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都是久闻其名了。据说该公司进入中国市场这些年来赚取的利润已超过五十亿美元。我有一个朋友在一家广告公司任职，这家广告公司承接了部分摩托罗拉的广告业务。他私下里说，美国人真他妈黑，而且心口不一。摩托罗拉是一直许诺要向中国逐步转让他们在通讯业的高新技术的——这一点也是该公司当初与中国合作时的保证之一。但是，时至今日，摩托罗拉向我们转让了什么呢，换句话说，现在他们能让中国人独立制造什么呢？——据说只有他们生产的ＢＰ机上的金属链条。　　我的这位朋友曾去设在天津的摩托罗拉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参观。他说，所有的中国工人下班后，都必须经过一道具有极敏感的探测功能的电子门，以防工人们一不留神顺便带走什么——而且，他们制定的规则是，对于工人中的嫌疑者，他们保留搜身的权力。　　美国所榜的人权、民主和自由到哪里去啦？　　（３）北约的东扩和中国所面临的显性或隐性的“反华同盟”，使国俄两国开始重新思考一些问题。现在，是我们两国从地缘政治乃至世界政治的角度认真探讨一下双方在多种领域合作（包括军事合作）的可能性的时候了。　　（４）在远东地区，通过多种手段消除美国势力的渗透。应使该地区国家懂得，美国的军事存在是一个随时会引发灾难的火药桶，美国从什么地方来，就应该回到什么地方去。　　日本必须认识到，在中日两国的关系史上，中国人对待日本总是显得那么宽容、宽厚、宽广。在侵华战争时期，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论用何种愤怒的语言描绘都不为过分。但是，当日本战败后，中国的不少普通老百姓却默默抚养了许多日本人的遗孤，用他们的话说：“孩子是无罪的。”随后，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时，中国又主动放弃了战争赔款。而当下的情形是，日本正在以中国继续核试验为由，冻结对华日元贷款。　　这是一种典型的以怨报德的国际“范例”，它提供的解释是，日本从来就没有好好反省过自己给大半个亚洲人民带来的深切痛苦；进而我们还能引伸出一个教训，对一个有深重罪责责的国家如果不加以彻底的惩罚和提出正义的要求，这将会使其转眼间又骄横自民来。在很多时候，中国人总是一厢情愿地“向前看”，例如八十年代中期我们邀请了三千名日本青年来中国访问，希望把我们的和平信念通过年轻的一代传达给全日本，传达给未来——我们太善良了。在那三千名日本青年中，我估计真正了解日本侵华真相，真正知道日本人在南京的大屠杀史实的不会超过百分之十。　　我认识一位在北京师大学习汉语的日本留学生大西留美，在一次舞会上，我直言不讳地问她：“你知道日本侵华时在南京杀了多少中国人吗？”——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刺耳的问题，也许这个提问与当时的环境不太适宜，我们毕竟是在轻柔、美好的音乐中跳舞。果然，她的手一下子从我肩膀上滑了下来，有点神经质地反问：“您是什么意思？”我淡然一笑，继续往下说：“有三十万，南京几成空城。”我已觉出了她的不快，因为她的舞步近乎于应付了。但是事情还是没有结束，我们又在另一个场合相遇了，她对我还是很有礼貌——在师大的逸夫楼一楼舞厅，她主动邀我跳舞——我又鬼使神差地问道：“你知不知道五十年前日军在南京是怎么干的？”她猛地停顿下来，站在那里一字一顿地对我说：“您别忘了，张先生，您已经告诉过我了。”言罢，返身坚决地走向座位。　　也许是我太无礼了。　　事情早已过去，提这种事没有什么意义。　　特别是在舞会上，这更不应该成为一个话题。　　我确实忘记第一次对大西留美小姐这过这番话，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对我说话的神情。　　很多事情表明，敲打日本，在必要时用力敲打日本是重要的。　　在美国开了一个可恶的先例之后，日本国内也有些亲台的国会议员鼓噪着要求邀请李登辉访问日本——我们应该向日本人发出明确的信号，如果在这一点上他们跃跃欲试，也想试探一下中国的承受力，那么它将会承受意想不到的后果。　　日本人要把对华日元贷款同其他问题截然分开。要知道，这种贷款在很大的程度上带有一处道义的对过去的补偿成分。　　东京大学法律系的客座研究学者赤叶恒雄说：“日本现在等着看华盛顿发出的信号，当华盛顿的信号混乱不清时，日本的信号也混乱不清。”这句话道出了日本外交的实质。事实表明，日本在国际中总是确立不了自己的主张，“美国一打喷嚏日本就感冒。”甚至不惜抛弃中日两国老一代领导人呕心沥血修复的双边关系，实在是缺乏二十一世纪战略眼光的表现。　　对于日本来说，把和平仅仅作为一种愿望是无济无事的。鉴于日本的历史，日本人应好好地学习和平，驱除野心。和为一个亚洲的日本，不要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绑在美国的战车上，供其驱使，以期分得一杯甜羹。人口问题的药方　　关于中国的人口政策问题，美国及少数几个西方国家（包括梵帝冈）一直咬住不放，大加攻讦，克林顿夫人希拉里借出席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机会，又一次指责中国，认为我国的妇女不能拥有自由地决定要几个孩子及要孩子的间隔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则和人权是紧密相连的。　　在北京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来中国访问，他受到了邓小平先生的接见。两人在交谈时布什又一次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予以质疑和不满。邓小平思索了一会儿说：“我们可以接受你们的意见，但如此一来，中国每年将会多出生至少2300万人口，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对于中国来说确实已不胜负担——你们美国可否增加中国的2300万移民配额呢？哪怕一半也行。”半什当时被这个建议惊呆了，他把手伸进裤兜飞快地掐了一下，用力微笑说：“下面我想谈谈两国的文化交流问题……”　　虽然近似于一个幽默，但至少道出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在中国，如果不进行计划生育，或者说，如果不把计划生育当成一项基本的、长期的的国策，其后果显然是灾难性的——不仅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澳大利亚前总理弗雷泽指出，在这个问题（中国的人口政策）上，美国无权指责中国，事实上，“人们应该感谢中国的人口政策。”弗雷泽在批判美国的所作所为时鞭辟入里地剖析道：“……美国相信自己永远正确，反对她的总是错。美国总是将自己的观点附以道德色彩，经常给反对观点带上非道德标签。”公理总是存在的，作为一个正直的、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弗雷泽在西方世界的仇华声浪中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公诸于世，确实值得我们敬佩。　　应当历史地、理智地、前瞻地来看待和分析中国的人口政策。不能把“妇人之见”捧作圭臬。　　有必要引进“人中异化”这一概念：生育本来是一件神圣、美好、天经地义的事情，它可以延续我们的生命，使人类文明得以保存和发展。但是，人口爆炸将使地球变得拥挤不堪，入不敷出——这是人们公知的道理。具体化到中国，庞大的十二亿人口对于资源本不丰富、耕地日趋减少的国家来说已经是一个相当可怕的现实，“人多，干劲大，好办事”是一回事，但请想想二十亿或二十五亿人口的中国将会呈现怎样的局面——饥荒、贫困、坟、瘟疫、内争——这些现象难道不会出现吗？生下孩子，但无法使其温饱，不能使其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样，中国就没有未来可言，世界的未来也将因此而变得黯淡和极度苦闷。到那时，美国每年不得不接受中国的难民恐怕远不止2300万这个数目。　　在中国的农村及边远地区，还有不少家庭囿于传统心态，信奉“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生育观，我们的政府为改变这种现象所做的工作不可谓不多。在多种国际场合，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强调“人民的发展权利”，急速的、无节制的人口增长肯定会使整个民族的发展成为泡影，而且还极有可能使历史倒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西方的那些人权斗士们为什么对此视而不见。如果不浅薄、偏见、自以为是，就是别有用心。　　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让美国政府及美国国会来接手中国的全部事务——他们对中国人口将会采取哪些对策？也许一开始他们会发表演讲，他们会告诉每一个家庭，要几个孩子，何时要孩子，这都是你们的权利，这就是最基本的人权，请放心大胆地繁衍吧。但我相信要不了多久他们就恨不得咬断自己的舌根了——所谓站着讲话腰不疼也。超越具体的现实，无视历史的发展的阶段性，不根据国民性的历史心理积淀来分析问题并提出正确的有时会痛苦的对策，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至于前一段时间被西方国家喧染得极其可怖的“孤儿院——死亡屋”事件，有证据认为这是一桩针对中国政府的彻头彻尾的阴谋。美国及英国的一些新闻媒介根据一位“来自中国某福利院的医生”的说法，大胆假设，但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认真求证，便开动机器、作足文章，并得出了“中国政府故意让那些孤儿在得不到救助的恶劣环境中丧生”的结论。　　起码，中国的绝大多数心智下沉的人对这种结论会嗤之以鼻。　　难道确确实实是中国政府灭绝了性，并且瞒天过海、非常秘密地执行一项成批杀害孤儿的计划，或者说，这也是中国的“人口政策”之一？　　我们通过探访北京、青岛、兰州、义乌等地孤儿院所掌握的第一折资料发现，《纽约时报》及英国某电视台等的报道完全歪曲了中国的现实。这种歪曲和诬蔑已经到了十分不要脸的地步，其目的就是想在世人面前把中国描绘成一个“邪恶的魔鬼的帝国”，并且永久地把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　　在青岛的一家孤儿院里，钢琴、电子琴及孩子们的各种玩具琳琅满目。两个孩子抢着为我们弹奏钢琴，其他孩子随着琴声咿咿呀呀地唱歌——这样的情景为何英国的电视台没有拍到？　　兰州的孤儿院是一幢精致的二层楼房。在我们到达时，孩子们正在吃下午点心，水饺、蛋糕、香蕉……每人一份。这种画面，《纽约时报》是绝对不肯慷慨着墨的。　　原因只有一点，所谓的西方新闻自由，已经渐渐地被猎奇的自由、想象的自由、偏见的自由及歹毒的仇华心理所充斥。中国首先是邪恶和残暴的——然后再设法证明这一点，这就是他们一贯的行事方式。　　对于这种已经极大地刺痛了中国人的心灵的、给一个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精神损伤的谣言，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借鉴一下李光耀的做法，理直气壮地去起诉他们。可以向中国的法庭提起诉讼，也可以向美、英法庭呈诉状。我们不能丧失在国际社会表明自己的观点、阐述自己立场的勇气——同时，应该让更多的西方人走进我们的孤儿院，去与我们的孩子交谈。条件只有一个，别带着恶意进去。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中国外国概莫能外，都可能存在着渎职或责任心不强的现象，如果因此而造成后果，应就事论事，以个案办理。比如说，如果哪家孤儿院因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对儿童带来伤害和死亡的后果，就不能把屎盆子扣到整个国家头上。前些时候，苏格兰发生的一起成年人持枪打死十几个儿童事件，英国电视台也没有直接把帐算在梅杰政府的头上；美国每年那么多例的持枪杀人案，是否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美国法律允许私人购买枪枝弹药，所以那些死于枪口的无辜都是美国政府故意的有预谋的杀害行为——这样的推理你们愿意让其成立吗？　　控制人口，是为了使每一个降临于世的生命都具有这样的可能：她不因饥馑而转辗呼号，不因缺少教育而被现代文明所摒弃；她应能在身心的各个方面得到全面的、长足的发展并对人类的和平与繁荣有所贡献。与此相应，我们倒要劝告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让自由女神手上的火炬洞烛一下你们自己国土上的丑陋的、违反人类发展规律的种种现象——自由女神不是一个骂街泼妇——让她换一个姿势，坐下来，闭起眼睛想一想——不要只注意别人眼中的刺，不知道自己眼中的梁木……　附文：独生子女政策是为紧急避难而施行的政策（日）中江要介　　我在北京任职时期，作为护士参加海外青年合作队的女儿到北京后不久即前来看我。她是自愿去地方医院进行短期工作之前来向我辞行的。那是一个月之后的事。她再次来看我时无精打采，我问她怎么回事？　　她说：“受到一种无法开窍的文化冲击。”　　她从北京乘火车辗转到农村医院。很想赶快进去，但无意中向医院门口的垃圾堆瞥了一眼，突然发现了个死婴。面对这副情景，受到了难以言状的打击。　　听说中国因交通事故致死的人，其尸体多被连续数日丢弃在现场附近，完全被当作一种“东西”看待。这在日本是无法想像的。那么，中国是否没有人权呢？　　在谈论中国的人权时，切勿忘记的是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有12亿多人口。撇开中国拥有约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这个事实，就无法谈论中国垢人权问题。　　把12亿人口统一起来，给他们房屋住，再让他们填饱肚子，这是需要超出想像的政治力量和努力的。即使只例举粮食这一问题，能制定一个将来不让全体人挨饿的体制，也决非易事。而且中国的人口每年都在迅速增加。据推测，其人口到本世纪末有可能远远超出原来预测的12亿，轻而易举地达到13亿以上。　　面对这样的以等比级数增长的人口问题，中国作为一种紧急避难措施而推行的，即是抑制人口增长的独生子女政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争先恐后地指责中国的这项措施。在信仰天主教的国家里，从宗教角度衡量，认为是违反人道的行为而难以接受。确实，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如果生了不能成为劳动力的女孩，就不呈报户口或做出弃婴这种凄惨的事来，这也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就说欧美各国所指责的全部都击中要害。中国有中国的情况。如果控制人口失败了，就很可能导致国家的崩溃。也就是说，会形成为了让一个人活而大家都活不成的事态。因此，必须采取控制人口的政策，加速速度完成现代化，以摆脱贫困。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加之，还存在着生死观的差异。从中国人看来，死尸只不过是一种“物体”。正因为这样，才能在认领人到来之前放置不管或者干出随便弃婴的事来。在这里，隐含着价值观的差异，决不能因这一件事就简单地断定中国无视人权。一些人看到杯子是半空的，却看不到它也是半满的　　请记住今天：1996年４月24日。当我写下上面这个题目时，从电视新闻里得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上，西方一些国家提出的所谓“中国人权状况”的决议草案经投票决定不予审议和表决。投票结果是，27票对20票，另有６票弃权。而且，自1990年以来，西方国家已经如是其六企图通过一项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的议案，但均未成功。　　同样应该记住，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赞同中国提出的“不采取行动”的动议，只有日本坚定地站在西方国家一边，而接受美国保护的韩国投了弃权票。　　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也把自己的手伸向了中国。　　因此，这样的表决便具有了象征意义，它预示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于“人权”一词产生了深刻的分歧；同时也说明，在“人权议案”的背后，美国欲盖弥障的“遏制”意图已经使大多数国家反感透顶。　　记得在1991年９月，英国首相梅杰为签署香港兴建国际机场的协议访华，当他与李鹏总理交谈时，咄咄逼人地说：“访华前，我收到在野党政治家要我在与中国总理会谈时一定要将人权问题提出来讨论的信。”　　李鹏的回答也是精妙和有力的：“事实上，我也收到了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的来信，信上写道：千万不能忘记中国受外国列强的欺凌达一百余年，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清算这一段时间你们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问题。”　　历史所安排的讽刺几乎使人哭笑不得。自二战结束的1945年上溯一百年，中国被那么多西方国家蚕食、掠夺、凌辱。用我们历史书上通常的说法：丧权辱国。一百余年间，他们无视、践踏中国人民的人权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堪称世界罕见。而英国作为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大的毒贩子，为了使其在中国倾销鸦片的“权利”不受侵犯，悍然发动了“鸦片战争”——这样的人权记录，难道是时间所能消蚀的吗？在上海外滩的黄埔公园门口，那一块“狗与华人不能入内”的木牌已然把华人驱进了禽兽的行列，而且其地位尚不如狗——这种人权记录你们当时又是如何审议的呢？　　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你们是何时由一个（一群）大规模的人权践踏者成长为如今这样正凛然的人权卫道士的？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果真能成佛倒也罢了。但中国心里总存留着种种疑问。西方所提出的人权是不是一种臭哄哄的实用主义，只不过是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们以美国为例，在海湾战争中，它与西方其他国家出动多国部队，把伊拉克从科威特的领土上赶了出去，并且使战败的伊拉克置于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不允许它恢复重新发动战争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它却操纵一些国家迟迟不解除对伊拉克的各种物资的禁运。我们经常能从电视画面上看到，伊拉克的普通老百姓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越来越受到严峻的挑战。由此引出一个命题：如果美国人承认人权超越一切，人权具有普遍性，它就应该对伊拉克的老百姓心生慈悲，使他们免于饥馑、疾病和失学的磨难，使他们不至成为路倒。但美国人在这个时候却显示了它的坚定和冷酷，因为萨达姆政府违背了美国的规则——更确切地说，这个曾在两伊战争中接受了大量美援的国家却离经叛道，触犯了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于是就变得不可饶怒了——必须受到最彻底的惩罚——直至另一个亲美国的政府上台。在此期间，人权问题为轻，美国利益为重。　　同亲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当与会国决定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野蛮轰炸造成数以百计的平民伤亡时，美国却反对这一决定。投票结果是52票对１票。也就是说，也只有国决定容忍以色列对黎巴嫩平民的屠杀——可能还是在内心支持的。这也难怪，美国的犹太人利益集团不喜欢美国政府去附合其他国家。于是，政治选择代替了对人权的尊重，而且还是一种肮脏的政治选择。　　所以说，中国政府提出的西方国家在要权问题上使用双重标准就绝不是一种辩解了。如果克林顿愿意，同时如果我也愿意，咱们可以一起到哥伦比亚电视台60分钟节目中去就此问题对谈一下。我想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总统先生，对于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轰炸使平民伤亡惨重，而您居然让您的代表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52届年会上逆所有国家的意志反对谴责这种公然剥夺无辜百姓人身权利的暴行，对照你们在所谓的‘中国人权状况’上的态度，是否可以这样说，你们的人权概念有一个双重标准？”　　我相信克林顿接下来的回答是这要瓣：“这个问题嘛……得分开来说……”　　“分开来说”，意思很明确，就是有两个标准。　　我们并不讳言，中国的人权状况并不尽善尽美。政府之所以提出“人权的首要权利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其含义包括这样的确认：因为历史原因及中国的现实情状，中国的人权保障的迫切任务是争取让所有人都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以及我们的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作为一个有近十三亿人口的国家，竭其所能促进经济发展，使人民逐步富强、康健，这难道不是改善人权状况的具体体现吗？超越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不怀善意地横加指责，拒绝“平等对话”，以祖师爷的身份对中国予以教导、训斥，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中孤立中国，把中国打入“另册”。　　所谓西藏的人权问题是美国国会的年度人权报告中每次必提的。但是在新近出笼的1995年度人权报告中国部分关于西藏的叙述中，用了许多“据说”、“据可靠消息”之类的让人“宁可信其有”的词句，然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自相矛盾之处比比皆是。既攻击中国政府仍然没有使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又反诬在拉萨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大规模建设破坏了那里的独特文化——其言其行只能说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欲加其罪，何患无辞。　　我在这里不得不提及中国的一位前文化副部长，一个知名的老艺术家。当他以娴熟的英语、张驰有度、出神入化的演艺在美国影片《小活佛》里担任一个角色时，预示着他同时也对“某种信念”产生了疏离。在这部恶意的反华影片中，多次把西藏称作一个被占领的国家——难道我们的这位艺人不知道吗？是片酬的不能抗拒的诱惑，带是对角色的钟情痴迷？是他的一种痛苦的妥协，还是他已化入角色，浑然不知身是客？这也就不惮是他本人的悲哀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插进来的话题。　　有句谚语说：只看到杯子是半空的，却看不到它是半满的，运用到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诉指责上，这句话在某种范畴内是恰当的。他们只对我们的不足盯住不放，却视而不见我们在这一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和进步。更为可憎的是，通过夸大事实，歪曲事件真相，乃至造谣诬蔑来对不同意识形态的中国开展“人权”的冷战，就不仅仅是认识上的偏差了。　　其实，不久以前的那次关于中国孤儿院的报道就因为策划上的漏洞而使恰好对此多少有些了解的西方普通公民愤慨异常。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就有很多人动员起来为中国孤儿院对孤儿的照顾进行辩护，大量的支持中国的传真信件把中国民政部和司法部的电话线路占用了好几天。一位叫博丁的美国妇女说：“我认为，你们找不到一个（到中国儿童福利院收养孤儿的）父母会说到那份报告中的情况。”更为恶毒的是，西方媒介还使他们捏造与剪贴的情节与中国政府联系起来，描绘出一个中国政府蓄意谋害孤儿的令人发指的画面。这种拙劣、道德败坏、前所未闻的诬陷即便是法西斯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要为之瞠目结舌！　　如果这位诬陷者到中国来，我想可能会被不计其数的愤怒的群众用石块和棍子砸死——先彻底地剥夺他的人权。附文：美许多收养我孤儿的家庭驳斥一份攻击我孤儿院工作的报告　　美国收养了中国孤儿的父母们已动员起来为北京对待它所收养的孤儿的做法进行辩护。这种做法是对目前有人对中国提出的指控作出的出人意料的反应。目前有人指控中国孤儿院中虐待孤儿致死和玩忽职守。　　自1995年以来，大约有5000个美国家庭收养了中国孤儿。这些家庭中有许许多多家庭已开始利用电台的节目、传真线路、报纸的评论版和互联网络来反驳亚洲人权观察组织１月份发表的一份极有争议的报告。　　这份331页的报告主要是根据中国的一名医生的证言和文件资料写成的。这名医生曾经在上海的一所孤儿院工作过。　　这份报告引起了国际上对中国政府的谴责，并要求国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方针。中国政府已经否认了这些指控。　　据在纽约的一位女发言人说，一具由收养孤儿的父母组成的全国收养组织担心，针对这些指控，中国将会停止让外国人收养它的孤儿，因此敦促它在美国的35个分支机构同决策者进行接触，“并且让他们知道，这些指控是片面的。”他们认为迷些指控是故意歪曲而采取的耸人听闻的手法。　　纽约的一名心理学家和中国两名孤儿的养母艾琳.克罗格在通过电话接受采访时说：“这个组织中的许多人的感觉是，‘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我们所看到的情况’。”　　克罗格和这个组织——收养中国孤儿家庭组织——的其他人说，他们所参观的中国孤儿院中的照管人是按良心办事的，对他们所照顾的孤儿的福利是极为关心的。他们说，这样一项故意的和极其严重的玩忽职守的政策是难以置信的。　　华盛顿的一位物理学家查克.博尔丁说，许许多多家庭响应收养中国孤儿家庭组织的号召，向中国政府监视外国人收养中国孤儿的部门发出了传真信件，表示支持。　　博尔丁说，大量的传真信件占用了中国民政部和司法部的电话线路好几天。博尔丁说，他不得不发出第二封电子邮件叫这些养父母们停止发传真信件。　　波士顿的一位投资银行家尚蒂.弗赖伊——她1994年收养了一个中国婴儿——说，养父母们反应如此强烈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担心这份报告将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恰恰会伤它打算帮助的那些儿童。　　她说，如果中国停止让外国人收养它的孤儿——养父母们可以提供费用和捐助，帮助改进孤儿院的设施，那么吃苦的将是中国孤儿。　　收养中国孤儿家庭组织的新英格兰分支机构主席弗赖伊说：“我们大家都认识到，中国孤儿院中的状况可以改善。我们正在对此作出努力。但是我个人看到的根本不是报告中所说的那种情况。”　　他们说，北京看来正在用有限的资金来尽最大的努力照顾好成千上万儿童——大多数是女孩。　　博尔丁说：“我认为，你们找不到一个父母会说到那份报告中所说的情况。”暖昧的日本　　这个题目源自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他在斯德哥尔摩皇家文学院接受颁奖时演讲的题目为《暖昧的日本的我》。大江说：“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暖昧（ambiquity），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暖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境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我至今还在冥思苦想大江以上叙述中的一句话：“暖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这个论断本身就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