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　　我曾经问过一个在大陆开高尔夫球场的台湾老板：假如在台湾搞“全民公决”，赞成独立的人会有多少？他回答说：估计不会超过百分之三十五。从其他的资料来看：对台独最有利的预测是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这四十也好，这样一种民意基础，确乎是台湾社会现实的反映。台湾人民有着较独特的感情历程，因此一部分人民出现一种异乎中国传统的骚动，或者叫迷航。这种迷航其实是非常需要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家意志来导拨一下子的，或者文雅一点说：确乎需要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集体民意来否决一下子的。国家是干什么吃的？就是干这个吃的。国家的神圣威望不能单纯靠皇天后土的慈悲来推行。不管悲也好喜也好，国家给你捎了个话：这事就这么定了。　　对我们来说：台湾的从属地位是真实的，不容辨别的。当李惠堂被国际奥委会驱逐出会场时，他说：美国人越使劲越糟。美国人的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峡游弋，导致内心受折磨的决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那个彼岸，那个彼岸突然发现很孤立，很疲惫。它的内心在说：打一打，没关系，然而它更沉默的内心说的却是：我经不起折腾了。　　至少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心灵上有这么一次短兵相接，这是两国人民意志上的抗衡。这更是对中国人民最基本道德观的考验。　　我们退一千步来设想：即使上苍注定要气力战胜道德，有一天非打不可，而且很大可能出现阿根廷人在马岛那样的羞辱，我们有没有意志来承受这个东西？　　这种设想是有现实意义的。就好比你和你妻子逛公园，歹徒用刀逼着你抢走你们的钱财，你忍耐下来了。然而歹徒并未罢休，他示意你滚蛋，并胁迫你的妻子朝密林里走。这时，你明知反抗只能徒增流血——然而，仁义的情怀令你反抗了，并且喋血了。凡夫俗子是很难将此认同为一咱智慧的。　　但殊不知流血也是一种威慑。　　流血会让歹徒的淫兴消退，流血会使妻子激起勇敢的心，她可能因此逃厄运，或以自尊的悲壮的心消除自己的耻辱感。流血将在未来岁月中向歹徒复仇，它将在命运上对作恶的人以压迫。　　尼泊尔前国王马拉享德写道：　　牺牲的热血，我们也会有。　　堂.吉诃德式的战斗形象绝对不是以雅谑的意义照耀人类的。二十世纪的事情证明：公理会战胜强权，高扬的精神理念将得到历史的回报。而美国人在这方面是绝对缺乏道德勇气的。　　所以我们以坦荡正大的强力纠正台湾部分势力的迷航时，应扭过头逼视美国人的眼睛喝出这样一声：　　“你敢？！”不要忌言“准备打仗”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领袖阶层才放弃了毛泽东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论断以及有关动员。全世界为此舒了一口气。　　前苏联的一部反华影片对中国托儿所孩儿们玩耍的镜头作如下解说：　　“在世界各地的幼儿园里，玩具枪是孩子们所喜爱的；但在中国，玩具枪是孩子们唯一的玩具。”　　言外之意，整个中华民族，从领导人到小孩都“好这一口”。“黄祸”的恐惧心理，与我们对帝修反的嫌恶和警惕心理，在一个平行的空间里，谁也不比谁松弛多少。我们曾经无限激那一天也许是：苏联红军冲进了我们的课堂，枪杀了我们的老师，烧掉了我们的房屋。我们的班干部当了汉奸，而我们（当然包括班上最漂亮的女生）齐齐到山背后支找队伍，再以后的幻想，自然是《青年近卫军》跟《英雄小八路》的混合物。　　自然的，我们自小喜爱打仗游戏，喜爱每一件画面的或现实中的武器，直到我们步入成年，我们仍然热衷于“战争审美”。　　我们对上述事物的鉴赏，包含了对传奇的追求和武夫们勇毅精神的倾慕。这注定了我国人民战争观的东方特点，是和人生理想密不可分的。对我国人民来说，战争意谓着劳动，也意人都一看便知，这里头丝毫没有攫取的成份。　　中国人民的集体品质，决定了中国不具备帝国主义的基因：即贪婪。甚至中国人的对外战争也缺乏一种基本倾向：即暴力倾向。中国的战争正史是一部仁义之师“恭行天罚”的说教史——我们的父辈常常向我们灌输这种“战争道德”。　　毛主席逝世那天下午，我们一齐蹲坐在球场上，在丧父的哀育中聆听了那个对全世界的许诺：　　“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二十年来的事情证明：中国是恪守了这种国家道德的。　　但是二十年来，我们一直存有疑虑：不称霸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做“超级大国”？为什么，我们不可权争取做世界势力的积极领导者和强大斡旋者？　　我们没有理由因“瓜田李下”之嫌向世界隐蔽掉我们的雄心，我们没有必要因国力的迟钝而“口将言而嗫嚅”。连利比亚这样的国家都敢于提出“小联合国”这样诗意而可爱的想象，那么试问：我们是否应提出一场战斗！当大规模的世界冷战结束，许多重要国家和组织都变得面貌不清的时候，我们是否多想一下重塑我们的特色？——我们的正义色彩是足够了，但感觉令人缺乏信心的是强度不够，这里有重要的一点是意志的强大。　　我们多一点精力去设想：我们今、明、后天如何对发展中国家或国家联盟负起更大的责任。　　从自由思想者的角度，我对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多次弃权持担心的态度。因为我有这么一种“唯恐”——唯恐这苦心积虑为西方人所轻慢。　　这种“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式的苦心积虑在未来更加尖锐的国际矛盾中会不会显得孱弱无比？——／稳健未必能左右逢源跃进也未必会失掉此岸。　　西方就在我们的地盘上动手，我们别小瞧了尼加拉瓜们袖珍小国联盟的议案，更别小瞧了塞内加尔与台湾“建交”后的渐进影响。注意：这些可都是大有来头的哩，如果我们仍照常规办事，将来我们在主权这样的基本问题上蒙受羞辱，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割裂中国领土的世界性阴谋——决非危言耸听——正反映在国际事务的微妙变化之中。　　像澳大利亚这样的我们长斯认为是无害的国家，最近都叫嚣着要加入“保卫台湾”的行列之中，列呈明了我们要缩短解决台湾问题日程的急迫性。　　爱情往往是一秒钟之间发生的，量变到质变的奇观也与之类似。台湾问题，尤其是离心主义的量变迹象充分反映在岛内岛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一连串动作和言论之中。　　李登辉与司马迁辽太郎的谈话曾经引起人们的惊骇。那种真实而悲痛的独白，平心而论，不能简单地认知为心理扭曲使然。李氏经过日占时期，我看过一部台湾乡村电影，很惊异于台湾社会生活被日本同化的程度：青年人整洁而笔挺的学生制服、和蔼而热心的乡村警察、农妇头顶的白色头巾、房舍内的榻榻米，俨然一个亚热带的日本。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台湾小调，其风格明显的承袭于东瀛。不能否认它们构成许多台湾人温馨童年的一部分，李与一堆和他有同样感情经历的人，都是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我亦认识到李是一个有政治敏感度的人，他走过的探索之路恐怕是当年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他描述“一二.八”血腥之夜时的惊悸心情，也是厌恶黑暗的中国人的共同心情——顺便说一句，国民党当局“一二.八”大屠杀给台湾人民的心灵创作也是台独势力的情感煽动法宝之一。历史亦写道：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发展的某些照顾和部分台湾人的某些栽培优于当时的“满洲国”（统治历史长、同化程度深的缘故）——至少我是这样理解李氏的感情背影的。我确认李的生涯决定了他在台湾方向上的隐晦言行的内在真实性，其个人经历也折射了台独理念的由来。　　由此我不能不提到日本，在为台独势力的日本背景不逊于美国。日本国内要求突破宪法以实行集体自卫权的喧闹不权引起亚洲周边国家的担心，而且顺理自然的，会埋下未来中日对抗的种子。根据“集体安全”的法则，日本可以有根有据地向它的关系密切的国家提供道义以外的援助。——我们可以由日本同台湾省的历史关系及国际势力对台独（或叫事实台独）的推动，进行一次危险的推理：假如台湾宣布“独立”，假如日本国权丰满完毕，那么我们未来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同盟？那时候的我们，将出于对孤立的顾忌和人民安宁幸福的考虑，忍痛放弃既定目标。台湾海峡将筑起一道无形的哭墙，我们目睹那一湾浅浅的海峡，心底流泻着千年长恨。　　我们认为：至少是中国的普通民众，应将那句克制的警告再递进一层（“坚持和平解决……不承诺放弃武力”）；至少我们的青年应拥有这种自豪感：“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全世界的危险势力每时刻都在引导台湾的偏航，我们为什么要怕这怕那！　　我们还记得早年间的那句话：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武力不仅是维护尊严的手段，有时候也是赢得和平的法宝。　　现在言战，会以我们的五年计划为代价，可能波及面更深更远，甚至于造成我们国家前进的一度滞迟，但如果一切凌辱无故而加之，我们有勇气不惜代价。　　这种代价与未来的永恒的代价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将因我们的某些牺牲换来更多的补偿，世界将炎之重著编年史。　　有道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当美国青年开发始怀疑，为祖国应征去死是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这种价值观早已被其父辈所认同）。那反，中国是不是有责任帮助美国人民彻底确信这一点？在华盛顿，耸立着两座战争纪念墙，一座是越南战争阵亡军人纪念墙；另一座是朝鲜战争阵亡军人纪念墙。中国游客来华盛顿时，总是怀着激动而感慨的心情在其中的一道墙前面留影（那墙上刻满了美国青年的名字，至今我们可以屏息听到墙体内传出的诅咒）——中国人很有必要到那里走一圈，因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没有取得胜利的战争——奉陪者是中国大兵。　　由此我联想到将来，将来若有那么一天，美国人在台湾问题凌迫我们再奉陪一次，我们郑重建议：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的阵亡军人纪念墙，预备刻上更多的美国青年的名字。我们深信，那座大墙将成为美国人心灵的墓地。论“费厄泼赖”还是应当缓行　　英国著名外相麦克米伦说道：“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已经逼近了国际合作中永恒的真相的核心。　　在本章开宗明义地检讨亲美情结时，我曾毫不犹豫地道出对苏联帝国主义的厌恶心情——顺便指谪几句我国社会的“标准”用语，动不动“前苏联”、“前苏联”的，好像一夜之间谁都有了历史沧桑感的样子。苏联就是苏联，它是一个永恒的具象，且在时空中它望远是现实。我毫不掩饰地说：如今我有一种较彻底的回归，我对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有着前所未有的好感。这种好感，从苏联解体那一天起便达到了质的飞跃。　　一个广大而壮丽的国家在一次狩猎之后，便四分五裂，这我感到一种宿命式的悲哀。　　同样，作为强大国家而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似乎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这种很强大的积累是以民用消费品短缺为代价赢来的）。同样令我感到震惊和困惑。　　民主德国的实例也能印证我的困惑，民主德国曾在世界经济排行榜上紧随英国，在东欧阵营中光彩夺目。然而在完成统一以后，却变成西部财界的巨大无底洞，这不得不让人们发问：到底咋啦？　　理念的崩溃、秩序的崩溃一夜之间发生了，当这些国家在痛感中翻过身来，似乎变成了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发出了丧失言说能力的嘤嘤。　　五年以前，俄驻北京大使馆曾热情支持一本中国企业专题画册在俄境内的传播，那本画册充斥了白砂糖、猎肉之类的产品。一时间，独联体国家的萧条令我们有许多嗟叹。　　可是我们差一点忘掉了基本概念：即使俄罗斯在世界风景中继续黯淡许多，她也望远不可能是一个二流国家。就像我们越发痛责自己，越发不满足于我们硬件和软件的缺乏，我们就越发坚信我们作为现代化大国的基本素质已经具备——一样，一回事情。　　我们欣喜地看到中俄两国基于未来宏大目标的合作，我们热情地注视着中国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亲善。我们以尊敬的心情看待俄罗斯的痛楚，认定这是“天将大任于斯人”的福音。着眼二十一世纪，中国和俄罗斯必将成为思想上和利益上的盟友。同样的着眼点也将放在未来世界事务中比较有前途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如德国、东欧、东盟和南非。这绝不是一种诗意式的跳跃，而是基于世界变化趋势的深刻事实。　　我们的利益守恒原则是基于未来的不求回报的原则，这出自于东方佛教的“功德”观。因为我们深信世界大同的思想源泉在中国——关于这一点，已经由拿破仑起造了两个多世纪的舆论，今天已经拥有了实现的空间和模具。　　对远大目标的企盼不意味着对现实的轻弃和对西方采取孤立主义态式。　　因此，利益守恒原则对于西方主要国家需采用双重标准，哪怕是缺乏大度的、睚眦必报的。麦克米伦小语：“只有永恒的利益。”　　李鹏总理出访法国，带去一大堆订单，全然不顾英美人幽怨的眼神。此举我双手赞成。我极端赞成对西方贸易的“长官意志”，——不要跟我奢谈“政治和贸易是两回事情”，这一守则对西方政客们不合适。在我们看来，西方七国对我国市场的争夺正好是我们贯彻“麦克米伦精神”的最好契机。　　“费厄泼赖”——公平竞争对于西方大国来说，从来就不是商业成功的法则。对于顽冥不化的西方列强来说，取消订单才是医治他们忘乎所以的最好药济。　　坚决赞成把订单交给尚有思想活力的法国。　　同样的，坚赞成把订单交给具备良好大国雄心的德国。　　以后也赞成把订单源源不断的交给那些治上表现一贯良好的发达国家。　　只有这样做，才能在根本上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一言概之，才是最大的“费厄泼赖”。　　同样的，关于《论“费厄泼赖”还是应当缓行》的题目，也想试图就中国对于不发达世界的责任做一点探究。　　我们曾有过“坦赞铁路”这样的工程。　　因此谈到责任问题，我们的民众有一些逆反心理。　　我们可以完全不理睬台湾当局的“银弹外交”，——跟他们较劲没多大意思。但是我们是否要用一种更博大的战略，以铺开我们的善果、找开我们经营、丰富我国劳动者的世界经验，为我们走向全球做更全面的预备呢？　　要知道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相比，后者是无法“费厄泼赖”的。我们曾经有过同样的痛苦经验。　　因此增加对世界贫穷地区和弱小民族的援助也是中国最大的“费厄泼赖”。“沉默的大多数”就要发言　　尼克松曾经一语而譬之的“沉默的大多数”，可以启示我们，什么是决定政治进程的内在动力。　　时髦人物的政治花样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景观来丰富新闻的可视性的。但是不能否认——时髦人物（或事物）容易引起错觉，就像我看《阿甘正》传重温那两首著名歌曲《答案在风中飘》和《圣弗朗西斯科》，我长斯以为——反战和嬉皮士就是那个年代的美国社会主流。克林顿就是搞反战出身的嘛，但克林顿为什么又如此费神地否认那段革命历史呢？克林顿也偶然吸过大麻，但克氏干吗又要请求美国人民的谅解呢？试看吧：“特种战”照样在打，柬埔寨照样在炸，海岸线照样在查。这就是美国的基本历史和现状。所以不要认为那些可以上头版新闻的校园抗议、亚拉巴马暗杀是构成现实的头等要素。美国人热衷于输出这个，有没有标榜其社会生命力的居心？我看是有的。我喝天津的美国牌子可乐，这是一种纯外销（指美国以外——作者）产品，里面有一股让人腻歪的浓浓的砂糖味，而我知道美国人自己喝的可乐没有这样重的糖份，美国人卖给我的香烟，尼古丁含量也比他们自己抽的高得多。所以静下心来，思量一番到底我的错觉出在哪里。　　当我年过三十，我意识到我亦加入人生当中的“沉默的大多数”了，尽管——特点是不太那“沉默”。我在电台工作，曾同“美国之音”业务上有所联系，这些同行们工作上非常认真，从他们寄资料的行动中也看得出他们很有财力，我向他们的认真和慷慨致敬。我相信他们作为美国政府的雇员，和我一样也属“沉默的大多数”——不太那么花哨的中坚势力，我至今认为他们对我们在业务上的帮助是开卷有益的。　　但是我要说：“美国之音”在整个亚洲的推广，从汉语、泰米尔语到乌兹别克语民源源散布的一切，从社论到摇滚乐节目，又何尝真正占领过亚洲的心灵？当它竭力鼓吹世界的一种“变化”时，它又何曾看到了另一种更为深刻的变化？后一种即是世界格局的“多数”，今天也不算是太沉默寡言的“多数”。　　“沉默的大多”概念——或称思维方式，首先适合于我们。我们长期以来认识政治全貌喜欢用一种轻巧而浅薄的方式，即：高层内幕、时髦人物的沙龙怪谭才是决定国家方向、透射国家真实现状的权威窗口这种肤浅的见解，缘由于我国人民千百年以来独特的政治热情以及——怎么说呢？——长期以来政治权力受压制的历史。直到今天，我们尚对政治频道传播的正统讯息存有疑虑，存有很大程度的不满足感。老实说，对这种心情，我是有同感的，我也对现状有很大的不满。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每一个普通人从政治频道接受的讯自，包容了他所迫切了解的国家进展的基本大势。从这一点上说：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一切是真实而有份量的，国家的进步、社会的思潮的演变——尽在你认为是很普通的消息之中。　　是什么促使我们不珍视身边发生的事情而到“美国之音”里面寻找真理呢？是什么令我们迷信“美国之音”的道德勇气的自由姿态呢？他们住得那么远，却装着用一两颗卫星就能窥视中国偏远山村械斗事件的样子，装出一会每时每刻都能洞悉政治局会议发言记录的样子，他们对我们采用一种对待小国的态度。它的社论，对世界上每一件稍有影响的事件说三道四，企图以此来影响辊国的知识阶层。冷战以后，“美国之音”继续向美国所不喜欢的国家传播蛊惑性的言论——话说回来，美国所不喜欢同样不喜欢美国的国家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然而“美国之音”的随意性及其记者的老顽童式态我们已经领教得够深的了。　　在美国新闻业繁荣和新闻手段发达的背后，隐藏着一种东西——我怎么说它好呢？我记得中国的一位小说家曾说：小说是什么？小说是《圣经》的语言，意谓小说家须像上帝那样说话。美国的新闻工作者至少是对我们的报道方面，明显的有那么一种《圣经》笔法，这种笔法对我们感知上的贻误不只是一次两次了。　　比如说，某个事件由十个画面组成。美国人往往不是公正而智慧地把最重要的几个画面组合一下，使之成为有世界气魄的新闻产品。他不这样做，他是把其中对他的立场最有利、对公众最具轰动效应的一两个画面重复那么七、八次，其他的哪怕是最有说服力的画面，只要是他认为对其武断不利的，他会毫不犹豫地隐去。美国的新闻好不好看？好看！连我都这么说，因为它确实像艺术广告，很精采。还想不想看？ 对不起，ByeBye,尤其是美国人几次对世界性重大事件的惊人歧误之后，我越发坚信我的上述判断。美国的歧误是有祸心的，它就像童话里吹魔笛的小丑那样，引着城中的老鼠向别处走。美国的世界阴谋，就是以魔笛呼唤世界各国未来的领导人，循着它的动静向它靠拢。　　然而就在它陶醉于广告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世界上“沉默的大多数”要举手发言者。　　而且中国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多数。　　早在七十年代，美国人就讥嘲中国是“有一等雄心的三等国家”，这种理念支配着它的政界要人同我们打交道时，自做多情地悲我们的天，悯我们的人。尼克松最爱唠唠叨叨的一个细节，是他如何如何抚平去周恩来那一颗受伤的心灵（编得有鼻子有眼：二十年前在日内瓦的一幢房子里，周恩来向迎面而来的杜勒斯伸出手去，杜勒斯耸耸肩膀，摇摇头，说声“NO”扬长而去）。尼——周之间的握手固然是战后最伟大的世界性事件之一，然而尼克松急吼吼的抢先握手又基于一个认识错误——这个错误在当时看来是史实性的、不那么重要的；现在看来，这种心理上的谬误从中美重逢的一开始就在作怪，且演变为中国已经日趋富强的时候，这种谬误开始兴风作浪了。　　有人问：如今的中国在安理会上比较频繁地投弃权票，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忆在逐渐丧失对世界事务的决定性影响？　　同样的疑虑也埏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援外政策的巨大变革。　　而事实是：当今中国的外交是赢得了国内人民和当事国人民的巨大同情的。中国正在为未来大国外交的巨大能量积累功德。　　世界上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一不沐浴着中国思想的阳光。　　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　　唯有人民中国的外交，是大国当中绝无仅有的具有崇高道德风范和正义精神的外交。　　而美利坚合众国则是孽债累累，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得到报应，而且势必将面临一场世纪末式的总清算。　　美国世界性能量的全盛时期的标志——欧洲煤钢联营、中央条约组织、中美洲果品公司等等，有的已经更生，有的在人民革命中土崩瓦解。　　有一种变化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过去，在国际会议会场上，每当出现谴责美国霸权的声音，美国代表总是非常傲慢地站起来，下马一摆像黑社会老大似的指挥着欧洲的和第三世界仆从国的代表集体退场。而现在这样的国家几乎是没有。　　美国国内几个世纪以来的道德败坏已经形成了孽果，这一点用不着再做预言，让我们看一看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成熟的世界：“沉默的大多数”意欲发言的世界。　　这个世界令大中国的外交视野无限开阔。　　因极权主义传统而倍受美国压迫的大国，我指的是像俄罗斯、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它们在国际事务上的东山再起，为我们中国提供了世界舞台上足够的发言权。　　那些战后世界革命橱窗式的中小国家，如越南、古巴、南非和正在诞生的巴勒斯坦，毕以巨大的善意和真诚的热情寄予中国以希望。上述国家可谓说代表了第三世界的民意。　　从可能性上看，中国几乎可以跟所有的主要大国及国家联盟成为密友，这就是中国在世界形象方面美国所不能匹敌的优势。　　百余年前汤因比的预言在二十世纪末不再成为超前的了。我再将其内容明确一下：　　中国将是世界的希望。　　时间表就在我老去之前。　　中国目前国家社会经济的进步极端类似七十年代初斯的日本，且赶超的时间表是跃进式的。中国成功地避免了墨西哥那样的歧路。更重要的事实是：中国顶尖人物群体的素质已具备了肩负伟大责任的能力。　　需要刹一刹那些动静：对国家进步视而不见的嗡嗡吵闹，尽管这种吵闹过去一度是有益的，现在所有的“意义”只能归于玩世，而过去最玩世的先锋分子已经变得很有出息，并且成为世界声音的一部分。中国的内部已经变得很真实，气沉丹田。中国人的“沉默的大多数”在领略了思想繁荣的热闹场面后，正在为追求个人幸福而劳作着，而这恰恰是构成伟大国家基础的原动力。　　是到了重估我们劳动成果的价值的时候了。　　是到了正确估量我们劳动成果的价值从而正确估量我们国家价值的时候了。　　需要涤清弥漫在我们周围的普遍的怨恨情绪，以面向未来的心情歌颂工地一般的中国。　　需要驻止流水之上抗逆的脚步，以痛楚后的清醒来审视中国社会中的不公正、愚昧、疯狂和欺诈，因为上述一切黑暗和即将照耀我们前程的光明一样丰富着我们大中国民族的感情。给中华民族一颗坚韧的心，引我们走向至大至美的二十一世纪。　　下个世纪，“一即为多”的哲理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界活动舞台上变为现实。中国的怒吼将成为多数，中国思想、中国经营能力的当量将深刻影响世界，并将成为领导未来人类思潮的唯一动力。　中国人：冷战后时代的情感及政治选择我唾弃那种中国人　　我有一位姓王的朋友，在北京某高校任教。这位朋友最大的也是最持久的乐趣便是与来到北京的各类外国人打交道，他总有机会也总有能耐跟老外们混得倍儿熟——然后，再找机会把各个国家的以及他那上国朋友的各种奇闻轶事叙述给我们听。他朋一位英国朋友叫马克，据说他跟马克的交情已有多年。我们经常听到他这样大声嚷嚷：“马克这小子昨天夜里三点找电话把我吵醒了，一问，他在哥本哈根喝多了酒，说要劫持架飞机过来看我。哈哈哈哈哈。”诸如此类的消息特别多：“马克在日本跟一个尼姑好上了。”“瞧见身上这件Ｔ恤吧，马克寄过来的，这个图案是牛津大学的标志。”……　　不是说他吹牛，我知道那个马克。有次正好我去王先生家找一本书时，马克来电话了。王先生拿起话筒后一下子激动非凡，满脸的青春痘都熠熠发光，他一迭声高叫：“哦马克，哦马克……”然后用一种显然装饰过的（装饰得更有牛津味）英语热烈交谈起来——为了避免他接完电话后再宣布消息，我悄悄地离开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禁打了个寒噤，我的这些同胞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