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时没有甚么文艺，即便有，也不过赞美上帝（还没有后人所谓aod那么玄妙）罢了！后来……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　　 “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甚么关系？……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　　自从一九四二年二月王实味写了《野百合花》被清算，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所谓文艺作家所走的路，无一不是鲁迅早已指出过的那条歧途，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的文艺政策，只是不断地把那些不满意的文艺家排轧出去，所谓文艺，只有《两个太阳颂》之类容许存在，鲁迅认为这种颂扬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没有甚么关系。所以，鲁迅如在，他是否被尊崇或是被排轧，已不是揣测的问题，或者最好是如斯诺后来所说“被逼沉默”而已。　　 “三十一日，晚李小峰及其夫人招饮于中有天，同席郁达夫、王映霞、林和清、林语堂及其夫人、章衣萍、吴曙天、董秋芳、三弟及广平，饮后大醉，回寓呕吐。　　 “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晚立峨来，即同三弟往旅馆，迎其友人来寓。　　 “十五日，访商务印书馆买英文《苏俄之表里》及《世界文学谈》各一本。　　 “十六日，往内山书店买《童话及童谣之研究》、《列宁给高尔基的信》各一本。　　 “二月一日，往内山书店买《世界美术全集》一本，《什么叫阶级意识》一本，《斯特林堡全集》三本。　　 “五日，往内山书店买《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考古学通论》各一本。　　 “十日，北京有电报来问安否，无署名，下午复一电至家。往内山书店买《俄国工党史》一本。　　 “十九日，下午往内山书店买《辩证法》杂书四本。　　 “二十三日，晚往内山书店买《文学与革命》一本。　　 （这天，他写了《醉眼中的矇胧》，正式回答“创造社”的攻击，但日记上未记此事。）　　 “三月二日，往内山书店买《苏俄之牢狱》一本。　　 “十四日，往内山书店买《阶级斗争理论》一本，《唯物的历史理论》一本， 《一周间》一本。　　 “二十五日，往内山书店买《世界美术全集》一本，《中国革命及世界之明日》一本。　　 “四月十四日，午后往内山书店买《马克思主义与伦理》一本。　　 “十七日，往内山书店买《社会意识学概论》，《艺术之原始》各一部。　　 “五月三十一日，往内山书店买《革命后之俄国文学》一本。　　 “六月二十四日，下午买什物十余元，以棉毯二枚分与立峨。　　 “三十日，往内山书店买《阶级社会之诸问题》一本。　　 “七月十二日，晚同钦文、广平赴杭州，三弟送至北站，夜半到杭，寓清泰第二旅馆，矛尘、斐君至驿见迓。　　 “十三日，晨介石来。上午矛尘来。午介石邀诸人往楼外楼午餐，午后同至西冷印社茗谈，旁晚始归寓。晚斐君携小燕来访。矛尘邀诸人往功德林夜饭。　　 “十四日，上午介石来。矛尘、斐君来。午钦文邀诸人在三义楼午餐。下午腹泻，服药二丸。　　 “十五日，午邀介石、矛尘、斐君、小燕、钦文、星微、广平在楼外楼午饭。 说讫同游虎跑泉，饮茗，沐发，盘至晚归寓。　　 “十六日，下午矛尘来，同往抱经堂买石印《还魂记》一部四本，王刻《红楼梦》一部廿四本，《百美新咏》一部四本，《八龙山人画谱》一本，共泉十四元二角。晚又至翁隆盛买茶叶、白菊等，约十元。夜失眠。　　 “十七日，清晨同广平往城站发杭州，钦文送至驿。午到寓。　　 “八月四日，晚因小峰邀，同三弟及广平赴万云楼夜饭，同席为尹默、半农、 达夫、友松、语堂及其夫人、小峰及其夫人，共十一人。　　 “十三日，午后漩卿自北京来，并持来母亲所给果脯两种。　　 “二十四日，立峨回去，索去泉一百二十，并攫去衣被什器十余事。　　 “九月二日，午后同三弟往北新书局，为广平补买《谈虎集》（上）一本，又《谈龙集》一本。　　 “十五日，晚存统来并赠《目前中国革命问题》一本。　　 “二十二日，阿菩周岁，赠以食用品四种，午食面饮酒。　　 “二十六日，得冯雪峰信晚复。　　 “二十七日，晚玉堂、和清、若狂、维铨同来。和清赠罐头水果四事，红茶一盒。夜邀诸人至中有天晚餐，并邀柔石、方仁、三弟、广平。　　 “十月十二日，晚往内山书店买《思想家马克思》一本。　　 “十九日，得王实味信午后复。寄还王实味小说稿。　　 “十二月七日，下午内山书店送来《艺术之社会基础》一本。　　 “九日，柔石同画室来。　　 “十二日，往内山书店买《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托尔斯泰》一本。　　 “二十日，晚往内山书店买《世界文学与无产阶级》及《巴黎的忧郁》各一本。　　 “二十七日，往内山书店买《历史底唯物论入门》一本。　　 “三十一日，晚往内山书店买《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一本。”　　以上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及一九二八年全年中摘录出来的日记，可以看到鲁迅被围剿期间的生活一斑。在这时期，他和许广平正式同居，和当时及以后的左右派都有来往，有几个都是他以后论争的对手；他非常注意阅读有关马克思基本理论的书籍，（记在书账里的更多，内有《论新反对派》一本，可见他早已注意苏联党内的史托之争。）最有趣的，一个自称做他“义子”的廖立峨，带同他的兄弟爱人住到他的家里（从一月八日到八月二十四日），后来他忿忿的对鲁迅说：“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这是他在厦门结下的苦果，是他遇到的恶劣青年中特殊的一个。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他和赵平复（柔石）冯雪峰有了来往，日渐密切，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认识他们以后，他逐渐左倾，转而和“新月社”斗争，可见受他们影响之深。　　此外，他饮酒大醉，有三次之多，也许这就是“创造社”诸人说他“醉眼朦胧”的缘故。　　一九二九年是他向前突进的过渡的一年，他写文章很少（一九二八和一九三零年都是如此），埋头翻译《文艺政策》及《艺术论》。所谓“创造社”“挤”他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就在这个时候。他已然找到了确定的文艺观点，但他的生活思想仍是非常游移，这一年的五月十三日，他回了一次北京的老家，住了二十天，在离开的前二天他给景宋的信说：　　 “总计各种感受，知道弥漫于这里的，依然是‘敬而远之’和倾陷，甚至于比‘正人君子’时代还要分明?——但有些学生和朋友自然除外。再想上去，则我的创作和编著一发表，总有一群攻击或嘲笑的人们，那当然是应该的，如果我的作品真如所说的庸陋。然而一看他们的作品，却比我的还要坏；例如小说史罢， 好几种出在我的那一本之后，而凌乱错误，更不行了。这种情形，即使我大胆阔步，小觑此辈，然而也使我不复专于一业，一事无成。而且又使你常常担心，‘眼泪往肚子里流’。所以我在对于自己的坏脾气，时时痛心，想竭力的改正一下。 我想，应该一声不响，来编《中国字体变迁史》或《中国文学史》了。然而那里去呢？在上海，‘创造社’中人一面宣传我怎样有钱，喝酒，一面又用东京通信诬栽我有杀戮青年的主张，这简直是要谋害我的生命，但不得了。北京本来还可住，图书馆里的旧书也还多，但因历史关系，有些人必有奉送饭碗之举，而在别一些人即怀来抢饭碗之疑，在瓜田中，可以不纳履，而要使人信为永不纳履是难的，除非你赶紧走远。D·H·你看，我们到那里去呢？我们还是隐姓埋名，到什么小村里去，一声也不响，大家玩玩罢。”　　这是鲁迅和景宋二人之间的私话，因而感情是真实的，但也只是一时的“呆想”，一回到现实，他也只能如胡适后来所说，做一个“过河卒子”，努力向前了。　　这一时期的鲁迅正是进退不得，尤其是北京，在鲁迅看来，那是灰黯的世界，《新青年》及《语丝》时代的战友都已改变了，一个是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一个是刘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彼此之间，早已无话可说，敌人呢，陈西滢凌叔华的照片登上《红玫瑰》，胡适之的诗载于《礼拜六》，他慨叹“时光老人的力量，真能逐渐的显出‘物以类聚’的真实”。他又遇见了顾颉刚，“见我即踟躇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他说“南北统一后，‘正人君子’们树倒猢狲散，离开北平，而他们的衣钵却没有带走，被先前和他们战斗的有些人拾去了”。于是他叹息“在寂寞之世界里，虽欲得一可以对垒之真敌人，亦不易也”。　　他后来在《彷徨》上面题的一首诗：“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徬徨。”相信是这次去北京时的写照。　　他把北京和上海比较，认为“住北京是不坏的……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虽已十天，却毫不感到什么刺戟，略不小心，确有‘落伍’之惧的，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　　鲁迅对于留在北京的“未名社”，“沉钟社”的青年人，还是怀有深挚的感情，一道吃饭，一道谈天，特别对于在西山养病的韦素园，系念更甚。三十日，他终于去看了他：　　 “今天我是早晨八点钟上山的，用的是摩托车，霁野等四人同去。漱园还不准起坐，因日光浴，晒得很黑，也很瘦，但精神却好，他很喜欢，谈了许多闲天。 病室壁上挂着一幅陀斯妥夫斯基的画像，我有时瞥见这用笔墨使读者受精神上的苦刑的名人的苦脸，便彷佛记得有人说过，漱园原有一个爱人，因为他没有全愈的希望，已与别人结婚；接着又感到他将终于死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损失——便觉得心脏一缩，暂时说不出话，然而也只得立刻装出欢笑，除了这几刹那之外， 我们这回的聚谈是很愉快的。”　　韦素园终于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时三十八分病夜于北京的同仁医院；过了二年，鲁迅写了篇文章纪念他：说他“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　　鲁迅一九三三年所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和一九三四年所写的《忆韦素园君》，都是最最动人心魄的文章。　　 左联时期——从加入到齟齬——死　　鲁迅一生的思想和行动，可以分做前后二个时期，而以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做分水岭。在此以前，他的斗争偏向漫天匝地的黑暗，他实行了并且继承了《新青年》开始的启蒙运动；在此以后目标确定了，政治斗争更重于思想斗争，他和共产党的斗争方向合流，死前虽然和共产党的文艺领导人发生齟齬，甚至怀疑到共产党的政策，睽离究竟不远，所以死后得到共产党最高的尊荣。　　但鲁迅的思想是一贯的，当然是进步的，我们现在要研究的就是这方面。　　鲁迅对于苏联文艺活动的注意，一九三五年早已开始，对于苏联的十月革命则不仅冷淡，并且怀疑；但他对于自己曾经经验过的革命，则是深切了解的，他以后对于革命的观点，仍受此种经验的影响，经过一九二七年痛切的事变，对于创造未来新社会的是无产阶级，以及由此革命会出现无阶级的社会，则逐渐有了确信，而且由此增加了许多勇气。　　鲁迅的思想非常重实践，不说空话，人家说他在执政府门前打落门牙两颗，他说“可惜那一天我竟不在场，为什么呢？……曰，生些小病，非有他也”。意思是如不生病，他是会去的。女师大事件他奔走甚劳，就是证明。　　所以他在和围剿者争论时，敢于提出这样的问题：　　 “倘若难于‘保障最佳的胜利’，你去不去呢？”　　说空话的自然不会去，但鲁迅一定去，他不是因为有了保障才去的，而且接着他就“去”了。　　不待说，他对革命本质是有清楚了解的，革命不是说大话，空话所能达到的，革命是切切实实的斗争，而且需要艺术。　　鲁迅决不轻视“艺术的武器”，他认为艺术虽然没有了旋转乾坤的力量，也可用之于“宣传”。他又认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　　在鲁迅思想中，对文艺的正确了解，预先反驳了将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标准，即“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那种见解，鲁迅的正确了解，我想还是受了托洛次基意见的影响，在《文学与革命》中，托洛次基认为共产党对文艺家应该采取如下态度：“向他们提出了拥护革命抑反对革命这个不含糊的标准之后，我们要容许他们在艺术园地内有自决的完全自由。因为马克思主义方法与艺术方法并不是一个东西。”　　在史大林与毛泽东的文艺政策中，鲁迅笔法，鲁迅作风，鲁迅精神都是应该打倒的，延安座谈会上，毛泽东就有此表示，而事实上，承袭了鲁迅笔法、作风、精神的文学家，以后也无一不被清算了，这都是由于毛泽东认为文艺只可尽宣传的作用，不可能有独立的存在，不可能有自己的广阔天地，更不可能直接批评到现实政治。　　我们说的当然是后话，鲁迅如果不早死，他会坚持而且发展他的见解么？为保卫文艺的独立存在而斗争么？让文艺不至于沦为共产党某一时期政策的婢女么？从鲁迅的思想说来，他当然不会如此。　　一九二七年后，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是血的斗争，关于革命者的血，鲁迅早就见过了，“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他以后悟到自己的进化论思想之非是，懂得了革命是什么之后，他就成为奋然前行的猛士。他认为“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　　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片言只语，往往胜过某些空话作家千万言的著作。革命的“内里蛀空”，是历史的结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他说这话的时候，正给人骂作“醉眼陶然”，但实际他的“明眼”是直透入革命本质的。现在人民共和国已成立了二十四年，有多少投机分子在从事“内里蛀空”啊，可是对于这种投机分子更有不少人在加以称颂哩！　　这里有一个永远不满意现状的鲁迅，有一个不断地要求革命的鲁迅，他把文艺家和政治家视作两个冲突的对立体，“政治想维持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除非革命成功之后，你能“恭维革命，颂扬革命，但他认为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如果这时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在反对那些革命成功后又重新采用前人用过的老法子的政治家，那就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　　文艺家要有这样的自觉，才可以去参加革命。在围剿中的鲁迅，他逐渐培养成这种自觉，他感谢“创造社”，“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汉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在译《艺术论》的时候，他说“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痛”。　　他对于那批革命文学家虽然应战，实际上是很渺视的，革命失败，参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退到上海收拾残兵，号召“革命文学”去补偿真实革命中的失败感觉，但是他们认错了敌人，鲁迅虽在革命中给吓得“目瞪口呆”，但并没有被吓得不敢说话，他对于反革命攻击得更不容情，更彻底，当然他不是站在所谓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革命失败对他有极大影响，使他深思，使他追求原因，因为这次革命究竟不同于辛亥革命，它曾引起千千万万工农阶级参加的，可是结果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文学与革命的关系，革命与阶级的关系，他都在考虑，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他在回答恺良的信中，明确地谈到他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感受：“……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都一定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却道‘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者。”　　那么鲁迅如何肯定自己的阶级性呢？　　 “……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系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如此，鲁迅断定自己是中产的智识阶级?——这阶级的携贰分子。　　不仅对于当时的革命文学家，他视为只是想“另挂新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地位的”机会主义者，他尤其不相信文艺可以改变环境，说这不过是“唯心”之说。我觉得这方面的意见，鲁迅也是受托洛次基影响的，他说“政治先行，文艺后变”；所谓革命文学，那是须得“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这才产生新的革命文学者的”。他对于当时的所谓革命文学家加以辛辣的嘲笑，他举王独清和郭沫若的作品为例，认为那种“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家”，由他看来，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样，令人莫名其妙的。　　上面的话，是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他在燕京大学演讲会上说的；即使到了一九三零年三月，他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之后，他仍一贯保持了他的意见。八月十二日，他在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他骂叶灵凤是新的流氓画家，“创造社”是新才子派，上海的革命文学家，中的都是才子＋流氓的毒。但他对于突然兴起的革命文学，并不否认它的存在，而且有很客观的分析，他认为这是由于“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显明，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而死剩的青年们再入于被迫压的境遇，于是革命文学在上海这才有了强烈的活动。所以这革命文学的旺盛起来，在表面上和别国不同，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虽然其中也有些是旧文人解下指挥刀来重理笔墨的旧业，有些是几个青年被从实际工作排出，只好借此谋生，但因为实在具有社会的基础，所以在新份子里，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　　由于鲁迅的看法如此，所以他能与左翼作家联盟合作，他对于青年人毕竟还是抱有信心的。　　他的不容情的批判，自然引起“创造社”领导分子的不满，郭沫若后来写了几本书反攻鲁迅，但阵地已经改变，这种争论不再有什么作用了。　　鲁迅的矛头同时指向从前的年青朋友，如早已与鲁迅绝了交的向培良，他现在提倡“人类的艺术”了，他反对有“阶级的艺术”，认为人类只有好人和坏人之分，而艺术是好坏斗争的武器。鲁迅记得向培夏曾经说过一句话：“青年人不但嗥叫，还要露出狼牙来。”他说：这句话并不坏，但狼是狗的祖宗，人类驯服了它，于是狼就变成狗了，狗能分别人类为好人和坏人，因为在狗看来，象养它的主人是好人，穷人和乞丐是坏人，不是叫，便是咬了，如果一变而为叭儿狗，就和“自称不问俗事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名人们一样了”。　　鲁迅攻击的是某一种类型，因为这都是“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将来由他严厉地批评的“第三种人”，也属于这一类型。　　另一种类型，是“新月社”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新月社”的中心人物，是胡适之罗隆基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等人，这是东吉祥胡同“正人君子”一系人物。一九二七年之后，他们最初是国民党政府的反对派，不久，就成为政府的拥护者了。鲁迅选中了梁实秋当作该派的代表，因为他反对无产阶级文学，又反对鲁迅的“硬译”，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确乎有代表性的。　　梁实秋反对无产阶级文学，主张人性论。他认为资本家与劳动者，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他们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这是人性，文学就是表现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鲁迅认为“人在阶级社会里，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其次，梁实秋认为宣传式的文学不是文学。鲁迅说，这是梁实秋的自扰，他和无产文学批评家钱杏村所说一样，把口号标语算做文学了，实际是这种无产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都没有无产气的，所以并非是无产者文学。　　鲁迅从事翻译文学理论，并不否认他在“硬译”，这是由于他想填补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他是希望中国具有一两个诚实的俄文翻译者，陆续译出好书来的；他这希望未曾落空，以后曹靖华，孟十还等都是这方面的名家好手，鲁迅自己在死前一年内所译的《死灵魂》，也决不是“硬译”，而是名译。＊　　　　　＊　　　　　＊　　鲁迅在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之前，对自己从事文学工作的一个阶段作了检讨和总结，这就是《我和“语丝”的始终》，时期约略从一九二五至二九年。他和《语丝》诀别，也就和这个时代诀别，和承继了《新青年》启蒙运动的同伴们诀别。他说：《语丝》初创时，几乎有个共同态度，“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权威，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这就是说反对北洋军阀，同情南方孙中山一系的革命。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回到上海，《语丝》正在迁沪出版，编辑任务，自然由周作人之手，移到鲁迅肩上，一方面触了新得政权的国民党的忌讳，受了一回警告，继在浙江省禁止发行；另方面“创造社”等开始围剿鲁迅，《语丝》成为鲁迅反攻的据点。但《语丝》旧人却和鲁迅睽离了，鲁迅陷于孤军奋斗；这是一个转变期，可说是落伍的落伍，前进的前进。刘半农江绍原都因故不再投稿，孙伏园已另编《贡献》，而李小峰也成为真真实实的老板了，一成为老板，便唯钱是务，于是《语丝》上出现了种种广告，鲁迅抗议无效，因此不得不辞去编辑之职。　　鲁迅在一九三二年四月编集《三闲集》与《二心集》时，附了篇《鲁迅译著书目》在一九二九年的杂文之末，也可认为是他大半生工作的总结，那时他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己逾两年，但他似乎有不能明说的牢骚，再过几年，这种牢骚转而为明确的憎厌了，我们得引用他的原文作为这种说法的佐证：　　 “我还要将这（按：书目）附在《三闲集》的末尾。这目的，是为着自己，也有些为着别人。据书目察核起来，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而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　　 “但这些陆续用去了的生命，实不只成为徒劳，据有些批评家言，倒都是应该从严发落的罪恶。做了‘众矢之的’者，也已经四五年，开首是‘作恶’，后来是‘受报’了，有几位论客，还几分含讥，几分恐吓，几分快意的这样‘忠告’ 我。然而我自己却并不全是这样想，我以为我至今还是存在，只有将近十年没有创作，而现在还有人称我为‘作者’，却是很可笑的。　　 “我想，这缘故，有些在我自己，有些则在于后起的青年的。在我自己的，是我确曾认真译著，并不如攻击我的人们所说的取巧，的投机。所出的许多书，功罪姑且弗论，即使全是罪恶罢，但在出版界上，也就是一块不小的斑痕，要‘一脚踢开’，必须有较大的腿劲。凭空的攻击，似乎也只能一时收些效验，而最坏的是他们自己又忽而影子似的没去，消去了。　　 “但是，试再一检我的书目，那些东西的内容也实在穷乏得可以。最致命的， 是：创作既因为我缺少伟大的才能，至今没有做过一部长篇；翻译又因为缺少外国语的学力，所以徘徊观望，不敢译一种世上著名的巨制。后来的青年，只要做出相反的一件，便不但打倒，而且立刻会跨过的。但仅仅宣传些在西湖苦吟什么出奇的新诗，在外国创作着百万言的小说之类却不中用。因为言太夸则实难副，志极高而心不专，就永远只能得传扬一个可惊可喜的消息；然而静夜一想，自觉空虚，便又不免焦躁起来，仍然看见我的黑影遮在前面，好像一块很大的‘绊脚石’了。　　 “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都没齿无怨言。但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并不明白文艺的理论而任意做些造谣生事的评论，写几句闲话便要扑灭异己的短评，译几篇童话就想抹杀一切的翻译，归根结蒂，于己于人，还都是‘可怜无益费精神’的事，这也就是所谓‘聪明误’了。　　 “当我被‘进步的青年’们所口诛笔伐的时候，我‘还不到五十岁’，现在却真的过了五十岁了，据卢南（E.Renan）说，年纪一大，性情就会苛刻起来。我愿意竭力防止这弱点，因为我又明明白白地知道：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但灯下独坐，春夜又倍觉凄清。……”　　这就是鲁迅真实的另一面。他对青年人的忠告是永远有用的，但“春夜又倍觉凄清”，这心情何其孤独！在战斗生活中，他是常常体味这种孤独的，因为即使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阵地改变了，但他对于那些同路人并不存什么期望，他在演讲中一开头就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他举出了几个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理由，过不了多时，他的话就很快的应验了；他对于所谓“左翼”作家并不轻易相信，反而对于《语丝》时期的年轻人，如许钦文章川岛等及“莽原社”诸人，有更多的信任和更多的直抒胸臆，现在只举他给章川岛的一封信为例，这封信，到一九七二年才发表，而且只限于“内部发行”。“矛尘兄：　　 “廿五日来信，今天收到。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做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 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此外，他在致曹靖华信中，也谈到当时的情形。　　 “至于这里的新的文艺运动，先前原不过一种空喊，并无成绩，现在连空喊也没有了。新的文人，都是一转眼间，忽而化作无产文学家的人，现在又消沉下去，我看此辈于新文学大有害处，只有提出这一个名目来，使大家注意了之功，是不可没的。……”　　信里都提到“自由大同盟”，据鲁迅给他们信中的述说，这同盟的发起人共五十一人，鲁迅列名第二，郁达夫第一，同盟成立之后，五十一人即被通缉，鲁迅被名为“堕落文人”，这是在国民党专政统治之下的一次民主运动，可惜共产党当时在瞿秋白的盲动之后，继之以立三路线，又继之以王明路线，对于如何利用民主要求扩大反国民党的军事独裁，并未加以注意，故自由大同盟等组织未能成为群众运动的起点，只限于若干上层知识分子的号召，稍加压迫，便即涣散，后来的“保障人权同盟”也是如此。　　话虽如此，鲁迅之加入这种运动，都是热诚而自觉的，所以他竭力以赴，毫不退缩，更因为他见得远，就受得起打击。　　鲁迅看得和旧社会旧势力的斗争，重于一切，他一生是贯彻着这种斗争的，他认为革命作家和批评家，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视现社会，去了解它的底细，他举出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刊印的《列宁青年》为例，在它批评中国文学界的文章中，对于“创造社”讲得很长，认它是无产阶级文学派，其次对于“语丝社”，作为小资产阶级文学派，就说得短了，最后是“新月社”，作为资产阶级文学派，说得更短了，还不到一页，这就是因为这位青年批评家，“对于愈认为敌人的，就愈是无话可说，也就是愈是没有细看”。他主张“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　　　　　＊　　　　　＊　　“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仅仅过了十个月，有五个作家就在龙华遇了难。表面上看来，由于鲁迅出名的二篇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记念》，似乎这五个作家为左联牺牲的，其实完全不是。他们的死，死于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死于江苏省委反对王明一系篡夺党权的斗争；他们的死，应该说是由于他们是共产党，而不是，由于他们是作家，是左联成员。　　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后，完全受制于史大林布哈林领导的第三国际，当时统治中国党内的理论，是“四个阶级联盟”的阶段论，这是孟雪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机会主义理论，为列宁严加排斥的。一九三五年起，中国革命问题引起苏联党内史大林与托洛次基之间剧烈的争论，影响非常深远，结果史大林获得支配地位，中国革命因而惨遭失败；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上台，一九二八年六月在苏联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布哈林主持会议；一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另方面批评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但又拒绝托洛次基提出的普选全权无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民主口号，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正在不断高涨之中，中国应该建立苏维埃，实行暴动。这种混乱矛盾的决议，陷中国党于无出路的境地，只有盲目地向左倾机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一九三零年史大林发明了第三时期的理论，中国党受其影响，李立三于六月十一日通过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八月，红军进攻长沙失败；九月，中共中央在瞿秋白领导之下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在米夫指导之下，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取消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委，解除瞿秋白职务（他此后潜居上海二年，与鲁迅共同从事“左联”的工作），王明乘机取得党权，开始了“王明路线”时期，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取得党内胜利，才算结束了“王明路线”。　　关于“王明路线”的整个时期，说来话长，我们无法详细叙述，但王明在四中全会篡夺党权，引致五个左翼作家被杀的何孟雄一案，我们在这里应该有个交代。　　这些事件，都已成了历史，我们也只有引用权威性的历史文件，才能说明真相。　　第一个文件，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还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它的主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但是在实际上，它是批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陈绍禹同志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在这个纲领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这篇决议案向来附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内，四中全会以后，王明的主要敌人便是毛泽东的土共产了，毛泽东忍辱负重许多年，在遵义会议中才算取得初步胜利，抗战期内，王明又挟史大林以自重，骎骎乎又来与毛泽东争夺领导了，但毛泽东的地位已不可动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已经不指名的批评了王明，以后争论相当公开了，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表面上批评的是王明，实际上批评的是王明背后的史大林，中苏共的理论分歧应该回溯到这里。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泽东取得绝对胜利后对王明派的彻底最后的清算，全部决议没有一个字涉及史大林和第三国际，但史大林操纵的黑手还是分明可见的。今天，在北京节目中虽然高挂着马、恩、列、史的照片，但将来对于“社会帝国主义”追本溯源时，仍然要回到史大林背叛列宁的官僚机会主义的。　　第二个文件，是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四中全会压抑了立三路线，也严重的打击了一班反立三路线的老干部；并且使米夫的党徒陈绍禹等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机构。……统治了中共几达五年之久，成为有名的‘王明路线’。　　 “……我们夫妇于一月二十日左右，安然到达上海，住在东方旅馆。几天以前何孟雄等十七个重要老干部就是在那个旅馆内开会被捕的。……　　 “那些同志见着我，便向我叙述何孟雄等被捕经过。何孟雄任过上海区委书记，他与担任重要宣传工作的林育南及任少共中央常委的李求实等十七个重要干部，因反对米夫派陈绍禹等，假东方旅馆一个房间，秘密集会，竟全体被捕，这件事震动一时。他们向我叙述的最初谈话中，沈泽民默默寡言，也不敢直说何孟雄等是右派和反党；赵云、陈铁铮等都为这些同志的不幸而悲伤，也深恐牵连中共所有机构和同志的安全，尤其令他们担心的是一般同志的不满情绪和有些同志竟树起了反中央的旗帜。主持全国总工会的罗章龙，主持海员工会的陈郁和上海区委委员徐锡根、余飞、王克全等，都不满四中全令的决议，反对米夫派的行为， 已有一些分裂性的活动。　　 “当天我又会见了周起来，他熟悉全盘状况，态度也颇持平。他对何孟雄等的被捕极为难过，他认为如果我能早到，和他们事先说说，可能一切迎刃而解。……他自己也在会上承认了对立三路线采且调和态度的错误，为会众所满意，因而继续担任中央工作。他说明何孟雄等所不满意的，是陈绍禹等留俄学生毫无历练，就迳行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因而反对四中全会关于中央人选的决定。现在罗章龙等同志对于何孟雄等的被捕，发生极大误会，竟认为是由于陈绍禹的告密而遭暗害。……　　 “周恩来还告诉我，回中全会后，米夫偕陈绍禹即赶回莫斯科去了，现在代理米夫职务的是一位波兰同志。……从那个波兰人的那种杀气腾腾的言词和气派看来，那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同志们指责和怀疑米夫和陈绍禹等暗害了何孟雄等十七位老干部的话，似也不是任意捏造。……”　　第三个文件，是一个托派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　　 “中国反对派的统一大会，召开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三个月之后。那时，因陈系政变造成的混乱现象还充塞着全党。尤其是那所谓‘调和派’或‘右派’的悲惨命运，在干部同志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痛苦印象。关于此事，我必须在此说几句话：以罗章龙、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为首的一群老干部，多数在江苏省委中负责，有的则是长期的工会工作者。这群人可以说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到当时为止所造成一部分最优秀的职业革命家，特别是杰出的工人运动家。他们切实、苦干，与无产阶级息息相关。虽然其中没有出色的‘理论家’，不会像陈绍禹们的引经据典，卖弄‘学问’，但因真正生活在革命中，密切地分享着工人阶级的命运，所以他们的观察，感情和见解常常是正确的：比那永远以莫斯科来电和决议作思想出发点的中央，总是要正确得多。尚在一九二八年当斯大林派遣他的‘神童’洛明那次到中国来，指挥瞿秋白等进行盲动之时，这群以江苏省委为中心的同志们，就曾经提出过正确而严厉的批评。他们的一九二八年五月决议案，曾被托洛茨基整段的摘引于其论文《六大以后的中国革命问题》中，称之为‘关于共产国际政策和党制的一个绝妙文件’。江苏省委从自身经验中得出的对斯大林路线的批评竟和反对派的理论分析不谋而合。　　 “中共六次大会以后，这群人的某些个别分子曾经接触到托派思想，接触者自然受到了深刻感应。只因他们的实际主义和经验主义作祟，一时还跳不出斯大林的圈子，正确些说，还没有批判国际权威的勇气。但是对于六次大会后紧接而来的‘第三时期哲学’，即‘立三路线’，他们却和以前反对盲动主义一样，深深感到不满。六届三中全会的批评李立三，正是这部分人构成了瞿秋白的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