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或者说，其实已基本上是人的行为了。耳濡目染人类社会的一些优良习性以及来自人类社会的优越感——哪怕是我隔着栅栏与人相处——使我极其蔑视眼前这样愚昧、肮脏的同类。我甚至学会了这样一种本领：如果我发现，或者说我认为，某些聚在一起的猴子可能对我不利，又不好与它们直接对抗时，我就采取各种手段，比如挑唆，恰当地传播一些谣言之类的，将它们分化，然后毒打一只看起来好对付的猴子，以起到惩一儆百的作用。当被挑唆的一群相互之间殴打起来的时候，我也不免做做和事佬。当然，这种和事佬可不能真做，还得留点小矛盾，让它们不会再像以前那相好。至于猴王嘛，那个老东西，我只不过不愿取代它，有它反而好办事一些，反正它得听我的，否则，它吃不到精美的食物岂不是很难受。　　总之，放入猴群的结果使我无意中锻炼了领导者的能力，也更使我向人类靠近了更大的一步。由于我的迥异表现，我荣幸地参加了另一次实验，与你们人类社会的一群看起来有某种缺陷的人，比如，天生不会说话的啦，一天到晚唠唠叨叨“我要竞选，我要竞选”的啦，呆在一个别致的地方，每天都吃同一种东西，按照人的指令在各种仪钻来钻去。我最讨厌的是，人们动不动就把一个尖尖的东西刺进我的皮肤，抽取我身上的液体，这让我十分惊慌，有时还拿一个亮亮的东西照照我的眼睛，使我一瞬间什么也看不见。但为了改变为人我还是忍受了下来。我的忍受没有白费，当身上最后一根毛脱离了皮肤后我陷入了极大的喜悦，我拼命地大叫，一种模糊的冲动中我捕捉到那个唠唠叨叨的人的惊恐的目光。于是我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我要竞选，我要竞选。”虽然我没有理解它的确切涵义，但我还是大叫着，拼命地大叫着。　　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诸位先生们，我内心的激动你们可想而知。当我站在这儿，回头想想过去的岁月，一切都已变成了成功之后的美好回忆。变而为人是那么地漫长又是那么地简单。我庆幸自己的皮肤是白的，而不是他妈的黑的或者是黄的。我庆幸……怎么说呢，我激动得无以言表了。请允许我用下面的一句问话表达我无法抑制的激动和对诸位的崇高敬意：　　你们能否告诉我，你们也是这么变过来的吧？！　　谢谢！　　　　　　　　　　　　　　　　热爱你们的乔治.克林顿.Ｍ美国的自恋性极端利己主义　　“自恋性极端利己主义”是医学上的一个名词。似乎是指那种对人好时万般柔情，极尽呵护之能事，而一旦翻脸又变得凶残冷酷、犹如禽兽的异常表现。据说，无罪开释的辛普森就犯的这种病。辛普森曾在过去的岁月里，无数次毒打老婆及他所爱过又要离他而去的女人。近日离他而去的芭比莉小姐慑于这样的威胁，终日不敢离家人半步。　　“自恋性”这样的症状发生在现代美国人身上是不足为奇的。美国文化中追求自我解放、崇尚自我创造的因子，因几个世纪的运作和积淀，连同这个国家在经济、军事上的强大，一起膨胀起来。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战略表象上的成功和由此而来的失落，使美国文化的个人主义更加导向没有根基的虚幻；导致了美国人的过分崇拜意识。个人价值异乎寻常的高于社会价值。不受家庭束缚、免遭其它群体羁绊、不屈从于他人愿望、完全自立自主的个人被认为拥有最大限度的创造力。事业上的成功被片面地理解为完全是个人的运作。内心的善良和对美好事物的渴望得到了固执的维护和隐匿而不是开释。他们确信别人是无法理解自己的。好莱坞电影里的英雄总是单独的，就说明了美国人这种虚幻的自我崇拜导致的道德上的孤立。在这儿，美德成为个人的魅力，与孤立、反社会的英雄合为一体，英雄也因为彻底拒绝加入人群，而反衬了自我道德的高尚。追求个性的独一无二，以致使人永远无法与社会属同。精神深处的孤独迫使他们更深地走向自我的内核并把它随意地张扬出来。这时的张扬并非渴求理解而是释放和渲泄，于是你便看到了残缺的个人制造了一种由暴力、性犯罪、同性恋、吸毒与政治、摇滚乐、环境问题、金钱至上、功利原则同构的美国社会。　　“自恋性”与美国文化多年的膨胀，排斥、阉割、同化弱势的异质文化所形成的严重的西方中心论不无关系。表现在国家肌体上就是所谓的制度优越论。中国人最有体会的论调就是现代化即西化。与西方文化中心论相同，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强大经济、政治实力，认为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和西方物质文明才是现代化的标志。致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这一观念，在自身传统文化受到摧残之后，在政治、经济上处于西方的控制之下。而亚洲的崛起，古老的东方文明与现代物质文明碰撞产生并逐渐形成的亚洲现代经济文化模式，无疑对于这种“自恋性”是个很好的打击。　　“自恋”的美国当然一时难以接受。正如他们自己人奈斯比特所说的:“这种接受犹如当初接受地球是圆的这一事实一样意义深远。”他所说的“意义深远”中有哪些“意义”我不太清楚(也可能他不敢正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东方文明的复兴以及由此焕发出的凝聚了几千年的能量，对于一向自认优越的美国人乃至他们文化中浓重的“自恋情结”带来的震动和冲击是必然而且强大的。　　不接受并不意味着不予理睬，接受也并不表明是真诚的握手合作。“自恋”的美国为了能够保证自己“自恋”下去，便开始频频插手亚洲事务，让亚洲国家相互制肘，干涉这儿的国家内政，企图以此来延缓甚至消亡亚洲的崛起。中国必然首先成为他们的目标。　　于是这又暴露出美国文化中与“自恋”相承的“极端利己主义”特征。“利己主义”本身就不好，更何况是“极端”的。如果说“利己主义”是指尽一切可能改变一切因素使自己获得最大利益的话，还能让人接受；而“极端利己主义”则含有某种要伤害别人利益的偏执和疯狂了。美国在插手世界事务时，有个叫得很响的借口就是维护“全球利益”。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句话应该是“全球的美国的利益”。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所维护的正是这个“全球的美国的利益”。动不动拿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维护的并不是所谓的人权，还是这外“全球的美国的利益”。　　“自恋性极端利己主义”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可以有心理医生或者精神病院来治疗。出现在一个国家，一个拥有最多核武器的国家身上，便意味着威胁和潜在的疯狂，便意味着各种各样的侵略。　　这是世人应该警惕的。包括美国人本身。在这种病症还没有发作之前，加以抵制、诱导才改变，而不是一味的屈服和顺从。顺从只能助长它的气焰。　　所幸的是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迈出了一步，还要迈出第二步、第三步；所幸的是美国的西方盟友，也正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提醒着美国；所幸的是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正越来越紧密地联合起来，分化、抵抗霸权主义所造成的威胁和伤害。最近联合国人权会议在否决以美国为首提出的反华决议案之后热烈而持久的掌声就很能说明问题。其次伐兵:我看中央情报局　　现代史上一位政治家曾告诫暴怒的民众:“你们应当避免无谓的恐惧。”民众的恐惧——演变为抗拒，是酿造群众自发革命的最好酵母。　　半个世纪多来，中央情报局及前身战略情报局一直是世界其他政治势力恐惧的源泉。中央情报局是美帝国主义除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以外，实践其世界阴谋的又一大法宝。　　美国的康生——麦卡锡就曾对蓬勃兴起的人民民主运动产生过同样的恐惧。　　殊不知反美势力的反应强烈程度远甚于“非美委员会”。尽管随着时代的演进，各国的专政机关变得比较文明，对付亲美分子和中央情报局代理人的执法队不再那么血腥。但这并不说明:在今后的某一天，我们不会对罪恶的中央情报局采用更为严厉的执法。　　中央情报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渗透从来没有停顿过。　　晨根当正时期，对华的大规模间谋活动，可谓是达到了中国改变开放以来的第一次高澎。中央情报局雇佣的东亚问题专家约翰·吉尔胡利(听上去像“嗟尔胡来”)，专门负责向中国派遣特务和在中国招募极少数败类充当特务的工作。搜集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报。　　与内战时期提供大炮、轰炸机、美式坦克、手提机关枪来屠杀我们的年代相比，中央情报局现今的手段儒雅而丰富:伪装术、扰频电话、夜视镜、红外线信号装置、海上划艇。　　在“嗟尔胡来”氏的妙手之下。美国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建立起系统的情报网络。　　然而我们强大的国家专政机构从来不是吃素的。　　被中央情报局内部称赞为“上帝赐给我们的高手”的罗承勋于1983年被宣判10年徒刑，他用出卖情报换来的黑钱购置的伦敦住宅让老鼠去享用了。　　1986年，《纽约时报》驻北京首席记者约翰·伯恩斯在四川偷拍大量中国军营照片，被我警方逮捕。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严正对待伯恩斯的非法行为的同时，也表现了最大的仁慈和厚道。按伯恩斯的所做所为，换了别的某些国家，当局会毫不犹豫地以“间谋罪”将其处死的。“别跟我来劲，我们辗死你这个窃贼像捏死一个蚂蚁!”我猜军事法庭上的易卜拉欣·优素福上尉会这样回答山姆“二叔”的大哭大嚷。　　连美国人都感到有些窘，所以到了一个月后，另一名不争气的中央情报局间谋卢顺序(好名字:落网按顺序来)被我司法当局判处十二年徒刑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干脆失口否认此事与他们有关。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罪恶行径——以上事件只能称得上是皮毛。很早以前，世界政治家就尖锐地指出:中央情报局与其说是一个庞大的特工组织，毋宁说它是一个政治机构、一个推行美国不可告人政治图谋的集政治、经济、文化、刺探功能为一体的“地下国务院”。　　当美国50年代出兵朝鲜，西柏林一群文化人与之遥相呼应，“文化自由联盟”随之诞生。该联盟在以后的10年内在35个国家建立分支机构，创办杂志几十种，举行若干次较有世界影响的大型艺术节。这个联盟的立场很鲜明:每逢类似于波兰的波茨南事件这样发生在东方国家的异动，这个组织便立即作出反应，或抗议，或声援，嗬，好热闹。是谁出钱资助这些文化人?《纽约时报》揭开了这个秘密:正是中央情报局在秘密资助这个世界性的组织。——《纽约时报》把内幕曝光之日，恰是美国卷入越战不得人心之时，中央情报局的到处插手已经臭不可闻，拿了中央情报局钱得以在全世界开展活动的文化自由同盟，在秘密资助之事暴露后，不得不宣布解散。　　文化自由同盟的丑闻，有许多发人深省之处。　　中央情报局的渗透方式是绝顶聪明的。如果说世界特工史上曾有一场“革命”的话，那么，“革命”的荣耀非中情局莫属。　　中央情报局通过五花八门的形式掩盖它在世界各国无孔不入的存在。切莫以为，只有无声手抢、窃听器和微型胶卷才是中央情报局的主要手段，不，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央情报局已经将“非情报工作”——即思想的、形态的攻势放上的战略的首位。　　从这一点上，我们再来反思历史上反美国家清洗政敌的举动，可以理解为什么动辄将政敌称之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代理人”的心态了。　　就连八十年代在我国大学校园中出现的“上帝之子”丑闻，中央情报局也插足其中。指导中国学生的性活动——这是中情局的“希望工程”系列之一。　　四川民间俗语道:“十处打锣九处有他”。中央情报局忙活着呢。对艺术的襄助，也是中央情报局的业务之一。福特基金会是以资助先锋艺术而闻名于世的，然而有两点需要澄清的是:其一，福特基金会的资金很大部分来自于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赞助人——中情局；其二，受惠于该其金会的先锋艺术家主要是美国人，如行动派画家勃洛克。中情局把钱给勃洛克，成功地达到了标榜美国的公关目的。通过无政治色采的名人效应向它国意识深处渗透——中情局可谓用心良苦矣。　　直接插手吴弘达事件以及策划《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出笼，是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形象系列底毁行动的一部分。　　吴弘达的一本书《劳改营:中国的古拉格》在美国的出版，源于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他所任职的“劳改基金会”，就是中情局的密切组织之一。吴为美英两大媒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炮制有关中国监狱的恶意性专题片，在中国大陆的刺探计划均由中央情报局特工直接参予制定的。　　所谓对中国的“人权攻势”，就是这样一场特务色彩极其浓厚的对华战争。　　一九九四年，美国的蓝登书屋(Random House)和台湾地区的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先后出版了英文版和中文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出版者对这部书做了许多宣传，甚至用夸张的语调进行吹嘘，说它:“是前所未有的第一物珍贵史料”。“本书问世后，不只毛泽东个人传记，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相关写作，都将受到重大影响”——恨不得干脆说“都将被彻底改写”。　　且不说作者李志绥的“轻薄为文”透射出的令人厌恶的不诚实和自吹知擂，以李志绥的个人经历和能力，是绝对写不出这样一本书的。实则是:若士名背景晦暗的捉刀者在李的身份笼罩下，参予了这本书从立意、编排到细节的整个“包装”。诸如像这样的话:“我要将此书成为在毛泽东的极权统治下，平民百姓生灵涂炭，以及善良知识分子，为了求生存，不得不扭曲良知、牺牲理想的历史，申诉给公众。”知情者议论道:像这样的意识及文风，根本不是李志绥所为，是长期从事反共的台湾军队宣传工作者直接捉刀的产物。　　中央情报局为寻求这样的宣传品出笼，曾做过近十年的物色，并在确立目标后，通过它的松散雇佣人员直接进入这个写作班子，并且在这本书的发行宣传至始至终充当主要角色。　　中央情报局是美国世界战略最险恶部分的承揽者，尽管它的趋势是:以表现的非特工的形式加紧向美国体外渗透。　　它意欲在精神上暗杀世界的独立潮流，扼杀非美国家的强盛之路。　　够了。够了。我想起了某人曾一言命中的:“当你以为你正在和美国人民进行一场民间交流时，中央情报局就在你身边；当你真诚地向友人推荐美国品味时，殊不知你已成了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　　我要对美国喊出:走着瞧，不要太张狂了——将来我们会向你们的阴谋战略实行无情的人民执法。　　孙子云:“上等伐谋，其次伐兵。”——实现对他国安全的屠戳，美国越来越依赖象中央情报局这样的“利器”。在智利暗杀阿连德，搞臭多米尼加民主政府等等，中央情报局起了美国政府通过公开手段无法替代的作用。当一个国家在公理上无法战胜别人时，“其次伐兵”式的血腥污秽战略必将是首选方式。美国在公理上孱弱，与阴谋诡计的发达，证明了美国的国家智谋必将走向末日。附文:方励之夫妇的流亡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阴谋(日)中江要介　　美国外闪标榜为正义而拔刀相助，但在背地里，却常常隐藏着死乞白赖、自私自利的战略方针。1989年6月天安门事件不久发生的方励之夫妇流亡事件，难道不也是美国政府的阴谋吗?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以“中国的萨哈罗夫”闻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与其夫人北京市人民代表李淑娴是在天安门事件的第二天，即1989年6月5日一起跑到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恳求人身保护，而约在一年后的1990年6月25日，经美中两国外交交涉，结果方励之夫妇暂去英国。方励之自1986年站在民主化运动的最前列以来，成了谋求民主化的人们的象征性人物。如从其来龙去脉来说，天安门事件后该夫妇对中国的民主化感绝望，并感到自身难保而逃到美国的大使馆，这并江奇怪。　　但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一般人推测，从方励之非常适时的行动看，是否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了此事?可以作为证据的，就是1989年2月26日所发生的事。这一天，访华的美国布什总统在北京举行了招待晚宴。被邀请的有中国政府高级领导，主宾是国家主席杨尚昆。方励之夫妇也被邀请去参加晚宴，这激怒了中国政府，在门口即拦阻该夫妇进入宴会厅。　　对美国政府当时的做法，副总理、原外交部长吴学谦日后对访华的日本要人是这样评论的:　　“本杨遵循和平原则来发展对美关系，但决不能容忍美国这种赤裸裸的干涉内政的行为。例如，布什总统访华时，唯独没把邀请方励之夫寺的宴会请柬交给中国方面，而直接交给了本人。偷偷地招待主宾不欢迎的人是有失礼貌的。无法想象这是对待朋友的做法!”　　也就是说，对中国政府反对的方励之，一句招呼都不打就让他坐到台此重要的涉外宴会席上，这是万分失礼的。此事本身就意味着干涉内政。美国政府决不可能不了解方励之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也根本不是由于疏忽而在这样重要的外交场合犯了错误。很明显，这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故意制造的动作。　　天安门事件后不久，方励之即在事前察觉到戒严之事，立刻逃到美国大使馆，也是时间上的巧合。尽管其他民主运动头目都被捕了，他却捷足先登美国大使馆的门槛，请求庇护。这只能令人想到，是美国在引路。方盛之事件的发生，既使被怀疑是为日后的尊重人权外交正当化而导演的一出闹剧，也不无道理。把尊重人权视为高于一切的布什的美国，对所谓无视人权、使站在民主化运动最前列的学者感到生命危险的中国，是不能放过的。因此，收容了方励之夫妇，并对中国施行经济制裁，迫使其民主化。这难道不是为运筹此事而导演的闹剧吗?　　这种推测决非虚构和妄想。围绕事件的一系列活动，以及后来美国政府的做法，让人自然得到这样的认识。　　不过，默许方励之夫妇出国的中国也是难对付的。中国政府让布什得了分，可能是将来要他偿还这笔债。不久即以此为借口探寻援助的线索，中国默许的背后难道没有隐藏着这样的考虑吗?　　这就是所说的外交。如果日本只追求表面现象而悠然自得，那么会给日本的将来带来黑暗。　　中国会不会出现像叶利钦那样的人物，会不会给方励之夫妇完全平反，这夫人得知。这是将来的问题。　　(李乃成 译)　新孤立主义会使美国成为“垮掉的国家”1·庸俗新闻观与新闻自由　　1994年，当第15届世界杯足球赛在美国举行时，数以亿计的球迷不舍昼夜地把目光投向了那一场场激烈精彩的绿茵大战。但是有一天，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把镜头从球场调转开了。因为什么?因为美国警方正在追捕辛普森，直升机、警车、高速公路……所有情景如同我们司空见惯的好莱坞电影画面——但又不是电影，而是新闻。美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特别是黑人公民实现美国梦的一个象征物辛普森因杀人嫌疑而受到指控并试图逃跑——于是，足球变得极其不重要了。全美国的心脏都提到了喉咙口，真是精彩悬乎刺激。　　由此我想到了美国的新闻自由。首先，他们有一个形象的关于新闻的比喻:人咬狗才是新闻。就是说，前所未闻的事情的发生才是新闻。这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当我们仔细考察美国的新闻现状，再联系它的文化背影与国家意识，我们就能发现，新闻自由这个神圣的字眼在美国正被越来越严重的庸俗新闻观所取代。　　庸俗新闻观的几大特征是:失去道义评判能力及社会责任感，追逐丑闻并且千方百计做大，以自己的价值观去评判万事万物以及自愿孤立于世界以外，更严重的是，在功利主义驱动下不惜造假。　　闻名全美的邮包炸弹杀人犯(现又被抓获)给《纽约时报》等写信，并责令这些报刊把自己的论点全部刊登——他们居然照做不爽，其依据自然也是新闻自由。但这种自由委实可怕——顺为它其实极不自由，它是受到恐吓后才如此这般的。同时，从《纽约时报》做出这种决定的那一瞬间开始，它所必须具有的公义、信德已经全部崩溃。美国到处谴责恐怖主义和不妥协的誓言受到了无情的嘲笑。不管如何辩解，《纽约时报》从那一刻起也贴上了一个永远抹不去的标签:恐怖主义分子的工具。　　追逐丑闻并使其成为更大的丑闻，这种例子在美国俯拾皆是。性丑闻、暴力丑闻、经济丑闻——新闻监督也是一个很神圣的词，但在美国很多记者心目中，其出发点已经绝对不是新闻监督了——而是销量、收视率、金钱、职位和声名。所以，他们才会大炒麦当娜，才会如临其境地报道抢劫杀人案，如此等等。社会责任感是需要时才会被提起的词。　　另外一方面，他们确信自己的(或者是美国的)价值观至高无上。于是，对于美国以外的地方他们肆无忌惮地妄加评判，并且以讹传讹，指手划脚。比如，当他们在诅咒中国压制人权时，其实他们中间大多数都未到过中国；当他们吹捧达赖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时，却不知道达赖在西藏时接收的贡品有许多就是人皮和人骨做的。　　还是那个《纽约时报》，当它对恐怖主义者表示顺从和俯首时，一转脸却对中国露出了牙齿，振振有辞地自问自答:我们为什么要遏制中国!　　为什么?就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神秘人物写信勒令你:不许放屁，否则……　　美国民众中的极端功利主义正在毁掉这个国家，而美国新闻界的推波助澜只能使这个国家垮得更快。　　七岁的美国少女杰西卡与其说是在一项意料之外的飞行事故中丧行，还不如干脆说是被所谓的从她父母身上体现的“美国精神”及美国新闻界合伙谋杀的。当杰西卡准备驾驶飞机遨游长空并力图打破年龄上的飞行世界记录时，美国的各类媒介轰轰烈烈地为其造势，三大广播电视网更是倾力上阵，把美国人的生活硬是推进某种仪式之中。但是，他们全然忘却了这样的规则:只有年满16岁的人才能取得飞行证。所以，从法律上讲，这次震惊全美的飞行其实是一种非法行动。事后，美国联邦航空局的有关人士才部出来说，从技术上讲，杰西卡只是一名乘客；所谓“创造世界纪录”是一个伪造的概念，从航空的角度讲它毫无效力。　　但悲剧毕竟发生了。七岁的杰西卡，在她临飞之前我们看到了她如花般的笑脸，随后我们又从电视画面上目睹了飞机折翅扑向大地的惨状。更为令人不安的是，杰西卡的母亲哈瑟韦女士在事件发生后却异常镇定地说:“我希望我的孩子是在快乐中死去。”　　不可能!一个七岁的孩子不可能在快乐中死去。　　一个没有责任能力的孩子，被一种虚拟的“国家精神”(再通过媒体急剧放大)为着私利谋杀了!这算不算对人权的粗暴剥夺?——只是在形式上遮掩了许多东西。　　如果杰西卡成功，如果杰西卡能顺利飞抵华盛顿并且和克林顿总统共进晚餐——这将成为令人振奋的消息——最直接的结果是电视收率上升，报纸销量上升。媒体巨头们有福了。　　如果杰西卡不成功——像现实演示的这样，收视率与报纸销量也会大幅度上升。媒体巨头们同样有福了。2·“朕即世界”?……世界要镇你!　　这第二个题目的由头还得从1994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开始说起。当数以亿计的球迷把目光投向绿茵场时，一个权威民意调查网对东道国的受众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有60%的美国成年人根本不知道本土正在进行着一场从类盛典——世界杯足球赛!美国人对一种世界性运动的排斥或云蔑视由此可见。他们由来已久的斯翼影响国际足联的“改革”意图——将足球赛分解为六局，以便球员休息间隙插广告——令全世界为之晒笑。然而，他们推销其“聪明”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认真——不得不令我们认真看待美国人的心态:由于丧失了对世界的感知而涌发的“朕即世界”的自大感。　　宋强曾断言:美国大学生对本土基本历史知识的了解程度普通逊于中国的高中生。我同意他的见解，即以上素质对于当今人类竞赛绝非无用或次要的。“新孤立主义”首先不是源于国家政策——尽管我们从克林顿的当选看到了美国世界义务的敛势；“新孤立主义”首先发源于美国人的心灵。　　任何一个民族，不管它在人类之林中多么先进强大，只要他失掉探索世界的兴趣，只要他无视知识贫乏的危机，他注定要在当今竞争的世界里倍尝落伍的滋味。　　令那些朝顶峰大国冲刺的国家感到窃喜的是:美国这只兔子仍在“头号超级大国”的荫凉下瞌睡着。由于失去了探索的原动力，它的人民把精力渲泄在童心式的把玩之中。　　美国从成年人到孩童的游戏都在昭显着人类末日的征兆。　　他们是如此排斥攀援上升的快感，以致于他们不能接受足球的小比分和平局。他们不喜欢过程，他们太易于收获财富的历史令他们丧失价值追求的良好心态。　　我力图向《魔鬼辞典》引荐一个条目:对人最凶狠的惩罚莫过于——给这个人提薪并且使他习惯于拿高薪，并在心理注入高薪的同位素，然后怎么呢?然后，突然大幅度降薪，并且迫使它安于这个，因为他没有别的办法可想。　　美国人人都在心里充满了富裕社会和超级大国的同位素，这就是临近降薪的前兆。　　新老孤立主义的共同特征:排斥世界上的异乎于美国的思想观。　　老孤立主义的做法是:美国人每时每地觉得它是孩子头，即使对待它最亲密的盟友，它亦在合作中暴露出优越的心态。锱铢必较，甚至是夺人之功。苏伊士运河危机，美国人便在英国朋友背后狠捅了一刀，踞其传统利益为己有。美国人的不仗义，使之早已湮灭了奔向伟大目标的禀赋。　　如果说老孤立主义尚有野心勃勃的中世智谋色彩，那么，新孤立主义则标志着美国人智慧和远大雄心的全面倒退。　　新孤立主义甚至包含了对美国伟大历史的排斥势态。　　他们尝试着内部变革的吼声汇为一个声音:我们要不劳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