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输出和被侵略国的资本大量流入，扭转经济危机的颓势；美国的最大收获在于人才的大批流入。以美国的原子弹研究为例，如果不是遭受和逃避纳粹迫害的大量犹太裔科学家的涌入，美国就可能不会先于纳粹德国获得成功。那个时期，美国既成为资本的吸纳地，也成为人才的避风港。　　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在全世界范围进行人才战略攻势，使这个民族最多的国家获得了全球的一流人才和后备人才。这是美国较之西方盟友高明的地方。当前，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景象是，无数的亚洲有志青年仍源源不断地远渡重洋踏上美国国土，领取绿卡。这是应该引起所有亚洲国家重视的事情。　　引导人才回流是一个有利于亚洲发展的重要战略。我们应该看到，在美国各机构服务的中高级人才中，亚裔占有重大比例。这批人才是我们真正储备在美国的宝贵财富，我们吸纳他们回来投入亚洲经济建设，比吸纳几百亿美元的贷款或投资更有意义。这也是抵抗和遏制美国继续称霸世界，保卫世界和平的有效手段。因为只有获得科技的力量，才足以使亚洲真正的强大。否则，单纯的短期经济发展战略并无法保证我们的和平与尊严不遭到来自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威胁。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无可争辩地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但却不得不生活在美国的阴影中。殖民地文化决定了它的地位，很像美国的有钱的孩子，富有，但没有独立尊严。　　亚洲有充分的信心唤回自己海外的孩子。中国已开始走出这一步，中国大力鼓励海外留学学者回国服务，给他们提供更为理想的环境，但目前仅仅是开始。华裔高级人才在美国硅谷引人瞩目的同时，还有更为年轻的一代正在美国各大学留学。如果我们不把温暖的手伸给他们，我们将把投入巨额资金培养的最优秀的一批人才拱手送给美国。人才回流加上已有的科技实力，将促进中国和亚洲各国摆脱事实上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的从属地位，成为真正的经济和文化的强国。　　人才回流战略是一个具有可操作笥，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改变东西方产业结构以及增强竞争能力的最佳步骤。实施这个战略，应该考虑到东方文化的凝聚力。这一点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竞争的优势。任何东方人都会放弃漂泊转而投入祖国的怀抱，肩负起历史的重任。在中国，清华、北大的讲坛上，越来越多留学归国的学者在发挥他们的作用。在中关村，数千家高科技公司里随处可以看到留学归国学子的身影。虽然他们在美国的物质生活比国内优越，但他们更希望把聪明才智贡献给祖国。在海峡的那一边，甚至在整个亚洲，我们都能够发现，回归学者正在起到推动国家科技发展的主力作用。正如《亚洲大趋势》中描写的那样:　　台北市以南的新竹科学园区是归台工程师的大本营。园区内55家公司，半数以上由曾留学美国的台湾工程师创建。在威斯康星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管理局长薛香川表示:“我们最初的想法是，既然硅谷中有那么多台湾科学家和工程师，如果能集合一些人回来共同创业，那他们一定能帮助台湾建立起高科技工业。由于过去台湾的政治制度戒严，很多人去了美国，他们有些已经出现了中年危机，于是，我们就试着请他们回来创建高科技公司。”　　海外华人的中年危机以及在美国公司中的发展受到限制，反而造就出一个个杰出的企业家。　　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应邀于1994的回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该院是台湾最有名望的学术研究机构。他说:“60年代，多数青年人都认为在台湾没有机会发展，最优秀最聪明的都去了美国。”李远哲博士放弃了美国国籍和舒适的生活回到台湾，如今他正以其新身份致力于推动海外知识分子回台服务，其中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如哈佛大学古生物学者张直光、物理学家弗兰克·方、植物学家杨尚发等。李远哲设立了“杰出人才发展基金”，目前已从商界募集了近3000万美元，协助海外学者和科学家回台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我在IBM公司已干得够长了。”吴涛元说。他是斯坦福大学机电工程博士，曾任硅谷IBM公司研究开发主管。“因为人性险恶，我觉得在美国发展受到限制，而台湾却带给我更多机会。”　　1993年由美返台的姚又文说:“我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应用物理系，紧接着到汉韦公司工作，以后又去了IBM公司。是因为台湾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我才回来的。”姚又文现在是台湾半导体工业公司产品质量负责人。该公司是台湾最大的半导体集成电路元件制造商。　　新竹科学园区内155家公司虽为私人所有，但国民科学委员会在土地、办公楼和研究方面都提供了资金补助。1993年，其销售总额近5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40%，到2002年，薛香川估计销售额将达到500亿美元。许多曾留美的台湾工程师是园区的最大功臣。园区内有好几家公司在台湾高科技公司中位居前列。例如创建于1980年的全友公司占有全球桌面扫描器15%的市场。　　据统计，在过去5年中有600名富有经验的管理人才和工程师回台工作，其中不乏拥有博士学位者。薛香川说:“我希望在台湾看到一个个小新加坡的出现。”台湾第二个科学园区将在高雄市附近兴建(高雄是仅次于香港和新加坡的世界第三大货运港口)。薛香川预计第三个园区将坐落于台湾中部，而另两个将在2020年前建立。　　如此诱人的奖励措施，对年轻一代来说，台湾、香港地区和新加坡、韩国等地提供的专业发展机会要比美国高科技公司更多、更优厚。　　成千上万的留学美国的亚洲人才回国工作，促使全球范围内科技发展形势和科技力量的分布产生变化并重组。1993年获美国大学博士学位的学生中有近半数是外国人，他们毕业后大都继续留在美国，进入硅谷或诸如AT&T贝尔实验室等尖端科学研究机构工作。这些富有才智的外国人对美国科技公司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商业周刊》曾撰文说:“如果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人才带着他们的技术以及关系网回国发展，这将会缩小这些国家与美国的科技水平的差距。以韩国为例，近10年来留学美国学者功不可没，在下一代记忆芯片制造商业盟主竞赛中，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支持，三星电子公司已与其日本对手旗鼓相当。”　　《商业周刊》指出，目前已有上百名AT&T贝尔实验室的“校友”回到台湾，加强了这座岛屿“半导体和多媒体设备的出口竞争国。”《商业周刊》形容香港是“电子通讯和音响器材的摇篮，这两项工业拥有数以百计的制造商。”并举王阿伦为例，王阿伦在美国受教育，是NCR集团的前任电机工程师，他创建了营业额超过5亿美元的V技术控制有限公司，专门生产智力型玩具及无线通讯设备，如今已经发展成全球性公司。《商业周刊》的结论是:科技人才的归国工作，“将导致下个世纪全球科技力量分布的重心东移到新兴的亚洲市场中去。”　　最起码的，这些人才可以加快亚洲国家赶超西方先进国家的步伐。过去的三、五年间，科技赛场上各个竞争者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在许多领域里，亚洲和欧美已并驾齐驱。亚洲有远见的国家已为新时代的到来而全力以赴。　　美国人约翰·奈斯比特说:随着亚洲英才的回归，有能力聘请西方人才的全球性大公司将更具优势。如果亚洲能在经济发展与生活质量上兼顾，那将会有更多的外国人才选择这里发展，尤其是西方的年轻人。　　西方国家多年来的技术领先地位，在有些领域中也许还能继续。至于在全球经济中最具影响力的应用科技，还将有赖于许多素质高、懂得如何用科技改善人民生活的人才作出努力。从这个角度看，印度和中国将在二十一世纪后来居上，因为两国都拥有众多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能向全世界推出新产品、新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专业服务的重心将由西方转移至东方，为亚洲带来繁荣与兴旺。约翰·奈斯比特毕竟是美国人，他是用西方人的视角来看待东方，在表述上，完全使用准殖民者话语，他的《亚洲大趋势》严格地说，不是写给东方人看的，他在为西方处心积虑，是西方世界的忧患者和警示者。他要用实例来说服西方，要加紧与东方的竞争，唤起西方的紧迫感，否则，西方将失去以往的优势。但他的考察和预言中，却有不少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甚至他对亚洲邻国及台湾的介绍，都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实证的经验。　　未来的时代，争夺人才资源比争夺石油、矿产、黄金更重要。亚洲国家要在将来遏制殖民化以及美国的权霸，实施人才争夺战略比其它更有效。能够更多地把西方及美国的人才吸引过来，为亚洲发展服务，那才是真正东方崛起的时代。总之，在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激烈竞争中，亚洲应该打开更多的思路，认识西方的实力并增强信心，增加手段的多样化，摆脱被动，积极进取。　　但我们不能走过去隔绝美国的老路，如果这样正合美国国会中某些极右分子的心意。隔绝美国不是抗衡美国的办法，反而成就美国遏制我们的目的。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在亚洲和西方施加影响，让美国看清一个事实，即中国是正在国际间发挥影响的大国，中国热爱和平，不许别国来干涉内政。美国与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美国必须正视中国的利益和存在，美国必须消减它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西太平洋海岸的和平符合美国的利益。抗衡美国的手法应该多样化，任何简单草率的做法都带来不良后果。　　抵抗美国不是我们的目的，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相比较而言，我们是双美国更热爱和平与自由的东方人，我们的抵抗是为了打破现实的不平等，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建立我们繁荣与富强的国家和美好的新生活。在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上，美国与西方在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中，确实存在着不平等。殖民者的梦想仍然存在，必将成为我们趟向现代化道路上的阻碍。也许，对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会更好。没有炮舰和核导弹下的恐怖，也没有在文化上的渗透及经济上的掠夺，世界各国人民可以和平共处，共享人类文明。但是，这只能是设想，因为美国不仅存在，而且永无休止地把它的手伸向世界各地，不断在全球各个区域制造各种麻烦和冲突，所以，抵抗美国就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当是我们鼓足信心的时候，也许一切并非如美国人约翰·奈斯比特说的那样乐观，但是前景已经展露，而中国在16上中创造的奇迹般的发展速度，也已经有足够的说服力。我决不搭乘波音777　　波音飞机在未来天空中的飞翔，可能带给我们的，不再是天使般的自由和安宁。波音公司是世界最负盛名的飞机制造公司。在我国的天空上，波音系列也将成为主力客航班机。波音飞机的先进性和安全性似乎是已经得到公认了的。　　但是，美国波音公司新近推出的最新机型——波音777却给人们带来无限的忧虑。　　自1995年6月起，波音公司最新的大型喷气式飞机“波音777”每天在华盛顿和伦敦之间飞行。这项飞机制造计划耗资40亿美元，它的设计完全是在计算机屏幕上绘制出来的。对于美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公司来说，这是一个技术和商业上的胜利。1996年1月，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提出的包括15架最新飞机的订单证实了航空业界众所周知的事实:随着抢手的波音777起飞，波音公司将抢在对手的前面。　　然而，就在波音777面临美好前景的时候，美国著名的《商业周刊》经过4个月的调查，发现联邦航空局的官员两年多来卷入了一场关于波音777潜在的设计问题的非常激烈的争论，这种设计问题将引起严重的安全问题。《商业周刊》查阅了数十件联邦航空局的内部文件并同该局为数众多的中层工程人员和安全检查人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其中包括直接在波音777合格证项目中工作的几名人员。　　这些人士中大多数在向《商业周刊》发表谈话时由于担心报复而没有报出自己的姓名。他们说，联邦航空局的许多官员对于这种飞机是否进行了足够的试验依然存有疑问。联邦航空局的一位发动机专家在提到人们担心如果螺旋桨叶片断裂波音777可能发生剧烈抖动时说:“这是一个安全问题，它可能导致灾难。”　　针对波音777的设计问题，波音公司的主管人员却拒绝对《商业周刊》的报道发表评论。波音公司发表在书面上的声明认为，“在历史上没有哪种飞机像波音777这样经过如此彻底的试验。”联邦航空局的高级官员也不遗余力地为这种飞机辩护。联邦航空局合格证颁发处主任托马斯·麦克斯威尼说，如果他认为这种飞机不安全的话，他本来会“马上就停止颁发合格证件。但是这种飞机已经达到了要求它达到的每一项规定。”　　如果情况如这位官员说的那样，当然是一件好事，因为据说，中国的一些航空公司也将准备购买波音777。但是，了解情况的人士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为满足波音公司的计划，在当年4月19日约这种飞机颁发合格证时，联邦航空局的高级官员驳回了该局自己的工程师对安全提出的担心，而是坚持颁发了合格证。于是，受压制的人士从道义上对航空局表达了不满。他们说，联邦航空局管理人员在没有对可能的设计缺陷进行足够试验的情况下，就给波音777发给合格主，这种问题是由于联邦航空局有双重任务造成的:联邦航空局的规章要求它确保公众的安全并促进美国的航空业发展。对此，联帮航空局内部的检查人员了指出，联邦航空局应当规定制造商确保他们安全。　　对于公众的指责，航空局则不予接受。麦克斯威尼干脆否认有这种争论。他认为，虽然飞机制造商“努力争取在给它们颁发合格证的日期前完成工作”，但是联邦航空局并没有为满足波音公司的时间表而匆忙行事。麦克斯威尼此话的可信度当然可以存疑，因为这不是联邦航空局第一次受到关于它同飞机制造商关系太密切的批评。在过去公布的联邦总审计局关于联邦航空局颁发合格证做法的报告中指出，联邦航空局在监督方面太软弱无力。在正常情况下，联邦航空局在一种新飞机设计的最后阶段才同制造商进行密切合作。在进行了试飞和检查是否合乎联邦航空局的条例之后且在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决时才能批准新飞机合格证。联邦总审计局甚至还批评联邦航空局在大多数取得合格证的试验中广泛依赖制造商的工程师。卡尔沃说，总审计局发现，甚至在仍然存在设计缺陷时，联邦航空局就批准了新型飞机的合格证，到头来，有许多事情联邦航空局试图解决，而制造商已经把飞机卖掉了。它们必须按时交货，否则就要受罚，这是一个经济问题。　　当然，我们不是仅仅因为中国的众多航空公司已经或可能购买波音777才为此担忧。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个世界上最选进的公司会带如此的头，因为你可以使联邦航空局的官员为你颁发合格玉，但最后这些飞机却是给很多人乘坐的。如果飞机尚有设计缺陷，那对任何乘坐的人都可能是致命的。这里面，显然有一个尊重生命安全权力与否的问题，不知美国国会是否意只到这一点。当然，最主要的责任在航空局，因为没有合格证，任何飞机都不可能出厂。　　专家们对波音777的安全担心，是由于波音777的异常大的喷气发动机螺旋桨叶片的大小和重量而引起的。由于波音777的设计采用两台发动机，而不是以前通常像波音747这样远程型飞机采用4台，因此它的螺旋桨叶片更大，也重得多。由于波音777的体积最大，而重量是波音747的两倍多，为数众多的联邦航空局工程师和检查人员担心，如果在飞行过程中，这些巨大的螺旋桨叶片中有一个断裂，就可能使飞机产生严重的不稳和巨大的震动。这种断裂过去屡有发生，从1990年以来，就有24家航空公司报告了螺旋桨断裂事故。虽然没有发生坠毁事故，但安全专家担心，波音777的螺旋桨的加大和加重会使得断裂产生的震动更加严重得多。专家警告说，波音777机身得抖动可能十分严重，以至于驾驶员可能看不清飞行仪表，这就增加了坠毁的危险。1993年11月，泰国太平洋航空公司的一架747客机在太平洋上空飞行时，一个螺旋桨叶片断裂了，叶片的折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以至于驾驶员考虑在海上迫降。　　虽然波音777存在着这种危险的可能性，但据联邦航空局有关人士透露说，尽管有这样一种担心，波音公司看来只进行了有限的试验，以了解一旦一片螺旋桨叶片断裂疲音777有何反应。而在没有专门条例要求这种数的情况下，联邦航空局在合格证颁发前几天就让步了，不再坚持一年来力争波音公司作更多细致测试的要求了。　　那么，为什么明知波音777存在着设计缺陷的可能而坚持让它生产呢?答案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巨额的利润。新的波音777系列是波音公司致力在全球市场上保持领先地位的努力核心。波音777有350～400个座位，它将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生产的A—340和A—330以及麦道公司生产的MD—11大型客机一争高低。在今后20年全世界对这种大型客机的需求量估计为3000多架的情况下，波音公司指望今后多年中波音777都可刺激销售额增长。到2000年，波音777的年销售额估计将达到120亿美元。目前，波音公司已经将波音777售出245架。虽然有一些航空公司知道波音777存在发动机不平衡问题，但它比起波音747来，燃料费用可降低20%，而运载的货物和旅客更多，在波音777身上发生的系列问题的确让我们感到忧虑和震惊!然而，更让我们震惊的一件事情是:美国联邦航空局对飞机发动机的管理条例还是50年代制定的，当时的螺旋桨叶片要小得多。鉴于波音飞机事实上已成为全球的空中客车，我们不禁要美国联邦航空局，对于人的生存权力来说，草率地颁发合格证书是否过于自由了一点?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唯一的选择只是，不再乘波音777。不，不再。别把自己搞得很自卑　　每个星期天看甲A足球联赛，使我充分体验到中国人生命里所蕴藏的巨大的激情。在那海啸般的声浪中，同胞们展示了温文尔雅的另一个面。我几次想找到一个贴切的词来形容这种盛况，最后在键盘上敲下这样的字样:生命打开了闸门。是的，的确如此，中华民族是富有激情的民族，在各个领域都可以深刻地感受到。　　这种激情让我联想到中国人在经济建设上的大会战。我曾经对大会战这种形式深恶痛绝，但认真考察一下，不论是像大庆油田这样的大会战，还是大跃进，在另一层面上，则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那的确是风，是火，是在创造中释放出来的惊人的激情。　　我一直认为，如果中国人始终保持这样的激情，同时又把握高度的科学理性，中国的发展将令世界瞩目。但现在的情况确实存在一个问题，一和国外比较起来，大家总有点信心不足，这种情况反映在各个方面。外国人的称道我们仍格外高兴，外国人的歪曲我们仍格外生气。我们把这称之为民族自尊心。其实，这里面的问题很简单，外国人说我们非常先进，那不见得，外国人说我们非常糟糕，也并非是如此，我们总比外国人清楚自己。过于敏感，也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与民族自尊无涉。我觉得政府公布我们国家还有七千万人处于贫困线上很有理性，这可归纳为对工作存在自信的表现。　　前几天看报纸，令人惊讶地看到，“精英”学者们居然提出一个后殖民文化的概念，意思好像是说，随着西方科技的引进，我们的文化已经全部丧失，成为一种“后殖民文化”，这的确是具有共性的地方，中国人看《廊桥遗梦》也感动，是因为它讲了人的东西，而不是因为它是美国人写的书或者拍的电影。“后殖民文化”说，同样是表现出一种对民族文化的不自信。　　肤色不可改变，但文化是可译的，并能够互补。有的东西甚至可以照搬，比如打领带的方式和不许公共场所吸军，包括由人大代表选举自己的乡长和市长等等，这并非是殖民化的表现。经济运作方式更是如此，它是由人所创造的一种科学方法，行之有效的并被证实了比较合理的方法，接受它就如到到邻居家去学包饺子一样正常，而不应该在此再多做文章。学习先进的东西，改革旧的经济运作方式，流行的说法是，与国际接轨。这些不属于殖民化范畴。英国人开车左行，美国人开车右行，他们都是西方人，我们总不能去找出第三条路罢。　　关键的还是要行动。有了行动一切情况都不同了，想想过去放颗卫星上街游行庆贺，造一座南京长江大桥惊动全国。现在的问题是“进入状态”，不在状态之中很难做好事情。　　从现在起，中国人横下心来10年不睡午觉，如同战后的日本国，一心一意搞经济。届时可以发现，我们居然一下子走了那么远。想想十几年前，日本人还给中国人生产黑白电视，现在他们还会这么做吗?在电脑业也是如此，1994年还唱386的戏，而在1996年，不论是IBM，还是康柏，都不敢到中国来处理积压了。毕竟我们有了金长城、联想和方正了，而且市场占有率并不低。用10年的睡午觉的时间来参与国际竞争这好笑吧?实际上并不可笑，如果欠产以中国有5亿劳动人口计算，每天多出一个工作小时，那就有5亿个工时!如果折成货币，按每小时10元算，就有50亿元产值在增加。也就是说，中国把习惯的午觉不睡了，仅此一天可以多创50亿元产值。可见我们的潜能有多大。　　信心从有效的工作成绩中来，说空话毫无益处。年后去中关村，居然就发现有打工妹在做电脑生意。当然她们都是老板从人才市场雇来的，但她们讲很多电脑的术语，她们脸上太阳晒出的红晕尚未褪去，手也不是那么细白，想象得到她是在电脑速成班毕业的，但这又怎么样呢?三年前她们见都没有见过电脑，现在被老板雇来做电脑生意，介绍诸如IBM、微软、虹志、康柏等等品牌，它们的区别以及不同的性能。初见她们，心里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应该是本科、硕士什么的。但是，由打工妹来介绍并且销售IBM、微软、虹志和康柏不是也很好吗?　　现在，正是中国人迈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关口。事实上，我们不是差于别人，而仅仅只是出发的时间晚了一点而已，只有这一个差别。其它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想得过多而产生的不应有的念头或者所谓的思想而已，把两千年前的事情与两千年后的事情搅在一起的理论毫无必要，虚构出一个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也无必要，重要的是，很自信地出发，甚至拿着还有些糙的产品周游全球。这没什么，大家刚开始起步的时候都一样。趴在窗户上窥探不是好作派　　我们经常鄙视美国的历史，说他们把一百年的东西就当成文物古董。在这一点上，我们自然是有足够的资格。他们的博物馆中，属于本国的东西确实历史不长。但我们鄙视过之后，又会有一种复杂的心情，那就是，他们的博物馆中，收藏着从我们这里抢去的大批文物。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欧洲也不老。比比历史，中国是足以自豪的。但是，一味的历史下去，是否是意义?我是说，动不动就提五千年文明罗，这些常识性的东西，让它保留在初中课本中足矣，并不用挂在口头上。历史代表过去，而我们却生活在今天及将来。重过去而忽略现在，于世界了解中国并没有多大帮助。说到美国，事实上，我们指的美国人，大约就是白宫和国会那批人，是他们老想在中国面前指手划脚，并不是美国人民想对中国怎么样。美国人民不大了解中国，他们了解的渠道，多半是白宫和国会的渲染，加上美国媒体制造的轰动性报道。也因为如此，美国人民了解的中国，很可能就非常走样，而这里面，我们自己的宣传似乎也缺少一个很好的定位。　　古老的国家，的确容易使人联想到部落和奠长什么的。当我看到中国申办奥运的电视宣传片时，我不知道我们为何要那样突出古老的皇城根。公正一点说的话，给的人感觉离现代太远。当然，作为旅游介绍的话，并不错，但它却是表现一个国家的形象。我在南池子住的时候，颇有感受。我住南池子的四合院里，恰好有一个窗子临街，这里又是王府井到天安门的通道。因此，有不少外国人从此通过。在这些外国人里，有不少欧美人，老是扒到我的窗子往里看，亚洲人则并不这样。我想，这可能因为他们不大了解北京，对四合院有一种神秘感。起初我对他们的做法挺烦，这有什么好看呢?这是对他人正常生活的干扰。是侵犯人权吧?久而久之，我也习以为常。但我想到一个问题，这很可能与我们宣传有关，假如老外知道我们的状况，这样的好奇可以省去。比如亚洲人，他们就不会那样。　　凭心而论，如果朋友提到我未去过的非洲部落，我的脑海里立即会联想到刀耕火种，想到像家长制的奠长或国王，离法制化和民主化很远。想到封建。而我们却在走向现代化，是一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是的，当我们看到布达拉宫时，自然会联想到宗教，而看到长城与紫禁城，当然会联想过去的岁月，那已然不再的时光。因此，我看到很多当代的建筑门前，也摆上两只封建时代象征的大石狮子，总有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　　今天，我们应该有现代化的樗，有现代化的氛围，而不仅仅只有长城。或许，三峡大坝将是一个樗，但现在还无法了解到三峡是否仍会修建得很古典。因为在建筑上复古之风已遍布全国。甚至修建唐城、宋城及其它城，这时以牺牲我们现代形象为代价的招揽。其实，在历史上，我们的前辈们，在每一个时期都有那个时代的建筑特色，而并非一成不变，都以当代的眼光设计建筑。当然，在北京，业已有许多现代化的建筑物高耸云天。但在我们的骨子里，似乎更愿意突出古老。　　去年我回南方，没来过北京的朋友问我，你见过真正的北京人吗?言下之意，不是那些满清皇族的后代。不说西方人会误解中国人生活在古老的国度中，即是国人，也还会想到那些封建皇族的后代。真正的北京人与“假北京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我找不到。实际上，连当年的爱新觉罗·傅仪也早就穿起了西装。　　我曾与一位美国人交谈中美文化。说实话，这位美国人的普通话讲得比我还标准。他照例是照我们的口径来作开场白的。他说，你们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你们很尊重传统。听到这句话，我却不是通常的那般受用，我那一刻的心态有如一个玉颜消褪的女人被人家夸赞说，你过去是很漂亮的。或者被一位刚学说话的孩子误叫了爷爷。我们都是年轻人，为什么要一见面就让被人称之为古老呢?过去的中国，是历史的，现在的中国，是现在的，是有着现代法制和民主机制的人民共和国。不是留着长辫子，吸鸦片穿长衫的满清臣民。　　所以，我们在确立形象时，以年轻的中国宣传为好，像故宫那些地方，作为旅游宣传足可，作为今天的形像宣传，则大可不必。如果美国的老百姓真正了解中国人的现状，他们决不会很容易被白宫蒙蔽，包括欧洲人。我们本身是处于现代和有着现代意识和行为观念的人，虽然我们的工业化在时间上稍稍晚点。如果我们时时不离古老和传统，那确实是授人以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