　　蒋介石为了扫清“宪法”对他的连任障碍，“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第六次大会”修改了《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其中新出台一条“行宪首任‘总统’，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连选得连任”。于是，蒋介石连任第三届“总统”，且可任“终身总统”，是完全“合法”的。报上公布了为蒋介石连任三任“总统”办妥了法律手续的消息后，胡适再次公开向舆论高调表明，他反对蒋介石违背宪法连任“总统”。《公论报》在2月21日登出了《胡适坚决反对总统三度连任》的消息。但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在强权的政治流氓面前，犹如蚍蜉撼大树般不自量力。　　在胡适对政治深深的绝望之时，身体也接近崩溃的边缘。1961年2月，胡适因心脏病发作，住了两个月的院。在逐渐脱离危险后，到4月才勉强出院。因南港附近没有医院，他只好暂借福州街26号台大招待所的房屋，疗养了两个月。衰老不堪的胡适真是多灾多病，7月间又患急性肠炎，大闹水泻。　　这年10月间，夫人江冬秀终于依依不舍地告别美国麻将牌友，回到孤苦伶仃三年半的老胡适身边。少年夫妻老来伴，当年胡适对这个母亲自作主张为其定下终身的乡下小脚老太婆一百个不满意，处于爱惜名声才没离婚，老来却感情弥笃，对她有了依赖。一个是名闻天下的新学术领袖，一个却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小脚太太，根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更没什么浪漫的故事，两人却携手走完了一辈子。故而“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成了民国年间的著名佳话。书包 网 m 想看书来书包网政治文化围剿的靶子（2）1917年，胡适于北大寒假期间回乡与江冬秀完婚。一个为誉满海内外的胡博士，一个为大字不识几个的小脚太太，但两人携手一生，风雨同舟。　　江冬秀的归来为多病的老胡适稍添些安慰，也为台湾稍带来一个关于胡适的笑话，即谓男人也有“三从四得”，即“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不过关于胡适的“惧内”是由来已久，当年友人徐志摩就曾写诗，说胡适于江氏之外，不敢造次，是因“为恐东厢泼醋瓶”。　　江冬秀的性格和胡适温文尔雅相反，时人曾盛传江冬秀泼辣如母老虎，为一点小事会吵闹不休。在他们白头偕老的背后，胡适的情感世界其实并非一池静水。关于胡适婚外情的挖掘近年颇有新知，如胡适跟表妹曹诚英情到深处，以致一度拟与江冬秀离异；胡适与美国女友韦莲司之间长期的柏拉图式的恋爱；胡适跟徐志摩的交际花太太陆小曼也有暧昧……这些略有耳闻的绯闻经常惹得江氏醋意大发，采用“非常手段”来整治“负心汉”。胡适怕老婆是出了名的，在家中的地位也“颇低”。胡适有一张婚后的全家福照片很说明问题，江冬秀端坐于太师椅上，颇有“一家之主”的风范，而胡适和儿子则规规矩矩地垂手站在两边，胡适的目光中还透出几分惶恐，让人忍俊不禁。这张照片，可算是这个家庭权力配置最生动的写照了。　　晚年的胡适对这一切淡然处之，也不在意别人讥笑他“惧内”了，胡适甚至开始收集各国关于“怕老婆”的文学故事、笑话和漫画，然后得出了一个搞笑的“发现”：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里，只有德国、日本、前苏联三个国家没有“怕老婆”的故事，所以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凡是没有这种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或集权的国家。胡博士这样用“科学实证”来为自己“惧内”辩解，真让人哭笑不得。　　暂时的平静生活很快被打破，这年11月胡适又因为台北一次演讲，引发一阵狂风暴雨般的文化围剿。这次演讲是为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举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而作，胡适是在洋人的纠缠下作了一个不过25分钟的英文讲演，题目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内容其实依旧是他的老调重弹：颂扬西方的现代文明，攻击中国的古老文明，以致刻薄指责我们民族的固有文化。　　胡适在演讲中提到，“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认为“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胡适否认东方文明的精神价值，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引发了一场思想社会的震荡，旋即遭到有“预谋”、有组织的猛烈围攻。　　在论争中，徐复观一马当先，指责胡适论调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斥骂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胡秋原也在《文星》上发表长文《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前进》，文章重点批评西化派和胡适。此言既出，立即在港台的一些报刊上引起了关于中西文化的一场论战，如《自由报》、《自立晚报》、《民主评论》、《政治评论》及《文星》杂志等，很多文章都对胡适进行火药味十足的攻击。　　这时力挺胡适的学者也出来应战，李敖就是其中比较活跃的，他长文《播种者胡适》在《文星》刊出，杂志还以胡适照片作为封面。李敖批评那些乱骂胡适的人和乱捧的人一样，“通通抓不到痒处”。李敖极力推崇胡适，认为他是中国新文化和现代化的“播种者”，称颂胡适对于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贡献。　　针对李敖的言论，叶青(任卓宣)和郑学稼纷纷参战，分别写了《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和《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他们否定或贬低胡适，说他“未曾对思想运动吹过什么风”，不是什么“播种者”，而他侮蔑中国文化则“是文化买办在洋大人面前讨好的表现”。　　一时“反胡派”气焰嚣张，而胡适本人在各方夹攻中已心力交瘁，垂垂老矣的他因此心脏病骤发，于11月26日最后一次又住进了台大医院。但并没有因为胡适的倒下，中西文化的论战就停止了。胡适进了医院之后，论战反而愈演愈烈，不可开交，双方都互不相让。　　12月17日，胡适在病床上度过了他71岁的生日，于次年1月10日出院。胡适风烛残年却经受着残冬的暴风雨的袭击，经常难抑心头的愤懑与烦忧。虽然胡适素来号称修养好，但毕竟也具七情六欲，经常翻看杂志，满目都是关于他的论战，让他无法视而不见。　　有次杨树人去拜访他，胡适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翻开来给杨看，并且拿起圆珠笔指着那篇文章说：“你看，这说的什么，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的一篇！”胡适对捧他的文章并不领情，他之前谈到李敖赞扬他的文字说：“在我的年纪看起来，总感觉不够……他喜欢借题发挥。他对科学不够了解，何必谈它。”胡适和杨树人一面说，一面用笔把他批评的地方画出来。他再翻开另一长篇，更不断地说，不住地画，心情激愤难平。最后他指着这文章骂道：“真是下流!”　　1月15日，胡适看到《中央日报》上几种杂志目录几篇都是围剿自己的文章，他不理解地说：“这里糊涂人还是那么多，我30年前的老话，还是值得重说一遍的。”这样心境下的胡适晚年真是不易，可谓“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啊！　　在欢会中陨落李敖在《播种者胡适》一文中曾这样描述胡适：“别看他笑得那么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这句话一语中的地点破了胡适晚年的心境，而各方的攻讦与喧闹，令胡适备感孤寂。胡适性格温文尔雅，大家都把“我的朋友胡适之”挂在嘴边，他在晚年还跟一个卖芝麻饼的小贩袁瓞交上朋友，并一直同小贩保持着融洽的友谊。小贩开始来信向胡适询问英美政治制度的区别，诉说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和思考。胡适在1959年10月25日为小贩回信作鼓励，充分体现了大师应有的平易近人的风范。　　深受民主自由理念熏沐的胡适，想起几十年前康有为的论调——“中国民智未开，不宜民主”，他在回信中指出民主是“幼稚园大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袁瓞的来信无疑让胡适感到，中国的民主宪政之路并不悲观。胡适回信说很高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　　然而间隔两个月不到，在12月14日胡适回第二封信时就替袁瓞担忧起来。胡适虽希望民间多一些袁瓞式的思考者，但明白作为有一定声誉的《自由中国》与雷震命运尚且如此，一个卖芝麻饼的小贩谈政治，弄不好会让当局像掐死一只蚂蚁那样简单？！担心他们终会野草般悄无声息地被连根拔除。从乐观滑向劝小贩莫做“大煞风景的事”，告诫袁瓞“不要在信上多谈政事”，无疑为胡适个人的温和与努力增添了几分悲剧色彩。　　晚年胡适的寂寞在台湾路人皆知，1961年2月1日的《联合报》刊发了于衡《胡博士的寂寞》特写。徐复观曾形象地说：“胡先生在五四运动时代，有兵有将，　　即是有青年，有朋友。民国十四五年以后，却有将无兵，即是有朋友而无青年。今日在台湾，则既无兵，又无将，即是既无青年，又无真正的朋友。自由民主，是要面对现实的；因此，这便削弱了他对现实发言的力量，更增加他内心的苦闷乃至痛苦。”　　这时唯一比较能平和胡适心态的也许莫过于吴健雄女士。吴健雄是胡适在中国公学时的学生，胡适治学有门户之见，所以对吴健雄的评价也就特别高。1962年2月21日，胡适对客人谈起吴健雄的成就，说1958年李政道、杨振宁得诺贝尔奖金时，国内许多人为了吴健雄在这份荣誉中没有份，感觉十分不公平。而感觉十分不公平的国人里，胡适肯定有份。　　1962年2月22日，吴健雄从美国飞抵台湾拜访胡适，顺便友情参加24日的院士会议。这次院士会议，胡适抱的依然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精神，大谈十几年来在这个孤岛上，虽算是离群索居，在知识和物质的困难情形之下，总算做出点东西。然后他继续骄傲地说：　　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胡适话刚一结束，“平时喜作青白眼”的副院长李济不以为然，与胡适乐观态度唱反调。这个考古派领袖表示经过50年提倡，科学思想还是在中国生根不成。今天一切科学设备还是向外国买来的，学生最后必须出洋去，甚至比不上日本。这时吴大猷站起来说了一些折中的话打圆场。胡适显然在李济悲观主义话语中受到了刺激，于是又拿回话语权，直接从科学说到民主自由：　　我赞成吴大猷先生的话，李济先生太悲观了。我们“中央研究院”从来没说过什么太空、迎头赶上的话。不幸的是几十年的政治变动，8年抗战，10年戡乱，使我们的好多梦想未能实现。　　科学的发展，要从头做起，从最基本的做起，决不敢凭空地想迎头赶上。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从科学讲到台湾的自由民主，特别是提到了他受到围剿挨骂的事，使胡适情绪多了一层阴霾。胡适确实是越来越激动而不能自已。实际上，科学也好，民主也罢，都是胡适的心病。在胡适那一代五四文化英雄看来，民主科学都是国运昌盛的良药。当年他与朋友陈独秀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旗帜，只手打倒孔家店是何其风光？　　而此时此刻，杨柳已成伤心之树，故国早已不堪回首，科学也好，民主也罢，在这个孤岛上被雨打风吹去，这是不能不让胡适为之感伤的。问君能有几多愁，真乃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所以，李济的那番话，一下触到了胡适心底的痛处。科学乎，民主乎，都在胡适最后那一大声疾呼中演绎成临终绝唱。　　于是，很快出现了这样一幕：胡适含着笑容和一些人握手，移步走到会场中部正要转身说话，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倒在地上。医生接连为他注入三针强心剂均无济于事。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为中国科学民主呐喊、操劳一生的自由主义领袖，四十多年来名震宇内的胡适，因心脏病猝发而与世长辞，终年72岁。　　胡适死于心脏病突发，如果没有李济发言时那临门一脚，内外交困的胡适也许不会那么激动。当然李济并不了解这么多，早知如此，他是断不会和胡适唱对台戏的。正因为胡适背后的心事太多，实在很难向外人道也，而他那一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面孔颠倒众生了。微笑的异端胡适在台湾逝世无疑成了轰动一时的重磅新闻，一时间各种悼念胡适的诗文布满台湾报刊。台湾政府组织了治丧委员会，由陈诚为主任委员；张群、王云五、朱家骅、蒋梦麟、王世杰、黄季陆为副主任委员；于右任、蒋经国等为委员。台湾当局也趁机做一番###宣传，将胡适思想荒谬地“盖棺定论”为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哲学。这时“倒胡派”的言论亦销声匿迹，胡适获得了极大的哀荣。　　胡适几年前就用英文留下遗嘱，并请毛子水、杨联陞做遗嘱执行人：死后火葬，骨灰由治丧的友人们执行处理；愿意把留在北平的102箱书全部捐献给北大；家中一切文稿论文和存书，全部捐赠台湾大学；个人如有遗产给儿子祖望和思杜兄弟，如他们先自己而去，则给孙子们平分……但清点胡适在台湾财物时，除了他的书籍、手稿、文件之外，所有存款仅是135美元，令人唏嘘不已。　　胡适灵堂设在台北市极乐殡仪馆，遗体安放在冷杉木特制的灵柩里，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脚穿布鞋，遗体上覆盖着北京大学校旗。蒋介石3月1日亲往祭吊，并亲书挽联一副悬挂灵堂中央：　　适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介石这副挽联恰好确切地概括了胡适一生复杂的思想和经历，终其一生乃不旧不新又又旧又新，不古不今又又古又今，不中不外又又中又外，新旧的矛盾在胡适身上时刻体现并冲突着，又以本质上的存旧去新和形式上的除旧布新为归宿。他是一个“矛盾的人物”，既不赞成共产主义，也反对三民主义，他崇尚的是美国的民主。胡适一辈子没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但反对国民党的文章他倒写过不少。　　晚年的胡适正如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所说：“胡适之晚年洗尽铅华，恢复他原来儒生的真面目。”唐德刚和老师在异域朝夕相处之间，同是天涯沦落人，对这一点是深有体验的。长期以来胡适是被作为自由主义大师来看，却忽视了他“三分洋货，七分传统”的真实身份。　　李敖在《播种者胡适》一文中批评胡适在“全盘西化”上还太保守，去搞什么整理国故那样“开倒车的学术”，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把文史学风带到了迂腐不堪的境地。也许，这正是传统中国文化的魅力在胡适身上的闪光点。胡适一生待人处事无不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深得儒家的宽恕之道。　　胡适晚年在台湾的学术工作也主要在整理国学方面，虽没有完成他自己所谓“完成个人多年来计划之著作”，也没有取得什么令人瞩目的成绩。但这一时期还是留下大约300万字的文稿，内容主要在佛教和禅宗史研究，对《红楼梦》站在更高的视角来判断其价值，突破了狭义的“红学”研究，打破了对《红楼梦》文学价值的某种迷信。其学术绝笔1962年2月20日致作明的信，也是谈《红楼梦》问题。　　台湾的老百姓并不因为时过境迁而忘记对这位启蒙大师的敬意。前往灵堂瞻仰遗容的市民络绎不绝，殡仪馆前几天内人流不息。胡适治丧委员会光收到各界人士送的挽联挽幛就有八百余件，其中如：“###既骂之，国人又骂之，容身无片土，天乎痛哉! ”胡适一生遭遇的谩骂可谓多矣，正所谓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这挽联把胡适一生四处碰壁的悲剧性命运惟妙惟肖地描摹出来。　　3月1日，陈诚率治丧委员会全体委员举行公祭，参加人士近3万多人，上至国民党党政大员，下至家庭妇女，都前往致祭瞻仰胡适博士遗容。10月15日，胡适遗体入殓，安葬于台北南港旧庄墓园。启灵出殡时，从台北市到南港的马路两旁自动来送殡者多不胜计。灵车开至松山以后，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直到南港，一路鞭炮声不断。　　胡适从年轻时就深负大名，尔后四十多年他始终维护清望而不坠，死在“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位子上也算死得其所。他身后享受的哀荣比在这个时期先后死去的任何一个“党国要人”都要大，因为他赢得了台湾人民近乎盲目的崇拜。所以胡适的葬礼空前的隆重，百姓都自发地参加送葬。　　台湾当局把胡适生前住所辟为“胡适纪念馆”，并相应成立管理委员会和“胡适遗著编辑委员会”。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胡适虽然没能叶落归根，回到自己美丽的徽州故里，但长眠在他的第二故乡的泥土里也算无憾。　　在胡适墓门上刻着蒋介石书写的“德学俱隆”四字。右首高坡上，有北京大学校友会建造的纪念亭；左首有中国公学校友会建造的半身铜像。胡适的墓志铭这样无限诗意地写道：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至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深陷政治的漩涡（1）1949年1月，焦躁不安的傅斯年心里乱成一团，他在寓所书房里绕室不停地踱着方步，嘴里念念有词地反复吟咏道：“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房间里散落一地的宣纸条幅上，龙飞凤舞地书写着陶渊明这首《拟古》，枯干的墨迹处处触目惊心，散乱的苍遒大字犹如理不清的愁绪在纠缠。　　记得去年年末最后那一夜，傅斯年是与老师胡适一起度过的。两位知识界的领袖悲壮地把酒临江，含泪把这首《拟古》逐字逐句地背过，竟生出英雄末路的沉痛来。山河改色，天翻地覆，他们面对国民党颓局一筹莫展，却在陶渊明千年前委婉其辞的比兴中找到了共鸣，这隐晦而忧伤的字句几天里一直在傅斯年的脑海盘旋。现实的一切让傅斯年不悲痛是不可能的，他倾注心血多年耕耘，终究收获的却是虚无，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悲哀。　　不知不觉，傅斯年把自己关在房间已经三天三夜了，这些日子来他没有迈出门槛一步。人虽身处斗室之间，外面隆隆炮火声却让他无法平静。他所投注大量心血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此时已是一片狼藉。这史语所是傅斯年一手创办的，记得1927年中央研究院设立时，傅斯年说服当时的院长蔡元培设立了史语所，经他的率领，不过半年筹备就立刻成军。当时史语所共有历史、语言及考古三组，傅斯年分别聘请陈寅恪、赵元任及李济为主任。傅斯年主持史语所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他史无前例地开创了“史料学派”，提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　　在傅斯年的领导下，史语所的安阳殷商遗址的考古获得了举世的推崇，接着他率领同仁们收集整理散落民间的清“内阁大库档案”，进行各省的方言调查等等，赢得极高的社会和学术影响。时过境迁，位于鸡鸣寺路1号的史语所整个已是一派树倒猢狲散的凄凉，全部图书、仪器、标本、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以及其他研究资料，均安全运达台湾基隆，被妥善安置在杨梅镇通用公司仓库暂存，所里大部分人员都随同往台。剩下的只有几个未被遣散的工友，凄惶如丧家之犬。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史语所附近的鸡鸣寺钟声在仓皇风雨下又响起，让百感交集的傅斯年顿生凄凉，不禁回首起这几十年来的往事。出生没落世家的他幼年丧父，凭借着刻苦勤奋进入了北京大学，在这里沐浴到了新文化的风雨。因主编《新潮》宣传民主与科学新思想，在学生时代就享有盛誉。记得当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5月4日那个上午，北平的大学生###抗议，他被一致推选为主席。当日下午，他扛着大旗率领游行队伍直扑赵家楼，一举成为名震南北的学生领袖。少年得志是何等快意！他在国危世乱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崭露头角，可谓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效了绵薄之力。抗战这几年他奔走操劳，殚精竭虑为民族效力，可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又起，虽曾为国共和谈斡旋奔走，却最终没有能阻止这场内战。目前国民党政权失败已成定局，何去何从，却难以决断。　　傅斯年瞻念未卜之前途，留恋乡土之情顿生，思前想后，十分伤感。他习惯性地摸了摸口袋，里面的安眠药还在，这些日子夜不能寐的他全靠这东西来麻痹自己。傅斯年准备这些安眠药还有其他用途，那就是在紧急关头可以随时吞药自杀。这可不是他一时冲动的念头，他此时的想法就像每个王朝的遗老一样，随时准备以身相殉于没落的政权。傅斯年的夫人俞大彩这几天一点也不敢疏忽怠慢，一直紧张地守在门外，她担心丈夫在极度郁闷下旧病复发有个三长两短，又生怕他随时有轻生的危险。　　提到服用安眠药自杀，去年11月傅斯年的老朋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就是这样自杀身亡的。陈布雷耿介清正，虽贵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却不曾染上政客作风，与傅斯年颇多相似之处，所以两人引为同志。陈布雷一辈子“从政而不懂政治”，留下的遗书称“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致使“衰老疲惫，思想柘涩钝滞”，坦言自尽之举实出于心理狂忧下之万不得已。挚友的自杀对傅斯年来说打击甚大，他也准备了安眠药想追随陈布雷而去，因为近日来悲伤与绝望交织的心境下，亦产生了同故人一样的对人生和未来的虚幻。傅斯年对来看自己的朋友陶希圣说：“现在没话说，准备一死。”深陷政治的漩涡（2）士为知己者死，傅斯年准备赴死既是为了故国，又是为了他所寄托的理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的傅斯年，一直以来就像《水浒》里的英雄好汉一样，只反贪官不反皇上。他这些年一再对其弟傅斯岩说：“祖父生前所教我们兄弟的，净是忠孝节义，从未灌输丝毫不洁不正的思想。”生性耿直倔强的他虽不参政却议政，“他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其中毫无夹带别的意思，但有时因此会得罪人”（蒋梦麟《忆孟真》）。正是凭着这股倔劲，这份真诚，傅斯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政坛上成为一位特立独行的人物。　　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曾上演一幕“触龙麟”的好戏。1944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抗战以来，大官每即是大商，专门发国难财。我们本是势力国而非法治国，利益之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既经到手则又借法律名词如‘信用’、‘契约’等以保护之，这里面实在没有公平。”接着傅斯年大声疾呼，“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骂完孔祥熙他又骂蒋介石，说蒋在训斥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时还在说孔祥熙根本不贪污，真是叫人丧气啊!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为了拉拢他亲自请吃饭，为连襟孔祥熙说情，蒋介石在筵席上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斩钉截铁地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正色道：“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愤愤不平地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他直言不讳地在蒋介石面前放言规劝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使上倔劲的傅斯年先后和孔祥熙、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死磕到底。1947年傅斯年发表檄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迫使他们黯然下台。　　傅斯年因如此耿直敢言，所以人送外号“傅大炮”，这个“大炮”发起威来是非常有霸气的。抗战胜利之际，他奔赴北平恢复北大日常事务，很多人推荐他担任北大校长，他坚辞不任却诚心诚意地保举了仍远在海外的胡适。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又坚决要求去北大当一段时间的代理校长。原来他不是有什么官瘾，而是认为像胡适这种好好先生，不忍心得罪人，所以他这挺“大炮”要强出头，把那些沦陷时期出任伪职的人员一个个开除出局。比如周作人就是其中一个。有好多人来找傅斯年说情，“傅大炮”一概不给面子，他誓与“汉贼不两立”，坚决要把与伪政权合作过的教授统统扫地出门。　　1947年，蒋介石改组政府，考虑拉胡适入阁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蒋介石曾写信给傅斯年，希望他帮忙请胡适入阁从政，而傅斯年却在写给老师胡适的信中阵前倒戈：“蒋表面上要改革政治，实则缺乏起码的改革诚意。借重先生您，全为大粪堆上插朵花！只要先生您坚持不可，非任何人能够勉强。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毁于一旦，令亲者痛，北大瓦解。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唯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傅斯年这番话多少是发挥了作用，胡适最终留在了北大。　　可惜这个一向以自由主义之士鸣世的“傅大炮”，在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正统观”阴影的影响下，政治立场上却呈现出鲜明的倾向性。他身上有着浓重的从一而终和忠孝仁义的思想，在他看来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他对共产党一直怀有敌意。他既不可能因为鄙夷国民政府的腐朽无能而拂袖而去，也不可能在目睹共产党的蓬勃兴盛而弃暗投明，更不可能逍遥地在国共之外的有限空间里游走独存，擎起不偏不倚、不温不火的“第三条路线”的大旗。他必须做出选择，并且只有一种可能性——拥护国民党政府。他得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中国的政治，若离开了国民党，便等于没有了政府。国民党不是没有问题，但还算差强人意，有政府总比没有政府要好。”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深陷政治的漩涡（3）傅斯年一生虽痛恨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却依然把国家的前途寄托于国民党，他同国民党始终保持着一种“疏而不离、亲而不近”的关系，宛如一对有“孽债”的父子，虽然血脉相连，却一直矛盾不断。作为“老子”的傅斯年，　　对于一塌糊涂的国民党政权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常言道“恨之愈切，爱之愈深”，傅斯年放不下对国民党这个“孬种”的牵挂与责任心，不断地指指点点，打打骂骂，深陷在政治漩涡当中。正如他所言：“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外跑去跑来，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这虽是他的自谦之言，但是也透露出其身心的无奈与窘困。　　蒋介石看人、用人是非常有一套的，他对傅斯年的忠心自然看得清清楚楚，心底认为傅“确系党国一个难得的人才”，对他非常重视和器重，并一再予以重用。蒋介石本人对傅斯年经常性的批评和劝告，表现出难得的虚心纳谏的雅量，时常能接受多少是多少，一般从不去计较他的犯上。蒋介石爱才惜才，知道傅斯年的身体不太好，还特意在1947年安排他去美国治病。　　在傅斯年去美国期间，国民党立法委员会选举，蒋介石依然提名傅斯年为立法委员。傅斯年知道后一再写信坚辞不就，说自己乃一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并说：“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傅斯年明白他与国民党“父子”关系的合理之处，若是再亲密一步，他精神独立的地位将一去不复返。作为在野之人或徘徊在政府外围，既可以自由“放炮”发飙，又能同政府处在“老子”教训“儿子”的宽松状态之下，并不用考虑各种繁文缛节而少受拘束，避免了令人生厌的勾心斗角。自己一旦跨入政府大门，就如同媳妇过了门，一切身不由己了。　　蒋介石个人对傅斯年确有知遇之恩，但傅斯年并没有因为这层关系，就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他虽与国民党有很多渊源，但终其一生还是不肯加入国民党，这次不肯加入政府也是他一贯的坚持。蒋介石执意让傅斯年这个民主人士点缀自己党国政府的门面，　　最后不得不动用各种关系轮番来做傅斯年的思想工作，　　傅斯年百般无奈之下只好退了一步。　　1948年初，傅斯年远在美国就医，接到几次关于院士选举的文件，等他8月从美国治病回来后，国内国共形势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国民党政权早已江河日下摇摇欲坠。就在这风声鹤唳、风雨飘摇的政局下，傅斯年依然积极组织并参加了中央研究院遴选中国的第一批院士的会议。这次会议一共选出81名院士，囊括了各学科的顶尖专家。院士分人文、数理和生物三组遴选产生。各组院士都是业界赫赫有名的顶级高手，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人文组的遴选由胡适和傅斯年各拟一个名单，胡适提名17人，傅斯年提名21人，相同的人选有15人，所谓英雄所见略同。两人都提了郭沫若，虽然郭沫若的品行操守不敢让他们苟同，政治立场也不一样，但郭的确是有点真才实学，可见傅斯年与胡适是任人唯贤。但对治学门径不同的钱穆，他们却没有那么大度，所以这让后人诟病傅斯年有“学霸”作风。　　比较耐人寻味的是，在傅斯年的提名中自己大名赫然在列，胡适则大公无私地不提自己，两人性格由此可见一斑：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性格磊落，不怕蜚短流长；胡适则秉性柔韧温和，广结善缘而少有敌人，包括与他笔战的私下也成为了朋友。胡适不提自己，符合他的为人；而傅斯年不提自己名，就显得有点矫情了。　　强将手下无弱兵。这次院士评选中，傅斯年麾下的史语所独占鳌头。史语所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梁思永、李方桂、董作宾、吴定良等8人悉数名列人文组院士中。傅斯年大有天下英雄尽入我毂中之势！这么多年管理史语所，傅斯年真是功莫大焉!　　“抢救大陆学人”（1）一切都预示着国民党政权末日的来临，傅斯年不是什么政治人物，他此时此刻所考虑的是学术机构的去留和学术研究的前景。他一向认为共产党是“土匪流寇”，他们也许会毁灭了文化研究，断送了学术前途。在这个成见的左右下，傅斯年找到蒋介石，建议将一批珍贵文物资料运出北平，同时设法劝一些学者离开北平赴台湾。　　蒋介石盘算着日后的退路，看着自己身边人才凋零，退守也总是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来支撑门面，更何况将这些大科学家、大学者留给共产党，无疑是助长赤焰。他考虑除了把国库的黄金储备以及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的图书文物运往台湾外，同时也不要放弃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抢救”工作。　　蒋介石批准傅斯年的建议，倚重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抢救大陆学人”。在具体执行上，由傅斯年同陈雪屏、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协助者为###长、国防部长、华北剿总。他们磋商谋划细节办法，来“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这样就出现了蒋介石在败离大陆前的“抢救大陆学人”那一幕，这与蒋介石在经济上抢运国库储存的黄金美钞比肩并行，为蒋介石日后在台湾经济文化的复苏打下了基础。　　傅斯年认为有四种人必须“抢救”送赴台湾：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傅斯年在大陆的最后这些天，一直东奔西跑，他联系交通部、###、行政院……安排“抢救学人”需要的飞机。席不暇暖，茶饭不思。自己的朋友、同事还在北平，古道热肠的他不可能扔下他们不管。　　很快他与陈雪屏和蒋经国商议拟定了需要“抢救”的名单。在这次南京政府派飞机去北平接取的著名学人中，北平各个大学均列了一个详细的名单，而名单均是傅斯年所拟，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在第一份名单里，院校负责人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傅斯年的老师和挚友胡适自然是抢救的首选和重点。　　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胡适都是傅斯年要“抢救”的第一号人物，当年胡博士从海外学成归来，年纪轻轻就被礼聘为北大教授，他的课堂里一时间听众如云。作为国学大师黄侃与刘师培高足的　　傅斯年在同学怂恿下负责去探下虚实，他们之间一听一问，一问一答，胡适站在讲台上就心里发毛了。后来胡适坦言像傅斯年这样的学生，当时国学根底跟自己是难分仲伯，所以从那以后，胡适上课常常是提心吊胆，无形的压力之下，他不得不激励自己要加倍用功。而傅斯年听了年轻有为的胡博士的课后，被其“截断众流”从周宣王讲史的方法所震动，向同学们力保胡博士并非徒有虚名，并毅然从太炎学派和仪征学统中改投胡适门下。从此他们便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特殊关系，而且在最后政治抉择上都站在了蒋介石一边，成了拴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1948年1月14日，傅斯年派飞机去北平接取大学教授，当时的秘书长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此次计划，让离开北平的人去登记。15日傍晚6点半，胡适乘坐的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傅斯年与王世杰、朱家骅、蒋经国等一起到机场迎候，并把学人们安顿在位于赤峰路的一座招待所。　　当晚傅斯年劝说情绪低沉的胡适，并与胡适、朱家骅等一起商量再次“抢救”空运北平同仁的名单。就在胡适与陈寅恪等人飞离北平后的第6天，1948年12月21日，傅斯年安排的飞机接回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的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同机到达南京的还有李书华、袁同礼、英千里等人。　　当此大军压城城欲摧之时，咨询消息不再畅通，“抢救”也变了调子。傅斯年原来信心满满地以为还会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大义凛然地飞回南京，结果竟让他大失所望，飞机上下来了许多不相干的人。因为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连袁同礼的老妈子也下了飞机。原来“抢救”名单上有的人转向进步而不愿同国民党同流合污，有些讲师助教们却因有家属在南方要南行，抢得这次难得的机会。甚至有天派了五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北平大多数学者都选择留了下来。傅斯年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飞机“抢救”。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抢救大陆学人”（2）傅斯年为何对共产党一直存有偏见，导致双方向来格格不入呢？　　“抢救”来的这些学者除了胡适去了美国，陈寅恪南下广州，其余的在傅斯年的安排下大多顺利转移到台湾。傅斯年内心企图把台湾作为###基地，作为中华“正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血脉。傅斯年日后在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所写《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道：“现在台湾不仅不是殖民地，而且是‘斟灌一旅一成’的根据地，将来‘祀夏配天，不失旧物’，正靠这一个宝岛，赤县已沉，瀛洲遂为正朔所在。”这里傅斯年荒谬而顽固地认为国民党为“正朔”，台湾乃中华文化的根据地。　　正是这种政治正统观的误导，使得傅斯年对共产党一直存有偏见，导致双方向来格格不入。傅斯年与毛泽东在北大时就是旧识，两人曾做过一些私下的交流，但总归是道不同不相为谋。1945年7月傅斯年与毛泽东亲密接触过一次，他与黄炎培等5人被推选为代表飞赴延安，与共产党商谈国共合作事宜。傅斯年在延安停留了几日，他与毛泽东两人单独聊了一夜。　　那一夜，傅斯年与毛泽东两人上天下地地谈开，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坊间的各种小说都了如指掌。傅斯年认为毛泽东是从这些材料里研究民众心理，所以心底认为他不过宋江一流。二人在言及五四往事的时候，傅斯年不忘挖苦毛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在赠傅斯年的字幅中，题了首诗回敬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这首是唐人章碣的《焚书坑》，诗中毛泽东以“刘项原来不读书”来自比，自谦没有傅斯年书读的多，言下之意耐人寻味。　　关于毛泽东与傅斯年的隔阂，斯诺《西行漫记》里有段毛泽东谈及的细节：“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　　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　　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助理员说南方土话。”当时傅斯年为名噪一时的五四健将，而毛泽东则是一个相当于师范中专毕业的临时图书助理员，两者相形之下地位悬殊甚大。这些心理阴影可能造成了日后毛泽东对傅斯年没有好感，同时也正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佩服之情的一个根源。　　傅斯年在延安访问时，看到会议室礼堂里密密麻麻地挂满了各地送来的锦旗，心直口快的“傅大炮”忍不住了，语带讥讽地说：“堂哉，皇哉。”毛泽东听出了其中的嘲讽意味，心里自然很是不爽，但碍于情面没有出声。当傅斯年遇见黄炎培等人时，发觉他们竟然把毛泽东送的土织毛毯，好像当作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供奉收藏，让自诩清正的傅斯年极为鄙视和反感。　　这次短暂的延安之旅，昭示了傅斯年同共产党之间形成政治信仰的鸿沟，这是一条无法逾越的天堑。归骨于田横之岛（1）在那党派纷争的年代里，傅斯年那一代知识分子是非共即国，是很难保持自己的自由抉择和独立个性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也逼迫他们必须有所倾向，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尤其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平大门已被蒋介石关闭，国共双方必须有个你死我活，这种选择更显得急迫而必要。此时的傅斯年痛苦地看着国民政府一天天地溃败，自己却难以放下那份保持多年的忠诚。他还想凭借一己之力来改变现状，不禁令人想到了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透露出一丝苍凉的悲壮。　　傅斯年身体状况在忧愤的情绪下日渐糟糕，他于1948年8月回国临行时，美国主治大夫特别叮嘱，让他回国不要担任繁重的行政职务，如果操劳过度，高血压病很容易复发，后果将不堪设想。但傅斯年回国不久，眼睁睁地看着大厦将倾，不得不担负起党国支柱的角色，为主持史语所及其重要文物迁台事务而东奔西走，紧锣密鼓地布置“抢救学人计划”，一刻也没得空闲，他本来就糟糕的身体已感不堪承受。　　等傅斯年这几件事情打理好后，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已是覆水难收。毛泽东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华社社论高调宣布“宜将剩勇追穷寇”，筋疲力尽的傅斯年明白也该为自己找一条出路了。就在这时，国民党###长朱家骅让人转告傅斯年，有意请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一职，傅斯年立即毫不客气地严词拒绝。但朱家骅并没有因此次失败而改变决定，他亲自找傅斯年晤谈，又让傅斯年的几位老朋友轮流规劝游说。　　让傅斯年任台湾大学校长其实是蒋介石暗自授意。早在1948年冬，前方战场攻守之势已易，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局已定之时，蒋介石心中的迁台计划就已开始萌生了。并开始着力经营台湾，有意让自己的心腹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安顿好国民党最后的去处。蒋介石退守台湾还做着###的迷梦，对台湾的文化自然也非常重视。他为安定台湾，权衡再三，决定让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是众望所归，以其在学术界的地位是再合适不过的，12月22日，国民党政府###正式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　　在傅斯年彷徨迷茫难以定夺之时，台湾有关人士函电交加，催促其迅速赴台任职，台大校长一位此时是虚位以待。台大前任校长庄长恭因自感难以胜任校长一职，任职不到半年就知难而退，悄然携眷返回上海，让医学家杜聪明代理校长。庄长恭在1948年12月15日致函傅斯年，盼望傅斯年立即赴任，去办理交接手续。杜聪明也于12月18日、20日分别致电、致函与傅斯年，催促其早日往台主持荒废日久的校务。　　与傅斯年私交甚好的陈诚此时已经就任台湾省主席，他在1949年新年伊始就致电傅斯年，要求傅斯年迅速去赴任，电报推心置腹地劝说道：“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巨艰。”朋友陈诚不容拒绝地催促，傅斯年是必须认真考虑的。　　傅斯年手迹（致于伯原信）　　平时以办事干脆著称的傅斯年，一向决断有快刀斩乱麻之风，这次却因关系个人后半生的前途命运，所以显得格外慎重而颇显彷徨。这时我们便看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傅斯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三天三夜不停地来回踱步。“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尽管他对国民党政权诸多不满，但是既然自己当初选择错误，现在还有什么好后悔的？他决定离乡背井，暂且去台湾就职。　　虽说去意已决，但傅斯年仍抱着“暂且”去看一看的思想。他原想带全部家属去台湾，但临行前又临时改变主意，把部分远方亲戚留下了。傅斯年对他们说：“共产党对文人还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来。”他又把许多图书、家产留了下来，可见他还是期待有回来的这么一天。　　1949年1月19日，傅斯年只携带部分亲人和主要生活用品，从南京明故宫机场乘飞机去了台湾。当飞机从陆地起飞的那一刻，傅斯年眼眶里噙满了泪水，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他希望还有回来的那一天，结果谁知道这一去竟是永别！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归骨于田横之岛（2）到台大后，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傅斯年题几个字，他不假思索地信笔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这里傅斯年用了秦末齐国贵族田横的典故，田横在刘邦称帝后不肯臣服于汉，率徒众五百余人逃亡，避居海上岛中。后来田横被迫偕门客二人赴洛阳，于途中忧愤自杀。留居海岛者闻田横死讯，也都全部壮烈自杀。　　傅斯年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笔墨之间满蘸着田横五百士的悲壮，字句之中弥满了凄怆之感。没想到傅斯年竟一语成谶，最后真的埋骨于这片远离大陆的孤岛，所以屈万里曾建议将这七个字刻在傅斯年的墓碑上。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并继续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职务。台大此后在傅斯年披荆斩棘引领之下，成为了台湾的最高学府与学术中心，并以丰富的研究资源以及自由的校风而闻名。假如没有傅斯年，台大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想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并如日中天地发扬光大，的确是难以想象的。　　傅斯年当初接手这个烫手山芋时，台大无疑是个人人望而生畏的烂摊子。台大是以始创于1928年的台北帝国大学为前身，乃日本殖民台湾时代所建立。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经过半世纪的异族统治，终于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桎梏，从侵略者手里重新回归祖国的怀抱。国民党政府接管了台北帝国大学，并于1945年11月正式更名为国立台湾大学。　　当时中国大地战云密布，兵马倥偬，注定民国政府对台湾政治、经济的重建心有余而力不足，动荡的局势波及到台湾岛内，使得岛内出现贪污横行、物资短缺等乱相。可想而知，这时的台大日子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加上学校里管理紊乱、###迭起，办学经费不能及时足额到位，连师资都很匮乏，各种问题乱成一锅稀粥。　　台大校长也像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三年换了三个校长。第一任校长罗宗洛原是中研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抗战结束后，他被派往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并将其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他上任后百废待兴，建设经费短缺，日籍教师都已撤回，国内教授又聘请不来，校务、教学工作无法上轨，百般无奈之下，于1946年8月辞职回去继续当他的植物研究所所长了。　　第二任校长陆志鸿来后，台大经济入不敷出，工作无法开展，他面对荆棘丛生的问题知难而退。　　第三任校长是著名化学家庄长恭，于1948年6月到达人地两生的台湾。他原想辞退一批与当时权贵有裙带关系的教师，但当即遭到当局的反对，面对日趋反动的环境，无奈的他不愿意留在孤岛之中，毅然在1948年底返回解放在即的大陆。　　台大的几任校长中，任期长者不到两年，短者仅数月。校长频繁易人，校务工作很久未能步入正轨。傅斯年到任之前，庄长恭只让学医学的杜聪明来代理校长。杜聪明这位台湾第一位医学博士，精于科研，却在大学管理方面束手无策。　　傅斯年上任后跟李书华抱怨道：“弟到此办此一大学，真正上当，大概说来：办一新大学容易，改革一个旧大学难。弟在北大任内，多是老朋友，吵架固多，办事也有甚愉快处，此地是‘接受别人的杂牌队伍’。基于政治形势，此地请人大不易也。简直请谁谁不来。”　　台大问题远不止这些，因为等他接手时，国民党已经败退台湾，一些军政大员拖儿带女地大量撤至台湾，跟着亲戚朋友流落来的大中学生众多，由此要求入学人数骤增。权要子女成绩再差也要求就读，倘若拒绝便会惹是生非。退守后师资方面不可能再往大陆聘请，而一些滥竽充数的师资又想进来，比如一些逃亡台湾的政界官员仕途失意欲进学界的，或任职政府高位为给脸上贴金而想外兼教职的，校方只得放宽选聘条件，结果导致师资方面参差不齐。　　不过管理大学傅斯年自有他的一套，在他的人生轨迹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几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他曾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在受命担任台大校长之前，他做过西南联大校务委员、北大代理校长。对办大学傅斯年并不是个生手，多年一线实战使其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独具个性又行之有效的工作思路。归骨于田横之岛（3）亦师亦友的胡适曾说过傅斯年：“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有胡适不得不佩服的行政能力，他在上任台大伊始，便迅即展开了全面详细的调查研究，针对学校当前的状况，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及发展规划。在1949年度第一次校务会议上，他的“校长报告”明确指出：“本校将来的进步，可以分作三项去看，也可以三个层次：一教育范围的；二学术范围的；三协助社会上的，尤其是台湾省内，建设范围的。这三项原则不能截然划分，然为推行有效起见，也不能不大致划分，作为三个阶段。”他在管理步骤上高屋建瓴，从总体上明确了台大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以及社会服务这三大任务。　　在傅斯年心中，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很清晰的，他说：“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之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他思路非常明确：“一个大学必须大家要办好，才能办好，便可以办得好，决不是校长要办好的。我所谓大家这包括全校教职员、学生、工友在内。”“大学的主体当然在教授，为教育、为学术的研究，这都是当然的。假如教授受行政人的干预太多了，流弊极大，可以弄到学术研究根本难得进行。” 傅斯年从事过大学系、院、校各级行政管理工作，深切懂得办大学同其他事业一样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需要全校教职工一起努力。　　他在管理上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他知道其中师资是一所大学的灵魂的道理。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师资，因而他非常重视大学教师的选聘和培养，把这项工作作为办好大学的中心环节，他常说：“一分人才，一分成绩，半分人才，半分成绩，毫不含糊，校长坏了，固然可以把学校弄得很糟，校长不坏，也没有法子把学校弄得格外的好，学校的好不好，糟不糟，只有一句话，人才集中不集中。”　　傅斯年接任校长之时，台大的师资选聘工作正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所幸他曾长期在科研机构、大学任职，与很多学者交往颇多，他努力地从去台湾的学者中物色最有真才实学的人来任教。当时随史语所去台的著名学者李济、董作宾、芮逸夫等都曾受聘于台大。同时他又从社会上广泛搜罗，先后聘得历史系方豪、刘崇宏，中文系毛子水、屈万里，哲学系殷海光，外文系英千里，商学系杨树仁，社会学系龙冠海，农学系顾元亮，化学系钱思亮等等，这些人皆为学业有专攻之辈。台大几乎集中了岛内的著名学者，加上原有教授，形成空前雄厚的师资阵容。　　傅斯年聘用殷海光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当时殷海光在《中央日报》被排挤，他直接找傅斯年表示想入台大。傅斯年考虑他是逻辑学泰斗金岳霖的得意弟子，台大又正好缺逻辑教师，所以接受殷海光来台大教书，但特别说明按规定只能从讲师做起，并与他达成“君子协定”，不许以后参与任何实际政治。殷海光答应了“不平等条约”，能得到当时不易得到的教职，他很是感激傅斯年。在台大的殷海光虽论政却不参政，积极宣扬五四的传统，使得台大成为自由主义的堡垒。　　在选聘高水平师资的同时，傅斯年采取了强硬措施，裁汰冗劣教职人员。傅斯年任职校长两年之内，因学术水准低或教学业务不合格而被解聘的教授、副教授很多。他对一般任课教师的选聘也持严肃认真态度，有次为了一名助教是否合乎选聘条件的问题，教员聘任资格审查委员会开了四次会，经过几度激烈的辩论，最后投票表决才决定下来。　　傅斯年惯常对一些老师进行突然“袭击”，使敷衍塞责的教师如老鼠过街无法容身。他曾给台大每位任课教师发了一份通知，说本校长说不一定哪天就要听课，请不要见怪。教师们对领导听课本是见怪不怪，可是这个眼里容不下沙子的傅校长可不一样，他听完课后就有人因此而丢掉饭碗，一旦关系到饭碗问题还是挺让人战战兢兢的。那会儿的台湾经济凋敝，工作机会少之又少，失去教职就得下岗饿肚子了。这个“大炮”校长一向雷厉风行，说到做到，结果一个学期下来真被他“听”走了好几位教员。因为傅斯年经常去听课，学校很多教师的水平他了如指掌，所以他当校长两年来因学力、教学水平低而被炒鱿鱼的教授、副教授多达七十余人。他仅用此一招，就令台大的教风学风为之一变。虽然他聘请和辞退教师不唯上、不唯亲、只唯实，但出身贫寒的他始终对下属有颗仁慈而悲悯的心。他明白一些大学教授被解雇后可去之处甚少，其中被他解聘的几位教师生活特别穷困，他又充满人情味地动用多方关系，把他们安置到台大图书馆，并续发了一年的聘书缓解他们的困难。书包 网 m 想看书来书包网归骨于田横之岛（4）傅斯年主持制定过教员聘任及升级标准六条，以保障取得大学教师资格者的合法权益。他制定了严格的图书馆管理、附属医院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狠抓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使校务工作迅速步入正轨，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鞭策大学老师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地不断进取，不能睡在床上吃老本。他原则上赞许大学的讲座制度，认为要保障教授的独立性与教学自由，如果大学教授与中学教员一样，大学便不成其为大学。　　在提高师资素质的同时，傅斯年着手整顿沿袭已久的新生入学不公平现象，制定了周密的考试与录取制度，努力改进命题卷和评卷各环节的组织保密工作，杜绝为权贵大开方便之门的混乱局面的出现。在他上任后的1950年夏的高考，台大的考试录取办法十分严格完善。报名时审查证件没有丝毫敷衍塞责；对泄题的防范可谓疏而不漏，每题不仅有标准答案还有得分要点；考试时学生单人单桌，每一考场有几名监考，门外警察巡逻；阅卷录取更加小心谨慎，如考生觉得分数有误，便可以直接要求查阅。傅斯年以雷厉风行的坚决态度顶住各种社会压力，终于使考试工作中的舞弊现象在他的视野里彻底消失。　　为力刹新生录取的说情之风，傅斯年多次在报端发表公开声明，称假如自己以任何理由答应一个考试不及格或未经考试的学生进来，就是对校长一职的失职。所以他奉告至亲好友千万不要向他谈录取学生事，“只要把招生简章买来细细照办，一切全凭本领了，而其他是毫无通融例外之办法”。如果有人查出他有例外通融之办法，应由政府或社会予以最严厉之制裁。他还在校长室门前树起一块告示牌，上书曰：“有为子女入学说者，请免开尊口！”　　傅斯年为人胸襟坦荡，做事光明磊落，上行下效共同治理招生考试的舞弊行为。当时台大职工最怕“入围”出试题、印试卷。时正值流火的盛夏，在学校图书馆门窗被封闭的一角，门外密布着岗哨，当时又没有空调设备可以消暑，人进入像坐牢似的一关几天，有位老教授只好带着氧气瓶进去。　　台大讲师殷海光上课因为评分标准严格，期末大批学生逻辑课程不及格，家长跑到傅斯年这告状，傅斯年高声重复了殷海光的理由：这是西南联大的标准！因为傅斯年目标是要把台大办成一流的大学，成为台湾的学术文化中心。作为五四之子的傅斯年，他在北大度过了人生中重要的六年，赶上了蔡元培主政的时光，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观念与“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一套制度已经植根于他生命深处。30年前他的作为表明他是当年五四理想最好的捍卫者，30年后当他在乱哄哄的孤岛上受命主持小小的台大时，他心中的模本就是30年前的北大。同为五四时期北大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常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和傅斯年是功狗。傅斯年对北大有功，对台大的功劳更是彪炳史册。　　傅斯年认为“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他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他的教育忽略了的”，同时他表示“不是我要把一个大学办成一个专是教书的大学。一个专是教书的大学，不会把书教得很好，因为学术水准低，自然不会把书教得深入浅出。所以在进行本校的教育建设上，也应该时时不忘学术的标准”。他以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力量，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去。　　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主任李济教授，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说：“无论是办研究所或大学，傅斯年总是像一个设计的总建筑师经营一个伟大的建筑一样，有一套完整的蓝图，并且与他的工程师充分地合作，按部就班，一段一段地完成他的计划。困难总是有的，并且常常地遭遇到很大的困难，但他总有法子度过去，他真是克难英雄中的第一把手。”　　傅斯年通过一年半的时间，改进各种通习科目，务使来校的学生，一进大门来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亲自教诲。在台大，许多一流的教授都教过“通习科目”，比如台静农、毛子水、屈万里等，他们都是学术造诣很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但个个都教过几年大一的基础课。傅斯年强调名教授上基础课的目的，主要是从学术的立脚点出发，对学生进行学术的初始训练，使得学生从一开始就能得到学术的熏陶。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傅斯年建立了校务会议制度，由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和六个学院院长及教师代表组成校务委员会定期讨论，以集思广益民主方式议决学校大事。傅斯年此举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力地促使了学校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使学校由一盘散沙迅速凝聚成一个指向明确并且运转灵活的有机整体。　　傅斯年对台大的影响之巨，与蔡元培对北大的贡献相仿。至今傅斯年为台大立下的校训“敦品、力学、爱国、爱人”被一届一届的台大毕业生所遵循，这看似老生常谈的几个字，却别有傅斯年一番殷殷的期望。“敦品”即“敦厚品行”，使得青年人受到高等教育，培育完善的人格；“力学”为刻苦学习，傅斯年认为动荡年代这等学习机会实属难得，只有打好基础才能在社会有所作为；“爱国”是傅斯年一直提倡的，在国民党溃败台湾之际，傅斯年仍能提出热爱祖国而不谈###，是一种千年来崇高的民族精神与历史文化的传承；“爱人”即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帮助和关心别人，傅斯年说爱人是步步着实，天天可行。　　一位当时台大的学生唐本祥在《傅校长没有死》中回忆道：　　傅校长的作风，代表着民主和平等。一切都尊重多数意见，一切都以着重基层为前提。讲到平等，又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他。常到校长公馆去的人，老是看到傅校长和他的汽车司机对坐而弈，并且神情怡然，一点没有校长的架子。对于同学，傅校长真是爱护备至。平常在他的公馆里，他接待同学，像接待客人一样，在学校里，他会在背后拍拍同学的肩膀，问一声讯，或是谈几句话。　　在纪念北大52周年的会上，傅斯年曾认为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他曾笑着批评蔡元培和胡适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等到傅斯年去世后，胡适慨叹：“过去只有一个人有资格骂我，他就是傅孟真。现在他走了，我连骂声也听不到了。”是啊，傅斯年的那股子直言不讳的豪侠气概确实令认识他的人感到敬佩，他是20世纪的现代士大夫。可惜，自这头“倔牛”之后，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　　身殉台大的最后时光（1）这是一个寒气透骨的冬夜，台大的校园里静悄悄的，学生们都早早下自习回宿舍了，耸立的教学楼群被夜的浓黑所笼罩，只有校长室里还透出零星的灯光，那是校长傅斯年又在加班了。傅斯年穿着一件臃肿的厚棉袍，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伏案写作，秘书那廉君在旁边整理着文件。傅斯年明天要参加两个会议，会议上的发言稿刚完成，他舒然地搁笔伸展筋骨，点燃烟斗，痛快地猛吸一口，烟雾在空中散落化为乌有。　　楼下看门的大爷已经不耐烦了，不止一次地蹒跚着上来又下去，想催促这位勤奋过头的校长早点回去，好快点在这么冷的天里钻热被窝。却又见傅斯年忽而又若有所思地铺开稿纸，在氤氲的烟雾中提笔埋头在涂抹着。老大爷只好悻悻地走开，回到楼下传达室无聊地等待着。　　原来傅斯年前几天收到一个叫洪庆章的学生的来信。作为一校之长，傅斯年的原则是答复政府公文可以让秘书那廉君代笔，但学生们来信他都是亲自动笔，以示对学生的尊重。今晚忙完公务后猛然记起，想必他怕学生等着急了，所以就迫不及待地回信了。　　这一幕其实是傅斯年在台大工作的很普通的一个晚上。自任校长来，无论是炎炎酷暑还是刺骨寒冬，台大校长办公室的灯总是最后熄灭。楼道锁门的大爷在每次不耐烦中逐渐习惯了校长的“生物钟”，而傅斯年的司机自从跟了他后，晚餐都包在福利社了，因为总是饿着肚皮等还不如吃点快餐。这样的日子自傅斯年任校长来已持续了一年多了，几乎每天晚上他都要熬到12点才能休息。　　有段时间傅斯年左眼血管破裂，读书写作都受到很大限制，他就捂住左眼写字。在读书写字已非常吃力之下，他不得不与秘书那廉君合作。由他来口述成句，那廉君记下话语大意。傅斯年有时为了加强语势，手就拿着烟斗作指挥，而那廉君则埋头伏案挥笔不停地记录。一个出口成章地滔滔不绝，一个不断地奋笔疾书，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　　后来为了工作方便，傅斯年干脆让那廉君搬到自己家里客房住下。那廉君时常半夜被傅斯年叫来写东西，因为一旦有创作欲望，傅斯年就坐卧不安。他俩合作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傅斯年为台大大一学生国文课本写的序，这篇文章很特别，全是用菜肴作的比喻，红烧肉、炸丸子……好多让人垂涎的美味都写在文章里，乍一看犹如一个花样翻新的菜单。傅斯年到台大后，在身体日渐衰落下，很多文章都是这样完成的，比如《台湾大学国文选拟议》、《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等。　　我们所看到的上面的劳作只是傅斯年工作的一小部分而已，他上任校长这两年来，为了使台大走上轨道，除了吃饭睡觉，时间都耗上去了，几乎每次回家街上都已人际寥寥。有人回忆道：“每次跑到傅先生家里，老是看到他孜孜不倦在定稿、看书，不是处理学校内事情，就是自己研究学问，傅先生所写的文章以及答复各方面的询问，都是他亲自动笔。”（金耀《忆傅斯年先生》），自来台湾，傅斯年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校务上，唯一一次陪夫人娱乐就是一起看了场哈孟特电影，以后逢人谈到娱乐就说这部电影。　　傅斯年任职期间正是台湾的非常时期，他日夜谋划统筹大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时还要处理繁巨的日常事务。他给李书华的信中说：“几次信都收到，我忙得要死，而写信则懒得要命！”他对李在法国专心做学问，连连说“真是幸福！不胜羡慕”！　　其侄傅乐成回忆说：“他(傅斯年)经常每日在校办公六小时以上，一进办公室，便无一分钟的休息，有时还须参加校外的###。……他那希望台大赶快办好的意念，竟使他坐卧不安。”傅斯年自己也不止一次地说，台大校长工作之繁忙，一般人是想象不到的，校长的职业是不可羡慕的。他向举荐他做校长的“###长”朱家骅半开玩笑地怪罪道：“你把我害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　　的确，台大的校长工作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却又乱作一团麻，几千名嗷嗷待哺的学生，上千名需要指挥的教职工，傅斯年是每次一到学校就忙得不可开交，他的身体也在一次次操劳中衰竭。但是傅斯年说归说，做还是踏踏实实地一步步做。面对台湾大学百废待兴的局面，繁巨冗杂的校务，他无法偷懒休息，只好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奔走操劳。书包 网 m 想看书来书包网身殉台大的最后时光（2）傅斯年本人身宽体圆，一些朋友经常叫他“傅胖子”。说起这个胖来还有段段子，他与李济、裘善元在抗战期间重庆赴宴。宴毕，主人替他们雇好三乘滑竿，裘善元第一个出来，抬夫见他胖，不愿抬，大家推让。第二个是李济，比前一个更胖，剩下来的四个人又互相推让一番。等到傅斯年走出来，剩下的两位抬夫抬头一看，拔腿便跑。　　晚年的肥胖让傅斯年吃尽了苦头，他因为胖得了顽劣的高血压，医生嘱咐他少吃盐或不吃盐，而肉类荤腥更是碰不得。所以平时在家夫人只让他吃点白米饭，配上西瓜、橘子之类的水果。这样“清淡”的饭菜让“食肉动物”傅斯年真是难以下咽，他常常背着夫人开禁。他有时利用上班在路上的时间，蹲到路边小吃摊上，买个肉饼或猪蹄香喷喷地啃起来。看到他那个谗样，司机也就“视而不见”地从不向夫人“告发”。　　有次下班秘书那廉君正在秘书室吃饭，傅斯年正好来找他，看到那廉君饭盒里还放着油晃晃的卤肉和黄焦焦的面包，三月不知肉滋味的他估计是馋坏了，一手拿起来塞到嘴里，边吃边颇为满足地乐道：“面包夹肉，正是很好的三明治。”秘书被他那样滑稽的满手油腻的馋相逗乐了，但大笑后却觉得几分辛酸。那廉君感叹道：“傅校长这一年零十个月来，每天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外，统统是用在台大上头。一代伟大的学者，每天为公事这么操劳，却连一顿可口的饭菜也不能享用！”　　1950年春，傅斯年血压猛然增高，亲友都劝其静养，向来大大咧咧的他却置若罔闻。夏天时他又查出患有胆结石，胆结石不是什么严重的大病，他动了次手术休息一些天，尚未痊愈就又回到他日夜惦记的校务工作上。这年11月，教务长钱思亮因公赴法，这下学校里里外外的杂事都落到他一人头上，可谓“又当爹又当娘”地忙里忙外。　　这时挚友罗家伦开始回到台北，结束国民党政府驻印度“大使”的工作。罗家伦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是一个颐养天年的闲差使。罗家伦与傅斯年可谓一辈子的朋友，从青年时代，两人在北大读书，作为外语系学生的罗家伦比傅斯年低了一届，但两人因为《新潮》杂志走到一起，成了那一时代北大学生中的风云人物。　　作为傅斯年的多年老朋友，罗家伦是太了解傅斯年这种一触即起的性格，让罗家伦印象最深的是，傅斯年在蒋介石面前都敢放肆地翘起二郎腿。有次美国将军麦克阿瑟访问台湾，蒋介石以最高规格接待，亲自率领五院院长、三军司令去机场接待，傅斯年被应邀到场。傅斯年那天表现格外出格，从次日报纸上看，贵宾席上坐着仅三个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傅斯年。傅斯年坦然自若地坐在沙发上，叼着个烟斗，跷起右腿，五院院长及其他政要毕恭毕敬地垂手而立，三军司令肃然站立。报纸新闻特写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其麦帅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　　悠闲下来的罗家伦经常去看傅斯年，每次看老朋友都是一身疲惫地忙着干不完的活，就劝老朋友不要那么卖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罗家伦比较反对他这一触即起的坏脾气，用傅斯年自己过去的话讽刺刺激他说：“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摆出一副搏斗的架势，小心糟人反攻。”　　傅斯年对自己的身体情况是清楚的，有次晚上写稿太晚，夫人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起身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在史语所一房间的书，死后要留给儿子。”他特意请董作宾治了一方印，刻上“孟真遗子之书”。　　1950年年底的这个夜晚之后不久，傅斯年不幸撒手人寰。没过多少日子，卫生署一人来傅家，送来一副眼镜，说是傅先生托他在香港为某学生配的。原来傅斯年为了发掘高才生，在台大举行作文比赛，由他亲自出题阅卷。一日他回家兴奋地告诉夫人，自己看到了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果然文才非凡。但这学生家境贫寒，患深度近视而不戴眼镜，问其为何，该生默然不答……　　等学生拿到这副眼镜时，傅斯年已不在人世了，学生只能含泪长跪在傅斯年墓前。　　世间已无傅斯年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了由蒋梦麟主持召集的“农复会”会议，主要讨论农业教育改革和保送大学生出国深造问题。傅斯年想借机多保送台大学生出国留学，在大会上主动地频频发言，提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会议进行的两个多小时中，傅斯年不改一向的谈笑风生，他一会儿用汉语侃侃而谈，一会儿用英语和美国人滔滔不绝。午饭后2点多，他又转战去省议会厅，列席省议会第五次会议，此次会议参议员咨询的主要是有关教育行政的问题，多数由###陈雪屏作答。　　下午5时40分左右，参议员郭宝基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包括国民党###从大陆运到台湾保存在台大的教育器材的失盗，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等问题。这些问题因涉及台大，须由傅斯年亲自答复。这两件事尤其是器材失盗之事，本来就使傅斯年相当愤怒。原来台大保存了一批由大陆运出的器材，结果被台大保管股长杨如萍等人盗卖，后来虽被侦破，但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负面反响。此等丑事竟出在傅斯年眼皮底下，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当即拍案而起宣布要清除所有败类。　　现在参议员郭宝基再次提起，一向嫉恶如仇的傅斯年仍然相当激动，说话开始有点语无伦次。傅斯年吃力地结束讲话后，缓缓地移动脚步，回到距离发言台三四步路的座位上。因为发言台离座位太近了，他的纡缓步伐和苍白的面容，并未被人所发觉。　　直到6时18分左右，主持会议的李万居宣布散会，跨下主席台与傅斯年握手时，发现他的手指冰冷，李万居惊呼：“傅先生，您的手怎么这样冷？”站在两旁的陈雪屏和谢东闵闻声赶忙用手扶他，陈雪屏低声问：“孟真，你觉得不舒服吗？”当时傅斯年用手扶额，站起来的身体又重复坐下，微弱地说：“我不行了，我不行了。”他一面说一面挣扎着闭上眼睛。　　这时懂医学的人赶紧跑过来替他诊脉，发觉血压居高不下，知道是脑溢血发作，于是一面指挥把座椅拼起来，使傅斯年能够平卧，脑袋枕着一个高高的皮包，一面指挥用冷毛巾贴额。随后大家慌忙把他送到台大医院抢救。　　蒋介石闻讯后，嘱咐陈诚动员台湾所有的名医，不惜一切代价来抢救傅斯年，并要陈诚每半个小时给他通一次电话，及时报告傅斯年的病情。蒋介石终止一切公务活动，守候在电话机旁边，焦急地等待。晚上11点23分，傅斯年终于停止了呼吸。　　傅斯年逝世的消息犹如晴空霹雳，使得整个台大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参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对外宣布：傅斯年校长于20日夜“弃世”了。结果这位议长的国语不太好，被一些记者听成“气死”了。消息马上传开，说傅校长是被郭国基“气死”的。　　郭国基平常以盛气凌人著称，傅斯年以“大炮”之名行世，深爱傅斯年的台大学生们深信此说不谬，于是第二天有二百多名学生打着“痛失良师”的旗帜，围在“省参议会”门口，强烈要求郭国基出来解释。郭国基见学生来势汹汹，就偷偷地溜走了。陈雪屏等多方劝导说明，学生们还是要郭国基出面作答，最后台北市警察局局长亲自出来维持秩序。这时天下起了磅礴大雨，学生们在雨中呼唤着他们心爱的校长的名字，誓要揪出“气死”校长的罪魁祸首。直到台大训导长赶到呈明真相，并答应学生这个问题由“议会”书面答复，悲伤的学生们　　才一一散去。　　傅斯年猝然弃世，在台湾引起了巨大反响，台大师生为了悼念校长，特意在第二天停课一天，并下半旗志哀。各院系学生主动列队高举“国失桢干”、“痛失良师”白布横幅，前往极乐殡仪馆瞻仰校长的遗容。远在美国的胡适闻讯后说：“有人攻击我，傅斯年总是挺身而出，说：‘你们不配骂胡适之。’　　那意思是只有他才配骂。他也承认这一点。”从此，这个世界上胡适认为再没有人有资格骂他了，这一点令胡适无比痛惜。　　设在殡仪馆的灵堂中悬挂着傅氏的遗像，灵案前放满了各界悼念的鲜花。蒋介石亲临追悼会，各界要人络绎不绝，都踏着泥泞的路来为傅斯年送行。台湾大学师生挽联曰：“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人们给予这位大气磅礴的学人以高度评价，台大在校园内实验植物园择地专门建造了一座罗马式纪念亭。亭中砌长方形墓一座，墓前立有无字碑。园中人们捐赠架设了一口纪念钟，钟上刻着傅斯年提出的台湾大学的校训　　“敦品、力学、爱国、爱人”八个大字。在傅斯年逝世一周年祭日时，他的骨灰被安葬在纪念亭内的墓钟。从此傅斯年最后的安身之地被称为“傅园”，那　　口纪念钟则被称为“傅钟”。每节上下课“傅钟”都会响21声，因为这位校长曾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如今走进台大校园，还能找到被称为傅园的傅斯年墓。傅斯年虽非台大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台大这么多年来，有多少位校长，然而反复被人提及和怀念的只有傅斯年一人而已。他之所以能把台大办成孤岛上的北大，这不仅取决于他的才干，取决于他大刀阔斧的勇气与锐气，更主要是他的办学理念，他完全继承了北大的传统，纯粹为办大学而办大学，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　　傅斯年的至交胡适评价道：“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放“大炮”又发虎威，毕竟不是学者的本行，傅斯年同时代的学者曾指出：“他寄身政治，因此没有取得应该取得的更大的学术成就。但是他所创立的史料学派，已经足以让他立足于国学大师的行列了。”　　傅斯年在大陆一度被当作“反动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而遭到狠批，进而几乎被历史所遗忘。然而与一些过眼烟云的流派相比，傅斯年脚踏实地的史料学派自有其存在的价值。近年来“回到傅斯年”渐渐成为学界的一种声音，一些介绍他的文字开始见诸媒体。这不禁让人感叹，近代史上还有这么一位有学问、有志气、有血性和有修养的知识分子。学术与政治之间（1）1949年对徐复观来说注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一年。早在三年前他就绝意仕进一心向学，从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副秘书长这一显赫的位置上急流勇退，主动远离纷争烦扰的宦海生涯，回到古朴宁静的书斋中。这一年国共对峙两强相争的结果已见出分晓，时局的变化把徐复观又拉回到现实政治的漩涡里。面对国民党大厦将倾的存亡之际，他作为前国民党陆军少将，曾经的最高权力核心边的红人， “兴师勤王”效忠党国是义不容辞的道义和职责。　　1月21日，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节节败退，已输了半壁江山的62岁的蒋介石，在南京宣布下野，回到奉化溪口老家。这次是蒋介石第三次下野，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在家乡的时间格外的漫长。虽然他离开了总统的宝座，但仍然以国民党总裁的名号，遥控着政局和军队。面对着军事上一败涂地的境况，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已是一筹莫展。他反思这些年国民党作为泱泱大国的第一执政大党，却这么不得民心，转眼间把大好河山葬送，腐败无能和派系斗争估计是党内一大顽疾。痛定思痛，他心中很自然想起自己过去的随从秘书徐复观，因为徐复观曾多次跟他直谏改革国民党势在必行。　　徐复观在抗战时期就有“由救国民党来救中国”的想法。当时他是一个年轻的国民党下级军官，以军令部联络参谋的身份被派驻延安半年，因为一度不满国民党内部痼疾和流弊，他从延安回来后想一走了之，在朋友劝告下才见了时任国民党参谋总长何应钦，并由何应钦引荐给蒋介石。徐复观与蒋介石初次见面是在重庆曾家岩侍从室内。事先侍从武官告诫徐复观，委员长日理万机非常繁忙，他的报告不要超过五分钟。但徐复观的谈话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兴趣，被一再示意继续讲下去。徐复观跟蒋面谈了大概三十多分钟，给蒋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名普通军官的报告能引起蒋介石的注意，足见徐复观不凡见地。　　没多久，蒋介石就深夜传唤了徐复观，让这个乡下青年又惊又喜。见面后蒋介石只是非常闲适地问了他一些无关紧要的闲事，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安慰他的话。在谈话快结束时，蒋介石忽然拿出一张便条，写着“送徐参谋复观叁千元”几个字，硬是塞在徐复观口袋里，他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让徐目瞪口呆。在徐临行告辞时，蒋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不要离开重庆”。　　因为蒋介石的欣赏提拔，1944年，徐复观被以军委会高参名义，调至参谋总长办公室任联合秘书处秘书长随从秘书。1945年春，他改任侍从室第六组职，这是一个主管情报、意见书的集中和选择的机要部门。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徐复观已一路青云直上升任总裁随从秘书参加会议。8月抗战胜利后，徐复观任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副秘书长。　　这时的徐复观仕途扶摇直上，他被获准参加蒋介石惯常的每周一次的官邸汇报，这个汇报其实就是边吃饭边聊工作，官邸汇报的人除了徐复观外都是党国要人。在官场上餐桌会议可是当政者权力核心所在，春风得意的徐复观此刻无疑成了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可能正是因为老谋深算的蒋介石了解徐复观没有任何其他背景，所以比较放心地允许他随意地高谈阔论。徐复观个性根本也不是那种城府很深玩政治的料，他性格狂狷，绝不曲行媚世，经常在蒋介石面前大胆放肆地针砭时弊。　　几年来徐复观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蒋介石面前犯颜上谏，希望在当时渐趋空虚庞大的国民党内建立一个新的组织，这个组织是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民主政党，它代表自耕农及工人的利益，并实行土地改革。在一次汇报完工作后，蒋介石特意向徐复观指示，其所说的建立新组织的问题是需要的，他可以作为负责人循序进行。徐复观听闻后如雷贯耳，当下涌起的却是一股无法形容的异常沉重难过的感觉，觉得这么重似千斤的担子，怎能是他个人所担负起的？所以他请示蒋介石来指定几位高干以集体形式研究出一个方案。蒋介石出于对徐复观的信任，不假思索地点头允诺，钦点蒋经国也参与进来。但如此繁复浩大的工程具体操作起来，没有当初想象中那么简单，结果徐复观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退出。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学术与政治之间（2）事情虽算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但蒋介石在自己王朝行将崩溃的前夕，很自然想起多次诚心诚意提醒过自己的部下。亡羊补牢，犹未晚矣！蒋介石自我反省道：“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在1949年3月的倒春寒中，病急乱投医的蒋介石在溪口蒋家老宅召见了老部下徐复观。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徐复观虽然感觉大势已去，其内心也早想退出让他厌倦的现实政治，但领袖的招呼不能不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徐复观从广州风尘仆仆地赶赴奉化面见蒋介石，并在溪口陪侍蒋介石住了四十多天，系统起草了一个“中兴方略草案”。　　在这个所谓的“中兴方略”里，徐复观抛弃当年提出的以勤劳大众为主体的方案，试图团结一些知识分子。他企望能使三民主义与民主自由融合、三民主义的信徒与自由主义者合作，不只是注重拉拢几个人，而是想把自由民主精神注入到国民党内部来，一洗党国的沉疴。徐复观此前的文化研究已促成他政治思想的变化，这样的政治改组的理念让他在脑海中又开始憧憬出一幅美好的蓝图。然而毕竟是书生意气的救国方略，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　　徐复观没能够给行将就木的国民党开出一剂起死回生的良方，这根本不是他的思想或者方案高明与否的问题，历史的大势所趋终究是他个人难以阻挡的。他徐复观纵有回天之力，也无法挽旧屋于欲颓。这次政治理想的彻底失败，无疑让他感觉到对政治的筋疲力尽。徐复观觉得回归书斋才是他的本性，所以他向蒋介石申请港币9万元，创办《民主评论》杂志。　　徐复观为何莫明其妙想到办杂志？其实早在1946年他就创办过《学原》杂志。因为经常叨陪末光的缘故，他有机会接触了很多国民党党政高层人物，他发现蒋介石周围很多是庸庸碌碌的无能之辈。徐复观一向火力十足地批评国民党腐败无能，而国家民族几乎无才可用。有天他突发奇想，单纯地认为可能国家人才藏在党政军之外的学术界，因为人才基于学术，那么最高学府里的大学老师自然有不少是饱学之士，可备国家的缓急之用。他自己先前想当大学教授而没能当上，所以他对大学教授评价非常之高，认为这些人才有真才实学，是血性良心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元气。于是在徐复观内心所蕴蓄的20年的憧憬，及由对时代责任感而来的迫切期待，使他急于想和这些先生们通通气。　　隔行如隔山，徐复观丘八出身，凭什么和自命清高的大学教授们来往呢？于是他想出办一个学术性的刊物作为通向大学教授间的桥梁的权宜之计。1946年他乘抗战结束裁军减员之机退役，随后筹资办了《学原》杂志，以倡导学术，集合人才，刷新吏治，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基础为主旨。《学原》的经费是由蒋介石拨款专项支持。时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的陈布雷是徐复观的顶头上司，两人关系非同一般。虽说徐复观对国民党的批评直言不讳，但蒋介石与陈布雷都知此人忠心可鉴，基本都认同他真实而不失尖锐的观点。徐复观把计划办一本杂志，并需要一亿元款项的事情告诉了陈布雷，陈表示现在财政正是紧张，建议他申请五千万元。徐复观决意按原定一亿元数目呈上后，蒋介石出乎意料地让属下照单全付。　　《学原》杂志是一个规格颇高的理论刊物，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合办。当时一些知名的学者，比如熊十力、钱穆、唐兰、杨树达、唐君毅、牟宗三等，都纷纷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杂志一时影响颇为广泛。因为办杂志使得徐复观与学界和教授们联系紧密，为他进入学界打开了方便之门。他自己深悟老师熊十力先生“亡国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之言，遂转向中国文化的研究，由此他发现了国家民族的新希望。在办《学原》过程中，他与唐君毅和牟宗三几人达成共识，以儒家文化精神相号召砥砺，共同走上了文化复兴中国之路。这段办刊的经历也算是徐复观走向国学研究的一个尝试。　　然而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境况下，国家财政经济领域接近崩溃的边缘，徐复观和他的《学原》杂志同样难逃劫数。1948年通货膨胀使得物价飞涨，徐复观的老上司陈布雷为了缓解危机，积极支持政府进行法币制度的改革，不但自己带头把法币兑换成金圆券，而且还积极开展对亲朋好友的轮番思想工作，徐复观当然是他首要的争取对象。陈布雷说动徐复观把用来办《学原》刊物的经费，全部兑换成金圆券。徐复观不乐意冒险，陈布雷万分沉痛地说：“复观兄不拥护国策，谁拥护国策？金圆券完了，我们也完了，还办什么刊物？”徐复观被陈布雷的大公无私的“谋党”之心所深深感动，头脑一发热就同意了。没想到金圆券很快贬值成一文不值的废纸，徐复观的办刊经费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学原》杂志也被迫停刊。　　1948年底，《学原》停刊后徐复观怀着极其苦闷的心情举家南下广州。面对国民党惨败的局面，徐复观是痛心疾首，愁深似海的激愤之情自然时时流露。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妻子王世高经常在半夜被忧重如山的徐复观叫醒，他一次次忐忑不安地梦中叫喊道：“共产党会随时过江的！”　　第二年年初，流亡的徐复观正如前文所言收到了蒋介石的急电，要求他去奉化共商“中兴大业”。然而他这次理想主义行动注定要以失败告终，他的政治抱负再次受到现实的玷污后，他由此对政治产生了永久的绝望，促使他把满腔的激情放到了思想学术上。　　徐复观决定在“快要成为斗争最前线的香港办个刊物，担当一份思想斗争的责任，又可以和现实政治保持相当的距离”。拿着“向故总统蒋公要来的”9万港币，他以自由人的身份南下创办了《民主评论》。并由政论起步，开始了向学术界转向——这一转向，自然也包含着从学术的角度走向政治、反思政治问题的意向。与此同时，他思想中的传统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双重品格，也迅速显现出来。　　书包网 m临歧分手竟反目（1）1949年4月10日，徐复观在即将南走之际，接到老师熊十力的加急长书。老师在信中极力劝阻他去台湾，在这封长信里，熊十力语重心长地向爱徒讲述不能去台湾的理由，条分缕析地把为何不能去台湾的种种原因剖析得淋漓尽致，比如国军已是全无斗志，美国人的援助绝对是靠不住的，国民党小朝廷仍旧不思进取……作为老师的熊十力是尽自己最大努力，一片苦心地将台湾保不住的各种理由一一罗列，规劝学生别走上他老人家认为的不归之歧路。　　熊十力乃现代新儒家的开山鼻祖，湖北黄冈上巴河乡人，与徐复观家乡浠水团陂镇相隔不过十公里路，同在两县交界的巴水之侧。熊十力出身贫寒，少时曾为人牧牛，全靠勤奋自学成才。在武昌国学馆执教期间，仍是一贫如洗，连换洗衣服也只有一套，晚上洗来晾干后次日再穿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