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他写了这篇文章的，共产党不愿意它发表出来，正如我们第一次在《鲁迅书信选》上看到未曾发表的许多书信一样。　　徐懋庸八月一日给鲁迅的信，诚如鲁迅所说，“横暴得可以”。鲁迅不怕他们围剿，但对于其他青年，鲁迅的劝告不一，譬如萧军，他主张不要加入“左联”，对于时玳，则劝他加入“作家协会”，我想这是他衡人衡事的结果，萧军夫妇新到上海，鲁迅不愿他们卷入无聊的纠纷，宁愿自己化钱替他们印书，这是爱护他们；时玳大概是久居上海的青年，必须和这“一群”人发生关系。他给时玳的信说：“我看你也还是加入的好，一个未经世故的青年，真可以被逼得发疯的。加入以后，倒未必有什么大麻烦，无非帮帮所谓指导者攻击某人，抬高某人，或者做点较费力的工作，以及听写谣言。国防文学的作品是不会有的，只不过攻打何人何派反对国防文学，罪大恶极。这样纠缠下去，一直弄到自己无聊，读者无聊，于是在无声无息中完结。……”　　鲁迅给徐懋庸的信太出名，凡是读鲁迅文章的人一定不会放过，所以我们不必具引，这里也有许多人，“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的”，这篇文章是他们一面极好的镜子。　　鲁迅断定“左翼作家联盟”的解散是“溃散”，一点不错。以后的“文艺家协会”再也不像“左联”似的成为一个斗争团体，因为“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像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　　国防文学是有的，鲁迅批评说，“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他指的是夏衍写的《赛金花》剧本，当时被称为国防文学的实绩。　　对于他们，鲁迅认为“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但以后周扬在毛泽东支持之下，飞扬跋扈了三十年，关于鲁迅和“左联”的龃龉，我们引用姚文元的说法，作为那些年头官方统治意见的证明：　　 “鲁迅逝世前那一段时间里，胡风、冯雪峰等进行了恶毒的挑拨，企图利用鲁迅来分裂进步文艺界。由胡风、冯雪峰挑起的两个口号的争论，其目的就是企图削弱、破坏文艺界的团结。鲁迅当时在病中，对有些情况是不清楚的。然而，尽管他们用了种种挑拨离间的手段，捏造了诽谤革命同志的事实，使鲁迅不能了解有些事情的真相，甚至误解，使他心中很不愉快，但终掩盖不了上述的鲁迅的真正的立场与观点。经过反胡风斗争与反右派斗争，已经把胡风的罪恶活动和冯雪峰蒙蔽鲁迅，敌视、打击上海文艺界地下党的反党活动，揭露得很清楚了。（《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姚文元著，一九五九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三四页。）”　　姚文元的话正是当时周扬一伙的官方意见，是否符合历史真相，读者自能判断。我只是想用鲁迅自己说过的话，说明他和“左联”关系的始终，拆穿后来附会在他身上的许多“神话”而已。一九七四，六，一零。鲁迅论“国骂”　　鲁迅走了许多地方后，惊异于国骂之博大而精微，但他还是尊“他妈的”为正宗国骂。据他说：“他妈的”之所以为国骂，因为德国和日本都没有恰当的译法，前者把它译做“我使用过你的妈”，后者把它译做“你的妈是我的母狗”，当然译得神韵全非了。　　鲁迅考证不出“他妈的”起于何时，但他佩服发明这一句“他妈的”人物是天才——卑劣的天才。而在鲁迅的故乡，这国骂更简化为“妈的”，醇化为“我的亲爱的”一样意思了。　　鲁迅是否曾经用“他妈的”骂过人，我们无从考证，他爱用狗骂人，则从他日记上斑斑可考。例如他初到北京的一九一二年——　　 “七月十二日，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八月十二日，半夜后邻客以闽语高谈，狺狺如犬相啮，不得安睡。”　　 “九月二十日，邻室又来闽客，至夜半犹大嗥如野犬，出而叱之，少戢。”　　 “十月七日，晚邻闽又嗥。”　　 “一九一三年二月八日，上午赴部，车夫误碾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　　以后在他的《日记》里，不再有同样记载。　　到了广东以后，他最先学会的是广东国骂，广东国骂也如其他国骂一样，正宗的是“丢那妈”；简略的只有一个字：“丢”；复杂的则是“丢你老母海”。这“丢海”两字，鲁迅记得在东京听章太炎讲过：《山海经》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这古语至今还留在广东，读若Tiu或Tiuhei，后一个字当作“州戏”。　　鲁迅是反对国骂的，三零年代的左翼作家，有的欢喜在作品上写些粗言秽语，以示无产阶级化。鲁迅曾写了篇《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的文章纠正他们，这就成了他和周扬一系发生龃龉的开始。鲁迅的纠正是对的，新兴阶级并不是一言不合，就祖宗三代的骂人的。　　那么，这篇骂人的题作《汉奸的供状》的长诗如何骂法呢，它除掉要像西瓜一样剖开人家的脑袋外，还应用了广东国骂：　　“丢那妈！”鲁迅谈读经　　早在一九二五年时，鲁迅就已说过，“尊孔，崇儒，读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却不料时当一九七四年，距离鲁迅说这话时已经过了五十年，还喧喧嚷嚷地大反其孔，真使人有“由来已经很久了”之叹！　　但鲁迅说得好，如果真正有人主张读经（当然也尊孔）的一定是个“笨牛”，因为提倡读经尊孔的阔人，内心并不如此。　　鲁迅认为阔人懂得“学而优则仕”，而孔子则是“圣之时者也”，只要“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所以提倡读经的人，一定是阔人而又是聪明人，他们从古书里学到了“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后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　　这种聪明人是把人当作笨牛来看的，读经不过是“耍把戏偶而用到的工具而已”。　　所以鲁迅要把那些“正经老实”的反读经的人们也归入到“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一类里面去。　　今年的批孔算是非常热闹的了，当然，不论林彪怎样写了几副“克己复礼”的字条，贴在卧室内，代替了“毛语录”，或颁赠他的同志们，究竟他没有明目张胆的主张读经，提倡尊孔，照鲁迅的理论演述，倒是那些拼命反孔的人，把批孔批林拉在一起的人，其实不过是笨牛而已。　　我想，世间何尝真有什么笨牛，从前提倡读经的阔人，固然想把别人当作笨牛，现在拼命反孔的人，又何尝不是“聪明人”？　　鲁迅向来把尊孔读经视作一种统治艺术，即使在革命后的苏联，鲁迅也认为“如果在列宁治下，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苏联人当然不会是孔孟之徒，但只要又列宁，鲁迅认为共产主义也就深通古道了。一九二五年时候，鲁迅实在并不明白社会主义革命的真实意义，他不过据中国的治道来推导罢了。但在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已达二十六年之久的中国，如果鲁迅还活着，倘不想做笨牛，他一定会跟在杨荣国后面去批孔吧，因为他也会深刻地了解到，“批马列之皮，行孔孟之道”，是现实的政治，“批林批孔”也是现实的政治，这和章士钊时代并无二致。批孔不过是“耍把戏偶而用到的工具”，别无其他作用。　　中国的文化确实悠久，一生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作生死斗争的人，不论王明、刘少奇、毛泽东、林彪，个个跳不出孔子这个“维护奴隶制度者”划定的圈套，那么你究竟把他们看作笨牛还是聪明人呢，请问？鲁迅谈“唐代的钉梢”　　鲁迅的杂感，都是有所为而发的，即是“言之有物”。他从没有寄托闲情之作，但有一篇文章，由于逸出了他原本要想说的范围，更由于文字优美，简直和其他的文章不相称了。我说的是搜集在《二心集》内的一篇《唐代的钉梢》。　　上海的流氓，如果看中了一块肥肉，总是先“钉梢”，后“拆梢”，钉梢就是尾随，拆梢就是敲竹杠，相当于广东话里的“讲数”。但钉的不一定是女人。　　钉女人的梢，这事也常有，也许历尽波折之后，终于会两情相悦，也许会一事无成，这究竟不是社会大事，无关宏旨的。　　一九三零年以后，国民党的特务统治很厉害，特务统治形成了白色恐怖，真如鲁迅所说，“简直使人不知活在人间”。可是特务手段确是苏联的输入品，那时有许多苏联回来的学生，一到上海，就向南京报道，号称二十八宿之一的孙际明就是如此，这批人成为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骨干分子。“钉梢”是缉捕革命者的初步手段，有时神出鬼没，被钉梢者需要十分警觉，才能摆脱背后的“尾巴”。　　现在这手段已为任何统治者所普遍应用了。　　鲁迅自然有被钉梢的经验，可是他笔头一滑，竟谈到《唐代的钉梢》去了，材料又如此香艳的。　　那是他在读《花间集》张泌的一首“浣纱溪”引起的：　　 “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　　鲁迅把它译成了白话诗，天衣无缝，堪称一绝。　　 “夜赶洋车路上飞，　　 “东风吹起印度绸衫子，显出腿儿肥，　　 “乱丢俏眼笑迷迷。　　 “难以扳谈有什么法子呢？　　 “只能带着油腔滑调且钉梢，　　 “好像听得骂道杀千刀！”　　鲁迅这篇文章登在当时“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上，从斗争的观点看来，无论如何是不调和的，所以我说大概是鲁迅一时写滑了笔，显出他对于旧诗词的癖好来了。　　可是这就应了他一年之后所反对的一句话：　　 “……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了。”　　我希望我说的话对于鲁迅不致于太过穿凿。鲁迅与周扬的两个口号之争　　两个口号之争，是一次政治斗争，不仅仅是文艺斗争，斗争的主角，一方面是代表王明路线（他又代表史大林的七大路线）的周扬，一方面是符合以后毛泽东路线的鲁迅，这斗争继续发展，直至中国共产党的七次大会（一九四五年四月）才算结束。但反映到文艺方面的斗争，要到一九六六年方始揭开面幕，这次对周扬的清算，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清算对象已不是王明，而是刘少奇，揭发二个口号之争的历史真相，并不表示鲁迅意见的胜利，因为一九四二年之后，鲁迅的思想与作风，也早已为毛泽东所清算了。　　两个口号之争的根源，完全由于史大林世界政策的改变，史大林的“第三时期”理论，打击了世界无产阶级的统一行动，结果帮助了真正的法西斯希特勒上台，史大林在惊慌失措之余，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日，共产国际七次大会宣布实行人民阵线政策，连帝国主义统治阶级都在联合之列。在亚洲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积极侵略中国，中国共产党主力红军，在失败之后向西北流窜，到一九三五年十月二日抵达陕北，结束长征，三十万红军只剩下二万五千人。　　王明在遵义会议后，仍以中国共产党国际代表名义驻在莫斯科，气焰依然不可一世，他和康生出席国际七次大会，秉承史大林的意旨发言，在大会上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主张。并于八月一日擅用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发表宣言，正式提出上述主张，并提出十大纲领，这纲领完全是改良主义的，当然不会谈到抗日运动中由谁领导的问题。　　八一宣言到达上海，一定比陕北为早，因为早在十二月，已有人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了。传达八一宣言到陕北的，是林育英，据张国焘回忆：　　 “一九三六年初（按：当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初，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林育英，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带回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议的要旨，重建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他主要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否定了原有的苏维埃运动，现在我们的主要的口号，已不是‘打倒蒋介石’，提倡‘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甚至也不是‘反蒋抗日’，而是‘联蒋抗日’，‘抗日联合政府’和‘一切为了抗日’ ……　　 “林育英这些电报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改变了……我们中有人惊奇于‘联蒋抗日’这句话，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在中共内部引起的争论，一定很大，我们可以从毛泽东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看处，他所批评的“关门主义”，就是反对这个政策的左倾势力，但毛泽东还是取得多数，接受国际的新政策。　　瓦窑堡会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毛泽东本人对于国际新政策的接纳，和王明的调子不同，和八一宣言的精神也不同，因为他强调这是“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在正式决议之外，他也绝不提“国防政府”，但他又和托洛次基派争论“革命的转变问题”，实际上，他所反对的是党内左翼的意见，因为这一翼反对再次和国民党联合。　　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中的报告，是由冯雪峰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或二十五日亲自传达到上海的，他最先找到鲁迅，鲁迅怀着满腹牢骚，对上海正在活跃的提倡“国防文学”的周扬一伙，大表不满，鲁迅直觉的认为共产党的政策是投降，所以他对周扬一伙的活动概不参加，周扬一伙攻击他为“左”的宗派主义者，说“他们对于国防文学虽然到现在还是保持着超然的沉默的态度”。　　在冯雪峰到上海之前，“左联”已经解散，鲁迅拒绝作正在筹组的“作家协会”的发起人。　　（刘绶松在一九五六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初稿》中竟说：“……于是在鲁迅的领导治下，一九三六年初自动结束了‘左联’的活动。”）这说法，简直是对鲁迅最大的诬枉。）　　鲁迅带着责备的口气对冯雪峰说：“就这样解散了，毫不看重这是一条战线！”　　他并不把“国防文学”看做周扬几个人提出的口号，他以为“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这群魔当然指王明路线下面的共产党人，不可能是别的。他说：“也要联合国民党，那些先前投敌的分子，是最受欢迎的了。一下子将压迫忘记得干干净净，是到底做不到的，以为压迫会轻起来，那也是做梦！……”　　鲁迅即使从个人感情出发，他也决不忘记对压迫者的仇恨，他经历过辛亥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对于反动势力的终于复辟，他的仇恨带有被压迫阶级的性质。早在一九二五年，他谈到辛亥革命时说：“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虽然也并不想诬无抵抗主义者为无人格。但有时也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有时也觉得宽恕是没得，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　　这观念直到一九三六年他死之前，迄未改变，而且更深刻，更广泛，他把那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人，称之为“人面东西”，这是共产党联合战线必然的产物。　　 “我确是不容易改变，就算记住敌人的仇是一种错误罢，也就只好错误了……不念旧恶，什么话！”　　冯雪峰写的这几句话，对于鲁迅的个性很传神，但鲁迅毕竟在冯雪峰所传达的“毛泽东报告”中，得到一致。我想，毛泽东到达陕北定居后，对于在遵义会议中获得的胜利，一定在短短的时期会设法加以巩固的，史大林和王明在中国第二次革命前后的恶毒作用，他是有深切体会的，许多在史大林领导之下失败的革命领袖，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都成了他的反面教员，但他决不敢直接和史大林们争，他没有条件和史大林的巨大威望相比，他那时已运用阳一套，阴一套的手法和王明斗争，但他不得不忍受王明的跋扈，因为他的背后站着史大林。　　冯雪峰当然不断对鲁迅说明毛泽东和王明之间的不同所在，所以鲁迅就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主张，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以与“国防文学”相对立。这口号不是鲁迅一个人提出，是经过几个人讨论才提出的，我们知道，至少茅盾、胡风、冯雪峰都是参加者；而且不是由鲁迅直接提出，他们委托胡风写了篇《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的文章提出来的。胡风写了这文章后，迅即受到“国防文学”论者的大力围剿，胡风概不答复，这战斗直接转移到鲁迅身上。胡风后来表示，“因为我的主将下了命令，说沉默有时是最有力的回答。……只好眼望着问题一直混乱下去。”这期间，鲁迅大病，到他奋力回击时，已到八月三日，这篇费时四天的文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简直像雷轰电击，万喙息响。可是影响实在深远，一九六六年清算周扬的最大理由，就是“国防文学”。以后清算刘少奇陈伯达时，“国防文学”口号也成为他们的罪名之一，他们被认为曾经拥护过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　　真正反对“国防文学”的左倾文学家，只有徐行一人，他在当时及以后，均被成为机械论者，教条主义者。他认为“真正彻底反帝的社会层是中国出卖劳力的大众，只有他们是前锋，只有站在这观点上的文学才是挽救中国的文学。”　　我们现在已不知这个徐行为谁，照搜集在《现阶段的文学论战》一书中他的二篇文章看来，他不仅反对“国防文学”，而且彻底反对用爱国主义名义的阶级调和论者，他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富有革命经验，他是最先被围剿的人，有人指他的论调和“托洛次基反对国际上的反战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口吻相似”，后来这个徐行不再有文章出现了。　　鲁迅的长文当然是在病后深思熟虑之下写的，他坚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但企图与“国防文学”口号相调和，他认为“它是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而提出的；他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的一发展，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他的这一种说法，正如他在《出关的‘关’》种反对邱韵铎的所说一样，“一为而‘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力量’，仅次于‘无为而无不为’一等了”，阶级社会中，谁有这种玄妙的本领呢？鲁迅推论到尽头，不也变为“徒作大言的空谈家了”吗？　　不过我们是无法责怪鲁迅的，他即使反对王明的投降主义，在史大林规定的国际路线下面，在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面，他相信组织“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是第一义，他只能相信毛泽东的话：“现时的革命力量，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鲁迅是寄托希望于毛泽东的。　　经过一场斗争之后，鲁迅的痼疾越来越沉重了，他退回到个人主义，不再参加任何团体，不久，他死了！　　两个口号之争背后的两条路线斗争，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鲁迅死后，周扬已不再有对手，“国防文学”占尽了优势，我记得，冯雪峰为了反对王明和周扬，脱离阵线回到浙西义乌故乡去幽居，结果在抗战时期被国民党特务拘禁在息烽集中营（张学良也拘禁在那里）。　　鲁迅死后两个月，发生了西安事变，这是一条投降国民党的通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进攻芦沟桥，八月十三，进攻上海，于是国民党被迫抗战，国共合作有了具体条件，可是共产党提出的政治要求，实现为如下形式：　　国民大会变为国民参政会；　　国防政府变为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第三厅；　　联合战线变为八路军办事处；　　红军变为八路军；　　苏维埃政府变为边区政府。　　在困难的局势中，毛泽东对蒋介石和王明进行曲线斗争；他可以在《论新阶段》中喊蒋介石为伟大领袖，但自始至终，决不放弃“独立自主”的立场，这立场贯彻到党和军队的所有组织，深入人心。更由于国民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府彻底腐败，以致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投降政策无法行得通，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七次大会时，王明和秦邦宪这两个红色买办仅能在中委会中叨陪末座，史大林想经过他们完全控制共产党的企图完全失败了。一九七四，七，二零“曹子勃谿”　　鲁迅曾慨叹过标点古书之难，他举下面一例：　　 “‘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 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但也有人说应该断为‘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的，这‘笑’他的‘士’，就是先前‘则’他的‘士’，要不然，‘其为士’就太唐突了。但也很难决定究竟是那一面对。”　　一九三四年前后，明人小品文经施蛰存之流提倡，出版了许多标点本，错误百出，所以鲁迅写了篇“点句的难”，说这些人看不懂古文。　　不说标点，就是解释一句句子（今人的“古文”），也是不易的。最近有为夏平先生，大谈“曹子勃谿”问题，他解释曹子是指阿丕和阿植，真是他不说我还懂得，他一说我反糊涂了。　　话说一九二七年鲁迅为了女师大问题，和正人君子笔战，他在《咬文嚼字》一文上，对于女师大校长杨荫瑜的“与此曹子勃谿”相向大肆讥嘲，因为“勃谿”原出“妇姑勃谿”，他由此与“须知学校犹家庭”的说法相引证，知道有些人确实把校长和学生的争端看做婆媳相骂的。但另有一种说法，那时引用“相煎益急”的古典，来说明这些争端的，所以鲁迅据此断定引用那句成语的人，把争端视为兄弟阋墙，“像曹操的儿子们阿丕和阿植似的了”。　　夏平先生说：　　 “校长和学生之间的争执，用‘曹子勃谿’，可以说是一误而再误。‘曹子’ 是指曹丕和曹植在传说中‘七步诗’的故事，不能借来比喻师生，这是一误。‘勃谿’出自庄子外篇‘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句，这是指婆媳相争。大学女校长和女大学生之间，并非婆媳关系，这是再误。”　　不论如何引经据典，“与此曹子勃谿相向”，是不能截取“曹子勃谿”四字，把它既解做“兄弟”，又解做“婆媳”的，鲁迅说的完全是两回事，一是指摘杨荫瑜的说法：“妇姑勃谿”，一是指摘汪懋祖的说法：“相煎益急”，两者风马牛不相及！　　把“与此曹子‘勃谿相向’”，说做“与此‘曹子勃谿’相向”，真觉得点书难，解书更不易！一九七四，九，一五从中国的历史发展证验托派陈仲山致鲁迅的信背景：四个争论问题　　鲁迅致托派的信，向来为反托人士所引用，但从来没有人在历史的光照之下，检讨这个托派陈仲山给鲁迅的信，是否言之成理，是否符合客观的历史发展，现在距离当时已有三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已有二十五年，应该更有可能作一次深入的研究，证明陈仲山所说的是错误还是正确。　　为要理解托派陈仲山致鲁迅信的时代背景，我们首先必须从历史的回顾里提一下当时苏联党内对中国革命的争论，争论主要围绕下列四个问题进行：　　（一）无产阶级政党底绝对独立问题　　这争论开始于一九二三年，史大林一系赞成加入国民党，认为国民党是群众组织，是各阶级底联盟，共产党应该加入进去，以便争取群众，争取领导，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共同进行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史大林一系领导之下，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托洛次基认为国民党不是什么群众组织，而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在任何条件之下都不可加入资产阶级政党，更不可服从其纪律，信仰其主义。为了争取群众，为要保证对全体革命群众的领导权，更为要保证革命胜利及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共产党必须保持组织上与思想上的绝对独立。　　托洛次基的反对没有用，一九二五年他提议中共退出国民党，遭否决；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因中山舰案蒋介石发动一次政变，他再提议退出，仍被否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及七月十五日国民党两次清共后，已没有国民党可供加入了，但南昌暴动仍在青天白日旗下举行，直到广东暴动，这面旗帜才被人撕破了，改举红旗。　　（二）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问题　　这问题是以如下方式提出来的，即：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是否使中国的阶级斗争缓和了，还是加紧了？史大林一系认为这压迫可使中国内部的阶级斗争减少到最小限度，所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及农民可以结成“四个阶级联盟”，采取国民党形式。　　托洛次基猛烈地反对这个立场，他认为“以为帝国主义机械似地从外面焊合了中国底一切阶级，那是大错特错。……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不会减弱，但会增强诸阶级底政治分化。帝国主义是中国内部关系中一个很强的力量，这个力量底主要来源，……是外国资本与本国资产阶级间的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托洛次基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并无鸿沟之隔，这两部分资产阶级之间，比资产阶级与工农之间，要无比地更接近些，资产阶级之参加民族战争，有如内部地制动机，它们以继长增高的仇恨看待工农群众，愈来愈准备合帝国主义者妥协”。所以他特别提出列宁的话作为警告：“工人们必须叫民众与资产阶级政客底欺骗睁开眼睛，必须教他们不要信任空话，而只要信任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自己的组织，他们自己的团结，他们自己的武装”。　　（中国资产阶级一连串屠杀工农的事实，打破了史大林“四个阶级联盟”的神话，但信奉史大林主义的毛泽东并未从这里得出教训，万隆会议的五项原则，驱使印尼无产阶级重受资产阶级的屠杀；他们更进一步以武器帮助巴基斯坦的资产阶级地主军人的专制政权，去屠杀东巴的工农群众，“第三世界”的理论，就是殖民地“四个阶级联盟”理论的翻版。）　　（三）小资产阶级与农民问题　　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对于中国社会中数量最大成分最杂的中间阶层，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史大林一系以阶级合作政策去迎合小资产阶级上层领袖，去联络乡村中的上层分子，特别是拉拢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勾搭汪精卫、邓演达、宋庆龄，代替了争取中间层的革命责任；托洛次基认为“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指的是被压迫阶级底层几千万或几万万城市与乡村的广大贫民。这个联盟不能通过阶级合作，必须工人阶级领导城市与乡村的广大贫民，从事最彻底的阶级斗争争取土地革命”。　　（四）组织苏维埃问题　　当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进入湖南，引起了无疑的革命进潮之时，托洛次基提议在中国开始组织苏维埃，借以汇合蜂拥而分散的诸股革命力量，借以统一下层的斗争群众，实现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真正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由此防止军事领袖，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领袖们底叛变。史大林们竭力反对，理由为：①苏维埃将破坏对资产阶级底联合战线；②将予帝国主义者及反动派反对革命的口实；③苏维埃是暴动机关，只适用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④中国国民党已经是实际上的苏维埃。　　但是，革命失败之后，在退兵上时的一战的广州暴动中，却组织了苏维埃，而且以后一直进行苏维埃政府的组织，直到一九三七年再次投降国民党为止。　　明白了苏联党内的争论之后，我们才可以把陈仲山的信与《毛选》中的文章对照，主要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决议在一九六九年版的《毛选》中已被删除。瞿秋白的盲动主义　　陈仲山的信写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信的第一段如下：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康缪尼斯脱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预备再起，而乃转向军事投机。他们放弃了城市工作，命令党员在革命退潮后到处暴动，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REDS以打平天下。七八年来，几千万勇敢有为的青年，被这种政策所牺牲掉，使现在民族运动高潮之时，城市民众失掉革命的领袖，并把下次革命推远到难期的将来。”　　这段文字包括的时间，起自一九二七年八月，迄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其间又可分为瞿秋白领导的盲动主义时期，立三路线时期，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时期。我们且把当初的历史大事简列如下：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清共；　　七月十五日，武汉政府汪精卫正式清共；　　八月一日，南昌暴动，叶贺南征，旋即失败；　　八月七日，中共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在九江召开会议，瞿秋白上台。　　可是这个由国际决定的八七会议领导人瞿秋白，一开头就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　　关于瞿秋白领导的盲动主义政策，中共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如下论断：　　 “…… ‘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 后继续成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的盲动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否认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因而它仍然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　　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路线，据官方记载，在一九二八年初已经停止，到四月就在全国范围内结束了，那么何以有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不断继起呢？这是中共及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设下的陷阱，使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跌下去的。中共六次代表大会后的立三路线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由布哈林指导的，决议案断定中国当时的局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它批评了右的机会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但并不指出两个高潮之间应该提出什么策略，以从事革命斗争。　　第三国际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也于同时举行，通过了布哈林起草的纲领，此时史大林与布哈林的斗争已显迹象，史大林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决定了全世界共产党未来的路线，影响到中国的就是立三路线。　　“第三时期”理论宣布资本主义危机的极端尖锐化，在全世界范围内，革命正走向高潮。中国共产党在盲动主义之后，正旁皇无所适从，史大林既已排斥了托洛次基提出的国民会议口号及民主革命纲领，六大又为事实所迫，不得不将苏维埃改为宣传口号，从议事日程上取消了武装暴动，于是遂使中共陷于进退失据境地。正在此时，联共十六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开会，宣布中国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就此鼓励比瞿秋白时代更大规模的盲动，造成了更悲惨的后果。　　“高潮”二字，引起中共当时领导人不少迷茫，要到如何程度才算是“高潮”，这是猜谜式的问题。据一位在上海参加领导工作的托派王凡西后来回忆（《双山回忆录》）说：　　 “在最初，中共多数对这个指示倾向于较消极的接受，因为刚不久才让‘滚牛奶烫了嘴’，如果将新高潮的快要到来作了左的解释，又怕要碰破头颅，周恩来和我们研究这个文件时候，就显出非常谨慎，甚至有几分为难。我们曾反反复复地研究了‘高潮’二字的意义，查究了它的原文。这二字本是俄文的翻译，含有‘高潮’和‘高涨’的两层意思，它有点等于英文中的RISE，所以周恩来最后说，中译文应确定为‘高涨’，他怕的是‘高潮’会被了解成‘最高潮’，因而重犯了盲动的错误。至于‘快要’二字，据我的记忆，我们在讨论中的解释，也倾向于较远前途的。不过过了不多久，由于国际第三时期的作风愈演愈烈，史大林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激烈左转，再加上中国好些同志的附和，尤其是江西方面的意见，中央便日益从‘左’的角度去解释‘高潮’与‘快要’了。其结果便是所谓‘立三路线’。”　　所谓江西方面的意见，就是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的意见。据现在的说法，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批评他的悲观思想的，我们引用他对“高潮”的解释如下：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 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快要到来的“高潮”，已是出现眼前的事，十月怀胎快要分娩了，他后来虽然批评了立三路线，其实他是立三路线的拥护者、促成者，他应该分担它的责任，他写这篇文章时，已在江西成立苏维埃政府，脱离了井冈山时代的局促局面，所以从历史上说来，像《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上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这实在是一种神话。可是从《历史问题决议案》看来，毛泽东与李立三之间是有分歧的，虽然七月二十七日红军的进攻长沙，占领三日，仍是立三路线的最高表现。决议说：　　 “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零年上半年间，还是党内存在着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