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我们需要一个关心我们好奇心、同性恋和满足我们各种嗜好的总统。　　他们认定这是摆脱羁绊奔向未来的首要目标。　　他们自大地认为:外部一切问题统统与美国无关。　　他们天真地以为:美国的一切皆是世界各国未来模式。　　所以他们认为美国的社会事件是世界的头号新闻。　　一个叫苏雨霄的美国宗教流派领导人断言:美国人民已经丧失了与世界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因此美国的完蛋只是时间上的事情。　　这就是结论。结缔龙魂对美国说“不”的中国铁娘子　　1995年2月26日，北京市中心长安街上一处毫不起眼的灰色建筑物外面，汇集着上百名身背长短镜头照相机以及摄像机的人群，他们是来自各国通讯社和电视台的驻华记者。在灯火通明的中国外经贸部大楼里，一场唇枪舌剑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正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着。而双方主持谈判的代表，恰好是两位女性。美方是律师出身、讲话字斟句酌的贸易谈判副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而中方则是现代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的吴仪。　　当晚11点，两位女代表同时离开谈判现场，出现在世界各国记者面前，宣布双方草签《中美知识产权保护协议》的消息，中美两国间长达20个月的知识产权谈判终于落幕。当时一家外国通讯社记者在发出的电讯中称“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　　中美之间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纠纷由来已久，从8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着摩擦。1990年4月，美国以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为由，根据美国贸易法“特别301条款”的规定，宣布将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国家名单”。应当说，中国方面对知识产权问题的态度是积极的。1992年1月，中美双方代表吴仪和卡拉·希尔斯共同签署了“中美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谅解备忘录”。中国愿意在约定期限内完成对这一问题的保护工作，而美方则承诺取消对中国的特别调查。　　但是事隔两年后的1994年6月，美国又再次挥舞起“特别301”大棒，不考虑中国政府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后作出的努力，要求对中国进行六个月的调查。这一次，美国人针对的是与计算机行业相关的激光唱盘等产品的盗版问题，认为中国的侵权行为给美国企业造成了每年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在接下来的半年里，中国与美国之间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一共进行了七轮磋商。在谈判开始前的记者招待会上，有“铁娘子”之称的外经贸部部长吴仪语气坚定地代表中国政府对外发言，认为中国在短期内已经走过了发达国家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完成的保护体系。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美方提出的非法复制激光唱盘的问题，专门组织力量收缴并销毁了数以百万计的盗版激光唱盘和录像带，关闭了有关的侵权工厂。　　平心而论，美方要求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是无可厚非的，中国人也没有蛮横无理地拒绝这些要求。不过，美方谈判代表们却在谈判中层层加码，他们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如要求在中国设立独资的新闻出版和音像制品公司等等。在音像制品对外开放市场的问题上，发达国家之间至今也未能达成一致。而美方在海关边境措施、版权认证制度以及行政执法部门的权限等问题上提出的要求，连美国本身也未能做到。尤其让中国人感到不快的，是美方对中国的司法和立法程序也提出了要求，甚至要求允许美国在中国设立侦探事务所。你还不如让中央情报局在北京设一个挂牌的分局哩。　　面临着六个月最后期限的威胁，面临着美方宣布进行贸易报复的现实可能性，吴仪，这位深知双方底牌的中国女部长，偏偏没有被美国人吓倒。这位头发略有些花白的中国“铁娘子”，在记者招待会上毫不客气地警告美国:“你们宣布报复清单之日，就是我们公布反报复清单之时。”　　1994年的最后一天，美国贸易代表坎特亮出了自己的底牌，颂了对华贸易报复清单。而中国方面也不甘示弱，仅仅在两个小时以后，中国就公布了对美国贸易的报复清单。消息传开后，一家日本通讯社驻北京记者在发回本国的电讯中曾不无感慨地评论说，日本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缺少的就是像中国的吴仪女士这样敢于对美国人说“不”的灵魂人物。　　1995年2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坎特宣布了对华实施贸易报复的最终决定，而中国外经贸部则随即作出反应，也公布对美贸易报复的最终决定。从这两份清单来看，美方将原定为28亿美元的输美产品削减为10.8亿美元，百中国出口美国的大宗商品如运动鞋、箱包等产品则不再包括在内。相比之下，吴仪拿给美国人看的报复清单除贸易外还增加了投资一项。对于新增加的投资一项，美国人是非常清楚这意味着什么的，因为当时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正竭力争取在中国合资生产汽车的许可。可以说，增加内容后的报复清单击中的美国人的要害。　　清单公布后，坎特又亲笔致函吴仪，邀请中国代表团到华盛顿进行最后谈判，争取尽快消除分歧。而吴仪的回函则很明确:同意恢复谈判，但是地点在北京而不是华盛顿。　　随后，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由工作组级别上升为谈判人表级别，美国贸易副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也从美国飞抵北京，与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孙振宇共同主持最后阶段的磋商。中国打出的投资牌开始见效，在美国国内一些大企业老板叫苦连天的抱怨声中，美方代表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在有关中国立法与司法权等问题上没有再提出过分的要求。而中国则也作出了一些务实的让步，在顶住美方在华独资生产音像制品、软件和出版物的要求同时，允许以合次的方式生产上述产品，双方的立场逐步靠拢。　　2月25日，双方开始起草协议文本。由于长达30页的文本需要逐字逐句地进行对证，进展一直十分缓慢，从25日到26日凌晨三点，也只完成了四分之一的工作。结果双方一直连续工作到26日深夜十时，这场贸易大战才在双方代表香槟酒杯的相碰声中化险为夷。　　当丝毫没有倦容的吴仪和巴尔舍夫斯基出现在已守候十多个小时的各国记者们面前时，这些见多识广的记者们投向吴仪的目光是充满敬意的，因为他们都很清楚，这是一位敢于对美国人说“不”的中国女人。她所展现出来的，正是现今中国不畏强权、毅然捍卫自身的利益和尊严的姿态。谁在“轻柔地走”?　　有一个细节值得特别指出来告诉中国人，当美国宣布与越南复交并在河内举行大使馆开馆仪式的时候，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出人意料地参加了开馆仪式，这一举动可以说是罕见的。美国人这样做自然不会是回忆起他们与越南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更不会是为了欣赏河内的热带风景。这当中到底什么有玄机呢?克里斯托弗没有说。倒是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麦凯恩毫不掩饰地道出了个中缘由。这位美国参议员说:“美国和越南有共同的利益，即遏制中国的霸权。让经济上有活力和稳定的越南强大起来，达到可以抵制其北方强大邻国的地下，这绝对是符合我国的安全利益的。”这句话再清楚不过地说出了美国政客们心中的真实想法。　　随着美国遏制中国的意图日益明显，少数向来托庇于美国的亚洲国家也纷纷应和说他们受到了中国的威胁，而美国则从人权、复关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上着手，采取具体的行动来遏制中国。美国《华盛顿邮报》就在它的社论中建议政府不要让中国获得主办2000年奥运会的权利。在讨论中国复关问题的时候要“给中国人一点颜色看看”。此后的事情发展证明，美国确实是在这样做，而且的确做到了不让中国主办2000年奥运会，中国引人注目的加入世界经贸组织谈判也一再无法取得“一致”意见。　　1995年7月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它的封面就以“遏制中国”为标题，用了相当长的篇幅阐述中国经济力量的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令人担扰的事情。这篇文章还语重心长地告诫美国应当放弃与日本之间的争执，巩固好联盟阵线，而欧洲则应当抛弃过去喜欢冷眼旁观美国与中国争端，以便坐收渔人之利的做法，只有和美国联合起来才能有效地遏制中国。　　就在英国人提出遏制主张以后的第二天，美国销量极大的《时代》杂志也刊出一篇由著名专栏作家克劳萨默撰写的文章，认为西方应该像当年召开维也纳会议遏制法国一样，设计出一整套方案来对中国进行遏制。　　这两家杂志率先提出遏制中国的主张以后，美国的一些主要报纸，如《纽约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等都跟着这股潮流，步调一致地要求美国政府刻不容缓地对中国进行遏制。《纽约日报》的文章甚至走得更远，对“一个中国”的政策提出质疑，理由是台湾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只有40年时间在中国政权的直接治理之下，认为“一个中国”的政策在国际法上存在着疑问。值得注意的是，英文《远东经济评论》杂志的封面文章《轻柔地走》首先肯定遏制中国政策的必要性，继而又含蓄地暗示，成立不久的东南亚安全会议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配合美国，巧妙地遏制中国。　　日本的《时事解说》周刊则说得比较明白，这份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认为，美国政府尽管一直公开说明它的政策是与中国“保持接触”而绝非“遏制中国”，但是私下里已经展开一系列行动，与东南亚国家形成了一个“对华包围圈”。　　看来，想遏制中国的的确大有人在。但仔细分析一下，这些叫嚣者的各自丑陋心态，又不免使人嗤之以鼻。心有不甘大肆叫嚣者有之；唆使别人而自己旁观者有之；有劲使不上者有之；随着附合者有之。如此一帮还没有“乌合”便打着自己肚里算盘的遏制论者如何找到其共同利益来进行乌合，实在不是值得中国人深深思索的问题。　　对于这些腔调或行动，中国政府该抵制的就抵制，该制衡的就制衡，该反驳的就反驳，该不理的就不理。只是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的时间太久，以免耽误了自己的进程。　　而中国的民众们，实在是应该行动起来，比如不去买这些国家的商品，就会有效地遏制这些聒躁和行动。CBS事件让美国华人愤怒了——我们不是间谍　　1938年的万圣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曾经有意无意间向它的广大听众们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个火星人入侵美国东北部的故事。这本来是一个科幻小说改编成的节目。也许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播音员们太出色的缘故，美国社会在眨眼间变得令人啼笑皆非，各地平时冷冷清清的教堂挤满了哭哭啼啼的全家老少，一边忏悔一边祈祷上帝能在火星人的部队到来之前赦免他们的罪过。在东西部各州的公路上，到处是开着车不知该如可逃生的美国人，全国上下陷入一片混乱。事后据普林斯顿大学的调查，大约有170万美国人相信节目的真实性并且四处逃难。　　两年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又忘记了历史的教训，再次在美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1994年5月19日傍晚的黄金时间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一个由著名美籍华裔女主持人宗毓华主持的电视节目。　　节目一开始，操着满口标准英语的宗毓华就开门见山地说明了这个节目的主题:“各位观众，晚上好!现在请各位收看有关美国最大的间谍网的报道。在这个节目里，我将告诉你到底是谁在操纵这个间谍网，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伴随着宗毓华解说出现的，是形形色色的美国华人工作时的画面。　　宗毓华对着全美电视观众侃侃而谈:“所谓间谍，并不是你想象中身穿风雨衣的形象，他很可能就住在你的隔壁。经过周密的调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已经发现了中国是如何向美国渗透谍报人员的。现在每天都有乘坐着飞机的中国公民合法地进入美国，他们看起来在外表上是非常普通的人，然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却有可能是间谍。”　　在直播室里，宗毓华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中国谍报工作》一书的作者尼古拉斯·迪米亚德斯，开始了一场耸人听闻的对话:　　宗毓华:迪米亚德斯先生曾经在美国国防部的情报机构工作过，他不久前撰写的《中国谍报工作》一书出版以后，给美国政府和企业提出了它们所面临的严峻问题。　　迪米亚德斯:我的意见是，目前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政府都未能对来自中国的间谍渗透作好思想准备。我要强调的是，中国的谋报系统与我们以前所了解的情况有些不同。　　宗毓华:一切都是从北京开始的，当一名中国学生或科学家申请去美国，中国安全部门的官员就会找他们谈话。根据迪米亚德斯先生的证词，这些中国学生或科学家会被告知，他们留在国内的家人将成为有效的人质，他们被要求在美国先呆下来，到时候自然会有人和他们联系，这些人的潜伏期并不确定，有的可能要在美国潜伏若干年以后才会真有人来找他们。　　迪米亚德斯:对!沉底鱼，这是中国情报部门的行话，意思是说这些人像沉在海底休眠的鱼一样，西方情报界称之为“休眠情报员”。　　宗毓华:那么你是说他们会沉在海底什么也不做吗?　　迪米亚德斯:当然不是，他们只是在等待着时机。　　说到这里，宗毓华指着背后的画面说:“看!这个男人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所谓休眠情报员。然而从外表来看，他们与一般人并没有什么两样。可是一旦他们混入美国社会，就会慢慢变成社会的一部分。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很难发觉他们，因此也无法判断到底会给我们造成了多大损失。　　迪米亚德斯: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些来自中国的休眠情报员并不在少数。根据我的估计，在这些通过合法途径进入美国的中国人当中，每八个人就有一个人是潜伏着的间谍人员。　　……　　在直播室里，宗毓华和迪米亚德斯你一句我一句地互相补充，拼凑着一幅中国情报人员的形象。由于这一节目是在晚间的黄金时间播出的，所以估计至少有1200万美国观众收看到了这个节目。　　毫无疑问，迪米亚德斯的《中国谍报工作》一书的出版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特约节目的播出，使得美国社会对美国华人有多少是间谍一事议论纷纷，从而给许多华人移民的生活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影响。每8个进入美国的中国人中就有1人是间谍的说法，使得许多美国企业对华人雇员充满疑惧。这对一些中国留学生的就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一些在职的华人则无形之中被另眼相看。在疑神疑鬼的心理作用下，不少美国企业已经暂时减少乃至停止聘用中国雇员，另有一些看到新闻节目后恐慌万分的美国房东则开始委婉地拒绝把房租给中国人，以免被华人用来从事“间谍活动”。　　美国从历史上来说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国内的民族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经过六十年代由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倡导的民权运动，美国社会从表面上来看已经取消了种族歧视制度。然而制度上的取消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个国家不再存在以肤色取人的习惯，白色人种对有色人种的歧视，虽不像60年前那样露骨，但是社会各个层面仍保留着若隐若现的歧视现象。而且与以前情况不同的是，白色人种对其他人种的歧视并不亲自登场，而是充分地利用一些有色人种的代表，这样做的好处就是避免了种族歧视过于表面化的缺点，从崦使这种隐蔽的歧视更凑效。宗毓华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客观地来说，凭借着自己的刻苦而挤身美国三大广播电视网晚间新闻节目著名主持人行列的宗毓华，自身的奋斗也很不容易，但是人们也可以看到她身上似乎刻意与华人社会保持距离的另一面。现侨居美国的美籍华人陈燕妮女士就曾经记述过华人社团一次原本为宗毓华授奖的大会，到头来宗氏不到场的憾事。每当宗女士提到中国人时，总是用“那些中国人”来显示自己的黄皮白心。不过话说回来，各人有各人的价值观，无法勉强，只是问题在于如果用这种方式来伤害自己的同胞就有些过分了。也许美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能将一个人与她的血统生生割断，能使一个人向自己的母体渲泄无情，能使一个人在功利面前失去起码的道义。真不知宗氏婢女怎么想的，当美国因她的节目而掀起排华风潮时，她走到大街上领受到的就是热情吗?也许她不需要热情，那么好，中国驻美大使馆可以拒签她的护照，禁止她今生踏入中国的土地。　　这几年来，在美国各地的电视节目或者报刊上，也时而会出现指称华人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传闻，有的文章甚至言词确凿地说中国在美国 决谍活动已经在规模上与前苏联不相上下。本来，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新闻从业人员多少都不些故弄玄虚，不时制造些耸人听闻消息的习气。华人社会也没有那么多功夫去驳斥每篇报道。不过，这次有关华人间谍网的说法已经有些太离奇，尤其是每8名中国人中就有1名从事间谍活动的说法更是给华人在美国社会的发展出了一道难题。　　对这类报道一向都抱着比较宽容态度的华人这次没有保持沉默，在一些旅美著名华人的参与下，团结行动起来，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抗议。总部设在芝加哥的旅美华人工程师及科学家协会在写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信中表示，新闻报道不能仅靠一两个人没有根据的说法为依据，尤其是这种新闻报道已经在美国社会中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每个中国人都存在着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而且即使现在没有从事谍报工作，若干年以后也会活跃起来。该协会在信中要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必须进行公开的道歉，否则将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　　在华人社会作出反应之初，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宗毓华并没有把它看得很严重，潜意识里认为华人的这次行动只不过与以前一样，都会以虎头蛇尾的结果收场。宗毓华本人在接受一家华人刊物采访时也只是语气平静地对此事说了一声“抱歉”而已。　　这种平淡的说法自然不能让华人社会感到满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华人社会持续不断地爆发出对这一事件的强烈抗议，事态的发展迫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宗毓华不得不作出公开表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在写给一家华人团体的信中不得不表示:“我们充分认识到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居留在美国的中国人绝大部分是守法的学生、访问学者及公民。如果说我们的节目未能对这一点予以证实，那么我们愿意表示道歉。”这位决裁同时在信中表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将在10月22日的晚间新闻节目中作出认真的努力，纠正以前的说法。　　10月22日晚上，宗毓华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直播间里，向诸多观众播出了一则声明:“我们无意使人们得到这样一种印象，认为每年合法地进入美国的中国学生、访问学者及移民都受到中国情报机构的雇用。如果说我们给观众造成了这样的错误印象，那么我们愿意表示遗憾。”　　这种声明并没有干干脆脆地表示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歉意，但是考虑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向自认正确，从不肯对自己的节目表示歉意的历史来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很明显已经感受到来自华人压力，作为一家依靠收视率生存的新闻媒介，在作出决定时自然也不能不对社会的反应予以考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这一事件表明，中国人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姑息了事了，各个华人社团在这一事件中也空前地团结一致。　　这次事件同时也使广大华人认识到，作为美国社会的一个少数民族，华人群体在受到美国社会诬陷的时候，如果不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那么结果就只能是任人评说，任人践踏。　　华人在这一事件上的空前团结，也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中国的日益壮大。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生活在大陆的国人，有责任将国家建设得更好，为了自己的同胞不再受气，为了自己的同胞不再变质，为了未来的一代或二代能理直气壮地走在相同或不同的肤色中间。“孤儿院事件”——美国人自己说不致编辑:　　关于《中国人否认虐待孤儿院里的孤儿》一文(注:指《纽约时报》1月刊出的文章)。　　毫无疑问，上海孤儿院摆出最佳面貌让外国记者看，以驳斥总部投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的指责，该组织指控在中国一些儿童被故意饿死。　　但我也认为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儿童福利院院长韩伟城(音译)的解释是可信的，1989年他照顾的孤儿中有多人死了，因为“那年很冷，我们没有电”。　　我虽然经常在本栏目中批评中国的不道德行为，但我认为说什么政府的政策故意饿死儿童，以使弃儿人数减到最低的说法是难以置信的。　　即使如罗森塔尔在1月8日专栏文章中认为的那样容忍共产党人的冷酷无情，因缺乏资金和设施造成的错误和疏忽也不应该看成是官方的计划。　　拿出中国刊登在贵报1月6日新闻报道中的图片，以及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节目连续播出的镜头，并不比1月10日在黄金时间直播节目中播出的美国国营收容所中弱智者受到虐待的画面更令我感到震惊。　　如果中国的宣传机构下结论说，美国的这些虐待事件是美国政府批准的政策，那将如何呢?蒂莫西·通　　 纽约　　 1996年1月10日致编辑：　　关于贵报１月９日的新闻报道和罗森塔尔１月８日有关中国孤儿的专栏文章。　　罗森塔尔先生的争论文章是根据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写的，而人权组织的报告宣称，那些儿童是被故意饿死的，贵报的报道说该说法不能得到独立的证实。这不是很成问题吗？　　除了报道指责的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使中国儿童遭到抛弃和死亡呢？　　许多死在孤儿院里的儿童，到那里时就已经患有重病、残废和营养不良。这些孩子的父母通常是中国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失败者。由于医疗费用要个人承担，因此穷人不可能为这些孩子提供必要的治疗。　　家庭连最起码的医疗都负担不起，就会遗弃孩子，寄期望于国家来拯救。到这个时候，许多孩子已经太虚弱，活不成了。　　我希望罗森塔尔先生在使用孩子们的痛苦作为其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之前，考虑这种“证据确凿”的报道。马修.科尔曼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96年１月11日致编辑：　　关于贵报１月６日和９日就人权观察组织有关中国孤儿院的报告刊登的几篇新闻报道。　　我是一个将要领养一名中国女婴的母亲，我花了数百小时研究收养中国孩子的问题，同已经收养中国孩子的父母及一些社会工作者和社会机构交谈。　　我认为，中国政府和孤儿院的保育人员都尽可能地努力工作，来照顾数以千计的这些弃婴，并且为那些能够为孩子提供爱和家庭温暖的美国人尽快领养到弃婴提供便利。　　我恳请你们再调查一下，不要让美国公众因对耸人听闻的消息的兴趣而严重影响这些孩子的长远幸福和那些想领养孩子的父母们的梦想。　　艾利斯.贾丁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96年１月10日　　上面是美国《纽约时报》１月15日刊发的三封读者来信，值得指出的是，这三封读者来信在译成中文时没有进行任何文字上的改动，完全是美国读者原汁原味的信件。　　1996年１月，美国《纽约时报》曾经发表过连续性的新闻报道，报道中让人十分觉得幼稚地强调说，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故意让孤儿院里收养的孤儿饿死。在此之前的1995年６月，英国广播公司也播出过题为《死神笼罩下的孤儿院》的电视节目，这个电视节目也十分耸人听闻地声称，中国政府故意饿死孤儿院里的儿童。　　这三位美国读者的来信，对于《纽约时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来说，恰巧是致命的一击。　　这三位美国普通老百姓的来信说明了什么呢？　　一、艾利斯.贾丁在无意之间道出了美国新闻界一向喜欢耸人听闻的习性。美国的报纸为了生存，而记者为了一夜之间成名，刊出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已经成为了一种恶习。任何一位略有些头脑的中国人都不会相信，自己的政府会制定出故意让孤儿院儿童饿死的计划，美国人的这种报道跟天外奇谭根本没有什么两样。孤儿院内对儿童照顾不周的事情或许会偶尔发生，但是美国人必须记住，中国政府并不是希特勒政府，中国孤儿也不是当年二次大战中受到迫害的犹太人。记得当年欣克利刺杀里根总统时曾经说过，这样做会使他一夜之间闻名全国。很有可能，《纽约时报》的这位记者也有同样的阴暗心理。不过，也只能是丑名远扬了。　　二、蒂莫西.通相当坦率地揭出了美国的“家丑”：美国国营收容所倒是存在着对弱智者虐待的现象。　　放心，中国人不会得出结论说，美国国会制定了一项故意虐待全国收容所里的弱智者的政策，也不会说洛杉矾警察局制定的政策就是毒打黑人平民。　　三、《纽约时报》自己也承认，人权观察组织关于中国儿童被饿死的说法无法得到证实。《纽约时报》也不是美国超级市场入口处到处散发的无聊小报，既然刊发这些无法得到证实的消息，那也只能说《纽约时报》这样做无异于自甘下流。　　四、马修.科尔曼总算说句公道话，儿童的痛苦不要被用来作为地缘政治斗争的工具。　　中国人应当告诉美国人，中国人曾经抚养远当年侵华日军的遗孤，污蔑这样一个宽容的民族实际上是非常卑鄙下流的，中国的孤儿院关不需要美国人这种假惺惺的关心，中国人再穷再苦也能养活这些孤儿。美国人如果真的很关心儿童，倒是应当去关心那些在越南战争中丧生在美军“地毯式”密集轰炸下的儿童，去关心那些海湾战争中的伊拉克儿童的人权。　　还是那位美国读者说得一针见备，请不要把儿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如果美国人果真那样悲天悯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