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谈判来保护的东西深为关心。她的热情来得自然，完全符合人之常情。尼克松回忆1969 年梅厄夫人第一次访美的情景：那次访问对她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她从小就从俄国移居到美国，而且在美国长大。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当乐队奏起以色列国歌和《星条旗》时，她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之后，她完全沉浸在专门为她举行的音乐会中。结束后，她冲动地站起来，走过去同演奏的音乐家拥抱。她执政期间遇到的最使她苦恼的事件是1973 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当以色列有被打败的危险时，美国曾下令“一切能开动”的飞机都要用来进行大规模紧急空运。她后来写道，“美国的空运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提高了我们的士气，而且向苏联清楚地表明了美国的立场。毫无疑问，这是使我们可能取胜的一个因素。当我听说飞机已在利达着陆时，我哭了，这是战争开始以来我第一次流泪..”如果说，在发生危机时毫不动摇是梅厄的一个特点，那么，慈母般的循循善诱也是她的一个特点。以色列人民亲切地称她为“我们的果尔达”。她置身于百姓中间，感到又轻松又自然。当部长们围坐在她的餐桌旁时，她这个总理会为他们烧汤和煮咖啡，一面往来于餐桌和火炉之间，一面商讨国家大事。就是在70 岁高龄，她也毫不怜惜自己，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对政府事务，不论巨细，丝毫也不马虎。她若没有先把一封信一一读过，是决不会在上面签名的。她亲自去机场迎接移民，看到他们常常会高兴得流下热泪。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她收到士兵家长们的大量来信，把他们的孩子们的死去归咎于她的政府，每损失一个士兵对她个人都是一个打击。当纳赛尔在西奈进行消耗战时，她下令不论白天黑夜，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军人被打死，都要立即向她报告。下面的人十分认真地对待她的命令，以致于有一次她在睡觉时被人叫醒，向她报告损失了25 只羊的消息。许多领导人是借着个人野心的力量登上最高岗位的。他们谋求权力是因为他们想要权力，梅厄不是这样。她一生中只是打算做一点事情，不论什么事情，而且做起事来总是兢兢业业，不遗余力。她就任总理后，写道：“我就任总理是因为这是情况的需要，就像那个为我送牛奶的工人成了指挥官一样。我们两人都不特别向往这一工作。但是，我们都尽我们的能力把它干好。”她认为，人们对于她是个身居高位的女性这一点过于注意了。在她看来，作一个女人没有别的，只是要做更多的工作而已。尤其是在她早年抚养孩子的那个时候，她得找出时间来履行公务，又得抽时间干家务。一位记者问她，她在1956 年就任第一位女外长时有什么感受。她的回答很能代表她的性格：“我不知道，我从来没当过男部长。”1971 年，尼克松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罗杰斯国务卿想使谈话变得轻松一些，就说，世界上两个发生麻烦的地区，南亚和中东，恰巧都是女人当总理。他说，“印度”有个英迪拉·甘地，以色列有个果尔达·梅厄，“也是一个女的？”蓬皮杜嘴上挂着一丝微笑，说了句：“是吗？”蓬皮杜这样讲并没有轻蔑之意，而是带点奇特的钦佩之情，梅厄的所作所为，说明不论她是男子还是女性，其实都没有多大区别。梅厄和英·甘地有一点是共同的，在同男对手谈判时，她们都是毫不退让，甚至还要使对方退让。但是她们为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方式截然不同。虽然两人都富有女性特点，但是英迪拉是利用自己的女性特点，梅厄则不然。英迪拉希望别人像对女人那样对待她，而自己却以男人般的无情来行事。梅厄则希望别人像对男人那样对待她，自己也像男人一样行事，她从不由于自己是女性就哀求别人或者饶恕别人。梅厄夫人受到委屈，就会耿耿于怀，不能原谅。她永远不能原谅戴高乐在1962 年战争后讲的那些批评以色列的话。她永远不能饶恕法国人——甚至是他们的战后新领导——进行大屠杀。她永远不能宽容阿拉伯恐怖分子和支持恐怖活动的阿拉伯国家使无辜者流血的行径。在本一古里安于60 年代从执政的工党中分裂出去之后她对他也曾有过很长时间怨恨不已。她尤其不信任苏联。她“对苏联的暴政及其对以色列的威胁不抱丝毫幻想”。她懂事后记得的最早的几件事情之一就是她的父亲把木板钉在他们在基辅的那个家的门上，保护家里人不致受到俄国人的集体迫害。每当进行这种迫害时，暴徒们就要带上刀棍到处搜寻犹太人，每逢星期六晚上，当醉醺醺的警察去敲她家的门，殴打她父亲——只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她是多么恐怖。关于小时候在俄国的生活，她记得很少，但这些记忆大都是寒冷、饥饿时代的集体迫害的继续，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她认为苏联支持那个不消灭以色列誓不罢休的纳赛尔是对犹太人的侮辱。有时，即使对她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她也会尽全力解决。果尔达·梅厄在国际上享有一位富有魄力、十分干练、非常坚韧的政治家的声誉，她为人聪明、诚实、坚强，具有在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都能胜任最高领导的能力。但是，她大概只有在以色列才愿意担任这样的职责，因为促使她走上最高领导岗位的是她对国家和事业极其炽烈的热情。她不想为享有特权而谋求权力，她行使权力是当作一项义务——对以色列的义务。在以色列人民看来，她是一位敬爱的老祖母式的保护者，是一位既肩负着治理以色列的重任，又能抽时间为助手们烧汤的妇女。尽管一些人仇恨犹太人，或对以色列国家有看法，但无论如何，犹太民族能够在沧海桑田的历史大波折中，历尽千难万险顽强地生存下来，这是值得人们研究的事。真理与荒谬、自由与专横、民族解放与侵略成性，有时只一步之差，对梅厄夫人的最终评价恐怕要留给历史与历史学家们去完成吧。三、以色列的倔老头沙米尔以色列总理沙米尔就是一位众说纷坛的人物。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沙米尔，神色冷峻、突出的下巴和紧闭的嘴巴显示着他那刚毅的个性。有人把他比作凶神恶煞的魔鬼，也有人尊他为匡世济贫的救星。他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人？还是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他那传奇式的经历吧。□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沙米尔”是他青年时期投身复国主义运动的化名，希伯莱文的意思是“硬物”，“石块”。他从小上的是犹太人专门为自己的子弟办的学校，深受希伯莱文化的熏陶。像那时许多激进、爱国的犹太青年一样，沙米尔上中学时就参加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青少年组织——“贝塔”，把“恢复犹太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年轻的沙米尔崇尚的是行动，而不是空谈。 1935 年，他中断了在华沙大学法律系的学业，告别父母，独身移居到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他在那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修完自己的学业，旋即于1937 年参加犹太地下抵抗军——民族军事组织，同英国委任当局作斗争。 1940 年沙米尔参加了“大以色列”鼓吹者斯特恩创建的“争取以色列自由战士组织”，后来被人称之为“斯特恩帮”。1942 年2 月，斯特恩被英国警方杀害，沙米尔遂成为该组织的三个领导成员之一。就在这时，噩耗接连传来。在波兰，沙米尔的母亲因煤气中毒而死，他的父亲、姐姐和姐夫在躲避德国法西斯军队追捕时，分别潜到波兰友人和帮工家中藏身。岂料，他们却被自以为信得过的友人和帮工杀害。这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并对他以后人生道路和处世哲学打上深深的烙印。巨大的悲痛震撼着沙米尔，在强烈的复仇和贫困双重感情的驱使下，沙米尔及其领导的“斯特恩帮”进一步加强了个人的恐怖活动。 1944 年，他们在开罗暗杀了英国负责中东事务的国务大臣莫因勋爵。1948 年，他们又暗杀了反对使那路撒冷成为以色列一部分的联合国和平协调官瑞典人福尔克伯爵。这两次暗杀行动在当时的中东和欧洲曾引起巨大反响。英国委任当局曾于1941 年和1946 年两次将沙米尔逮捕，但沙米尔均巧妙地设法逃脱。□老资格的特工沙米尔的一生充满神秘的色彩。 1948 年5 月以色列建国后，“斯特恩”解散，沙米尔从地下抵抗运动转入公开的商业活动。“投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冒险事业”。从1948 年到1955 年，从1965 年到1970 年，他曾两度经商，但都无大的作为。用他的话说，前一段是“极不愉快的7 年”，后一段是“不大顺利的5 年”。这两段时间之间，整整10 年，他干些什么呢？同时代的人说，身材矮小的沙米尔突然销声匿迹。在20 多年后的一次回忆中，沙米尔谈到：“我当时改名换姓，换了护照，改变身份无论到哪里都是全副武装。”原来，他在经商感到厌倦时，进入了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并曾一度官至副局长，投身于另一种神秘的冒险活动。摩萨德即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情报机构，它负责国外政治、军事、文化、科技情报的搜集和研究，还担负着在国外执行暗杀，破坏等特殊使命。它在这方面的活动和能力已使它蜚声海外，甚至连克格勃和中央情报局对之也刮目相看。摩萨德使沙米尔认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据总理办公室主任说，沙米尔认为“对他来说，情报犹如盐巴和氧气，一日不可缺”。他任总理以来，每天到办公室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各情报机构呈送的报告。以色列五大情报机构——摩萨德、国防军参谋部情报部，国家安全总局，外交部情报研究室，警察部调查处以及驻外机构的报告，对此他都一一认真加以翻阅，“并以一个老资格的特工人员和战略分析家的眼光作出判断”。如报告太简单，他就立即要求有关部门提供详尽的补充报告或未经删节的原始材料。要么，他就干脆拿起办公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机要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军队参谋长或摩萨德负责人直接汇报。保守机密是沙米尔在摩萨德“领悟到的第一工作要义”，至今仍恪守不移。因此，每遇重大的、容易引起争端的问题，他总是同自己“最信得过的人”商量，然后再拿到内阁会议上去讨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诸如总理府秘书长，内阁秘书和总理办公室主任，是他最信任的“无内阁成员头衔的超内阁成员”。每遇重大问题沙米尔总是先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再决定在什么级别的会议上讨论。他的这种不轻信于人，严守机密的工作作风和他青年时代境遇有关，也是摩萨德工作留给他的“特殊遗产”。□“一块难啃的骨头”1970 年，沙米尔加入贝京领导的自由运动党，从而弃商从政。沙米尔初为该党执行委员会成员，后任该党移民部长，组织部长，执委会主席。 1937年贝京联合其他几个政党在议会组成“利库德”（以色列全国自由联盟）并自任主席。沙米尔次年成为这个新党的议会议员。1977 年利库德在大选中击败执政29 年的工党，贝京任命沙米尔为议会议长。 1980 年又出任外交部长。1983 年9 月，贝京辞职，沙米尔继任总理及外交部长。就这样，他从政13年就登上这个犹太国家的最高行政职位。1984 年，利库德与工党联盟组成联合政府，两党领袖轮流担任政府总理，沙米尔先是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86 年接任总理。沙米尔确实人如其名，政治态度很硬。阿拉伯国家批评他“顽固不化”，他根本不予理睬。以色列一些政党谈他“冥顽不灵”，他说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作为以色列盟友的美国，有时为了维护它在中东的战略利益，规劝他，向他施加一定的压力，希望他调整一下政策，作出一定的让步。但是，他总是软磨硬顶，很少买帐。美国奈何他不得，叹之为“一块难啃的骨头”。只有利库德党内极右翼代表人物，住房部长沙龙攻击他“不够坚定”，“企图向阿拉伯人投降”。据说，他对此一笑置之，因为他确信有“推土机”之称的沙龙无论言辞如何激烈，也压不碎他这块“石头”。□性格内向的倔老头曾有记者问沙米尔：“你的爱好是什么？”他突出的下巴轻轻一点，加重语气说，“政治。”他的助手及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说确实如此。他既无对文学、戏剧音乐的兴趣，也不爱好在以色列流行的网球、游泳等体育活动。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政治活动，很少顾及个人生活，他给人的印象是：一头散乱不整的白发，一套有点发皱的西装，看上去有点傻头傻脑，憨态可掬。他和夫人居住在耶路撒冷一套简朴的房子里，女儿是教师，儿子是一家电子通讯设备公司的总经理，住在特拉维夫。同许多强硬的政治领导人一样，公开场合下神色冷峻，是沉默寡言的总理，在私下里特别是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却变成一个随和的小老头，话也多起来了，甚至还不时地开个玩笑。沙米尔每天乘一辆多半新的雪佛莱轿车到位于耶路撒冷市中心地带的总理府上班。总理府是一座相当普通的低层楼房，同附近的其他政府办公楼或私人公司的建筑相比，显得有点寒酸。走进楼内，荷枪而立的警卫人员才使它显得庄严和神秘，但从楼门到厅堂一切都很平常，没有任何豪华之气。在沙米尔的办公室里，一件东西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在他落座的沙发后的墙上，同他的办公桌遥遥相对悬挂着一幅用粗线条勾勒的彩色人物画像。这是何许人？原来他叫泽伊夫·雅博廷斯基，是本世纪早期的著名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家，沙米尔青少年时期参加的“贝塔”的创建人。物换星移，时过60 年，沙米尔仍怀念他。据总理府的工作人员讲，他们的上司“生活上很简朴”。要求不高，而工作很刻苦，要求极严。他珍惜时间，不尚空谈。无论什么人求见他，谈完事就辞客，决不闲聊。他不喜欢饮宴活动，认为那是浪费时间。出于礼仪需要，非搞不可，他总是叮嘱不要铺张，安排紧凑，尽量节省时间。一有空暇，他喜欢个人独处，静下心来，思考问题，他把这称为“出智慧的时刻”。沙米尔生来性格内向，不苟言笑，长期的地下斗争和秘密工作，更加重了他这种天性。在总理府工作十多年的阿希梅尔说，这么多年，没听他讲过一句玩笑话。这就是沙米尔，他自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维护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利益，为此目的，他不倦地工作，有时甚至不择手段，有点残酷。在大多犹太人看来，他是这个犹太国家的守护神，是个圣人。他那毫不妥协的风格，特别是在对待建立移民点、占领区自治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有时近乎顽固，而大多数阿拉伯人则把他看作是一个十足的魔鬼。四、和平卫士拉宾拉宾——一位几经沉浮的军人和政坛领袖之一。他既不是强硬的“鹰派”，也不是主和的“鸽派”，他善于不失时机地表现为既强硬又灵活，故人们送他一个精明过人的“鹰爪鸽”的绰号。□“如不早发动战争，我即宣布辞职”真正把拉宾推上军事生涯辉煌顶峰的是1967 年6 月5日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当时，在美国、英国等的支持下，以色列军队秘密地在前线调集部队，扩充装备，对战争作了周密的部署；可在临战前，女总理梅厄夫人的内阁有点徘徊不定了。身为军事统帅的拉宾，对内阁的态度很是恼火。长年的军旅生涯，使他养成了泼辣直率、办事果敢的性格，也自然不能容忍梅厄夫人的优柔寡断：“夫人，目前我军是万事俱备，只等一声令下。为了争取战争的主动权，我们应该早日开战，先发制人。”梅厄夫人面有难色，她知道如果以色列率先扣动扳机就会得罪美国人，因为美国为了等划自己的“政治地图”曾派驻以大使警告她：要考虑挑起战争的“政治反响”。“反响能坏到哪儿去呢？我的夫人！如果我们一昧等待而痛失良机吃了败仗，处境就会和二战时期没有两样。到时候美国人能做什么呢？只会说犹太民族好可怜啊！”拉宾面对内阁大员们慷慨陈词。尽管拉宾一再敦促内阁早日开战，内阁中还是意见不一，召开了几次会议，争来吵去下不了决心。严重关注着前线局势的拉宾可没有那么多的闲工夫花在唾沫四溅的耍嘴皮上，他是个凡事看准了就一不做二不休的人，他站起身，拿起放在会议桌上的军帽用手指掸了一下，向内阁亮出了自己的“杀手铜”：“诸位，我再也没有等待的耐心了，如不早日发动战争，我即宣布辞职。”大敌当前，梅厄政府自然舍不得放这个三军统帅挂印赋闲，在拉宾的敦促下，以色列决定打响第一枪。6 月5 日清晨，拉宾指挥以色列空军按原定方针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国发动闪电袭击，当天，埃及开罗、亚历山大、塞得港等主要空军基地的飞机几乎丧失殆尽，叙利亚和约旦空军也受重创，三国共损失374 架飞机和许多导弹基地。接着，以色列陆军的装甲部队作先导长驱直入，在6 天内侵占了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城东区、加沙地带、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等共计6.5 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埃、约、叙三国损失兵力6.3 万，近50 万阿拉伯人沦为难民。这场仅用6 天的战争，使以色列获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拉宾采用的“突然袭击，夺取制空权，装甲部队高速机动和大纵深迂回”的一套打法，几乎就是24 年后美军海湾战争“沙漠风暴”中采用的模式。此后，以色列政府狂妄至极，对外炫耀武力，编织了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一些西方国家也大肆吹嘘以色列军队“战力非凡”，“拿下开罗，大马士革和安曼不在话下”。作为这场震惊世界的“六·五战争”的主要组织者和指挥者，拉宾成了以色列公众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同时也使他趾高气扬地走进了军事家辞典，接受人们的膜拜。他用被占领土上的阿拉伯人交织着饥谨、血泪和横野的尸体，堆砌了自己的辉煌。□梅厄夫人刻意提携“六·五战争”结束后不久，盛名之下的拉宾将军却告别军人的荣誉宣布退役，这激流勇退之举很令外界人士摸不着头脑。其实，这正是女总理果尔达·梅厄的杰作。通过这场6 天的战争，梅厄夫人对拉宾表现出的卓越的品质和领导才能极为赏识，把他从军队中挑出来，是为了全面培养他的治国之才，因为“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大以色列”的事业在等着他。梅厄夫人给他的第一个“美差”是以色列驻美国全权大使。为了从美国的钳制中捞取点自由和通过讨价还价得到援助，梅厄夫人需要拉宾这样一个精通军事的硬派人物在遥远的美利坚合众国纵横捭阖。这样，脱去军装的拉宾携着夫人莉厄带着女总理的厚望来到了华盛顿。在美国，初涉外交官场的拉宾周旋于觥筹交错之中，彬彬有礼地根据国内发来的指示玩弄外交辞令，不免感到老大不自在，他认为这样的养尊处优使自己变得害羞和矜持，而美国白宫的政治家们却说他严厉且冷峻。自我感觉和外界评论总是有差异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拉宾在异国的土地上表现出的智慧，对美国政治的好奇以及夫人莉厄那外向开朗的女性魅力，很快使拉宾成为华盛顿的新闻人物。拉宾的大使生涯到了第5 个年头的时候，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 1973年10 月6 日恰逢犹太教的赎罪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对大国控制忍无可忍，拍案愤起，撵走苏联“顾问”，挥师强渡苏伊士运河，一举摧毁了被以军吹嘘为固若金汤的“巴列夫防线”，突入西奈半岛。与此同时，叙利亚军队在戈兰高地同以军展开激战，包围重镇库奈特拉；巴勒斯坦游击队出动2.5 万人次在以军后方攻击；阿尔及利亚等国派出坦克和空军支援部队；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实行石油禁运。由于美苏两个大国的介入，这场战争演变成了世界军事史上消耗和损失率罕见的一次战争，在弹雨血火的18 天中，以色列损失坦克840 辆、飞机110 架，消耗了北约“陶式”反坦克导弹库存总量的90％，其他弹药消耗也占用了美军储备的50％。面对阿拉伯人的巨大打击，悲观的情绪开始笼罩以色列国，一片哀叹过后，自然把怨气泼撒在梅厄夫人领导的内阁身上，使得女强人果尔达·梅厄成为众矢之的。为了挽救内阁的难堪局面，精明的梅厄夫人决定把拉宾召回国内，用他昔日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唤起国人的自信心，为内阁注入活力。这样，离任回国的拉宾大使在1973 年12 月摇身一变成为梅厄内阁的劳工部长。在此后的大选中，由于梅厄夫人的刻意提携，拉宾一跃成为工党的核心领导人物之一。尽管梅厄夫人领导的工党赢得了大选，但她的政治生命已严重地衰退，为了替工党摆脱危机，不得不于1974 年6 月引咎辞职。工党领袖之争遂在政治新贵拉宾和工党创建人之一的希蒙·佩雷斯之间展开。在首都特拉维夫的政客们看来，如果不是梅厄夫人凭借自己在党内的威望为拉宾大拉选票的话，拉宾就不可能以微弱优势战胜佩雷斯。夺得工党领导权的拉宾可谓春风得意，因为他同时也从政治恩师梅厄夫人那里接过了金光闪闪的总理府钥匙，时年52 岁的他成了以色列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您不该这么对待基辛格博士”拉宾出任总理后，雄心勃勃地整肃内政，在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以及军方内部推行改革，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然而这与他在外交方面的成绩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身为总理，他更多的是要同他的美国盟友打交道，有了5 年驻美大使磨练出来的功夫垫底，他在谈判桌上显得颇为得心应手，挥洒自如，也就是在这时，强硬且灵活的外交手腕开始使他名扬世界。1974 年，他接受美国的调解建议，分别与埃及、叙利亚签订了“军事脱离”协议，撤出了在“赎罪日”中占领的部分阿拉伯土地。 1975 年以色列又与埃及签署了著名的“埃以双方谅解备忘录”，用所谓的“领土让步”换来了美国的保护伞。作为谈判高手的拉宾很懂得策略，这使得他能在同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举行的艰难谈判中获利。那是在1975 年8 月底，奉白宫之命在阿以双方斡旋的基辛格，刚刚结束与埃及总统萨达特进行数小时谈判，便匆匆赶到以色列。在机场同前来欢迎的拉宾握手寒暄后，本想到下榻的宾馆去宽衣解带好好睡上一觉，以养精蓄锐，舌战拉宾，谁知精力充沛的拉宾极为热情，尽管天色已晚，还是径直把他拉到了总理办公室，在那里等待的助手们早已拉开会谈的架子。盛情难却，基辛格只有客随主便，像被赶的鸭子一样不情愿地上了架。精疲力竭的基辛格博士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中了拉宾的以逸待劳之计：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双方的与会者都因体力不支而垂下了头，最后只剩下毫无倦意的拉宾和眼皮不断打架的基辛格“在鼾声中对话”了。谈判进行了一整夜，其结果不言而明，以色列如愿以偿：美国承诺不与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谈判，以色列获得了大笔新的援助项目和一个F—16 战斗机中队。事后，当拉宾在内阁会议上通报谈判的情况时，一位部长忍俊不禁，打趣说：“您不该这么对待我们的基辛格博士。”拉宾耸了耸肩，两手一摊，不无得意地调侃说：“您错了，因为一个疲惫的亨利将是一个清醒的亨利。”拉宾的政治精明和勇气也在同美国打交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1976 年，拉宾决定在所占领的耶路撒冷东部小城玛阿勒·阿杜曼设立犹太人定居点，以推行其“大以色列”政策，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获悉后，大为不满，立即派美驻以色列大使图恩给拉宾送去一封信，要求停止定居点建设。拉宾看信后，不吃美国佬这一套，他直截了当告诉图恩：“大使先生，贵国目前有两种选择：要么我把这消息带到内阁并建议予以否决；要么现在没有人知道，请总统收回。至于我，悉听尊便。”图恩大使惊呆了，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他从未听说过一个总统将他送给外国首脑的信件收回的事，而拉宾恰恰要求美国总统这么做。他怔了很久，才吐出了几个字：“这怎么可能？”拉宾却颇为自信：“大使先生，给总统发个电报试试看。”图恩硬着头皮向华盛顿作了报告。 48 小时后，他求见拉宾：“总理阁下，总统指示我收回写给你的信件。”拉宾举起酒杯同大使碰杯：“谢谢您，大使先生。”他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线。□折继翅膀和“铁拳”暴行正当拉宾在以色列政坛风头十足之际，意料不到的麻烦找上门来。 1976年底，拉宾政府得意洋洋地在某空军基地为刚从美国购置的军用飞机举行欢迎仪式，可他们太粗心了，竟忘记了这一天是犹太教的安息日（星期六），这自然触犯了教规，引起了宗教界的不满，以色列正教党率先发难并在议会提出了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全国宗教党遂即退出联合政府，使拉宾所领导的政府在议会中失去多数，不得不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祸不单行，恰在这时，他的妻子莉厄在美国银行拥有外汇存款而违反以色列法律的事被报界捅出，又沸沸扬扬地惹起轩然大波。陷入难堪之中的拉宾无奈，于1977 年4月被迫辞去总理和工党领导人职务。但工党的灾难并未到此结束，在5 月举行的大选中惨遭败北，将组阁权拱手让给利库德集团，从而结束了以色列建国以来一直由工党执政的历史。“鹰爪鸽”的翅膀第一次被折断了。痛失总理大印后的拉宾并不甘寂寞，他一直在关注着政坛风云，耐心地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尽管1980 年12 月与希蒙·佩雷斯角逐工党领袖时再告失败，他的意志仍未消沉，充沛的精力使他活跃在特拉维夫的政治舞台上。复出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1984 年9 月，工党与老对手利库德集团组成全国联合政府后，身为工党领袖的佩雷斯出任总理，拉宾作为工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控制住了国防部长权柄。对于军人出身的拉宾来说，主管安全防务可谓驾轻就熟，可他已历经政坛的风风雨雨，思考问题时不再仅仅囿于昔日“六·五战争”英雄所拥有的思维空间，他更加精于筹划，在错综复杂的中东政治舞台上通达求变，他主张对解决阿以冲突问题采取灵活立场，给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以“有限自治”，在保障以色列安全的前提下，与阿拉伯国家“以部分土地换和平”。基于这些考虑，他于1985 年向政府建议并敦促实施了从黎巴嫩的所谓“安全区”部分撤军的计划，国际社会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但这个“鸽子”毕竟带有“鹰爪”，他以犹太民族的“安全”为最高利益，不可能容忍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的“反抗”。1987 年12 月8 日，一辆乘载着数十名巴勒斯坦人的汽车，在加沙地带被一辆以色列卡车故意撞成两段，车内的巴勒斯坦人4 人当场死亡，5 人受伤，在场的以色列警察对此竟置若罔闻，结果肇事的以色列司机堂而皇之地泰然离去。次日，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群众愤怒地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惩办肇事者。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