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6年9月，法国央行行长诺亚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指出，人民币具有成为国际硬通货的潜力。　　2008年10月15日，环球时报在报道中称，“德国之声”网站刊文阐述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的影响，该文章称，金融危机对世界的改变之一就是人民币将成为国际经济领域能与美元比肩的“硬通货”。　　在这篇文章中，文章作者在谈到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时，文章援引中国国内经济专家的话说，中国可以为美国救援计划提供融资，但美国财政部须通过在香港或上海的金融市场发行人民币计价的“熊猫债券”来完成。美国拿到这笔人民币资金后，再向中国内行或外汇市场购买美元汇回国内，用于救援，发行后的债券可以转让，“形成一个熊猫债券的二级市潮。如果采取上述方式，美国要偿还的是将来持续升值的人民币，而不是可能会继续贬值的美元。这对中国自然大有好处。　　文章说，人民币在世界上，尤其在周边国家，已经拥有相当强势的地位，几乎成了硬通货。缺的只是自由兑换了。而现在，无论是否很快实施自由兑换，中国和它的人民币确实有很多潜在的机会，不仅是加强人民币地位的机会，也是让中国转换它的货币持有比例的机会。　　无独有偶，韩国《朝鲜日报》在分析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时也称，成为危机导火索的美国经济霸权会衰退，随着欧盟和中国的影响力扩大，欧元和人民币将部分取代过去70年间美元的支柱货币作用。文章认为，经历这场危机之后，美元的支柱货币地位受到相当打击已是在所难免。文章还援引韩国经济学家的话说：“未来的全球资本主义很可能会随着支柱货币的变化，成为由美国、欧盟、中国等主要国家分庭抗礼的多元体制。”　　金融危机爆发后，越来越多的媒体认为人民币将成为硬通货。2009年3月，美国《侨报》刊出署名文章说，中国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日渐清晰。人民币国际化好处显而易见：可以改变中国“贸易大国、货币小国”尴尬；降低当前海量外储的风险；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可以换取人民币持有者的资源，增加铸币税收入。人民币可否成为硬通货（2）　　《侨报》在文章中称，人民币国际化已经从区域化到全球化分阶段实施。以目前影响力看，人民币最终成为世界货币只是时间问题。文章指出，在2009年3月11日，中国央行和白俄罗斯国家银行签定了200亿元人民币兑8万亿白俄罗斯卢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使得人民币参与国际贸易结算从周边拓展到欧洲。目前，世界货币呈现“一强两极”局面——美元独步天下，欧元集体合力，日元紧随其后。但在金融危机之下，美元的全球影响力和公信力大大降低；而欧洲有发生第二波金融危机的风险，欧元地位也在下降；日本经济衰退也已成定局。　　文章分析说，在金融危机的局势下，惟有中国具有支撑奥巴马新政的财政实力；中国组团赴欧洲采购的反贸易保护举措，又成了欧洲的“救命稻草”；而且，当前似乎只有中国拥有强劲的内需潜力。在此背景下，人民币似乎已经具备了成为国际货币的必要条件：自身经济实力及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　　文章指出，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已经呈现，即采取从区域化到全球化，分阶段实施的方式。北面，中俄2008年10月已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双方有近2000亿美元的20年石油采购合同；东面，韩国在金融危机的逼迫下，也于2008年12月与中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金额高达约270亿美元；东南，人民币已成为东盟民间的硬通货，官方层面，中国和越南、缅甸和马来西亚都有货币互换协议。因此，以目前之影响力看，人民币最终成为世界货币只是时间问题。　　针对上述观点，我国有金融专家循例指出，美元替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用了半个世纪，人民币趁金融海啸之机崛起为继美元、日元、欧元后的“金融第四岛”也不会一蹴而就。其实，中国政府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并没有冒进，而是选择分阶段、渐进式，关键就在于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能否顺应时势接受人民币了。到底该如何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1）　　2008年4月，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博在发表的报告中指出，人民币小幅升值看似稳妥，但其最大弊端是强化了市场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单边预期，风险反而最大。　　伴随着美元的持续贬值，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也越来越大，尤其是2005年以来，美国明显加大了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甚至一些保守势力还扬言，除非人民币升值并规定升值的时间表，否则将对中国进行制裁。　　一时间，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也成为专家们讨论的焦点。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认为，长期而言，人民币应该升值，但短期就不是这样。首先是汇率管理体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更加有利。　　林毅夫认为，人民币升值面临的是投机压力。这个投机的压力一方面是政治的，一个方面是国际炒家的。政治压力完全是无中生有。　　他指出，比如日本，现在经济还没有恢复，就在国际上找替罪羊，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中国出口强劲，造成了世界的通货紧缩，日本的通缩就是中国造成的。“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因为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例原来不到10％，现在高一点。这么小的比率，即使人民币真的低估了，也不可能造成世界的通货紧缩。”　　美国也跟着日本认为人民币低估，造成美国大量的贸易赤字，造成美国的经济萧条、大量失业。“这也不符合事实。一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占美国GDP只有1％，这1％都白送它也不会造成大量失业；二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已不具备比较优势，再也不会生产了，如果人民币真升值对它也没有帮助。”如果人民币升值，美国要么从其他国家进口，要么继续从中国进口，因为价格肯定更贵重，所以外贸赤字就会更大。　　林毅夫认为，因为中国经济这些年经济快速增长，而日本和美国的基本经济表现都不好，中国就最容易成为一个替罪羊。　　同时，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来自一些以赚取暴利为目的的国际炒家。林毅夫认为这些国际热钱一直在世界各地兴风作浪。他指出，1997年之前是流到东亚经济，他们要求金融自由化，所以可以炒亚洲汇率；而后亚洲泡沫破掉了，造成了金融危机，热钱就跑到美国，又把互联网泡沫炒高了；互联网泡沫破了，他们就需要找下一个出口。可是，国际上美国经济、日本经济、欧洲经济，一直都很疲软，所以中国就成为国际热钱炒作的目标。　　林毅夫说，中国成为国际炒家的目标，也是因为日本、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压力。国际炒家的经验是，以前的东亚各个经济体，只要美国对其施加压力，他们最后就会按美国压力行事。按照这种经验，炒家就肯定炒人民币。　　林认为，“只要政治压力消失，炒家就不会有很大积极性了”。原因是炒中国汇率与炒其他国家汇率不一样，中国基本上资本账户没有开放。这种状况导致炒人民币的交易费用非常高。　　面对扑面而来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热潮，金融专家认为我国必须根据国内外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自主决定本国汇率政策，不屈从外来压力，同时要努力推进汇率制度的改革。　　专家认为，坚持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在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与金融监管水平和企业承受能力相适应的。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是发展的需要、改革的需要、社会稳定的需要，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有利于减少对外贸易的汇率风险，有利于宏观调控、改革开放和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　　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同时，我们也要积极推进汇率制度改革，有序和有步骤地实行汇率机制的改革。我国经常项目已经完全开放，资本项目开放已经超过了75%。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和发展，资本市场将进一步扩大，但是资本市场仍需要严格控制，创造条件，逐渐放松。建立和完善预警系统风险，发挥好最后贷款人的作用，防范金融动荡和危机。同时，还要加强支付和清算体系建设，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提供良好的技术环境；建立银行、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体系，为金融业稳定创造良好的社会信用基础，以及进一步完善金融信息的报告披露制度；加强金融监督机构、央行与被监管银行之间的信息交流，做到信息共享，防止因信息缺失而造成市场混乱。　　对于一部分人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对中国施加的压力，2006年11月，欧盟贸易代表曼德尔森给出了他的建议：让人民币盯住一篮子货币，而不是光盯美元。他认为，盯住一篮子货币有助消除外界对于中国操纵汇率的误解。到底该如何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2）　　“这样可以发出一个信号：中国并没有在操纵汇率以为出口创造有利条件，”他说，“并且也可以帮助打消外界的恐惧以及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埋怨。”　　对于曼德尔森为何提出上述主张，专家认为，可能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美元本身的波动性较大，如果人民币选择盯住美元，那就意味着世界两大经济火车头是按照一个汇率方向波动，这样会进一步放大汇率的波动。　　其次，这种提法本身也是希望欧元能在人民币汇率形成过程中起到更大作用。截止到2006年，中国现已有约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是用欧元作为盯住的货币之一，那么欧元本身作为硬通货的国际地位将得到重大提升。　　此外，中国金融专家王召认为，通过财政政策、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使用，为人民币升值设置防火墙，既可起到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作用，也不造成国内经济出现过热。　　他指出，在财政政策方面，针对升值问题首先进行税收结构调整。其次，提高房地产等高利润、高风险行业的所得税率。　　在汇率政策方面，渐进开放资本项目，实行走出去战略。他认为，中国人民币升值压力除了来源于经常项目盈余之外，也来源于巨额资本流入。因此，中国需要考虑实行本国资本走出去战略。　　在货币政策方面，考虑降低存款利率或者提高贷款利率。他指出，除了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之外，我们还可以借助货币政策为人民币升值压力减压。　　在2007年11月，对外经贸大学教授丁志杰指出，在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方面可采取新思路和新措施。他建议，可以在一个较短时期内让人民币汇率进行迅速调整，从而改变小幅稳步升值带来的预期不断强化局面；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方面，应该让市场因素发挥更大作用；此外，要进一步加快资本项目开放。在缓解经常项目顺差方面，要改变贸易结构，这需要产业政策的配合。国内产业政策应该以发展高新技术、服务产业为主，取消过去的外贸优惠政策。　　2008年4月，中国金融专家刘骏民在《第一财经日报》发表评论说，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根本途径就是在外汇市场上提供足够多的人民币及其资产。只要外汇市场上有足够的人民币供给，人民币升值压力就一定会降下来，其困难程度可能远远小于目前状况下对国内流动性膨胀的控制。　　他指出，国内流动性膨胀，CPI走高。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却越来越大。目前我国宏观政策目标主要是调节国内CPI，防止经济过热，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则缺乏有效措施。实际上，境内流动性膨胀和境外人民币升值压力持续加大是同一原因造成的，在政策调整上也不宜分开采取措施，一定可以用同一个办法同时缓解。　　他说，鼓励人民币及人民币资产输出，将迅速解决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的困境，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人民币有了国际接口之后，境内流动性膨胀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缓解。流动性持续膨胀的根源消除了，短期抑制流动性的政策才可以对CPI起主要作用。这时流动性受到控制不会主要以信贷紧缩、经济受到压抑为代价。因为我国目前正处在产业结构升级时期，汽车、装备制造业、造船、太阳能、新兴材料等等正在迅速成长，它们是自主产权大幅度增加的希望。信贷紧缩将会影响到这些产业的发展。如果我们不是从根本上消除流动性膨胀，而是从抑制国内信贷来解决问题，不但不会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有任何帮助，还可能对新兴产业形成抑制，延缓中国迈向经济大国的进程。　　人民币升值压力对我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要从战略、全局和实现我国长期目标的高度来看待当前错综复杂的世界金融形势。应当变压力为加快推进改革的动力，为我国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提供更广阔的空间。用理性货币政策削减热钱预期（1）　　随着热钱的持续流入，民众的焦虑也与日俱增，担心热钱抄底中国资产，担心热钱在经济临界点时回流摧毁中国经济。因此，关于如何防堵热钱成为人们关注的公共话题。　　针对热钱的防范问题，2008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胡晓炼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胡晓炼指出，当前我国防范国际短期投机资本的冲击、保持国家经济金融安全面临更大的挑战。为了更好地实施国家宏观调控，须采取措施，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　　在对待境外热钱方面，我国外管局采取了严防死守的理性货币政策。2008年3月底，中外资银行短期外债余额已分别调整至2006年度核定指标30%和60%的基础上，同年6月份，外管局再度要求外资银行的短期外债限额较3月底下降约15%，对中资银行的削减额度为5%。在内地上调香港人民币存款手续费的基础上，为控制香港居民人民币资金“北上”，外管局向深圳各家银行下达通知，要求各家银行统计境外居民账上的人民币存款，对金额超过人民币5万元的境外居民账户进行汇总。　　不仅如此，在后来，外管局又专门出台了“报送非居民人民币账户数据”的有关规定，拟对境外个人和机构在境内银行的人民币存款和结算账户按月进行统计，开始将包括港澳人民币存款、人民币贷款提款账户、QFII人民币账户等八类非居民账户纳入监管。虚假贸易等管理死角同样受到重视。　　从这些措施中不难看出外管局对热钱的重视程度，有专家指出，这些举措在国际游资增加与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加的背景下是适宜的。不过，专家指出，如果不从赢得人民币与美元脱钩、获得独立地位这一战略高度认识防堵热钱问题，不认识到国内货币政策以高收益源源不断地吸引热钱逐利而来的严重性，围堵热钱注定事倍功半。　　究其根本，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在于货币价格与其他货币发生偏差。人民币失去了度量的准星。该问题若无妥善解决之道，人民币就永远无法摆脱热钱的升值预期。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是校准准星，使人民币与中国经济一起成为强势货币。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元的影子货币，从挂钩的那天起就失去了独立地位。因此，人民币升值与利率等政策仰美元鼻息而行。在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的今天，这样的货币政策是不合时宜的，就像常用的比喻，一只蚊子可以轻松盯在大象身上，但你无法想像一头牛能如此效仿。这就是港币可以与美元实行联系汇率制，而人民币无法维系这一制度的逻辑所在。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大，人民币升值是大势所趋。　　虽然2005年调整汇率政策，但人民币升值并非出于中国本意，而带有半强迫性质。美元的连续贬值、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摆出了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架势，说明人民币币值的自主权不在自己手中。2007年下半年以来热钱流入量的增加，与人民币升值幅度的增加刚好对应，而2007年开始的通胀攀升曲线，也从侧面勾勒出人民币在加快升值。　　人民币之所以在目前不能自由兑换，源于中国经济体质较为虚弱。贸然行动，难免遭受国际资本的攻击，重演索罗斯大战英格兰央行一幕，成为转型尚未成功的中国经济不能承受之重。　　为此，我国在严防热钱之时，更急迫的任务是加强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增强对热钱的抵御能力，是为抵御外部压力的良方。但当前的货币政策却反其道而行，央行就像贻误矫正汇率的时机一样贻误加息之机，宁可以行政色彩浓厚的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冻结中下游企业的办法收紧流动性，而不愿与加息和放松信贷给予正确的市场激励，同时财税政策也使中国大部分实体经济举步维艰。　　热钱因此可以获得双重收益：一是存在银行中获得人民币升值与利差的双重收益，约为每年12%到14%，超过一般投资所得；二是在资金紧缩的情况下投资中国优秀的实体企业，可以低价得好货，收益在20%以上。如此厚利，自然吸引热钱以各种方式滚滚而来。设防热钱效果，被国内人造的价格低水位打了大折扣。　　严防热钱必须釜底抽薪。如果有关方面不能改革一手抽水一手引水的作法，可以断定，热钱还会源源而来，直到人民币不具备投机价值为止。中国货币政策“宽松”仍是主基调（1）　　为避免出现通货紧缩，促使经济尽早复苏，欧美、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在下调政策利率接近零的情况下，进一步采取了以量化宽松为特点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而我国也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信贷支持经济发展力度。全球性宽松货币政策会发生什么变化，资本市场流动性如何演变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问题。　　翻看2009年以来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大事记可以发现，事实上央行并没有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上面有过多放松举动，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都没有降低，公开市场操作的节奏也只是略有放缓。如果说执行宽松政策，中国央行的惟一举动就是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款狂潮采取了鼓励和放任的态度。　　虽然无法找到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直接证据，但绝大多数分析人士都默认信贷高速增长是2009年股指大幅反弹的重要推动因素。这种局面只是问题的表象，背后反映的是一系列有关货币政策的质疑和讨论，比如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没有真正作用于实体经济，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还算“适度”，后续政策能否继续宽松等等。　　中央在2008年年末确定的2009年全年信贷调控目标是5万亿元以上，而2009年前4个月的银行信贷投放量达到5。17万亿元，已经基本达到调控预期目标。巨额的信贷投放让分析人士大跌眼镜，谁也不会想到“适度宽松”的概念还可以这样阐释，随之而来的是对宽松尺度的质疑。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撰文指出，自1992年有了季度统计数据以来，中国广义货币（M2）的增长总比GDP的增长要快，最少快出了3。5个百分点（2005年一季度和2007年二季度），最多则要快出24。7个百分点（1994年三季度）。纯粹以现象分类，2009年一季度M2快于GDP增长达19。3个百分点，在总共68个季度里位居第六名。他认为，目前25%以上的货币增长不应该再被视作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事实已经属于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即使不可避免，也不宜继续冠以“适度”之名，否则会放松应有的警觉。　　从2009年公布的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和4月份金融运行数据我们可以了解到，央行对目前货币政策的基本认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特殊环境下，我国货币信贷适度较快增长利大于弊，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有效传导的体现，有利于稳定金融市场，提振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长期贷款的增长有利于扩内需保增长政策的落实，满足项目建设信贷资金需求。随着投资项目陆续启动，为投资项目配套的中长期贷款相应增加，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得到有力体现。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影响的重要着力点，经过将近半年的努力，经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复苏迹象，越来越多的人倾向认为中国经济将会呈现“V”形反转走势。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以如此快的速度复苏，执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流动性保障功不可没，这应该是货币政策最为正面的影响。　　央行副行长易纲认为，货币信贷快速增长的有利影响包括多个方面：一是基本打掉了通货紧缩预期；二是有利于稳定资产市场，近期股指涨幅较大，房地产市场上价量齐升，出现回稳迹象；三是加速了企业存货周期的调整，如果企业尽快结束去库存化行为，使存货进入正常状态，将有利于恢复生产；四是增强了公众对于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信心。　　在承认货币政策正面作用的同时，也有分析人士关注信贷增长的可持续性和负面影响问题。中央银行对此问题也并不避讳，2009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称，3月份贷款猛增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商业银行季末考核等因素影响，有“冲时点”的成分。而4月份新增贷款为5918亿元，环比回落较大，这也印证了信贷增长将放缓的观点。　　央行指出，下一阶段还将坚定不移地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引导信贷结构优化的基础上，采取灵活、有力的措施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保证货币信贷总量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报告还特别在信贷增长专栏中指出，下一阶段如果国际金融危机继续深化，则信贷仍需要一定力度的增长。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经济好转迹象使得近期出台新的额外刺激政策的必要性降低，但决策者考虑到经济反弹的基础未必稳固，也不大可能立即出台针对信贷和流动性的力度较大的调控措施，因此短期内将进入政策“真空期”，即既不出台额外刺激，也不会大力调控，而是以观察数据为主。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也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从2009年公布的数据来看，我国经济可能已经筑底，甚至已显露复苏迹象并且银行贷款大幅飙升，但短期内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不会出现重大调整。在经济尚未出现坚实可靠的复苏前，充分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延续。中国外汇储备面临双重风险（1）　　2008年，随着美国各金融机构进入第二季度财报公布阶段，一度由次贷危机引发的，但之前被隐藏的巨额亏损逐渐浮出水面。　　由于隔夜利率和贷款违约率的大幅走高，使美国最大的两家房屋抵押贷款中介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陷入财务危机。两家公司的股价巨幅下跌至十余美元，在3月中旬贝尔斯登破产案之后，处于悬崖边缘的美国银行业再次陷入危机。　　房利美、房地美危机的爆发，标志着美国次贷危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原本局限于次级抵押贷款领域的信贷危机，演化为美国整个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和整个房地产金融领域的危机。　　房利美与房地美均为私人拥有的上市公司，但是作为“政府授权企业”（GSE），由于得到了国会的授权，可以免交各种联邦以及州政府的税收，并且享受来自美国财政部的金额均为22。5亿美元的信贷支持。　　房利美和房地美对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顺利运转至关重要。对于贷款商而言，由于向居民提供贷款后，可以很快将贷款出售给房利美与房地美，这加快了贷款商的资金流动，降低了贷款商的资金成本，从而降低了抵押贷款利率，惠及全国范围内的借款者。截止到2008年7月末，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规模约为12万亿美元，而房利美和房地美持有其中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　　相对于庞大的资产组合而言，这两家公司的资本金规模非常有限。即使资产组合不发生太严重的损失，房利美和房地美都可能出现资不抵债危机。截至2007年底，这两家公司的核心资本合计832亿美元，而这些资本支持着5。2万亿美元的债务与担保，杠杆比率高达62。5。如果没有政府的隐含担保，房利美和房地美应对信用风险的能力实际上远远弱于市场化金融机构。　　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自身持有的贷款组合的违约率上升，导致房利美和房地美账面出现越来越大的亏损。2007年，房利美发生了35。6亿美元亏损，房地美发生了30。9亿美元亏损。2008年第1季度，房利美又出现21。9亿美元亏损，房地美出现1。5亿美元亏损。连续的亏损已经令投资者对两家公司的资本重组率以及运营前景感到担忧，导致公司的股价一路下跌。　　随着房利美和房地美股价的深度下跌，它们很难在股市中进行再融资，从而不得不以更高的票面利率来发行新的债券，这必将造成它们过去发行的债券的市场价值下降，从而给债权人带来账面损失。　　根据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2007年联合发布的“海外持有美国证券情况的报告”，截至2007年6月30日，中国是美国机构债的最大持有国，持有美国长期机构债3760亿美元，其中资产支持证券（ABS）2060亿美元。根据美国经济学家Setser的推算，截止到7月份，中国持有美国机构债的规模可能达到5000亿～6000亿美元。　　如果美国政府选择市场化的救助方法，则房利美和房地美发行债券的信用评级可能被调降，债券的市场价值将会下跌，从而造成中国外管局与商业银行资产组合中机构债的市场价值下降。　　如果美国政府选择国有化的救助方法，则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债券可能依然保持最高信用评级，但由于美国政府不得不花费数千亿美元进行救援，这将加剧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可能造成美国国债的信用评级被调降。由于中国金融机构持有美国国债的规模超过机构债的规模，因此这种方案对中国金融机构资产组合的冲击可能更加严重。　　“双房危机”使得中国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不仅面临美元贬值的汇率风险，还面临美国国债、机构债产品市场价值下跌的价格重估风险。如何缓解上述风险的潜在冲击，是中国外汇储备管理机构面临的艰巨任务。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2008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超过1。9万亿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背景下，我国外汇储备仍旧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9月份新增外汇储备仅为214亿元，低于7、8月份的360亿元和390亿元，与2007年同期相比下降14。1%。　　2008年第三季度我国外汇储备增加额与前两个季度相比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对此，有专家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居民、企业结汇意愿降低，同时，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国际资本流动“进少出多”。中国外汇储备面临双重风险（2）　　2008年9月外储增加仅有214亿美元，为2008年以来单月最低规模，远低于当月外贸顺差（293亿美元）和FDI（66亿美元）之和。外汇储备中不可解释部分（以外汇储备增长214减去外商直接投资66与贸易顺差293之和）为负数，这在一般情况下就意味着热钱的流出。　　经济学家表示，人民币兑美元中止升值是“热钱”放缓流入的一方面原因。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兑美元上涨了6。7%，随后于7月中旬停止上升趋势，这令“热钱”能轻易在中国赚钱的好事一去不返。另一方面，“热钱”的出逃可能更直接地是由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资金的出逃可能反映外国金融机构试图在信贷危机中回收资本、囤积美元流动性，而不是因整体市场对人民币的看法改变所致。　　从2008年9月份外汇储备增加214亿美元，同比少增36亿美元；加之，外汇储备增加额与真实贸易额度的差额综合分析看，外汇储备增长态势正在减弱，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后效应（美国、欧洲国内消费的大幅下降）出来后，必将对中国出口造成大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速度。9月份外汇储备同比减少幅度较大说明已经有这种迹象。　　面对量级不小的外汇储备，在关注其对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作用的同时还应着手于一些问题，由于当前我国外汇储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美元资产，因此金融危机会对我国的外汇储备收益带来一定影响。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张斌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影响相对有限，风险可控，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对外汇储备资产的多元化策略一定程度上对冲了风险，积极关注风险显得十分关键。　　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度蔓延，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背景下，世界经济下滑会造成我国外部需求减弱，也会在今后影响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态势。经济学家余永定表示，由于目前中国外汇储备中有相当部分是美元资产，金融危机会对我国外汇储备收益带来一定影响。从短期来看，我国很难通过减持美元资产来规避美元贬值以及美元资产违约率上升的风险，因为这将有可能导致尚未减持美元资产的市场价值下降。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现在，中国已经是美国国债的大买主，在国债市场上会受到一定的损失。另外，美国政府救市，也会增加美元投放量，带来美元的进一步贬值。这就会使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缩水，而美元贬值更会带来大宗商品价格上行，推高CPI，加大中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　　在美联储决定直接收购商业银行的短期票据后，2008年10月13日，欧美央行再次联手决定，无限额的向银行系统注资。这意味着当今两大国际货币的发钞行正在不停的印刷纸币，通过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来消除所有的巨额债务，化解当前的危机。这将是对中国此类以资源和劳动积累的贸易顺差储备的惊人掠夺。当中国还沉浸在救不救美国的讨论之中时，实际上，最需要拯救的是我们的外汇储备，我们如何对自己的财富“负责任”呢？这是一个对中国的巨大考验。增加黄金储备应对美元贬值（1）　　伴随着美元的持续贬值，我国外汇储备的“含金量”不断下降，为了让储备资产保值增值，一些专家建议，我国应择机增加一定数量的黄金储备。　　大多数金融专家认为，当美国为了拯救本国经济而孤注一掷地“滥印美元”导致美元加速贬值的时候，黄金储备的资产安全性价值再一次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黄金，历来是财富的象征，在美元成为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超强货币之前的数百年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以黄金储备作为国家经济实力的体现，甚至可以直接用于贸易，使它有了相当于货币的功能。黄金储备在稳定国民经济、抑制通货膨胀、提高国际资信等方面有着特殊作用。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对美元储备十分重视，并积极投身于购买美国债券，而忽视了必要的黄金储备，以至在此次以美元贬值为主要特征的金融危机中措手不及。中国的黄金储备长期徘徊在低水平状态，在2001年和2003年，只有394吨和600吨，后来虽然通过调整突破了1000吨，但在外汇储备中的比例仍然只有不到2％的水平。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我们忽视黄金储备的这些年中，美国的黄金储备却一直在增加。截至2008年3月，美国的黄金储备达到8133吨，在当时全球29872。7吨黄金储备中，占比高达27。2％，占其外汇储备的比例更是高达80％。而中国即使经过调整，在国际上的黄金储备国中虽然号称排名第五，但与其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比，比例仍然过低。这种外汇储备上过度地倚重单一货币的局面，使中国面对危机缺少回旋余地，甚至明知美元正处于下降通道，仍不得不增持美国国债，期望以此来减缓外汇资产进一步缩水的威胁。但面对金融危机深不见底的前景，这种路径选择的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很显然，中国的黄金储备要加快速度。　　据统计，黄金在我国外汇储备中仅占1。3%，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则高达50%～60%。基于此，一些金融专家纷纷呼吁增加黄金储备，以实现外汇储备的多样化，同时减缓外汇储备增加的压力。北京黄金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刘山恩建议，我国应提高黄金储备数量，将黄金占外汇储备的比重由1。3%提高到3%～5%，并实现黄金储备管理的法制化。　　金融专家指出，由于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以及美元贬值的担忧，美元充当基础货币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而欧元等其他货币尚无法担此重任，这导致了国际货币体系中基础货币的不确定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黄金的价值重新凸现出来，我国适当增加黄金储备不失为明智之举。　　随着黄金的价值重新凸现，黄金的价格大幅上升。2008年一开始，黄金价格持续上涨。现货金价曾在1月份突破900美元水平，创下每盎司913美元历史新高。在2月份，更是一路飙升，突破每盎司1000美元大关。　　黄金价格大幅上涨的最主要原因是美元贬值。由于国际市场上黄金交易以美元计价，美元大幅贬值直接推动了黄金价格走高；另外，美元贬值加重了投资者对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的担忧，从而增强了黄金作为避险保值工具的吸引力。　　2008年12月4日至5日，在第三届中国黄金与贵金属峰会上，来自英国黄金矿业服务公司执行主席菲利浦先生表示，经济衰退致使全球纷纷出手救市。三大主流货币的利率还会继续下调至最低点甚至接近零，相信低利率会持续到2009年年底。在2009年美元的贬值将会重新开始，如果美国持续采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发行货币，美元的贬值时间还将更长。　　菲利浦指出，黄金未来的中国因素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2008年的黄金产量已经达到300吨，超过南非成为全球第一大产金国。菲利浦认为，作为最大的产金国，截止到2008年，中国黄金储备占外汇储备的比例不到2%，中国应进行大幅度调整，提高黄金储备的数量。　　当越来越多的金融专家呼吁中国提高黄金储备时，我国做出了相应的回应。2009年3月22日，香港大公报报道，中国工信部副部长苗圩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的全国黄金工作会议上表示，2009年黄金行业的主要工作目标是黄金产量达到290吨；新增黄金储量800吨。此外，政府还将鼓励黄金企业并购，黄金行业前10名企业的产量和效益占到全行业的50%以上。　　苗圩表示，近年来黄金工业发展取得了“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2003年至2008年期间，黄金产量年均增长7。6%，利润年均增长41%。2008年产量亦达到282吨，利润124亿元，均创下历史最好水平。同时，金矿地质勘探取得较大进展，年均新增黄金资源储量700吨左右，黄金行业连续多年实现勘探新增储量大于生产消耗储量。　　不过，虽然中国已成为产金大国，但还不是黄金强国。从综合实力来看，无论与内地其他行业还是国外的大型矿业公司相比，中国黄金企业还存在很大差距。苗圩指出，为了对冲美元贬值，2009年我国对黄金行业的工作重点是会同有关部门尽快出台《黄金工业发展专项规划》（2009～2015年）和《黄金工业产业发展政策》，研究鼓励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措施，加强产业发展的规划和引导，提高行业整体竞争力。货币政策不宜大幅放松（1）　　2008年10月26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作国务院关于加强金融宏观调控情况的报告，报告中介绍了七项金融宏观调控措施。报告提出，要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指引，根据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调整信贷投放的节奏和力度，将放松银根，促进经济增长。　　在报告中，周小川第一次提出“保证市场流动性充分供应”，并推出了一系列货币、财政及外汇管制等措施，来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宏观调控从“压顶”转为“托底”，方向上发生了变化。　　针对周小川提出的“保证市场流动性充分供应”这一措施，金融专家指出，这预示着下一步会合理运用利率等价格型工具实施调控，力保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社会大局稳定。市场预期，未来几月央行可能再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降低利率，以缓解前一阶段货币紧缩造成的影响。　　对于周小川的“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指出，就短期对策来看，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应该通过较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同时货币政策也不能过度放松。　　吴敬琏认为^T^X^T^小^说^共^享^论^坛^，从短期的对策来看，我国的货币政策不宜于大量放水，应该采取松的财政政策来跟货币政策打拼。此外还应该用一些不需要注入货币不需要放松银根的一些办法。　　吴敬琏认为，1998年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我国曾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出台措施扶持中小企业，这种方法现在依旧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因为资本项目管制和对五花八门金融衍生工具的审慎态度，中国成为不少人眼中远离金融危机海啸的世外桃源。但毕竟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已是全球大国中最高，我们不能不对危机冲击多作几分准备。　　梅新育指出，与1997年至1998年宏观政策急剧转向时期相比，我们今天面临的外部冲击更大。但我们国内的状况比当时好，财政收入充裕，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结构大幅度改善，此前持续的反通胀政策也为今后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提供了较大的空间，而不必担心类似日本零利率陷阱那样的尴尬。　　为了“保增长”，梅新育认为，我国目前可以优先采取的应当是财政政策，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崩盘已经显着减轻了我国的外部通货膨胀压力。但各国救市所注入的资金动辄数千亿美元、上万亿美元，更不用说普遍的大幅度降息和降低准备金率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蕴藏着通货膨胀强力反弹的风险，何况我国目前的一些政策取向（如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内需等）有可能产生成本推动通货膨胀压力。不仅如此，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泡沫并未得到充分释放，房地产救市政策有可能重蹈前几年格林斯潘过度放松货币政策引爆今日次贷危机的覆辙，并进一步加深我国社会的裂痕。因此，梅新育认为，在短时间内连续几次放松货币政策之后，我国不宜再急于大幅度地放松货币政策。　　多数专家认为，过度放松的货币政策对我国不利，将加剧通胀压力。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认为，长期采用过于宽松的财政政策，结果可能导致另一场金融危机。例如，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美联储连续降低利率以挽救经济，最终目标联邦基金利率从2000年中期的6。5%降到了2003年的1%。当时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实有效刺激了美国经济，住房投资增加令经济迅速回暖。随后经济出现过热迹象，乃至全球石油、铜等资源产品价格飙升。美联储提高利率，致使当初以低利率得到贷款的购房者们月供大幅提高，低收入者大量断供，便出现了“次贷危机”。因此，对我国来说，在当前不宜采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理性调整货币政策（1）　　2008年2月27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发表言论暗示将继续减息之后，沉寂数日的人民币汇率重新回到了“加速跑”的状态。28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升至7。1209，单日涨幅246个基点，首次冲破7。14和7。13关口创下汇改以来新高。3月2日，人民币更创新高，升至7。1058。　　而与人民币飙升相反的是，美元在国际汇市延续2月26日的跌势，继续深度下挫，美元指数最低触至74。07，当日下跌了0。54点。　　对于人民币升值和美元贬值现象，学术界有观点称，中美之间正在进行一场货币较量。这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总体思路应是围绕国内经济发展的目标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把国内利率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把汇率政策作为保卫中国经济成果、保卫中国经济版图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汇率政策应服务于利率政策、为实施正确的利率政策让路，不应让汇率政策牵着利率政策的鼻子走，不应让汇率政策约束利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通过利率、汇率、资源价格体系的互动和调整，达到把国民财富留在国内的目的；同时，通过实施自主的货币政策，迫使美国调整自身的货币政策，形成相对公平的国际经济环境。　　有学者提出，中国必须觉醒、必须防止更严重的掏空。中国要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但这种开放应该是“对等开放”，绝不能重现1840年后的那段日子。中国作为大国应该学习美国对付中国的做法，美国层层设防，不提倡“对外开放”，只提倡“美元垃圾”变资源和变股权。中国只有认真思考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教训，特别是资本市场建设方面的不足，重新调整政策和思路，重视政策之间的平衡和配套，才能发挥人民币的威力，才能打好这场发生在中国本土的货币战争，才能避免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瞬间毁灭。　　在美元和人民币进行较量的形势下，一些学者提出应对中国货币政策再重新认识。学者认为，与发达国家或成熟市场经济体相比，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采用多目标制；二是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混合使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3次通货膨胀时期，分别是1985年、1988年和1995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8～2000年，中国经历了通货紧缩。从这几次经历的实证分析中可看出，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互动关系仍是显着的。央行高官曾表示，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货币总量仍是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内容。　　中国特有的货币政策特点决定了中国在货币政策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可能在别的国家很少见或未曾经历过，在经济史上或者理论上也少有系统性地剖析。那么，对于中国货币政策当前新出现的重要货币理论问题，究竟应以怎样的思维方式去寻找答案；中国应如何总结过去货币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如何确立新形势下的中国货币政策方针？　　学界权威人士分析认为，一旦本币出现持续升值预期，经济体系的决定力量或关键变量，则是预期汇率升值幅度和资产价格上涨幅度，其他变量（利率、预期通胀率等）是从属变量。若本币出现持续汇率升值预期，央行货币政策无法实现其钉住通胀率之政策目标。因为，此时央行若要钉住某个通胀率，它必须采取某种货币政策操作手段，反方向调控真实经济市场和虚拟经济市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操作。该分析还确认，过去两年半的货币政策历史，证实了该理论的基本结论。　　事实上，由于允许人民币汇率缓慢升值，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却愈演愈烈。尽管央行已经动用几乎所有货币政策手段，以缓解流动性过剩压力，实际上却收效甚微。　　严峻的事实表明，确立中国货币政策的基本方针，必须综合考虑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特征和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特定阶段。　　因此，为了尽可能降低经济运行的整体风险，确保银行和金融货币体系审慎稳健经营，确保国民经济长期又好又快发展，中国货币政策的基本方针理应作出重大调整，并迅速采取正确的行动。　　在现阶段，中国货币政策该如何调整呢？就货币政策发展方向问题，金融界出现了分歧。一些专家提出，我国应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对于这一观点，其他专家提出了质疑，即紧缩的货币政策是否会使中国的美元外汇储备问题更为尖锐？那么，中国的最佳选择是什么？中国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允许人民币加快升值步伐吗？而且，中国必须允许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而非仅对美元加速升值吗？理性调整货币政策（2）　　有一种深刻质疑的意见说，以人民币升值抑制国内通胀可能会产生一系列问题。首先，人民币汇率会不会失去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地位？汇率政策会不会将退居为诸如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之类的政策工具，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会不会因此将大大减弱？第二，人民币汇率机制是否会被扭曲？第三，人民币升值真的能达到抑制通胀的目的吗？最后，以人民币升值抑制通胀或将加剧进口企业和出口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货币政策应迅速采取切实的行动：第一，消除人民币持续、单边升值的市场预期。第二，重新实施人民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而若将人民币汇率重新稳定于7。5元人民币＝1美元水▲T▲X▲T▲小▲说▲共▲享▲论▲坛▲平，只允许汇率在7。5水平的上下窄幅波动，中国或可彻底消除人民币单边持续升值趋势。　　对于此观点，央行副行长易纲表示，要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供求的作用，增加汇率弹性。他认为，局部的资本管制对于开放的经济体作用有限，被管制的资本总可以通过未被管制的渠道流入国内，同时实施全面的资本管制代价太大，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中国，同样实施管制也是代价非常高的。　　易纲还强调说，世界各国治理通胀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放松国内的资本外流以及加强宏观政策的协调。一个比较接近合理均衡水平的汇率、利率和宏观政策对于资本流动是重要的。　　尽管国内金融界目前存在一些关于资本管制是有效的，应该加强资本管制的观点，但事实证明，资本管制政策可以堵住国际金融资本套利中国，但无法堵住商品套利的渠道。人们发现，现实已使央行对于资本项目管制不再自信。　　因此，在现行情况下，货币政策应理性调整。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研究员谭雅玲认为，如何理性地看待我国金融规模与质量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前景与方向，而且直接影响着我国对金融风险的规避与防范。尤其从建设和谐社会这个总目标看，目前，我国的金融规模与金融质量“不和谐”已有所表现，需要引起人们高度警惕。　　她说，金融规模是金融质量的基础，金融质量则是金融规模的“温度计”。“过冷”或“过热”都不适宜。而金融质量的温度显示，又是金融安全的“警示标志”，不仅需要政府的宏观调节，更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风险控制和竞争力的提升方面加以支持。　　她认为，就目前来说，银行业和金融体系应尽快转变单纯追求规模的增长方式，综合考虑风险成本、强化利润和损益成本意识，建立有效的综合经营模式，强化能力与水平管理，淡化官员化的组织管理模式，用市场收益和损益指标进行管理考核，切实增强金融机构的竞争力，把基础做实、把业务做好做强。　　而就人民币汇率来说，针对美元强势之下的贬值策略，谭雅玲认为我国不仅要有短期应对策略，还要有中长期应对准备。　　她指出，从短期看，对内宜“以动治乱”，对外宜“以静制动”。她说，这样的安排，不仅可以改变国内的预期惯性，“搅乱”国际上的预期惯性，而且有助于打消对人民币升值不切实际的预期，给我国汇率提供调整空间、释放其升值压力。在此过程中，特别强调不适当的升值将造成的自我压力、自我问题，比如出口企业利润下降、结构失衡或外国贸易争端与制裁的问题，让人们了解汇率问题后面真正存在着的是经济问题。　　从中期长期看，她认为内部要有战略规划，外部要讲究策略。中期汇率形成机制宜有灵活性，采取结构性改革的方法，促进体制机制的改良，扩大浮动区间。如果外部动荡激烈，也可以采纳有些西方机构的建议，调整或选择汇率方向。　　从长期而言，则需要有大的思路，改变人民币汇率的形成体制与机制，加快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特别要讲究效率，实现汇率的自由化与国际化。化解人民币单边升值带来的风险（1）　　当前我国金融领域的焦点集中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国际舆论与预期不断提高人民币升值水平，并建议一次性大幅度升值；同时，国际市场上美元贬值也对人民币升值形成进一步刺激。但是，人民币升值已经超出自我承受范围，从而导致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风险加大。　　2008年6月29日，在“2008影响中国A股投资国际论坛”上，北京大学金融金衍生品研究院特邀研究员谭雅玲指出，人民币单边升值有很大风险，目前的汇率政策存在很大失误，政府要主动改变不利局面，“不要怕干预经济、汇率”。　　谭雅玲表示，人民币单边上扬不仅违背了市场规律，违背了政府渐进、可控、小幅度这种基本原则，也超出了中国经济能够承受的范围。而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都是货币升值造成的，从来没有因为货币贬值造成问题的，她说：“从这个角度，我们单边升值有很大风险。目前的汇率政策已经对国内的企业和投资者造成了很大压力，6。5已经是国有出口企业能够承受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生死线了。在这个局面下，中国必须要以动来改变现有的拘禁局面，不要怕干预经济、汇率，而应主动调整。”　　就我国目前来看，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风险主要表现在这三个方面：一是人民币单边升值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因汇率而损失和购买力缩水；二是人民币单边升值导致热钱大量进入；三是人民币单边升值过快给出口企业带来了空前压力，致使我国经济增长迅速放缓，可能出现硬着陆。　　如何化解人民币单边升值所导致的风险呢？在2008年7月举行的“中国外汇投资行业高峰论坛”上，专家表示，要化解风险，就应改变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实现“藏汇于民”，同时加快外汇配套制度建设。金融机构应从简单金融衍生产品做起，防范市场风险。　　专家认为，“藏汇于民”有更多发展空间。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看，外汇市场应该能够给个人和居民提供更多投资机会和投资工具，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　　中国统计学会国际收支分会专家委员王允贵指出，截至2007年末，中国海外财富67%是官方储备，只有33%是民间所拥有的海外财富。因此，民间有更多的外汇到海外投资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国际外汇市场拥有流动性好、透明度高和成交便利等特点，适合做理财投资。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陈炳才指出，“藏汇于民”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国际产品价格低于国内；国外证券市场存在投资机会和资金套利机会；本国货币相对稳定但有波动。但目前人民币汇率趋向单边升值，趋势明显，预期明确而坚定，其结果是国内企业和个人倾向于结汇持有人民币、外汇贷款流入增加，导致外汇资源向国有集中。“汇率相对稳定波动需要提高货币地位，尤其需要企业能跨国经营，在国际上有竞争能力和竞争地位，才能做到，中国目前做不到。”　　陈炳才指出，应继续进行能源和资源价格改革；放松资本管制，放宽个人、民营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限制和审查，允许个人、机构在香港之外的证券、债券市场进行投资等。　　与会专家提醒说，管理风险应是外汇投资机构永恒的主题。外汇通首席策略师安狄指出，我国外汇市场基础薄弱，缺乏足够的管理风险的手段、差异化汇率风险管理工具、职业化外汇投资人才队伍以及稳定可靠的外部政策环境。　　王允贵认为，国内机构投资国际外汇市场最好是从简单易行、又能分析的产品做起，不要一次性进入到多种复杂的衍生产品组合。同时，加强个人投资者教育，提示外汇投资的潜在风险。　　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总监吴天鹏说，从外汇投资机构内部风险管理看，一是要完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二是提高风险管理的能力。应采取风险分层管理，在不同层次间明确风险管理的权限和责任，同时实现相应授权和汇报机制。在量化控制市场风险方面，国内金融机构做的还不到位，差距最大的是定价能力和估值能力。目前金融机构外汇业务既需要规范，又需要在合规前提下加强创新。　　吴天鹏指出，我国金融体制还不健全，很多信用风险没有合适的对冲工具，只能借助国外衍生产品，容易受制于人。因此，创新产品要自主定价，多推出与国内指标挂钩产品，少做“背对背”的国外挂钩产品，变被动为主动。　　总而言之，从汇改三年中得出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今后，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决不能让人民币升值过快，失去控制，任何时候也不能动摇，这是应对各种经济风险的关键环节。同时，积极主动运用好外汇储备，把死钱变成活钱，变被动等待贬值为积极寻找出路，切实经营好外汇储备。　　2008年7月14日起，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实行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与此同时，发展改革委也发文，要求各地加强和规范对外商投资项目的管理。这两项措施旨在对贸易和直接投资项目下的热钱流入进行监督，从而防止外汇资金异常流入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和国际收支平衡带来潜在的风险。要切实落实好这些措施。坚决贯彻中央提出的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入和流出监管，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确保我国经济金融安全的要求，促进我国经济金融平稳发展的精神。警惕美国的“汇率武器”（1）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国际争论一直喋喋不休，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又主要来自美国。自2003年以来，美国有关方面和人士就不断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改变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2003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公开批评中国“人民币被钉住”的汇率制度，要求中国实行弹性汇率制度。此后他又在多个双边和多边场合重申这一观点。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2004年3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指出：“（中国中央银行）连续大规模地购买美元与中国内部经济平衡的目标不相协调”，也暗示中国应该停止这一做法，以便让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力量促进人民币升值。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同样表现出对人民币汇率的“特别关注”。　　在2005年4月上旬，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份提案，要求中国政府在六个月内允许人民币升值，否则，会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美国认为，中国政府人为地把人民币汇率跟美元直接挂钩，使得中国出口商品在价格上得到了15%到40%的优势，也就是平均27。5%的优势。以此为依据，该项名为《舒默修正案》的提案规定，如果中国在6个月内不采取行动调高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美国将对进口的中国产品征收27。5%的关税。　　与此同时，美众议院又附和参议院，提出了《中国货币法案》。该法案指出，外国政府低估中国货币，构成违禁出口补贴，属“操纵汇率”。　　美国参众两院的逻辑是，中国的汇率政策人为地提高美国对华出口产品的价格，降低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的价格，进而扩大了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增加了美国的失业，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伤害。在这些议员看来，只要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甚至美国国内所面临的各类经济矛盾，就会得到圆满解决。　　实际上，这些年来，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对美国金融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中，基本上都是美元资产，尤其是持有大量的美国政府债券。而一旦人民币升值，大量的投机资本流出，中国外汇储备减少；中国外汇储备的减少，无疑会减少对美国政府债券的需求，美国政府债券市场利率就会下降，这无疑会对美国金融市场造成冲击。　　并且，中国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而持有大量的美元资产，为美国提供了巨额的铸币税。美元的储备货币铸币税意味着，美国不需要付出任何劳动，就可以无偿地占用中国的资源和产品。　　既然如此，美国为何一再逼迫人民币升值呢？金融专家认为，美国各方面如此一致地要求人民币升值，主要原因有四：　　首先，这是美国在其经常项目赤字迅速扩大的背景下希望和纵容美元贬值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美国看来，中国是对其拥有巨额货物贸易顺差的国家，2003年对美货物贸易有1250亿美元顺差（中方统计是590亿美元）；近两年欧元、日元、加元、澳元、英镑等都对美元有较大幅度的升值，而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未多大改变，并且在美联储广义汇率指数中人民币有近10%的权数。因此，美国希望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帮助减少其经常项目赤字。　　其次，美国一些决策者认为人民币被盯住的汇率制度，对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实行类似制度，或在外汇市场上大量购买美元阻止本币升值，有重要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香港和台湾、韩国、新加坡、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甚至印度和日本。它们都对美国有贸易顺差，并且视中国为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不愿意在中国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之前，实现本国货币对美元升值，否则会在国际市场上损害自身出口产品相对于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因此，在美国看来，人民币升值还能带动其它亚洲国家货币升值，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帮助美国改善其经常项目收支状况。　　再次，美国一些人认为，近两年中国经济正处于快速增长过程中，中国政府致力于实施宏观调控、消除经济过热，此时向中国施压，或“晓以利害”，将比较容易达到其实现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目标。美国认为，人民银行为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在外汇市场上大量购进美元，扩大了基础货币投放，不利于中国灵活运用利率、货币供应量等货币政策手段，控制信贷的增长和抑制经济过热。许多投机性资本因人民币低估及预期的升值而源源不断流入，也对银行信贷扩张和房地产价格过快上升有刺激作用。而与人民币升值相伴的进口增加和出口减少，则有助于增加中国的总供给，减少中国的总需求，符合中国抑制经济过热的需要。警惕美国的“汇率武器”（2）　　最后，美国还有一些决策者认为，中国正在借低估币值，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后尘，走出口导向型增长之路；美国在过去曾成功地逼迫“四小龙”将货币升值，也希望能够运用“汇率武器”逼迫人民币升值。　　事实上，回顾二战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我们会发现美国经常性地利用“汇率武器”迫使其他国家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转嫁美国进行经济调整的成本。当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处于不可持续状态的时候，美国可以有三种调整的办法：一是劝说或迫使其他国家调整宏观政策；二是放任美元贬值；三是调整美国国内政策。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第一种政策是上策，第二种政策是中策，第三种政策的成本最高。由于全球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而且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中心-外围的格局，大国的宏观经济可以很容易地传导到外围的小国，并迫使小国被动地调整其经济政策。这就是美国能够迫使其他国家就范的基础。　　总结历史经验，对于美国的这一“汇率武器”，我国必须高度警惕，沉着应对。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中国并非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源，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以及美元贬值才是导致世界经济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人民币升值无助于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实质性改善。认为人民币低估对美国的出口带来损害甚至引起美国的失业人口增加更是无稽之谈。中国的出口结构和美国的出口结构几乎完全不同，双方的贸易只存在互补关系，不存在竞争关系。即使人民币升值，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将更多出口美国，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将部分转化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逆差，仍然挽救不了美国严重的经常账户赤字问题。　　其次，改变全球国际收支失衡需要国际间加强协调和合作。各国应该承担平等而合理的责任。美国应该首当其冲承担主要的责任，并通过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国内储蓄等国内政策调整逐渐减少其经常账户逆差；欧洲应该加速结构性改革；日本应该更多地刺激内需，以便让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而非出口；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应该反思其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并适当地调整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同时也要注意轻易答应承担汇率调整责任的风险：一是这种替人背黑锅的办法，有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很可能会越来越政治化；二是这会带来国内的反弹，国内利益集团也会要求政府实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以缓解升值带来的压力，两者都会影响到政府对宏观调控做出自主、客观的决策。　　第三，在政策目标的取舍方面，要强调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绝不能让货币政策成为汇率政策的附庸。在一国经济崛起过程中要防止某些大国经常地指手画脚，这就需要适时向外界给出坚决维护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的明确信号，同时通过加强国际间的政策协调缓解国际压力。一般情况下不宜牺牲国内货币政策保汇率政策。严防国际热钱在中国套利（1）　　国际油价为何持续暴涨？粮价为何急剧翻番？国内股市为何暴涨暴跌？房价为何居高不下？除了美元因素和其他宏观基本面因素外，金融专家认为，很重要一点是“富人经济学”在作怪。　　也就是说，一些掌握资金与资本话语权的金融寡头或产业大鳄，利用花样繁多的金融工具与经济理论，采用“长期趋势短期化”手法，在金融市尝资本市尝商品期货市场等场所制造疑云，引起价格动荡，从而在巨大的价格落差中牟取暴利。　　这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掠夺，不仅加剧了全球利益格局的失衡，也诱发了全球新一轮通货膨胀，使更多地区、更多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并打乱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进程，使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经济前景变得难以预测。　　而在我国，“热钱”这个原本有点生涩的词汇正在变得越来越热。它像是一个链条的开端，联接着人民币升值、房地产调控、股市泡沫、外汇储备迭创新高等等一系列对中国经济影响深远的事件。　　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说：“热钱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热钱指短期投机资金，而广义热钱则包含国际机构和个人的避险资金，国际上一般认为这两部分的划分比例为‘三七’开，其中七成是前者，也即短期投机热钱。”　　从积极的角度讲，何志成认为热钱流入是国际社会对人民币信心增加的体现，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和支撑了部分领域和行业的资金紧缺。　　而从消极的角度讲，何志成认为异常的外汇流入速度和额度则必须引起关注，因为巨量快速的资金若缺乏有效监管，会危及一个发展中大国长久的可持续发展，比如这些钱从何而来，投在了哪些领域，风险程度如何，融入中国经济的深度和广度怎样，以及何时撤出，以何种速度和方式撤出等，对于一个金融安排尚不完善但发展迅速的国家无疑至关重要。　　热钱之所以让当今世界共同头疼，首先在其流入渠道的黑白混杂，难以用现成法规有效监管。　　德意志银行发布的一项针对200家中国境内外企业和60名高收入个人所作的相关调查显示，热钱流入在企业方面的主要途径是“高报出口、低报进口和虚假对境内直接投资”；在个人方面则主要通过两个“合法”漏洞进行：即内地每人每年5万美元的换汇额度；香港每天2万元（港币至人民币）兑换额度及每天可向内地汇款8万元人民币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