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沙漠本来没有什么可看的，甚至使人有点畏惧。但以色列却把本国的内格夫沙漠也办成旅游点，组成游客饱览大漠风情。游客可以住进特设的帐篷，骑上温驯的骆驼体验一望无际的沙漠风光。此外，沙漠中还有许多疗养所，利用沙子、矿泉水和气候，以及使用先进的医疗设备帮助病人医治某些疑难病症或帮助健康人作保健处理。此外，聪明的以色列人还巧妙地利用自己的民俗传统庆典和丰富多彩的舞蹈节目吸引游客，甚至将基布兹也作为旅游形式，游客们可以和基布兹社员们同吃同住，充分领略现代化乡村的生活。□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以色列建国后，就其整个制度而言，它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社会民主制、多党轮流执政、意识形态的多样化等等。而经济领域则呈现出既非纯资本主义，又非实质上的社会主义成分相互交错的现象，因而也可以说是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奇特地混在一起的国度。以色列宣告成立的当天，本一古里安就宣布了立国的三个原则：犹太复国主义加社会主义加平等主义。他们想建立的是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犹太国家，自称是一个实行“犹太社会主义”的国家，但是，在这个国度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多有分歧。于是，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立法原则等方面有其独特之处。以色列复国后，其政治力量主要分成三派：工党联盟、利库德集团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其中，由工党联盟和利库德集团交替执政，但几乎是工党长期把持政府大权，本一古里安、梅厄夫人、拉宾等领袖都是工党出身。工党之所以保持常盛不衰，最大的奥秘在于它们对犹太总工会——这个仅次于政府的机构的控制。当然，这和它把持着另一个在农村中极具特色然而又十分重要的社会支柱——基布兹（集体农庄）有很大关系。发端于1909 年的基布兹从一产生就体现着“公有制”的特点。这个仅占以色列人口3％的组织生产的农产品占全国总产量的40％，足以证明基布兹在以色列社会中的地位。基布兹成员过的完全是一种公社式的大家庭生活，土地、财产完全归农庄所有，每一个成员都同工同酬，其大政方针由全体人员通过民主程序决定。基布兹所有成员都在集体食堂吃饭，内部不使用钱，成员的一切所需采用记帐方式，社员也没有任何工资，每个月只领取少量的零用钱供外出度假之用。此外，基布兹成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甚至子女教育、文化娱乐等全部由基布兹统包下来，倘若单从这点上看，基布兹可以算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耐人寻味的是，当共产主义演说和运动在当时被视为“洪水猛兽”和“异端邪说”时，巴勒斯坦已出现了共产主义的原始形态了。三、科教兴国和嗜书的人民以色列的国土面积约二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内蒙古的百分之二，在全世界的国家中列第一百三十三位，人口五百万约为内蒙古的五分之一，列世界第一百位；以色列的国土呈狭长形，西与黎巴嫩接壤，东北与叙利亚交界，东面与约旦为邻，西南与埃及相连，处在阿拉伯世界的包围之中，以色列国土主要以沙漠为主，自然资源较为贫乏。可是，以色列在短短的四十年内，却将人均国民收入跻身于世界第二十五名，超过了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在五次中东战争中打败了面积相当于它五百多倍、总人口达1.5 亿的阿拉伯国家，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神话。那么，小小以色列为什么竞能谱写出如此辉煌的赞歌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科教兴国的战略。□“教育上的投资就是经济上的投资”以色列之父本一古里安曾说过：“如果要让我用最简单的语言描述犹太史的基本内容，我就用这么几个字：质量胜过数量。”确实如此，以色列的富强是和犹太人的高素质、犹太移民带来的先进文化、犹太人重视教育的传统、以及世界犹太人的慷慨解囊分不开的。科学教育的目的就是提高人口素质，人口素质提高了，国家自然也就强大了。早在建国前，犹太复国主义就把教育作为复国的重要手段，当时的一个提法就是“文化犹太复国主义”，因此建国前就出现了两所大学和若干中小学校。之后，以色列历届政府将教育立国和科技立国作为国家兴亡根本。本一古里安说：“没有教育，就没有未来。”梅厄夫人说：“对教育的投资是有远见的投资。”夏扎尔也曾说过“教育是创造以色列新民族的希望所在”。曾担任总统，退休后去当教育部长的纳冯更直截了当地说：“教育上的投资就是经济上的投资。”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统就是著名的物理学家魏兹曼，刚建国，还在炮火隆隆声中，以色列的首任教育部长盖尔，叫来了他的秘书艾德勒。“艾德勒，我们一起来草拟教育法，必须强迫3 岁到15 岁的孩子们，让他们接受免费教育。”“免费！？”艾德勒惊愕不已，要知道，立国之初的以色列尚处在战火之中，战争的经费都是美国人提供的，而当时整个教育部只有盖尔和艾德勒两个人，唯一的财产是一架破打字机。“是的！免费！”盖尔坚定地回答，“我们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背靠地中海，四面是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这些阿拉伯人无时不在想把我们赶到地中海去。我们必须培训高素质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对付几十倍于我们的敌人。”盖尔激动地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历史博物馆。让孩子们知道3000 年前圣殿被罗马人毁掉的悲剧，让他们知道在二战中犹太人被屠杀的事实，知道那些毒气室、骷髅、鲜血和希特勒。还要让他们明白这里——巴勒斯坦，是全世界唯一我们可以自卫的地方，这块土地是我们的，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当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盖尔和艾德勒已用那架破打字机打出了以色列的义务教育法。第二年，这部法律在以色列议会全票通过。正是对教育的重视，使以色列在许多方面都处于世界前列，如每十万人口中的在校大学生为2769 人，仅比美国和加拿大略低，比欧洲和苏联都高；以色列14 岁以上的公民平均受教育达11.4 年，与美国和英国相等，法国和匈牙利为10 年，瑞士和日本只达到9 年；目前，以色列已基本扫除了文盲，妇女识字率占93.2％。毫无疑问，以色列的历届总理也都有大学学历：本一古里安曾上大学法律系；夏里特在三个国家学习过；梅厄夫人毕业于美国一所师范学院；贝京毕业于华沙大学法律系；沙米尔先后在两所大学学习过；佩雷斯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拉宾也曾到一所军事学院进修过。这在其他国家是极其罕见的。难怪以色列人会自豪地说：“我国资源缺乏，有的只是阳光、沙漠和大脑。”当然，以色列的强大和其采取的支持科技的政策也是分不开的。诸如，全国有一个科技开发委员会，并有一个基金支持体系。政府每个部门都有一个主任科学家，负责本部门的发展。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科研，政府给予补贴，科研成果的开发，政府给予减税或免税。这些政策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目标，各个行业的一系列难题都迎刃而解。□以色列的读书现象以色列人爱读书，爱买书，爱写书。在以色列，无论是街头还是巷尾，无论是车站还是广场，专心致志读书的人随处可见。在每个家庭里，书房是必需的。在安息日期间，犹太人开的一切商店、饭店、娱乐场所都停业，交通全部中断，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家中“安息”和祈祷，严禁走亲访友和外出郊游，但只有一点是允许的，那就是读书和买书。倘若你从阳台上向下眺望，你会发现海滩上空空荡荡，大街上寥无人迹，只有书店开门营业。每个书店里都挤满了人，没有大声喧哗，人们都静悄悄地购买图书。每个书店里都生意兴隆，看来以色列人对书的酷爱似乎胜于宗教。以色列实行文化开放政策，书店里各种观点各种版本的图书一应俱全，从最深奥的到最通俗的，都有大量的读者。在街头报亭里，可以买到头天出版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世界报》等西方大报，也有各种画报和录像带。一般的以色列人除了精通希伯来母语外，都能讲流利的英语，全国有29家报纸，分别用15 种文字出版，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用两种语言播音。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8 年调查，以色列人均拥有图书馆和出版社的数量居全球之冠。不光是城市，每个村镇都有陈设典雅的图书馆和阅览室。令人震惊的是，这个仅500 万人口的国家，竟有890 种刊物。而在以色列书刊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每份报纸大多是每天48 版，售价6 美元，若订一份报每月就是180美元，而普通以色列人，每家每年至少订阅好几份报刊。《耶路撒冷邮报》是全世界有影响的大报之一，每天的发行量是100 万份，平均5 个以色列人1 份。此外，14 岁以上的以色列人每月阅读1 本书，全国平均每4000 人中就有一所公共图书馆，全国500 万人口中持有借书证的就有100 多万人。正因为如此，才涌现出诸如：阿格农、耶胡达·阿米哈依、奥斯等一大批世界知名的文学家。阿格农曾获得了1966 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阿米哈伊是“迄今世界上六七位头号诗人之一”。当然，以色列在音乐、舞蹈等方面同样也取得巨大成绩。一个嗜书的民族必将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民族。□礼仪之邦综上所述，以色列是一个高素质的民族，知书一定达礼，那以色列自然也是一个礼仪之邦。许多去过以色列的人都知道，首都机场以方的安全检查手续很繁琐，每一个人都需花费1 个多小时，但丝毫不使人厌烦。一位出国人员的文章中详细描述了安检的情况：“‘您好！现在进行安全检查。’一位以色列小姐把我领到一边。她问的很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住在什么地方等，当她听到我‘没帮别人带东西’时，高兴地说：‘谢谢！’接着她又问，在以色列有没有亲友，在阿拉伯有没有亲友，突然，她咳了一下，立即对我说：‘对不起！’非常礼貌，这是我接触了第一位以色列人后留下的印象。”在这位作者返国时的一件事也值得回味：返国前一天，我们几人去商店想买点小洋货带回来。在摆酒的货架上，我看到有个盒子上画有8 个小酒瓶，标价30 美元，以为是台装酒，便买下了。到住地打开一看，原来是用橄榄木做的可放8 瓶酒的酒架。只怪自己不懂英文又粗心。接待我们的主人知道后，迅即开车带我去商店退换。我真有点不好意思。可到了商店后，营业员没有一点责怪的意思，反而说：“对不起，没有问清您要买什么。”此外，从以色列很普通的一些人中，也能看出这个民族的修养：“以色列有多少小车不清楚，只是听说几乎家家都有车，有的还不止一辆。城里马路上汽车川流不息，有时接成长龙。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马路上没有看到过一个交通警，也从未看到过一次汽车抢道的情况，司机开车全听红绿灯指挥。有一天晚上，我们乘的车过交叉路口时遇红灯，三个方向的路上都没有车，司机就是不开过去。还有一次在农村，我们的车由支线右拐上主线，左边大概五六百米远有车来。司机一直等那辆车过去后才拐弯，真是‘宁停三分，不抢一秒’。“以色列讲礼仪，但很少请吃送礼。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拉南维茨先生请我们上过一次餐馆，但他们事先声明，他仅请酒，不请菜，酒以外的餐费还是我们付。离开以色列的那一天，发展研究中心给我们团每人送了一件礼物：四五寸大小的瓷盘。中心主任德弗纳女士笑着说：‘正如你们中国说的，礼轻情意重。’”第十章魔鬼乎？圣人乎？——以色列领袖之谜“我希望我死前能看到的唯一东西，是我们的人民不再需要同情的辞句。”——梅厄夫人以色列的领袖们大多具有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忍耐力，而且诸如达扬、沙龙之类的人甚至具有近乎疯狂的报复欲。这也许是饱经磨难和屠戮之后的复杂心态吧。当然，报复并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要不然拉宾总统也不会为和平献身。他们究竟是魔鬼还是英雄，只能由历史作出回答。我们只能从这字里行间细细品味这些犹太政治家们传奇的政治生涯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一、老谋深算的“现代以色列之父”本一古里安本一古里安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领导人，现代以色列国家的主要缔造者，以色列国第一任总理。他那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正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现代以色列创建及发展变化的缩影。对犹太民族来讲，本一古里安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在1948 年5 月14 日宣告以色列国成立的活动中，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犹太人眼里，他胜过近代世界史上任何一位领袖，人们称他是“历史给以色列民族的一件伟大赠礼”。以色列对本一古里安作为政治活动家的评价迄今仍有争议，因为他的政治活动带肩强烈的个性色彩，他常常陷入与自己政敌的激烈冲突之中，并以其毫不妥协的争斗和老谋深算的手段而取得胜利。不过，创建以色列国仍是本一古里安最卓越的贡献，因此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被尊奉为以色列国的“国父”。□小演说家和两次被捕大卫·格鲁恩（本—古里安原名）于1886 年出生在普朗斯克的犹太人聚居区。普朗斯克虽是波兰的一个土里土气的小镇，但这里的犹太人仍保持着浓郁的犹太人气息。大卫自幼便坐在祖父的膝上学习希伯来语，稍大一点，又多次聆听了身为“锡安热爱者”的父亲阿维多的谆谆教诲。因此，当他尚没脱去孩童的天真时，便暗暗下定决心：总有一天要在祖先生存的以色列地建立自己的家园。14 岁时，大卫便效仿其父投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他与两位小伙伴一起组建了一个“埃兹拉协会”，目的是促进使用希伯来语。他们成功地召集了150 名少年儿童，并在半年内奇迹般地使这群衣衫不整的顽童们在满是垃圾的胡同里笨拙地讲起了希伯来语。1903 年8 月一个炎热的早晨，大卫与两位好友蹲在普朗斯克郊外的一个阴凉的湖边，阅读了报纸上一篇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报道，大卫对这次会议上提出的那个在非洲建立犹太国的“乌干达计划”深感失望，他发了一通“大逆不道”的议论：“定居以色列才是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其他的一切想法都是自欺欺人，是空谈、徒费时间。”“崩德”的出现，为大卫的生活增加了新的内容。“崩德”即“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社会党”，它声称要取代犹太复国主义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大卫宣布要与“崩德”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在接下来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大卫初步显露了他那极具说服力的演讲和辩论才能。“崩德”派到普朗斯克的演说家总是最优秀的，但却又总是被人们称为“小家伙”的大卫·格鲁恩击败。不久，大卫成为新成立的犹太工人运动组织——“锡安山工人党”中活跃的一员，从此，他的政治影响很快越出了普朗斯克地区。他开始到邻近各省去完成党的各项任务，而且干得很成功。这期间，他两次被华沙警方拘捕，幸好通过父亲阿维多的极力周旋并借助一部分卢布的作用，才使他获得自由。□“钱对我绝对没有用”1906 年夏末，大卫·格鲁恩同一群先驱者乘坐一条破旧的俄国船，离开波兰的普朗斯克移居巴勒斯坦，他们要通过移居以色列地来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从小生活还算舒适的大卫，开始在当时为数不多的犹太定居点中从事农业劳动。这期间他饱尝了劳累、饥饿和不时侵扰的病疾之苦，这一切把他的意志锻炼的更加坚强。在普朗斯克的父亲曾给他寄来10 个卢布，但很快收到了儿子退回的汇票及回答：“钱对我绝对没有用。”在巴勒斯坦召开的锡安山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大卫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但当时党内许多人对建立一个犹太国的目标并不热心，大卫力图将希伯来语引进党内会议和用于出版物的努力也失败了，他在党内明显处于少数派地位，这使他感到非常孤寂。因此，他大多时间是勤勉读书。在工人中间流传着许多他读书的故事。有一次，他跟在牛后面，一边走一边埋头读书，当他读完书抬起头来时，发现自己在田里，而牛却无踪影了。1910 年中，大卫被选调到锡安山工人党的出版物——《团结》编辑部工作，并结识了本一兹维（以色列建国后第二任总统）。他开始在杂志上发表一些阐述自己政治观点的文章，并使用了一个新起的希伯来语名字——本一古里安。本一古里安把他在《团结》的工作称做是“一段政治见习期”。 1911年8 月初，他经历了作为党务官员的第一次考验：他与本—兹维作为巴勒斯坦锡安山工人党的代表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三次世界锡安山工人党联盟大会，“二本”的“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只能通过在巴勒斯坦的工人去实现，而不能靠流散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观点引起了代表们的极大愤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指控他们在巴勒斯坦搞“分裂主义”。孤立使本一古里安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只能单独干下去，即使处于劣势也义无反顾。将来某一天，他一定要接管对流散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控制并让它服从于自己的目标。1911 年11 月，本一古里安为实现使犹太人“奥斯曼化”的理想，与本一兹维前往君士坦丁堡法律学院学习土耳其法律和语言。但不久，因他们非法从事犹太复国主义活动而遭到驱逐。于是，“二本”流亡到美国，为了宣传他们的观点，“二本”出版了《纪念》和《以色列地》两本书。□崇拜列宁的工人领袖巴勒斯坦的犹太族工人们与海外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他们决心独自承担起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的重担。犹太工人总工会的成立，使他们得到了实施行动的工具。1921 年夏，本一古里安返回巴勒斯坦，并成为工会的首领。1923 年，本—古里安代表巴勒斯坦工人前去莫斯科参加国际农业展览会。在苏联逗留的三个月中，他对苏联的“暴力革命”并不感兴趣，但他却非常崇拜列宁。他称赞列宁“非常伟大”，“有着敏锐和有远见的目光”，是“俄国革命的先知”。那些年，本一古里安最大的愿望是模仿列宁、学习列宁，有几年他甚至穿上了苏维埃领导人那样的制服，即那种20 年代流行的粗毛制的军人制服。巴勒斯坦工人渐渐熟悉了这个矮胖人的身影。他大部分时间也是与工人们呆在一起，以建立自己的威信。他的秃顶越来越厉害。并在20 年代末头发变成了银白色，飘在两侧太阳穴后面，于是，为世人所熟知的那个本一古里安的形象最后定格了。在整个20 年代，本一古里安只有极少的一点时间与家人呆在一起，他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外处理总工会的事情，并且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国外旅行，去寻求国际上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工人运动的支持。他锲而不舍地参加会议，接受采访、解决繁琐的党内事务、与对手进行激烈的争论。他的阵营力量日益壮大。至20 年代未，犹太工人总工会在巴勒斯坦工人中已经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使本一古里安对前景充满信心。1929 年，他将巴勒斯坦的两个劳工政党——劳工联盟和青年工人党成功地进行了统一，成立了迄今为止以色列党派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政党——巴勒斯坦工人党（马帕伊，简称工党）。在这一时期，本一古里安的性格具有两种对立的特点：一方面，他热情友好；另一方面，他又尖刻激烈、好战、爱走极端，他的左倾主流使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卡茨内尔森，本—兹维这些朋友以及其他同事们相对立，并使自己处于少数派的地位。随着巴勒斯坦劳工运动的举步维艰和大量中产阶级移民涌入巴勒斯坦，本—古里安得出了一个结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虽主张犹太复国主义理想，但他们离这一理想的实现太遥远。于是，他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大胆的新计划：控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他的这一想法，遭到了包括号称他的“指南针”的卡茨内尔森在内的大部分同事的反对。凭几个巴勒斯坦先驱者，能征服犹太群众舆论吗？但本一古里安却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有着天真的、几乎是孩子气的坚信。尽管同志们反对，他仍不放弃这一想法，即便是他一个人干也在所不惜。□控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疯子”第18 次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前夕，本一古里安雄心勃勃地开始向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官僚”发动总攻击以取得领导权。本—古里安不厌其烦地说服和争取各派别的支持。1933 年3 月，当他的几个同事为争取群众分头飞往其他国家时，他也动身飞往东欧，进行了他一生中最长、精力消耗最大的一次战斗：在整个东欧犹太人团体中进行选举游说长达4 个月，以至他的同事们把他称做“疯子”。在这次选举中，本一古里安与有较大实力的右翼修正派的领导人亚博廷斯基进行了殊死决斗。他尖刻地把亚博廷斯基比作希特勒、“犹太法西斯主义”，指责他们利用“危言耸听”的手法参与“煽动”反对工人的勾当。双方的相互攻击和对个人的诽谤导致日渐增多的暴力冲突，本一古里安也常常受到石块和鸡蛋的袭击。因此每当集会或争吵时，本一古里安一派的彪形大汉们就把他围在中间保护他的安全。当7 月中旬选举时，本一古里安的劳工派以绝对优势击败了亚博廷斯基的修正派，从此，他成为了犹太复国主义劳动派无可争议的领袖和劳工运动中深孚众望的政治领导人。但本—古里安对劳工运动战胜修正主义分子的胜利成果还觉得不牢靠，他采取的策略仍是坚决和过激的，他认为，在与修正派的斗争中，“讲道理与说教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有组织的力量与他们对抗。”可与此同时，本一古里安又认为修正主义分子不具有危及劳工运动领导的能力，他克服了把修正主义分子排除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外的冲动情绪，欲寻求与修正主义分子进行和解的办法。 1934 年10 月，他与亚博廷斯基会晤，并拟定了两份调整两派关系的协议。但此举遭到了他们各自党内的猛烈反对，本一古里安的同事摩西·夏里特和至交卡茨内尔森也极力反对。此举虽使本—古里安大发雷霆，但却无法挽回这一行动遭到的否决命运。有一段时间，本一古里安与亚博廷斯基仍保持热情的交往，但不久两人就再次口出恶言，相互指责。1940 年，亚博廷斯基在美国逝世，他留下遗嘱，请求犹太人政府成立后把他的遗体埋葬在以色列。然而在本—古里安作为以色列总理掌权期间，固执地反对履行这一遗嘱，对此毫不让步。直到他去世，也未对移葬亚博廷斯基的政治意义加以认真考虑。□褒扬与怒骂的交融在1935 年8 月召开的第19 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本—古里安当选为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主席和犹太代办处执委会主席，哈伊姆·魏兹曼再次当选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两年前，当本—古里安成为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时，他毫不理睬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索科洛夫，而是在代表大会一结束，就动身去拜访落选的魏兹曼，他以下级对上级的恭敬态度详细向魏兹曼报告工作情况，他充分意识到，魏兹曼是同英国政府打交道和加速建立犹太家园的关键人物。在犹太国成立前的13 年间，这两个人亲自领导了这场运动。他们俩的工作有时十分融洽，有时又处于互相敌视中。他们的关系支配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的进程，并导致数百万犹太复国主义者分裂为两大阵营。本—古里安对魏兹曼的态度是在深深的钦佩和无情的批评之间摇摆不定。他有时称赞魏兹曼：“虽没有陆军和海军，没有被立为国王，但是以色列人民却看见戴在你头上的以色列王冠在闪闪发光。”他甚至以少有的激动情感宣称：“我一生都热爱你..我真心实意地热爱你。”但他又经常对魏兹曼展开无情的谩骂，称魏兹曼的讲话为“常说的谎话”，是个“荒唐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