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看了很生气。苏联人不仅在中东地区插手，给美国人制造麻烦，而且看来还在古巴把活动范围扩大到超出合理的限度。尼克松决定要在古巴问题采取坚决的立场——但做法上不是挑衅性的。他不准备发表什么公开声明，但他让基辛格向苏联讲清楚，要是苏联政府把古巴用于进攻性的军事目的，那是在玩火，他要基辛格抓紧进行。9 月16 日，基辛格在芝加哥举行了一次主要是向报刊编辑谈述中东危机的情况介绍会。他在会上发出一个含蓄的警告。基辛格有所指地说：“如果他们从古已出动战备力量，譬如说，‘北极星’级的潜艇，并把那里作为补给站，那就是我们要非常仔细研究的问题了。”接着，为了帮助苏联人听明白，他还打了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比喻说：“如果我们要把‘北极星’潜艇驶入黑海，我们完全有权这样做。许多报纸会说这样作是挑衅。为什么要那么靠近苏联边境呢？”他接着说：“如果一方对战略力量部署作出重大的改变，那么另一方就不得不加以注视。因此，双方必须决定，要不要约束一下彼此都有合法权利采取的措施。我们正在注视古巴的这些事态发展，现在还不清楚苏联在那里究竟搞些什么名堂。他们的艇队开进开出，我们正在非常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刚从莫斯科返任，基辛格就把他秘密召到他的白宫办公室来，向他提出警告。他先谈了美国得到的情报，然后指责苏联在古巴修建“进攻性”基地，破坏了1962 年的谅解条件，多勃雷宁表示惊慌。基辛格接着概述了苏联如果继续进行这种活动，要对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全面关系产生的全部后果负责。据基辛格说，这位使节听后“面色惨白”。他懂得基辛格警告的深刻含义：不仅苏美和缓的进程要停顿下来，而且很容易引起新的“导弹危机”。多勃雷宁答应基辛格，他将向莫斯科报告并设法得到“澄清”。基辛格强调说，他真正感兴趣的，不是什么“澄清”，而是苏联“保证”在古巴立即停止修建潜艇基地。过了一星期，多勃雷宁才来约见基辛格。这一段沉寂似乎不是好事。西恩富斯的建筑工程还在继续进行。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考虑要不要把这一场新的挑战诉诸美国公众。危机接踵而来：柬埔寨危机，约旦危机，现在在古巴又大有经历一场危机之势。基辛格有选择地向一小部分国会议员和专栏作家扼要介绍了情况。他提醒人家说，如果苏联不停止修建基地的工程，美国就会同它发生“严重对抗”。9 月25 日《纽约时报》国际问题专栏作家苏兹贝格把这件事捅了出来。中午，五角大楼（国防部）肯定了确有此事。傍晚，基辛格在向记者介绍背景情况时，严肃地警告苏联：总统认为在古巴修建核潜艇基地是一种“敌对行为”。最后，9 月27 日，一个安静的星期日，这一天是打算用来为尼克松的地中海之行进行最后准备工作的。就在这一天，基辛格得到了多勃雷宁的答复。苏联大使向基辛格保证，苏联没有违反1962 年在古巴问题上的谅解，西恩富斯港没有修建进攻性军事设施。基辛格和尼克松动身去地中海时，虽然感到放心了一些，但还不十分踏实。他们在飞往那不勒斯、贝尔格莱德、马德里和都柏林时，基辛格向记者好几次提到“古巴事件”，他还没有得到修建工程确已停止的证明。尼克松和基辛格回到华盛顿不久，10 月5 日傍晚，多勃雷宁又来拜会基辛格，确认1962 年在古巴问题上的谅解仍然有效。一星期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纽约联合国的一次晚宴上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那里得到了同样的消息。10 月13 日，苏联对华盛顿的压力作出了公开的反应。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发表了一项特别公报，强调苏联在古巴“没有、也不准备修建自己的军事基地”。10 月22 日，葛罗米柯在白宫同尼克松私下交谈时说， 1962年关于古巴问题的谅解将予以“确认”。这个时候，中央情报局暗室里第一次证实了葛罗米柯的保证：一系列的照片表明，苏联在古巴修建潜艇基地的工程已经放慢了。不久，工程就全部停止了。“古巴事件”本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全面危机，但是，由于尼克松和基辛格采取了防患于未然的外交做法，终于得以避免。囗基辛格秘密访华20 世纪60 年代末，美国长期敌视中国的政策完全破产，又面临着苏联的严重挑战。尼克松政府决定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谋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中国政府表示愿意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根本上改善中美两国的关系。1971 年4 月下旬，中国通过巴基斯坦把一封不署名的信交给美国，信中正式表示：中国“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美国国务卿，或甚至美国总统本人。”5 月17 日，龙克松通过巴基斯坦复信周恩来总理，表示他准备接受邀请访问北京，并建议由基辛格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初步的秘密会谈”，这次会谈要“绝对保密”。这样，双方决定基辛格访华日期定在7 月9 日到11 日。为了“绝对保密”，掩人耳目，基辛格这时安排了一次环球旅行。6 月30 日，白宫宣布尼克松将派基辛格到越南南方“了解情况”，然后经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去巴黎。7 月1 日，基辛格乘总统座机从华盛顿附近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两天后到达越南南方的西贡，同南越总统阮文绍进行会晤。那里人数众多的记者无不紧盯着基辛格的一举一动。《纽约时报》头版报道了他的活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每晚电视新闻”节目里播送了他同该公司评论员沃尔特·克朗凯特的长篇谈话。7 月4 日，他到了泰国首都曼谷，那里的记者不多，渲染也少些，有关他的新闻没有登上报纸的头版。他对记者们微笑，但是一言不发。7 月6 日，他飞抵印度首都新德里。机场上一度出现了骚乱，有百把个反战示威者，迫使基辛格从边门溜出飞机场。《纽约时报》把这条消息登在第42 页上。7 月7 日，采访基辛格的记者越来越少了，有点泄气的样子，基辛格离开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的办公室时，被记者围住，他们问他到巴黎时是否要会见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他们认为，基辛格同越南问题的关系是唯一可以报道的内容。基辛格撒了个谎说，不。美联社就此发表了一条消息，好不容易才登上《纽约时报》第8 页。新闻界对基辛格的兴趣在急速下降。往常，逢到报界对他冷落时，他会为之悒悒终日，这次却是正中下怀。7 月8 日，星期四，基辛格飞到了炎热的巴基斯坦新建首都伊斯兰堡。这时谁也不再注意他了。基辛格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记者们可能被耍得要哭了。我一天六个活动，日复一日，始终守口如瓶。他们大热天恭候一天，眼巴巴看我进去出来，出来进去，一句话没有。当我抵达伊斯兰堡时，跟前只剩下3 个记者了。”现代外交史上最了不起的遁身剧就要在这天下午演出了。白宫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为了准备这件事真是煞费苦心。叶海亚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穿针引线，传递秘密信件，从一开始就参与这一策划。他在这件事上的谨慎周到和通力合作，正是使尼克松在不久后印度和巴基斯坦爆发战争时“袒护”巴基斯坦的一个因素。计划进行得很顺利。首先是基辛格向巴基斯坦总统作了九十分钟的礼节性拜会。过后，按预定计划放出空气说，由于这位美国贵宾长途跋涉过分劳累预订为他举行的正式宴会不得不取消（其实这个宴会本来就是为了取消而虚设的），他将乘车前往海拔8500 英尺的纳蒂亚加利山略事休息。第二天，7 月9 日，巴基斯坦政府宣布，基辛格“稍感不适”，不得不在纳蒂亚加利多住几天。有些记者说他准是得了“德里痢疾”，这是来去匆匆的旅行者常有的毛病。也有一些记者不信，他们猜测基辛格已经潜往东巴基斯坦，去帮助排解叶海亚总统和东巴基斯坦方面抬头的孟加拉领导人之间的危机了。为了以假乱真，纳蒂亚加利之行倒是要尽量引人注目。于是托运着美、巴两国国旗的一支冒牌乔装的汽车队在摩托车队护送之下，从伊斯兰堡招摇过市，驰往山区。为首的一辆汽车里坐着美国驻巴大使约瑟夫·法兰。巴基斯坦外交部秘书苏尔坦·穆罕默德也坐上了这辆车子，此人曾两度出使北京，“这次的大骗局就是他主办的。纳蒂亚加利这地方到处都是山间小别墅，有僻静曲折的车路相通，派作这个用场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苏尔坦·穆罕默德还请了一位巴基斯坦医生到这里来医治一个病人。事前对这位医生反复了解。人家问他：“你见过基辛格吗？”他说：“没有。”又问：“那么你一定在报上见过他的照片吧？”答称“没有。”于是这位医生以为他是在给基辛格看病，其实他医治的是一个确实患了“德里痢疾”的美国特工人员。巴基斯坦政府为了不露破绽，还组织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国防部长及二十来个其他政府官员陆续不断地从伊斯兰堡坐车到纳蒂亚加利探望这个尊贵的客人。苏尔坦·穆罕默德把他们一一挡驾，请他们喝咖啡，推说基辛格正在休息，不便打扰。其实，基辛格根本没有去纳蒂亚加利，他到巴基斯坦的当晚同叶海亚会晤之后，便在总统宾馆下榻。在那里休息到午夜后二点半，苏尔坦·穆罕默德来到宾馆，接他前往伊斯兰堡国际机场，从那里飞往北京，这种异乎寻常的时间安排，不仅是出于保密的需要，也是根据中国人提出的时间表订下来的，目的是想让基辛格在中午的时候到达北京。基辛格坐上苏尔坦·穆罕默德的丰田1971 型皇冠牌轿车，急驰而去。3 点刚过，他们到了机场，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07 飞机候在跑道尽头。基辛格自己原来乘坐的那架波音707 专机停放在一个更为显眼的地方。这是故意做给那些疑心的人看的，为的是要使他们相信他还在纳蒂亚加利。基辛格上飞机前几分钟，四位中国高级官员先上去了。他们是周恩来总理派来专程迎接基辛格的，虽然来到伊斯兰堡已经三天了，却一直没有露过面，基辛格的两名卫士之一对自己首长到哪里去毫无所知。因此，当他们上了飞机，一见有四个中国人坐在那里，据基辛格回忆说：“他们连牙都要吓掉了。”这架飞机，连同它的乘客，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巴航飞机来往北京很频繁，有的是班机，有的不是班机。人们可能以为基辛格是一位英国商人，那四位中国官员也许是中国纺织业的代表。当时机场所有的人大概都是这么想的。其中有一人是例外，此人是贝格先生。贝格从事新闻工作，任伦敦《每日电讯报》特约记者。这一天，当基辛格赶来乘坐这架巴航专机时，贝格恰巧在场。他一眼就认出了基辛格。“那不是基辛格吗？”据说他当时这样问过一位巴基斯坦官员。“是他。”那位官员回答，无意之中竟泄露了一个美国最重大的国家机密。“他这是去哪儿？”贝格问。“中国。”对方回答说。“去那儿干吗？”“我不知道。”贝格连忙赶回办公室，向伦敦报社发了一条急电。他万万没想到，这件事后来在舰队街（舰队街是伦敦报业中心）传为新闻界的美谈。当时，该报值班编辑拿起他那篇稿子，看了一下，放下来，又拿起来看一下，又放下来，这样反复了3 遍，最后竟把它插在废稿签子上了。据传，这位编辑是这样说的：“他妈的，贝格这个糊涂蛋！这家伙准是喝醉了，基辛格到中国？！荒唐！”7 月9 日凌晨3 点多钟，基辛格的座机正飞向中国。它没有按照通常的民航路线，向南兜一条弧线，然后沿着中国的边界飞，而是从东北切进，飞越世界上最雄伟的山巅，直航北京。基辛格前往中国是为了打破二十多年来中美的隔绝状态，实现两国之间的直接对话，他获得了成功。为了秘密前往中国，在巴基斯坦演出的这幕活剧，也是非常精彩奇妙的。囗中美突破障碍发表《上海公报》1972 年2 月21 日至28 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了中国，打开了中、美两国交往的大门。2 月28 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尼克松一行到北京后，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出席了宴会。随后，双方逐条逐句地商谈了尼克松访问结束时将要发表的公报。公报是决定性的，因为它打下了新的中美关系的基础，将来所有的外交活动将建立在这个公报的基础上。双方集中精力确定相互谅解的范围，澄清各自的立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在处理现实政治问题时，都不拘泥于法律条文，这就使双方的任务更加复杂。外交技术也是复杂的，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是重大问题的主要对话者。然后，工作分头进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努力把达成的谅解变为公报的文字，这是当代灵活外交的伟大实践之一。谈判中的这4 个主要人物的会谈，常常要持续到深夜。根据一个助手的说法，双方“既没有表示谦让，也没有掩饰分歧。”虽然基辛格在先前同中国方面的多次会谈中已经找出一些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般原则，但是由于历史上中美双方长期隔绝的状态，现在碰到了一些简直没法取得一致的具体分歧。最后。基辛格和周恩来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把公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反映美国的观点，另一部分反映中国的观点。这是在北京出现的许多创造性的解决办法之一。在越南问题上，美国方面声明支持总统1972 年1 月27 日的“八点建议”以及实现印度支那人民自决的这一长远目标；中国方面则声明支持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建议”。在朝鲜问题上，美国方面表示支持南朝鲜；中国方面则表示支持北朝鲜1971 年4 月12 日提出的“和平统一”的建议。在日本问题上，美国方面“最高度地珍视同这个亚洲盟国的友好关系”；中国则“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向外扩张”。在印巴战争问题上，美国方面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表示支持停火和“南亚各国人民在不受军事威胁的情况下和平地建设自己未来的权利”；中国方面则“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按这样的程序，让每方各自表态，有其实际好处。它克服了谈判中的障碍，可以使那些本来会得罪对方语言变得缓和一些。台湾问题是最伤脑筋的，虽然双方可以阐述各自的观点，但由于这个问题太微妙、太复杂，所以基辛格和乔冠华同意各自请示一下自己的首长，以决定公报措辞是否合适——这个决定更加说明了整个工作中斗争的激烈程度。”2 月25 日，星期五，一大早基辛格和乔冠华已经完成了公报中有关台湾那一段的大部分内容。但后来美国方面又提出要进行若干变动。星期五晚，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又进行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谈，但是还是解决不了台湾这个难题。当晚的宴会气氛急转直下，近干低潮，有一种明显的泄气的感觉，祝酒词平平淡淡，记者们感到出现了僵局。但是，双方都不愿使谈判破裂。为此，基辛格和周恩来进行了更加艰难的谈判。次日5 点，冬夜的黑幕还笼罩着北京，草稿终于拟出来了。中国方面的这一段如下：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国方面的这一段如下：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很清楚，最后公报的这两个关键段落搞得非常巧妙，谈判双方都可以用自己的观点来加以解释，而不使对方为难。中国方面完全明确的声明是没有妥协余地的，没有留下法律上和政治上的漏洞，并绝对明确地表示：只要美国还继续承认国民党政权，中国就不会和美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方面可以说，台湾是一个“内部问题”，美国不能干涉；不仅如此，美国还答应了要撤出在那里的“全部”军队和军事设施。尼克松在美国的正式声明里，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他实际上接受了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概念。但是他拒绝完全“抛弃”台湾；他保证从台湾逐步撤出美军，但没有讲撤完的期限。美国在公报中没有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台湾的权利要求，但又不确认它。最重要的是，公报使美国改变了在敌对的国共双方对台湾主权要求上偏袒一方的立场。这个问题留给了中美的双方，让他们根据形势的发展妥善解决。最后，美国方面把从台湾撤军的速度与结束越南战争连在一起：美国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意思是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逐步撤退它的武装力量。这就是隐晦地告诉中国人，越南战争愈早结束，美国就会愈早关闭它在台湾的军事设施。外交学者们欣然承认，上海公报是外交史上的一份杰作。这份杰作的作者就是基辛格和周恩来。三、乔费尔的大计实现犹太人乔费尔在和日本人的谈判中匠心独具，充分发挥了犹太人的高超谈判术，运用一系列的“圈套”胜了日本。其谈判中的步步为营、合情合理、情节的跌宕起伏、意思表示及谈判进程扣人心弦，让人心服口服，确实将犹太人的谈判术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当然，谈判的宗旨是互利互惠，精诚合作和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决不是“骗一把算一把”的事。按照中国的经济合同法，显失公平的合同是无效合同，关键是我们应吸取犹太人的谈判术之精髓，灵活运用我们的策略。囗重视情报的犹太人犹太人非常重视情报，特别喜欢提问，正是他们这种执著而认真的精神，使他们对自己的业务或某一项谈判前的准备工作都不是一知半解。利用情报发大财的尼桑，就是犹太人的典型代表；打破沙锅问到底，就是犹太商人谈判制胜的秘诀。尤其是在一些国际性的大谈判中，犹太人更是非常重视情报。一位荷兰犹太电器销售商名叫乔费尔，打算从日本的一家钟表批发商三洋公司进口一批钟表。在谈判的前两周，乔费尔邀请了一位精通日本法律的律师作自己的谈判顾问，并委托该律师提前收集有关三洋公司的情报。日本律师于是一边为乔费尔预订房间，一边着手对三洋公司进行调查，通过简单的调查，日本律师发现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情况。例如，三洋钟表公司近年来的财务状况不佳，正在力图改善；这次和犹太人交易的主要商品旅行用时钟和床头用时钟，是承包给台湾和另外一个日本厂家生产制造的；三洋钟表公司属于家庭型企业，目前由其第二代掌管，总经理的作风稳重踏实..情报虽然不多，但很重要。例如，价格方面也许波动较大；如果有必要，也许犹太人可以直接从台湾制造厂采购；总经理的为人信誉不错，一般还是遵守合同。其中，关于该商品是由台湾生产这一条情况非常重要，无异于在谈判中扣了一张底牌。乔费尔到达日本后，立即开始和该日本律师磋商有关谈判的种种事项，讨论进行了十几个小时。该日本律师对乔费尔大加赞赏，因为许多请他当顾问的商人到日本后，往往匆匆交换一下情况，便急忙地去浏览或逛东京；要么就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心里早有主张，根本无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乔费尔的作风却大不相同，他但言自己对日本几乎是一无所知，所以希望先了解一下日本工商界的大致情况，然后又针对合同的几个细节提出法律上的疑问分别加以研究。乔费尔在和律师谈话中，对日本的民族文化特点十分关注，并认真地作了笔记。例如，日本人大都不守信用，往往从他们嘴里说“是”的时候，心里想的却是“不”或其他东西；另外，日本人在谈判中一旦遇到障碍，往往会陷入沉默，很少主动提出替代方案。最后，乔费尔和律师商定，对于商品的单价、付款条件，以及其他细节都以乔费尔临场酌情判断。接下来，日本律师又和乔费尔从荷兰带来的律师研究两国的法律差异。囗犹太人设置的谈判陷阱乔费尔与三洋公司的谈判即将开始，三洋公司草拟了一份合同，乔费尔和两位律师经过商议后，决定围绕这份合同展开谈判策略。在三洋公司提出的合同草案中，有一条是关于将来双方发生纠纷时的仲裁问题，三洋公司提议在大阪进行仲裁，解决纠纷。需要提醒一下，代理销售这一类的合同发生纠纷的原因，一般是拒付货款或产品有质量问题两类。一旦出现纠纷，双方最好通过直接协商解决，打官司是万不得已的办法。当然，还有一种方式是事先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双方都认可的仲裁机关。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设立了专门处理商业纠纷的仲裁机构，诉讼和仲裁的目的虽然相同，但结果却明显不同。无论仲裁在哪个国家进行，其结果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效，而判决就不同了，因为各国的法律不同，其判决结果也只适用于该判决国。也即是说，日本法院的判决在荷兰形同废纸，荷兰法院的判决在日本也形同废纸。现在乔费尔的思考重点是，本合同是否可能发生纠纷？发生纠纷的原因会是什么？究竟是进行仲裁还是提出诉讼对己有利？对乔费尔来说，一般容易发生的麻烦是收到对方的货物与要求质量不符，但由于草案中双方议定的是先发货后付款，那么一旦货物有质量问题，乔费尔完全可以拒付货款。三洋公司就会以货物符合质量而要求诉讼。这样，一旦出现此种状况，在日本仲裁对乔费尔就会非常不利，但若将仲裁地改在荷兰，三洋公司自然反对。那时双方出现的第一个争执不下的矛盾焦点将会是此问题，为此乔费尔提出如下主张：“我们都知道仲裁的麻烦，都不愿意涉及仲裁但为了以防万一，不妨就请日本法院来判决。”这时想必各位看出了乔费尔的圈套和策略，假如双方一旦出现纠纷，日本法院的判决在荷兰形同废纸，即使是打赢了官司，也根本执行不了。这样，将来真的出现纠纷，乔费尔干脆不出庭都可以，连诉讼费都省下了。若这一提议能通过，乔费尔自然占了上风。等设计好这一陷阱后，乔费尔才和日本律师轻松地浏览去了。囗乔费尔巧妙控制谈判程序谈判开始了，乔费尔首先作了简短发言：“虽然我曾去过许多国家，但来到美丽的日本却更使我高兴。”“贵公司的产品质量可靠，很有发展潜力，若能打开欧洲市场，对我们双方都很有利。所以我希望双方能够完成这项合作。”致词虽然简单，但让日本人听了非常高兴。其实，这正是乔费尔巧妙控制谈判程序的第一招。日方的几位代表年纪都比乔费尔大，显得很稳健，只是礼貌性地寒暄了几句问候语。接下来的谈判自然也很顺利，诸如钟表的种类、代理地区、合同期限等事项，几乎没有多大分歧。事实上这种情况正是乔费尔所希望的，并且也是他刻意先挑出这些小问题来讨论的。先从容易解决的问题入手，这正是谈判的基本技巧之一。因为谈判刚开始，彼此尚较陌生，存在一些戒心，一下子直接谈焦点问题，若分歧较大，谈判就很难进展下去。而一旦由易渐进，既容易加深双方了解，又容易稳定双方情绪。一旦大部分条款达成共识，只个别一两个问题有矛盾，双方都会共同努力，因为任何人都不愿意做前功尽弃的事情。□一串虚招下藏着一把利剑谈判遇到了第一个波折。按照三洋公司的意见，一旦他们的钟表在欧洲销售时遇到侵犯第三者的造型设计、商标或专利纠纷时，我们将不承担责任。乔费尔则不能接受对方的意见。因为某家公司控告其设计有相似或模仿之嫌的事很可能发生，倘若真的发生，完全由自己承担全部诉讼费和因无法销售而造成的损失，那也太苛刻了，尽管发生这种事的危险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