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们是很年轻的，以中会人民共和国算，只有四十几年，是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国家，也将充满现代的科学和文化意识。该怎样就怎样　　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得过诺贝尔奖，这使中国作家很不服气，又很不舒服。因为中国既是文明古国，又是文化大国，生产文化而且出口文化，如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均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一度有人撰文说，老舍是差一点得上诺贝尔奖的，但就在讨论给他奖时，他却走向太平湖辞别人间了。很为可惜。又一说是鲁迅差一点得了诺贝尔奖的，但鲁迅拒绝了。以上这两种说法，后来均被诺贝尔奖的评委所否认，是没有的事。这便可以看出，中国文人心头的诺贝尔情结，居然纠缠了半个多世纪。　　不过，我们现在的作家比往时的还聪明，索性不再杜撰谁谁差点儿得了奖，因为现在媒体很发达，不定又传到评很那里去，一旦被人家否定很伤感情和面子。现在的办法是，指出诺贝尔奖并不怎么样，甚至很多庸才也得此奖，而很多有非凡成就的人也并没有获得，如托尔斯泰等。连托老都没有得诺贝尔奖，我们为什么要得呢?或者说，不是我们不行啊，是评委没有眼光。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诺贝尔评委是西方人，对中国有偏见，印度和日本得了么，那因为他们一是西方的殖民地，一是西方联盟，而我们都不是。还有一说，是西方人不懂汉语，但诺贝尔评委说，世界上不光只有汉语难懂，还有好多国家的语言也不好懂。想想，的确是这样。　　这里很说明我们的心态有问题，明明想得到的东西，却鄙视它，并且旁证博引出连托尔斯泰也没有得。然而，事实上是，我在许多作家的书架上都看到了诺贝尔获奖作家文集。似乎都齐了，包括大江键三郎的。我们的诺贝尔情结，其实很无必要，引伸一下，我们总不能因为奥运会是西方人发起的，就说奥运会金牌没有什么了不起吧?　　中国的文学，到底进入何等水准了呢?是不是好作家多得不得了，甚至是泛监成灾了?有一次私下和几个文友议论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评比，的确，搬着指头居然没有数出几部绝对应该得奖的作品，国内的奖项似乎都难以评下去，以什么去争诺贝尔奖呢?　　而鉴于我们的习态，中国作家还是不得诺贝奖为上。否则，极可能会争来一顶崇洋媚外的高帽。电影导演张艺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张氏的电影在西方获奖多，于是就有人撰文推测，张氏是揣透了洋人的心理拍片的，所以才把中国拍得那么落后或者丑陋来讨洋评委的欢心。言下之意，张氏是卖国求荣了。但事实上，洋评委是否真的很喜欢看反映旧中国落后的电影，这些坐在家里的撰稿人也仅是一种揣度，是一种心态使然。　　我们一边说洋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心里面又特别在意，甚至在意得过头。出国团体统一制作服装就是一例。想想那种情影，一拨中国企业家或者官员，穿着统一的服装，迈着相同的步子，带着相同的表情从巴黎或者纽约的街头走过，是不是怪怪的?你出国去完成你的任务，去干你的事，统一个服装干什么?让一辈子也到不了中国来的西方人看了，哦，中国人原来是这样的啊，居然连穿衣戴帽都统一到一种式样!这的确是自己否曲了自己。因为，在国内我们并不是这样的啊，起码，我们穿衣戴帽是非常自由的啊，并没有哪级政府要求统一的啊，为什么出国就必须如此呢?说白了，这是一种心态上的毛病。不过，这两年有所改观，大约是出去见识多了，心态也正常了些。毕竟，你在巴黎的街头走，并没有电影中的那种影象，会有好些巴黎人跑过来围观，哦，中国人来了。大家都很正常，各走各的路。想反，这么一统一，倒引来侧目了。　　北京市的“面的”是为一景。“面的”这种交通工具，还真符合国情，便宜、适用，收入好一些的老百姓承受得起。但是，两年前就开始有人臭“面的”了。每每打“面的”，就有“面的”司机发牢骚，并且举例说，夏利也就三个缸，不过如此而已。“面的”司机的心态当然不大对头，他们老想抓夏利臭它一臭。但是，如果没有人这么臭“面的”，“面的”司机大约是不会这么与夏利过不去的。但有关这些，还都不使我感到惊讶，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居然有高级一些的人士称，“面的”这种交通工具，档次太低，影响北京市容。而北京，又是中国的首都，是国际大都市，是中国的窗口。因此，提议灭掉“面的”，改而上档次高一些的车子。　　如果说，以安全性或者其它技术指标为由淘汰面的，那就没什么话好说。但以影响市容为由，确实里面有心态问题。这里，我要提一个问题，我们是为自己生活还是为西方人生活?以我们现在的经济实力，坐面的当然坐得很好，老百姓喜欢坐这种便宜实在的交通工具。我们搭乘交通工具的目的，也是从复兴门到三元桥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而不是摆谱。它影响了什么呢?在德国，出租都是奔驰，难道我们都上奔驰就为国争光吗?其实，作为公正的西方人来说，穷而奢华才是让人不能接受的。面的已经实在地体现北京人生活的进步了，并没有那些神经过敏和人说的那样，果真是影响了北京的市容。最关键的是，我们是活给别人看，还是活得自己感觉自在和方便。话再说回来，西方人来了中国，大约也并非专门来考察你坐什么车的，在王府井、建国门这些地方，西方人也骑着在天桥旧自行车市场买来的破自行车，这很正常。　　对西方太神经过敏，在今后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一点确实应该调整。关于爱国，用不着天天挂在嘴上。据说国奥队在兵败大马之前，主教练居然叫队员会前会后起立唱国歌，结果最后还是输了球。如果赢了，自然会少不了通过媒体爆炒一通如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一章。但事实上，足球不是唱国歌就可以打败对方的。得有实力，还得排兵布阵得当。把事事与爱国连在一起，弄得神经紧张，这显然过了。而最叫人啼笑皆非的是，是与格雷米奥的一场球，这场足球由一位中国裁判吹哨，据说是爱国主义使然，以至出现偏袒，结果叫人家涮了一通，而且以后带队到中国比赛，他们要自己带裁判来。这种恶劣影响，我以为已经超出足球本身了，因为外国球队有了中国人不讲原则这种印象，以为中国各界人干均是如此。对此，足协的某些官员居然还说，他们在日本就不敢这么说。这让人感觉远不是那么回事。如果从商业目的去考虑，偏袒是想赢球，为了门票收入倒还解释得通的。　　有一种奇怪的心态在我们中间漫延。　　一次坐公共汽车，有两个年轻人打架，一位十分可爱的北京老人扯住并教训他们，指出打架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是错误的。他说，你们怎么可以打架?这很不文明，你们要记住你们是首都人啊。我想这种语境在北京的其它很多方面我们都能听见到。推出一个公式是:你是首都人，所以你应该讲文明。你应该为首都文明起来。在很多电视画面上，也见得到这种情景。然而，引伸一下，如果不是在首都呢?人是不是可以不讲文明?当然不是。这里面就有一种心态，我们一些人讲文明，不是为了自己生活在美丽和秩序中，而是为了类似于首都、窗口之类的环境，这起码不是文明的根本所在。比如说我们在别的地方，甚至在非洲荒野，难道就不要保持文明?在我们的心态中，的确有很多活给别人看的东西。　　其实，我们的环境、服装、生活方式、文明准则等等，首先一条，是我们自己的需要，为了我们的卫生和舒适。比如餐馆的卫生，商场的秩序，都应该是主观为了生活的美好，给人看是客观的。把给人看为目的的文明，很难称之为真正的文明。如同去年，世界妇女大会要在北京市召开了，很多地方大打卫生仗，要开国际性的会了，搞好卫生吧，这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会议过去，再去今年的北京许多地方，卫生情况照旧很差，这都说明了一种我们事实存在一种心理，给人看而不是文明的自觉及自需。　　当然，世界上很多国家或地区也有我们这种情况，也会搞突击性的环保活动。然而，如同我们这么明显，却并不是很多。给人的印象是，我们似乎要靠外国人的监督才有文明起来的动力，这倒印证了他们的话，我们的文明是他们带来的。这样的贸易不要做　　这些年，经常可以看到媒体上介绍，某某地方创利多少，创外汇多少的报道。这里面可以看出一种心情，即这个地方，不仅创利了，而且还赚来了美钞。其实，在我们国内，统计和结算是以人民币为标准的，因此，完全可以将赚来的美钞以人民币折算到一起，成为一个总的数目，完全用不着再在人民币的收入上，后缀一个创汇多少(对外贸易商务总结及汇报除外)，美国人大约不会在赚取了多少美钞以外，再总结一条，赚得中元、日元多少吧。　　当创汇成为一个体现业绩指标的时候，很能给拿着美钞到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一个好压价的机会。而且，不仅老外压价，在我们自己内部就出现竞相压价的要受损失。因为争着创汇，加上信自不是那么灵通，或者说，明知道是要受损失，却还要去做，这就使中国的产品在实际创利中大打折扣。为什么宁愿少赚钱而要硬做成生意?这里面当然有想出成绩的因素。　　精明的西方人大约看清了我们这一点，所以，我们外贸出口的产品，并不比销往国内市场更赚钱，很多甚至只达到保本。一些地方或商家解释是，为了多赚点外汇。诚然，想多赚外汇这个出发点并不错，错就错在生意上始终处于被动。一个外向型企业的经理这样说，我们并不想卖这么低的价，但我们不卖，老外去别的省份，我们同行都互相压价，所以没有什么利润可言。　　暂且不论这种状态对我们有多大损害，互相压价是一种商业竞争手段，对国人是，对外国人也是。问题在于，任何事情一旦超越常规，都是一种弊端。不赚钱而做出口生意，这大约是我们现在的一种状况，以现在我们刚迈入国际市场而言，似还没什么可说，外国公司为打开中国市场，也可能采取类似方针。关键的是，得有后援手段。日本佳能在打中国市场时，他们卖便宜货而不吃亏。日本佳能的BJ30喷墨打印机，在北京的价格已经跌破两千大关，这种很精巧的喷墨打印机，两千元的价格的确不算贵。在年前，我到中关村去买回一台，体积小，性能方面也是不错的，算得上真正的物美价廉。但是，我错了，待我使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一个情况，那就是它的墨盒不便宜。用不多久时间，买墨盒的钱就越如出打印机的钱。这是佳能公司的精明，以它的墨盒的价格，即使是白送一台打印机给中国真正的用户，他们都有大钱好赚。这就是他们压价的后援手段。　　那么美国的公司呢?以IBM、微软这些公司为例，在市场行销方面，也有自己的方法。最典型的，要算软件的升级了。与电脑商密切结合的软件商，总是把每一种最新推出的新软件提高内存及运转要求。视窗95的性能没话可说，但是，并非中国用户都消受得起。前几年，386的机型内置还用得上他们的软件，到了1995年，情况不同了，他们上486和586奔腾机，于是，最优秀的软件与386无缘。如果想用，你买新机型好了。或者说，以最优秀的软件让你不得考虑他们的新杨型。这里可以顺便说说美国的议员多尔，他指责中国盗版成风，已使美国每年在中国遭受达10亿美元的损失。事实上，盗版情况哪儿都有，否则就不可能产生出一个著作版权法。在中国当然有盗版行为，但损失10亿美元纯属夸大事实。因为以现在中国人的电脑保有量来看，很多机型仍属286和386，486的热销，是到1995年才开始的。而这些286和386中，又有相当部份是属兼容机，这种组装起来的兼容机，内存大多在两兆之间，根本无法运转美国的新版本。至于光盘，也同样如此，即使美国公司到中国来免费派送软件，也真很难送出10亿美元的常规软件。事实相反，美国公司到中国来从最低机型进入市场，比如在美国已经消失286和386以后，仍在这里做这种低机型，已对中国用户伤害很大。因为现在手中保留有386这种机型的用户，面对今天的软件十分尴尬。　　当然，这里不是说完全要照外国公司的方法做，但是，他们的经验确实可以让我们深入思考，不要因此好容易盼来了一个买主，就竞相争夺，还没有从外国公司和里赢得利益，就在自己家里打得遍体鳞伤。　　在今天，我们的商家确实在走两个极端，一是对国内市场定价奇高，一惯走高价位；而对国外市场则又定价奇低，到了只求保本的境况。甚至是国内赚钱国外赔，而导至这种结果的出发点仅仅是为了创汇，为了美钞。美钞很好，但也要币有所值。况且，并非是把产品卖给美国人就一定要不赚钱啊，在这方面，完全可以建立国家行业协会之类的机构进行协商，起码应该制订最低价目表，否则，外商大有空子好钻。而实际情况，中国产品在国外的超市上卖得并不是那么便宜，比起我们的口岸价来说。拿开你肮脏的手:我们不要性骚扰　　目前外企在中国的人权记录非常之糟糕，借遵守厂规为名对工人实行人身限制，出厂搜身检查等等，甚至有韩国老板对工人实施罚跪的事件发生。这些丑恶行为，不仅粗暴地触犯了中国的法律，损害了中国工人的人格尊严，同时也给中国人民造成对当事人国家的不良印象。但最让人不能容忍的，恐怕还是性骚扰。　　在中国的所谓外企，均指来自国外投资者兴办的企业或其商务代理。目前，这些企业大多来自西方及亚洲的日本和韩国，也是所谓的自由世界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的法律大约均不许业主侵犯人权，包括性骚扰。然而，他们在中国的名声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况愈下，使普遍的中国人认为外企是最脏污的地方。一位中国母亲在阻止她的女儿进外企时，竟涕泪双流地对女儿说:孩子啊，你总得给我留张老脸出门吧?　　在北京和其它城市，的确有很多人认为，年轻美貌的女孩子到外企去当白领就是给外国老板做“小蜜”。即使在不这样认为的人心里，也觉得那里不是什么好地主，好女孩子难免会堕落。然而，到外企去就业对于青年人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工资收入高，工作环境好，甚至有出国旅游的机会。也因为这个诱惑，外企老板或其商务代表，就以此作“甜饼”，抛向一个个天真无邪而充满幻想的女孩子。　　外企的性骚扰几乎成为“公开的秘密”，不仅在民间流传，而且屡见报端。上海的《青年报》曾这样报道:外语学院的一位南京籍的应届毕业女研究生通过人才市场推荐到某外企工作，但正当面试结束，工资谈妥，就等迁户口时，她却不辞而别，好端端的工作说放弃就放弃，搞得人才市场的人士好生不角。问了好几次也没有问出结果。直到最后不得已之下女孩迸出这么一句话:在那里我觉得不安全。　　目前骚扰外企女性白领的主要是他们所属公司的老外，仗着自己是公司或部门的头，远离故乡的他们常常仗着手中的权力，骚扰他们手下的女秘书、接待、行政助理乃至部门经理。有的向她们传播不健康的或与性有关的照片、文章，有的向她们寄淫秽的挑逗性的信件，有的过份殷勤讨好雇员，以性关系作为改善其待遇的条件，或连连提出不正常的约会等等。一旦雇员拒绝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很容易动用诸如降职、解雇等手段。有的公司里，几乎每个月都有女员工莫名其妙地离开，究其原因无非是两两种，一是受不了性骚扰主动辞职；另一种是拒绝了性骚扰被辞退的。有关人士就此呼呈:绝不容许性骚扰之风在外企滋长。　　尽管有人怒目，但在我们各种报刊上，外睦招聘女职员的广告仍是源源不断，而无一例外都要求年轻未婚、象貌端章、性格开朗的女性，并许以优厚的待遇。北京人甚至有一句玩笑话:现在街上很难看到漂亮的女孩子了，她们都到建国门那边去了。建国门何许地方也?外交使馆和外企最密集的地方。　　国人在大力呼吁健全法制，严惩性骚扰行为之时，来自外企的一方却表达出另一种声音。一位名叫约翰逊·亨里斯的美国公司驻京商务代理竟无耻地说:你们国家的女孩子欢迎我们骚扰，我们有钱，身体棒，她们不喜欢你们中国男人，所以，你们中国男人都吃醋。在现实中，我们不排除有这样的女孩，但是，中国的绝大多数女孩子是绝对不会同意这个美国人的话的。一位愤而从外企辞职转而从事新闻的女孩说，那些老外都是些色狼!见过面请你上一次麦当劳，转回的路上就请你去他的公寓要你陪他上床。这位女记者介绍，那些老外很会摸中国女孩子的心理，从外国回来时，总免不了要带点什么外国香水、口红、巧克力什么的，有的明目张胆地说，要就请到他公寓去拿。这位女记者的一位要好的朋友说，一个老外甚至把她邀去给了她一包法国口香糖，就去撩她的裙子，她只好冲到窗前大喊救命，才得以保身。但结果当然可知，这位拒不让老外撩裙子的女孩在第二天就被炒了鱿鱼。　　老外们都急疯了。一位现在已经独立经商的女士说，我在给他当秘书的时候，心里根本装不下别的，整天就想着怎么才能不让老外沾上便宜，一天天地下来，就像在纳粹营里度日，每天走在下班的路上，才长松一口气，今天终于没事了。但有的时候，你真是想躲也躲不了，比如他找你要一支笔，你递过去时，他却不拿笔，毛茸茸的大手一把抓住你的手不放。有时他会叫你在电脑里找一个并不存在的文件，当你找了半天正为找不到文件而心急火燎时，他就过来“帮你”，一个手敲键盘，一个手就搂住你的肩头了，趁机脸也贴过来，一股牛臊气快要把人薰晕过去。如果你反抗，他就说你这是对工作不负责任，说你笨得连一个文件都找不到，不找出这个文件就别下班!　　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一方面是老外们肆无忌惮地进行性骚扰，一方面是白领女性为保住一份工作而不得不面对性骚扰忍气吞声。但由于过去没有这个现象，或者有，却不严重，不普遍，因此导致司法滞后。现在，法律应该出来说话了。我们的政府开放，引进外资，引进技术，但不引进性骚扰。对于这个问题，一些正直的外国人也为之愤怒，他们说，那些人在国内时，老老实实，还有绅士派头，一出来就变了，简直就像一条条公狗!一部分真正搞发展的比较著名的外企，也用极其严格的规定限制性骚扰活动。绝对不容许共外籍职员发生如下性骚扰现象:语言骚扰、视觉骚扰、人身骚扰等，一经发现或举报，即予以辞退回国。　　但非常遗憾的是，很多外企只考核利润而不考核职员的道德作风，对职员的生活听之任之。因而老外们有持无恐，脸皮也越来越厚。有一位中年老外在骚扰其女职员时，不巧被其上司碰见，受到一番训斥以后，意然不检讨自己的丑恶行为，反而说:“中国这个国家不开放，没有妓院，无法解决他的性饥渴，不尊重人权。”这真是荒谬之极的谬论，自己不轨反而说别人。　　很多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受教育程度高，讲文明，有修养，尤其是一些向往发达国家的人，他们甚至也欣赏某些外国人的观点，认为外国的性解放好。中国现在也不是封建时代，跨国婚姻也不是什么新闻，但性骚扰是应该受法律制裁的，这一点我们要看到，否则，就是帮老外来欺侮自己的姐妹了。　　就是一些有文化的西方人，其实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尚，对于外企存在的性骚扰现象，他们觉得很正常，并认为“这是经济发展应该付出的代价，你们不让他们骚扰，他们就不肯到你们国家来，他们不来，你们引进外资和技术的目标就会难以实现，哪个发展中国都是这样，你们不要大惊小怪。”甚至有一位西方研究汉学的学者说出，“性骚扰不会亡国，真正亡国的，是经济落后。英国人打你们，日本占领你们的国家，都是因为经济不发达，从这个角度来看，用性骚扰换取经济发展，是以小换大。”这种殖民主义话语，只让人听了愤怒。一个在北大留学的日本留沉重居然也是一付西方面孔，他说，中国有性压抑，在日本，性压抑是不存在的，电视台搞的性教育如你们电视中教做菜一样正常，你们始终是生活在性压抑的苦闷和阴影中。从你们的文学也看得出来，你们的文学，是一种中性文学，充满了一股太监文化基调，张贤亮写了一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小说，你们就抨击他，后来出了一套小女人丛书，你们也抨击，只有中性，才能在你们的文学界得到认可。　　这位日本留学生简直是满嘴喷粪!一派胡言!他这种片面歪曲，除了可恶，也是无知。在中国的男作家中，有很多是称得上硬汉文学，莫然、朱苏进、李存葆、周涛、梁晓声等都是公认的硬汉作家，在他们的文字中莫不张扬着男子汉的阳刚之气。而著名的青年女作家如残雪、徐小斌、赵凝、林白、陈染等，又都流淌着鲜明的女性意识，他们的作品，也都得到文学界的公认，中性文学是无稽之谈。　　不论是外国人怎么辩解吧，性骚扰是不得人心的。也不论是在中国还是他们本国，都将会受到道德和法律的惩治。这是一个时间问题。目前，在外企工作的年轻女性，大多可以称得上是优秀人才，有学历，聪明漂亮，甚至是千里挑一，如果那些敢于继续性骚扰的外国人无视中国的道德和法律，他们一样会受到制裁。我们的经济发展，决不以青年女性的痛苦为代价，我们不要性骚扰。西方不亮东方亮　　冷战的终结者在霸权,终结之前陷入失迷　　“这是考验人的灵魂的时代。”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革命家托马斯·潘恩于1776年如是说。220年过去了。如今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更面临灵魂的考验。　　由于地理大发现而乘帆船殖民新大陆一下暴发起来的美国，调过头来一看突然感到这个世界似乎还“欠”一笔什么东西。　　二十世纪正临近尾声。　　二十一世纪和新的100年正在逼近。　　美国认为自己是冷战的终结者。苏联和东欧的巨变，使美国相信共产主义被战胜了，而且不费一枪一炮。没过多久，美国就从“光荣与梦想”的沉醉中揉起了眼睛。　　美国最终发现，在太平洋对岸，在古老的东方，一个有五千年灿烂文化历史的民族巨人依然走在共产主义的途中。　　美国自然不想为中国的繁荣昌盛而祝福。中国经济的迅速崛塌，对美国来说就是一人“神话故事”。美国是喜欢制造神话但不相信神话的国家。　　从逻辑的观点看，美国不能因为自家历史的短促而妨碍对别国悠久历史的正确理解。对事物理解的错误，必然导致判断的不可靠。为美国上“逻辑课”超出了笔者能力范围。即使是请来逻辑学家，对美国也没有用。　　美国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大约有两条：凡是与美国的价值标准不符的国家，美国就要干涉。美国拿自己的一套逻辑在美国的范围内玩把戏魔术，也就由它去吧。　　不过，要是在中国人民面前表演起来，而且是提着霸权主义、人权外交、强权政治、经济制裁一类道具，并且还想达到遏制中国的舞台效果，总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美国的表演，再加上追随者的表演，已经让人看够了。毫无新意。美国得不到它想象中的喝彩。如果它听到了什么动静，那只能是倒彩。　　在压倒一切的倒彩中，有一个更短促更有力的声音。那就是一个单音字——　　“不”　　这个汉字在字形上看，是由一个箭头和一条直线组成。当“不”这个爆破音发出这前，是紧闭嘴唇的沉默。中国的民族魂重迅曾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一量这个“不”发出声音，就像一只产部破黑夜的地平线，表达一种饱受欺凌与屈辱而忍无可忍的激情与不满。　　从鸦片战争起，这个“不”就被说出了，只是到了现在，这个字才有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中国可以说不。　　现在说正是时候。　　现在不就，就会被误认为挨了棍子无话可说。现在不说，就等于不等下一根棍子。现在不说就是对强权和非正义势力的低头。现在不说，就是对正义和公理的背叛　　一句话，现在不说，过后再说就毫无意义。　　中国说“不”又怎样？　　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在复关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桌上，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麦克风前，在各种政治的、经济的论坛上，在新华社电讯上，中国发出了“不”而扬眉吐气。越来越多的炎黄子孙感到了压在心底的这个“不”字终于有机会被说出，被听见，而痛快淋漓。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正义的声音，拒绝的声音，反霸权反遏制的声音，永远在传递，永远有震撼力。　　在今日国际关系中，不论国家大小、民族强弱，都是平等的一员。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历史形成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生存与发展的道路。大国即使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无权将自己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强加于人。更无权将自己的利益凌架于别国的利益之上，或者以牺牲 利益来谋取自己的利益。　　冷战的结束，不等于反对霸权主义也随之结束了。事实上，霸权主义更加为所欲为了。美国还在怀念冷战的日子，还在制作已经过去的时代的幻影。　　在好莱坞可以放在胶片上的故事情节是一回事儿，在现实世界中，活生生的东西是怎么搬也无法搬到银幕上去的。　　美国是一个喜爱虚构世界的国家。久而久之，也往往被自己的所迷惑所愚弄。麦 锡时代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美国虽然是唯一的超能大国，但它现在还不能操办一切国际事务“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列宁关于民族发展的两种趋势的论述，至今仍有一定的普遍性。美国应该找来认真地读一读。　　真理是不能回避的。　　在世界日益走向多极化的现在，美国在听到“不！”的时候，还要再揉几次眼睛。　　美国在派出“人权外交”代表的时候，应该给他（她）的皮包里放上两本书，一本是《世界殖民史》，另一本是《中国近代史》。关于中国的那一本可以赠送，不要担心知识产权问题。这位代表一定要代表美国认真地读一读，如果做不到，那么至少应当记住些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