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暖昧。试想一下，一个把国家和国人能撕裂开来的“暖昧”，何以会成为一个暴力延伸的因子呢？或许是日本这个奇特、神秘的民族为了挣脱内心的束缚和孤立而采取的一种极端的手段吧。按照大江健三郎的说法，一个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日本，因为“理解的滞后”而仍然置于一种悬空状态。在这里，“理解”被日本当作了“自我救赎成功”的一个关键，是能够照亮民族灵魂的灯盏。令作家苦恼的是，战争以及随后而来的现代化进程不但没有填平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鸿沟，与西方世界又产生了机体上的排异现象。这是一个美丽又痛苦、傲慢又渴求抚慰的民族。　　至今，我仍对二战中的日本“无条件投降”一说不予认同。其实，盟国对日本的胜利并不彻底，而在当时，中国对此认识也不像美国那样深邃和长远。美国的“新绥靖主义”使得日本得以保留皇权——其理由是，这是日本的象征和人民的灵魂依托。但结果却使战争胜利的成果变得黯淡无光。把日本保护起来并纳入自己的战后体制，是美国确立自己霸主地位的最成功的一招棋。这样，在远东地区（共产主义势迅猛发展的地域），美国建立了远离自己本土的力图抗衡和消解共产主义影响的堡垒。作为在二战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之一，中国却部分地丧失了选择惩罚方式和对战后日本的走向提出有效建议的权利。　　1972年，在基辛格避开日本从巴基斯担秘密飞赴北京之后，日本国内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又一次使当局焦灼不安。一方面，他们对美国这种在关键时候自行其是，而且没有向日本透露一丝风声的“无情无义”的举动痛切地感到自卑和恼火；另外，作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地缘政治上的隔绝与真空又让日本的危机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增无已。在这种“形势比人急”的情况下，田中角荣终于排除干扰，来北京谋求邦交正常化。　　一个很小的插曲很能说明日本当时的“暖昧”心理，在联合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员国的席位而必须驱逐台湾这一问题上，日本的立场与大多数国家相反，但当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以后，他们却时不我待地到北京来与周恩来碰杯。这种婢女地位与自主意识的顶撞而呈现出来的古怪、无措的行止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日本国的尴尬和政策上的茫然。他们往往直到最后一分钟才能确定对策。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被提上日常议案之后，日本国内仍有不少政治家对日本与“中华民国”的关系将置于何种框架内而争论不休。在他们看来，抛弃蒋介石从道义上讲会使日本蒙羞。因为正是蒋介石先生在战后“成全”了日本，使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几百万被俘将士顺利地回到了日本而没有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并且也是蒋介石放弃了中国的一些权利，才得以使日本既保留了天皇制又免遭像德国那样被分占的局面。蒋总统中正阁下对日本可算是恩重如山。　　于是，在田中访问中国之前，日本内阁却先派出一名叫椎名的特使前往台北去解释日本方面的意图。但椎名这个角色显然是滑稽的和不堪负担的。解释什么？怎么解释？或者是道歉加谢罪。这如同一对将要离婚的夫妇之间司空见惯的种种晴景：另外的爱情对现存的婚姻产生了严历的挑战，但离异又被旧情（一日夫妻百日恩）和彼此相连的利益所困扰，而且还将面临某种（可能是自身的）道德的控诉——如何使自己偿愿但又不会在道德上失分、在利益上蒙受太多的损失，这个问题要处理好确实不大容易。椎名在赴台之前也对自己的使命懵懵懂懂：“就这么一张机票让我去？让我说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时候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给他布置任务，连“相机行事”这种话都没有授于他。由此可见日本当时的局面是多么混乱，政客们似乎全都对现实和后果失去了感知力和判断力。　　如果按照日本的一厢情愿，既要实现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又想保持与台湾在外交上“以往的状况”。这显然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婚同。周恩来知道日本这一想法后，在人民大会堂以少有的愤怒的口吻说：“这是怎么回事？日本到底想干什么？”一个当头棒喝又使日本人救火似地赶到北京来解释。其情其状现在想起来也让人既好笑又为其感到可悲。　　我们可以说，中国为了实现与日本的邦交正常化，其胸怀的宽广是日本许多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这毕竟是一个给中国乃至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国家。我们不得不对自己的前辈的宽容精神及超越怨恨的恕道情怀为之感叹。日本人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看到了，而且也承认了，但是，他们在感激之余为了释放自己的负罪感，却作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中国之所以如此宽囿日本，是出于他们“大中华”思想的谋略考虑，而且还隐含着跨世纪的野心。意思就是：之所以不与你纠缠于历史，是因为中国要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现实环境，以谋日后称王称霸。这就使我们想起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寓言，在对待日本这个国家的种种问题的处理上，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悲的。１.如果中国当初不放弃对日索赔……　　我们能够理解周恩来总理当时的考虑，把日本国内的好战者与日本国民分开。这无疑是一种理性的、面向示来的考虑。我记得周恩来当时说的一句话：如果我们坚持要日本赔偿战争损失，那么这笔负担也会转嫁到日本人民头上。但是，做恶的是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整个日本人民其实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赞同周恩来（其实也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呀，我们中国应该有这样的大国气度，赔偿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两国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不要再发生以前那种伤害我们的事了；况且，如果真的使战争赔款成为日本人民的巨大负担，那我们用这笔钱时心里不是也不好受吗？为了中日友好，付出点代价也是应该的。这种朴素的情感和只有中国人才有的推己及人的思维，很遗憾却没有得到整个日本民族的尊敬和理解。　　如果我们当初不放弃战争赔偿呢？　　或者说，在处理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时，是否可以把这个问题先搁置起来，留待时机成熟时再结算呢？　　这种问题的提出并非出于中国人的狭隘和出尔反尔，因为现在有很多事实证明，我们对自身权利的放弃并没有换得日本人对我们真正友好起来。换种说法，日本的友好是有限的，自救性的，他们对中国人并没有那种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所谓“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所生发出来的自然而炽烈的感情。　　基实，在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时，国际社会已经对日本战争罪行给受害国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规定了赔偿份额，其中因为中国在所有国家中因受害时间最长、受害范围最广、受害程度最深而被裁定的获得的赔偿最多。但是赔偿份额的确定并没有真正反映出我们遭受损失的实际情况。　　是否可以这样说，因为日本在二战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我们国家之所以现在仍与西方有很大差距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原因。　　问题往往会随着历史的推移和国际关系的变动而越来越明晰。不错，作恶的是军国主义，而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但是，军国主义的土壤从何而来？如果整个民族不被一种拓展生存空间的观念所激动，不被大和民族优越论造成集体幻觉，军国主义又怎能那么顺利地开动战争机器呢？“暖昧的过程”使日本去侵略别国更多的是一种文学论调。而中国人把军国主义和国民分开只是为了使日本能更快地摆脱战败和耻辱带给整个民族的那种绝望和悲愤，能够重塑国家形象，并通过邦交正常化使两国携手在亚洲开辟一个新纪元。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宽容之树却结出了酸涩、变异的果实。　　我们是否弄懂了这一点：当我们不愿把负担放到日本人民头上时，我们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空前的苦难却也没有了补偿的希望，我们的前辈的滴血的心灵却无法寻求哪怕是象征性的安慰，我们所取得的胜利除了赶走侵略者这一点之外，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充填了。　　我们如果当初不放弃战争赔偿，那么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大大加快；人民的生活也将比现在更美好、富足。而且，把所欠的债务予以讨回，既天经地义又有使作孽者的反省有了一个更为容易进入的点。　　如果我们不放弃战争赔偿，那么，今天在日本对华贷款一事上就变得简单多了。即使我们不放弃也不追索（但是要计算利息），日本还能动辄以冻结这笔贷款来要挟中国吗？他们不可能从这样的角度考虑：对华贷款具有某种补偿性质的——这一点双方都心知肚明——如果把这个问题与要求中国放弃核试验等同起来考虑就是一种卑劣行径，是一种在国际政治中最令人讨厌的行为。　　尽管以上的一切都是假设，在我们放弃了那么多权利的时候，我们只能保留这种“假设”的权利了。２.日本总是把背朝向中国　　自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之后，双方度过了一段回想起来非常温馨的时期。而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出于对下个世纪两国也能和睦相处、共存共荣的考虑，亲自倡仪中日青年加深交流，其高潮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三千日本青年来到中国与中国青年联欢。由此可见，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桎梏，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放眼世界未来和确定中国的轨迹。三千青年来中国，其形式可能有点矫情，但决没有虚情假意。　　当时，我尚在上海华东师大做老师。在日本青年即将到达上海之前，我们像迎接一个从来没有过的重大节日那样，打扫校园，采拮鲜花，并且学习速成日语，以便见面时能用简单的日语与人家交谈，使其不至拘谨、不适。学校的话剧团在赶排主题为日中友好的话剧，当时我的学生宋强还在剧中扮演了一个曾在侵华战争中强奸中国妇女、但战后却一直致力中日友好的日本老人。他演得特别投入，台下经常听到抑制不住的抽泣声。但从此以后当他走在校园里时，所有女生都远远绕开他走，令其十分苦恼。操场上的草皮也被精心修剪，栏杆油漆一新——因为将要在那里举行一个中日青年大联欢晚会……　　一切都如过眼烟云！　　一切的一切！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付出的激情已经消解在冰冷的现实中。日本一次次地把背朝向了中国。　　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个对中国人民的人权进行过大规模蹂躏和剥夺的国家，有什么资格来奢谈人权，来指责中国的人权善状况。众所周知，近处来，日本国内的不少政要总是逮住时机就翻侵略亚洲的案。比如，教科书上的所谓“进入中国”，你们难道是坐民航客机来的吗？比如，在一张图片上，一个日本士兵用刺刀挑起一个中国婴儿举向空中——从没有听到日本国内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啊，真残忍，真羞耻啊。”听到的反而是：“南京大屠杀？有三十万人吗？这是不是为了仇日而采取的宣传伎俩？”更有甚者，他们居然还想在《纽约时报》上发布广告，要为自己洗清冤屈。　　虽然日本政府迫于亚洲各国的压力而如是再三地使一些“胡说八道”的高官引咎辞职。但是，让我们往深处想一想吧：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前赴后继者？　　这显然是一幕戏，一幕早已排演好了的戏。也许现在主宰日本那些政治家心灵的信念就是：过去的历史是人创造的，那么人也就能改变——更确切地说——改写过去的历史。　　比如，把“侵略”改成“进入”。总之，日本军队到过中国。进入的方式可以“暖昧”一点。　　比如，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上就到底杀了多少人来回纠缠，反正死者不会开口说话，也没有资料确切、细致的记载。而且，时间越推移对日本越有利。　　比如，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人对于亡灵的正常的追思方式，如果中国就此说三道四就冒犯了日本人民的感情。　　这就是日本对于中国人民的人权的态度。　　联系到在第六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日本追随美国支持对中国的人权状况“采取行动”，就更显得滑天下之大稽了。　　这一点，作为同是战败国的德国，对待战争的反省就显得比日本要深刻和真诚得多。一份资料说，战后多年后，德国共付出几十亿马克来主动赔偿那些被他们国家侵略和带来痛苦的国家；他们对以色列的赔偿更为巨大。这不失为减轻德国人心灵债务的方江之一。　　在德国，如果为法西斯招魂，法律将予以严惩。　　当勃兰特总理访问波兰时，他当着全世界的面向二战中牺牲的波兰人的在天之灵下跪。这一举动并没有使他的信誉遭损，反而使其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没有一个日本首相到中国的土地上下跪过，没有一个日本政治家到中国来，用一种令我们感动的方式来为我们死去的同包祈祷过。　　但他们可以在靖国神社，对着战犯的牌位下跪——因为，那是些“为国捐躯”的人。　　所以，由此得出结论，就是日本的人权观其实也是“暖昧”的。他们并不真正尊重人权。他们尊重的只是西方的价值观，只是西方的对华战略。正象他们当初要与中国邦交正常化那样，因为美国人已经走在了前面，不然，日本决不敢越雷池一步。　　其实，即使在实现正常化时，日本人的考虑也是很实际很有“眼光”的：中国将是个多么巨大的市场啊，如果按六亿人口算，每人买一双日本产的鞋子，那就是六亿双哪！　　即使从市场的角度考虑，日本对于西方和对于中国的态度也是两样的。一位赴美留学人员说，日本出口到美国的汽车比出口到中国的在质量上要好多了。这位叫张广群（《第三只眼睛看美国》）的留学生在书中说：日本是一流的产品输出欧美，二流的产品自己使用，三流产品销往中国。丰田公司的“Camery”及日产公司的“Maxima”这两种型号的车是专在欧美出售的。而北京满大街跑的“皇冠”、“蓝鸟”、“公爵”之类的车则是专门为中国生产的。由此可见，从汽车的销售策略上，我们可以一窥日本这个民族的奇怪的文化心理，亦能映照出日本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所遵循的不成文的原则：面向欧美，背朝亚洲。而且，日本对自身的“处身性”也极其暖昧和苦恼——无论亚洲还是欧美，都没有真正地对它予以认同。３.日本应该韬光养晦　　不可否认，战后日本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与伦比的奇迹。对于整个亚洲来说，日本所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亚洲现阶段飞速发展的经济，日本也起到一种催化剂作用。　　但我们同时也发现，当人们提起日本时，除了对它的国土有所确认外，我们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一个经济体而不是一个国家。如果作为一个国家，日本似乎还有致命的结构性缺陷。　　二战以后，日本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它首先被作为一种对抗共产主义火种的工具而被美国加以利用了。在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潮及二战后的“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空洞——就是说，这种过渡是突兀的、被外来势力强行附加的。在美国的精心持和喂养调教之下，日本长成了一个奇怪的形态：它有着肥硕的身体，但脑袋很小；日本的面容上是那种力图把桀傲不驯和狂深深隐藏起来的谦恭。可以说，虽然战后五十年日本创造了惊人的物质财富，拥有了足以傲世的高新技术和外汇储备。但是，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依然是痛苦的和不被明确的理念所支撑的。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日本人几乎个个都是工作狂，有很多人甚至恳求老板能让其留下来加班，但下班后，日本男却很少有直接回家的，他们总是想到酒馆去喝一气，对着卡拉ＯＫ吼几嗓子，然后才神智迷糊地往家走。在接受西化时，日本并没有把西方人文精神的精髓与自身的血液融汇在一起——他们只接受了表面的东西。正因为如此，这样一个民族如果被一个邪恶的诱因所激发，必然还会干出使世界骇然的事情来。　　说得率直一点，日本想在亚洲坐正龙头老大的位置而且拓展生存空间之梦想从来就没有彻底湮灭过。现在，端倪的显露足以让我们警惕起来。　　比如，现在日本国内有些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已经在为二战中自己的行为而小声辩护：　　“我们当初只是为了让亚洲从西方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而实现共存共苛才这么做的，只是出于一种无法推脱的义务上的考虑。”　　我们只能把这种话语理解为“造势”，它和“进入中国”等语汇一样，都是日本殚精竭虑仔细选择的。所以，为什么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朝鲜、韩国）对日本的言论这么敏感，因为，他们已经嗅到了其中的危险气味。　　联系到台湾问题上日本的态度，还有中国的核试验问题，日美新安保体系的确立，以及日本国内蠢蠢欲动的改宪论调——美其名曰“在国际事务中起更重要的作用”，亚洲国家内心的想法是：谁起作用都行，日本一起作用我们就忐忑不安。　　日本的民间政策机构世界和平研究所最近发表了一份《日本综合战略大纲》的报告。报告开宗明义地说，宪法并非不灭的大典，从国家利益考虑为的正确的修订根据。这个研究所的所长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日本前首相、被称为“超级鹰派”的中曾根康弘。他竭力赞同在冷战后把中国作为“第一大假想敌人”进行防卫对话，同朝鲜改善关系，投入25万亿日元的巨大预算，推进中期防卫计划——而且这一切都要在不刺激中国的情况下开展，也就是说，悄悄地、温和而坚决地推行。　　日美安保体制的重新定义，其最关键的内容是针对中国的。美国为了达到自己的长远战略目标，为了使这个战略目标中针对中国的想法能得以顺利贯彻，克林顿在东京假惺惺对桥本说：现在是美国和日本共同领导世界的时候了。并再次重申支持日本得到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的座位。　　这无疑对日本打了一针强心剂。　　并且使日本又进入新幻想时代。　　其实，美国谁也不能领导，它只领导它自己。　　日本谁也不能领导，它只领导它自己。　　所以说，韬光养晦对于日本才是最重要的。韬光养晦，第一是要自省，对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正确、深刻地予以检讨。如果仍将自己视为美国监护下的孩子，日本的立国基础就总有崩溃的那一天；第二，韬光养晦有利于日本培养自己的德行。人要有德行才能立于世，国家也要具备德行才能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日本恰恰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具体到前面所说的“三流产品”，具体到日本的一些很有名气的公司对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欺诈及以次充好的行为（北京的消费者对“松下”及“索尼”的控告就是一例），具体到日本对中国的以怨报德——这些表现难道不需要好好修炼吗？第三，作为无条件投降的日本而且其认罪态度远比不上德国这一事实，考虑到亚洲国家的敏感心理，日本在修宪、防卫经费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及跟美国结盟的限度上应慎之又慎，千万别一看气候适宜，马上就想跳将出来充当角色——甚至要充当领导角色，这是一种典型的暴富者心态。李光耀就曾经说过，他最担心的就是日本在亚洲行使武力。　　在某种意义上，日本的无所作为就是对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４.中国应同意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　　当日本在世界各地鞠躬打揖，希望其他国家支持他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同时，中国应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在目前的情况下，日本的想法不太成熟，我们不支持日本获得这个席位。　　联合国是二战结束后根据雅尔塔会议精神由盟国倡仪成立的。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虽然在战后五十年期间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把“放弃根据国权发动的战争”写进了宪法。但是，要作为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种要求显然对联合国的初始构杨提出了道义上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并非说，将永远把日本排除在将会对世界发挥重影响的国家之外。针对日本国内对二战的认识远示得到澄清，而且，诸多事实表明，日本并没有真正确立一个有保障的和平体制，现有面为常任理事国不合时宜。　　日本在世界上不具有代表性。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必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日本却没有这样的资格。单单作为一个经济巨人显然不是能做为常任理事国的充足理由。作为日本本身来说，正如中江要介所言：是一个丧失了国权的国家——换言之，日本的国权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美国手里。因为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亚洲各国与它之间的鸿沟不但没有填平，且还有加深的趋势，所以说，日本在亚洲地区的孤立是一桩事实。一个唯唯诺诺，亦步亦趋跟着美国的国家如果成为常任理事国，还不如干脆给美国两个席位得了。　　如果谈代表性，亚洲的印度、印尼，非洲大陆有好几个国家显然都能胜过日本。　　甚至德国在道义上和人文理念上都比日本更有资格。　　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不信任应被充分考虑进去。如果日本真心诚意地想为了促进亚洲的腾飞而作出贡献，起码的一点是必须做到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在尖端技术合作及投资、经济援助上不附加条件地帮助邻国。不能对欧美无原则的崇拜，对亚洲邻国却当作穷亲戚而给脸色看，前倨而后恭，肯定不会赢得包括东西方各国的尊重。　　所以，日本还是暂时放弃对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争取，留在外围踏踏实实地多做点有益的事情为好。附文:太平洋地区的伙伴美：查尔斯.克劳特哈默　　９天来，克林顿一直在世界各地访问，访问的主要目的是推动两个人的总统竞选：一是叶利钦，克林顿对他倍加称赞，并访问了莫斯科；另一个是克林顿。对他来说，充当世界领导人正是他今年秋天在电视上进行竞选宣传的素材。甚至派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到中东促使以色列与真主党停战的次要访问也是为了支持竞选，即佩雷斯的竞选。除非佩雷斯能对黎巴嫩目前的战事拿出某种解决方法，否则他可能在下个月的以色列选举中败北。　　动机归动机，而在对外政策中最终起作用的是结果。甚至克林顿对外政策的最严厉的批评者也必定会承认，在这次世界之行的其中一站，克林顿取得了重大成功。　　在东京，他使日本第一次同意在和平时期把军需品转给美军，并研究在发生危机时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现在，这看来可能像是外交方面平淡无奇的事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它向亚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向中国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日本终于准备考虑在太平洋地区与美国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了。　　这是重要的新闻。　　我们不是为了享有日本完美的音像器材而征服日本并按照我们的想法重建日本。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及在二战以前就显示出某种——我们可以这样说——军事才能。我们想控制并利用这种才能，把它入在我们一边。　　50年来，它实际上一直在我们这边，但是受到了抑制。麦克阿瑟将军把保持日本的安宁写入了宪法，但50年后的今天，光有安宁是不够的。　　日本是强大的，中国正蒸蒸日上，而美国虽然是强大的国家，但已经累了，特别是单独行动很累。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我们几乎是单枪匹马。我们的确与一些较小的盟国一起战斗，但不是与日本。　　不能再这样了。随着冷战的胜利，美国人已厌倦承受监督世界的负担。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美国在军事上有能力单独对付亚洲的任何侵略者，但在心理上它没有这种能力。如果日本在发生冲突时采取旁观态度——例如台湾——那么将来的任何一位总统都将很难获得渡过难关所需的国内支持。　　这就是４月18日的东京联合宣言如此重要的原因。其重要性当然不会对中国没有影响。不言而喻，美日的重新结盟就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立即提出了抗议。实际上，中国的强烈抗议再次证明，日本与美国开展积极的军事合作的历史性转变意义重大。　　克林顿的转变不像日本的转变那样有历史意义，但同样受人欢迎。３年来，政府一直把日本看作经济掠夺者和实际的敌人，现在终于弄明白了。日本是朋友，如果说该地区存在潜在敌人的话，那是中国。　　政府是花了一段时间才认识到这一基本事实的。中国在高度民族主义的独裁统治下，经济增长率达两位数，这并未引起政府的多少担心。它1994年在南中国海争夺岛屿（其他５个国家对这些岛屿提出了主权要求）的行动也未引起多少担心。它向巴基斯坦和伊朗出口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技术的行动也是如此。　　引起政府担心的似乎是中国上个月对台湾明目张胆的军事威胁。实弹军事演习、导弹发射和海军对部分地区的封锁很难使美国不加重视。挨了当头一棒以后，政府看来已经认识到消极地与中国打交道以及与日本对抗的政策造成了多大危害。因此才有今天这样的转变。　　当然，克林顿与日本人交好可能仅仅是选举年的一种战术，为了在东京有一个良好的、没有摩擦的接受宣传媒体拍照的机会。把主题从经济转为地缘战略仅仅是况选策略吗？这只有克林顿知道。我们必须观望，看看如果克林顿得以连任的话是否会保持这种转变。　　如果他保持这种转变，克林顿在莫斯科的第三次首脑会晤及克里斯托弗第21次访问大马士革都不会载入史册，但克林顿的东京之行会作为一个重大的开端载入史册。　　新的对日本政策分清了敌友。它开始把日本作为与美国一起监督太平洋地区的伙伴——虽然是小伙伴，但最终成了伙伴。最重要的是，它为迎接2`世纪的重大挑战——遏制中国——奠定了基础。　　　　　　　　　　　　　　　　 （摘自美《华盛顿邮报》）焚烧好莱坞　　与政治上咄咄逼人的态势和蛮横一样，以巨大投入制作、包装出来的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所谓“美国文化”，正对全球各地实施着侵略。充斥着极度暴力场面、性犯罪的好莱坞电影，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观感，侵略的结果不仅使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电影工业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更使它们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受到残酷的绞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