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臼了。这是徐锡麟，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做安徽候补道，办着巡警事务，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　　徐锡麟，字伯荪，别署光光子，浙江绍兴人。秋瑾，字璿卿，别号竞雄，又号鉴湖女侠，浙江会稽人。他们都不是徒托空言的革命家，故行事轰轰烈烈，关于他们的革命事迹，应该在这里详细记述一下：　　周作人《回想录》：　　 说到叔祖椒生公“当绍兴府学堂的监督……而同时有一个副监督，这人却不好相与，此人非别，即是后来过了三年实行暗杀造反的徐伯荪，即徐锡麟便是。这两个人共处一堂办起事来，其不能顺利进行，盖是必然的道理。一个是矮胖臃肿的身材，身穿一件‘接衫’，上半截的白布，有下半截丝绸的三分之二的长，——接衫者穿在马褂底下的衬袍，因为有马褂遮盖着的缘故，为节省绸料起见，用白布替代，古时马褂特别的长，故下边露出的绸料只三分之一——蹒跚行来，看来的人都不禁要喝一声彩，说好一个‘荡湖船’的老爷出来也。又一个则是苍老精悍的小伙子，顶上留着一个小顶搭和一条细辫子，夏天穿着竹布长衫，正在教学生们兵操，过了一会儿他叫学生走到墙阴地方，立定少息，自己便在太阳地里晒着。…… ”　　据另一位史家（左舜生）的记述：　　 徐锡麟“在三十年前……曾一度游日本，晤陶成章、纽永建，已怀颠覆清廷之志；常以手枪习射击，弹无虚发。光绪三十年秋（一九零四年），‘光复会’成立于上海，蔡元培任会长，锡麟以事到沪，晤元培于爱国女学，欣然入会。归绍兴，乃从事会党联络，创体育会，秋瑾与焉，并设大通师范于本籍，特注重兵式体操，锡麟以革命重实行，谋攫政权以倾清室，得友人助，入赀道员。年三十三，再度赴日本，拟与马宗汉，陈伯平等习军事，以短视试不及格，不果。归国后，乃至北平并出关游历，见大盗冯麟阁，与语甚悦。次年，即以道员赴安徽试用，见赏于巡抚恩铭，先后主陆军小学及会办巡警学堂，并与诸军将士相结纳。巡警学堂会计顾松以徐系革命党向恩铭告密，恩铭稍稍忌之；徐亦不自安，乃以书召留浙诸同志集安庆谋大举，陈伯平，马宗汉诸人到后，即与锡麟同往，共同策划。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巡警生甲班卒业，锡麟谋于是日集合省大吏参与典礼，一举歼之，乘军民扰乱，即因以举事。适是日恩铭以有他事，须改期提早，乃改于二十六，及期，恩铭午前八九时偕藩司冯煦臬司毓秀等均到，甫就位， 锡麟命顾松键门，顾知情，阳诺不为键，锡麟即持手枪击恩铭，数发皆中要害，左右舆之走，延至午后二时气绝。其他死伤数人，顾松被杀，冯、毓等夺门逃出， 即闭城门，诸军至，不得入，乃发兵捕锡麟，锡麟驱学生二三十人据军械局，为官军所包围，发枪弹丸尽；发炮，炮机关失灵；锡麟登屋被擒，陈伯平战死，马宗汉逃出亦被捕。冯煦、毓秀等会审锡麟，锡麟侃侃供蓄意排满十余年，为汉人复仇，先杀恩铭，后杀端方、铁良、良弼不讳，即于是日被杀，并剖心以祭恩铭； 宗汉系狱五十日，亦被杀于安庆狱前，陈伯平名渊，籍浙江会稽，马宗汉字子贻（一作子畦），籍余姚。　　 秋瑾，……浙江会稽人。年十八，嫁湘人王廷钧，生子女各一，瑾与廷钧不睦，分产别居，曾两度留学日本，能诗文，入同盟会及光复会，并倡办女校于上海。锡麟之赴安庆也，秋瑾适任大通学堂体育会教员，与陶成章，竺绍康，王金发等连，阴有所布署，谋与锡麟策应，锡麟死，大通学堂乃陷入四面楚歌，瑾已定六月初十起事，初四傍晚，学金即为官军围搜，瑾被捕，严讯无供，仅书‘秋雨秋风愁杀人’七字，六月六日，被杀于古轩亭口。……”　　徐锡麟刺恩铭，对于革命发展影响甚大，前此潮州黄岗、惠州、钦廉防城、镇南关，海口等起事失败，以地处偏僻，知者不多；徐锡麟以后，继有熊成基在安庆起义，汪精卫、黄复生在北京谋刺载沣，都是轰轰烈烈的。　　鲁迅对于徐锡麟，秋瑾，都有沉痛的纪念，徐锡麟第二次去日本，鲁迅和陈子英二人去接他们：　　 “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官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仔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座位来了……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座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头。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岂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这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而我都茫无所知，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却不在这车上，因为他在神户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　　鲁迅记念秋瑾，用的是小说体裁——《药》，他借杀秋瑾，用她的血蘸在馒头上医治小栓的痨病来作隐喻，我们也可说，这小栓是中国的化身。鲁迅对于辛亥革命非常失望，烈士的血终于医治不好它的毛病。最后有人在烈士的坟上安上一个花圈，使人在悲哀中点缀些淼茫的希望，让年老的母亲相信将来总会有报应……　　 “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色的镶边。——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将至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　　这就是秋瑾殉难时的描写。　　可是不多几年过去，“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　　我说鲁迅始终是站在革命门外的人，这在东京留学时候已是如此，据周作人说：　　 “……这以前她（指秋瑾）在东京，在留学生中间有很大的威信，日本政府发表取缔规例，这里当然也有中国公使馆的阴谋在内，留学生大起反对，主张全体归国，这个运动是由秋瑾为首主持的。但是老学生多不赞成，以为‘管束’的意思虽不很好，但并不限定只用于流氓私娼等，从这文字上去反对是不成的，也别无其全体归国的必要。这些人里边有鲁迅和许寿裳诸人在内，结果被大会认为反动，给判处死刑。大会主席就是秋女士，据鲁迅说她还将一把小刀抛在桌上，以示威吓。当时还有章行严等人是中间派，主张调停其间，但是没有效，秋瑾的一派便独自回来了。……第二年丙午初夏……这时秋女士已经在绍兴办起大通学堂来，招集越中绿林豪杰，实行东湖上预定的‘大做’的计划……”　　即使是徐伯荪的学生范爱农吧，在他先生牺牲之后，日本留学生中“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那时候，范爱农却冷冷地说：“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范爱农虽无光荣的革命历史，但仍不失为在狂狷，主张打电报的鲁迅却是实行“中庸之道”的。　　此外还有几个革命的实行者，是鲁迅的朋友。据周作人说：　　 “自从安庆事件以后，来伏见馆访问的客人似乎要比从前增加了。以前来访的人无非是南京矿路学堂的同学张协和，或是弘文学院的同学许季茀，要不然就是新来的张午楼和吴一齐罢了。这回来的却很有不同，大都是与革命案件有关的人，首先是在东湖里与徐伯荪一同练习路劫，预备在绍兴城关门造反的陈子英，他是在绍兴闻警逃回日本来的。还有游说两浙绿林豪侠起义，要做到天下人都有饭吃的，后来被蒋介石所刺杀的陶焕卿。他这时不知在什么地方，却也逃到东京， 经常带了龚未生来，谈论革命大势。此外还有他的本家陶望潮，本来在日本留学， 专门讲学，后来又笃信佛教；但是在当时却很热心于革命事业，也时常跑来谈天。 ……”　　以后鲁迅他们移住到中越馆，常去的也是这几个革命朋友，周作人特别谈到陶焕卿：　　 “……其中最常来的要算是陶焕卿，他一来就大谈其中国的革命形势，说某处某处可以起义，这在他的术语里便是说可以‘动’；其讲述春放战国时代的军事和外交，说得头头是道，如同目睹一样，的确是有一种天才的。……记得有一回是下雨天气，焕卿一个人匆匆的跑到中越馆来，夹着一个报纸包，说这几天日本警察似乎在注意他，恐怕会要求搜查。有的是他联络革命的文件，想来这里存放几天，因为这是机密文件，所以我们只是替他收了起来，不曾检查它的内容，后来过了若干时日又走来拿去。这时他打开给我们看，原来乃是联合会党的章程， 以及有些空白的‘票布’，有一种是用红缎子印制的，据说这是‘正龙头’所用。 他还开玩笑的对我们说到：‘要封一个么？ ’章程只有十来条的样子，末了一条是说对违反上列戒条的处置，简单的说‘以刀劈之’。”＊　　　　　　＊　　　　　　＊　　鲁迅所接近的革命家，都是光复会中人，他有否加入过光复会，从来没有在文字上表明过。　　光复会是蔡元培、龚宝铨（未生）等发起的，成立于一九零四年，章太炎时在狱中，致书元培鼓励之。一九零五年九月，在日本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革命团体为中国同盟会，但这个共同组织似乎并未取消光复会的独立存在。章太炎于一九零三年六月入狱，一九零六年六月出狱，即赴日本，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笔了。鲁迅说：　　 “……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典，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疑为‘献策’两字——引注释）的×××（吴稚晖——引注释）斗争，和‘以《红楼梦》 为成佛之要道的（蓝公武——引注释）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鲁迅他们那时住在西片町，在门口标着“伍舍”。章太炎一面主持《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会，据周作人《回想录》所说：　　 “借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学讲堂定期讲学，在留学界很有影响。鲁迅与许季茀和龚永生谈起，想听章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于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即许季茀和钱家治，还有我们两人（按：周作人和鲁迅）。未生和钱夏（后改名玄同），朱希祖，朱宗莱，都是原来在大成的，也跑来参加，一总是八个听讲的人。民报社在小石川区新小川町，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 可是对于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中国文字中本来有些素朴的说法，太炎也便笑嘻嘻的加以申明；特别是卷八尸部中的‘尼’字，据说原意训路，即后世的暱字，而许叔重的‘从后近之也’的话很有点怪里怪气，这里也就不能够说得更好；而且又拉扯上孔夫子的‘尼丘’来说，所以更显得不大雅驯了。　　 《说文解字》讲完以后，似乎还讲过《庄子》……这《庄子》的讲义，后来有一部分整理成书，便是‘齐物论释’，乃是运用他广博的佛学知识来加以说明的，属于佛教的圆通部门；虽然是很可佩服，不过对于个人没有多少兴趣，……那时太炎的学生，一部分到了杭州，在沈衡山领导下做两级师范的教员，随后又做教育司（后改称教育厅〉的司员，一部分在北京当教员，后来汇合起来，成为各大学的中国文字学教学的源泉，至今很有势力。此外国语注音字母的建立，也是与太炎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以为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超过一切之上的。”　　晚年的周作人对章太炎的评述，推崇他的文字音韵学；但鲁迅的评价则完全不同：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　　鲁迅的听太炎先生讲学，据他说：“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为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 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生，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却仅止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更使先生失去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为巨大的纪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鲁迅的《太炎先生二三事》，写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距章太炎的死约三个月；他续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两三事》后的第三天，自己也死了。周作人的《回想录》，写完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距鲁迅的死已二十六年，两人对章太炎评价的观点不同如此，可见彼此一生行谊和立场距离之远。　　《鲁迅日记》载：“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收共和党事务所信。　　 二十二曰：收共和党证及徽识。”　　共和党是光复会的后身，由章太炎主持，鲁迅之加入共和党，似在章太炎入京之后。章夫人汤国黎女士说入京系一九一三年夏，当属误记。　　 “十二月二十二日：同季市赴贤良寺见章先生，坐少顷。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午后许季市来，同至钱粮胡同谒章师，朱逷先亦在，坐至傍晚归。（按：此时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且曾一度绝食。）　　 一九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午前同季市往章先生寓，晚归。　　 二月十四日：午前往章师寓，尹默、中季、逷先、幼舆、季市、彝初皆至，夜归。　　 五月二十九日：下午同许季市往章师寓。　　 六月十七日：干午许季市来，并持来章师书一幅，自所写兴，又‘齐物论释’一册，是新刻本，龚未生赠也，……　　 九月十九日：得龚未生夫人讣，章师长女，有所误事略。　　 九月二十六日：往钱粮胡同吊龚未生夫人，赙二元。”　　在《鲁迅日记》简单的记述中，实包括一个革命家对民贼袁世凯的勇敢斗争。据章夫人汤国黎女士说：　　 “先生说既抵京，见袁氏气焰嚣张，而民党飘摇涣散，不保旦夕，知事不可为，意欲南归，然已为监视矣。当局初以甘言相欺，爵禄为饵，先生均不之顾。继乃加以胁迫，先生愤甚，直诣总统府，欲与面质，袁氏拒不延见；警吏复词色傲慢，乃怒摔其座上茶具，遂被曳去，禁锢于军事废校中，旋徙龙泉寺。至六月， 先生所携资用已尽，拒不受袁氏供给，愤而绝食，……乡人马夷初叙伦乃婉为劝解竟日，先生始允进食。一九一四年夏，再迁先生于钱粮胡同，阍人厨司皆为当局所派，宾客往访，除国际友人外，非持警厅凭证皆不得入内。……　　 “先生有女三人，长□，次叕，次□。丧母后，均依其伯父居。一九一零年，□适嘉兴龚宝铨，宝铨字未生。一九一五年春，□偕未生及妹□入京省父，□孝思颇笃，见其父之困踬忧愤，乃极意承欢，饮食医药，无不周至。顾其心危虑深，居恒辄郁郁也！留五月，其姑驰书召归，□既不忍远离父侧，又不欲重违姑意，自此益忧形于色！行有日矣，竟自缢于卧室，平旦发觉，已不救。……”　　在章太炎处身危难的时日，鲁迅对他更为亲近了，他总是一去半天，这和东京讲学时当然不同，师生之间谈些什么，没有任何文字纪录，但情谊之笃，可以想见。鲁迅对于太炎崇敬，却不苟同，他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书曹聚仁有云：　　 “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之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怨，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 是如此己可矣。”　　这和周作人写《谢本师》，公开与章太炎声明断绝师弟关系者为如何？　　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鲁迅写《名人和名言》有云：　　 “太白二卷七期上有一篇南山先生的《保守文言的第三道菜》，他举出：第一道是说‘要做白话由于文言做不通’，第二道是说‘要白话做好，先须文言弄通’。十年之后，才来了太炎先生的第三道，‘他以为你们说文言难，白话更难。 理由是现在的口头语，有许多是古语，非深通小学就不知道现在口头语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写错。…… ’　　 “太炎先生的话是极不错的。现在的口头话，并非一朝一夕，从天而降的语言，里面当然有许多是古话，既有古语，当然会有许多曾见于古书，如果做白话的人，要是每字都到《说文解字》里去找本字，那的确比做任何借字的文言要难到不知多少倍。然而自从提倡白话以来，主张者却没有一个以为写白话的主旨，是在从‘小学’里寻出本字来的，我们就用约定俗成的借字。诚然，如太炎先生说：‘乍见熟人而相寒喧曰‘好呀’，‘呀’即‘乎’字；应人之称曰‘是唉’， ‘唉’即‘也’字。’但我们即使知道了这两字，也不用‘好乎’或‘是也’，还是用‘好呀’或‘是唉’。因为白话是写给现代的人们看，并非写给商、周、秦、汉的鬼看的，起古人于地下，看了不懂，我们也毫不畏缩，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菜，其实是文不对题的。这缘故，是因为先生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了。　　 “我们的知识很有限，谁都愿意听听名人的指点，但这时就来了个问题：听博识家的话好，还是听专门家的话好呢？解答似乎很容易：都好。自然都好；但我由历听了两家的种种指点之后，却觉得必须有相当的警戒。因为是：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　　 “博识家的话多浅，意义自明，惟专门家的话多悖，还得加一点申说。他们的悖，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即其一例。……　　 ……　　 “我很自欠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大约也无伤于先生的‘日月之明’的。……”　　鲁迅虽说对章太炎所讲的《说文解字》一句也不记得了，但实际上他并未完全忘记。鲁迅曾经发明了中国的国骂—— “他妈的”，他一到广州，也就学会了广州的国骂——“丢那妈” （Tiu-Na-Ma），而且由此“……发见了吾师太炎先生的错处了。记得先生在日本给我们讲文学时，曾说《山海经》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这古语至今还留存在广州，读若Tiu。故Tiuhei二字，当写作‘州戏’，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我不记得他后来曾将此说记在《新方言》里，但由今观之，则州乃动词，非名词也。”　　鲁迅写过一篇历史速写《出关》，累得许多人在这篇文章中寻找‘微言大义’，结果他写了一篇《出关的‘关’》回答他们，他说：“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现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但我也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　　从这两段文字说来，章太炎对于鲁迅的影响，就在文字学，诸子学说方面也是很多的。　　我从鲁迅就学于章太炎之门，一直谈到鲁迅写文纪念章太炎的死为止，其间经过了二十八年，把他们师生之间的关系做了一次综述，未免有违替鲁迅按年代写传记的范围，但这样写只是为了显示两个不世出的人的全部人格而已。　　鲁迅亲近章太炎，接近光复会和共和党，远离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这和在东京时章太炎编《民报》的一件小事有关，据周作人《回想录》：　　 “《民报》以前的编辑人用的是章炳麟名义，这时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却换了陶成章，没有报告该管官厅，就要出版了。日本政府这时是等着机会的，因为有了满清政府的要求，想禁止《民报》，就乘这个机会来小题大做了。说是违反出版法，不但禁止发刊，而且对于原编辑人科以罚金一百五十元，如过限不交，改处惩役，以一天一元折算。民报社经济很窘，没有钱来付这笔罚款，拖到最后这两天里，龚未生走来告诉鲁迅，大家无法可想，恰巧这时许季茀经手替湖北留学生译印《支那经济全书》，经手一笔经费，便去和他商量，借用一部分，这才解了这一场危难。为了这件事，鲁迅对于孙系的同盟很是不满，特别后来孙中山对胡汉民等在法国复刊《民报》，仍从被禁止的那一期从新出起，却未用太炎的那一份，更显示他们的偏狭的在态度了。 ……＊　　　　＊　　　　＊　　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回到东京，目的是想从事文艺活动，《新生》的出版希望落了空，一方面问学于章太炎，一方面和周作人一起，翻译有关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文艺作品，终于结成《域外小说集》一、二两集。　　鲁迅的同情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我认为主要由于当时中国处在革命前夜，而日俄之战和一九零五年的俄国革命，则使他认清了这个落后的沙俄帝国的大斯拉夫主义，所以他的取材为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波兰一人三篇，波希尼亚一人二篇，芬兰一人一篇。我至今还记得芬兰作家哀禾的一篇《父亲买洋灯回来的时候》，真是印象深刻。　　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文学是鲁迅兄弟最先介绍的，他在序言上说：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 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维，实写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己酉正月十五日”　　己酉是一九零九年，据周作人说：第一册出版于二月间，第二册出版于六月间，定价每册小银圆两角。可是书在上海和东京寄售，半年过去，东京只卖去了第一册二十一本，第二册二十本。第一册多卖去的一本，是一位热心朋友（许季茀）怕寄售处不遵定价，买一本试验一下的。上海也不过卖去二十本上下，于是第三册不再编印了。　　 “但是这劳力也并不是完全消灭，因为在‘五四’以后发生新文学运动，这也可以看作《新生》运动的继续。当初《域外小说集》只出了两册，所以所收各国作家偏而不全，但大抵是有一个趋向的，这便是后来的所谓东欧的弱小民族。……这里俄国算不得弱小，但是人民受着压迫，所以也就归在一起了。换句话说， 这实在应该说是，凡在抵抗压迫，求自由解放的民族才是，可是习惯了这样称呼， 直至‘文学研究会’的时代，也还是这么说；因为那时的《小说月报》还出过专号，介绍弱小民族的文学，也就是那套运动的余波了。”　　鲁迅一直偏爱的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斐，他在那时已有介绍，给《河南》杂志的文章中，有一篇就是译的《裴多斐诗论》。时移世易，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民众组织的“裴多斐俱乐部”，倡导解除史大林运动，抵抗苏联的侵略，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却“坚决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运动”，结果苏共就用大炮坦克扑灭了这种反抗。想不到半个世纪之后，鲁迅如此同情的匈牙利、波兰、捷克等国家，即使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却依旧是受贱踏的弱小民族，中共和苏共竟都是大国沙文主义者！鲁迅如仍活在这个毛泽东时代，不知将作何感想，并采取何种态度？　　鲁迅的留学生活结束了，他于一九零九年夏回了国。　　鲁迅留学期间，虽有许多革命朋友，死前更拳拳于表扬章太炎的革命的一面，但他在一九二七年之前，只是一个社会改良主义者，他相信学医有助维新，文艺能改革人心，故虽在日本时与光复会会员为友，在北京时甚至加入共和党为党员，不过挂个名，对所隶的党并无更多更积极的贡献。回国之后，鉴于辛亥革命之换汤不换药，他就意志消沉，深感寂寞。鲁迅的壮年回国至辛亥革命　　鲁迅在《自叙传略》中谈到结束留学生活时说：“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许季茀是一九零九年的春天回国的，他要到杭州去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临行时鲁迅对他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这学堂的新任监督是沈衡山（钧儒），对于鲁迅一荐成功，于是鲁迅于六月间回国。　　鲁迅是长子，仰事俯畜要靠他，周作人在日本要和羽太信子结婚，而且继续读书，在此后长期的岁月中，鲁迅始终履行他的责任，这在他现存从一九一二年起的日记中历历可考。至于回国后三年中对作人实际资助的情况，鲁迅自己没有记录，作人的《回想录》简直不着一字，他当时的结婚生活，也是略而不谈的。　　 许季茀说：“鲁迅的教书是循循善诱的，所编的讲义是简明扼要，为学生所信服，他灯下看书，每至深夜，有时还替我译讲义，绘插图，真是可感！到了冬天，学校里忽然起了一个风潮，原因由于监督易人：衡山先生被选为咨议局副议长了，继任者是一位以道学自命的夏震武，我们名之曰‘夏木瓜’。到校的一天， 他要我陪同谒圣，我拒绝了，说开学时已经拜过孔子，恕不奉陪。他很不高兴，我也如此。接着因为他对于住堂的教员们，仅仅差送一张名片，并不亲自拜会，教员们大哗，立刻集会于会议厅，请他出席，他还要摆臭架子，于是教员们一哄而散。我因为新旧监督接替未了，即向旧监督辞职，不料教员们也陆续辞职，鲁迅便是其中之一。教员计有朱希祖，夏丏尊，章嶔，张宗祥，钱家治，张邦华，冯祖荀，胡濬济，沈朗斋……　　 统统搬出了校舍，表示决绝。 ……”　　鲁迅自述“在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那时革命发生了。　　对于鲁迅在两级师范学堂时的生活，夏丏尊有最完整的回忆：　　 “周先生教生理卫生，曾有一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时代。全校师生们都为惊讶，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对学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 他曾向我们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据说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 别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纷纷向他来讨油印讲义看，他指着剩余的油印讲义对他们说：‘恐防你们看不懂的，要末，就拿去。’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而且还故意用着许多古语，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幺’（校者注：“系”字少两点）字表示精子，诸如此类，在无文字学素养未曾亲听过讲的人看来，好比一部天书了。……　　 “周先生那时虽尚年轻，丰采和晚年所见者差不多。衣服是向不讲究的，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　　　 ……　　 “周先生曾学过医学，当时一般人对于医药的见解，还没有现在的明瞭，尤其关于尸体解剖等类的话，是很新奇的，闲谈的时候，常有人提到这尸体解剖的题目，请他讲讲‘海外奇谈’。……据他说，他曾经解剖过不少的尸体，有老年的，壮年的，男的，女的。依他的经验，最初也曾感到不安，后来就不觉得甚么了，不过对于年轻的妇人和小孩的尸体，当开始去破坏的时候，常会感到一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