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动员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能有效克服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解决职工下岗和社会失业矛盾，改善国有企业效益增加政府财政税收，减少失业救济增加社会保障资金，因而能消除长期困扰人们的社会痛苦，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局部动员还能有效促进经济改革，随着国有企业效益的显著改善，企业拥有更多的财力调动职工积极性，不断完善经营责任制深挖潜力，国有企业面对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需要筹集广泛来源的社会资金，更多国有企业具备产权改革需要和条件，股份制、公司制改造也就水到渠成，根本不需要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对困难国有企业进行包装上市，也不需要人为进行产权多元化改造，强行搞“拉郎配”干扰经营秩序。由此可见，我国实行局部的动员经济，能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顽症，解决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矛盾，形成相互和谐统一的关系。加强国防建设抗衡美国威胁我国进入局部经济动员状态，不仅有利于加强国防建设，本身也具有强大的威慑力量，意味着中国已攥紧了拳头，随时准备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打击台独分裂祖国行径，抗衡美国的军事干涉威胁。中国表现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能够震慑美国反华和台独势力，迫使它们对反华行径三思而后行，不战而屈人之兵。实行局部动员经济之后，我国政府能以较少的财政经费，调动更多人力物力资源，以当年制造“两弹一星”的精神，迅速加强国防高科技工业建设，形成抗衡美国霸权的威慑力量。我国应拥有更多的各种核弹头，飞越大平洋的洲际战略导弹，以及遨游海洋深处的核潜艇。我国还应加强常规军备建设，生产更多的精密制导巡航导弹，先进的歼击机、轰炸机和舰艇，加速海陆空三军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我国还应大力发展宇宙航天工业，作好下一世纪爆发太空战的准备。我国实行局部的动员经济，有利于通过发展国防工业，缓和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加快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帮助国有企业克服困难。美国等西方国家普遍将发展国防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调节手段，用以缓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危机，刺激社会需求和增加就业机会。加强国防并不意味拖经济建设后腿，因为，加强国防不仅会刺激经济需求，还有利于保卫和平的经济建设环境，防止美国像对付南斯拉夫那样，大肆摧毁其工业企业和社会基础。我国实行动员经济加强国防建设，在不远将来获得抗衡美国的实力，并非是遥遥不可预期的幻想。二战后初期，前苏联工业仅仅相当于美国三分之一，后来发挥计划经济特有的动员优势，迅速建立了抗衡美国的强大军事实力。当前，我国民用、国防工业均有相当实力，实行动员经济进一步加速发展，十年内争取?上一个新的台阶，拥有的战略导弹和高科技先进武器，很可能大大削弱美国对华军事优势，迫使其完全放弃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确保和平建设和国家统一不受侵犯。当然，我们应吸取前苏联的教训，不追求武器数量上追赶美国，而强调形成充分有效的抗衡力量，同时重视“软硬”两条战线，防范美国隐蔽经济战的攻击，西方媒介的意识形态宣传攻势，旨在动摇我们制度信心的攻心战。我国还应充分重视发展民用工业，改善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完善社会保障确保充分就业。我国实行局部动员经济，采取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军用与民用相结合的政策，能够正确处理好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防止前苏联集中计划体制的弊病，片面强调国防而忽视民用工业。我国应将加强国防和改善人民生活，看成保卫祖国的“硬软”两场战争，动员充分资源确保获得全面胜利。我国还应通过加强国防建设之机，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既定方针。国防的科研开发能刺激科技进步，美国二战中的重大科技发明，推动了战后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应通过实行局部的动员经济，大力加强国防民用高科技产业，调动充分资源推进科教兴国战略，许多国有企业可改造成科研试验厂，广泛吸收政府企业的多余科技人才，既能消除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安排科技干部防止宝贵人才流失，又能大大充实科研创新物质基础，开发军民两用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国防及民用国有工业的技术改造，更好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我国国际地缘战略利益美国具有谋求单极世界霸权的野心，因此，它在世界各地都有地缘政治利益，到处都想扩大经济军事势力范围。中国虽然不谋求霸权，但是，为了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保卫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也有自己的国际地缘政治利益。新中国成立后，曾支援抗美援朝、援越，挫败了美国包围中国图谋，在周边地区建立了缓冲屏障。前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之后，朝鲜在经济军事上陷入孤立境地，原有的贸易合作关系发生中断，许多工业企业陷入停产状态，农业反复遭受洪旱灾害饥荒严重。倘若朝鲜半岛的局势能够维持稳定，美韩朝三方都会需要中国的合作，有利于增加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倘若朝鲜爆发激烈的社会政治动荡，驻韩美军可能直接开到鸭路江边，缓冲屏障消失形成直接军事威胁，我国延边自治区也可能出现不稳定局势。当前，前苏联的哈萨克等中亚地区共和国，改革陷入了困境社会局势不稳定，倘若这些国家分裂主义势力泛滥猖獗，也必然影响到我国新疆省的社会稳定。西方软战争造成我国周边国家社会不稳定，还可能趁中亚、蒙古陷入困难之机，诱惑拉拢这些国家加入北约集团，从而对我国构成新地缘战略威胁。二战后，美国因战时工业生产过剩陷入萧条，后来为谋求其国际地缘战略利益，曾通过马歇尔计划扶植西欧、日本，这种冷战压力下被迫进行的近乎无偿援助，反而为美国过剩产品扩大了销路，促使美国经济走出低谷恢复增长。当前，我国面临着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各种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严重积压，我国应借鉴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的经验，调动部分过剩生产能力和多余物资，向朝鲜、中亚、蒙古等周边国家提供援助，既能促进我国的国际地缘战略利益，还能加速经济增长扩大社会就业。有些人认为朝鲜对改革态度不积极，因此不应同它扩大经贸合作。冷战时期美国为了遏制封锁中国，曾扶植蒋介石、李承晚的独裁政府，向台湾、南韩提供大量经济军事援助，以贸易优惠待遇扶植其出口加工业。中国志愿军曾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应该体谅朝鲜在强大压力下的处境，尊重它根据国情选择改革的道路。有些人认为朝鲜困难是经济体制造成的，提供援助帮助它也不会见效，这种看法有片面性。实际上，朝鲜建国五十年来，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严重饥荒，取得了相当工业化建设成就，其人口仅仅相当于两个北京市，能自己制造军火、导弹和卫星，抗衡美国驻军的强大军事力量，当然这样作的代价是很大的。朝鲜作为小国面临着美国强大封锁，缺乏经贸分工合作很难长期生存。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无论从国际的人道主义，或从自身国际地缘战略利益，都应设法从长期经贸合作的角度，帮助朝鲜克服困难保持稳定。中国应考虑派遣工农业经济专家，详细考察朝鲜的实际经济困难，采取计划与市场结合并举的办法，安排一批拥有过剩能力的国有企业，同朝鲜形成贸易分工合作关系，向其提供紧缺的关键性设备、零件和原料，帮助其工业、能源体系恢复运转，有针对性兴办合资工农业企业，共同开发朝鲜丰富的矿产资源，委托其进行来料加工，转包一些出口加工类业务，帮助朝鲜赚取外汇发展外贸关系，合作进行粮食、畜牧、渔林业开发，还应利用过剩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采取实物长期贷款或以工代赈的形式，帮助建立抵御旱洪灾的水利设施，开展军事合作提供一般武器装备，缓解朝鲜工业生产军火的压力，从而用更多资源生产民用产品。七十年代，中国还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霸，无私提供援助帮助独立发展，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正是在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支持下，中国挫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反对，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成功突破封锁重返国际政治舞台。正因中国具有国际大国的影响力，迫使西方国家对中国刮目相看，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环境。当前，西方强迫第三世界推行自由化改革，许多国家陷入困境社会贫困加剧，中国仍应继承以前的优良传统，采取政策性与市场性相结合的办法，积极开展同第三世界的经济合作，缓解社会贫困培养自主发展能力，有利于团结第三世界共同反对霸权，争取建立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抵御台湾经济外交维护国家主权。加强水利建设抵御洪灾威胁洪涝灾害频繁发生的严峻威胁，迫切要求实行局部动员经济，迅速大大提高防洪抗洪能力。的确，动员全社会力量抵抗外来威胁，包括侵略战争和自然灾害等等，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31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国民党政府自称动员了数百工人，十部水车和数千条麻袋，沿江各大城市均受灾惨重，而54年，仅武汉参加抗洪的大军就有20多万人，98年全国动员抗洪大军八百多万，比解放前大大减少了生命财产损失。但是，我们不能将特有的动员优势，仅仅用在事后抗洪抢险上，而更应用在兴修水利设施，事先预防洪涝灾害的发生。90年代洪水连续多年造成巨大损失，充分说明了水利建设的严重滞后，我们必须将加强水利设施建设，放到防御战争同样的战略高度，因为洪水和战火都是同样的无情。98年特大洪水中，万里江堤经过长期冲击浸泡，很难再抵御同样严重的洪水，全国许多大江大河的堤坝，都是按二十年一遇的标准建造，广大农村地区的水利设施，多是人民公社时代修建的，60％以上已严重老化失修，无法应付自然气候环境变化下，特大洪水频繁发生的严峻威胁。水利建设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据计算效益投入比高达一百比一，但是，倘若单纯依靠市场经济的调节，很难调动大量过剩的人力物力资源，投入无法直接赚钱的水利建设。因此，我们应实行局部的动员经济，采取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办法，迅速动员资源投入水利建设，加固大江大河的防洪堤坝，修建一大批蓄洪大中型水库，同时清挖淤泥、疏通河道，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自古以来，兴修水利，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大禹治水，传为千古佳话。日本占领台湾时期，为了掠夺当地资源，也兴修了一些水利设施，无意中有利于普通百姓，这是台湾省人痛恨日本统治，不如东北人、朝鲜人的原因。我国政府通过广泛动员，大大加快水利建设步伐，无疑将广泽恩惠于民，必然有效提高政府的威望。支援落后地区促进平衡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同西南内陆、边疆地区间差距扩大，如何促进地区间均衡发展成为重要战略问题。如何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存在困难，特别是当前通货紧缩的条件下，落后地区经济更是首当其冲，生产过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落后地区加工企业更难生存，从事自然资源采掘开放的企业，也因原材料价格下跌陷入困境。新疆、内蒙、甘肃少数民族集中，当地经济困难职工纷纷下岗，影响人民生活不利于社会稳定，容易被人利用激化民族矛盾。中亚各国经济改革陷入困境，穆斯林分裂主义势力活动猖獗，随着边疆省份扩大开放发展边贸，毒品、武器走私活动容易泛滥，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潜在隐患。这些问题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未雨绸缪及早消除社会隐患。二战结束后，美国战时的庞大工业生产严重过剩，只顾本国私利四处倾销激起强烈反对，后来冷战压力迫使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以近乎无偿援助的低息长期贷款，帮助西欧、日本和韩国的经济重建，反而促使美国摆脱了严重的经济萧条。我国实行局部的动员经济，也应借鉴马歇尔计划的成功经验。在冷战的强大压力之下，美国能超越平时狭隘自私的思维方式，以战略气魄援助其它国家经济重建，甚至包括日本、德国的前敌对国家，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泱泱大国，更应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在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的条件下，果敢地拟定中国自己的“马歇尔计划”，支援落后地区促进经济均衡发展，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民族团结遏制国内外分裂势力。我国进入局部的经济动员状态，应采取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办法，动员大量闲置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发放长期的低息贷款或以工代赈，支援西南地区以及落后农村地区，加强水利、交通等社会基础设施，改善自然生态和吸引投资的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仅能缓解生产过剩增加社会就业，还能为沿海发达地区培育巨大的新兴市场。经过充分论证之后，还可考虑加速大西线调水计划，促使曾孕育古老文明的黄河上、中游地区，恢复从前水草丰美森林覆盖的原貌，实施再造一个中国的宏伟计划。西南边疆的战略敏感地区，应防止市场波动影响社会稳定，无论是生产就业和发展边贸，还是扩大同中亚地区经贸关系，都应充分依靠国有企业的力量，防止异己力量崛起失去控制，消除毒品武器走私泛滥的温床，防微杜渐遏制国内外分裂势力，避免重演阿尔巴尼亚改革失败，南阿边境毒品武器走私猖獗，最终爆发科索沃暴力分裂活动，美国趁机侵略南斯拉夫的悲剧。防范爆发全球大萧条的冲击99年上半年，在出口大幅度滑坡的不利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效益出现了明显改善，这一方面说明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出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一方面也说明扩大国内需求的特殊意义，对民族工业生存和增加就业至关重要。八十年代，我国实行计划于市场相结合，扩大开放的同时注重保护国内市场，国有、集体和三资企业都蓬勃发展。92年以来，我国片面强调市场与开放的作用，忽略了计划与保护的重要性，外资企业猛增挤占了国内市场，国有企业效益连年下降，职工下岗人数急剧上升，银行坏账积累潜伏隐患。这种状况应引起重视及早纠正，以免出现拉美的“社会贫困化增长”，即引进外资扩大出口之后，经济增长反而导致了社会贫困。99年政府的扩大内需政策初见成效，我们应沿着实践指明的方向乘胜追击，进一步进入局部动员经济状态，为国有企业开拓充分的市场空间，彻底克服亏损困难和职工下岗矛盾，纠正盲目引进外资的负面效应，弥补出口下降造成的需求萎缩，做好防范爆发全球大萧条的准备。当前，有些人为美国股市暴涨所迷惑，误以为世界经济形势高枕无忧。实际上，美国泡沫经济症状越来越严重，繁荣鼎盛意味着已濒临崩溃，泡沫崩溃的历史经验足以为鉴。我国尽快实行局部的动员经济，不仅能有效克服出口萎缩的困难，还能为防止爆发全球经济大萧条，及时修筑一道抵御冲击的防火墙。一旦大萧条导致全球市场需求萎缩，我国不仅能迅速动员启动充足国内需求，抵消出口大幅度萎缩造成的影响，还能像当年前苏联利用大萧条那样，大量采购国外廉价的机器设备、原材料，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和技术进步，大大提高我国工业实力和综合国力。当前，在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的条件下，我国正丧失吸引外资的市场吸引力，新的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多年下降，来华外资企业也因市场萎缩纷纷撤离，我国进入局部的动员经济状态，扩大国内需求并消除严重生产过剩，能大大提高我国市场的国际吸引力。但是，我们应吸取以前盲目开放的教训，珍惜国内市场资源谨慎扩大开放，还应利用市场潜力作为谈判战略筹码，同团结世界各国共同反对霸权，遏制台独维护统一的战略目标挂钩。我国实行了局部动员经济之后，即使长期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能动员国内资源保证高速经济增长，一旦加入世贸组织后开放市场，国外过剩产品涌入冲击民族工业，局部动员经济能有效启动国内需求，最大限度地缩小大量进口的强烈冲击。调整国有企业合理战略布局八十年代，我国大多数工业领域中，国有、集体企业占绝对的优势，能较好服从国家的计划指导，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国有企业效益一直稳步增长，亏损面保持在10％左右的低水平，从未出现职工下岗等社会问题。92年经济过热中，私营、外资企业数量迅猛增长，所占比重三年猛增了三至五倍。私营、外资企业不愿进入投资大的基础产业，大量涌入市场饱和的加工行业，大大加剧了重复投资和生产过剩，工业结构和经济效益不断恶化，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日趋严重，社会收入差距也显著扩大。当前，我国无论是贯彻中国式新政政策，或是实行局部的动员经济，扩大社会基础建设启动内需，克服通货紧缩增加社会就业，加快关键性、支柱性产业的发展，加强国防工业抗衡美国霸权威胁，国有企业都必须发挥主力军作用，因为，国有企业才能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单纯追求狭隘的产权利益，勇于采取力挽狂澜的‘反周期’行为。无论从工业产值、投资和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机械等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能够通过广泛的产业间联系产生强大辐射作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摆脱经济疲软的困境。因此，当前的任务不是降低国有企业比重，而只有大力发展国有企业才能摆脱困难。我国进入局部的动员经济状态，不仅能动员闲置的社会资源，迅速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困难，还能提供大量新发展机遇，促使国有企业重振昔日雄风。有些人认为当前必须依靠民间资本，但实际上，民间私人资本属于敏感的跟进资本，经济繁荣时可能导致过度投机，而通货紧缩时则纷纷撤退加剧萧条，如37年美国经济一有风吹草动，私人投资立即下降了50％。因此，当面临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战争和自然灾害威胁的困难时期，无论是任何国家都必须依靠国有企业，扩大公共投资来克服经济困难，这正是大萧条、二战期间，西方国家大力推行国有化的原因。二次大战后的重建时期，无论西方或南韩、台湾，国有企业都起带头军作用，公共投资充分拉动了经济增长，民间私人投资才纷纷跟进。当前中国也面临同样的情况，民间私人资本正纷纷撤资，正是国有企业拉动着经济增长。有些人认为国有企业应退出竞争性行业。实际上，几乎所有关键性产业都属于竞争性行业，包括金融、机械、冶金、高科技等，这些产业对于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增强国家实力和国防建设至关重要，倘若国有企业退出所有竞争性行业，意味着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权，可能落入少数富人或外国资本手中，而中国新兴民族资本力量薄弱，因此，命运很可能是重演解放前的悲剧，外国资本控制着中国经济命脉，民族资本在市场夹缝中苟延残喘。由于国有企业是国家的财政支柱，其瓦解还意味着国家丧失凝聚力，国防建设失去强大的物质基础，科教、文化和社会保障失去经费来源，不念养育之恩却鼓吹私有化的学者，也会失去衣食父母和工资来源。前苏联曾经依靠国有企业的力量，支撑着超级大国的强大国防实力，向全体人民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私有化却促使国家财政陷入危机，工业科技和国防建设严重衰败，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瓦解。目前，俄罗斯竞选中最时髦的口号，已不再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而是“反私有化”收回被掠夺的资产，非共产党的党派也正以此拉拢选民。有些人认为凡是经营困难的行业，国有企业都应采取各种方式退出，但实际上，国有企业困难不是所有制造成的，而是92年泡沫经济造成数千亿元损失，超过了国有企业80年代亏损十倍以上，引起一系列泡沫后遗症的连锁反应，导致经济失衡和市场疲软造成的。国有企业顾全大局的社会稳定功能，恰恰有利于缓和泡沫后遗症的各种症状，而国有企业退出必然导致经济的恶性循环，美国29年大萧条的教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前通货紧缩的困难形势下，私营企业正在纷纷退出，国有企业一有困难也要退出，宏观形势必然进一步恶化，甚至可能触发经济萧条。倘若凡是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都退出，那么就几乎要退出所有的行业，但是，这样不但加剧泡沫经济的后遗症，而且退出之后便毫无出路可言，结果不但是国有经济的全面瓦解，还会导致国民经济的崩溃，因此，国有企业的退出应该作为个案处理，以免形成“兵溃如山倒”之势，引起需求萎缩和宏观形势恶化，加剧各类企业的经营困难。机械、冶金、化工、通讯等行业，具有技术复杂和固定投资大的特点，需要进行产业间的密切协调合作，私人资本缺乏进入能力和动力，倘若推行了国有企业退出的错误主张，意味着失去关系国家命脉的重要产业。实际上，几乎所有竞争性行业中，都有大量经营出色的国有企业，包括纺织、家电、饭店、餐饮等等，因此，不必人为设置不准国有企业经营的障碍。实际上，国际上并没有行业进入或退出的标准，80年代，美英大肆鼓吹的私有化浪潮，恰恰是国有企业退出垄断战略性行业，包括煤气、水电、通讯和交通等公用事业，是出于意识形态和谋求私利达的目标，许多发展中国家受骗上当，如乌克兰将国有工业企业廉价卖给外国，拉美国家出售战略性国有企业偿还外债，结果乌克兰的工业城市变成了死城，拉美国家公有事业收费标准猛增数倍，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由此可见，倘若我们将西方国家作为规范标准，盲目地追随其鼓吹的所谓国际潮流，也会重蹈拉美、前苏东国家的灾难覆辙。当前，大多数国有企业面临着严重困难，不具备大规模股票上市的条件，采取包装上市办法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强迫推行产权行多元化只能“拉郎配”，必然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秩序，因此，所谓引入民间资本是不切实际的主张。对于经营状况良好的国有企业，应根据股票市场的资金供应能力，有条不紊地通过股票上市筹集资金，但是，其目的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国有企业，而不是以出售国有产权的方式退出。无论经营好或坏的国有企业都要退，无论是国有实物资产或股票都要卖，但是，这样必然造成政府税源的重大损失，还会堵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出路，结果必然是动摇公有制的主导地位，隐蔽地用民间私人资本取而代之。所谓以民间资本取代国有资产，股权出售和“靓女先嫁”等主张，用社会化或多元化来包装私有化，实?上是对公有制丧失了信心，寻找各种隐蔽借口变相搞私有化。其实，这些人是将私人资本看作民间资本，而将全体人民拥有的公有产权，看作是与人民利益对立的官僚资本，但是，私有产权单纯为了谋求最大私人利益，而国有资产才是全民所有的民间资本，从其一贯的经营目的和行为来看，始终是为了全社会和劳动者的利益，具有脱离了狭隘产权利益的高尚品质，绝非许多人隐晦认为的官僚资本。旧中国公司制、股份制的私营企业曾广泛存在，却未能实现工业化并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正是所谓“产权模糊”的国有、集体企业，以撑起民族工业的脊梁和保障人民生活为己任，仅用数十年实现了西方数个世纪的工业化历程，建立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实力，因此，国有企业不是产权模糊的落后企业制度，而是成功挽救中国命运的现代企业制度。有些人主张国有企业的退出方式，应通过股份化和公司化改造，采取出售股权、多元法人投资，贷款购股或持股基金会等形式，还认为这样做不同于俄罗斯的私有化，后者只采取了“分”和“送”形式。实际上，俄罗斯私有化的主要形式，正是对小型国有企业出售拍卖，对大中型国有企业股份化。俄罗斯私有化的初期阶段，是对股份化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私有化凭证的形式分配股权，而后来则尝试了所有上述产权改革方式，包括出售股权、法人购股，以及贷款购股和持股基金会，用社会化或多元化包装私有化，等等。但是，事实证明，后来各种私有化方式造成的恶果，甚至远远大于初期的私有化凭证分配，出现了政府和企业的腐败领导人，纷纷利用手中职权进行私有化寻租，以更加模糊复杂的产权重组形式，进行“贵族强盗式的野蛮掠夺”，导致俄罗斯的企业投资连续下降，大量资金被非法地转移到海外，形成了控制经济命脉的寡头阶层。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先生撰文最近指出，“俄罗斯在95年后在臭名昭著的‘贷款换股份’，实际上变成了不合法的私有化”，“向私人贷款用来购买这些企业，或按照贷款换股份协议，以政府企业股份做抵押向政府申请贷款。谁拥有银行的控制权或特殊关系，谁就能大量廉价收购或掠夺国有资产。金融特权就意味着收购国有企业的特权。表面上腐败不那么直接，程序比政府官员将国有资产直接送给朋友还要不透明。由于存在腐败和利用职权，由此形成的私有权削弱了国家利益，危害了社会秩序”。叶利钦上台曾经以“反腐败”为号召，但现在正沸沸扬扬的洗钱丑闻，牵涉了他的家族和几乎所有政府高官，都涉嫌将巨额非法财产转移到海外个人账户，美国《新闻周刊》以“盗窃国家”称呼俄罗斯。斯蒂格利茨还批评了西方鼓吹的持股基金会，“当认识到股权过于分散问题时，西方通常建议成立投资基金，就像华盛顿共识在捷克推行的，这个‘解决问题方案’的明显问题是，凭证投资基金比它们所拥有公司，本身还存在着更大的‘公司管理’问题，大多数人认为凭证投资基金将完成监督的任务，但由谁来监督监督者呢？改革的结果是凭证投资基金，变成了高度权力滥用的工具”。［31］由此可见，任何出售国有产权的改革方案，尽管不是采取直接分或送的形式，都必然给政府和企业的领导人，提供的谋求私利的动力和机会，促使他们打着改革的高尚幌子，间接通过不透明的暗中交易，以合法形式进行强盗般的掠夺。改革者即使最初可能是纯洁的，产权交易潜在的谋私刺激和机会，也会促使改革者忘记社会初衷，丧失关心企业经营的动力和耐心，而倾心于利益更大的资产掠夺，最终导致改革者的变质和堕落。产权改革者的腐败寻租行为，会远远大于国有企业经营者，一个是水渠管理人一时多用些水，而另一个是永久掠夺整个水库资源。近年来我国进行产权改革中，尽管中央反复强调不搞私有化，各种改革形式不以出售为主，但是，各地领导总是误解中央的精神，廉价出售赠送现象泛滥成风。正因如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宜过快推广，必须经过较长时期的试点，反复观察正负效果并总结经验。第六章　世纪之交的沉思：回顾沧桑变迁当前，人类文明以及中华文明，都面临着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经历了上千年的沧桑变迁，特别是二十世纪的社会剧烈动荡，走到千年之交和世纪之交的门槛，值得回顾一下历史的经验教训，展望历史转折关头面临的新挑战。关于进入2000年的世界前景，西方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世界将进入富裕和平的全球化时代，信息技术将人类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跨越国界的一体化市场促进各国的和谐发展，仿佛了成了相互依赖共同生存的“地球村”；还有一种则认为意识形态的冲突，将让位于更加危险的各种文明的冲突，强者总是迫使所有受他们支配的人们，接受自己的文明准则和价值观念。对于世界各国的善良人们来说，无疑会敞开胸怀拥抱前一种观点，而对后一种观点则根本不肖一顾，他们相信“冷战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世界已进入了“冷战后时代”，“缓和”已代替“对抗”成为历史趋势，经济全球化正促进各国的和谐发展，“和平与发展”乃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但是，善良中国人虽然喜欢祥和吉利，却在千年之交和世纪之交的时刻，看到的仿佛都是不吉利的凶兆，美国给世界送来充满血腥气的贺礼，先是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接着美国导弹野蛮夺去了同胞生命，美国还公开宣布了新干涉主义战略，赤裸裸暴露了谋求世界霸权的野心。尽管善良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迹象，似乎验证了文明冲突论的不祥预言，但是，他们却越来越紧密地拥抱着“全球化”，仿佛这是化解国际冲突的“灵丹妙药”。殊不知，“全球化”也并非什么新鲜事情，回顾历史就会清楚看出这一点。（一）、全球化对世界来说并不陌生数千年来，中华文明曾是最富裕、强盛的文明，但是，它从来没有倚强凌弱谋求世界的霸权，而是以和平方式同各国进行着友好交往，但是，西方文明崛起的短短两、三百年中，却将弱肉强食的野蛮规则强加给全世界，将全世界各种文明都带入了危险境地。大英帝国凭借着工业革命和航海技术，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扩张贪欲相结合，率先四处侵地掠财建立了“日不落帝国”，众多西方列强紧随其后竞相效仿，世界仿佛变成了群狼激烈角逐的竞技场。尽管那时西方强加的“全球化”潮流，也曾伴随着科技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却给亚非拉众多民族造成了深重灾难。今天，有些人将近代中华民族的不幸遭遇，归罪于自我“封闭保守”和儒家文化，但是，那时遭到不幸的又何止是中华文明？曾经一度灿烂辉煌的印度文明、埃及文明，甚至作为西方文明源泉的希腊文明，也都在弱肉强食的文明冲突中惨遭厄运。难道说我们应该责怪这些文明都“封闭保守”，因而落后于“先进的、开放的”西方文明吗？“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乃是丛林竞争中猛兽奉行的残酷法则，难道居然也应该成为人类文明的准则吗？非洲大陆据说曾经是人类的起源地，数百年前曾接待过文明、友好的中华使者，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以儒家的“仁义礼仪”，来对待相对落后的非洲文明和部落居民。但是，非洲随着西方文明到来却面临灭顶之灾，无数非洲黑人像牲畜一样被掳掠为奴。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召开专家会议，提出一份报告称在十五至十九世纪期间，非洲因奴隶贸易损失了两亿一千万人。奴隶贸易造成非洲劳动力的大量流失，从1650至1850年间，欧洲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增长了24％，而非洲人口所占比重却下降了56％。仅1783至93年的短短十年中，英国利物浦商人从西非运出奴隶三十多万人，获利一千二百万英镑。斯塔利亚夫在《全球分裂》一书中记述到，“先是从内地跋涉到沿海的旱路，继而是惊涛骇浪飘洋过海前往新大陆的中途转运，几经折腾，就断送了3600万条生命。非人的拥挤，窒息的炎热，恶劣的饮食，奴隶苦不勘言，往往蹈海自尽”。［32］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据说是一万多年前的冰河时期，途经白令海峡迁移美洲的亚洲人种，他们虽然脱离了祖先文明的“束缚”，却遭到了更为悲惨的种族灭绝命运。印第安人曾友好地接待了英国殖民者，帮助他们适应环境度过最初的难关，但是，随着殖民者扩张欲望膨胀爆发了冲突。北美殖民当局一个立法会议曾作出决议，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骨或俘获一名印第安人，赏金40英镑。1720年又宣布，每张头盖皮赏金增至100英镑。1744年又在马塞诸塞州宣布，每剥一名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赏新金币100镑，俘获一名男子赏金105镑，俘获一名妇女和儿童赏金60镑，剥一名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赏金50镑。就这样，随着崇尚自由的英国殖民者的带来，数千万印第安人不仅失去了自由，而且被残酷的屠杀夺取了生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英国统治着全球殖民帝国的时代，历史居然同今天有着惊人的相似。十八、十九世纪也曾经流行过一种时髦的潮流，叫做“世界主义潮流”，也曾流行过一种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就是亚当·斯密创立的“自由贸易理论”。英国大肆宣扬表面上关心全人类的“世界主义”，鼓吹通过“自由贸易”促进各国和谐发展，但实际上，却是为了凭借领先的工业实力独占世界市场。当时英国正借助“炮舰政策”向世界各地扩张，强取豪夺地掠夺殖民地的财富和资源，但是，英国统治阶层却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宣传，资助御用经济学家发明“自由贸易”理论，还通过“机密费”操纵世界各国的舆论，将其损人利己的政策包装成“世界主义”。十八世纪，亚当·斯密发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时，曾获得了英国东印度垄断公司的积极资助，为摧毁英国工业品进入别国市场的壁垒，提供了迷惑社会舆论的强有力理论依据。当时代表大贵族利益的英国垄断公司，正凭借英国政府的坚船利炮四处掠夺，甚至干尽贩卖奴隶和鸦片的坏事，亚当·斯密无视英国垄断资本谋私的罪恶，却编造了一只美妙的“看不见的手”，宣扬私有产权不受限制地追求自身私利，自由市场经济却会自发地实现社会利益。亚当·斯密创立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不单纯是具有辩护色彩的“庸俗理论”，而且是具有强烈的“进攻性”色彩，为英国垄断资本谋求私利的隐蔽战略工具。当年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如德、俄、美等国，曾经因被英国所欺骗遭受了巨大损失。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曾崇拜亚当·斯密的学说，但是，德国工业遭到“自由贸易”扼杀的残酷现实，迫使他重新思考并创立了贸易保护理论。李斯特曾著书批评亚当·斯密，有意鼓吹忽略国家利益的“世界主义”，仅仅有利于少数强国而不利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美国的先贤华盛顿和林肯前总统，他们发动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也是为了反对英国的“自由贸易主义”。美国轻信英国宣扬的“自由贸易”时期，本国工业曾经长期一蹶不振，为了摆脱作为英国原料产地的依附地位，美国历史上曾同英国爆发过两次战争，英国为了扼杀美国工业和独占世界市场，曾对美国进行全球范围的封锁和围堵。美国、德国和日本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曾长期实行高关税政策保护本国工业，坚决反对英国损人利己的“自由贸易主义”。正是在这一盛行“世界主义”潮流的时代，中国被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大门，被迫卷入了西方主宰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二）、回顾中华民族崛起的艰难历程今日，有些中国人非常崇拜西方文明，羡慕其自由、开放和生活富裕，自卑自己祖先贫穷落后导致挨打，责怪儒家文化过于“封闭保守”。但是，海外华裔学者杨文静撰文指出，数千年的漫长历史岁月中，中华文明一直遥遥领先于西方，比欧洲任何地区都富裕和开放。中国曾经同世界各种文明友好交往，通过历史悠久的古丝绸之路，开辟同阿拉伯国家和西方的贸易，唐朝曾有十万外国客商云集长安，还吸收了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又将汉字文明传播到了朝鲜、日本。显而易见，我们的祖先并非那样“自我封闭”，也没有自高自大地盲目排外。倘若西方传教士也像印度佛教徒一样，恐怕不会激起民间的义和团运动。西方一些学者也撰箸写道，尽管进入工业革命时代，西方的生产力获得很大进步，但直到爆发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仍居世界第一，对英国的商品出口远远大于进口，甚至每年有上百万两白银贸易顺差。正是英国不愿遵循公平贸易原则，不惜大量从事肮脏的鸦片贸易，结果造成了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导致了大量白银外流和经济萎缩，民众沾染恶习社会动荡不安。当中国为维护民族利益禁运鸦片时，英国却使用武力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强迫中国开放门户并索取巨额赔款。看到英国从中国掠夺了的巨大财富，众多西方列强垂涎欲滴纷纷要求利益均沾，一个曾经富裕、强盛的善良的文明古国，仿佛转眼间被一群猛兽撕咬得鲜血淋漓。自此中国根本丧失了国家主权，只好依照西方规定的游戏规则，纳入了西方主宰的“自由贸易”体系。今天，当许多中国人羡慕西方市场经济，迫切希望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之时，旧中国一百多年开放门户的曲折历史，纳入西方全球化体系的痛苦经历颇值回味。近代史上，中国对于经济全球化并不陌生。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一直借助炮舰推行所谓“自由贸易”，强迫中国拆除阻碍商品、资本流动的壁垒，迫使中国接受西方列强倡导的经济全球化。旧中国曾被迫实行一百多年“开放的市场经济”，实行“国际接轨”并按西方“规范惯例”运作，西方跨国公司曾自由进入中国沿海和内地，旧上海曾是全世界的三大贸易金融中心之一，西方跨国公司、跨国银行曾云集上海外滩，各种商品、外汇、证券、期货市场一应俱全，其外汇金融市场交易和投机活跃的程度，仅次于英国的伦敦和美国的纽约。旧中国不仅早就有了“产权明晰”的私有制，而且还广泛实行公司制和股份制，旧上海的股票市场不仅买卖现货而且交易期货，不仅能买到中国股票而且还能买外国股票。西方跨国公司还在中国大量投资开设企业，遍布铁路、航运、工矿、金融、贸易等领域。这种经济景象乍一看来，似乎接近眼下不少人追求的“规范市场经济”，但是，纳入当时西方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开放市场”，仿佛就像将羊的血管接在恶狼的身上，高效率地吸噬中国的社会财富和自然资源，无论是“产权明晰”的公司制、股份制，还是遍布旧中国大地的私有企业和跨国公司，不仅始终未能帮助旧中国实现工业化，倒是将劳苦大众置于残酷的剥削掠夺之中。西方金融投机家攻击东南亚国家的作法，其实并非是现代全球化经济的新发明创造，当年西方金融资本通过操纵旧中国外汇市场，从中国货币白银贬值中掠夺了大量社会财富，通过控制其他市场掠夺的财富更是无以计数。据有关史料统计，从1864至1932年间，按中国银元对美国比价计算，中国从货币贬值蒙受的损失，高达一百六十多亿银元的损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丧失了自主制订关税的主权，被迫将关税大幅度降低为几分之一，外国商品享受种种免税特殊待遇，而国内生产产品却面临种种苛捐杂税，民族工业因此遭到了沉重的打击。［33］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利用西方列强无暇顾及的喘息之机，民族私有工业曾一度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各国的跨国公司又卷土重来，加强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民族私有工业顿时陷入严重萧条之中；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垄断资本又图谋独占中国市场，利用大量过剩商品和军火向中国进行倾销，1946年中国沿海二十二个城市中，有60％左右的民族私有企业停业破产，平、津两市民营私营工厂倒闭十之七、八，青岛的民营私有工业几乎全部歇业，沈阳三千多家公司中倒闭了两千多家。一百多年来，在西方倾销廉价优质产品的打击下，中国民族私营工业如同“风烛之光”，始终未能摆脱“危在旦夕”的处境。许多中国人错误地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在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只要下决心实行开放的市场经济，同国际规范接轨并且按国际惯例办事，包括引进西方规范的公司制和股份制，纳入全球化的商品、资本市场体系，就能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实际上，自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经历过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在西方控制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体系中，始终处于外围资本主义的从属地位，这种依附型的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民族私有工业根本无法获得充分发展，必然具有强烈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旧中国三十年代著名人士章士钊先生，也曾提出不应信奉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而应实行德国李斯特的“保护主义”，无奈是否实行“保护”并非是理论上的失误，旧中国当时是西方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已经根本丧失了保护民族经济的国家主权。我们的先辈曾在资本主义道?上拼死挣扎，却始终未能摆脱民族生存面临危难的命运，为了动员广泛的社会民众挽救国家危亡，在革命事业中付出了数千万人生命的代价，推翻了万恶的依附型“开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换来了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应时刻牢记社会主义制度的来之不易，切不可轻率地回头去补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课，也不应盲目轻信西方宣扬的经济全球化，主动放弃保护本国民族经济的国家主权。今天某些人谈论中西方差距和改革面临的困难，总是将其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企业，将希望主要寄托于非公有制企业和“国际接轨”，但是，倘若我们回顾中国的近代史，不难发现旧中国早就有产权明晰的公司制、股份制企业，也有门类齐全的股票、商品、外汇、期货市场，外商投资、合资企业也曾遍布中国大地，但是，私人资本积累和工业发展速度非常缓慢，西方列强可以任意欺负、掠夺和侵略中国，民族私营企业只能在跨国公司占领市场的夹缝中苟延残喘。由此可见，令人困惑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为何落后，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为何效率低下，而是社会主义和公有制企业为何拥有如此巨大的优越性，实现了一百年来无数先辈梦寐以求的夙愿，雪洗了中华民族近代史上蒙受的奇耻大辱，根本摆脱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面临的威胁，这才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兴衰和改革成败，而又迫切等待国人解答的真正的谜。为何旧中国既有“开放的市场经济”，又有“产权明晰”的公司制和股份制，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上拼命挣扎了上百年，工业基础和综合国力却非常薄弱，始终无法摆脱贫困落后和民族危难的局面？为何尽管西方列强长期封锁遏制新中国，计划经济存在着某些体制僵化的弊病，经济建设中还多次犯了左的严重错误，但是，新中国建设依然取得了巨大的辉煌成就，仅用三十多年就完成西方上百年的工业化历程，综合国力进入上百年来最强盛的时期，彻底摆脱了民族生存面临危险的局面？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无数革命先辈抛头撒血，为我们赢得了保护民族经济的国家主权。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掠夺和索取巨额赔款，搜刮走了中国发展民族经济的资本积累，又通过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控制了中国市场，扼杀了中国民族私有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使中国经济陷入了一穷二白的落后境地。有人说，旧中国的经济落后是战乱不止造成的，甚至认为是人民的反抗斗争造成的，但回顾历史，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中，西方列强暂时放松了对华的经济侵略，恰恰是中国民族工业的短暂繁荣发展时期，一旦世界大战结束，西方垄断资本又卷土重来，中国民族工商业又纷纷破产倒闭。由此可见，在诱惑人“世界主义”和“自由贸易”幌子下，西方垄断资本进行的经济侵略，对中国民族工业的打击更甚于战争灾难。旧中国也曾有交易活跃的金融证券市场，也曾有“优胜劣汰”的破产兼并机制，那不过是西方金融投机家的赌博乐园，是跨国公司廉价吞并民族私有企业的血泪史。（三）、改革开放良好环境须饮水思源现在人人皆知解放前后今非昔比，我国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许多人简单地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成就，都是“市场经济与对外开放”带来的。回顾中华民族崛起的艰难历史，不难发现解放前也有“市场与开放”，而且甚至远远超过了今天，但是，广大民众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综观世界，不难发现俄罗斯的市场改革更为规范，对外开放也更为全面、彻底，但是，却深深陷入泥潭无法自拔。这些事实提醒我们，“饮水不忘掘井人”，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今日的经济建设成就，同无数先辈的英勇抗争，建国前三十年的艰苦奋斗，也同样是无法分开的。有些人错误地认为，中国和西方之间存在的经济差距，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闭关自守”造成的，倘若中国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搞开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美国就会像对待台湾一样，扶植中国的资本主义。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早在抗日战争的炮声隆隆，中国和美国作为盟国浴血奋战之时，美国的权威国际地缘政治战略家斯皮尔曼，在谋划二战后的远东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时，早已将中国列为重点的战略遏制对象。二战结束后，美国果然趁其它西方列强衰落之机，大举进军并企图全面独占中国的市场。1946年，美国一方面提供军火支持国民党大打内战，一方面胁迫其签订了卖国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规定在投资、贸易、航运、金融、教育等方面，美国人享有与中国人同等的“国民待遇”。随着中国向美国的商品、资本敞开门户，美国大肆倾销的质优价廉的过剩商品，当年中国民族私营企业就陷入灾难之中，短短两年里中国沿海和内地的私营工业企业，大多数纷纷陷入了破产倒闭的悲惨境地。但是，美国没有料到其对华的经济军事侵略，反而激发了中国人民反抗的革命热情，武器装备落后的共产党军队，竟然打败了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朱自清先生“宁愿饿死也不吃美国面粉”，就是当年中国人民同仇敌忾，进行英勇反抗精神的真实写照。中国革命的胜利，实现了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渴求的夙望，赢得了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主权。美国看到丧失了独霸中国市场的机会，就效仿当年大英帝国对付自己的办法，对新中国进行长期的经济军事封锁遏制，企图以此来阻挡新中国的工业化步伐。美国为了将台湾变成“不沉的航空母舰”，被迫给予了大量援助并向其单方面开放市场，允许台湾退出西方主宰的关税贸易总协定体系，实行高关税政策保护当地民族工业的发展，给予其它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享有的特殊待遇。五、六十年代，一些拉美国家选举上台的民族主义政府，稍微采取了一些类似于台湾的保护措施，美国为了维护其跨国公司的投资贸易利益，甚至不惜策划军事政变并进行了血腥镇压，美国在危地马拉扶植的右翼军事独裁政权，其残酷镇压导致了数十万人民的死亡。由此可见，倘若没有无数革命先烈不惜生命进行拼死抗争，今天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只能沦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冷战时期美国的国际政治战略家早已深知，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优越性，单纯依靠美国的力量难以遏制其扩张趋势，正因如此，美国才改变了将德国、日本变成农业国的初衷，通过马歇尔计划大力扶植西欧、日本和台湾、南韩。尽管美国竭尽全力封锁遏制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仍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建立了包括重工业在内的完整工业体系，短短十多年完成了西方数个世纪的工业化历程。经过西方列强上百年的残酷掠夺，旧中国的工业资本积累非常薄弱，1949年时，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如钢产量美国相当于中国的582倍，英国相当于中国110倍，煤产量美国相当于中国的16倍，英国相当于中国的6．7倍，发电量美国相当于中国的90倍，英国相当于中国的13倍，化肥产量美国相当于中国的449倍，英国相当于中国的131倍，旧中国的机器制造工业几乎为零，汽车、拖拉机、机床产量方面，美国、英、法均相当于中国的数十万至数百万倍。但是，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建设，尽管有“文革”等错误造成的损失，到了1980年，中国的经济面貌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钢产量增长了235倍，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579倍，同日本的差距缩小了29倍，比英国超过了70％，比法国超过了60％；中国的煤产量增长了19倍，已超过英、法、德、日，居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中国的发电量增长了83倍，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83．6倍，同英国的差距缩小了13．1倍，同日本的差距缩小了9倍，比法国超过了60％；中国的原油、化肥产量几乎从零起步，一跃超过了主要西方工业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中国的机器制造业也几乎从零起步，机床产量迅猛增长了千百万倍，从汽车、飞机、各种工矿业设备，到洲际导弹、核潜艇和人造卫星均能制造。［34］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钢、煤、水泥、化肥、棉布的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位，发电、化纤、纺织轻工、各种家电产量位次均已列世界前茅。有些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主要归功于改革开放，用“后二十年”来贬低“前三十年”，但是，没有前三十年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就不可能击败美国冷战赢得良好开放环境，更不会有后二十年改革开放的硕果累累；没有前三十年中国钢铁工业增长235倍，为中国的全面工业化的奠定坚实基础，就无法发展机械、建筑、石化等重要产业，钢铁工业也无法在后二十年增长三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生产大国。今天人们经常指责计划经济时代“闭关自守”，但实际上，这种状况并不是我们的自愿选择，而是西方长期推行的封锁遏制政策造成的。新中国政府为了打破西方的封锁遏制，曾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外贸联系，高瞻远瞩地保持香港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作为新中国进行对外经济交往的重要门户。尽管西方通过封锁遏制向中国施加压力，但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并未被西方列强的威胁吓倒，而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短短三十年就建立起部门齐全的完整工业体系，根本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由此可见，从新中国诞生至改革开放之前，并不是一段“自我封闭”导致落后的历史，而是中国人民发扬大无畏的民族自尊精神，彻底战胜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遏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建设成就的光荣历史。的确，西方长期的封锁遏制给我们造成了损失，但是，并未阻止中国人民工业化建设的历史步伐，这充分地说明，国际经济贸易往来的机会固然重要，但是，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主权更为珍贵。近代史上西方列强曾逼迫中国人民作出选择，或者是“依附的开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者是“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华民族曾付出千百万先烈的生命选择了后者，历史证明这种悲壮的选择是正确的。今天我们固然应该珍惜扩大对外开放的机遇，但是，绝不应贬低当年捍卫民族尊严的历史选择，因为，正是中国人民不惧西方列强的封锁遏制压力，自力更生建立的强大工业体系和综合国力，才为我们赢得了平等互利地扩大对外开放的良好外部环境。当年美国为了保护民族工业不惜两度同英国交战，承受英国发动的全球经济军事封锁围堵，却从未谴责先辈犯了“封闭自守”的历史错误，难道曾不畏西方列强枪炮的中华民族子孙，竟然不珍惜自己先辈争取民族自强的光荣历史吗？尽管旧中国也曾融入西方的全球化体系，跨国公司也曾踊跃进行投资兼并活动，世界工业、通讯技术进步也曾突飞猛进，但是，西方全球化体系的生产关系制度安排，决定真正受益者仅仅是西方垄断资本，中国人民宁愿付出巨大牺牲忍受封锁，也坚决拒绝那种罪恶的全球化和开放市场。事实证明，正是中国在脱离西方体系的三十年中，才实现了一百年未曾实现的工业化夙愿，为今天平等互利扩大对外开放创造了条件。我们不应忘记当年罪恶全球化造成的灾难，不应忘记中华民族久经磨难的屈辱历史，不应抛开生产关系笼统地迎合西方全球化，因为，世界上没有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力，西方为谋求私利可以有意识掩盖这一点，但是，炎黄子孙却不应忘本苟同西方的论调。尽管美国对新中国长期实施了封锁禁运，不断在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军事干涉，但是，既没有动摇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意志，也没有阻挡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步伐。六十年代后期，美国深深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难以自拔，遭到了国内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迫使美国垄断资本重新思考遏制中国的战略。美国的战略家在同中国的反复较量认识到，美国通过封锁禁运阻止中国工业化的企图，已经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新中国已经成功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完整工业体系，包括重工业、民用工业和强大的国防工业，拥有了制造核武器和洲际导弹的能力，倘若美国继续执行敌视中国的冷战政策，只能像在越南战场上一样付出惨痛代价，因此，提议从“冷战”战略转变为“缓和”战略，局部放弃封锁遏制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有意给予一些贸易、技术、贷款方面的好处，利用经济依赖性作为谈判筹码和诱变手段。今天我们利用国际文化经济交流促进现代化，一方面应冷静地洞察美国的国际战略动机，一方面应牢记今天改革开放的良好外部环境，正是来自无数先烈英勇牺牲换来的民族独立，来自新中国不惧美国长期封锁遏制压力，维护民族尊严自力更生取得的工业化成就。值得指出，美国采取这种“软硬兼施”的手腕，也仅仅限于中国这样获得了独立发展工业能力，封锁难以奏效而且代价过高的大国。今天，美国仍不顾违反国际法和世界舆论的谴责，始终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古巴的封锁遏制。尽管有许多美国专家和学者也曾提出，为何不邀请大量古巴官员学者去美访问，用美国的高收入和物质消费作为攻心武器，来动摇古巴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但是，美国政府和国际战略家崇尚的是实力政策，他们根本不屑于给古巴这样的小国如此“恩惠”，甘愿不顾众多国家反对和违反国际法律，以赤裸裸的霸权顽固坚持对古巴封锁禁运。（四）、从战后“黄金时期”到新霸权秩序解放前资本主义的罪恶众所皆知，但是，为何今日资本主义似乎变了？究竟有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些变化？二战西方为何会出现“黄金时期”？为何冷战时期西方会进行社会改良？二次大战后，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在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促使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战后初期，美国曾打算凭借工业优势独占世界市场，但是，后来迫于冷战的强大压力，以及整个欧洲面临“赤化”的威胁，被迫实施了“马歇尔援助计划”，大力扶植西欧、日本、台湾及南韩的经济发展，以显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共同对抗和遏制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爱德华曾指出，美国的对外援助总额的百分之八十，提供给了社会主义世界的周围国家和地区。由于曾导致广泛失业、社会动荡和战争，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西方也信誉扫地，甚至被当时学术界普遍视为反社会思潮。西方国家还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良，推行政府干预经济和国有化的政策，扩大公共投资缓解失业和周期波动，完善养老、失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扩大工会同资方的集体谈判权力，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以缓和社会矛盾。五、六十年代，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对各国经济发展采取比较宽松的态度，容许各国自主制订符合具体国情的经济政策，较少粗暴地干涉各国的主权和经济决策，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保护与开放相结合的政策，如日本、法国、南韩都曾制定政府计划和产业政策，征收高关税以保护、促进本国工业发展。现在被西方媒体视为异端的外汇、资本管制，其实当时是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通行作法，索罗斯等金融资本的投机炒作，则是必将招致严厉惩罚的违反法律行为。美国还向南韩、台湾提供特殊贸易优惠待遇，一方面向其工业产品全面开放市场，一方面容许其征高关税保护当地工业，还特别允许台湾退出关税贸易总协定，这就是为什么旧中国私有企业总是风雨飘摇，而到了台湾却能获得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第三世界国家也纷纷赢得民族独立，摆脱了长达数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获得了相对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权利，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大力发展国有企业，有效地加快了本国工业化的进程，西方国家为了保持其政治经济的影响，也被迫纷纷拉拢第三世界国家，甚至提供了一些经济援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的社会改良，倘若以前定会被西方上层主流视为异端邪说，因为其违反了自由主义的经济教条，必然触动垄断资本谋求私利的自由，但是，这种在冷战的强大压力下，西方垄断资本作出的一种策略性让步，此时却成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救命稻草。事实证明，政府的计划干预和产业政策，减少了市场经济盲目调节的比例失调；推行国有化的潮流和扩大公共投资，增强了政府反周期和刺激发展的能力，抑制了社会失业和经济周期波动；扩大社会福利和限制收入分配差别，增进了社会有效需求并抑制了生产过剩；扶植西欧、日本、德国的马歇尔援助计划，为美国二战中形成的庞大工业能力找到了出路，摆脱了二战后严重的生产过剩萧条；容许弱国实行外汇管制和限制外资进入，实行保护本国民族工业的高关税政策，并且随着经济重建和工业进步逐渐调整，最终反而为美国培育了更大的销售市场。尽管这一时期西方列强无法延续“坚船利炮”政策，甚至还抛弃了以前的自由主义经济教条，但是，世界贸易与投资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正因如此，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才出现了历史上少有“黄金时代”，保持了较高速的相对平稳经济增长，社会差距和阶级矛盾相对缓和，通货膨胀和社会失业均保持较低水平。自从资本主义诞生的数百年来，整个世界一直是危机和战争不断，正是与之抗衡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迫使西方列强收敛贪婪的欲望，放弃野蛮掠夺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良，这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英明正确，乃是全世界人民反抗斗争的丰功伟绩，但是，随着美国遏制社会主义的冷战失败，转向“缓和”战略扩大文化经济交流，倘若我们不能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正确地看待资本主义的种种变化，就难免产生种种错误认识和困惑，反而会认为马克思主义激进和过时了，怀疑当年是否有必要进行革命斗争，甚至认为当年西方的罪恶是“左”的宣传，后悔中国没有选择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盲目崇拜西方模式从而重蹈俄罗斯的覆辙。八十年代，美英右翼政府推行“世界保守革命”，为了集中力量打击超级大国前苏联，以及有重大经济利害关系的第三世界，对中国采取了拉拢和怀柔的战略，放弃武力威胁扩大军事合作交流，邀请大量中国官员学者进行访问，扩大贸易往来甚至提供一些援助。同昔日的赤裸裸的侵略掠夺相比，西方的对华友善举动的确令人感动，难道这还不是弃恶从善的确凿证据吗？善良的中国人仿佛出于“羊的本能”，对昔日西方豺狼曾捕杀自己早已既往不咎，纷纷将自己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差距，归罪自己祖先的文化“先天不足”，后天的“自高自大”和“封闭保守”，早已忘记西方文明伤害自己祖先的历史，忘记了融入西方全球化经济的痛苦经历，忘记了无数先辈为民族抛头洒血的悲壮，忘记了前三十年自力更生的辉煌成就，更不知今天良好开放环境来自何方，许多人甚至还怀疑民族自强的反抗史，是不是也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极左思潮。九十年代初，中国一家大报曾载文，指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乃是极左思潮的编造宣传，幸亏苏步青和陈岱荪先生，陈述当年亲眼所见的历史，否则中国人蒙受的奇耻大辱，反而成了西方的冤假错案了。更为令人感慨的是，出面喊冤的并不是西方人，而是曾饱尝屈辱的炎黄子孙。这件事后来就不了了之，没有人批评或“上纲上线”，但是，其中的深远意味令人三思。纵观中国近代史，西方国家始终具有着深远影响，中国人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与其说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如说是操纵在拥有坚船利炮，财大气粗的西方列强手中。当年旧中国学校中灌输的，正是西方宣扬的意识形态，但是，中国人不愿意也无法相信，情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阅读违禁的马列主义书籍，此乃西方列强野蛮行径所使然。今天中国的许多学者，称自私自利乃是人之天性，以此论证私有制的合理性，以及坚持公有制的不现实。但是，昔日世界曾经私欲横流，却不是令人向往的伊甸园。正是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竞争，驱使无数先辈抛弃了自私天性，为了民族生存舍弃家人妻小，心甘情愿地捐献生命血撒疆场。正当西方国家的富豪臣民，享受着掠夺自中国的肥脂油膏，体会自由世界的民主和人权，以及“看不见的手”的美妙之时，他们自私天性产生的社会负效应，却被转嫁到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激励了无数先烈抛弃自私天性，甘愿忍受跋涉雪山草地之苦，甘冒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之险，为民族危亡而前赴后继拚争。当年留学西方国家的中国学生，许多出身于地主资本家豪门，但是，蒙受劣等民族的屈辱待遇，竟然将他们改造成了“共产党”。今天，中华民族久经磨难终于站起来了，西方的坚船利炮丧失了原有威力，但是，西方经历过数百年的工业化，掠夺了第三世界无数资源财富，其生活富裕程度远非中国可比，以巨额冷战军费之九牛一毛，就能邀请大量中国官员学者来访，传输西方的政治民主理念，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信条。善良中国人深为西方友好慷慨所感动，许多人对西方国家的富裕生活羡慕不已，以为证实了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神话，早已忘记了西方财富同先辈血泪的关系，于是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先烈的后代，又被重新被改造成了资本主义信徒。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演化变迁，堪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只有财大气粗的西方发达国家，仿佛证实了马克思的著名论断，“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但是，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尚未察觉到，正当他们欣赏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羡慕瑞典、德国等社会福利国家，相信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风险之时，西方世界的风向又开始逆转了，美英的垄断资本财团敏锐地察觉到，二战后被迫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改良，使世界人民的基本理念发生了变化，正越来越威胁到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国内人民正要求更多的福利和权力，第三世界要求西方提供更多经济援助，赔偿殖民地时期野蛮掠夺造成的损失，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消除南北贫富差距。从七十年代起，美英为了遏制进步的社会改良潮流，打击蓬勃发展的“南北斗争”潮流，才操纵舆论推出了“全球化”潮流。美英垄断资本作出一系列战略决策，恢复自由放任时代的意识形态，从基本理念和具体社会经济政策上，扭转二战后社会改良造成的广泛影响，利用手中控制的传播媒介大肆进行宣传，促使曾经怀疑的全世界人民重新相信，只有私有产权才是明晰的、有效率的，在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中，放手谋求私利能导致资源最佳利用，政府从社会利益出发的干预活动，如计划指导、宏观调控政策，收入再分配和社会福利，经济援助和保护民族工业，都必然妨碍市场运转并降低效率。冷战时期西方被迫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对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金融体制，进行了一系列违反自由主义教条的改良，至少对于美英的冷战盟友和台湾、南韩来说，能享有远优越于二战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倘若中国希望学习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经验，这一“黄金时期”恰恰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但是，现在西方有意识说“黄金时期”的经验过时了，应该恢复自由放任时代的经济政策，鼓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潮流，还巧妙地以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加强世界贸易经济联系作为掩饰。但是，中国人应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的本质，并不是早已存在的科技生产力趋势，而是新自由主义的生产关系制度安排，旨在扭转“黄金时期”的社会改良，打击七十年代的“南北斗争”潮流。美国垄断资本暗中操纵的各种国际经济组织，有意强迫推行同成功经验相反的一系列政策，如纵容索罗斯等金融资本的恶意投机炒作，却将当年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外汇、资本管制，视为违反金融自由化、全球化潮流的异端邪说，强迫推行有利于跨国公司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剥夺了当年各国政府普遍享有的经济主权，如政府干预以稳定经济和维护社会利益，发展民族工业的“有保护渐进开放政策”等等。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同天真的俄罗斯人一样，从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状况，误以为西方国家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们羡慕瑞典的社会福利资本主义模式，认为搞资本主义没有风险并能迅速致富，他们相信西方推荐的规范经济改革药方，肯定是比“黄金时期”更好的政策药方，但是，实践证明俄罗斯吃下了这一套规范药方，非但没有享受到瑞典人的富裕生活，反而陷入经济衰退、贫困潦到的境地，还丧失了原有的社会保障及福利。居心叵测的医生开错药方固然可恨，病人过于粗心大意也应负有责任。这些病人都饱尝过野蛮资本主义的苦，如今略有甜头就放松警惕麻痹大意。里根、撒其尔已公开宣称其推荐的规范药方，目的是回到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时代，试想这一套根本否定社会改良的药方，如何能再现二战后西方的“黄金时代”呢？美国发动武力干涉南斯拉夫的战争，悍然轰炸我国驻南大使馆之后，其谋求世界霸权的野心已暴露无遗。许多中国人虽然认识到美国军事威胁，但是，对美国软战争的威胁还缺乏警惕。许多中国人心地善良至今尚未认识到，美国推荐的所谓规范经济改革药方，乃是威力巨大的隐蔽经济战暗器，他们认为俄罗斯失败原因只是吃药太急了，这套规范化药方仍是长期的改革目标模式，只要采取渐进的方式推进就问题不大。他们往往将批评意见斥责为“太极端了”，因为，这套药方毕竟是国际权威机构所推荐的，已在全世界范围广泛推广形成了潮流。殊不知，西方推荐药方貌似“规范”实则“极端”，倘若我们不愿辩证地看待有功绩的计划经济，为二战后改良的资本主义所吸引，盲目相信西方推荐的“极端”药方，其后果将是回到二战前的野蛮资本主义，搞不好还会复辟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真的让老百姓“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天真的俄罗斯人至今还搞不懂，西方推荐的规范产权改革，由反腐败的英雄叶利钦来执行，如何就变出了“七大金融寡头”，或许惟一值得庆幸的是，比旧中国的“四大家族”多了三个，倘若我们容忍这种悲剧在中国重演，无疑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成为美国阴谋颠覆、分裂中国的帮凶。（五）、反思二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世纪之交，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新中国经历了五十年的沧桑巨变，二十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成就。改革开放的成就人人有目共睹，但是，很少有人深入考虑成功究竟来自何方，反思一下哪些教训值得今后引以为鉴。倘若我们不能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就无法确保今后改革会继续获得成功，也无法克服改革中存在的许多缺点和困难。改革开放获得了巨大成功，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现在人们心中存在着许多困惑，为何改革似乎变得越来越令人痛苦，为何以前人们见面就问发多少奖金，现在见面却往往问几个月没发薪了？为何八十年代不断增加社会就业，而九十年代却要忍受下岗的痛苦？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同俄罗斯改革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许多人将成就简单地归于“市场与开放”，将改革方向归于向“规范化市场经济”过渡，但是，为何俄罗斯一开始就进行了“规范化改革”，市场转轨和对外开放方面迈的步伐更大，却反而遭到惨重失败长期陷入困境呢？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进行了越来越多的规范改革，经济反而开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如企业普遍亏损和银行坏账增加，社会失业增长和贫富差距扩大，同俄罗斯金融危机前的病症十分相似。这说明，我国改革已走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应该认真反思一下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这样做并非贬低改革开放的成就，而恰恰是为了确保改革开放的成功，不会重蹈俄罗斯改革的失败覆辙。改革初期，中国面临的困难远远超过前苏联。八十年代前苏联的经济发展达到很高的水平，国民收入相当于美国的67％，工业生产相当于美国的80％，钢铁、水泥、化肥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彩电、冰箱等消费品工业也颇具规模，军事工业和高科技能够同美国抗衡，没有社会失业反而存在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制度也相当完善，而中国刚刚经历了“文化革命”的劫难，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农、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消费品和物资存在着严重的匮乏，数千万知识青年返城后待业没有工作。尽管中国改革初期存在着更多的不利条件，但是，由于中苏选择了不同的改革道路，其结果如此悬殊仿佛天壤之别，中国摆脱了困难走向了繁荣昌盛，而前苏联却走向经济崩溃和分裂解体。改革初期，由于我国采取了符合国情的经济改革道路，仅仅数年就扭转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不仅消除了严重的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压力，而且一举解决了历史遗留的数千万知青待业的难题，出现了农、轻、重工业协调发展，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均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良好局面。八十年代，我国各类轻工消费品呈现迅速增长，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的生产量，几乎从零起步一跃成为世界生产大国，冶金、机械、建材等行业也高速增长，钢材、水泥、化肥等主要工业品，其生产量位次均已列居世界排名的前茅，粮食、肉禽蛋、水产品的生产量，也出现了大幅度的成倍增长。相比之下，俄罗斯改革数年之后，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下降了一半，社会失业和贫困人口大幅度增长，不仅钢铁、机械等重化工业陷入衰退，电冰箱、洗衣机等消费品工业也急剧下滑，粮食生产下降了50％，畜牧业生产下降了三分之一左右，私有化企业普遍陷入严重亏损，社会保障制度因税源枯竭陷入崩溃，98年还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八十年代，中国选择了坚持社会主义的渐进改革道路，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有条不紊地逐步扩大市场调节范围的同时，仍保持了重大经济比例关系的计划调节，国民经济实现了均衡的、协调的顺利发展，从未出现重大的经济比例失调现象，从宏观上保证了各类企业的良好经济效益，企业改革坚持了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以广泛调动各方积极性的责任制度创新为主，产权方面的改革则通过试点稳妥、渐进地进行。由于我国坚持了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政府容易协调国有、集体企业之间的关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预缓解彼此利益矛盾，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的分配比较平等，职工收入增长保证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彩电、冰箱等消费品行业虽超高速增长，89年宏观紧缩之前从未出现过滞销。八十年代，我国还实行了‘有保护的渐进式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时规定外销比例出让市场很少，87年三资企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不到2％，适度竞争没有冲击国内的民族工业企业，反而通过示范效应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各个行业的各类企业均获得了高速的发展。有些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来自非国有企业，其实不然。八十年代，无论从固定资产、销售收入或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工业均实现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80至1988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了134％，企业平均固定资产规模增长了102％，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了172％，企业平均销售规模增长了133％，国有企业创造的利税总额增长了95％，企业创造的平均利税规模增长了69％。当时国有企业的比重远处于领先地位，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八十年代，政府对乡镇、三资企业实行了优惠政策，包括‘三减两免'的税收优惠和定价、投资等方面的自主权，乡镇、三资企业的竞争能力相对较强，其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因此，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国有企业的基数远远超过乡镇和外资企业，因此增长速度略低于其它类型企业是自然的，正如中国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西方企业，人们往往将其归于基数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其实，80年代，国有企业不仅产值和利税增长较快，而且亏损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亏损额同利润额的比例长期低于10％。1991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56％，国有企业职工人均创造的利税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158％，国有企业职工人均上交利税费总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220％。［35］由于企业承担税收负担的微小差别，就能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国有企业在税负非常不平等的条件下，其销售收入和实现利润仍能大幅度增长，技术水平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不仅为职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会保障，而且从未发生过职工下岗和停发工资现象，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保持很低的水平，这说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很好，仅仅因不平等竞争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绝不应理解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由此导致了明显的‘二元'分化特征。从整体工业来看，企业的规模结构更为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更为趋向分散化。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大大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获得了高速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91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所占比重为4．8％，1995年迅猛增长到了15％，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比重，也从为91年的不足5％增长为95年的13．2％，国有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则从1991年的56％，下降为1995年的32％，集体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变化不大，仅从91年的33％增长为95年的35％。八十年代，我国的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是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占绝对优势，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比重微不足道，从92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迅速下降，而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则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个体私有企业的平均规模大大小于国有企业，从而加剧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当然，由于乡镇企业的统计数据存在浮夸，国有企业的实际比重容易被低估，但是，其地位下降趋势却是非常明显的。90年代，随着经济结构‘二元'分化的加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90年代国有企业面临经营困难的性质，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较大改变。80年代初，由于‘文革'和‘洋跃进'造成的困难，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曾经高达20％，但是，通过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为9％，88年为10％，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亏损率比较低，即亏损总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较低，82年亏损率仅为7％，85年为4％，88年为8％。1988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891亿元，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亏损额仅为81亿元。［36］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以及国有企业所占工业产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许多行业生产过剩和重复建设的状况加剧，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其它各类工业企业也出现了效益滑坡。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665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167亿元，下降幅度达到20％，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639亿元，比较上一年上升了157亿元，上升幅度达到32％。1996，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总额为412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253亿元，下降幅度达到38％，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790亿元，比较上一年增加了151亿元，上升幅度达到23％，甚至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利润与亏损相抵净亏损378亿元，国有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额达到137亿元。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已不是80年代的相对活力不足，而是大规模破产的严峻生存威胁。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比较1988年下降了64％，亏损总额却比88年上升了9．7倍，亏损面比88年上升了358％，亏损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下'和企业改制，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继续呈现不断恶化的迹象。［37］1998年，在国内景气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预算内国有工业的实现利润为负112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总额为339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国有工业企业的上缴税金也首次出现下降，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6％。尽管从国有企业创造的净产值率和利税率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三资企业，但是，倘若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状况持续下去，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不可避免将面临大规模破产的生存威胁。为何8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的效益一直良好，而90年代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出现大幅度滑坡呢？80年代，我国的工业结构也存在一定'二元'分化，主要是城乡集体工业企业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乡集体企业仍然属于公有制企业，能够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和政府扶植，同时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和政策指导，因此，政府比较容易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协调'二元'结构利益矛盾和分工关系，例如，80年代初城市纺织工业同乡镇纺织工业，出现了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矛盾，后来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较好协调了两者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证了80年代我国纺织工业获得良好效益。8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经营责任制的创新为主，重新明确界定国有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重点放在调动社会各方面特别是职工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业产权改革则通过长期试点逐渐积累经验，避免因产权关系急剧变迁引起经营秩序混乱。八十年代，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企业，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国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较好，我国经济结构虽然有'二元'趋势，没有影响国民经济的有比例协调发展，轻纺、冶金、机械、电子等行业均顺利发展，国有、集体和中外合资企业均呈现高速增长，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和购买力也不断提高。但是，92年以来，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中，没有正确总结80年代改革的成功经验，出现了忽视市场调节盲目性弊病的倾向，甚至出现了泡沫经济的投机过热现象，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消耗和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必然引起企业经济效益恶化的连锁反应。80年代初轻纺消费品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工业规模的小型化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后来轻纺工业经过高速发展市场接近饱和，需要进行产业调整和加强经济基础领域，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以弥补泡沫经济损失，矫正泡沫经济过热造成的严重经济失衡，但是，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削弱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以采取有力措施矫正比例关系失调。从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3倍，外商和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5倍，政府难以对私营和外商企业进行有效监管，也难以协调各类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关系，私营、外商企业不愿进入投资大的基础产业，大量进入80年代末市场接近饱和的加工行业，特别是纺织、轻工、家电等消费品制造行业，大大加剧了重复投资和生产过剩现象，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均陷入疲软，工业规模结构和经济效益也不断恶化，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现象日趋严重，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也显著扩大。许多人认为私营、外资企业的产权明晰而且效率高，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尽管国有企业的效益水平确实比以前显著恶化，但是，其单位产值创造的增加值和利税总额，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外资企业，如根据95年工业普查的统计，国有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超过集体工业企业150％，超过私营工业企业330％，超过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160％。九十年代以来，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却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业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倘若国有企业因严重亏损出现大规模破产，我国工业结构的'二元'分化将极大加剧。如上所述，国有企业构成了我国大中型企业的主体，占全国大中型企业占60％至70％，包括小企业的国有企业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一百多倍，不仅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更为先进，对职工、财政和社会的贡献也更大，因此，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必然牵动全局。近年来，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办法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纷纷廉价出售和拍卖困难国有企业，甚至从出售小型企业发展到中型企业，但是，这种办法并未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反而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益的进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业结构'二元'分化加剧，个体私营和港澳台资企业的规模较小，不愿意进入投资大的基础工业领域，特别是建设周期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集中进入生产严重过剩的加工工业，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具有巨大规模，能够不惜代价甚至忍受长期亏损，全面争夺我国关键产业的市场控制权，采取先合资后控股的办法收购国有企业，这样国有企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击，无论是中低档消费品和高科技产品，国有企业拥有的市场份额都急剧度萎缩，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税负远远低于国有企业，上述因素造成了国有企业效益进一步恶化，反过来加剧了'二元'分化和经济恶性循环。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产权重组，加快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实行企业破产和收购兼并，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等等，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连年出现了进一步滑坡。96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比上一年下降了38％，比88年也下降了68％，亏损额不仅比上一年增加了38％，而且比88年也上升了9．7倍，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98年1至4月，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幅度更为令人惊讶，比较上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额比较上年同期增长了40％，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困难形势。近年来企业经营困难也不限于国有企业，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现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上半年受宏观经济和东南亚危机的影响，沪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经营业绩都普遍明显下滑，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也都面临严重的经营困难，但是，由于统计不严格和浮夸掩盖了问题严重性，沿海某些地区的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受国内生产过剩和出口市场萎缩的冲击，甚至出现了60％至80％的大面积亏损，但因担心债主追债或维护商誉不敢声张。倘若我们继续将国有企业困难归罪于所有制原因，认为放开经营或企业改制就能够解决问题，很可能因判断失误耽误采取政策措施，及时化解国有企业和其它类型企业的经营困难，导致企业效益加速恶化和经济陷入恶性循环。80年代我国改革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促进了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不断增长，但近年来，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个不利于'现象，大批工厂设备闲置和职工纷纷下岗，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社会财产和收入差距出现了显著扩大。随着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的'二元'分化，私营、外资企业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私营、外资企业普遍采取各种途径逃避税收，大批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根本不交纳税收，政府进行税收监管的难度大、成本高，从而可能造成政府财政税收滑坡或增长缓慢，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触发财政危机的覆辙。当前，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并不仅仅是所有制或微观经营的原因。93年以来我国出现了较大的宏观经济波动，经历了泡沫经济、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的紧缩环境。93年盲目的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消耗了大量资源，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积压了数千亿元的资金，投机涨价还误导了大量的盲目重复建设，必然引起一系列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西方国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教训，治理泡沫经济的后遗症一般采取经济扩张政策，适当降低税负、放松银根和扩大财政开支。我国93年治理整顿取得了很大成绩，有效制止了盲目的开发区热，防止了泡沫经济继续膨胀的危害，但是，此后采取了财政金融“双紧”政策，没有采取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产部门，以补充其泡沫经济期间的资源损失。我国国有企业以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为重，不轻易广泛采取解雇、破产的办法，大大延缓和推迟了泡沫经济的连锁反应，也为其它类型的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但是，由于长期实行了财政金融'双紧'政策，紧缩银行信贷和压缩基建投资规模，企业销售不旺、资金周转困难，提高税负削弱了企业的'造血'机制，当前国有企业已无力继续支撑下去了，被迫大规模破产倒闭和大批解雇职工。各地普遍采取破产逃债和廉价拍卖国企的办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如银行和众多企业因无法收回债务受到重创，必然导致社会市场需求进一步急剧萎缩，企业亏损和银行坏账状况也会加速恶化，企业收入和社会财产分配向少数私人倾斜，职工工资和国家税收的份额将会大幅度下降，加重社会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进一步加快经济恶性循环的过程。敞若上述趋势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缓的泡沫经济连锁反应可能重新出现爆发，社会失业甚至可能出现急剧蔓延的态势。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因多年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正处于市场疲软和失业增加的特殊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改革思路进行调整，暂缓推行易于引起宏观经济恶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减员增效、破产清算、出售拍卖等等，否则可能导致市场需求萎缩和社会失业增加，加剧国有资产流失和'二元'结构分化，甚至形成经济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我们还应重新辩证地认识市场经济的利弊，市场经济有自发调节供求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容易导致经济比例失调的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和大规模社会失业，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数百年来，一般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国改革也难以避免市场调节的弊端。我们绝不可以低估市场经济盲目调节的弊端，其造成的损失完全可能超过计划经济的失误，西方数百年来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就是明证。这说明，我们需要重新认为市场经济弊端的严重性，恢复符合本国国情的一系列改革成功经验，消除西方规范经济理论和改革药方的影响，而不应将改革方向简单地归为“深化市场改革”。第七章　迎接新世纪的经济安全挑战（一）、识别和防范美国隐蔽经济战暗器美国有一个广泛流传的笑话，一位医生碰到了一位经济学家，彼此交谈中谈到了医疗事故的风险，这位经济学家对医生说，“你们医生真是杀了不少的人”，那位医生则回答经济学家，“确实如此，我们医生是杀了不少的人，但是，还是没有你们经济学家杀的人多”。这个笑话以幽默的方式，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决策的风险性，医生毕竟只是误杀单个病人，而经济决策者则可能误杀千百万人。美国的《波士顿环球报》曾发表一篇文章，提到了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所说的话，萨克斯是美国哈佛大学一位有名的年轻教授，因擅长于复杂数学模型而被誉为“神童”，他曾经受国际货币基金的委派前往俄罗斯，协助推行“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方案，其政策方案在实践中遭到了惨痛失败之后，萨克斯称自己“仿佛就像是一位外科医生”，“用刀切开了病人的肚子之后，才发现原来以为有的东西，实际上一样也都不存在”。看来萨克斯先生虽犯了错误却也良心未泯，但是，萨克斯参与制定经济决策的失误，已经造成了现实中的巨大社会灾难，误杀了数百万无辜的俄罗斯人民。这篇文章报道的已不是幽默的笑话，而是一个民族的真实历史悲剧。倘若说萨克斯是年轻气盛、阅历不深，误将抽象经济模型当成了灵丹妙药，结果出乎意料地误杀了俄罗斯人，那么委派他的国际货币基金的老板们，则是代表了垄断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早就知道“自由市场促进人类和谐发展”，乃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理论，大肆宣扬鼓吹不过是用作华丽外衣，来精心包装其隐蔽经济战的暗器罢了。难怪美国劳联产联主席斯威尼曾指出，在众多西方经济学家的强烈谴责下，国际货币基金虽然被迫承认自己推荐的药方，加深亚洲的金融危机造成了社会恶果，但一年后巴西爆发严重金融危机之时，国际货币基金推荐的还是同一剂药方。身居幕后操纵着萨克斯的大老板们，都是老谋深算的国际地缘战略老手，他们信奉的乃是霸权寻租的现实主义理论。原来萨克斯是先被人骗，然后才用害人药方去骗人。由此可见，若要防范美国隐蔽经济战的袭击，避免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潜伏风险，就必须提高识别美国战略暗器的能力。美国的战略暗器之所以容易奏效，原因之一是设计巧妙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充分利用自己熟悉市场经济的优势，开始时往往利用经济利益为诱饵，诱骗对手落入圈套后才发动猛攻。美国凭借自己实力雄厚、财大气粗，能够以金钱、贸易好处吸引国际对手，如用七十年代曾以贷款、投资，吸引拉丁美洲国家落入全球化陷阱，邀请一些国家官员学者访问美国，炫耀美国的财富和物质生活，精心培养盖达尔等经济学家，作为传播和推行战略暗器的工具，等等。对于来自俄罗斯的官员学者来说，不懂市场经济只知道“眼前利益”，而精明的美国人熟悉市场经济，能够深谋远虑地“多算计好几步棋”，待猎物尝到甜头放松了警惕之后，再从容不迫地向咽喉要害发动攻势。美国战略暗器容易奏效的另一原因，是借鉴大英帝国操纵舆论的做法，精心炮制了所谓规范经济学理论体系。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曾揭露，英国为了鼓吹损人利己的“世界主义”潮流，精心炮制了“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巧妙地将破坏别国工业化的错误政策，伪装成有利于全社会利益的正确政策。今天，美国如法炮制的所谓规范经济理论，也经过巧妙的细致加工真假难辨，既有客观地描述市场经济的成分，又有为了谋求垄断资本的利益，有意歪曲误导社会舆论的成分。当年李斯特还提到英国曾不惜破费金钱，利用“机密费”操纵各国的社会舆论，以至于德国的众多学者和新闻记者，都不自觉地站在英国立场上讲话。今天，美国作为世界的头号超级大国，其财力雄厚远非大英帝国可比，为了重建世界霸权谋求超级利润，自然也会不惜钱财暗中操纵世界舆论，从“全球化潮流”之如此广泛流传，就可领略到美国丝毫不逊于当年的大英帝国。美国炮制的所谓规范经济理论体系，迷惑了不少经济学家纷纷受骗上当，还在于利用貌似严谨的科学论证，巧妙地掩盖了虚伪的谋求私利目的。这些规范经济理论进行推理之前，往往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设条件，似乎仅仅是为了抽象演绎的需要，实际上却经过了精心筛选设计，因为这样才能证明事先安排的结论。当善良学者们沉溺于貌似科学的论证时，早已忘记了前提假设根本是荒唐的。譬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神话，其前提假设是人有小自私而无伤大雅，不存在有意伤害别人的恶劣行径，无视当年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掠夺，恰恰正是豪取强夺的“大奸大恶”。西方经济理论为了表白自己的科学性，还有意声称仅仅进行实证性的推理，仿佛考虑道德因素就会影响客观公正，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也为之所欺骗，误以为西方经济理论更客观现实，忘记了正是资本主义的野蛮掠夺，曾经给自己民族造成了巨大灾难，忘记了正是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才敢于正视资本主义自私邪恶的现实。近代以来，美英统治阶层特别重视资助学者，用复杂的数学模型证明亚当·斯密理论，通过大量繁琐复杂的抽象数学演绎，来论证即使是奉行野蛮丛林的竞争规则，自由市场也会自发地矫正各种缺陷，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美妙结局，有意给荒谬的理论披上了伪科学外衣。对于心机不深的善良学者来说，貌似科学的复杂逻辑演绎过程，仿佛提供了充分运用才智的机会，自发实现社会利益最佳状态的结论，仿佛满足了自己良心抱负的渴望。难怪阅历不深的“神童”萨克斯，痴迷于玩弄数学模型洋洋自得，却在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遭到惨败之后，惊呼自己“原来以为有的东西，实际上一样也都不存在”。倒是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先生，有长期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丰富阅历，坦率地说俄罗斯灾难正是“过分依赖于经济学教科书模型所造成的，课本经济学对教育学生也许是不错的，但不适于向实施改革的政府提供建议，特别是由于美国模式的教科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某种学术学派”。正因为改革决策关系千百万人生命，而西方的所谓规范经济理论布满陷阱，因此，经济学家不能满足于书斋式学术研究，而必须具备像侦探一样敏锐的头脑，慎重对待西方的时髦潮流和经济理论，仔细甄别西方经济理论的哪些内容，对于我国经济改革具有较多的借鉴意义，那些属于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庸俗内容，那些属于垄断资本蓄意设置的陷阱，那些则属于危险的隐蔽经济战暗器。经济学家应借鉴侦探破案的方法，不能满足于建立各种抽象理论假说，只要能自圆其说夸夸其谈就算了事，而必须仔细核实前提假设和推理过程，反复求证其能否准确反映客观现实，绝不沉醉于看似完美的逻辑演绎，因为，尽管可以建立许多漂亮的理论假说，但只有假设和推理都准确反映现实的，才能保证抓住真正凶手而不冤枉好人，才能找到切实解决问题的经济政策，而不是像萨克斯那样造成更大经济灾难。经济学家还应该借鉴侦探破案的方法，不将自己的思维局限于专业领域，而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借鉴各种学科的方法和手段，包括国际政治、历史学和心理学等等，充分考虑到社会经济现象的复杂联系，凡是实际产生影响的因素都要考虑到，不能因超出了经济学领域就排除在外，任何理论都可以参考但绝不轻信盲从，应掌握各种理论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取长补短综合运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经济学家还应该借鉴侦探破案的工作方法，不满足于观察大量表面的客观现象，急于作出一种似乎合乎逻辑的解释，而应深入细致地观察每个微细环节，绝不轻易放过不合逻辑的任何疑点，因为，阴险罪犯往往作出大量表面假象，恰恰一些微小疑点才会露出马脚，倘若依据一般人的观察思维习惯，恰恰容易放跑真凶而冤枉好人。例如，国际货币基金推荐所谓规范改革药方时，通过媒体进行了大量官冕堂皇的宣传，提出种种似乎合乎逻辑的解释，还有貌似科学的数学模型论证，但是，一旦人们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就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种种疑点，以及难以解释的自相矛盾之处。中国经济学家或许习惯于做善良好人，觉得观察细节怀疑别人似乎不道德，但是，我们虽然应该“害人之心不可有”，却也必须“防人之心不可无”，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经历的痛苦磨难，俄罗斯遭遇巨大社会经济灾难的事实，说明现实世界就是非常复杂残酷的。中国经济学家向往着宁静和谐的生活，喜欢“市场促进和谐发展”的理论，但是，美国统治阶层信奉的主流国际政治理论，正是将和谐发展视为“理想主义空想”，崇尚不择手段竞争的现实主义理论。从美英国际战略家公开发表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谋求霸权的野心，看到其将经济文化交流改造成战略武器的谋略，甚至看到其颠覆分裂中国的战略意图。显然，不需要中国人妄加任何的猜测和推断，西方政治家自己已清楚暴露了战略动机，就仿佛我们面对着敌视中国的对手，公开声称将采取各种手腕对付我们，甚至公开了自己搞阴谋破坏别国的前科，倘若我们对此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蒙起眼睛一心作“善良的羔羊”，还担心怀疑别人就会冤枉好人，那么迟早必将成为“豺狼喜爱的美餐”。中国经济学家不能沉溺于书斋之中，满足于欣赏传播西方的规范经济理论，陶醉于论述市场如何美妙的数学模型之中，因为，经济学家既然有“经世济民”之责任，就必须具有洞悉世界风云变幻之眼光，具备识别美国隐蔽经济战暗器之能力。特别应指出，正像前苏联惨遭瓦解的教训一样，即使高层领导人和国家安全部门，比较经济学家来说或许经济知识更少，也更难以识别西方的隐蔽经济战暗器，倘若我们甘心作缺少心眼的善良人，谁来维护国家利益不受阴谋危害呢？我们不仅应掌握必要的经济学知识，还应熟悉西方统治阶层的思维方式，了解真正支配其决策的地缘战略思想，这样才能看穿西方设置的经济理论陷阱，及时根据美国的战略利益动机和行为，准确判断美国谋求霸权的国际战略攻势，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其隐蔽经济战偷袭，消除改革开放中潜伏的风险隐患，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广大人民利益。中国经济学家必须更加成熟起来，具备像侦探般复杂敏锐的头脑，学会观察现实中存在的微细证据，发现凶手偶尔无意露出的马脚，根据有前科凶犯的行为和言行，掌握凶犯的心理动机和思维方式，这样才能准确推测罪犯策划的预谋，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罪犯侵犯自身利益。这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为我们上了极为生动的一课，或许能帮助我们成长为合格的侦探。他在撰写的《胜利》一书的序言中，曾经以洋洋得意的口气说道，“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对症的药方吗？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难能可贵的是，施瓦茨作为中央情报局经验丰富的老手，一眼就看出了善良人容易犯的错误，中国人面对训练有素的老师的坦率指点，不能再像粗心大意的侦探一样了，调查神秘死亡案件却丝毫不考虑谋杀，也不怀疑存在着预谋和病人吃错了药方。当然，我们也不应真的将施瓦茨当做老师，因为，了解一些犯罪心理学的人都知道，罪犯能够从炫耀自己智慧的机会中，获得极大的自我陶醉和心理满足。倘若中国经济学家不能成熟起来，拥有一个像侦探般复杂敏锐的头脑，沉溺于脱离现实的抽象经济模型，盲目崇拜西方的所谓规范经济理论，那么，就很可能成为遭到施瓦茨嘲笑的人，成为替公开招认的凶手申辩的善良被害者，或为有意开错药方的医生辩护的倒霉病人。中国知识分子还应警惕美国通过文化交流，发动动摇我们制度信心的“攻心战”。许多经济学家大量运用西方的规范经济理论，来指导和设计中国经济改革的各种方案，他们隐晦地假设似乎西方拥有巨大财富，就证明这些国家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因而应该成为中国改革的效仿目标，最富裕的美国倡导的规范经济学理论，乃是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知识精华，因而也是指导中国改革的最权威理论，优越于中国土生土长的不规范做法。但实际上，许多经济学家不自觉作出这种暗含假设，恰恰容易误中美国“攻心战”设置的陷阱，不知不觉中像俄罗斯的盖达尔等人一样，成为美国隐蔽经济战暗器的传播工具。七十年代，美国国际战略家倡导的“缓和”战略，明确提出将贸易、投资和经济文化交流，改造成支配世界格局的新战略武器网络。《胜利》公开的美国瓦解前苏联秘密战争，重点放在通过“软硬兼施”的软战争，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戈尔巴乔夫也正是因此而误入歧途。这充分说明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直接关系到改革道路的选择是否正确，也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中国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应邀访问西方，不应该盲目地崇拜羡慕西方拥有的财富，忘记同自己民族遭遇和先辈血泪的关系，也不应忘记当年国人旅外遭受的屈辱待遇，不应忘记其享受的优厚物质生活待遇，正是来自新中国的国力强盛和地位提高。留学西方的中国新老一代经济学家，对待西方经济学的不同态度深值回味。新中国培养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尽管也曾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甚至对西方经济学曾持有盲目批判态度，但是，一旦访问西方享受到优越的物质生活待遇，顿时改变信仰深深迷恋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仿佛西方财富并非来自掠夺而是抽象模型。但是，当年留学西方的老一辈中国经济学家，虽然学习的也是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还面对着旧中国同西方的更大经济差距，却反而抛弃西方理论相信了马克思主义，许多出身豪门的留学生还被改造成了共产党，回国后不惜舍生忘死投身于革命事业。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陈岱荪等人，曾撰文批判过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倾向，许多新一代经济学家对此深感难以理解，甚至还指责陈岱荪先生过于落后保守。他们曾经下乡下干校吃过极左思潮的苦头，后来访问西方才打开眼界骤然解放思想，深深奇怪老一辈人为何如此顽固不化。殊不知，陈岱荪等老一辈学者虽然也曾“挨过不少整”，甚至还曾被化右派吃苦远远超过了年轻人，但是，他们毕竟经历过新旧中国的百年沧桑巨变，亲身品尝过遭受洋人歧视的屈辱和痛苦，还曾深入研究西方理论并思考中国命运，不会轻易为西方财富和经济理论所迷惑，更不会因个人恩怨就抹杀新中国的辉煌成就，抹杀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时代进步，幻想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能迅速致富，这一点他们比仅仅了解放区生活和革命战争，而不熟悉旧中国资本主义的老干部还要坚定。陈岱荪先生生前早就曾撰文指出，以前中国有盲目排斥西方经济学的倾向，完全忽略了其包含的不少合理东西，也忽略了西方战后“黄金时期”的改良，但现在又出现了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倾向，还深刻指出美国自己暗中奉行国家干预政策，却鼓吹新自由主义理论误导第三世界国家，有些中国人误将其作为所谓规范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改革很可能产生巨大的危害。许多新一代中国经济学家曾对此深不以为然，甚至有人还将陈岱荪先生的语重心长，当做了受“极左思潮”影响的思想僵化，但是，现在听一听萨克斯茫然若失的坦率忏悔，听一听斯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共识”的批判，看一看拉美和俄罗斯经历的巨大社会灾难，我们不难领悟到陈岱荪先生的远见卓识，赞叹他关心国家不追随潮流的的学者风度。［38］诚然，有些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并不熟悉，感觉到弄懂西方经济学已经非常困难，因此，很容易被其貌似深奥的抽象理论所迷惑，希望国际权威组织的建议来指点迷津，当年戈尔巴乔夫、沙塔林和盖达尔等人，也是出于类似心情误入了美国的陷阱。有些经济学家从羡慕西方巨大财富，进而急于求成地希望效仿其经济模式，还不加甄别地直接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直接设计中国经济改革的各种方案。但实际上，这些人的隐含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富裕之邦”并非就是“真理之地”，巨大财富并不能证明西方制度成功，也不能证明西方经济学就是正确的，西方国家流行的各种经济学理论，虽然也有正确反映经济规律的成分，但是，也有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庸俗成分，还有西方蓄意设置的种种陷阱。因此，我们对于西方的各种经济学理论，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科学分析，去芜存菁地借鉴其合理内容，谨防为美国隐蔽经济战暗器所伤害。对于西方经济学的种种基本概念，诸如市场、竞争、开放和自由进入，我们应该采取辩证而不教条的态度，既要认识和利用其具有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和避免其具有的消极作用。有些人设计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直接从西方经济学基本概念出发，将竞争、开放或自由进入等绝对化，奉若市场经济不可动摇的基本公理，仿佛违反了就达不到社会最佳状态，而遵循这些原则就意味着社会利益。但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帕累托社会最佳结论，是在精心选择的不现实假设下作出的，目的是促进资本利益而不是社会利益，因此，倘若我们盲目地遵循西方经济学的教条，恰恰无法充分发掘市场经济的潜力，达到争取整个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反而会落入西方蓄意设置的陷阱之中。我们思考和设计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应该将人民利益和“三个有利于”，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最高原则，还应确保自己的隐含假设和推理过程，尽量接近符合中国国情的客观现实。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种种基本概念，既要进行积极稳妥的改革探索，充分发挥其促进社会利益的正效应，也要辩证地认识到其内在的局限性，采取措施遏制其潜在的负效应，如将市场、竞争等作为辩证利用的手段，发挥其督促企业改善经营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限制盲目竞争的潜在危害，如造成重复建设和社会资源浪费，大量积累甚至会诱发经济危机等等。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盲目模仿西方的危害，特别是私有制等资本主义的基本理念，同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根本性矛盾，只能谨慎地在适当范围内加以利用，而绝不能为了遵循西方规范而轻率照搬，否则就可能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动摇自身的经济基础和各种制度政策，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异体排斥反应，甚至会导致社会经济崩溃的致命后果。日本经济学家小官隆太郎曾经说，公有制乃是“中国建国的基本理念。这个基本理念是应当被维护的，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不应该妥协的”。尽管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私有制天然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历史上曾经促进了西方的财富积累，但是，恰恰是私有制产生的种种历史弊端，才迫使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救国道路。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无论是生产力、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恰恰都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本理念之上，倘若我们对于这样的根本性制度基础，也为了贪图小利而盲目模仿西方，就很可能“得砖瓦而毁大厦”，仿佛“千里长堤毁于蚁穴”，导致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的破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发生全面崩溃。我们应时刻牢记资本主义的掠夺历史，以及旧中国沦为西方列强附庸的不幸遭遇，必须意识到一旦为美国诱惑放弃了戒心，轻率放弃曾挽救中国命运的自身制度优势，放弃“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成功经验，盲目地听从国际经济组织的所谓权威建议，就很可能贸然闯入布满着陷阱的风险地带，甚至像戈尔巴乔夫和盖达尔等人一样，因缺少经验盲从西方规范药方而遭毁灭。［39］（二）、如何避免改革开放中的潜伏风险经济改革和决策领域具有巨大潜在风险，不仅由于存在着西方国家的蓄意误导，还因为经济制度创新具有特殊的复杂性，经济学仍然属于不成熟的年轻学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现象，属于最高级、最复杂的物质运动形式，各种经济理论在反映客观规律方面，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稳定性。但是，人们往往忽视社会经济领域的复杂性，认为经济理论、经济模式或经济制度，具有跨越时空条件的普遍适用性，西方经济理论、制度就像机械设备一样，无论移植任何地方都能有效地运转，特别是存在美国蓄意利诱和误导的情况下，许多人思想简单难以理解经济规律复杂性，更容易落入美国隐蔽经济战设置的陷阱。因此，我们为了避免改革开放中的潜伏风险，除了提高对美国隐蔽经济战的警惕之外，还必须改善我们经济工作的思想方法，提高辩证地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的能力。由于经济现象是错综复杂和千变万化的，我们进行理论研究必然遇到很大困难，有时建立了成功解释某种经济现象的理论，但是却难以用来解释另外一种经济现象，某种理论在特定范围内获得了充分事实证明，但是，在不同的环境、地点和客观条件下就失效了。对于经济学家来说，重要的似乎不仅是知道自己掌握的理论，还有知道这些理论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也就是说，知道自己的“无知”与“知”是同样重要。社会经济现象是如此的复杂多变，无论多么深奥的理论也无法比拟。斯蒂格利茨先生长期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他认为没有统一适用的理论模型，只能根据具体国情建立不同模型，西方经济理论虽有教学和认识价值，但不适合于作为设计改革方案的依据。这就仿佛是侦探破不同案子的时候，虽可借鉴却无法照搬以前案子的经验，无论为了以前案子建立的假说，曾经是多么的完满无瑕和准确无误，仍必须根据新案情建立新的假说，还必须重新求证假设和推理的正确性，否则随时都可能抓错凶手和冤枉好人。显然，我们设计改革方案不能从理论出发，而必须从人民利益和具体国情出发。早在四十年代陈云同志总结工作经验时，就曾提出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也就是说我们作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能单凭书本理论和看领导脸色行事。今天当我们面临着美国的隐蔽经济战威胁，也许还应该加上一条“不唯洋”，以纠正盲目崇拜西方理论的错误倾向。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同志曾长期领导经济工作，一贯坚持这种谨慎求实的科学态度，因而总是以较少失误出色完成党的任务。难能可贵的是，当举国上下都头脑发热，多次出现“左倾”冒进错误时，陈云同志仍坚持自己的正确看法，还为纠正“左倾”错误作了大量工作。解放后前三十年，尽管有“大跃进”和“文革”的错误，但是，新中国仍取得了辉煌的建设成就，因此，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的时期，就显得更加成绩突出和功不可没。今天我们面临更为复杂的改革重任，仍应继承陈云同志的科学严谨工作方法，以更好认识客观规律和避免改革风险。其实，当年的“左”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错误，同简单的思想方法也有很大关系。回想一下，人们犯错误往往不是在困难时期，而恰恰是取得了很大工作成绩，简单、片面地总结成功的经验，出现盲目乐观和头脑发热之时。社会经济现象是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而许多领导干部和群众的的思维方式，往往具有简单、片面、直线的缺点，特别是在尝到一些好处甜头之后，就容易自满乐观和急于求成，放弃谨慎求实态度和必要的警惕性。例如，新中国刚成立之时面临着重重困难，既有旧中国遗留的严重通货膨胀和失业，还有抗美援朝战争和美国封锁遏制的压力，但是，由于陈云同志稳妥求实地指导了经济工作，却取得了“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的辉煌成就，反而恰恰就在大好经济形势下，领导人和群众头脑发热犯了“大跃进”的错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种种社会痛苦，也不是发生在谨慎探索的改革初期，而恰恰是发生在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人们采取简单的直线或惯性思维方式，忽视了市场经济调节的盲目性的时期。陈云同志重视“全面”的客观思维方式，他说，“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有些同志不花时间弄清全面情况，弄清事物的本质，而是看到一些现象，就想当然，发议论，作结论，这是十分有害的。所以，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在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挫折之后，陈云同志重新阐述和发挥了这一观点，指出急于求成的片面思维的危害，还批评许多领导不深入思考盲目跟风的陋习。五十年代陈云主持经济工作的时期，提出了“全面”、“比较”、“反复”的方法，62年调整时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进一步详细阐述了这六个字的认识方法。陈云同志说，“全面。我们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但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他还说，看问题容易产生片面性，比如这个茶杯放在桌子上，两边的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两人只有都不固执己见，相互虚心地交换意见，才能将问题看得更全面。陈云同志强调要多听不同意见，通过相互磋商和交换不同意见，消除意见分歧和使看法全面起来，他还说即使没有反对意见，也不妨多作些假设，从反面和各个侧面来考虑问题，并且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陈云同志还指出了片面的危害性，如打仗、看病或经济工作，可能导致战争失败或将病人治死，经济工作则会造成巨大损失。陈云同志还说，“比较。研究问题，制订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在比较的时候，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的作比较。这样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多比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陈云同志还说，“反复。作了比较之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对于有些问题的决定，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就可能发现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因此，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决定”。由于陈云同志主持经济工作时期，采取了上述科学严谨的思想方法，因此，经济决策中很少失误成绩突出。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决策的制订，都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我们更应该继承陈云同志的宝贵经验，继承他谨慎求实和细致周密的工作方法。［40］当前，我们进行改革和防范美国“攻心战”，都应采取陈云同志的全面分析方法。有些人盲目地相信西方规范经济理论，还理所当然地将其作为改革的依据，很大程度上是误以为西方巨大财富，已无庸置疑地证明了西方模式的优越性，但是，倘若我们采取陈云同志的全面分析方法，就会发现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不错，中西方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经济差距，但是，一旦进行动态的和全方位的分析比较，我们恰恰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大大缩小了中西方之间的历史差距。倘若我们仅仅将眼睛盯着西方发达国家，似乎会觉得资本主义制度就意味着富裕，但是，一旦深入地考察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就会发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差距悬殊，还有大批极端贫困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而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拥有的巨大财富，恰恰是建立在新老殖民主义的掠夺基础上的。倘若我们陶醉于西方的热情邀请款待，无疑会觉得资本主义已发生了本质变化，但是，一旦深入研究西方“缓和”战略著作，看一看《胜利》一书作者的坦率表白，回想一下当年中国留学生的不同遭遇，就会体会到西方热情款待并非免费午餐，正常文化经济交流背后藏有深谋远虑。倘若广大干部群众都养成全面比较的习惯，就会自觉地珍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克服急于求富盲目效仿西方的冲动，避免重蹈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覆辙。美国推荐的规范改革药方特别能迷惑人，原因之一在于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而是蓄意强调某种片面的合理性，包括市场机制、竞争和对外开放等等，殊不知具有合理性的东西强调过了头，也就巧妙地被改造成了害人的暗器。识破和防范美国这类暗器的重要方法，是提高警惕运用全面的辩证分析方法。譬如，国际货币基金向俄罗斯、东南亚提供改革药方，都规定推行严厉的财政、金融紧缩政策，据说是为了不惜代价控制通货膨胀，还声称物价稳定和社会就业不可兼得。但是，陈云同志曾运用全面统筹兼顾的方法，很好处理了治理通货膨胀和失业的矛盾。当年新中国曾面临恶性通货膨胀，还有高达30％的严重社会失业，私营工商业尚未改造国家控制力弱，特别是建国不久又爆发抗美援朝战争，但就是在这种困难的形势下，陈云同志负责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不仅成功地治理了通货膨胀和失业，还促进了恢复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这充分说明陈云同志的全面统筹兼顾方法，是防范西方理论蓄意强调片面合理性，暗中锻造隐蔽经济战暗器的解毒良药。解放初，存在着旧中国遗留的严重通货膨胀和失业，政府实行货币改革压缩了货币供应量，虽然物价上涨势头趋于缓和，却出现了工商业萧条和失业增长。陈云同志认为，通货膨胀和失业都危害了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的政府都不能漠然视之，“现在我们管理国家，人民有无饭吃就成了我们的责任”。陈云同志深入调查实际经济情况，非常关心私营工商业和工人的困难，还根据经济形势和市场供求的变化，反复地调整货币政策的'松紧'力度，一旦发现物资供应紧张和物价趋升，就及时地适度'紧缩银根'，一旦发现市场疲软和物资滞销，又及时适度'放松银根'，增加贷款收购滞销物资，用于恢复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基础，两年中货币信贷政策就有'三紧三松'，结果同时克服了严重通货膨胀和失业。这种作法体现了全面统筹兼顾的思想，就仿佛驾驶汽车只偏向道路的一边，虽然能避开了汽车撞到山上的危险，却会增加汽车翻到山沟里的危险，因此司机需要不停地左右摆动着方向盘。一位曾获诺贝尔奖金的美国经济学家，了解到中国曾经在解放初和改革初期，成功地同时战胜了通货膨胀和失业，称赞说“谁能解释中国的成功，就能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确，陈云同志的全面辩证兼顾方法，虽然没有深奥理论和抽象数学模型，实践效果却远远超过了西方规范理论。我们防范美国隐蔽经济战暗器的袭击，必须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辩证思维能力，揭露其用片面合理性掩盖破坏性的伪装。美国推荐的规范经济理论和改革药方，仿佛是主张市场、竞争、开放等等，但却仅仅强调其合理性而忽视弊病，蓄意将其'绝对化'和'教条化'，这样塑造出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神话，就将本来具有辩证合理性的东西，巧妙地改造成了隐蔽经济战的暗器，具有很强的迷惑人能力和破坏威力。美国曾深受过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之害，饱尝过大萧条导致严重社会失业之苦，还上过英国“自由贸易”理论的当，如今却大肆鼓吹“新自由主义理论”，公开主张回归到亚当·斯密时代，目的正是利用市场机制的盲目力量，蓄意制造打击国际对手的经济危机，诱惑第三世界放弃保护敞开大门，任凭实力雄厚的西方跨国公司占领。令人遗憾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容易忽视现实复杂性而将问题简单化，容易根据局部的或短期的实际体验，进行直线的或惯性的推理作出结论。许多人感到辩证地思考问题很吃力，往往为了摆脱内心的困惑和矛盾，趋向于接受一种简单明了的东西，特别是存在着一定利益好处诱惑时，更容易思想简单忽略潜在的风险。大家知道，骗子善于人们的心理和思维弱点，制造种种假象迷惑人们受骗上当。美国策划秘密战略的“攻心战”，也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弱点，制造表面假象和利诱来迷惑人们，吞下其自杀性的规范理论和改革药方。中国曾在西方列强威逼下被迫开放门户，饱尝过依附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苦，为了挽救国家危亡?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解放初人们往往容易牢记旧社会之苦，而忽视了市场经济还存在许多合理的东西。特别是工业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后，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空前高涨，很容易产生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简单地认为“左”的就是社会主义的东西，甚至“文化革命”等左倾错误思潮中，否定了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还误以为是在“反对复辟资本主义”。也许一百年来中国遭受的苦难过于深重，人们容易通过直线或惯性的思维方式，认为危险就是“吃二茬苦”和“受二茬罪”，结果反而受了大量“左倾”错误之罪。现在有人为改革开放的成就而欢欣鼓舞，仿佛这一切都是“市场加开放”带来的，模仿西方规范市场模式就能更快富裕起来，不自觉否定了本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甚至92年的泡沫经济和盲目开放区热，造成了远远超过计划经济的数千亿元损失，还在责怪问题都是旧体制僵化造成的，仿佛市场经济就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忘记了资本主义数百年的频繁经济危机，忘记了旧中国也曾经有过开放的市场经济，股份制、公司制企业和跨国公司一应俱全，中国却始终未能实现工业化挽救国家命运，正是依靠公有制企业建立的现代大工业，才为我们赢得了平等扩大开放的国际地位，这些人认为加快改革开放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甚至看到出现大量“三个不利于”现象，看到俄罗斯私有化形成了寡头家族的统治，还认为这是改革中必须付出的社会代价，就像当年认为危险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一样，再次认为惟一危险就是来自“左”的错误。殊不知，除了意识形态的不同外衣之外，上述两种人的思维方式何其相似，同样都犯了思想简单粗心大意，习惯于直线或惯性的思维的错误。当年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许多同志，忘记了曾狠批过“价值规律的盲目性”，一转眼又主张同西方规范市场经济接轨。与此相比，陈云同志早在56年就曾提出了“补充论”，指出在坚持政府计划和国有经济的同时，还需要无政府的市场和个体经济作补充，现在看来这种辩证思想确实难能可贵。80年代，陈云同志赞成扩大市场调节的改革思路，但指出仍必须坚持“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还形象地比喻为“鸟与笼子的关系”，有人误认为陈云同志想限制市场作用，其实，陈云同志强调的是计划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他认为“笼子”应大小适当经常调整，既让鸟儿有自由又保证它不飞走，因为鸟儿和市场本身都并不是目的，关键是要保证鸟儿和市场为人民服务。换言之，许多鸟儿有灵性养熟了就不飞走，不要笼子也是完全可以的，但对许多种鸟儿就必须有笼子才行。有人相信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也跟着宣传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的神话，殊不知，这仿佛是猛兽主张的野蛮丛林竞争，目的是保证豺狼享有充分的吃人自由，显然只有把猛兽关在笼子或保护区里，才能保证人类自己不被猛兽吃掉。倘若我们不辩证看待市场经济的利弊，也很可能成为被猛兽吞食的牺牲品。［41］对于“计划与市场”、“开放与保护”、“紧缩与放松”、“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我们不应该采取片面思维方式，将任何一面绝对化对立起来，而应采取全面辩证兼顾的方法，相互取长补短形成统一和谐关系，因为，对立双方都各有优缺点和局限性，全面兼顾远远优越于片面强调一面，这样才能兼得双赢而避免风险，才能更好地全面维护人民的利益。当然，我们在处理改革中的各种矛盾，出现一些偏差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应该善于总结经验教训，采取谨慎求实的辩证思维方式，避免简单片面或直线惯性的思维，及时地进行双向的辩证调整，就仿佛像善于驾车的熟练司机一样，及时地左右灵活调整汽车方向盘，而不要像缺乏经验的汽车司机一样，总是过于偏向一边吃苦头之后，又重犯过于偏向另一边的错误。人们的片面、简单和惯性的思维方式，还导致了改革开放的一些其它误区。例如，过去有些人简单地认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私营企业甚至个体企业也必须取消，现在一看到西方富裕就忘记了掠夺史，还相信了西方宣扬的科斯产权定律，简单地认为公有产权实际上是无人关心，产权界定不明晰必然导致效率低下，公开主张寄希望于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忘记了无数人曾为公有制舍生忘死奋斗，解放后创造的工业化和社会保障奇迹，曾极大激发了人民的社会主义热情，甚至还是当年人们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思想简单不作深入细致的科学分析，犯文化大革命等荒唐错误的原因之一。过去有人甚至将进口西方机器视为“洋奴”，仿佛一切都自己制造才是自力更生，现在仍然不懂“开放与保护”的辩证关系，还惯性地认为“越开放就必然好处越大”，将“扩大开放”重新变成了僵化的教条，无视外国对民族工业冲击造成的种种恶果，也忘记了旧中国融入西方全球化体系的痛苦，还将前三十年在美国冷战封锁遏制下，自力更生的成就也贬低为“闭关自守”，忘记了80年代的“开放与保护”的辩证结合，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真正成功经验，不懂得西方国家保护民族工业的历史经验，不知道第三世界落入全球化陷阱的悲惨遭遇，不区分加强经济联系与全球化的区别，主张中国积极融入美国倡导的全球化潮流。过去有人将陈云同志的谨慎稳妥斥为保守，支持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大跃进”，现在却忘记了市场经济盲目调节弊病，无视建设规模小于实际国力的危害，反对政府扩大基础建设的干预措施。过去有人指责陈云同志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提出应该将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将他积极使用资方人员视为搞资本主义，否定他为和平赎卖民族资本阶级所作贡献，这些人还曾犯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惯性地认为惟一危险就是再“吃二茬苦”，否定解放后犯过“大跃进”等错误，还将调整时期纠正错误视为“复辟资本主义”，后来文化革命中当造反派或也受过些苦，现在却又否定前三十年取得的辉煌成就，忘记了扭转中国命运的工业化丰功伟绩，仿佛大家所作的一切除了“整人还是整人”，又惯性地认为“左倾”仍是惟一危险，还“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将坚持社会主义也斥责为左倾思潮，等等。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享有很高威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改革成就的承认，许多干部学者也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特别是随着西方规范经济理论的流行，许多学者觉得已掌握了市场经济规律，认为应依据西方规范理论搞系统改革，还将本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成功经验，贬低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是，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就在他们认为信心大为增强之时，随着改革措施越来越接近西方规范理论，改革开放中却面临着越来越多难题，出现了许多“三个不利于”的现象，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种种社会痛苦，这一切恰恰不符合中国改革的成功历程，反而同俄罗斯爆发经济危机前的症状，出现了越来越多令人不安的相似。倘若这些痛苦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毫不疑问会遭到党内外的强烈反对，改革开放大业也许早已“胎死腹中”。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先生所说，现在该是我们反思一下改革药方的时候了。倘若我们仍对这一切丝毫不作认真反省，中国经济学家享有的很高社会声望，可能会“大打折扣”或“半途夭折”。我们不应忘记当年盖达尔、丘拜斯等人，曾因主张全盘效仿西方国家的改革，迎合民众急于求富心理获得过广泛支持，如今却变得名誉扫地遭到了万人唾骂。俄罗斯报纸曾刊载一条有趣的报道，有个长像颇为相似盖达尔的年轻人，上街时突然遭到了民众的围攻痛打，他开始不知所措后来却骤然醒悟过来，大声呼叫“我不是盖达尔、我不是盖达尔”。盖达尔、丘拜斯盲目崇拜西方规范理论，无意中竟成了美国帮凶和民族罪人。中国经济学家必须正视的是，古人云“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倘若他们不能继续造福于民众，反而让民众承受越来越多痛苦，盖达尔成为“过街老鼠的日子”，很可能也有一天降临到自己身上。其实，中国经济学家具有非常远大的前程，他们曾经在更为困难的经济形势下，创造过举世瞩目的辉煌改革业绩，只要他们善于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改善辩证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的能力，吸取俄罗斯上当受骗误入歧途的教训，提高识别美国隐蔽经济战暗器的能力，他们非但不会重新步“盖达尔的后尘”，还会成为保卫祖国的“软战争”卫士。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学家具备这样的良知和魄力，他们作为“孙子兵法”伟大谋略的后代传人，虽然没有谋求霸权的“害人之心”，也不乏祖先创造保家卫国的谋略之道，还有挺身而出捍卫祖国的光荣传统。他们今天应作的不只是“纸上谈兵”，还应承担起保卫国家安全的神圣责任，因为，正像昔日反抗帝国主义的“硬战争”中，知识分子也曾投笔从戎奔赴疆场一样，在今日的对抗美国谋求霸权的“软战争”中，中国知识分子理应肩负起更重要的责任，成为“软战争”疆场上厮杀的主力军。（二）、我国改革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建立改革开放的“科学试验室”>无论是识破美国隐蔽经济战的陷阱，避免改革开放中潜伏的种种风险，还是帮助我们更好认识客观经济规律，我国创造的改革试点方法都有重大意义。同俄罗斯盲目模仿西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改革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衡量改革的是“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而不是书本或西方国家的规范经济模式。改革措施的出台要先试点，是否推广要看其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否为提高人民生活带来实惠，是否有利于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这种作法看似“既不全面又不系统”，但是，实践却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逐渐地越来越全面、系统地为我们揭示出，真正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改革规律性，而且这些规律性往往是经济学家头脑中，书本上以及外国都没有的真正创新，我国农村承包制的成功就是一个突出例证。我国改革采取的“先试点、再推广”的作法，可以说是对人类经济制度变迁方式的伟大创举，为人类有意识进行制度创新和调整生产关系，提供了“科学实验室”，对于避免不必要的社会震荡代价具有着重大意义。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的重要优越性，就是能从整个社会的利益出发，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和调整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体制改革不是一个短期任务，而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长期任务，但是，改革过程中不可必然潜伏着风险，我们必须探索出一种科学的方法，既能充分尝试各种改革的思路和机会，越来越多地释放社会主义的潜力，同时又能避免制度变迁的潜在风险，灵敏地识破西方蓄意设置的改革陷阱，防止国民经济运行发生秩序混乱，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震荡代价。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永无止境的过程，因此，建立改革开放的“科学试验室”，实现改革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千秋伟业的大事，其意义远远超过某项具体改革成就。某些西方学者出于反对社会变革的目的，对于任何社会试验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声称社会过于复杂不适合作试验，“革命”以社会为试验场不道德代价大，但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化进程中，充满了为了贪婪追求狭隘的私人利益，将整个社会乃至全世界作为试验场的残酷事实，这种试验有的是由众多私人分散地进行的，有的则是由垄断资本操纵国家机器进行的，尽管有些试验确实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有很多试验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包括野蛮的殖民掠夺甚至世界战争等等。西方学者声称资本主义进行分散的私人试验，能够遏制风险相对来说社会代价较小，但事实上，资本主义将试验方向服从于狭隘的私利，充分释放出私人竞争谋利的贪婪欲望，累加起来往往会造成巨大的社会破坏，亲身体会过殖民掠夺的中国和第三世界，不会忘记群狼争夺造成的社会痛苦。正是因为资本主义造成了社会灾难，却堵塞为了争取社会利益的试验机会，才迫使人民选择了社会革命的道路。人民无法忍受剥削压迫的社会痛苦，进行革命和反抗斗争乃是正义事业，是为了阻止不道德掠夺必须付出的代价。旧中国曾经沦为西方列强掠夺财富试验场，某个列强国家的私人资本进行的分散试验，不论采取何种手段获得了牟取暴利的成功，立刻就会招来众多列强国家的资本竞相效仿，这种分散试验仅仅降低了资本掠夺的风险，却大大增加了中国承受的社会痛苦。近代世上，尽管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付出过巨大代价，但是，人们从来没有为此而后悔过，因为，他们甘愿为挽救民族危亡承担巨大牺牲，他们希望建立公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为能采取和平而不是暴力手段，在整个社会利益相互和谐的基础上，为争取社会利益而不是狭隘的私利，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进行制度创新。的确，社会主义为此开拓了无比广阔的前景，但是，由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缺乏经验，没有认识到社会制度创新的复杂性，也曾犯过错误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例如，在解放初期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后，有些领导人和群众盲目乐观头脑发热，脱离生产力发展需要搞生产关系升级，结果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犯了错误。更为令人遗憾的是，领导人关于经济建设不同作法的意见分歧，甚至导致了党内不正常的尖锐斗争，后来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损失。尽管解放后经历的这些错误挫折，丝毫无法抹杀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无法抹杀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巨变，但是，当年许多盲目乐观的人们回想往事，仍然对付出不必要的巨大代价后悔不已。倘若当年人们的头脑更为复杂冷静一些，也采取先谨慎试点再逐渐推广的办法，历史悲剧或许能够很容易地加以避免，人们或许很容易纠正自己的认识缺陷，党内领导人也许能较顺利达成意见统一。由此可见，尽管社会主义制度消除了阶级对立，为从社会利益发出进行制度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福利，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开创了广阔前景，但是，由于社会经济现象如此错综复杂，人们往往难以准确认识和运用其规律，因此，制度创新的过程中仍然潜伏着巨大风险。有人说社会过于复杂因而不适于作试验，不如说正因为社会复杂才必须试验，而且有控制的局部试验获得充分成功，并且检验其稳定性和适用范围之前，不适于随意推广某种新的政策和制度，否则拿整个社会作试验风险太大。这就像一项新的生产技术、产品或药物，即使从理论上说具有很大潜在优越性，仍然必须经过反复实验观察其效果，然后在试验车间先进行小批量的生产，经过充分考验之后才能投入社会市场，否则很可能因为不成熟或缺乏经验，仓促地大规模生产投入社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失误甚至巨大危害。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恰恰是在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人们容易采取谨慎摸索的态度，往往能克服困难取得很大成绩，而恰恰取得成绩经济形势较好时，人们稍有麻痹大意盲目乐观，简单惯性思维忽视现实的复杂性，反而容易犯错误甚至造成巨大损失。解放初，我国经济基础遭到了长期战争破坏，还有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严重困难，还面临着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重任，但是，在陈云同志谨慎稳妥的领导之下，经济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早在这一时期，陈云同志就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主张重大决策要先试点摸索经验，看准了后再逐步地向全国推广。即使是改造旧中国的海关等机构，组织城市同业公会加入工商联，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陈云同志也反复强调，“在变革中，应该采取稳重审慎的步骤”，“这叫摸着石头过河。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需注意这点。慢两、三个月天不会塌，怕什么”。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民经济管理办法需要采取新措施，陈云同志又再三强调，“这些措施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加以解决。在这方面，我们还缺乏必要的经验。因此，我们所说的这些措施，必须谨慎从事，稳步前进，经过试验，逐步推行”。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取得辉煌成就后，有的领导人过于乐观急于求成，将谨慎稳妥的办法批评为“右倾保守”，结果在一片大好的经济形势之下，盲目推行“大跃进”造成了巨大损失。1962年，陈云同志为调整时期纠正以前错误，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他坚持采取深入调查和谨慎摸索的办法，他认为制订调整措施要“先试点，看一看，听一听反映，看准了以后再推广”，“这些工作，都要反复考虑，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铺开”。调整时期的工作部署上，陈云同志强调，“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比轻举妄动、早动乱动要好得多。困难时期只是着急，或者病急乱投医，不但无益，反而有害”。［4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了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我国渐进式改革取得了辉煌成就，与俄罗斯激进改革惨败形成鲜明对比，同陈云同志再三强调要谨慎稳妥有很大关系。陈云同志赞成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他曾在81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高度评价改革意义不亚于私营工商业改造，但是，他也提醒大家必须采取谨慎稳妥的态度，要“摸着石头过河”。80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指出改革的步子一定要稳，不能急于求成，改革固然要有一定的理论研究，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陈云同志说，体制改革，农业先走了一步，我看工业、财贸也势在必行，但是也应该看到，工业、财贸的体制改革比农业复杂，一定要循序渐进地稳妥进行。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支持以城市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同时提出了改革应稳步前进的思想和方法，要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既要解放思想，又要稳妥求实。1985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同志说，“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总的方向是正确的，具体的步骤措施，正在探索中。要走一步看一步，随时总结经验，坚持把改革搞好”。有人认为陈云同志的谨慎态度是“保守”，甚至认为是不赞成或反对改革开放，误以为是主张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实际上，人们稍微回顾就会知道“谨慎稳妥”乃是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的一贯作风，无论是解放初稳定物价治理严重失业，进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五计划时期，陈云同志始终强调要“摸着石头过河”，提醒人们务戒简单片面和急于求成，采取谨慎稳妥和全面兼顾的工作方法，难道说陈云同志这样做也是反对计划经济？或不赞成自己领导下制订的政策措施？事实证明，陈云同志一贯采取的谨慎稳妥态度，恰恰是为了更好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不仅丝毫没有耽误反而出色完成了任务，确保这些时期取得了辉煌的建设成就。早在二十年代，陈云同志曾在旧上海从事经济工作，堪称是我党懂得市场经济的领导人之一，恰恰就在56年计划经济的鼎盛时期，他比较党内其它领导人都更早地指出，应保留市场调节和个体经济的成份，调整时期工作还曾实施过“包产到户”，显然，陈云同志的超前思维堪称是改革的先驱。改革初期，党内对改革的认识和信心尚不充足，许多改革措施没有陈云同意很难推行。陈云同志一方面赞成支持改革方针，一方面再次反复强调要“摸着石头过河”，经过试点探索总结经验后逐步推广，他的谨慎态度绝不是反对改革开放，而是坚持了“一五时期”和“调整时期”，由实践证明非常成功的一贯工作方法。现在人们回顾一下，陈云同志始终坚持谨慎稳妥工作方法，不仅为新中国前三十年取得辉煌建设成就，还为保证中国?上渐进改革的成功之路，避免了俄罗斯急于全面模仿西方模式，盲目推行激进市场改革遭到巨大灾难，作出了不可替代的特殊历史贡献，其功劳恰似战争年代毛泽东的巨大贡献。党内许多干部出于革命时期养成的传统，工作有魄力但粗心不善于作细致思考，总是喜欢大刀阔斧地改造生产关系，怀疑陈云同志的谨慎态度是否必要，担心会影响群众搞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改革年代又担心谨慎会影响解放思想，嫌“先试点再逐步推广”速度太慢，妨碍一步迈入规范的市场经济模式，主张大胆改革直接拿整个社会作试验，甚至主张向相反方向搞生产关系变革。战争中难免有牺牲勇气和魄力是重要的，但搞经济建设和社会制度的改革创新，更重要的是符合复杂的客观经济规律，而经济规律如此复杂远远超过理论，必须进行细致观察和谨慎稳妥的探索，稍有粗心大意或主观主义脱离实际，就会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无情惩罚。许多干部认为大胆地闯才能干出成绩，工作方法粗心还是细心差别不大，但事实证明，两者的实践效果仿佛天壤之别，细微之处恰恰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今天西方理论认为通货膨胀和失业无法兼治，但是，新中国刚成立遍地战争创伤困难重重，还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失业，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却创造了奇迹，“恢复时期”国民经济顺利高速增长，不仅同时战胜了通货膨胀和严重失业，还支援抗美援朝打败了头号世界强国。“一五时期”，陈云同志全面兼顾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不仅工业化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干部、工人还年年长工资提高生活水平。尽管“一五时期”打下了良好工业基础，领导人和群众稍有盲目乐观粗心大意，竟然在大好形势中犯了“大跃进”错误，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经济损失。当年陈云同志领导私营工商业的改造，热情关怀、大胆使用资方管理人才，创造了平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奇迹，成功地将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后来许多干部群众认为“左”就是社会主义，惯性思维粗心大意不作深入的思考，甚至将党内矛盾也转化为了敌我矛盾。以前有人思想简单地热爱社会主义，认为惟一危险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现在却大彻大悟认为旧体制是万恶之源，不分“姓资姓社”盲目崇拜西方市场经济，殊不知，这种粗心大意的简单、片面思维，无论搞“左”或“右”都会造成灾难。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尽管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成就卓著，但是，他却始终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也不以自己是党内懂经济的领导人自居，一贯强调要谨慎稳妥“摸着石头过河”，随时了解情况变化不能单凭经验办事，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要多听不同意见从正反面考虑问题。正是因为陈云同志深知经济规律复杂，远远不是某一时期的经验所能概括，也不是领导人权威和群众热情所能左右，才强调改革必须经过谨慎试点摸索经验，广大干部必须提高经济工作的思想方法，认识规律总结经验要“全面、反复、比较”，要力戒思想方法简单、片面的危害。陈云同志还反复告诫经济领导干部，人们常常胜利时容易疏忽、骄傲犯错误，在取得较大工作成绩的情况下，要看到我们面临的任务还很多，“不能疏忽，要时刻小心，谨慎从事”。陈云同志还语重心长地指出，“背了‘正确’的包袱，就会跌筋斗。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很顺利的同志，应该十分警惕。同时犯过错误的同志，如果一个时期正确了，不小心，骄傲了，同样也可以再跌筋斗。”也许衡量一个经济学家是否经验丰富，不仅在于他知道自己的“所知”，还在于知道自己的“无知”。哈佛年轻经济学家萨克斯曾指高气昂，运用复杂数学模型指导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却在遭到惨败后垂头丧气不知所措。相比之下，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享有长期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声誉，却从不以为会玩数学模型就是知识丰富，早就指出教科书或许适合于课堂教学，却远远不足以指导复杂的改革实践，改革应该从试验多种不同方案入手，以实践效果而不是规范理论为衡量标准。斯蒂格利茨作为资深经济学家，同经验丰富的陈云同志看法相似，真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斯蒂格利茨先生指出，西方学者曾嘲笑社会主义是搞乌托邦试验，但是，如今他们公文包中装着西方正统教科书，飞到前社会主义国家大搞“休克疗法”，仿佛是进行相反方向的乌托邦试验，而且拿整个社会作为西方理论的试验场，俄罗斯灾难正是盲从西方教科书的结果。某些西方经济学家曾贬低中国渐进改革，“不全面、不系统、不符合市场规范”，但是，斯蒂格利茨先生却大为赞扬中国模式，“中国人并不是从历史上来讲就对这种思想方法具有免疫能力，但他们似乎通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教训，已经'将它从他们的制度中除掉了'。当他们开始为市场经济选择一条道路时，他们选择了渐进主义的道路，也就是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并且是非理想化的实用主义道路。他们有着这样的至理名言，'了解所做的事情中所不知道的东西'，因此尽管专家向他们保证再向前跳一大步就可以越过深坑，他们也不会因此而跳下山崖。相反，俄罗斯人在用正统课本模型武装的先知的引导下，选择了一个更加乌托邦式的改革道路。他们这回可真正理解了'并不是你所不知道的会伤害你，而往往是你所知道的会给你带来伤害'这句老话的意思了，但代价却很沉重。”探索符合国情的完善民主之路>建立社会制度创新的“科学试验室”，对于实现改革决策的“民主化”，推进国家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在优越性，自觉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大家知道，政治改革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容易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甚至为西方势力利用是非常危险的，前苏联剧变的教训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改革决策，都确实需要以符合中国国情的方式，行之有效地推进民主化的进程。正如陈云同志指出，制订经济政策需要全面考虑问题，听取不同侧面和正反面的各种意见。尽管领导人的知识经验比较丰富，但是，相对于复杂多变的现实仍有局限性，有些领导人善于全面辩证思考问题，作风民主而且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但也有些领导人考虑问题不够全面，工作方法简单不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容易急于求成给经济建设造成损失。特别是处在大变革的改革开放年代，客观形势千变万化不断出现新问题，倘若各级领导人缺少谨慎稳妥的态度，不善于深入调查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即使是经验丰富也往往难以胜任，稍有主观主义和思想方法简单片面，不能全面认识客观规律只凭经验办事，都可能给改革开放造成巨大的危害。正因如此，改革过程应有广泛参与和民主决策，制订政策应充分听取不同意见，既要有效维护政府领导的权威，确保社会经济秩序的平稳正常运行，又要防止领导人缺乏民主作风独断独行，仓促作出错误决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一方面，各级领导人应努力提高民主意识，继承陈云同志的科学严谨工作方法，充分意识到客观经济规律的复杂性，多听不同意见多从正反面考虑问题，全面兼顾和维护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必须将民主决策建立在科学基础上，通过科学的有控制局部试点，实践检验不同意见方案的可行性，全面评价吸取不同意见的长短处，达到统一认识和消除分歧的目的。值得指出，政府领导人对于重大改革决策问题，在没有充分听取各方面不同意见，尚未在试点中获得充分成功之前，不应该轻易地下结论和作决议，否则容易堵塞言路和更好的方案，很可能给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反而会有损于政府和领导人的威信。尽管有些改革方案和政策主张，似乎从理论分析来说很有道理，也得到了国内外权威专家的支持，但是，实践中仍然难以获得满意效果，仓促推行甚至可能造成很大损失。建国初期，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总是强调先进行深入调查，没有充分把握不发表意见。据说蒋经国吸取其父专断教训，主持开会时让下属畅所欲言，惟恐自己定调子会堵塞言路，后来再综合分析采纳各种意见，在台湾建设中取得了卓越成就。陈云同志反复强调，“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就是因为客观现实错综复杂，不能迷信书本理论和领导权威，他领导工作虽然总是取得出色成绩，却仍然强调必须谨慎进行试点探索。中国革命时期，王明路线盲目照搬理论教条，曾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惨痛教训。毛泽东同志享有崇高的领导威望，但由于不懂经济过于主观主义，坚持“大跃进”造成了巨大损失。倘若当时领导人不是固执己见，先谨慎稳妥地进行局部试点探索，即使犯错误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失，反而能避免错误维护自己的威信，避免党内发生不正常的激烈斗争。改革初期，人们刚刚经历了“文革”的浩劫，痛定思痛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再也不愿意盲目急于求成，改革和发展都采取了谨慎态度。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重新在党内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尽管党内对改革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存在着意见分歧信心尚不充足，但是，大家都同意有必要进行改革试点，通过实践积累经验摸索新路子。邓小平同志谦虚地称自己不懂经济，他赞成陈云同志的谨慎稳妥思想，也主张改革应“摸着石头过河”。当时领导人推行每项新改革措施，常常会有许多天睡不着觉，唯恐稍有不当损害了人民利益，增加“文革”给人民带来的欠账。重大政策都是试点成功并推广之后，党和政府的文件才加以肯定纳入决议。党内存在不同批评意见的压力，促使改革采取了谨慎试点方式，而通过谨慎改革试点积累的经验，反过来消除了党内的意见分歧，帮助人们统一认识增强了改革信心，推动改革?上符合国情的成功之路。倘若中国不是采取谨慎试点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给人民带来巨大的实惠，包括消除市场短缺和失业困难，不断增加工资提高生活水平，而像俄罗斯效仿西方规范市场模式，一开始就造成物价飞涨失业严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两极分化严重，那么肯定会遭到党内外的强烈反对，改革开放大业早已胎死腹中。由此可见，正如斯蒂格利茨先生所说，通过谨慎的试点“摸着石头过河”，乃是保证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也是中俄两种改革道路的根本区别。中国不能模仿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是因为迫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选择了不同的社会进化道路。由于社会主义和公有制消除了阶级对立，就为人民更为广泛参与各种层次的决策，进行更为广泛的制度创新的科学试验，开辟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广阔的美好前景。今日中国建立和完善政治民主制度，必须从具体国情出发扬长避短，这样完全能建立优越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反之则必然导致秩序混乱和社会灾难。现代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基础上，早期选举权曾直接与私有财产挂钩，就像雅典民主是奴隶主的民主一样。尽管这种民主制度也有可借鉴之处，但历史事实证明，它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民族生存问题，还给许多转轨中国家造成了社会混乱，因此，我们不应将西方民主作为目标模式，而必须具有远大抱负超越西方模式，建立更好维护社会利益的民主制度。今天在西方国家，宪法虽然规定公民普遍享有选举权，表面上人民也能选举总统和国会议员，但是，垄断资本却实际操纵着选举过程，这种情形仿佛是“点厨子不点菜”。无论是党派和政客参加竞选，还是通过新闻媒介宣传竞选纲领，都必须先获得雄厚的资金支持，都必须拉拢依靠垄断财团作后盾。难怪西方人也讽刺说，有钱才有新闻言论的自由，民主是一场富人们玩的游戏。更重要的是，民众“点厨子”的权力也很有限，可供民众选择的少数几位“厨子”，还是靠富人出钱“包装炒作”出来的。尽管政客选举时能吹得天花乱坠，一旦选举结束后却可以自行其是，并不承担具体的社会责任义务，仿佛是老百姓仅仅“点了厨子”，“真正点菜”的却是有钱的大富翁，做菜是好是坏也只好听之任之。显而易见，无论从政党目标的确定，选择实现目标的政策手段，还是监督政党执政的过程，垄断财团都拥有更大的支配权，金钱和幕后游说起着更大的作用。有些中国人向往瑞典式的资本主义，甚至主张倒退到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严酷的历史事实，社会民主党只适合于发达国家的土壤，从来就不属于第三世界贫穷国家的人民。二十世纪初，曾信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国际运动，分裂成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第二国际也就是后来的社会党国际，只关心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利益，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民主改良，却从不关心殖民地广大人民的命运。西方从殖民地掠夺了大量的资源财富，虽然缓和了西方国家的社会阶级矛盾，却加剧了旧中国等落后国家人民的痛苦。十九世纪末，英国的两大主要政党对外扩张方面是一致的。主张殖民扩张的英国政治家罗得斯，看到伦敦失业工人集会上的愤怒情绪之后，称他坚信帝国主义才能解决“社会问题”。他说，“帝国是一个关系到面包和黄油的问题，假使你想避免内战，你就要做一个帝国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各国社会党曾积极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有些人后悔中国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而没有选择资本主义民主的道路，还责怪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动荡不安。的确，倘若当年西方列强不依强凌弱，大肆掠夺中国财富激化社会矛盾，而像帮助台湾那样提供大量援助，邀请大批官员学者进行友好访问，中国人民何必舍生忘死进行反抗，君主立宪和资本主义民主都有可能，但残酷的历史事实是，当年西方列强不愿平等对待旧中国，而是毫不留情地压榨贫穷的旧中国，自私自利的掠夺虽缓和了本国矛盾，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民主制度演化，却将旧中国推入了社会动乱的深渊，堵塞了平稳的社会进化和改良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民主仿佛是“豺狼的民主”，狼并不仅仅有贪婪残忍的一面，它们也有自己的道德和社会规范，尽管狼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攻击性，但是，它们也能保持相对平等的和谐关系，等级制度划分不如某些弱小的动物，如猴群、羊群和鹿群，等等。但是，豺狼之间保持的友好、团结关系，却是出于掠食弱小动物的共同利益，一旦没有足够猎物可供追杀捕食，狼群出于食肉动物的攻击本能，很可能出现残酷的相互残杀。英国政治家罗得斯深深领悟这个道理，他大肆鼓吹对外扩张来避免内战，精明地将本国矛盾转嫁给弱小国家。当代美国的著名政治家亨廷顿也宣称，美利坚民族过于强调追求自我利益，倘若没有对抗征服外敌的共同利益，追求私利的攻击性很可能导致内部混乱，因此，冷战结束后还要有“文明的冲突”，缺乏外敌才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今天有些中国人崇拜西方的自由民主，还将其归功于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仿佛西方文明等于“仁慈和宽厚”，一古脑将近代中华民族的不幸遭遇，归罪于祖先儒家文化的残忍和不道德。殊不知，这就像是善良的羔羊在作自我谴责，羡慕和崇拜豺狼之间的友善与和睦，将不幸惨遭捕杀归罪于自己不道德，仿佛羊群抛弃集体精神追求自我，就能变得更加强大避免遭到捕杀，忘记了豺狼的仁慈不适用于自己，除非羊群有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一旦羊群抛弃集体精神成为一盘散沙，就更加难以抵御豺狼的无情攻击。中国的儒家文化强调道德约束缺乏攻击性，虽有注重等级礼仪束缚个性的弊病，却能不依靠掠夺较好保持社会和谐。相比之下，当年英国强调追求个人最大利益的文化，为了保持资本主义的社会稳定，却要依靠掠夺全世界的大量资源财富，奴役相当于本土面积近百倍的殖民地，还压榨着像旧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英国的鸦片贸易贪婪掠夺，强加不平等条约和巨额战争赔款，转嫁矛盾打破了中国社会的脆弱平衡，导致中国陷入了连续不断的战乱之中，四十多年就间接损失了一亿多人口。旧中国也曾有过“三权分立”和国会选举，上演过一出出议员选举腐败行贿丑剧，但是，单纯腐败并不是导致民主失败的原因。直至十八世纪中期，英国国会还充满着贪污腐败现象，选举中普遍存在贿赂和收买选民，全国七百多万人口中，仅有十五万人有选举权，城市中只有大商人团体有选举权。英国民主虽然也不完善充满了腐败，却不妨碍其尽情从全世界掠夺财富，而当年中国处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必须探索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出路，增强社会凝聚力扭转一盘散沙的局面，这样才能动员力量尽快实现工业化，共同抵御外敌克服民族生存的紧迫威胁，保障人民生存权利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位朋友曾提到他老家姑姑的亲身经历，解放前兵荒马乱他家乡总遭兵灾匪患，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军也曾来烧过房子，有一天有人喊“兵来了，快躲起来啊”，他姑姑刚做好饭来不及收拾，赶忙也跟着大家跑到山上躲起来了，没想到是原来是贺龙的部队来了。他姑姑听到山下喊话，老乡们出来吧，别害怕，我们贺龙的部队，是人民的军队。大家都害怕谁也不敢出去，过了好久才回家一看，锅里做熟的饭一点也没动。这位朋友总是喜欢批评以前的宣传说法，没想到却说出了这样一番感人经历。的确，旧中国的广大民众曾饱经磨难，基本生存权利也受到野蛮侵犯，还谈什么人权民主和言论自由，他们就是通过朴素的亲身感受，来区分究竟谁真的对老百姓好，为了获得最基本的生活权利，不得不用自己的鲜血生命投票，选择了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道路。历史上，西方国家标榜人权民主和言论自由，却不让殖民地人民享有类似的权利。直到二战后，亚非拉国家纷纷赢得了民族独立，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特权，仍经常粗暴干涉亚非拉国家的内政，扶植右翼独裁政权野蛮屠杀进步人士。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国被迫从冷战转向了缓和战略，刚刚放下屠杀了数百万人的炸弹，又拿起了新发明的“人权武器”，将贸易经济利益同“人权”挂钩，专门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要害，专门维护“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权”，要胁给他们言论自由并实行多党选举。事实上，就在美国开始实施人权战略的早期阶段，还策划政变推翻了智利的民主选举政府，杀害了社会党阿连德前总统和大批民主人士。根据近年来美国公开披露的秘密文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一些大跨国公司，以及谋划“缓和”战略的基辛格博士，都涉嫌策划智利军事政变的幕后活动，这充分暴露了美国人权战略的虚伪性。由于历史原因，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早期阶段，制度创新偏重于动员全社会力量，实现工业化维护国家主权与独立，而在制定政治经济决策的民主程序，广泛征求吸取党内外的不同意见，发挥个人与企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防止领导人主观武断和滥用职权方面，确实存在着制度上的不完善和缺陷，还因重大决策失误付出过许多代价。这种情况下，人们容易产生模仿西方民主的冲动，希望照搬西方模式来解决民主问题。美国大肆鼓吹人权外交和多党民主，也正是希望“以己之长攻人之短”，趁机从根本上动摇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我们既要认识到到完善政治民主制度，实现重大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促进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统一，是必须加以重视和解决的紧迫任务，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完善政治民主制度，绝不能照搬西方的多党政治民主模式，否则可能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的灾难，误中美国软硬兼施“攻心战”的诡计。有些人对民主抱有理想主义热情，也主张搞政治多元化和全民选举，忽视了政治改革的复杂性和风险性。实际上，社会制度的创新是非常复杂过程，无论是领导人、专家和普通群众，都难以充分掌握社会进化的规律，投票的人数多并不能代表正确，正像决定“科学理论”是否正确，必须根据从科学试验中得出的结果，不能根据投票人数多少来决定一样。与此相似，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创新，也必须建立起完善的科学试点制度，而不能简单地根据投票选举来决策，因为，社会客观规律如此错综复杂，领导人和专家都很容易犯错误，普通群众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有限，不充分了解各种改革方案的效果，即使是多数人投票作出的选择决定，也不一定真正符合多数人利益，也可能像领导人一样出现重大失误。前苏联剧变的导火索是政治体制改革，其惨重教训深刻说明无论领导或是群众，都难以充分了解自己选择产生的影响，可能产生与自己最初愿望相反的恶果，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刻，重大决策失误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危害，甚至会导致国家分裂和经济崩溃的灾难。由于过于仓促推行政治多元化改革，少数政客为了最大限度追求自身权力，必然选择激烈否定现行体制的道路，普通民众缺乏经验也往往误认为，越是激烈的反对派就越代表自己利益，特别在某些领导人和学者们的误导之下，不能客观评价自身制度的功绩，为了急于求富迫切希望模仿西方模式，以为这样就能“一步迈入发达国家的天堂”，饥不择食地吞下了美国的“民主诱饵”。这样情形恰好为美国施展“软战争”攻势，推荐破坏性改革药方提供了天赐良机，操纵玩弄缺乏经验和根基的新兴政客贵族，任意摧毁工业军事实力并控制经济命脉。新兴政客贵族们以谋求自身财富和权力为重，根本无心捍卫国家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广大民众一旦在选举“点错了厨子”，也只好任凭无能的厨子任意乱做菜，苦水咽下肚只能自认倒霉无可奈何。更糟糕的是，重大道路的抉择一旦失误就难以回头，例如1996年，当俄罗斯民众饱受社会经济灾难的煎熬，对叶利钦大为不满支持率不到10％时，才发现改要想变现状已经非常困难，强大的新兴寡头阶层和黑手党势力，不断威胁、恐吓选择共产党就意味着内战，俄罗斯民众饱尝动荡之苦成了惊弓之鸟，只好苟且偷安重新选择叶利钦当总统。1996年，叶利钦竞选时口口声声说要改正错误，但是，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已掌握在美国之手，要想贷款就必须听命于国际货币基金，于是只好沿着以前改革道路走下去，最终于1998年爆发了严重金融危机。当年俄罗斯民众选举叶利钦当总统，曾满怀希望他采取有力措施反对腐败，促进经济发展并带来西方的富裕生活，但是，俄罗斯民众却发现叶利钦做了“相反的菜”，黑社会与官僚勾结的腐败千百万倍膨胀，饱尝了社会保障体系瓦解的痛苦煎熬，人民储蓄存款两次被危机洗劫一空，工业实力衰落而强大国防不复存在，分裂恐怖活动严重威胁着百姓生活。1999年议会选举中，选民甚至顾不上关注严重的经济困难，只要能有力镇压恐怖活动就心满意足了。俄罗斯民众发现美国宣传的民主美梦，最终就是财大气粗的美国操纵一切，名义上是自己“点了一回厨子”，实?上最终“点菜”的却是美国老板。俄罗斯民众得到的是同自己希望相反的“菜”，而美国却圆满实现了国际地缘战略目标。难怪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责道，国际货币基金强加的贷款附加条件，导致转轨国家无法通过民主达成改革共识，被迫推行由“华盛顿共识”规定的改革药方，而“华盛顿共识”往坏里说是“误导”，“虽然西方一直对重建民主而欢欣鼓舞，而医生开出的药方却一再拒绝民主程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蒂格利茨和俄罗斯人或许不知道，这恰恰正是美国鼓吹民主的真实用意。［43］由于中国已经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简单模仿西方民主必然带来灾难性恶果，还会为美国虚伪地利用“人权民主武器”，削弱颠覆和分裂瓦解中国提供可趁之机，重蹈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覆辙。由于中国的人口众多而经济基薄弱，一旦政治动荡打破了脆弱的社会平衡，其灾难深重将远远超过前苏联解体。当年中国是在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无数先辈被迫用自己的鲜血生命投票，毅然决然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从建立和完善政治民主制度角度来说，社会主义制度结构可以说长短处并存。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政治民主的长处在于，公有制消除了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为社会成员在利益和谐的基础上，广泛参与各种层次的政治经济决策，开拓了无比广阔的前景和历史机遇，具有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潜在优势。譬如，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范围非常狭窄，大多数经济决策权属于私有资本，直接按照金钱原则而不是投票来决定，财富和收入分配存在着严重不平等，资本在企业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人们形式上敢骂总统却不敢骂老板，即使是少数公共部门的决策领域，垄断资本鼓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大大限制了政府维护社会的功能，更何况老百姓选举“点了厨子”之后，“点菜”的仍然是垄断资本的幕后游说，军火工业存在的巨额贿赂就是一例，财团政治捐款直接体现了金钱政治，可看做是一种合法化的贿赂制度，特别是八十年代“右翼保守革命”以来，政府调节、社会福利和工会不断削弱，民众利益虽屡屡遭到侵犯却无可奈何。相比之下，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范围非常广泛，既可涉及到宏观和公共部门决策，还可包括职工参与管理等一切领域。旧中国缺乏凝聚力仿佛“一盘散沙”，广大人民虽有报国之心也无能为力，社会主义和公有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能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和团结全体人民，共同实现振兴工业富国强兵的重任，还能有效地协调众多国有、集体企业，推动国民经济实现高速的平稳增长，避免经济危机并保障就业、社会福利。公有制企业能够实现广泛的民主管理，广大职工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包括直接参与技术创新和挖潜增效，监督企业领导决策和财务分配等等，五十年代鞍钢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改革中邯钢的工人积极参与挖潜降耗，都是我国实现职工民主管理的成功经验。上述优越性绝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而是旧中国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下，老百姓渴望却难以实现的“实惠大菜”。俗话说，凡事有正面必有反面。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构造产生的长处，从某种意义上也是衍生其短处的原因。社会主义和公有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同时也产生了集中管理体制的内在弊端，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导致体制僵化，仿佛是“船大难调头”缺乏灵活性，阻碍制度创新的广阔前景转化为现实，倘若某些方面的制度创新发生失误，就很容易给全局性工作造成负面影响，整个体制运转需要统一领导的权威性，而制度创新需要民主发表不同意见，两者之间处理不当容易产生矛盾，过于强调前者会导致僵化缺乏灵活性，过于强调后者会影响现行体制运行。倘若像陈云同志那样谦虚听取不同意见，谨慎地领导经济建设和制度创新变革，就可能发挥制度潜力取得巨大成绩，反之稍有大意也可能造成巨大危害。社会主义制度有集中动员资源的优势，反过来也容易束缚企业和个人的主动性，确实存在着某些限制个人自由的弊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谈到，“共产党中国具有很高的组织才能，将广阔领土上的大众有效动员起来，为追赶现代化进行了一场'急行军'，'急行军'需要有严格的纪律，为此，中国牺牲了某些个人自由和权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取得了较大现代化成就的今天，如何在保证社会整体利益的前提下，促进个人与社会利益的高度和谐，更充分保障个人自由和完善民主，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任务。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制度，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公有制条件下群众能广泛参与，民主范围可涉及到一切领域的优势，探索出一种不仅能充分发表不同意见，而且还能对不同方案进行科学试验，建立社会科学的“可控制实验室”，通过实践不断掌握更多、更新的知识，产生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有效化解改革开放中潜伏的种种风险，避免主观主义仓促推行不成熟的政策，产生不良社会后果影响领导人威信，帮助党内外消除意见分歧和统一认识，促进制度创新的广阔前景和巨大潜力，源源不断转化为造福社会的美好现实，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蓬勃发展，有效改善人民生活和增进社会稳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应该区别两类不同的重大决策问题，一类决策涉及现有体制的运行，相对来说有比较成熟的知识和经验，还有一类决策涉及重大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往往缺乏成熟的经验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对于前一类决策问题，关键是提高现行体制的运行效率，督促领导人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服务，应考虑完善“社会承诺制”，将“单向承诺”的办法，逐步扩展到“双向契约”，先通过各种渠道征求群众意见，让老百姓直接“点自己渴望的菜”，对各级政府和公有企业的领导人，提出具体的希望要求和责任目标，再由人大、政协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同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进行磋商，共同制订具体的社会责任契约，监督机构设置和奖励惩罚办法，等等。近年来，各地政府和企业试行“社会承诺制”，如规定社会服务的各种量化指标，成立有权威的专门监督执行机构，取得了督促政府和企业提高效率，更好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明显效果。但是，现行“社会承诺制”仍有许多缺陷，如缺乏群众参与“直接点菜”，以搞运动方式推行缺乏持久性，等等。今后应考虑将完善“社会承诺制”，通过试点逐步建立“社会契约制”，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将其纳入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正式列入人大、政协的工作议程，成为社会公众维护改善自身利益，监督和约束政府廉洁勤政提高效率，创造“直接点菜的实惠民主”的重要途径。对于后一类决策问题，即涉及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的重大决策，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和人民利益，由于缺乏充分的知识和成熟的经验，往往潜伏着较大风险必须谨慎从事。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需要建立和完善科学化民主决策程序，才能化解风险和维护经济安全。这类重大决策往往存在许多不同意见，必须发扬民主允许不同意见畅所欲言，推动不同部门和社会团体充分协商，这样有利于从不同侧面深入考察问题，促使决策方案变得更为全面和成熟，从而更好地兼顾不同社会团体的利益。值得指出，民主讨论和协商虽能促使认识更为全面，却往往仍无法获得充分可靠的知识，倘若此时由权威部门和领导人来决断，或者通过民主程序由投票多少来决定，仍然不能保证主观意志符合客观规律，从而无法避免重大决策的潜伏风险。此时即使领导或投票人希望权衡利弊，仍然缺少衡量利弊的充分科学依据，惟一办法是通过实践来探求知识，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推进这类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制定重大决策，建立起一种制度化的“科学实验室”。我国应规定凡是制订这类重大决策，必须首先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和协商，然后再初步设计代表不同意见的方案，通过科学的试点程序进行实践检验，通过实践获得更多的可靠知识和经验，了解不同方案的长短处和利弊得失，帮助人们消除意见分歧和统一认识，防止意见分歧导致党内激烈斗争和分裂，在获得充分可靠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最后再由民主投票来作出重大决策，这样才能有效地化解种种潜伏的风险，确保制订的政策真正符合人民利益。对于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的重大决策，应该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科学的规章制度，确保能够公正地组织民主讨论和协商，广泛征求实际部门和社会团体的意见。人大、政协应设立专门的咨询委员会，吸收不同观点的专家和社会团体参加，协助政府部门设计多种不同的试点方案，通过实践考察其实际效果和潜在风险，客观、公正地评价各种方案的利弊得失，综合分析、总结经验并提出改进意见，力求寻找到效果显著而负作用小的方案，能够妥善兼顾社会各方面的实际利益，避免社会痛苦或将其减少到最低程度。民主协商和试点不会影响领导人权威，也不会耽误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因为，这样做能集思广益提出更多的有用思路，帮助领导人树立作风民主的良好形象，避免领导人仓促作出重大决策犯错误，还能通过实践找到效果最佳的方案，取得成绩大大提高领导人的威信。实践证明，无论是“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还是“三年调整”和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同志谨慎稳妥地领导工作，强调要通过试点“摸着石头过河”，都取得卓越成绩迅速摆脱了经济困难。那时面临着更为错综复杂的局面，以及更为紧迫的各项工作压力，如抗美援朝战争，私营工商业改造，大跃进造成的巨大损失，“文革”遗留的严重困难，但是，陈云同志强调越是在困难形势下，就越是要谨慎稳妥进行试点，耐心找到符合客观规律的办法，经济困难也就随之迎刃而解。恰恰在上述严峻的形势下，陈云同志的谨慎稳妥的主张，容易受到党内领导干部的重视。而恰恰在建设顺利的形势下，人们却往往容易麻痹大意，急于求成反而会铸成大错，“大跃进”的惨痛教训，93年的盲目开放区热，都是“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建立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试点制度，能够将陈云同志的宝贵经验制度化，防止领导干部和群众再犯类似的错误，帮助我们解决当前面临的紧迫难题。改革试点既要解放思想又要科学严谨，应该有条不紊地通过有控制的局部试验，探索不同思路的实践效果和长短处。试点应遵循“大胆试验、谨慎推广”原则，对于有效果而负作用较大的方案，也不宜急于推广而应摸索消除负效应办法，即使是效果显著并没有明显副作用的方案，也应通过扩大试点检验稳定性和适用范围，否则仓促推广到超出了适用范围仍可能造成危害。我们应继承陈云同志的全面兼顾思想，力求扬长避短地综合不同方案的优势，探索出全面维护人民利益的最佳方案，尽量消除负面效应不让群众忍受痛苦。我国应完善多党合作制积极参政、议政，人大、政协应成立专门评价、监督机构，广泛吸收中立专家和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参加，对改革试点工作进行监督和客观评价，提出有关改进、扩大试点和能否推广的建议。由于改革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他们应有权了解某项改革方案的利弊得失，判断是否应推广或需继续试点进行改进，这样由人民群众来鉴别“菜”和“厨子”，是否已经充分成熟并且符合自己味口，防止“厨子”为好大喜功而“乱做菜”，仓促推行损害人民利益的不成熟方案。衡量改革必须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而不是领导权威或规范经济理论。这样对推广改革方案提出了严格要求，那些虽然能够扩大局部的经济效益，但不利于社会整体稳定和生产力发展，给人民群众造成痛苦的方案不宜推广。改革初期，党内存在各种不同意见的批评压力，促使衡量改革采取了相当严格的标准，有效防止了出现“三个不利于”的现象，现在仍应坚持这个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推广改革方案不应损害人民的现有利益，应努力寻找促进共同富裕的改革方案，允许大多数人改善的同时少数人先富，但绝不允许仅仅提高少数人的收入，而降低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对于部分群众利益受到损害的方案，倘若能通过“做大馅饼”进行再分配，充分补偿部分群众利益下降而有余，才意味着真正是利大于弊可以推广，否则无法进行充分补偿就不宜推广，应继续试点摸索直到找到圆满方案为止，这样才能督促改革者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不仓促草率地乱做伤害人民的“菜”。值得指出，只有坚持这样严格的衡量改革标准，才能避免落入西方设置的“改革阵痛”陷阱，才能确保真正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否则完全可以像西方哄骗俄罗斯人那样，随意将改革的重大失误说成是“阵痛”，将损害大多数人民利益说成是“暂时的”，甚至将导致企业大批倒闭和破坏生产力，也说成是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将“三个不利于”也诡辩成“三个有利于”，直到人民知道受骗了却已后悔莫及。改革试点工作实现制度化和长期化，能够帮助人民通过一条科学道路，尝试制作各种“自己渴望的新菜”，通过参与、监督“试验新菜”过程，确保推广成熟的“做菜方法”。人民还可通过试点选拔领导人，规定领导人只做“自己想吃的菜”，确保领导人用成熟的方法“做菜”，还试验选拔哪些领导人“做菜最好”。法国启蒙运动的著名思想家卢梭，撰写的《社会契约论》提出的进步思想，推动资本主义民主摆脱了“君主神权”束缚，却仍然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的腐败金钱政治。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为民主制定“社会契约”，逐渐将越来越多权力转移到成熟的民众手中，直接“点自己喜欢的菜、做菜方式和厨师”，提供无比广阔的社会制度创新的前景。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制度的工作，应先从广大群众“直接点菜”入手，然后逐渐扩大到“点厨子”，建立试点选拔“厨子”的科学制度，试验考察“厨师”的“实际做菜能力”，由社会各界组成的专家审查委员会，初步审查、鉴定候选人的资格能力，再由社会公众投票选举待选的“厨师”，这样才能确保选举出可靠的“厨师”，避免“无能的厨师乱吹牛和许愿”，靠蒙骗群众当选后再谋求私利，仅仅为少数特殊利益集团服务，“不会做菜、乱做菜”危害社会利益，避免重蹈俄罗斯政治改革失败的覆辙。这种崭新的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制度，是社会公众直接参与的全面、实惠的民主，优越于西方金钱政治的不实惠民主，能够确保社会公众不断改善自身利益，不仅仅能“点自己现在想吃的菜”，还能“尝试各种新的做菜方式”，选拔“确实可靠的、能干的厨师”，“监督厨师”踏踏实实而不偷工减料，采用成熟方法高效率地为自己“做菜”，源源不断地“吃到越来越多的美味好菜”，满足广大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范围非常宽广，可涉及到宏观、微观经济等一切领域。改革开放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应通过试点制度化有条不紊地进行，首先应围绕国民经济发展的紧迫任务，注重解决关系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如试点探索社会基础建设的最佳力度，克服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困难，如何尽快有效解决社会失业的难题，如何帮助国有企业尽快摆脱困难，如何促进地区间均衡发展和西部开放，推进安居工程解决居民住宅困难，等等。与此同时，其它各方面的改革试点也应深入展开，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和行业管理，财政、金融、外贸、商业领域，等等。各项改革都应从多方面进行试点，如国企改革应试点经营责任制创新，强化管理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股份制、公司制改造等产权改革，改善市场、税收、融资的外部环境，等等。试点工作应广泛吸收社会公众参与，包括各行业、社会团体和专家学者，特别是需要解决困难的社会群体，这样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是切实关心人民利益的实惠民主。改革试点应采取科学客观的态度，摆脱思维定式试验各种不同思路，如解决紧迫社会失业难题，帮助国有企业尽快摆脱困难方面，应从宏、微观多种角度进行试验，既要试验“市场”也要试验“计划”，特别是应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摆脱迷信市场思维定式的束缚，探索市场与计划调节的最佳结合。近年来，人们深为市场改革的种种痛苦所困扰，与其坚持流行思路苦苦找不到出路，不妨再尝试一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很有可能种种困难能够迎刃而解，因为，这是实践证明的中国改革成功经验，曾成功克服了失业与通胀并存的困难，促进了国有企业实现长期高效益增长，而没有带来“三个不利于”的副作用。难道我们能解放思想学习西方，就不能也大胆解放一下思想，客观评价借鉴本国改革的成功经验？我国坚持试验市场与计划的最佳结合，对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有重要意义，意味着人民将能够直接“点宏观大菜”，包括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避免经济危机的周期困扰，丰富消费与“铁饭碗”并存，充分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国防，优先发展社会需要的特定产业，特定消费积累率和经济比例关系，等等。计划经济虽然有种种弊病，但仍然成功提供过不少“宏观大菜”，如“国防建设”和“铁饭碗”等。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没有放弃以前的实惠大菜同时，又增添了商品供应丰富的大菜。现在我们也不必迷信市场经济，就放弃以前的“实惠宏观大菜”，还非要忍受社会失业等痛苦，那样市场岂不成了“空头馅饼”，搞不好爆发金融危机还会人财两空。西方指责政府计划是“不民主”，今后不妨通过试点“社会契约制”，让老百姓参与直接点“宏观大菜”，比西方“点厨子”民主岂不更实惠。试点工作应周密地设计不同试点方案，以解决国民经济发展的紧迫难题为重点，重视借鉴实践中取得初步成效的方法经验，特别应虚心征求经济实际工作者的意见，因为他们对经济难题的症结有亲身体验，而且通过实践积累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经验。改革方案的设计也需要参考各种经济理论，应参考借鉴多种理论而不仅仅一种理论，因为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完美都各有长短处，由于社会经济现象错综复杂、千变万化，任何深奥的理论也难以准确地反映现实，因此，理论虽然能对设计改革思路提供启发，但是，直接获得成功改革方案的机会不大，因此，不应偏重经济理论而轻视实践经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西方课本经济学对教育学生可能是不错的，但不适于向实施改革的政府提供建议，特别是美国教科书过于依赖于某种学派”。因此，我们应力戒偏重“洋理论”，而轻视本国创造的“土经验”，实践中往往是后者更成功，当然，也应努力将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我们设计经济改革的试点方案过程中，应有分析地借鉴而不模仿西方模式。俄罗斯盲目模仿西方的失败教训充分说明，简单地模仿西方模式将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组织和制度，同生物系统的复杂的构造和形态一样，起源于各自不同客观环境和自身基础，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渐进地演化而成的，简单的模仿或移植必然破坏自我生存基础。我们在借鉴西方的制度模式过程中，应采取谨慎求实的科学态度，切忌急于求富的浮躁心态，充分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不仅应该研究西方制度的静态现状，更应该分析其产生的历史动态过程，以及技术、经济社会众多因素的影响，不同制度要素的相互配合和排斥问题，经过长期试点反复观察其正负效应，进行周密细致的分解、筛选和淘汰，去除不符合国情的西方制度要素。这种科学严谨态度不仅有利于避免风险，还能更好地借鉴西方制度模式的合理成份，取芜存箐创造出更为优越的崭新社会制度。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制度中任何有益成分，这方面不应受意识形态的限制，但是，必须经过长期的改革试点，由实践验证符合'三个有利于'原则，不仅有局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还必须有利于社会整体长期稳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许多人出于急于求富的心态，迫切希望引进中西方根本差异的制度，如推行私有化和多党民主制等等。这些作法看似'胆大'实为'冒失'，很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经济崩溃的局面。这些中西方截然相反的基础制度，实际上是制度借鉴中应尽量回避的，否则会摧毁我们赖以生存的自我基础，就像生物会产生致命的'异体排斥反应'。斯蒂格利茨认为，由于改革面临着很多复杂新情况，经济学课本又无法提供现成答案，因此要求进行试验，不是一个试验而是很多试验，需要同时进行很多的试验，找出“究竟什么是可行的”。改革试点应该设计不同思路的多种方案，应借鉴各种不同经济理论流派和实践经验，甚至包括相互矛盾或对立的理论和经验，因为任何经济理论、思路和实践经验，仍然有其相应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解决经济难题往往需要多种办法互相补充。倘若仅仅根据某种'规范的经济学理论'，设计和试点单一思路的改革方案，而实践中又难以取得显著的成效，就可能耽误找到解决经济难题的有效办法，迫使我们为解决紧迫困难而'病急乱投医'，大大增加经济改革的潜在风险。更何况，西方推荐的所谓规范改革药方，往坏里说是“误导”害人的。应根据设计的各种改革方案的特点，选择不同的地区或企业进行试点。倘若某种改革方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就应该考虑进一步扩大试点的范围。敞若某种改革方案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我们暂时不宜贸然扩大试点范围，而应该深入地分析效果不理想的原因，适当地调整设计方案和进行试点的思路。改革试点还应借鉴自然科学方法，特别是有控制的局部试验方法，有意识控制不同政策变量和环境参数，弄清那些政策措施或外部环境因素，对改善经济效益产生了多大实际影响，不仅对于今后实际制订改革政策，而且对经济学进步也有重大意义，能为理论创新突破提供科学依据。改革试点有可能出现似是而非的困惑情形，许多彼此矛盾甚至相互对立的试点方案，都能够在试点实践中找到支持或否定的证据，这种矛盾情况恰恰有利于深入认识复杂的经济现实。我们应深入分析改革试点出现的矛盾证据，各种不同的方案究竟在何种地点、时间和客观条件下，引起了何种正面的或负面的实践效果。我们不应抱有任何教条主义偏见，仅仅收集支持某种理论方案的证据，而排斥或忽视有利于其它方案的证据，仿佛像'盲人摸象'一样争论不休。我们必须采取科学客观而且严谨求实的态度，深入分析各种方案的利弊长短和适用范围，特别是导致各种方案有效和失效的具体原因，这样才能在正确的地点、时间和条件下，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和力度来推进改革，才能综合运用多种改革方案相互取长补短，更为有效地解决经济建设面临的各种复杂难题。人们的思维往往存在着片面性，如“市场与计划”，“开放与保护”，“承包制”与“股份制”等等，在现实中都存在着正反面效应，容易被看做相互对立和排斥的机制，实际上，这些手段机制都各有特殊功能与长短处，适用于不同的场合、时期和条件，我们应抛弃机械的片面思维方式，非此即彼地将它们人为对立起来，完全可以因地制宜辩证地对症下药，探索各种政策手段的最佳结合，促使它们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发挥威力，这样很可能创造更高的社会经济效益，甚至远远优越于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还有人不愿意作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只要是改革开放就会利大于弊，这仿佛是不愿意区分药的适用范围，认为药能治病就必定利大于弊，其实，药超出了适用范围不仅不能治病，而且还有可能成为害人的毒药。有人只谈市场、开放不谈计划、保护，就仿佛只懂得用“阳性补药”，不懂得用“阴性凉药”，一旦“阴阳失去平衡”，补药也会变成毒药。治病必须辩症下药不能乱来，需要有许多味药相互配合，发挥各自的功效促进阴阳平衡，病人才能治好病恢复健康。设计改革试点方案应采取多样性原则，有利于突破传统思维定式的局限性，充分开拓制度创新的巨大潜力。当然，试点应重点放在有较多经验积累，有适当理论支持的几种主要思路，适当兼顾试点机会较小的思路，有时偶然发现也能产生重大突破。在推广成功方案上也应保持多样性，即使某些方案从整体上看不适用，仍然保持进行少量的长期试点，可以长期观察对比方案的利弊得失，有利于完善主体方案和推动理论研究。某些方案虽然缺乏整体上的适用性，但仍然有局部的或特定时期的适用性，少量保留并推广有利于增加多样性，满足不同地区和社会团体的特殊需要，而且当整体情况发生较大变化时，甚至可能成为整体上的必要制度选择，因此，适当保持制度创新试点和推广的多样性，能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制度偏好，有利于增强整体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从整体利益出发，不受西方垄断资本狭隘私利的束缚，提供更大的制度多样性的兼容性，“一国两制”正是这种优越性的成功体现。从长远来看，我们采取科学严谨态度进行多样性试点，将充分开拓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广阔前景，实现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高度和谐，更全面兼顾各种社会团体的利益需要，必定能够创造出更为优越的崭新社会制度。总而言之，我们应积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推进改革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促使改革试点工作长期化和制度化，以科学严谨态度进行大胆创新，有效地解决改革开放中的种种难题，减少不必要的社会震荡痛苦代价，化解改革开放中潜伏的重大风险，将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广阔前景，源源不断化为造福人类的美好现实。（三）、对外开放与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系解放初，没有人怀疑是应该保护民族工业发展，倘若有人居然也会对此提出疑问，一定会被认为是洋奴买办或卖国贼。当时新中国刚刚摆脱半殖民地地位，人们对西方列强的掠夺记忆犹新，丝毫也不留恋洋人租界和跨国公司，美国货倾销上海成为“美祸”，派克钢笔打败民族品牌英雄钢笔，民族私营工业缺乏国家主权保护，风雨飘摇的历史教训历历在目。谁都知道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必须依靠强大的民族工业作为后盾。当年新中国并非不想扩大对外联系，但是，美国却实行冷战封锁遏制百般阻挠，人们敬佩朱自清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毫不畏惧地选择了“自力更生”的道路，直到美国在越南战场上遭到惨败后，才结束“冷战”封锁转而实行“缓和”。大概是“风水轮流三十年”，倘若今天有人再谈“保护民族工业”，似乎显得那样的不合时宜，仿佛直接意味着“保护落后”，或者干脆就是“反对对外开放”，还有人认为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甚至民族工业的提法也根本过时了。今天最时髦的字眼无疑是“开放”，常有人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落后挨打，在于清朝“闭关锁国”的历史错误，解放后中西方经济差距的扩大，在于计划经济的“闭关自守”，“越是开放的就越先进”，“越是保护的就越落后”，“狼吃羊的威胁，也有利于羊发展”，等等。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中国的特殊不幸历史遭遇，人们思想认识容易产生片面性，从一个极端骤然走向另一个极端，难以认识保护与开放的辩证关系。旧中国没有保护自己的主权，又饱尝了西方列强的掠夺之苦，解放后又遭受美国的冷战封锁，因此，人们无法品尝到平等开放的好处，容易片面强调自力更生而忽视开放，但是，一旦美国放弃冷战改善对华关系，人们品尝到平等扩大对外开放的好处，又容易片面强调开放而忘记保护，甚至将一切建设成就都归功于开放，忘记了民族工业缺乏保护的痛苦。人们产生上述片面认识情有可原，但是，它却会对改革开放造成极大危害。对外开放与保护民族工业之间，与其说是相互排斥的对立关系，不如说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无论是“越开放就越好”，还是“越保护就越好”的观点，其实都是简单的错误思维方式。旧中国曾有悠久的被迫对外门户历史，关税贸易的开放程度远远大于西方，但没有促进发展反而沦为西方附庸。新中国自力更生虽然成功实现了工业化，但也是美国冷战封锁下迫不得已的选择，今天完全可以利用开放环境来加速发展。最适合经济发展的环境土壤，不是片面强调过度保护或过度开放，而是根据不同产业的具体实际情况，将对外开放与保护民族工业辩证结合起来，精确地确定两者的最佳结合方式与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放既有成功经验也有挫折教训，成功经验正是“开放与保护相结合”，挫折教训则正是采取简单惯性思维，不加区别地片面地强调扩大开放。八十年代初期，陈云同志赞成扩大开放的方针政策，但强调要先试点“摸着石头过河”，还告诫干部不应忘记解放前的教训，盲目扩大开放可能重演殖民地危险。有人将陈云同志的谆谆教诲，看成是“保守落后反对扩大开放”，其实，陈云同志从来主张全面分析问题，强调要辩证地看到正、反两方面，他在计划经济鼎盛时期强调市场作用，充分体现了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早在二十年代，陈云同志曾在旧上海搞经济工作，堪称是党内懂经济的资深领导人，他深知过度开放可能造成巨大危害，事关民族经济存亡和社会稳定，才谆谆告诫扩大开放必须慎之又慎。现在回想起来，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获得了巨大成功，正是因为遵循了陈云同志的谨慎主张，92年人们稍有大意、头脑发热，立刻就遭到了客观规律的无情惩罚，形成盲目开发区热造成了巨大损失。改革初期，我国对外开放采取了谨慎求实的态度，首先从深圳等四个特区的试点起步，积累经验获得成功后才加以推广，逐步扩大到了沿海的十四个城市。我国建立深圳等特区的成功实践，体现了适当保护与渐进开放的辩证结合，“自我封闭”显然不利于经济发展，但仓促开放会给民族工业带来巨大冲击，选择局部范围内实行高度开放的优惠政策，既为外商提供了利用国内便宜资源的机会，又能筑起保护民族工业的防波堤，提供一个便于了解世界的可调控窗口。由深圳等四个特区试点后逐步推广，有利于探索规律积累经验降低改革成本，集中有限的财力资源搞好配套建设和服务，有利于政府进行监督管理和宏观调控。我国对外开放就像周密策划的投资项目，先有科学可行性分析和慎重的试点探索，没有带来负作用还迅速产生良好经济效益，仿佛就像追加投入推动了开放不断滚动发展。八十年代，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一直采取了有效的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企业，对合资企业的出口率、国产化率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起到了适度竞争激励和沟通国际市场的作用，保证了国有企业的技改和产业投资效益良好，成功培育了大批新兴产业并吸收数千万知青就业。由此可见，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恰恰在于“保护与开放”的辩证结合，同美、法、德等西方国家，以及日本、南朝鲜、台湾的工业化进程中，长期控制外国的直接投资和进口，保护本地工业的经验也是一致的。尽管80年代初，由于文革后遗症和“洋跃进”的影响，我国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失业压力，有数千万知青返城后待业没有工作，经济结构存在着严重的比例失调，但是，由于改革坚持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正确处理了对外开放与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系，国有企业不仅没有受到外来冲击负面影响，还加强技术改造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轻纺、冶金、机械、建材行业均蓬勃发展，培育出来彩电、冰箱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大大缓解了通货膨胀压力和社会失业困难，扭转了经济结构失调和国有企业的困难，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面，从81年的22％下降为85年的9％，减亏面积达到59％，提供丰富的商品供应形成了卖方市场，还吸收数千万知青就业解决了就业困难。但是，93年经济过热中，由于没能全面地总结八十年代的“开放和保护相结合”、“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成功经验，片面地强调了市场和开放的作用，忽视了适当保护与计划的重要性，甚至把市场的盲目性弊端也美化为活力，于是，形成了遍及全国的开发区热，盲目炒作房地产、钢铁造成数千亿元损失，超过80年代国有企业全部亏损的十倍以上，各地对外资敞开大门竞相给予优惠政策，甚至把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数量和投资额，当成衡量改革开放的力度大小的标志。仅从92年到95年的短短三年中，外资工业企业所占比重猛增了五倍之多，使中国市场受到外资和进口商品的极大冲击，国有企业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困难之中。八十年代国有企业在银行贷款的支持下，进行了大量长期的设备和技术改造投资，本来应该在九十年代发挥良好的效益。但是，由于各地盲目引进外资占领国内市场，当这些投资见效时却发现市场出路已被严重堵塞，于是，利润下降，亏损面扩大，上千万国有企业职工被迫下岗，国有企业无法获得投资收益和偿还银行贷款，以前用于引进、改造设备的上万亿贷款，随时可能转化为触发银行体系危机的呆、坏账，各类企业和居民的储蓄存款也会蒙受损失。从这个意义上，九十年代各地盲目竞相引进外资获得的有限好处，恰恰是以国有企业亏损扩大和职工下岗为代价的。同1988年相比较，1996年国有企业的盈利额下降了64％，亏损额却增加了9．7倍，亏损面上升了358％，亏损率（亏损额与利润额之比）上升了12．8倍。倘若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国有企业无法摆脱困境效益进一步滑坡，拖欠银行的不良债权也越积越多，整个国有经济和银行体系都有被拖垮的风险。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一位政府高层领导人说深感讲话意义深远，但也预感到各地干部群众可能出现盲目倾向。果然人们因开放成就“胜利冲昏头脑”，恰恰犯了陈云同志反复告诫的错误。许多人采取了简单的直线或惯性思维方式，未能正确总结对外开放的成功经验，重新将对外开放“绝对化、教条化”，盲目地强调扩大开放和引进外资，无视造成大量“三个不利于”不良后果。八十年代我国对外开放的成功，体现了“有保护的渐进式开放原则”，是“开放和保护相结合”的成功，而后来盲目开放和引进外资的倾向，其实不是发扬而是抛弃了开放的成功经验，也违反了小平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原则，以及衡量改革开放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其实，邓小平同志是从战略高度总结开放经验，并未鼓励各地干部盲目地大搞“开放区热”，他还反复强调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不能背离社会主义走到两极分化斜?上去。他针对有些同志的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形象地以合资企业引进的机器设备为例子，指出扩大开放发展生产有利于社会主义，不要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纠缠不休，但是，许多干部群众缺乏全面辩证思维习惯，未能正确理解小平同志讲话精神，结果头脑发热犯了盲目扩大开放错误。93年经济过热中，全国涌现出了大大小小数千个开放区，众多企业、银行纷纷将资金投入房地产，几乎将国民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幸亏政府果断采取了治理整顿的措施。这种盲目热情仿佛就是大跃进的重演，说明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方法亟待改进，应继承陈云同志实践证明的宝贵经验，才能确保不重犯类似错误避免重大损失。我国对外开放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凡是事关重大的改革政策措施，不能单纯依据理论分析或领导意志，而必须经过改革试点的实践检验，符合“三个有利于”的衡量标准，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稳妥办法。正是因为我国开放采取谨慎求实的态度，才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扩大开放中潜伏着巨大的风险，稍微疏忽大意或盲从西方的规范理论，都可能像俄罗斯那样导致社会灾难。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倘若缺乏充分的实践检验，无论再严密的理论论证也不可靠，更何况，西方自由贸易理论具有很大欺骗性，是强国诱惑弱国敞开大门的战略武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片面强调开放，有意回避本国长期实行保护的历史，就像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所指出的，“这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中国人就像当年德国人一样，受西方贸易理论的熏陶和欺骗，已经将开放与保护完全对立起来，将原来合理的东西变成了僵化教条，还不自觉站在西方强国立场上说话。当看到本国民族工业遭受外来冲击，导致倒闭破产和社会失业猛增时，有些中国人却说“狼吃羊，对羊好”，其实，那是从狼的立场上散布的诡辩，世界上从没有欢迎狼的牧羊人，澳洲没有狼牧羊业更兴旺发达，据一项科学研究表明，生活在狼的威胁压力之中，羊会恐惧不安消化不良，焦躁消瘦无法正常地成长。牧羊人除非受骗不会“引狼入室”，否则不知会糟蹋多少饲料和羊，更何况让羊奔跑强壮也不是目的。我们扩大开放是为维护民族利益，而不是为了遵循野蛮的丛林竞争法则，应该欢迎“三个有利于”的开放，绝不应允许外来竞争摧残民族工业，造成下岗失业猛增和社会不稳定的恶果。中国不应盲目接受自由市场逻辑，听任弱肉强食竞争淘汰民族工业，而应像组织文明体育比赛那样，允许“有组织、有秩序的竞争”，强者通过竞争可以获得较多利益，却无法扼杀弱者的生存成长机会。实践证明，倘若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完全能够避免危害社会的种种负效应。孙子兵法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告诫不应在缺乏必胜把握的情况下，进行事关生死的战争冒险，善战者应先求不败而后求胜。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中，无论是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改革扩大市场调节和企业自主权，还是开办经济特区和中外合资企业，都采取了先试点成功后再推广的谨慎办法，今后我们仍应继承本国开放的成功经验。倘若我们对国家长远利益缺乏认真思考，未经充分的实践检验或改革试点，而依据主观意志或西方自由贸易理论行事，甚至出现了大量不良后果也不及时纠正，就会给经济安全和国家主权造成重大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南亚各国盲目扩大外贸金融开放，爆发金融危机造成社会动荡的教训，应该促使我们对开放战略作更冷静的思考。当今世界，全球经济的相互联系的确越来越密切，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东南亚金融危机充分说明，越是联系密切，就越应该注意保持经济发展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倘若我们像数年前世贸谈判中承诺的，允许资本账户开放和自由流动的话，即使我们宏观经济和外汇储备状况更好，也很难敌得过国际金融炒家的联手袭击，难免不像东南亚那样落入金融危机陷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避开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并不是依靠宏观经济和金融体制健全，也不是依靠加速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而是依靠改革开放的步伐侥幸还不够快。其实，这恰恰揭示了改革开放的深刻哲理，某些辩证强调正反面影响的逆耳忠言，才是保证改革开放大业成功的关键。有些人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中国必须顺应潮流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否则就可能面临被时代潮流淘汰的危险。其实，正如前面章节所述，全球化对世界和中国来说都并不陌生，自从人类文明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进步确实突飞猛进，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的确也日益紧密，但是，没有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力和经济联系，一旦生产关系的制度安排损害社会利益，西方主宰的国际经济秩序危害弱国利益，全球化潮流就可能成为危害人类的祸水。我们不应忘记，旧中国曾有一百年融入西方主宰全球化体系的历史，有门类齐全的商品、证券、外汇、黄金市场，也有产权明晰的公司制、股份制企业，外国跨国公司投资的企业曾经遍布中国大地，但是由于不能掌握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主权，不但没受国际经济交往之利，反而饱尝了国际联系紧密之害。日本垄断资本也曾广泛投资东北三省，建立过冶金、采矿、铁路等工业企业，倘若抛弃生产关系抽象谈生产力，这些境内工业似乎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但实际上，却是为了垄断资本掠夺中国财富资源。中国人民情愿付出巨大牺牲进行反抗，也不愿忍受这种全球化体系的野蛮压榨。这充分说明，利用国际贸易投资的机会固然重要，但是，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主权更为珍贵。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五、六十年代，世界盛行亚非拉争取民族独立的潮流，西方发达国家盛行社会改良的潮流，英国鼓吹的世界主义潮流销声匿迹，这种生产关系制度安排的历史进步，才促使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国际贸易和经济联系的不断扩大，造福于更多国家的广大社会民众。台湾、南韩的民族私营工业曾非常软弱，倘若依照自由贸易的开放市场逻辑，无疑应该遭到西方跨国公司的淘汰，但是，美国却出于政治考虑予以大力扶植。马歇尔援助计划遵循的是社会利益逻辑，而不是弱肉强食的全球化开放逻辑，才推动西方进入历史少有的“黄金时期”。七十年代，世界盛行的是轰轰烈烈的南北斗争潮流，第三世界要求改革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呼吁所有国家都应享受发展的权利，都应享受类似台湾、南韩的经济待遇。中国正是依靠支持第三世界的正义要求，而非迎合西方鼓吹的相反全球化潮流，才突破西方的封锁成功重返国际政治舞台，赢得了今天改革开放的良好国际环境。但是，美国无法容忍的第三世界的改革要求，蓄意鼓吹与此相反的全球化潮流，操纵新闻媒介大肆宣扬新自由主义，还利用扩大开放和经济联系作为借口，以掩饰其剥夺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主权，扭转改革旧国际经济秩序的进步潮流，强迫推行有利于垄断资本的制度安排，谋求重新建立世界单极霸权的反动实质。倘若中国人忘记民族崛起的艰难历史，不自觉受到西方鼓吹的全球化宣传诱惑，迷恋于抽象的生产力和科技进步幻觉，忽略了丧失发展民族经济自主权的危险，就很可能落入西方诱导的盲目开放陷阱，遭到美国发动的隐蔽经济战攻势重创，像俄罗斯、亚洲等国那样爆发经济危机，工业金融命脉落入美国的控制之中，甚至诱发导致国家分裂的政治经济动荡，像旧中国那样重新沦为美国的政治经济附庸。（四）、加入世贸组织与维护经济安全1999年，在全球经济因金融动荡陷入低迷的新时期，美国向中国伸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橄榄枝，但是，橄榄枝的背后却是机关重重和杀机四伏。4月份，朱榕基总理访美期间，中国曾满怀诚意作出很大让步，人们也对谈判抱有很大希望，但是，不料美国谈判代表团却得寸进尺，最终再次否定了中国提出的方案，还单方面公布了所谓协议承诺文本，摆出一副订立城下之盟的姿态，向中国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4月10日，　中国总理朱?F基在华盛顿表示，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上，美国对中国要价过高，而且对中国缺乏信任，不愿平等对待中国。他还对克林顿政府未经中美双方商定，就单方面公布所谓的承诺协议表示不满，并且明确表示中国方面没有同意。美国在科索沃的隆隆轰炸声伴奏下，以如此方式接待来自中国的贵宾，此后不久就派遣Ｂ－2战略轰炸机，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充分表现出谋求霸权的嚣张气焰。回想当年美国发动侵越战争初期，为了促使局势升级也曾轰炸中国使馆，后来中国大力支援越南令美国连吃败仗，才迫使美国打消嚣张气焰谋求缓和，美国曾责令轰炸远离中国边境四十公里，生怕触怒了中国令美军在战场上吃不消，尼克松还亲自前来中国拜会毛泽东主席。现在，美国大概觉得已用经济利益套牢了中国，认为中国贪吃“甜饽饽”就不敢出声，肯定会“韬光养晦”容忍美国的霸权行径，居然敢于如此肆无忌惮地欺负中国。但是，中国政府和广大民众表现的强烈义愤，以及席卷全国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也着实令美国政府和新闻界吃了一惊。中国认为缺乏气氛拒绝同美国继续谈判，反而令以前要高价的美国政府暗中着急，再三向中国政府表示希望尽早恢复谈判，还表示愿意作出一系列重大的让步。江泽民主席出席亚太经合会议时表示，恢复谈判的要求是美方首先提出的，而不像西方媒介所说是中方主动要求的，中国将根据权利与义务相符合的原则，坚持按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立场，迫使美国在谈判中采取了更为务实的态度。1999年11月，经过历时十三年的艰苦谈判，中美双方终于就加入世贸问题达成了协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取得的进展，为扩大开放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国内报刊媒介纷纷呈现一片欢欣鼓舞景象，描绘着享受廉价进口轿车、消费品的前景。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利用加入世贸组织提供的机遇，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发展和消费者利益，但是，我们也应冷静地认识到，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是风险与机遇并存，只有采取充分措施化解潜在的风险，成功迎接国际竞争对民族经济的冲击，才能真正享受到加入世贸组织的种种好处，促使扩大开放提供的机遇转化为现实。陈云同志曾强调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要周密考虑到正、反两面和不同侧面，实践证明这种科学严谨的工作方法，才是顺利推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可靠保证。对于迎接加入世贸组织的重大挑战，我们更应继承陈云同志的科学严谨态度，趋利避害做好充分的防范风险工作。有人说加入世贸组织就是参加国际比赛，必须“经风雨见世面”才能成长壮大。但是，参加国际比赛与国际竞争有很大的区别，前者一旦输了仍然有再次参赛机会，而后者不像比赛更像残酷的丛林竞争，一旦输了就意味着弱者遭到强者吞食，甚至被无情淘汰出局永无翻身之日。因此，我们必须从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角度，谨慎审视加入世界贸易织的潜在风险，做好充分准备防范美国发动隐蔽经济战，最大限度化解加入世贸组织的风险。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国希望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扩大开放增加出口和促进经济发展，但是，美国人究竟希望得到什么呢？美国也希望中国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增加出口促进发展变得强大起来吗？曾担任克林顿国际贸易商务次秘书长，现任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主任的杰佛里·加尔顿，99年3月23日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加入世贸是使它从共产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强大保证；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意味着中国正式宣誓使自己成为市场经济，将给美国的跨国公司带来巨大的利益，假如中国尽不到世贸组织所规定的义务，就不仅会受到美国的惩罚，还会受到所有世贸成员的惩罚，这个激励比华盛顿的单方威胁要强大多了。其次，改革派就有了和政敌论战的根据，改革派可以引据世贸组织条约中的义务，就像墨西哥总统塞迪略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曾用这种办法成功地遏制政敌的反对；再次中国改革积累越来越多的问题，如出口、外资的增长急剧下降，失业和社会不安定在增加，银行系统积累了大量坏账，因此，正好到了必须给中国穿上一件紧身囚衣的关头，以防止中国重新回到国家控制经济的状态。尤其值得人们关注的是，2000年2月25日，剑桥大学管理学院的皮特·罗兰教授（PETERROLAN），在香港中文大学同华人学者王绍光、王小强、金观涛等交谈，提到了前不久他同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谈话，这位高级官员私下透露说，美国让中国进入世贸组织主要不是基于经济考虑，而是基于政治考虑。美国政府认为，中国的企业无法与美国和西方的企业竞争，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势必造成失业狂潮，这样中国社会就不会稳定，政府就可能垮台。有人当时曾问这位官员，那么中国不是会像俄国一样吗？这位官员的回答是，“这正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据悉当时在场有的人为美国的真实意图感到震惊，有的华人学者还表示没料到美国政府用心如此险恶。加入世贸组织可能面临许多潜在风险，其中宏观性风险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全局。当前，我国面临严重的生产过剩和失业困难，各类企业销售不畅存在着大面积亏损，银行体系长期坏账积累金融风险增大。当前这种困难的形势下，一旦加入世贸组织后竞争冲击增大，很可能导致众多行业的市场进一步萎缩，各种类型企业陷入更大的经营困境，甚至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触发经济危机，美国很利用我国经济困难发动攻势，趁虚而入试图控制我国工业金融命脉。这样说绝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俄罗斯、拉美和东南亚爆发危机时，美国曾操纵国际货币基金强加苛刻条件，雪上加霜促使这些国家危机进一步恶化，为垄断资本控制其经济命脉大开方便之门。美国的前商务次长杰佛里所说的“紧身囚衣”，就清楚表明了美国控制中国的战略图谋。美国政府官员私下透露的真实意图，更清楚地表明了美国政府的险恶用心，打算利用世贸冲击形成社会不稳定局势，力促中国重蹈俄罗斯惨遭破坏的覆辙。关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潜在风险，《亚洲华尔街日报》的一项估算认为，失业人口将至少增加一千多万，相关产业的生产锐减30%。中国的汽车关税将减少70%，计算机、通讯设备关税将完全取消，其他行业如化工、冶金关税也大幅度削减，但是，现在全球工业产品面临着全面的生产过剩，包括汽车、钢铁、机械甚至计算机芯片，许多国家的货币贬值增加了竞争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很难增加出口，一旦大量进口和外资涌入中国，许多行业如汽车、冶金可能遭受沉重打击，巨额投资和银行贷款将成坏账，牵连到相关的机械、钢铁、化工等行业，生产过剩和经营困难可能进一步加剧，形成恶性循环连锁反应甚至触发经济危机。一般来说，引进外来竞争增强国内企业活力，应该循序渐进而且选择适当的时机，最好选择国内经济发展顺利的时期，国内各类企业的效益较好抗风浪能力强，因此，考虑到当前的生产过剩和失业困难，我国有必要采取特殊的趋利避害措施。我国必须防患未然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国内的工农产业部门、金融、外贸部门，都应认真估算入世的直接、间接影响，不仅应考虑到各个行业遭受的直接冲击，还应测算由此引起的一系列间接影响，如汽车、电信、化工等行业借银行多少贷款，倘若进口产品和外资大量涌入，是否还保证收回投资和偿还银行贷款，通过复杂的产业间直接、间接的联系，对各个产业的历史投资和未来机会，生产、税收、就业以及国有资产状况，究竟会产生多大程度的正、负面影响，是否会加剧社会需求萎缩和生产过剩，是否会引起企业连锁破产倒闭风潮，银行需要增加多少企业破产的冲销准备金，是否会加重银行不良债权甚至坏账危机，上市公司和老百姓的股票是否会受到冲击，等等。孙子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这就是说，必须事先周密估算做到深谋远虑，才能知道应采取多少防范风险措施，如何趋利避害立于不败之地。倘若加入世贸组织后外来竞争冲击加剧，通过复杂经济联系引起较大宏观困难，超过了各个产业能够独立应付的程度，政府就应考虑采取特殊的宏观措施，增加投资扩大内需弥补市场份额损失，特别是存在触发金融危机的较大风险时，还应果断进入局部的动员经济状态，适当地加大计划调节的范围和力度，启动充足的国内需求缓和外来冲击，确保国家能有效地控制工业金融命脉，确保广大人民的就业和存款安全，确保国内关键性战略产业度过难关，然后循序渐进地增加市场竞争力度，确保战略性企业获得充分的缓冲余地，先立于不败之地再逐渐适应竞争，否则一旦外来冲击超过了适当限度，恶性循环连锁反应触发了金融危机，众多企业、百姓存款蒙受重大损失，不要说难以享受廉价进口的好处，还可能诱发社会动荡和国家分裂。有人建议组成大型企业集团增强竞争力，但是，仓促组建大型企业集团难以形成凝聚力，单打独斗仍然难以抗衡西方跨国公司。我国应发挥公有制适应社会大生产，国有、集体企业之间能进行密切合作，在政府计划指导下相互协调的优势，形成集团作战能力共同抵抗外来竞争。旧中国，众多民族私营企业仿佛像“一盘散沙”，缺乏凝聚力难以抵抗外来竞争。解放后，我国正是依靠公有制企业的优越性，在政府计划指导下相互协同作战，才成功建立了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有人说，一对一进行竞争，中国人比日本人强，而三个人对三个人，中国人就不如日本人。日本人赢得国际竞争的秘诀之一，就是企业之间相互合作形成集团，企业集团与政府之间密切合作，形成“日本?D?D这家最大的公司”。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私营企业家缺乏合作精神，难以成长为现代大规模企业，股份公司中也容易闹矛盾纠纷。因此，迎接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外来竞争挑战，我们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优势，彼此之间相互支援并密切合作，形成最大限度的凝聚力抗衡外来竞争。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都规定，一旦出现经济萧条和外来冲击，威胁市场秩序和社会经济稳定时，政府有权力采取特殊的宏观措施，扩大公共投资刺激社会需求，增加保护措施力度遏制进口竞争。美国规定国内法律高于国际法律，还威胁随时准备退出世贸组织，倘若世贸组织裁决不符合美国利益。美国还在世贸谈判中坚持特殊条款，一旦出现中国纺织品出口的激增，美国保留权力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中国为了维护自身的重大利益，也应毫不犹豫地采取果断措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绝不应束缚手脚穿上“紧身囚衣”。参加国际竞争本身只是手段，发展壮大自己才是真正的目的，不应本末倒置听任竞争削弱自己。中国必须拥有充分的经济主权，果断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确保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竞争秩序，是有利于民族经济成长的文明竞争，绝不接受危及民族经济的生存，弱肉强食的野蛮“丛林竞争”，绝不允许旧中国的悲剧重演，绝不允许国家的工业金融命脉，落入西方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中，绝不允许外来竞争触发金融危机，威胁到广大人民就业和存款安全，威胁到社会稳定和国家领土完整。据报道，西方国家正酝酿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推出一系列新的贸易金融自由化措施，更加彻底地剥夺政府保护民族经济的主权，有利于西方大跨国企业和大跨国银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保护民族利益，跨国企业、银行可据此起诉主权国家的政府，中国也应对此作好充分准备。一位法国的著名社会活动家苏珊·乔治，现任巴黎“全球化观察”组织的主席，非常关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的问题，她认为应警惕美英正酝酿的新全球化、自由化措施，如社会公众普遍反对的“投资多边协议”，美英正设法通过世贸组织“自上而下”推行，该协议准备扩大跨国公司和大金融机构的权力，包括因损失利润等理由起诉政府的权利，同时强加对各国政府行为格外严格的限制，政府将不得在任何领域给予当地公司以优先待遇，政府也有义务接受短期和长期的金融资本的流入与流出，政府也不得通过任何有可能干涉投资的立法，而且现有的类似立法也必须加以取消，“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将适用于任何领域的投资，包括自然资源，知识产权，农地和城市用地，股票、国债以及其他金融工具，等等。这种维护垄断资本利益的全球化措施，必将严重损害广大社会民众利益，正激起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美国西雅图召开世贸会议期间，爆发全球范围的广泛抗议活动，预示着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觉醒，强烈反对全球化的浪潮即将来临。美国扬言将力争取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值得引起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警惕。中国应该利用加入世贸组织提供的机遇，积极参与制订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一起维护自身利益，呼吁改革不平等的旧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抵制西方鼓吹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倡导充分保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确保经济发展有利于广大人民利益，而不仅仅服从于西方跨国公司利益。美国善于“以己之长攻他人之短”，贸易谈判中总是逼迫对手开放农业市场，并不单纯是为了获得农产品贸易利益，其意图是降低别国农业的自给率，利用这种依赖性谋求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美国自然条件好，农业生产力高，因此，美国农产品极具竞争力，其出口占国际农产品出口总额的一半左右。由于美国大力推行全球化压力下，不断拆除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壁垒，许多亚非拉国家的农业自给率大幅度下降，90年以来俄罗斯农业生产下降了近一半，这样就扼住了俄罗斯战略安全咽喉要害。波兰加入欧洲联盟之后，本国农产品无法抵挡大量涌入的进口，99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示威和抗议活动，据公众舆论调查显示，波兰民众中有71％支持农民的保护自身利益的要求。我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劳动密集型小农经济，劳动生产率很低。目前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约为国内市场价格的60%-70%。倘若入世后农产品市场过度开放，可能导致大批的农民陷入困境，现有的统购分销的体系也将受到很大压力，可能形成国家收购的粮食不能顺价销售，而市场上却行销低价外国粮食的局面。香港浸礼学院经济系的胡敦蔼教授认为，向美国小麦开放中国市场必然影响中国的粮食生产，影响农民的收入，政府应该采取措施补贴农民损失，如果不能合理地补贴，就可能发生社会问题，此外，还要看政府如何为农民提供其他就业机会，现在国有、乡镇企业普遍不景气，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化困难重重。因此，中国入世后仍应坚持关税配额等措施，将保护农业稳定视为重大战略安全问题，不为贪图小利而动摇粮食生产自给，确定粮食化肥等进口配额应谨慎从事，国内各界密切磋商充分考虑承受能力。中国政府应通过加强农村基础建设，改善农民生活促进落后地区发展，支持国有企业开拓广阔农村市场，扩大购买农副产品的社会有效需求，扶植农业科学技术开发和普及推广，帮助农民克服调整生产结构的困难，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农业生产和出口。中国入世后将加大金融领域开放程度，外资银行进入会增加外资企业的竞争力，增加政府对外资企业进行监督管理的难度，如外资企业常见的逃税、避税、转移定价，金融开放可能造成隐性外债、套利、逃汇等等。东南亚国家允许外国银行进入，开设的分支机构和离岸金融设施，是造成外债失控和金融泡沫泛滥的重要原因。据外电报道，以前中国在加入世贸谈判中，曾承诺2000年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但东南亚危机爆发后，中国才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这说明，对金融开放的潜在风险很可能估计不足，必须采取更为慎重的态度深入分析，采取更为充分的相应措施防范冲击，如外债、外汇、金融市场的监管会面临那些困难，会有多少企业和居民的资金流向外资银行，如何避免国内银行经营困难加剧触发金融危机，应如何确保政府对金融领域的有效控制，如何将引进外国银行限制在适当范围内，既能起到适度竞争的激励、示范作用，促进国内金融企业改善经营和服务质量，又不会造成失控局面丧失金融主权，等等。旧中国，西方跨国银行曾广泛进入开设机构，其竞争造成大量中国银行倒闭破产，利用严重遏制了中国工业的长期发展。金融等战略服务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制高点，控制了制高点，则本国各行各业都暴露在对方火力之中。旧中国的腐败官员为了逃避监督和惩罚，总是将大量贪污、受贿的金钱存放在西方银行，西方国家曾利用掌握这些官员的把柄，谋求各种经济利益和谈判好处。俄罗斯腐败官僚和黑社会分子，也利用外国银行的渠道逃避政府监管，导致大量资金、外汇非法逃往国外，现在广泛报道的俄罗斯洗钱丑闻，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种危险的存在，外国随时可利用把柄威胁国家安全。中国入世后外资银行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应研究如何解决替客户保密的原则，同增强“透明度”和“反腐败”的矛盾，完善政府金融监管措施防止腐败避风港。美国轰炸我国驻南使馆事件后，一些美国人在网上发表的言论，令人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怒，他们公然洋洋得意地说，“这次袭击中国使馆是精心选择的目标，非常成功，打得好……中国人也许会愤怒、跺脚、喊叫，但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用不了多久一切都会过去，因为，他们的经济必须依赖美国企业，他们得靠美国市场提供就业，他们得依靠美国企业的资金、技术，他们现在已被我们用市场、资金拴牢了，不老实就打他们一顿，他们大吼大叫后还得来求我们……”。这也提醒我们，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维护经济发展的独立自主性，特别入世贸后仍应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否则被迫依照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行事，丧失有战略选择地开放市场的自主性，将中国的经济命脉暴露在美国的威胁下，一旦美国发动经济战略攻势获得成功，还可能更加猖狂地侵犯中国的主权，甚至公开通过武力干涉分裂中国。我国必须从国家战略利益和经济安全的角度，而不单纯从外贸投资利益的角度，谨慎审视各种扩大开放政策的风险性，包括入世后的各种开放举措，三年内开放进出口权，发展边境贸易等等。我国应正视改革开放中的失误渐进积累，最终酿成社会动乱和民族分裂的危险性。南联盟科索沃省爆发分裂主义者的武装叛乱，同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两国，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的改革药方，结果导致经济长期陷入衰退的困境，失业大幅度增长社会动荡不安，黑社会的武器和毒品走私活动泛滥，南阿边境贸易缺乏有效管理非法走私猖獗，西方暗中扶植科索沃分裂主义势力有关。美国操纵国际政治的惯用伎俩是，先以一些贸易、贷款、投资等等好处作诱饵，待对方麻痹大意吃下诱饵并且形成依赖性，再利用依赖性作为谈判筹码或攻击手段，达到削弱或控制别国经济要害的战略目的。美国曾经利用类似先予后取的巧妙手腕，诱迫俄罗斯、拉美、亚洲各国贪小便宜吃大亏，推行贸易、金融自由化敞开了大门，等待时机成熟后金融投机资本发动了恶意攻击，再利用金融危机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日本长期拒绝向美国开放农产品市场，有效防止了美国控制日本的粮食命脉，但是，经不起美国不断诱迫推行了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结果落入了美国精心设置的战略陷阱，遭到了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和重创。美国谈判中要求我国开放许多行业的市场，包括工农业、电信、金融等战略行业，这恐怕不单纯是追求贸易投资利益的行为，很有可能是美国培养我对美战略依赖性的实质性步骤。对此，我们不能不有所防备，必须考虑到美国拆除我方壁垒并形成依赖性之后，发动恶意经济战略攻势的最坏情况。正如孙子云：“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我们必须作好应付激烈的市场竞争，甚至美国恶意战略攻势的充分准备。美国谈判中要求51％的电信企业控股权，其目的不在于多争取一些经济利益，而是出于控制我国经济要害的战略考虑。我国政府坚决拒绝了美国的控股权要求，表现了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决心，但是，今后仍然应警惕美国通过其它方式暗中渗透，占领市场制高点后伺机发动攻势的可能。我国的外经贸部应该向日本的通商产业省学习，以保护、促进民族工业发展作为首要任务，而不单纯追求进出口、外商投资额的增长。应该鼓励国内产业反映面临的实际困难，共同磋商采取适当的对应和保护措施，不要麻痹大意抱有任何侥幸心理，以免国内战略产业被竞争冲垮后悔莫及。我国进行政府部门的机构改革，应考虑加强外经贸部同产业部门的协调，成立负责保护民族工业的跨部门高层机构。中国应吸取俄罗斯因轻信美国惨遭玩弄的教训。尽管俄罗斯曾对美国言听计从和不断退让，但是，美国却毫不领情反而步步进逼，终于将俄罗斯逼到了面对“热战”的边缘。美国侵略南联盟的危险警号，提醒我们必须重新谨慎地审视世界政治经济的战略格局，我们应像准备战争一样构筑我国经济安全的防御体系，正视一旦开放市场暴露了我国战略行业的弱点，美国等待时机成熟后必然会发动全面攻击，而一旦其伺机削弱或控制了我国的经济要害，甚至可能像对待南斯拉夫等前战略盟友一样，以军事干涉达到颠覆、分裂中国的战略企图。（五）、团结世界各国共同反对美国霸权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正面临着两种前途的抉择，一种是各种文明彼此相互尊重，相互取长补短促进和谐发展，共同分享科学技术进步的巨大成果，真正实现“和平与发展”的美好理想；还有一种各种文明陷入危险的冲突，强者利用文化、经济和军事的优势，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通过各种手段强加给其它各种文明，甚至利用各种借口武力侵犯别国主权，重新建立支配世界的新霸权主义秩序。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命运何去何从，是摆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的重大挑战。回想本世纪之初，科学技术和通讯方式的巨大进步，国际贸易和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也曾经向人类文明展现过美好的前景，但令人遗憾的是，资本主义的狭隘自私和贪婪欲望，却将世界经济拖入了激烈动荡之中，给人类带来了两次空前的战争浩劫，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生命财产的损失。为了扭转人类文明的厄运，世界各国人民曾前赴后继，进行可歌可泣的英勇反抗斗争，终于结束了长期的殖民主义统治，迎来了世纪后半叶的相对繁荣与发展。数千年来，中华文明曾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不仅传播了指南针、造纸、印刷等发明，更以其善良仁义和宽容博大的胸襟，同世界各种文明友好相处、和谐发展。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曾一直是世界上最富裕、强盛的，但却从来没有倚强凌弱谋求霸权，为建立人类文明秩序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近代以来，西方列强贪婪掠夺仿佛群狼角逐，将人类文明和民族国家拖入巨大灾难，中华文明面对西方强敌临危不惧，展现了爱好正义、刚强不屈的气质，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英勇斗争，终于结束了野蛮殖民主义的时代。五十年代，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呼吁建立公正的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赢得了亚非拉各国政府和人民支持。七十年代，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深深赢得了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拥护，鼓舞了他们反对不平等的贸易关系，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正因中国敢于不畏强权主持正义，第三世界国家不惧美国的恐吓，积极投票支持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成功地帮助中国突破封锁重返国际舞台。由于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国际大国地位，如何处理国际事物直接影响西方的利益，才迫使西方国家对中国刮目相看格外讨好，也为中国创造了良好的对外开放环境。由此可见，中国拥有的国际地位和对外开放环境，并不来自“韬光养晦”和“委曲求全”，也不在于迎合西方鼓吹的“全球化”，而恰恰是来自坚持原则和敢于斗争，支持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开展“南北斗争”改革旧国际经济秩序。世纪之交，美英再次暴露出谋求世界霸权的野心，对各种人类文明均构成了巨大威胁。美国著名的国际战略家亨廷顿，提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冲突，将由更为危险的文明冲突所替代，这绝不是文人墨客的夸夸其谈，也不是无中生有的空穴来风。美英两国实施重大国际地缘战略，都是在这些战略家们中间酝酿诞生的，越战后这些学者智囊提出了“缓和”战略，笔下文中构画着各种新式政策武器，后来果然变成了“隐蔽软战争”的利剑，变成了里根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变成了国际权威机构的“华盛顿共识”。当然，这些学者的谋略一旦变成政府计划，自然属于绝对机密外界无从得知，只有大获全胜后才会由某些知情人，以类似《胜利》一书形式向外界披露。因此，对于亨廷顿等美英战略家们，勾画的世界前景的“大棋局”，我们切切不可等闲视之。美国战略家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显然是指美英的安格鲁·撒克逊文明，同世界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包括亚洲各国的儒家文明，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文明，甚至还有欧洲大陆的文明。如前所述，美英两国的安格鲁·撒克逊文明，强调个人谋求私利的最大自由，具有强烈的趋利性和攻击性色彩。英国曾凭借着这种文化的扩张冲动，率先建立遍布全世界的“日不落帝国”，开创了全球殖民主义掠夺竞争的时代。冷战前世界并不存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但是，不同文明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也是异常激烈并且造成了巨大灾难。今天，美英发动“软战争”瓦解了前苏联，无论从意识形态和军事实力上，世界战略格局失去了“制衡”力量。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的论调，认为美国追求自私利益的攻击性文化，失去外敌威胁将导致内部混乱，这乃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危险，因此，无论如何也要树立外部敌人，继续进行文明冲突谋求霸权。此时此刻，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预言，仿佛就是人类文明的不祥预兆，对世界各国人民都构成了新威胁。英国曾统治全球殖民帝国数百年，善于玩弄经济军事的权谋之术，通过人为制造分裂内乱和经济困难，间接地打击自己的国际竞争对手，曾令旧中国衰败不堪以尽情掠夺，消除中华文明崛起构成的潜在威胁，还竭力阻挠新兴西方列强的工业化。英国的精明自私的全球地缘战略，正是造成一百年来中国的社会悲剧，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灾难的重要原因。鸦片战争后清朝末年的四十年中，英国的贪婪鸦片贸易和战争赔款，迫使满清王朝横征暴敛转嫁负担，诱发了严重社会动荡、饥荒和战乱，曾造成中国间接损失了一亿多人口，二次世界大战夺取了六千多万人生命，远远超过了数个世纪战争死亡人数总和。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和经济掠夺，直接屠杀的中国人似乎并不多，但是，摧毁中国经济基础和脆弱社会平衡，诱发动乱、战争和饥荒造成的死亡，甚至远远超过了日本的侵华战争。毫不夸张的说，英国精明的全球地缘战略的权谋文化，乃是全人类文明共同面临的重大威胁。如今人们常常谴责日本右翼篡改教科书，但是，英国的教科书从来都将鸦片战争，有意掩盖歪曲为纯粹的“商业战争”，说明英国从未忏悔过自己的历史恶行。更为恶劣的是，英国又将玩弄地缘政治谋略的文化，传给了英美的新一代国际战略家。英国积极为美国霸权战略出谋划策，积极怂恿北约武装干涉轰炸南斯拉夫。北约的新干涉主义战略，始作俑者并非美国人而是英国人，被广泛称之为“布莱尔主义”，英国的布莱尔甚至比克林顿，还更为积极主张地面战进攻科索沃，法国、德国则表现了明显不同的态度。倘若说美国是野心勃勃的“狼”，英国就是精明狡猾、诡计多端的“狈”。美、英两国同属安格鲁·撒克逊迅文化，具有自由放任追求极端个人主义传统。任凭美英狼狈为奸，扰乱世界，必然后患无穷。美英国际战略家发明的软战争武器，破坏威力巨大甚至超过了核弹，已横扫了拉美、俄罗斯和亚洲大陆，令全球经济遍体鳞伤，满目疮痍。俄罗斯吞下美英推荐的规范改革药方后，七年中人口就净减少了四百五十多万，乌克兰人口相当于俄罗斯的三分之一，改革之后人口竟减少了两百多万人。东南亚遭到金融风暴袭击后，社会贫困状况急剧恶化，失业和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上升，印度尼西亚贫穷人口猛增数千万，现在仍处于社会动荡和分裂的边缘。美英暗中支持俄罗斯的分裂主义势力，随时准备利用软战争制造的经济困难，将北约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中亚地区，对我国西部边疆构成了潜在的地缘战略威胁。［44］对于力量薄弱的非洲大陆，美英以“软战争”扫平道路后，甚至重演旧殖民主义掠夺的悲剧。冷战时期，美、苏竞相提供援助拉拢非洲，非洲大陆人均寿命增长很快，九十年代，国际组织强迫非洲推行规范改革，诱发了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美英胁迫推行多党制民主之后，政治斗争种族矛盾激化为内战，美英矿产垄断公司的雇佣军，趁机介入挑拨离间加剧矛盾，制造战乱、饥饿和难民潮，大肆掠夺矿产资源渔翁得利，占领垄断自然资源的制高点，撒哈拉南部非洲损失了三千万人。昔日曾饱尝英国殖民主义掠夺的非洲，今日再次惨遭美英全球地缘战略的毒手。正值世纪之交，人类文明再次面临着重大威胁之际，中国应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再次肩负起反对美国霸权的重任。有些人担心中国反对霸权会引火烧身，现在应该“韬光养晦”和“明哲保身”，悄悄积蓄力量待足够强大后再说。但实际上，精明的美国不会坐视中国的强大。当年美国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前苏联，打击有重大经济利害关系的第三世界，曾暂时对中国采取怀柔拉拢的办法，但是，当美国以隐蔽软战争横扫了全球，根本改变了世界实力均衡对比之后，已再次明确将中国列为重大的战略对手，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并且制造反华舆论，甚至悍然野蛮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种情况下，中国仅仅“韬光养晦”和“消极防守”，必然鼓励美国更加猖狂侵犯自身利益。倘若我们被美国软硬兼施的计谋迷惑，坐视美国危害世界谋求霸权而不顾，那么众多被害国家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美国已赤裸裸地暴露了谋求霸权的野心，明目张胆地武力干涉南斯拉夫，悍然野蛮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公然宣称，二十一世纪美国将奉行新的干涉主义战略，将武力干涉南斯拉夫模式推广到全世界。当此全世界面临美国霸权挑战之际，中华文明应责无旁贷肩负起反霸责任。中华文明曾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树立了各种文明和睦相处的典范，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反抗强权历史，曾经同全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反对西方列强，成功地击败了野蛮的旧殖民主义统治。现在，无论是出于爱好正义的优秀品质，还是维护民族利益的迫切现实需要，中国都应广泛团结世界各国人民，再次形成反对美国霸权的统一战线，共同铲除美、英地缘权谋文化的毒瘤，这样才能创造各种文明和谐发展的环境，争取“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当前，世界经济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动荡，亚洲、俄罗斯和拉丁美洲相继发生金融危机，美国的泡沫经济已出现了渐趋破灭的迹象。频繁的金融危机、社会失业和战争危险，这些曾困扰了资本主义数百年的幽灵，仿佛在二战后西方的“黄金时期”渐渐远去之后，又重新回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身边徘徊。世界各地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提醒我们，应该正视经济全球化中潜伏的风险，辩证地认识全球化的正、负两方面效应。我们应该欢迎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意味着科学技术和通讯手段的进步，日益促进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密切化，形成相互依赖的平等互利交换关系，促进商品、技术、信息等各种贸易的发展，促进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美英操纵国际权威机构大肆鼓吹的全球化，却是指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政策，剥夺和限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主权，放弃政府干预政策任凭自由市场调节，拆除一切阻碍商品、资本、信息流通的障碍，促使西方跨国公司凭借资本技术的优势，不受约束地摧毁和控制当地民族工业，加深不平等的经济分工和贸易交换关系，其核心是给予垄断资本最大的牟取私利自由，废除二战后“黄金时期”的社会改良政策，恢复到二战前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代，同善良中国人所希望的全球化是两回事。正如德国的《明镜》的著名记者汉斯指出，全球化造成了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仅有少数富人和跨国公司是受益者，它使发展中国家民族工业遭到摧毁，政府丧失了宏观调控稳定经济的能力，饱受西方金融投机家兴风作浪之苦，跨国公司肆意追求超额利润逃避税收，导致世界各国社会失业大幅度增长，社会保障福利因税源枯竭濒临崩溃。他还指出，全球化是自然而然的进程的说法，纯粹是蓄意编造的一派胡言。八十年代，美英右翼保守政府上台后，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全球化才成为捍卫资本自由的工具。美国作家威廉·普法夫，最近在《波士顿环球报》撰文指出，“西方正在进行着两场试验，一场是美国设计的俄罗斯市场改革，过去十年影响到了数亿人，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糟了，他们被掠夺了私有和公有资产，而少数人却暴富起来。斯蒂格利茨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批评，指责这场试验是'极其错误的'。西方还一直进行着第二场试验：努力实现国际经济的全球化。这场试验出于同样的构想，在试验的过程中，有着同样的盲目自信。西方向亚洲和拉丁美洲推行的全球化计划，没有吸取俄罗斯试验失败的教训。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平衡再次被忽视。其结果是发生社会动荡，财富的重新分配出现大的倒退。当可预见的危机发生时，外国投资商一走了之，而广大民众的生活变得更糟。推动全球化的因素是西方投资者试图谋求利润，但也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全球化将带来全球繁荣。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他们缺少基本的谨慎态度和他们的傲慢。美国的傲慢使全球付出了代价。”我们应该冷静地认识到，自从全世界进入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以来，尽管人类在科学技术和通讯手段方面迅速进步，早就形成了相互关联紧密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但是，却从未形成过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秩序，二战前西方主宰的经济全球化体系，始终伴随着频繁的经济危机、动荡和战争。旧殖民主义正是西方列强依靠“坚船利炮”，打开弱国大门肆意掠夺的恶劣全球化。今天美英大肆鼓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乃是为了以软战争打开弱国大门，推行新殖民主义重新征服控制全世界。我们不应迎合西方全球化宣传回避矛盾，抽象地谈经济联系和生产力发展趋势，而忽略维护经济主权和生产关系分配制度，否则中国人民就不必进行长期艰苦斗争，摆脱压榨旧中国的西方全球化经济体系，也不必支持第三世界改革旧国际经济秩序，那样也就没有二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没有西方“黄金时期”的社会改良潮流，没有七十年代蓬蓬勃勃的“南北斗争”，没有第三世界支持中国突破封锁重返国际舞台，更没有今天扩大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和机遇。中国应广泛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共同反对垄断资本鼓吹的全球化，揭露全球化名为促进开放和经济联系，实为变相推行新殖民义的政策，为美国谋求世界霸权创造条件的本质。平等互利的开放和经济联系，前提是国家享有充分的经济主权，能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自主地调整开放的领域、程度和范围，采取有效宏观调控措施稳定经济波动，保护民族工业免受外资和进口的冲击。二战前也有高度开放和紧密联系，但却为西方列强任意掠夺敞开了大门，二战后西方“黄金时期”的成功经验，正是在于政府限制资本滥用谋私的自由，第三世界国家获得了较快的经济发展，正是在于独立后赢得了经济主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垄断资本打着促进开放的幌子，强迫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政策，无论在发展中国家或是西方发达国家，加剧了社会失业、贫困和两极分化，广大民众饱受其害怨声载道。西雅图世贸会议期间爆发的抗议活动，显示了反全球化呼声日益高涨，正迅速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中国应团结南、北方各国的广大人民，共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倡导保障国家主权的平等互利全球化，要求建立公正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坚决反对国际组织将正常的援助贷款，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政策挂钩，趁火打劫剥夺各国政府的经济主权；要求对国际经济组织进行全面彻底改组，加强决策程序的透明度和各国的民主监督。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仅能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支持，还能有效维护本国主权利益不受侵犯，挫败美国操纵国际组织作为战略工具，先从控制各国的工业金融命脉入手，建立单极的世界霸权秩序的战略图谋。中国还应同世界各国广大人民一道，强烈谴责美国蓄意推荐破坏性改革药方，误导拉美、俄罗斯、亚洲和非洲国家，造成的巨大生命财产损失和社会灾难。美英等西方国家动掣指责别国侵犯人权，中国也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绝不能对美英制造的人权灾难保持沉默，还应支持受害国追究法律责任和索取赔偿。中国应该团结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重点反对美国鼓吹的资本流动自由化，这样能沉重打击美国谋求霸权战略。美国鼓吹全球化特别重视资本自由流动，奥妙在于这样能以己之长攻人之短。美国拥有美元的国际货币特殊地位，纵容金融投机资本制造泡沫攻击汇率，任何国家的外汇储备都无法与之抗衡，不仅能以此无偿占有别国的财富，还能利用金融危机控制别国经济命脉。多年来美英先是诱迫各国推行金融自由化，为金融资本通过泡沫投机牟取暴利创造条件，适当时机再趁火打劫发动恶意金融攻势，制造金融风暴给各国人民造成深重社会灾难。东南亚许多国家二十年的工业化成就，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遭到严重破坏，众多企业家的不仅股票、财产大幅度贬值，而且欠西方金融资本的债务也成倍增长，背上了无法偿还的沉重外债包袱，被迫廉价出售工厂设备来抵债，社会失业人数大幅度增长。但是，有压迫必有反抗，无论是亚非拉还是前苏联东欧国家中，强烈反对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的声浪不断增长，反对美国纵容金融投机资本的呼声日益强烈。近年来，拉丁美洲各国频繁爆发社会反抗运动，矛头直指西方倡导的自由化和全球化政策，俄罗斯、独联体也不断爆发罢工和抗议活动，抗议西方强迫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造成了广泛的饥饿、失业和社会贫困。马来西亚总统马哈蒂尔公开批评美国金融投机资本，是掠夺弱小国家财富的西方金融强盗，还效仿中国实行了外汇资本管制，经济恢复状况明显好于其它亚洲国家。香港的外债少、外汇多，遭受打击比东南亚国家轻得多，98年在中国政府的坚决支持下，沉重地打击了美国金融投机资本的进攻，不仅维护了香港货币和经济的稳定，也为其它国家进行反抗斗争树立了榜样。当前，亚非拉、前苏东地区甚至西方国家，社会各界对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破坏和控制各国经济的做法怨声载道，中国应抓住时机利用“遍地干柴”的大好形势，积极联合世界各国的政府和广大人民，发动一场反对美国经济霸权的“软战争”，重点反对美国鼓吹的资本流动自由化，纵容金融投机资本破坏别国经济的恶行，这样容易获得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支持，沉重打击了美国谋求经济霸权战略的要害，迫使美国因后院遍地起火而自顾不暇，无力发动针对中国的经济、军事攻势，拆除美国建立全球单极霸权的经济基础，以“软战争”阻止美国建立世界霸权的“硬战争”。中国政府、经济学界、新闻界和社会各界，应通过各种渠道联合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各国正蓬勃兴起的反全球化社会运动，西方有社会正义感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积极要求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反对美国诱迫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政策，破坏和控制别国经济的霸权主义行径；主张禁止西方金融投机资本的恶劣行径，打击损害各国经济的金融泡沫投机活动；恢复各国政府管制外汇、资本流动的主权，抛弃新殖民主义的贸易投资全球化政策；扩大各国通过关税投资保护政策扶植民族工业的主权，实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有保护的渐进开放政策”；反对美英八十年代出于政治目的鼓吹的私有化运动，恢复五、六十年代获得巨大成功的国有化运动，以更好维护整个社会利益和扶植民族工业；恢复七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南北斗争和不结盟运动，大力加强“南南”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努力摆脱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过度依赖。我国应广泛联合亚非拉甚至日本和西欧国家，充分利用美国经济外强中干的致命弱点，如物质生产衰败和严重依赖进口，股票市场和金融衍生品泡沫严重，每年吸收大量外国资金弥补政府赤字，依赖外资流入维持国债和股市泡沫等等，采取类似香港反击美国金融投机家的办法，共同狙击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经济攻势，令其在泡沫投机失败中遭受惨重损失，大力发展区域性贸易和货币交换机制，削弱美国利用美元地位占有各国资源的能力，釜底抽薪地瓦解美国追求世界霸权的经济基础。中国不必担心反对美国经济霸权，会得罪美国促使其恼羞成怒，因为，美国垄断资本一向非常精明狡诈，注重实际利益而从不感情用事。倘若看到中国识破了其全球化诡计，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支持，采取强有力手段反击其战略阴谋，威胁到其金融霸权的致命要害，美国反而会不敢对中国轻举妄动，甚至还会作出拉拢讨好的举动。七十年代，我国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南北斗争高潮，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还迫使美国放弃公开反华以礼相待。倘若前些年，我国能及时识破美国的霸权阴谋，团结第三世界、俄罗斯和日本欧洲国家，共同反对美国利用美元建立全球金融霸权，世界战略实力对比或许不会如此失衡，亚洲或许不会爆发如此强烈的金融风暴，那样美国也许不敢贸然侵略南斯拉夫，也不敢悍然轰炸我国驻南大使馆。我们不应忘记历史经验，美帝国主义本质是纸老虎，软的欺，硬的怕，只有敢于斗争才能维护自己利益，无论“软或硬”的战争都是如第八章　私有制企业的利弊剖析（一）、私有制与公有制：孰优孰劣？私有制企业具有悠久的历史，自从人类开始从事商品交换后，就逐渐产生了从事商品生产的私人企业。数千年来，中国不仅早就有了私有企业，而且堪称是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正像中国当时在世界的地位一样。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出现了丝织手工业，养蚕、丝绸技术达到很高水平，精美制品从丝绸之路传遍世界。明清时期，苏、杭乃是天下闻名的丝织中心，私营手工业企业数量多、规模大，有些私有企业甚至拥有数百织机，雇佣大批劳动力从事生产。元明以后，景德镇成为著名的陶瓷生产地，“民窑二、三百，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生产过程实行分工细致，“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明初放宽禁令，铁器制造也成为大规模民营手工业。商业领域的私人企业也很发达，行销遍及全国市场和世界各地，家财万贯、富抵王侯的商人也不乏常见，据史书记载，“淮商资本充实者，以千万计”。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发展，也促进了银行雏形的产生，出现了从事存放款、汇兑的钱庄、票号。［45］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私有企业为推动生产力蓬勃发展，促进科学技术应用于机器大工业，形成连接世界各国的统一市场，发挥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英国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发源地，1769年瓦特发明了单向蒸汽机，为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提供了新动力来源，逐渐应用到纺织、冶金、机械、交通等部门，大大促进了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此奠定了英国在世界工业、贸易中的垄断地位。英国的现代资本主义私有企业，虽然推动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但是，由于私有产权贪婪欲望的急剧膨胀，资本主义企业追求最大利润的本能，占领市场空间和获取廉价原料的需要，同安格鲁－撒克逊文化的攻击性，以及现代先进工业军事技术相结合，促使英国大肆进行野蛮的殖民扩张，建立了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推动生产力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同时，也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十八世纪，英国的亚当·斯密曾创立了自由市场理论，认为尽管私有制企业追求狭隘的私利，自由市场竞争却会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发地抑恶扬善促进整个社会利益。自此以后的西方经济学各种理论流派，不过是以更为复杂、繁琐的逻辑演绎，来论证自由市场和私有制确实如此美妙，能自发地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状态。实际上，这些西方经济学理论在分析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时，为了证明资源最佳配置和帕累托最佳的结论，有意识将理论模型建立在不现实的抽象假设基础上，如不存在超经济的强权因素，不存在非道德竞争如掠夺、阴谋诡计，不存在任何交易成本和代理成本，不存在社会化生产的规模经济，所有参与者都能公平地充分拥有市场信息，等等。这些貌似客观公正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忽略了现实世界中存在的许多重要经济因素，有意识地回避资本主义的严重社会弊端，显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辩护性色彩。西方经济学为了表白自己的虚伪科学性，声称不考虑道德因素和社会价值判断，这样有意识忽略了资本主义的最严重弊端，即私有产权贪婪地追求最大私利的欲望，必然导致不择手段和违反道德准则的行为，甚至进行阴谋欺诈和赤裸裸的侵略掠夺，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中确实充满这种贪婪行为，英国大肆玩弄国际地缘政治的阴谋诡计，如此残酷地对亚非拉民族进行殖民掠夺，正是为了获得违反社会道德准则的超额利润，这乃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促进财富积累，伴随产生的不容忽视的社会外部负面效应。西方经济学无视资本主义的上述恶劣行径，奢谈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促进社会最大利益，显然不是出于粗心大意而是精明的自私考虑。这也并不奇怪，英国的历史教科书忽略鸦片战争，蓄意将其粉饰为纯粹的“商业战争”，于是英国资本家的贪婪无耻掠夺行径，竟然变成了为自由贸易而战的壮举，甚至美国历史教科书也重复类似谎言，相比之下，其经济学教科书暗做手脚就相形见绌了。西方经济学家大肆赞美的“看不见的手”，也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虽然确有改善经营、降低成本的作用，但是，事实上不仅无法做到“抑恶扬善”，完全遏制私有产权狭隘自私的负面效应，还会形成扩大负面效应的恶性循环机制。例如，当年一些英国资本家开创了对华贩卖鸦片贸易，众多资本家为高额利润所诱也纷纷效仿，甚至还怂恿英国政府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掠夺殖民地获得了廉价资源，残酷的市场竞争也诱迫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仿效，形成了扩大势力范围和谋求霸权的恶性竞争，本世纪甚至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近代以来，资本主义虽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同时也造成了空前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诚然，西方的各种国内法律能约束一些违法行为，但不能阻止资产阶级操纵政府和立法过程，侵犯缺少权势的社会中下层民众利益。国际间根本不存在有效法律而只有强权政治，更无法阻止垄断资本操纵国家军事机器，直接侵犯别国的主权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英国垄断资本制造反对政府干预的舆论，仿佛任何干预都会影响市场促进社会利益，但自己却肆无忌惮地操纵政府机器，动用军事强权进行侵略掠夺和殖民扩张。现在许多善良的中国人，相信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神话，指责为何英国当年不遵循自己的理论，信守政府不干预经济的教条，殊不知，英国垄断资本鼓吹政府不干预教条，只是为了欺骗国内和别国的社会民众，不让他们利用政府维护社会利益，而自己谋求私利却可采取任何手段，自然绝不会错过操纵政府谋私的机会。美英垄断资本鼓吹“大社会、小政府”，真实含义乃是“大资本、小社会”。私有企业一方面为追求利润不断扩大生产，一方面采取各种办法减员增效降低工资成本，必然导致生产无限扩张与有限购买力的矛盾，加上盲目竞争谋求私利的无政府状态，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周期性经济危机，导致生产过剩、失业增加和社会动荡，数百年西方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就是明证。二战前，垄断资本无视危机造成的损失和社会痛苦，始终坚持自由市场自发实现均衡的教条，反对政府采取任何计划调节干预经济。同时，垄断资本还利用经济危机“趁火打劫”，打击工会势力威胁工人降低工资，“大鱼吃小鱼”廉价吞并中小资本，利用国内矛盾煽动对外扩张情绪，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来转嫁国内危机。当年日本?上发动侵华战争的道路，正是为了转嫁大萧条的冲击，缓和国内日趋严重的社会矛盾。冷战压力下西方被迫进行社会改良，政府计划调节曾一度缓解了经济危机，但是，现在垄断资本又再次抛出新自由主义，难怪许多中国人刚刚以为马克思过时了，强烈的金融危机又频繁地袭来，美国干涉的战争阴云再次笼罩世界。有些人将近代史上中国的不幸遭遇，归罪于自己祖先文明的“先天不足”，儒家文化束缚了私人企业家的精神，悠久的封建传统阻碍了转向资本主义。但是，如前所述，中国民间私有企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数千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繁荣发达的，儒家文化虽然束缚了商人的欺诈行为，或者违反道德准则的贪婪掠夺欲望，但是，并不反对“君子好财取之有道”，也未妨碍历史上保持社会安定的同时，创造出世界上最富裕的物质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全世界和西方文明都应感谢儒家文化，促使中国没有倚强凌弱谋求霸权，扼杀曾经软弱的西方文明和各种文明。今天，许多外国学者也将亚洲的迅速经济发展，归功于儒家文化培育的勤俭和自强不息精神，这说明儒家文化虽确有束缚商品经济的缺陷，但并不构成一成不变和不可克服的障碍。英国也曾长期保持了大量的封建贵族特权，通过“圈地运动”压榨民众加速原始积累，其残酷程度甚至超过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欧洲大陆各国的封建解体也曾非常缓慢。近代史上，中华文明的不幸遭遇有许多原因，而西方列强掠夺应负最主要的责任。鸦片战争前后，旧中国虽然落后但仍拥有巨大财富，但是，这些财富没有转化为现代工业资本，原因是遭到了西方列强的豪取强夺，敞开门户丧失了保护民族工业的主权。有些中国人埋怨责怪祖先的贫穷落后，但且看当年一位法国议员如何看待中国。1883年，法国议员儒勒·费里向下议院作报告时，将当年西方列强仿佛群狼争食肥羊，扑向中国的疯狂贪婪心态暴露无遗，“太平洋上巨大的宝库――中国，引起了西面八方贪求利润的向往。古老的神奇中国，被各国暗算谋取的中国，它拥有四、五亿人的广大市场，它那足有70万平方公里遍布地下的煤层，它那取之不尽的地下宝藏，它那等待着工业机器、铁路的广大省份，成了列强共同梦寐以求的对象。纷纷奔向”理想国“的欧洲竞争者中，谁能最先到达，谁就能割取它的一块领土，它的势力范围，它的特权领域”。英国打着传播文明的旗号来到中国，却将本国禁止的鸦片强加给中国。据统计，1800至1839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共有四十六万箱，价值三亿五千万两白银。从第一、二次鸦片战争至清朝末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共有两百九十多万箱，价值二十一亿九千多两白银。英国通过鸦片战争获得巨额暴利，西方列强也纷纷效仿欺负中国，强迫中国签订了上千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的鸦片战争赔款，到后来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赔款，仅仅五项主要条约赔款，连本带息共计十六多亿两白银。这些赔款远远超过了中国的财政收入，清朝只好以高息向西方借贷赔偿，甚至将海关和财政征税权抵押给外国。中国虽然曾是富甲天下的文明古国，但因缺乏自我保护的尖牙利齿，转眼间变成了群狼争食的一头肥羊。［46］英国有意掩盖鸦片战争野蛮掠夺的历史，大肆宣扬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的神话，仿佛其财富都是高效率的私有产权创造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英国这个小小岛国，竟然掠夺奴役着庞大的全球帝国，其面积和人口远远超过本土数百倍。倘若中国也效仿英国发展资本主义，恐怕需要数个地球还嫌不足够。前些年，中国人撰文探讨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称日本天皇将中国甲午战争的赔款，大多用于振兴教育和修建全国的小学校，仿佛日本的崛起和财富来自“教育兴国”，但是，据日本的史料记载，当年中国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竟然相当于日本数年的国民收入，大多用于发展钢铁重工业和军火生产，乃是尝到甜头继续扩军备战侵略中国，用于教育部分甚至少于给皇家拨款。看来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的发迹史，并非来自中国人想象的“教育兴国”。鸦片战争以后，中英两国于1843年签订了第一个关税协定，剥夺了中国制订海关税率的经济主权，规定将中国征收的进出口海关税率，比原来降低58％至85％。1844年，中美两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美国提出了臭名昭箸的“利益均沾”原则，要求将降低关税适用于一切西方列强国家。西方列强还强迫清政府取消降低内地税，外国企业和进口商品享有种种优惠待遇，将苛捐杂税的沉重负担全部压给中国企业，中国商人被迫“逢关抽税、遇卡抽厘”。后来西方列强为了确保偿还战争赔款，允许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稍微提高税率，但仍然是执行殖民地关税协定的原则。据有关史料计算，从1895至1911年间，中国蒙受了关税损失69亿多两白银，从1917年至1927年，损失关税收入高达109多亿银元。随着西方机器大规模生产的廉价纺织品涌入，中国繁荣的私有手工纺织企业纷纷破产。有些中国人埋怨祖先缺乏企业家精神，但事实上，中国的江苏、浙江、安徽等广大地区，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和繁荣的私有企业，江浙人、徽商有丰富的经商技巧和雄厚资本，但是，经济主权沦丧和廉价进口货物的冲击，令这些中国私有企业家陷入了严重困境，丧失了将财富转化为现代大工业的机遇，家财万贯的商人也只好沦为外国人的买办。外国的跨国公司也大举投资兴办企业，遍布商业、金融、工矿、交通领域，表面上虽然暂时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却占领市场遏制了长远的发展机遇，根本堵塞了中国资本投资增值的渠道，无法建立现代大工业增强国家实力。中国也曾在资本主义道?上拼命挣扎，许多私有企业家也曾提出过“实业救国”，但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始终非常艰难，众多私有企业规模很小，拥有的资本数量有限，自身资本积累的速度缓慢，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落后，难以同外国企业产品竞争，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难以摆脱岌岌可危的处境。一些民族私有企业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实现了现代机器大规模生产，也大多集中于纺织、轻工等行业，机械行业只能进行简单的维修，冶金、采矿、电力、铁路等行业，外资跨国公司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众多私有企业仿佛“一盘散沙”，面对外国的激烈竞争自身难保，虽有报国热情却也力不从心，根本无力发展钢铁、机械工业，增强国家实力挽救民族危难。有些人看到英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掠夺，日本财阀支持政府进行凶猛扩张，误以为这些国家资本家的扩张欲望，体现的乃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还责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过于软弱。但实际上，垄断资本只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作为侵略扩张掠夺财富的手段，并非是真正为民族、社会利益着想。一次大战中，德国生产军火的克虏伯财团，一方面竭力支持政府进行战争，一方面暗中向英国销售枪榴弹，为了牟取暴利不惜屠杀本民族同胞。正因如此，人们常说资产阶级是无祖国的，至高无上的原则乃是赚钱谋利。强国的资产阶级具有扩张冲动，但是煽动战争绝非为了民族，乃是让人民充当炮盔和谋利工具，日本垄断财阀发动的侵略战争，也给本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弱国的资产阶级虽然也具有民族性，但是，竞争中只能以自我赚钱生存为主，这就决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无法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时代重任。西方资产阶级为了缓和国内矛盾，也将从中国野蛮掠夺的大量财富，拿出一小部分与本国普通民众分享，但是，这种掠夺却加剧了中国的社会灾难，促使中国的各种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包括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同官僚买办阶级的矛盾，等等。这正是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选择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历史原因。旧中国也曾广泛流传西方正统经济学，但是，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还是关于私有产权优越性的种种神话，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没有任何的诱惑力，因为，西方列强贪婪掠夺中国财富的野蛮行径，清楚地集中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病。但是，今天对于强大起来的社会主义中国，西方国家主动表现了种种友好行为，邀请了大批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进行访问，展示着西方国家拥有的财富和富裕生活，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产生种种错觉，仿佛亚当·斯密学说和科斯的产权定律，确实有“点石化金”的神奇功效，俄罗斯人正是被西方的这种诡计所愚弄，落入了推行激进私有化的灾难陷阱。因此，中国人确实应该认真反思自己的历史，冷静客观地评价私有产权的利弊，以免被盲目的急于求富热情所误导，重蹈前苏联改革滑向私有化的覆辙。（二）、公有制企业的历史意义现在许多学者认为，自私自利乃是人之天性，因此，私有制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公有制则无法吸引人们的关心。但是，当受到人类自私自利的天性驱动，私有制追求无限财富的欲望膨胀，威胁到社会民众和弱小民族的利益，甚至诱发世界大战威胁到人类生存时，公有制的诞生也就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事实上，公有制不仅能够吸引人们的关心，还驱动了无数中国人抛弃狭隘的自利，甚至不惜牺牲宝贵生命为之英勇奋斗。无数先辈舍生忘死的壮烈之举，正是资本主义的私欲横流使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乃是西方剥削掠夺者的低劣品性，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灾难痛苦，却培育了无数先辈以“天下为先”，甘愿为民族“舍身取义”的高尚情操。社会主义思想自从诞生以来，不仅仅是人类追求公平的、共同富裕的社会的美好理想，而且也为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本世纪上半叶，科学技术虽然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人类文明却都走到了充满危险的关头，连续经历了规模空前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华民族也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正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鼓舞着人们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才在危险关头扭转了人类历史进程，中华民族才摆脱了一百年来的厄运，饱受殖民奴役的民族纷纷赢得了独立，人类文明终于在饱经磨难之后，本世纪下半叶迎来了“黄金时期”。据香港《明报》99年10月2日报道，英国广播公司（ＢＢＣ）举行公众投票活动，马克思获得了压倒性的得票优势，被评选千僖年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甚至超过了爱因斯坦、牛顿和达尔文，那些也作出了伟大科学发明的思想家，至于创造“看不见的手”的亚当·斯密，或许由于公众认为他忽略了资本主义弊端，在榜上排到有影响思想家的前十名之外。据报道，来自挪威投票者科里森说，“马克思启蒙了数以千计的争取自由公义的斗争，他是现代政治思想之父”；来自美国的卡普尔，在投下评价历史的神圣一票之后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模式作了最好的分析。他的思想学说，对于帮助我们认识当今的世界，仍极具参考价值”。近些年来，中国知识界中“西风日盛”，亚当·斯密等西方经济学家的思想流行，鼓吹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尽管属于极端反共的著名右翼学者，或许由于最彻底否定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居然深受中国青年经济学家的推崇，许多深负盛名的改革设计家的文章中，经常可以看到类似哈耶克的观点主张，仿佛解决中国困难只有依靠自由市场经济，哈耶克鼓吹的最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就意味着市场改革最彻底、最深入。因此，倘若在这些青年经济学家中举行投票，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也许是亚当·斯密或哈耶克，而马克思主义反对市场经济，还主张“不明晰”的公有产权，无疑会被认为是保守、落后的观点。从解放前青年舍生忘死投身革命，到今日哈耶克成为中国青年学者的新偶像，我们可以体会西方物质财富之威力，无论是真枪真炮或是糖衣炮弹，其影响巨大远非其它文明可以相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唤醒信奉自由主义的青年人，认真反思人类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不要重蹈盖达尔、丘拜斯的覆辙。历史事实证明，西方大肆鼓吹的“自由市场”的竞争机制，并不能自发消除私有产权追求狭隘私利的种种弊端，近代人类社会的许多社会进步和改革，是各国广大人民为通过艰难的斗争才实现的，如今日人们普遍享受的八小时工作制，乃是美国工人付出流血代价换来的；近代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也是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实现的。本世纪中叶，世界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尖锐化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最终爆发了两次瓜分世界的灾难性战争，给各国广大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并且导致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社会主义首先在许多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实现，很大程度是因为工业化早期阶段，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是更为野蛮的和残酷的，而且西方列强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强权政策，通过掠夺大量财富缓解了本国的阶级矛盾，却严重限制和阻碍了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极大加重了这些国家广大人民的痛苦，甚至直接威胁到许多国家的民族生存，从而为剧烈社会变革提供了导火索和客观条件。西方某些学者认为，近代人类文明的进步都是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成果，但是，回顾一下历史，仅仅数十年前，西方列强还曾依靠军事强权支配着整个世界，名义上奉行着“不干预经济”政策，实际上维护着本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内压迫本国广大人民，对外推行弱肉强食的殖民掠夺，世界近代史中充满了资本主义的贪婪、掠夺和战争灾难。今天，西方国家虽然普遍实行社会保障制度，但是，三十年代大萧条爆发后，西方国家曾有数千万工人被迫失业，陷入了贫困潦倒和饥肠辘辘的困境，当时的保守政政府却坚决反对政府救济失业工人，认为救济会导致“懒惰和低效率”，违反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原则，德国、日本等国为转嫁严重社会经济危机，采取了对外加速侵略扩张的政策。旧中国和众多的亚非拉国家一样，饱受着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广大人民饥寒交迫、灾难深重，整个民族陷入生存存亡的危险境地。二次大战以后，由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和建设成就，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迫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良，广泛推行社会保障制度，改善社会分配状况，以缓和紧张的社会矛盾；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赢得民族独立，摆脱了长达数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获得了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权利，西方国家为了保持其政治经济影响，也被迫纷纷拉拢第三世界国家，甚至提供了一些经济援助。值得指出，人类文明的这些巨大进步，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取得主导地位的数百年中，而是发生在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的数十年中，这决不是历史的偶然巧合，而是社会主义制度对人类文明进步所作贡献的历史证明。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企业诞生不过七、八十年，尽管也有许多挫折教训，但是，依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大大地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实行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现了适应社会大生产的种种优越性。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私有产权才是完美无缺产权制度，但如前所述，私有产权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存在着许多深刻的矛盾，如大规模生产和销售需要大量的资金，而私人资本的积累必然是相当缓慢的过程，剩余价值归资本拥有难以广泛调动工人积极性，私人财产分配与管理能力之间存在着不对称，私有产权的惟利是图必然产生种种社会负效应，股份制和公司制虽然能够扬弃私有产权的某些缺陷，但是，其扬弃的过程却是相当缓慢的和不彻底的。西方的私有股份公司的产生已有数百年的历史，长期以来一直残酷掠夺第三世界的资源财富。美国著名国际战略专家保罗·肯尼迪，撰写的《大国的兴衰--没有永恒的霸权》一书，提到以1913年的工业生产量为100，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38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增长到了143，前苏联的工业则突飞猛进到了857，其增长速度比较美国快数倍之多。倘若前苏联没有取得如此辉煌的工业化成就，而仅仅保持美国或沙俄时代的增长速度，那么何以抵抗希特勒虎狼之师的闪电战呢？倘若希特勒也像英国征服落后民族一样战胜前苏联，那么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都将重新改写。社会主义中国诞生仅仅数十年的时间，却依靠公有制企业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优越性，完成了西方国家需要数个世纪的工业化历程，彻底改变了民族生存和国家主权受到威胁的局面。旧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私人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速度相当缓慢，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任意掠夺和侵略。解放后，中国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有了极大提高。同1949年相比，1988年，中国的社会总产值增长了38倍，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9．8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34倍，工业固定资产增长了134倍，钢产量增长了375倍，发电量增长了125倍，相当多工业品生产已列居世界前列，科研、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事业也取得了巨大进步。1996年，我国的钢、煤、化肥、水泥等主要工业品产量，均已跃居世界第一的位置。（详见附表3）［47］的确，目前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许多人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企业效率低造成的，似乎解放后同西方的差距反而扩大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中国虽然工业化起步较晚，人口众多而经济基础薄弱，但是，解放后经济发展速度大大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953-79年间，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为11％，高于美国的4％，法国的5％，英国的3％，西德5．7％。中国主要工业品产量同西方国家的差距，解放后均大幅度缩小了数百倍之多。中国的工业实力和综合国力也大大增强，国民生产总值从解放前的居世界第四十多位，上升到1988年的第八位。1950年，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国，那时印度的钢产量为147万吨，我国为67万吨，印度的发电量为59亿度，我国为46亿度，印度的棉布产量为42亿米，我国为25亿米，印度的汽车产量为17000辆，我国尚不能生产汽车。但是，到了1987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明显超过印度，按人口平均计算，钢产量，印度为16公斤，我国为51公斤，发电量，印度为214度，我国为457度，原油产量，印度为39公斤，我国为125公斤，谷物产量，印度为190公斤，我国为337公斤。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和公有制企业的优越性。［48］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的巨大优越性，不仅体现在已经取得的辉煌成就，而且还体现在突破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特别是私有产权追求狭隘私利的束缚，为人类文明从整个社会的利益出发，在所有社会成员利益相互和谐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调整生产关系和进行经济制度的创新，提供了无比广阔的前景和崭新的机会。建国初期，我国依靠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优越性，形成了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的强大凝聚力，迅速建立了部门齐全的完整工业体系，获得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综合国力。当时实行集中的计划经济有历史合理性，因为，面对美国冷战遏制压力民族生存是首要任务，缺点是完全排除了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特别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日益复杂化，体制僵化的弊病就显得越来越突出，迫切需要进行改革以更好促进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必须认真区分两种根本不同的改革思路，一种改革思路肯定公有制的历史贡献和经济成就，认为改革目的是在继承其优越性的基础上，设法消除其体制僵化的弊病，以更好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进一步开拓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潜力。还有一种是西方鼓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思路，其特点是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企业的合理性，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公有制企业必然是产权不明晰和效率低下的，同市场经济存在根本性矛盾无法有效地结合，必然存在“预算软化”和普遍商品短缺，必然扼杀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甚至二战后西方的政府干预政策也是有害的，必然妨碍市场经济运行并且降低效率，唯一的出路是回到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时代，依照科斯产权定律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事实胜于雄辩，八十年代，我国在坚持公有制企业的主导地位，重大比例关系的计划调节的同时，有条不紊地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协调高速增长，迅速摆脱经济困难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仅消除了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物资匮乏，形成了商品琳琅满目的买方市场，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还保留了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如广大职工享有的稳定就业，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包括医疗、养老保险和生活补贴等等。我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和计划调节，同市场经济之间不仅不存在根本性矛盾，还能消除私有产权追求狭隘私利的贪欲，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种种弊端，如盲目市场竞争和生产政府状态，资本与劳动对立造成的尖锐矛盾，贫富悬殊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周期性爆发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企业破产和职工失业的痛苦威胁，从而为人类文明驾驭难以驯服的市场力量，更好地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服务，开拓了无比广阔的前景和崭新的历史机遇。当然，我们将社会主义制度所提供的无限创新机会，化为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现实，还需要不懈努力克服前进道路的种种障碍。我们应该珍惜无数先辈流血牺牲换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珍惜这一制度提供的无与伦比的历史机遇，即人类文明进行制度创新的历史过程中，能够摆脱私有产权追求狭隘私利的束缚，消除各个社会阶层利益之间的根本对立，创造出一个既能有效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又能充分发挥个人主动性和首创精神，达到个人与社会利益高度和谐一致的理想制度。倘若我们不珍惜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优越性，盲目羡慕和模仿西方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就很可能释放出难以驾驭的私人贪欲，造成类似俄罗斯的掠夺公有财产疯狂浪潮，重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野蛮掠夺悲剧，复辟到旧中国的依附型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改革方向，不仅是为了高尚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理想，也是为了维护和争取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倘若我们沿着上述“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方向，以坚定不移的意志进行长期的耐心探索，不仅能有效避免转轨的社会痛苦代价，还完全可能创造出优越于西方的制度模式，众多企业既能充分享受开拓市场的经营自主权，职工收入迅速增长形成的旺盛市场购买力，又能在政府计划协调形成的稳定宏观环境中，相互密切合作减少重大决策的市场风险，广大人民既能充分享受丰富的物质消费，拥有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各种选择机会，还能继续保留原来的稳定就业保障，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和各种福利待遇，以及犯罪率低的良好社会治安，实现共同富裕和收入分配公平，道德风气良好和社会安定团结，等等。这种“熊鱼兼得”并非不切实际的空想。八十年代，我国采取了符合国情的改革开放政策，坚持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坚持国有、集体企业的主导地位，实行“有保护的渐进开放”政策，强调兼顾国家、企业和职工的利益，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避免了不必要的改革痛苦代价，人民曾切实享受到的类似“实惠”，取得了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巨大成功。这充分说明，改革的希望并不在于效仿西方规范模式，而恰恰在于坚持本国的改革成功经验，不断开拓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潜力，在继承其优越性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创新。倘若我们缺乏高尚理想和首创精神，缺少远大的历史眼光和毅力耐心，采取急于求富的浮躁短浅思维方式，就难免为自由市场和私有制的神话诱惑，落入美国精心设置的规范化改革陷阱，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的灾难性覆辙。我们应时刻牢记社会主义和公有制，乃是资本主义制度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无数先辈抛头洒血才换来的社会制度，我们应珍惜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最大限度地开拓这一制度的创新潜力，无愧于人类文明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三）、公有制企业正是民族振兴希望当前，我国一种广泛的流行说法是，公有制企业具有“产权模糊”的缺陷，只有公司制、股份制才是现代企业制度，但是，一百多年来，采取公司制、股份制的私营和外资企业曾广泛存在，却未能实现工业化并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反而成为西方列强剥削、掠夺中国财富的手段，正是“产权模糊”的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具有心系天下的宏伟抱负和广阔胸怀，以撑起民族工业的脊梁和保障人民生活为己任，而不是单纯计较狭隘的“产权利益”，仅用数十年实现了西方数个世纪的工业化历程，建立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实力。实际上，公司制、股份制已具有数百年的悠久历史，早在十四、五世纪已经诞生了其雏形，十六、七世纪已形成了其基本法律框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创建于1602年，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和法人治理结构，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会，确立了多元化股权结构和股东有限责任，向社会发行股票并允许股票转让。股份公司本身虽然是一种中性的企业组织形态，但是，以私有产权为主导的股份公司却并非如此，无论是荷兰、英国或丹麦的东印度公司，它们的诞生并非是为了工业化筹集资本，而是为了全球扩张和侵占、掠夺殖民地，为了满足私有产权不择手段追求的私欲，获得一般商业中无法实现的不道德超额利润。十九世纪以来，我国曾深受这类西方“现代企业”之害，英国实力雄厚的东印度股份公司，通过开拓鸦片贸易获得了超额利润，诱导了众多西方资本家也纷纷来华效仿掠夺，后来还怂恿、资助英国政府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陷入了上百年社会动荡的灾难深渊。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股份公司也随着西方鸦片和商品进入了中国。西方资本家对华投资和开设企业，广泛采取了扩张能力极强的“参与制”，兴办了大量股份公司和中外合资企业，实现以较少资本控制更大中国市场的目的，如美国商人的报告中承认，他们开办企业的资本总额中，实际输入的资本仅占36％，还有64％是在中国集股筹资的，但是，外资操纵着公司决策权和关键技术，华人资本仅以附庸资本的地位存在，外商广泛利用熟悉本地市场的华人买办，出让些小利作为廉价占领中国市场的酬劳。［49］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洋务运动”中官督商办各种企业，也广泛采取了向民间募集资本的办法，民间私人企业虽然具有浓厚家族色彩，也普遍向社会筹集资本以补充自有资本不足。从1895年以后，民间私有资本兴办的工业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和资本总额方面，远远超过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但是，大多属于规模有限的中小企业，根本无法同外商价廉质优的产品竞争，分散在市场夹缝中生产质次价低的轻工产品，跨国公司凭借着资本实力和先进技术装备，垄断了大中城市的主要工业产品的市场，控制了工业、采矿、商贸、金融等部门。1891年，英国证券商在华开办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名为上海股份公所，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证券市场也曾经历了几次发展高潮，但是，始终具有脱离产业发展的强烈投机性，例如，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外商的商品和资本输出的打击下，中国民族私人工业陷入了严重萧条，大量过剩资本反而涌入证券市场，形成了加剧经济危机的泡沫投机热潮，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一方面破坏经济导致大批中国企业倒闭，一方面蓄意制造股票投机热潮掠夺财富。公有制企业之所有能肩负起民族赋予的历史使命，在于其具有脱离了狭隘私有产权利益的高贵品质，还具有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系列优越性。公有制企业能广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将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有限资本积累集中起来，投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特别是钢铁、机器制造、采矿、能源、交通等部门，利用这些“主导产业”的形成的广泛辐射作用，推动国民经济加速发展进入“起飞阶段”；公有制还具有私有制无法比拟的规模优势，能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和现代科技加速工业化，迅速建立起一大批大中型的国有工业企业，达到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很高起点，并且带领众多的中小型国有、集体工业企业，形成集团作战般的强大社会凝聚力，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抵御西方的封锁遏制。旧中国民族私营工业企业的力量薄弱，资本积累速度非常缓慢，重要原因之一是规模狭小，自有资本不足，平均规模仅为外企的数十分之一至数百分之一，始终难以立足于重工业部门，在钢铁、机器制造、发电、采矿方面，外资企业拥有压倒性的垄断优势，即使在民族资本集中的轻工业部门，如纺织、面粉、榨油、卷烟等等，无论在技术、机器设备或产品质量方面，民族私营工业企业也处于明显的劣势，被迫在外国资本占领市场的夹缝中挣扎求存。我国的国有、集体企业发挥公有产权的优越性，才能具有“天下为先”的广阔胸怀，而不是单纯追求狭隘的、短期的产权利益，将剩余价值的分配服从于社会整体利益，优先用于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和加快工业化进程，用于维护和保障广大劳动人民的权益。尽管新中国创立之初经济基础非常薄弱，但已将发展社会保障视为基本的国策，视为劳动人民应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向职工提供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包括医疗、养老、伤残甚至子女教育，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公有制企业还具有从全局出发的高尚觉悟，能服从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在生产、供销、投资等方面彼此协调配合，减少市场盲目调节造成的经济比例失调，统筹社会资源具有“船大抗风浪”的优势，避免经济周期波动造成的资源损失，减少企业陷入破产和职工遭到解雇的风险，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的持续高速增长。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侵略掠夺下，民族私有工业企业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广大劳动人民甚至缺乏基本生存权利，更谈不上医疗、养老和失业等方面的保障，三十年代在世界大萧条和西方转嫁危机的冲击下，有68％的民族私营企业陷入停产倒闭。大多数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人口众多而经济基础薄弱，存在严重两极分化和社会贫富悬殊，缺乏足够的财力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经历了漫长而残酷的资本积累，掠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量资源财富之后，才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实行社会保障的。新中国在经济基础尚不巩固的条件下，国有企业就实行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发达与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这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使旧中国饱尝饥饿寒交迫之苦的劳动人民，通过亲身感受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极大鼓舞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调动了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的劳动积极性。我们评价什么企业形态属于现代企业制度，应主要依据其能否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因为，“现代企业”必然具有鲜明的时代属性，任何企业制度都不可能适应所有时代的要求。中国近代史上面临的残酷时代考验，就是如何实现工业化和增强经济军事实力，维护国家主权和挽救民族危难，将劳苦大众从饥饿寒交迫中解救出来，摆脱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的亡国奴命运。历史事实证明，无论是产权明晰的公司制和股份制，还是产权多元化的法人治理结构，都未能克服民族私营企业的家族性和软弱性，实现建立现代工业的历史使命，帮助中国增强国力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至于西方跨国公司华开设的独资、合股企业，虽然拥有雄厚的实力和先进技术，但其来华目的是掠夺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通过占领市场遏制中国的长期工业发展。正是所谓“产权模糊”的国有、集体企业，发挥公有产权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优势，形成了动员全社会资源的强大凝聚力，以私人资本无法比拟的资本积累规模和速度，迅速建立起包括重工业在内的完备工业体系，使中国跻身于拥有核武器、洲际导弹的大国行列，赢得了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国家主权，还将剩余价值优先用于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向广大职工提供了就业、养老、医疗等全面社会保障，使劳动人民摆脱了饥饿寒交迫的苦难命运。因此可见，我国的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正是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现代企业”。我们断言公有制企业属于现代企业制度，即使从西方管理学理论来说也有充分的学术根据。美国著名管理学家钱德勒对现代企业制度的论述，为世界各国研究企业管理的学者所普遍接受，也为中国主张公司制、股份制的学者所认同。钱德勒对现代企业所下的定义，主要是概括了工业革命时代的企业制度特征，他在《看的见的手》一书中提出，工业革命前的传统私人企业，一般是缺乏管理分工的家族式企业，而工业革命后，为适应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销售的需要，企业必须进行一系列制度创新，采取实行管理分工的多部门组织结构，由支薪的专业经理人员进行管理。应该说，钱德勒对现代企业的定义，比较好地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概括了工业革命时代对于企业制度进化的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迫于冷战压力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改良，以前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受到了普遍的批判，许多西方管理学家认识到，倘若私有企业单纯追求狭隘的产权私利，即使有自由市场竞争的“看不见的手”，广泛采取了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人类也无法摆脱社会冲突和战争灾难，因此，他们提出了关于“现代企业”的新概念，认为“现代企业”不应单纯追求最大利润，为企业产权的所有者或股东的利益服务，而应承担更加广泛的社会责任，为同企业相关的所有社会成员服务，不仅包括消费者、职工及家属和关联企业，还应考虑到环境保护和社会公益事业，等等。从上述西方管理学界的权威定义来看，我国的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恰恰是具备了“现代企业”的主要特征，因为，尽管许多公有制企业没有采取公司制的法律形式，但是，它们比较私营企业更为符合社会化大生产，从创立初始就彻底地摆脱了私人家族式管理，采取了机器大工业的先进生产方式，具有实行细致管理分工的多部门组织结构，经理人员全部是非私人家族的支薪专家，更为令人敬佩的是，这些公有制企业摆脱了狭隘产权私利的束缚，具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振兴民族工业和保障人民生活为己任，具有私人企业无法比拟的规模经济优势，能自觉服从政府计划指导和产业政策，具有彼此协调合作的大规模集团作战能力，像大家庭一般关怀着广大职工的生活，无微不至地照顾广大职工的生、老、病、死，交纳大量税金支援国家建设和科学文化事业，能较好杜绝蓄意偷税和弄虚造假的违法行为。显然，我国公有制企业所具备的“现代企业的特征”，远远超过了西方管理学权威所下定义的范围，无论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还是从承担的广泛社会责任方面，恰恰是甚至西方私有股份公司也无法比拟的“现代企业”。难道说这些胸怀“天下为先”远大抱负，成功完成了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的时代使命，从创办初始就向广大职工提供全面社会保障，自觉遵守国家各种政策法规的公有制企业，不正是中华民族振兴所需的“现代企业”吗？许多私有企业虽然采取了公司制形态，但仍长期难以摆脱家族式管理色彩，具有单纯追求产权利益的惟利是图倾向，甚至为追求最大利润而不择手段，经常有偷税和弄虚造假的违法行为，难道这些私有企业反而是“现代企业制度”，反而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和改革方向吗？值得指出，仅仅将西方企业制度演化的某种法律形态定义为现代企业制度是不全面的，企业的某种具体法律形式只是上层建筑的范畴，不能概括企业成长不同阶段上丰富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容。美国著名管理学家钱德勒对现代企业所下的定义，主要是概括了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管理等生产力因素的特点，反映了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对企业制度的影响，也是符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二战后，西方管理学界关于现代企业的新概念，阐述了现代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反映了社会进步对现代企业提出了更高的时代文明要求。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也有促进生产社会化的进步意义，责任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形式，对于我国公有制企业改革无疑具有很大积极意义，但是，以此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惟一定义，或者作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惟一方向，显然是范围过于狭窄了。我国公有制企业进行所有权改革，有必要借鉴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的组织形态，但是，必须依据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和股份制理论，应该在坚持公有制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股份制广泛筹集社会资金的作用，进一步巩固和加快公有制企业的发展，而不应依据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推崇的科斯定理，将公有产权视为不明晰的模糊产权，否认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巨大优越性，主张推行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我们应时刻牢记正是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胸怀远大理想肩负起挽救民族危难的重任，成功完成了时代赋予的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我们绝不应盲目相信西方的的“科斯产权理论”，将其贬低为“产权模糊”的落后企业制度。（四）、各类民族企业的命运戚戚相关现在不少人对公有制企业丧失了信心，将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于非公有制企业。但是，据各地反映，由于当前市场需求不振和效益不佳，私营企业也深深陷入了经营困境，许多地方的私营、外资企业正纷纷撤资。据南方某发达省份的私营企业家反映，现在当地私营企业困难重重，十家有七、八家陷入经营亏损，大多数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只是担心债主追债和银行拒贷不敢声张。民营、私营企业一般来说规模较小，大多集中在起点低、过度竞争的行业，拥有资金有限承受风险的能力较差，现在一不赚钱就纷纷撤资，如何能带动国民经济走出疲软的困境，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和希望？据香港《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报道，“最近走访国内各地，与许多私营企业家交谈，深感私营企业处境困窘，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官方数据对此只字未提，但民间叫苦连天不可不信”。这位记者认为，关于私营企业状况的数据纯属误导，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国企被私人拥有，私企的增长速度自然要超过国企，这并非真正的有机增长。过去四年中，约有30％的国企归了个人。私营企业身处困境，其数量却飞速增长。下岗职工和谋职无路的人只好去开小店，小店开得多倒闭得也多”。这位记者还写道，“银行不愿意向私营企业贷款，不能再归咎于意识形态，应该从风险意识方面找原因。这几年经济增速减缓，私营企业也跟着遭殃。破产数量攀升导致银行不再贷款，这对私营企业犹如雪上加霜”。显而易见，近年来由于宏观经济景气的影响，各类企业的经营状况都出现恶化，规模较小的私营企业抗风浪能力差，更是难以抵御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和学者纷纷赞扬私营企业，将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不是“帮助”而是“捧杀”私营企业。香港《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写到，“说来好笑，80年代政府对私人所有制尚感不快，可当时私营企业的生意反而好做”。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当时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蓬勃发展，职工收入增长形成了旺盛的购买力，而且国有企业集中的行业和经营行为，同私营企业之间的竞争少而互补性很大，因此，尽管社会舆论并未过多吹捧私营企业，却反而真正给私营企业提供了“实惠”。许多私营企业家面对今天举步艰难的处境，不由留恋感叹八十年代发财一帆风顺。各地许多政府官员学者竭力赞扬私营企业，丝毫不介意国有企业面临的严重困难，但试想听任国有企业严重萎缩职工纷纷下岗，也加入私有企业领域狭窄的激烈竞争，私营企业的日子如何好过得了呢？当前在通货紧缩和市场疲软的形势下，国有企业才能从社会利益出发力挽狂澜，发挥其分布在国民经济关键性产业的优势，通过广泛的产业间联系产生强大辐射作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摆脱疲软的困境，增强我国的整体工业实力特别是国防力量。国有、集体企业的比重虽然下降，仍是国民经济特别是关键产业的主体，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部大型工业企业的70％，国有中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部中型企业的64％，即使国有小型企业的平均规模，也相当于私营企业平均规模的132倍，集体企业的平均规模相当于私营企业的11倍。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国有工业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相当于私营工业企业的430％，相当于外商及港澳台工业企业的260％。由此可见，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仍然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和中坚力量，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必须依靠的主力军。［50］旧中国早就有产权明晰的公司制、股份制，也有门类齐全的商品、股票、外汇、期货市场，但是，民族资本只能在跨国公司占领市场的夹缝中痛苦挣扎。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后，作为后起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全球市场经济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中，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薄弱自身难保，既无法保证广大民众的衣食温饱，更无法保卫国家抵御西方的经济、军事侵略，倘若缺少公有制企业作为国家的中流砥柱，必然面临内外夹攻的悲惨命运。据一家著名民营大企业经理称，现在市场需求不振难以把握，深感经营艰难前途莫测，搞不好就会周转不灵陷入破产，倘若甚至一家著名的民营大企业，都完全缺乏信心把握自己的命运，如何将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呢？的确，生产过剩和经济萧条都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单靠自己顾自己的私营企业很难摆脱困境，但是，倘若众多国有、集体企业同心协力，彼此密切协调合作，在政府宏观调控和计划协调的指导下，就有可能比较顺利摆脱市场萧条，避免经济危机这个资本主义的伴生怪物。国有企业克服自身的困难和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应发扬长避短发挥公有产权的一系列独特优势，而不能弃长求短地效仿西方私营企业的种种行为，抛弃社会整体利益和协调一致的作战能力，单纯追求局部的最大利润和产权利益，否则将导致加深市场萧条的恶性连锁反应。实际上，三十年代大萧条和二战后重建时期，西方缓和经济周期和社会失业的困扰，实现较平稳的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秘诀，正是推行政府干预政策和国有化运动。八十年代，我国乡镇、私营、三资企业发展较快，许多人认为这证明了非国有企业的优越性，其实这同国有企业的经济贡献有密切关系，如果没有国有体企业服从政府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国民经济就难以保持比例协调的顺利发展，如果没有国有企业承担大部分改革成本，就不可能长期保持社会的稳定，国家就会缺乏财力兴建必要的基础设施，民营企业就难以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更难以享受到国家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北京中关村的高科技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不仅得益于国家长期以来的教育、科研投入，而且得益于众多国有企业提供的巨大销售市场，近年来国有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也纷纷陷入了不景气。由此可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是戚戚相关的，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和休戚与共的关系。国有企业的职工连同他们的家属共有数亿人，植根国内土壤同各类民族企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技术水平同民营企业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不像外资企业具有很强的攻击性，特别不像来华的大型跨国公司那样，缺乏同民族企业的广泛产业间联系，因此，国有企业才能为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不可替代的广阔市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同属民族企业，两者的命运是戚戚相关的。倘若国有企业陷入了崩溃，意味着数万亿银行贷款和百姓存款的损失，意味着丧失维系国家实力的重要工业命脉，意味着民营企业丧失生存市场和发展机遇，意味着竭力赞扬私有制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将失去曾为之提供工资、教育的衣食父母。倘若国有、集体企业陷入了崩溃，民族私营企业将不堪跨国公司一击，必然重温解放前民族资产阶级的噩梦。国有、集体企业搞好了，民营企业才有光明的未来，民营企业的前途是擦亮眼睛，不受西方宣扬的种种错误理论欺骗，牢记中华民族崛起的艰难历史，认清社会主义才是国家和自己的希望，同各种类型的民族企业结成牢固的同盟。第九章　现代企业制度：不模仿西方的静态结果据报道有一位前苏联的作家，曾因持有不同政见而流亡海外，但是，前苏联发生了社会剧变之后，他却不赞成俄罗斯人效仿西方模式。一位西方记者采访时向他询问，为何不赞成效仿西方民主和市场经济。这位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回答时提到了一则伊索寓言的故事。从前曾有一群生活在河水中的鱼儿，非常羡慕在天空中飞翔的鸟儿。鸟儿对鱼儿说，你们在水中有又湿又冷，河里的食物又少，看看我多么自由自在，可以在天空中任意飞翔，空中和陆地上的食物也多，你们快快从水里到岸上来吧！有些鱼儿觉得鸟儿的话有道理，就忍不住跳到岸上学习飞翔，结果跳到沙滩上很快就憋死了，成为了聪明的鸟儿的腹中食物。这则伊索寓言乍一看是个简单故事，其中却包含着意味深长的深刻哲理，它说明盲目模仿往往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这位持不同政见的前苏联作家，或许是长期流亡海外的生活，促使他对西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从而对制度变迁有了更成熟的看法。我们不必嘲笑鱼儿的愚蠢，其实，人类也经常会犯类似的错误。人们回想自己的生活经历，往往会有羡慕别人的成功，急于效仿而遭致失败的教训。俄罗斯人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上，正是犯了鱼儿盲目模仿鸟儿的错误。生物进化和社会制度改革道路的选择上，往往存在着忽略动态演化的规律，盲目模仿一种静态结果的误区，而这种错误却往往招致致命性灾难，就像鱼儿和俄罗斯人的不幸遭遇。人们之所以容易犯类似的致命错误，是由于存在着利益驱动和认识论的陷阱，当鱼儿亲眼看到鸟儿自由飞翔的姿态，遍布陆地和空中的丰富食物来源时，的确很难抵御鸟儿充满诱惑的劝说。同样，当人们不再面临西方列强的武力威胁，亲眼看到西方的富裕物质生活，也很自然不再将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同野蛮掠夺和自己痛苦经历联系起来，而是误以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意味着个人自由和富裕生活。人们很容易产生急于求富的模仿冲动，迫切希望模仿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以为这样就能像西方一样富裕起来。除了急于求富的利益冲动之外，人们还容易落入认识论的误区。人们容易观察到现存的静止状态，而往往忽略复杂的动态演化过程。人们在羡慕西方富裕生活的利益驱动之下，很容易盲目崇拜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包括议会选举、股份制、公司制等等，而忽略了这些制度产生的历史环境背景，所经历的复杂、漫长的动态演化过程，误以为只要模仿了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现状，就能无需经历其漫长、痛苦的动态演化过程，直接获得其物质生活富裕的静态结果，就像鱼儿忽略了鸟儿进化的漫长过程，误以为只要勇敢地跳跃到沙滩上，自己的双翅很快就能变成飞翔的翅膀，自由遨游天空享受丰富的食物一样。其实，生物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相似之处，就是其进化过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都是经历漫长的、渐进的历史过程，在适应环境的生存斗争中逐渐实现的。大自然从简单生命孕育出种类繁多的物种，不同物种均有其独特的器官结构和形态，独特的协调机制、生存方式和内在逻辑，任何盲目的移植和模仿都是非常危险的。社会系统属于最高级的物质运动形式，比较生物系统的进化过程更为复杂。因此，我们更不能采取简单的机械思维方式，误以为西方的议会制度、股份制、公司制，仿佛就像无生命的机器零件一样，可以随意安装到不同社会环境之中，这样可能会产生致命的“异体排斥反应”，造成类似俄罗斯经历的巨大社会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