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是感到，外人把我看作风见的某种办事人员。风见具有非凡的政治才能，他从来不直言无讳，而是婉转地表示自己的意见。因此，必须懂得他的思想和感受方法，并了解他在真正想什么。我从他简练的语言，或从他未尽之名逐步琢磨出他的意见要领。”大崎继续说：“佐尔格经常跟我打听风见对大事情的看法，我总是立即予以答复。由于我每天与风见接触，才能摸清风见心里想的事。”有关中国事件的政治见解，大崎掌握的来源再好不过了。而且他被近卫的亲信当作自己人看待。一九三八年夏，风见请大崎当内阁顾问。顾问就是专家，或临时雇员，不列入单位职工花名册。因此“顾问”这一词的含义很松散。它可能指一名单就某个专门问题提出建议的人；也可能充当助理研究人员，但不请教他政冶问题。欧战爆发后，佐尔格每天编写新闻公报，他在德使馆的地位可算作顾问，如果不把这个词的含义扯得太远。当大崎被任为内阁顾问时，他接到一封正式公函，其中有一句话：“同样我把研究工作委托给您。”但据大崎自己说，他的正式工作就是“协助风见，没有什么具体规定”。“我就支那事件向风见提出自己的看法……我无意利用内阁顾问这个位置来实现我的政理想。我所做的只是就个别问题提出具休意见，同时获得准确而有价值的情报。不浪说，我把从内阁搞到的这种情报转给了佐尔格。我可以随意接触秘书长（风见）的以及其他秘书办公室里的文件。”从一九三六年二月起义到一九三七年夏中国战争这个时期，宫木仍源源不断地向佐尔格提供经济、社会、政治、军事等情报，不一而足。他的报告根据从情报员那里搜集来的情报，加上个人的观察和书报浏览，和从朋友或熟人那里听到的消息写成。宫木不能象佐尔格和大崎那样直接接触官方机密。然而，他却孜孜不倦地搜集各种情报。假若佐尔格真能在日本开始他的学者新生活，宫木倒是他的理想研究助手。宫木是个自食其力的艺术家，不受上班时间的约束，这意味着他比佐尔格和大崎有更多的时间从事间谍活动。中国战事在上海和华北正式发展成战争后，宫木给佐尔格写了一份长长的报告，涉及许多重要间题，譬如，北京占领情况的写实、芦沟桥事件真象、海军的新式轻型炸弹、向上海派增援部队等等。一九三七年上半月，宫木交给佐尔格一份有关库页岛日苏边境军事部署的报告，附有地图，上面标明日本帐篷和营房驻扎地点。那年夏天，他还交给佐尔格一份有关日本陆军特工局休制的报告。四局特别感兴趣的是宫木写的有关哈尔滨、满洲国特工组织的报告。因为他居然能够描述哈尔滨特工处训练应募者的要求。第一年的训练课程包括高级俄文、爆破技术、化装艺术等。一年以后，有培养前途的间谍和破坏者便组成若干小组，每组三、四人，进一步培训。一九三七至三八年冬，日本男女各一名，杉木良吉和冈田美子越过库页岛边界，逃往苏联。他俩同属先锋剧院旅游团，来唐柜（库页岛的日本部分）游览。日苏边界是个荒凉地区，仅有营房和界石，有警察监视，但旅客们却十分欣赏。在那些年代里，一个陌生人，不管是西方人，还是日木人，在没有警察跟踪的情况下，休想在库页岛挪动一步。然而，尽管有警察陪同，杉本和冈田仍旧踏雪潜往苏联。这一事件的消息一经发布，就引起轩然大波，报纸大肆宣传、报道这对夫妇的恶劣、愚蠢行径。佐尔格却好生怀疑。杉本和冈田夫妇居然能够这么轻而易举地蒙混过警察，报纸上所报道的事件似乎不大可能。这使佐尔格怀疑那两个逃亡者实际上是日本间谍。因此，他告诉宫木注视这件事。宫木通过他的情报员竞搜集到足够的报刊，提出一了一份相当详尽的报告。这洗雪了杉木和冈田，用宫木的话说：“他们是普通良民，是在现实生话中自编自演人生的戏剧罢了。”在一九三七到一九三八年期间，宫木收集到的情报包罗万象其余还包括：一九三七年初春从东京飞往伦敦的专机“神风号”的设计；进攻苏联的潘奈；总参谋部和华中松井将军的矛盾，结果松井被召回；北京傀谓政权的头目王克敏访问东京；板垣将军出任陆军部长；日本的左翼；失业情况；农民自愿移居满洲国。但这些只是宫木和他的情报员研究课题的几个样品。①【① 其余还包括：一九三七年初春从东京飞往伦敦的专机“神风号”的设计；进攻苏联的潘奈；总参谋部和华中松井将军的矛盾，结果松井被召回；北京傀谓政权的头目王克敏访问东京；板垣将军出任陆军部长；日本的左翼；失业情况；农民自愿移居满洲国。但这些只是宫木和他的情报员研究课题的几个样品。】，如物价和工资运动；神户的水灾给当地军用生产造成的影响；日本有关占领武汉的命令等等，这里有些可能是公开发表约材料，用合法的方式获得的。但大约在一九三八年初，当中国战争很明显不能马上结束时，警察便千方百计地阻挠外国人购买客观、详细地论述国内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日本书刊②【② 譬如，不断告诫书商，不要卖给外国人某些书刊，还让他们汇报哪些外国人试图购买这种书刊，并要求对这些外闰人加以描述。】。实际情况是，宪兵老是扩大军事秘密一词的含义，不断给警察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倍加警惕，严密监视外国人。因此，中国战争时期，宫木加紧为佐尔格工作，甚至不时向他提供公开合法的材料。佐尔格整个在东京那些年都住在麻布区长崎盯三十号。一位中年妇女每早六点钟来料理家务，替他烧饭，实际上是做早饭和午饭，因为他很少在家吃晚饭。下午过四点她便离开。后来她得病死了，佐尔格又同样雇了另一个妇女，她一直替他干活到他被逮捕为止。第二个女仆曾经在苏联使馆当过厨娘。那幢房子在那年代日本人称之为“交化住宅”，但按当代欧美标准则嫌过小。有位德国作家是一九三九年的常客，形容那幢房子“只算个小花园中的避暑别墅”。但在麻布这个上流资产阶级的静僻地区，日木房子大多如此。楼上的房间佐尔格用作书房，杂乱无章，毫无条理，叫他的朋友们感到又好笑，又惊讶。书籍、地图、报纸，乱七八糟，到处都是。有一位客人回忆有许多书是关于经济问题的，突出的是日本农业经济。只有一点空间够放一张卧榻、一个书桌和一两把椅子。有一两张漂亮的日本画、几件精致的铜器、瓷器。屋里还有架留声机，笼子里养着一只猫头鹰。房子是日本式的，每个房间的地板满垫着塌塌米，即严丝合缝的地蓆。佐尔格尊重日本风俗习惯，进门就脱鞋，上下楼或在小过道里走动时穿拖鞋，在地蓆上活动时穿着袜子。他睡觉也采取日木方式，塌塌米上铺个褥子，头枕一个小小的圆形枕头。鸟拉奇公爵回忆佐尔格的浴室，有这么一段描述，“爱干净的佐尔格用日本方式爬进盛满热水的木捅，每天擦洗净身。”除了佐尔格本人和厨娘外，恐怕没有别人比一位名叫宫宅花子的姑娘见得更多这种拥挤不堪的环境了，她是全色莱因酒馆的女招待，一九三五年十月佐尔格在那里庆祝他四十岁生日时遇见了她。佐尔格舍得花钱，殷勤地追花子，几个月后她终于答应做他的情妇。从一九三六年末或一九三七年初开始，花子一半的周末时间都在他家中，他俩常常一起下午离开家，佐尔格去东米新闻社，花子上金色莱因。花子天生嗓子好，一心想受训练成歌唱家。佐尔格安排她跟一位德国教师学习。一九三七年初夏，她便离开了金色莱因，而专攻音乐。她自认为是佐尔格的合法妻子，她确实相信他在麻布盯履行了结婚登记手续。但是，佐尔格为了明显理由不打算过夫妻生活，而且他告诉过花子，他必须独居。然而，她每隔两三天就来他家一次，直到一九四一年十月他被逮捕前不久。有时他们也到东京西南温泉海滨疗养胜地——热海度假，一起度过一两个夜晚。花子始终怀念着佐尔格；她的忠贞令人钦佩。她希望跟他生个孩子。但他却听不进这个，国为他告诉过她，他的工作有相当的危险性，但她却没听懂这话的含义。她虽然丝毫没有怀疑过他是个共产党间谍，但她疑惑他除新闻记者外可能还积极从事什么工作①【① 本章有关花子的情况，均根据一位作者在东京采访她的记录。战后不久，她写了有关佐尔格的回忆录《佐尔格其人，他的情人宫宅花子回忆录》，东京，日兴正典，一九四九年。后来还有一本居石花子写的《我爱佐尔格》，东京，益朱慕，一九五一年。（花子的母亲姓宫宅，父亲姓居石。现在她叫居石花子。）】。花子是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象许多妇女一样，我以往读过些左翼小说”）。她曾经喜欢过一个学生，他在高中毕业前夕因“红色”活动而被开除。所以，每当佐尔格谈到日本军国主义如何为非作歹，日本工人阶级如何受苦受难，或谈到纳粹政权的狰狞面目时，她既不感到吃惊，也不感到奇怪。她衷心同情这种观点；佐尔格可能打听清楚了这点以后才热恋她的。花子本人对佐尔格与其他女人厮混采取现实的态度。“不管怎样，”她说，“他是个单身汉。一个名人有几个情妇不是很自然的事吗？”她无法分析他对她能有什么样的真正感情。但是在他们相处的六年中，他老是那么慷慨，百般温存。她生病时，他更加体贴入微。他意志坚强，不轻易发怒。她只见过他一次失去自制能力，就是当他听说德国进攻苏联。那天他痛哭失声，肝胆俱裂。“你为什么这样伤心？”她问道。“因为我很孤单。我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但你总有奥特大使以及其他德国好朋友吧？”“不，不，”佐尔格说，“他们不是我的真正朋友。”一九三八年四月底，奥特少将按替德克逊出任德国驻日本大使，德克逊已出使伦敦。这时佐尔格打算临时去一次香港，因为他已经积攒了许多秘密材料，准备在那里交给一名苏联特务。这次奥特将军派佐尔格当使馆信使，用佐尔格自己的话说，他是个“双科信使”，带着“双方”的文件，先去马尼拉，然后去香港。他照老规矩，返回日本后，在金色莱因与鸟拉奇庆祝顺利完成任务。凌晨两点钟，酒吧终于打烊，佐尔格蹬上摩托车，这是从马克斯·克劳森公司买来的。摩托车给他带来喜悦，却叫他的朋友们提心吊胆。因为，他即使在头脑清腥时，也在那狭窄、高低不平的胡同里高速飞驰。佐尔格开往帝国饭店，乌拉奇坐在后座上。他邀鸟拉奇一起去一个人家里，那里藏有大量名酒，跟洒吧一样，但结果佐尔格却独自去那房间。他在那里喝了一整瓶威士忌。然后他请他的朋友仍坐在后座上跟他一起回家（这晚花子没在长崎区）。乌拉奇很知趣，婉言谢绝了。佐尔格独自回去了。他在虎门旁，南满铁路局大楼后面拐弯，离开大路，飞速转入狭窄的胡同，那是条尘土飞扬的小街，沿着美国使馆的围墙拔高成陡坡，摩托车失去了控制，他便一头撞到墙上。幸亏美国使馆大门站岗的警察听到了发生意外的声音。佐尔格尽管伤势很重，面部伤口血流如注，但他没有失去知觉，还能告诉警察乌拉奇的姓名。警察打电话到帝国饭店，乌拉奇立即赶到出事地点。当他到达时，佐尔格几乎说不出话来，只小声说了句：“叫克劳森马上来。”克劳森赶紧前来，这时佐尔格已被送到圣·卢克医院。以后的事最好用马克斯的话来说：“他受到严重震荡，但临危不惧，还把衣兜里外人看不得的英文报告和美钞递给我，然后如释重负，昏厥过去。我从医院直奔他家，把有关我们谋报活动的一切材料转移走，甚至捎上他的日记。过了一会儿，德国新闻处处的官员魏斯也来到，封存了他的一些财物，以防别人翻动。我一想到如果魏斯比我先来一步，我们的秘密工作必将暴露无遗，真感到后伯。”佐尔格的嘴唇破裂，门牙大部分摔落，他的脸庞如果没破相，也永远落下了疤痕，这可以从一九三八年五月以后拍摄的照片看出。一位观察者说，“佐尔格脸上的伤疤象日本舞台上的面具，凶神恶煞①【① 佐尔格给他俄国“妻子”的一封信中写着：“现在我活象个受伤的侠客。”】。”当佐尔格离开圣·卢克医院时，奥特夫妇特别关心他，茀萝·奥特请他到他们家休养，直到他复元。一九三八年六月，佐尔格伤后初愈，一个名叫刘希科夫的苏联将军，越过满洲边界，投奔日本关东军，随身携带有关远东苏军事力量部署等极重要的情报。他的交代可能影响日本对苏联的重大决策。刘希科夫被送往日本，由总参谋部负负审问。他是格别乌的高级官员，而格别乌的军事任务之一乃是保卫苏联边境。他的版逃与遍及全国．包括格别鸟本身在内的大规漠清洗斯大林反对派有关。刘希科夫在叛逃之前已经设法让家眷先行逃往欧洲。日本开头几次审问刘希科夫，他便一五一十地诉说了西伯利亚内部反对派组织，特别阐述了苏联内部睛况。日本把这份情报转给肖尔上校，肖尔给佐尔格看了。这些意外的事情惊动了德使馆，于是肖尔向柏林发电报，要求紧急派一名苏联问题专家来东京，讯问刘希科夫有关德国特别感兴趣的事。与此同时，佐尔格也向莫斯科发出一系列电报，对刘希科夫初步审讯结果加以小结。莫斯科中央照老规矩办事，对此事件保持缄默。卡纳利斯海军上将的特使，军事反间谍局格雷林上校来到东京，便开始了对刘希科夫的第二轮审讯，结果整理成一份备忘录，长达一百页，题目是“有关刘希科夫与德特使谈话的报告及其它有关情报”。肖尔把这份文件借给了佐尔格，他立即挑最重要的部分拍摄下来，但特别删掉了刘希科夫阐明自己的政治立场部分。他用无线电尖酸刻薄地请示莫斯科，是否还要费事把胶卷转去。从回电的语气可以看出莫斯科多么重视这次事件。一九三八年九月五日复电如下：“要尽一切可能，采取一切手段搞到卡纳利斯特使从日本陆军获得的文件副本或特使木人从刘希科夫那里获得的文件副术。如搞到这种文件，立即报告。”胶卷都由交通员及时送去，其内容说明了刘希科夫的招供可能造成危害的程度最大。刘希科夫根据细致的分析，主要认为由于红军普遍存在不满情绪，西伯利亚有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苏联在远东的军事机器面临日本的进攻危险，行将崩溃。此外，刘希科夫还说明了红军在西伯利亚和鸟克兰①【① 刘希科夫可能以往在苏联欧洲边境上服役过，也可能作为格别乌的高级官员曾经接触过有关该地区的作战命令。】的编制，并泄漏了正在使用中的军用无线电密码，还提供了十分详细的技术情报，特别是有关西伯利亚的红军部队，每个连的驻地、组织和装备等等，刘希科夫说共有连队二十五个，并详细加以描述。日本和德国军事情报局必定一目了然，刘希科夫所提洪的证据，反映了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以及其他高级军官被审讯后红军领导层被清洗的范围，同时还说明，这些事件在极大程度上削弱了俄国的军事力量。佐尔格后来评论时，毫不夸张地说，“刘希科夫报告的一个结果，乃是日德军事结盟，共同反苏。”这属于谍报任务的范围，佐尔格的主要使命乃是为避免这种灾难尽一份力量。佐尔格个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说明了他对自己信念坚信不移的精神。“我认为，刘希科夫叛逃不仅是由于他不满意苏联当局给予他的待遇以及他在西伯利亚的一些不法行为，还因为恰好那时格别鸟内部也住进行清洗，他害怕轮到自己的头上。我推侧，刘希科夫为自己蟠桃提出的唯一政治原因，就是他有朋友参加了西伯利亚反对派组织。叛徒的供词和活动老是那么一套，因此我对刘希科夫没有多大兴趣。”然而，佐尔格看了格别鸟“叛徒”向日本总参谋部的供词第一部分后，立即意识到刘希科夫的交代在日本和德国统治阶层中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佐尔格对日本的最初反应感到吃惊。德国使馆很明显地被告知“苏联已濒于崩溃”。佐尔格一直认为，他在使馆的特殊地位应该在政治上加以利用；而在宣传上，尽管莫斯科对这个自封的配角十分冷淡，但他这时下定决心反击日本，论据是“指出刘希科夫是个不可靠的小人物”。“根据这种人的口供来判断俄国内部情况是危险的。我说，刘希科夫的话只不过是重复德国难民所写的反纳粹书本里的那类货色，说纳粹政权面临崩溃。”刘希科夫可能最初负责苏联远东部队的格别鸟清洗活动。远东部队当时由布鲁契尔元帅指挥，他以前曾化名为“盖伦”，一九二三年任中国鲍罗廷小组的苏联军事顾问组组长，又给中国蒋介石当过顾问①【① 耐人寻趣的是，乌利兹基接管四局后，别尔津被任命为远东司令部布鲁契尔将军的副职。随后，别尔津被派往西班牙，任苏联派往（西班牙）共和国的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一九三七年他被召回，后被枪决。一九六四年，别尔津将军由官方平反昭雪。】。从一九三八年六月刘希科夫叛逃到那年年底，佐尔格把东京审讯刘希科夫涉及范围相当广的结果陆续转给莫斯科，在此期间布鲁契尔失踪了。他的失踪和大规模消灭苏军中反对派势力和他的被秘密处决都是一回事，可能直接与刘希科夫的叛逃有关，佐尔格曾对此事加以说明②【② 《当代日本》，一九三八年十月第八卷第八期有篇文章，题目是“远东红军”（一九三九年九月的《改造》转载），刘希科夫提到“在张鼓峰时”布鲁契尔突然失踪。日、俄在张鼓峰的角逐发生在一九三八年七月至八月中，换而言之，是在刘希科夫叛逃之后。这似乎支持了布鲁契尔的“失踪”与刘希科夫逃跑无关的理论。】。当日本袭击西伯利亚边界时，由于佐尔格的关系，莫斯科获得有关日本对苏军力量估计的情报。没有直接证据说明日本、德国军事专家对刘希科夫的材料进行了评价，但第二年，满洲国和外蒙古边境，即诺门坎地区关东军大规模出击，而以惨败告终。后来，在佑尔格受审时，首席检察官吉川满贞发人深思地暗示，这次作战根据刘希科夫的情报而告失败。这与佐尔格把日本对苏军力量的估计透露给俄国方面有关系。检察官描述了佐尔格如何把刘希科尖材料的胶卷送出后，继续说：“后来发生了诺门坎事件。”佐尔格围绕着刘希科夫事件进行的活功，是他在日本完成使命期间为四局作出最大贡献之一①【① 有迹象说明，刘希科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被日本枪毙。】。在此期间，佐尔格小组其他成员也提供了有关日本意图的重要情报和纯军事情报。刘希科夫叛逃后约一个月，日、苏在朝、满、苏远东边界，即海参崴西南的小山头张鼓峰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大规模的战斗持续了一个月。但恨据大崎（已是内阁顾问）和宫木（他敦促自己的下手打听出有关部队活动的一切情况）两人的情报，佐尔格能够让莫斯科确信，无论是日本，还是日本陆军都不容许事态发展成为一场真正的战争。就在诺门坎战局僵持拖延时，大崎与内阁失去了联系，因为一九三九年一月平沼男爵继近卫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但从一九三九年六月初开始，大崎受聘任南满铁路局研究处的顾问，就搜集满洲国的情报而言，他在东京分局谋得这个差事再合适不过了。他能够再次让佐尔格相信，政府无意冒与俄国全面作战的危险。宫木在这方面给佐尔格提供了大量情报，在军事上阐明日木在诺门坎吃败仗的原因，作战时所用武器及其它装备的型号、士气等等。伏开利克现在是法国新闻机构哈瓦斯通讯社记者了，应邀与其他记者参观战场。他只能向佐尔格提供有关日本飞机场、军事装备之类的一般情报。但是，佐尔格倒可能告诫过他要十分谨填从事，以免引起注意，因为这次旅行是日本官方发起的①【① 这至少从预宙官提出的一个问题可以推断出夹，他问佐尔格是否真的在这方面告诫过伏开利克。佐尔格回答，“我想不起来了。但很可能。”见预审记录。】。佐尔格在与奥特谈话时，叙述了日本在诺门坎的溃败情况。“我指出过，刘希科夫这种人说红军软弱无能，他的活已经被揭穿，乃是欺人之谈。如果日本陆军想要把红军从现在的阵地赶出去，非要动用四、五百辆坦克不可：而这又是日本工业力所不能及的。德国应该更深刻地研究整个诺门坎事件，还应该打消红军不堪一击的老概念。”后来，佐尔格似乎一本正经地对检察宫说，“然而，我想德国并没有采纳我的意见，而接受了刘希科夫的见解。”第十二章 技术工作“平安地度过了六个危险的年头。”——克劳森理查德·佐尔格是一名老练的苏联谍报人员，曾长期在德国、莫斯科、斯堪的纳维亚，短期在英国进行过秘密工作的锻炼。他的掩护职业无懈可击，这是他完成使命的先决条件。佐尔格来到日木之前，经过再三斟酌，曾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冒着相当大的危险，秘密访问了柏林，设法取得他那记者的掩护身份。他在日本执行任务期间，作为《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赢得精通远东事务记者的声誉，他的公开活动最主要的是与德国驻东京使馆人员建立关系。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德国官方调查佐尔格的经历时，德国外事局企图核实佐尔格受《法兰克福日报》聘用这一事实。当时的编辑一口咬定，佐尔格动身去日本之前与该报绝对没有过任何接触。一九三六年三月以前，关于佐尔格先生在在东京一事，我们毫无所知。三月份，我们收到他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四日给柏林总编辑的信。佐尔格先生信中提到东京使馆的人们使他注意到，我们没有派记者驻东京，因此，他冒然询问，我们是否有意接受他不定期撰写一些有关日本或满洲政治、经济等问题的文章。如果我们希望了解他个人的情况，德国驻东京大使德克逊和德国驻东京使馆武官奥特上校将欣然加以详细介纪。随信附上第一篇文章。三月四日，佐尔格先生还没有收到我的回信，又寄来了一篇文章，附加便函说明。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我们答复佐尔格先生的两封来信，说很欢迎他继续为我们工作，但请他尽可能多写些有关日本的文章，而未作其它安排。此后，佐尔格先生时常寄些文章来，包括本报就某些专门问题组织的稿件。他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的信，对我们给他的文章选择的署名‘一名记者’表示不满，他要求或者删掉这一称呼，或者另选一个更普通常用的名称。报社后夹答复他，同意称他为本报记者，但报社必须确信他属德国记者协会才能这么办。后来，一九三七年三月四日，水报获悉，佐尔格先生已经申请加入记协，但由于路途遥远，往返办手续不便，耽搁了事情的进展。客观上并没有什么困难，但在一切手续履行完毕之前，只能算他为投稿人，而不能算记者。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佐尔格先生补充说明，为了促成他早日参加记协，他曾要求德国驻东京使馆斡旋，给他提供某些报纸（他是个定居国外的德国人），使馆答应予以支持。又过了许久，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四日，报社了解到佐尔格先生已作为知名作家被接纳为德国记者协会会员。本报与佐尔洛先生之间可以说不存在任何合作关系。再者，对佐尔格先生一九三六年二月所引用的参考资料一概未予核对，因为可以设想，佐尔格先生没有切实掌握这些资料是决不会提出的。在与他通信过程中，还发现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他经常通过使馆把文章寄到德国。然而，更重要的是，不管与佐尔格先生本人通信，还是从他的新闻记者工作本身来看，给人们的印象是，他作风严谨，善于思考，既熟悉记者业务，又洞察政冶形势。而且，从日本回来的人们对他无不称道，佐尔格在使馆颇受尊敬，人们认为他是东京消息最灵通人士之一。本报社并没有与佐尔格先生建立更密明的关系，或达成任何协议。木报社给他写过几封信，告诉他本报对他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他没有领取过固定工资，仅因个别文章、电报受到表彰。战争爆发后，电讯报道的篇辐增加。一九四一年六月，本报社了解到佐尔格先生代表本报旅行，花销不小；因此给了他一笔钱，以便他能在报社没做出决定前为本报利益自由活动。总之，可以说直到最近，就正式、合法意义而言，佐尔格先生仍然是个投稿人，而不受任何合同约束。由于他的稿件质量高，双方关系逐渐密切。自从他寄给本报最初几封信以来，这些年当中本报社从来没有调查过他的情况，但传尔格先生也只在信中对某些问题加以说明。我们后来听到有关佐尔格先生的一些情况也都进一步肯定了我们对他的印象，他深受德国驻东京使馆人员的尊敬，享有绝对的信任。这是我们根据记载提供的证据，详尽无遗，毋需增补。佐尔格到达东京后，于一九三三年秋申请参加纳粹党，扩大影响，从而受到普遍尊敬。第二年十月被批准，柏林外事机关纳粹党组织马虎了事、敷衍塞责的官僚主义作风竟到如此地步，以致他的入党申请表格（至今仍保留）上除姓名和东京、中国为地址外（后者用铅笔勾掉，而添上“日本”),什么也没有填写。这就是佐尔格的正式入党申请书。他终于一九四〇年加入了纳粹党记者协会，他的忠实的纳粹党记者形象，终于塑成。佐尔格小组其他主要成员中只有克劳森的“掩护职业”难以妥当安排。大崎从一开始便与日木最有影响的报纸《朝日新闻》建立关系。宫木在美国住过一个时期，与数以千计的同胞一道回到日本，继续以卖画为生。伏开利克跟佐尔格本人一样，原安排为某西方报纸工作；后来他在东京的法国哈瓦斯通讯社谋到了职位。无线电报务员“伯恩哈特”在日本时间既短，而且毫无成效，但还在横滨经营进出口生意。然而，克劳森却难于找到合适的公开职业。佐尔格“试图替他寻找一个合法的掩护身份”，克劳森终于开设了印刷厂，专门复制蓝图。这是一家股份公司，在沈阳有个分公司，专为日本大厂家和军队服务。然而，为了掩护间谍活动，这种生意赚不了钱。还是这个，再加上他的妻子安娜软硬兼施，反对他干秘密工作，大量消耗了小组成员克劳森的精力，减低了他的工作效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克劳森一到达日本，佐尔格就关照他，第一件事就是架设无线电台。克劳森在莫斯科时曾与他的前任“伯恩哈特”研究过通报范围，以便在东京购入零件。他在美国买了两个管子，另外还需要十个。所有这些管子以及其它必要的设备，都可以在银座无线电配件行搜集到。他从一家配件商店买到铜丝做调谐线圈。克劳森是莫斯科无线电学校最有经验的教员之一，又为秘密工作创建、改装过无线电台，在上海执行任务后，不仅操作技术更加熟练，而且业务知识越发精通。虽然他的业务工作困难重重，但他泰然处之，至少在初期如此。他要做的第一件事，乃足处理掉“伯恩哈特”装配的笨重的发报机。他跟伏开利克一起，在山中湖上泛舟，把它沉在湖中心的深水里。这次冒险行为是在一九三六年五月进行的。克劳森写道：“我的前任‘伯恩哈特’留在伏开利克家里的那座无线电台，笨重而且容易引人注意，因此我们考虑最好处理掉。伏开利克和我决定把它投入附近的一个湖泊中。一天，大约七点钟，我们乔装为徒步旅行者，从新宿上火车，各拄一根拐杖，名背一个帆布袋，里面装着收报机、三个传输变压器以及其它配件。我们担心途中检查行李，但幸好没出事，在大筑站改乘电车到吉田。我们在那里乘出租汽车去山中湖上的一家旅馆。旅馆服务员帮我们提背包，他们好生奇怪背包这么重，问里面盛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没想到他们会这么问，但急中生智，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带了一打啤酒，’他们说：‘我们这里啤酒有的是。’他们边说，边把背包送到我们的房间。我们害怕有人发现里而装的东西而报告警察局，于是我们商量，租条船，划到湖中心，把东西全部沉掉。我们回到东京，感到如释重负。后来，我跟佐尔格谈起这件事，他直截了当地批评道，‘你们本应该在东京扔掉，而不必走出那么远。”,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克劳森的无线电台装配成了，佐尔格指示开始在根特·斯泰因家中操作。他每次从家中把收发报机放在一只黑包里，带到斯泰因寓所中。电台设有室内天线，以免引起来自街道的注意，装置在二层楼，可以避免地磁干扰。只消不到十分钟的工夫，电台便可以准备就绪，进行工作，不到五分钟就可以拆卸完。一九三八年八月斯泰因离开日本之前，克劳森一直按时从他家收发报。从那以后，他改在自己家、伏开利克家、伏开利克的前妻家中进行操作，经常更换地点，以逃避侦察。莫斯科的训练和上海的经验告诉他，电台操作地点要选择在城市人口密集的地区，使日本保安当局的测向工作不断受干扰，而且要在木质结构的房屋二层楼上操作，既便于传输，又可减少磁性干扰，广州、上海初期活动颇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克劳森在东京的无线电工作，在技木上可谓臻于完善，为整个苏联情报网进行了可贵的试验，堪称典范。他的上司们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他在日本的首创经验，从一九三八年九月给克劳森的电报可见一斑。“你怎样收藏收发报机？藏在哪里？操作无线电台用了几家寓所？都是谁家？装置电合的材料从哪里购置的？哪种类型的配件最好？能在日本式房屋和农舍里操作吗？操作时如何伪装？操作相当困难吧？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关于控制四局国外秘密工作的苏联电台，其确切地点无线电报务员并不知道，他们只知道“魏斯巴登”这个假名字。据日本递信省称，他们的专家早在一九三七年初便几次截获过“魏斯巴登”与东京某地区一个来历不明的电台相互通报，“魏斯巴登”设在上海地区一直到一九四〇年。从技术方面分析，这必定是一座中转台；也就是把电文转到苏联主要的无线电合，后者可能没置在海参威或伯力。一九四〇年后，海参威地区与克劳森的东京电台便保持直接联系了①【① 佐尔格针对这些问题加以说明，“除与海参崴联系外，我曾一度式图与上海建立永久性的无线电联系，那只不过是座中转台，我们并不打算在中国设通讯线路，与上海只联系上两三次，其余都失败了。根据莫斯科的命令，我们又试着与伯力直接联系，但克劳森没坚持这么做，以免我们通讯联系被监测到。”】。头两年联络是断断续续的，而且每次都由苏联方面主动联系。然而，一九三八年七月，克劳森收到下列电文：“从八月一日开始我们准备每小时的前十五分钟接收你的电报①【① 这就是日本电讯当局从南朝鲜监听站第一次截获该小组的电报。】。”呼号是按国际惯例指定给中国业余电台用的。无线电联系还算顺利，通常操作十分钟。因此，克劳森和苏联基地公开非法地利用业余波长进行联系。虽然这种通讯联络被日本当局侦察过，但他们既无法破译所截获的电文，又无法确定电台在东京的哪个地点进行工作。日本缺乏侦察无线电台的机动设备，而且就城市定点测向而言，侦察半径从来没有缩小到两公里以内。佐尔格小组除了用无线电发报外，还通过交通员来往于上海和香港与莫斯科保持联系。篇幅长的报告拍摄在胶卷上，由交通员转交给苏联特工人员。譬如，克劳森便这样旅行过两次。一九三六年七月，佐尔格告诉他，根据莫斯科命令，要把某些拍摄了德国使馆机密文件的胶卷交给上海的一家书店。克劳森根据指示，把材料转交给了那位女经理。这个秘密地点克劳森并不知道，那就是伊莲·魏德迈太太经营的‘时代”书店，’亡是苏联特务在远东的信箱和接头地点，佐尔格在上海执行任务期间曾充分利用过。一九三九年六月，克劳森第二次出发，根据详细的指示在上海汇中饭店一层楼的咖啡馆与一名苏联交通员接头。“作为暗号，我把一本绿色的书放在我桌子的左侧，另一个人把一本黄色的书和一双手套放在他桌子的右侧。暂先不接头，但彼此却记住了对方的相貌，晚间在法租界的一条街上见面。克劳森与那位陌生人搭话，打听去某条街怎么走。他把十八、九个胶卷包成一包，迅速交换了六千美元。克劳森形容那次秘密碰头，“他约摸四十四、五岁，宽肩膀，是俄国人或波罗的海国家的人。他独自开汽车来到我们约定见面的那条街，正等待着我。事情一办完，他便开车一溜烟地走了。当然，我们没有进行私人交谈。”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克劳森的妻子也被雇用作交通员，去过上海和香港。苏联派驻国外的特别机关代表通常被三令五申，不得不与派驻国家的苏联政府外交机构接触。然而，一九三九年欧战爆发后，前往上海公共租界和英国殖民地香港，无异于铤而走险，于是佐尔格奉命冒险与在日本的苏联间谍建立联系。一九四〇年一月，莫斯科指示克劳森：“今后你将从日木的一位同志那里接受经费，并保持联系。他将寄给你两张帝国剧院的票……坐在你身边的那个人是位同志。”不久之后，克劳森的东京邮改总局信箱中果然出现了两张票。他偕同妻子秘密赴约。剧院灯光昏暗时，克劳森的邻座塞给他一个手巾包，里面包着抄票，那人一转手便悄然离去。克劳森在另一家剧院用同样办法传递了七十个胶卷，同时收到了另一笔经费。下一次，由于克劳森患病，佐尔格亲自赴约。接着又根据无线电指示，克劳森去一家饭馆，有两个人在那里等着他，据说其中一个便是他今后的联系人。以后几次是在克劳森寓所或他的办公室里见面的；那个俄国人自称是“塞尔格”，克劳森从他的言谈判断，他是苏联驻东京使馆人员。欧战爆发后，由于苏联迫切需要有关日本对苏政策确切，详细的情报，因此佐尔格小组加紧活功，“塞尔格”和克劳森见面更加频繁了。一九四一年八月六日，“塞尔格”与克劳森在后者的办公室中见面，佐尔格也在场。“我隐约记得佐尔格与‘寒尔格’就俄德战争进行了辩论。‘塞尔格’说他在莫斯科见过佐尔格的相片，因此认识他。”克劳森最后一次见“塞尔格”是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递交了一幅东京、川崎、横滨地区地图，上面标明高射炮和探照灯的方位。这证明是克劳森最后一次执行任务。他俩约定下次在十一月二十日见面，这次克劳森失约了，因为他已于十月十八口被捕。后来审讯克劳森时，日本调查人员给他看了两张照片。第一张是克劳森在帝国剧院会见原先的接头人，日本人认出他是苏联使馆的参赞，名叫伏开维奇。第二个接头人，克劳森称之为“寒尔格”的，是苏联使馆二等秘书维克托·塞尔盖维奇·扎依采夫，俄国军事情报局人员。①【① 当日本警察把从克劳森家查抄到的他一九四一年的两本日记放在他面前时，他想起了与这些苏联官员见过面。】佐尔格小组被捕后，扎依采夫便悄悄地离开了日本。一九四三年，他又以“二秘”身份在苏联驻堪培拉使馆中出现②【② 实际上，扎依采夫是格尔乌（苏联武装部队军事情报总局，即前四局）派往澳大利亚的一名代表。】，他的一个同事别特洛夫叛逃了。一九四七年，他被任命为苏联驻华盛顿使馆的新闻参赞。颇值得注意的是，那时美国当局正在对佐尔格案件进行初步调查，曾怀疑苏联驻华盛顿的新任参赞是否与理查德·佐尔格有关系。“在我出发前往中国和日木执行任务之前，”佐尔格供称，“四局都派人来旅馆给我讲解将由我使用的密电码。我们花了一整天熟悉这种指令。”译电和破译工作是要严加保守机密的，也是每个外派小组的职责。苏联特务所用的密码体系是一张简单的图表，用单个或两个数字代表字母表中的某个字母，加以组合。这可能便于记住。为了使破译工作增加困难，密码电报往往随意增添些数字。这些数宇是从德国统计年鉴中顺手拈来的，可以与电文区分开来。这一体系独具匠心。由于年鉴中的数字千变万化，而且侨居日本的德国人几乎每家都有一本，因此用它不会引起怀疑。再者，一切电文，无论是接收的或发出的，一律予以烧毁，警察抄家时根本没有查获什么线索。由于通报量日益增加，从一九三八年后，佐尔格获得莫斯科特准，把密码工作交给了克劳森。这一密码体系在小组活动期间，证明是安全可靠的，没有证据说明日本破译过那个时期的电报。日木的佐尔格小组初期由莫斯科津贴，事先约好在上海或香港由苏联交通员转交现款，也由纽约花旗银行或美国快速汇票拨给日本银行私人户头①【① 一九四〇年初，日木外汇广泛如以控制。】。一九四〇年以后，与苏联驻东京使馆人员秘密约会，当面转交经费。克劳森负责账目，拍摄成胶卷，通过交通员，每年向莫斯科报帐一二次。从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一年收入总数约四万美元。四局原先指示过佐尔格，小组每月的开支不得超过一千美元。这个少得可怜的数目主要用在小组主要成员的房租和日常开支上。维修无线电台还需要少量的钱，偶尔也得付给情报员大崎和宫木一点钱。佐尔格、伏开利克和大崎靠记者的薪傣过日子，宫木是个艺术家，克劳森是商人。莫斯科从来没有给过佐尔格足够的机动经费，以应急需。艾迪丝·伏开利克离婚后，决定把她送到澳大利亚，莫斯科为此专门批准了四百美元，由东京的扎依采夫交付。甚至原先规定的每月一千美元也不断减削，佐尔格还接到指示要进一步节约开支。一九四〇年底，有电报给克劳森，命令用他公司的盈利作“小组经费”，四局的这一决定加剧了他的思想混乱。从此以后，他也懒得记帐了，更糟糕的是，他拖拖拉拉，没有及时销毁收发的电报，也不及时发报。苏联特务机关在财务开支上的吝啬直接危害了安全，当克劳森被捕、抄家时，这给日本警察提供了主要的证据。只有佐尔格本人和克劳森是四局直接在德国发展的，他们知道自己的上级姓甚名谁。宫木曾在美共日本科活动过，一位姓名不详的共产国际特务让他“短期到日本执行任务。”他与美共割断了联系，并根据严格指示，不与东京当地的同志接触。宫木起初以为小组成员只有佐尔格和他本人，但几个月后，他认识了伏开利克、大崎和克劳森等全组成员。伏尔利克和宫木一样，装出一副样子，他曾在巴黎被征募参加“直属共产国际的一个组织，而与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没有关系”。“佐尔格从不透露一点内部对我们小组的性质的看法”。大崎对小组的工作性质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他在上海时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那里了解到他曾用假名“奥托”在莫斯科苏联当局备了案，他在为共产国际某部门工作。佐尔格从实际安全原因考虑，限制小组成员相互接触。克劳森是无线电报务员兼出纳，只知道每个组员的假名、代号，他直到小组暴露的前几天才知道大崎的真实姓名；宫木被捕后，才知道克劳森真实姓名。大崎只见过克劳森一面，并不知道他的姓名。他从未见过伏开利克。佐尔格与他的助手们见面都是事先经过精心安排的。他单独与小组的主要成员直接接触。他与克劳森碰头困难最少。他俩都是东京德国俱乐部会员；同胞见面是正常的事，因此他们主要在佐尔格家里见面。唯独在交换文件、材料，或碰上日本警察例行检查克劳森的汽车时，要承担一定为风险。克劳森训练有素，他每次开汽车去佐尔格家都走不同的路线，约定好简单的应急暗号，这也可能暗示有情妇在场。有一次，佐尔格告诉克劳森，“我大门的灯亮着时，请别进来，因为这意味着我有客人。”原则上，秘密约会都事先敲定，往住公开用电话联系。佐尔格和伏开利克是欧洲记者同行。他们经常公开见面，在伏开利克与艾迪丝离婚之前，他们一般在伏开利克家里碰头。三位欧洲成员相互接触，似乎没有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正象佐尔格所说的，“长期拘泥于这种理论原则确实因难，而且浪费时间。”欧洲特务与日木特务见面则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日本警察按照常规阻挠外国人与当地人接触。佐尔格却从容不迫，根据实际可能与大崎、宫本定期碰头，精心策划在东京的餐馆里见面，不断变换秘密约会地点，“但日子长了，每次要换个新地方也实在不容易。”佐尔格与大崎规定每月见面一次，但由于国际形势，工作量增加，他俩需要更频繁地接触。而德国入侵俄国后，他俩每周见面一次。大崎通常用自己的姓名定座，有时他们在大崎所在单位南满铁路局大楼里的亚洲餐厅见面。欧战爆发后，鉴于东京的外国人受到严格的控制，小组决定在佐尔格家里见面，这样可以少担些风险。虽然佐尔格的住宅几乎就在警察局隔壁，虽然经常受到监视，但大崎是个知名记者，日本记者访问有声望的德国同行也说得过去，在私人住宅里谈话要比在日本餐馆被窃听的危险小得多。大崎与宫木经常在餐馆里见面。过了一阵，又想出个高招，宫木借口给大崎的女儿教绘画，这样便可以无所顾忌地出入大崎的寓所。小组活动的九年当中，可能除了佐尔格本人在被捕前最后几个月外，小组的主要成员和他们的约会都没有引起日本警察的专门监视或成为怀疑对象。小组每个成员的日常活动经常笼罩的主要阴影是汽车或住宅一旦被突然检查或例行检查，有关材料就可能被发现。克劳森是最容易暴露的。他时常把发报机放在黑包中，驾驶着汽车走东窜西去操作电台。有几次他濒于绝境，侥幸脱险。一九三七年秋，有过这么一段插曲。“我照例从邻近叫了一辆出租汽车给莫斯科发报，大约下午三点钟到达伏开利克家，我发现左边裤袋中的皮夹没有了。我连忙冲出门外，出租汽车早已无影无踪了。皮夹里有二百三十日元钞票，还有我贴着相片的驾驶执照和打算寄给莫斯科的开支报告英文全文。这是准备在伏开利克家拍摄的。另外一些密码电文幸好塞在我的旧黑包里，安然无恙。我必定是把皮夹遗忘在汽车里了，因为我记得，我曾在车上掏出来打开过。当然我没有注意汽车牌照号码。真不知怎么办，我告诉伏开利克，我丢了个皮夹，里面有一大笔钱，向他求教。他生性爱说，我怕他告诉佐尔格丢了开支报告，因此没提这事。次日，我壮着胆子到城市警察局失物招领处挂失。我说丢了一些日元钞票、汽车驾驶执照和一叠写了英文字的稿子。皮夹始终没找到。我一连好几天心神不定。”大崎给佐尔格传递日本政府部门的高度机密情报，但坚持口头汇报，经他俩讨论后，由佐尔格执笔，直接由克劳森用无线电拍发。大崎不时搞到的材料、文件，则由他本人交给宫木，译成英文，再由宫木带给佐尔格。佐尔格从德使馆搞到的材料，由他本人在使馆大楼里拍摄，如果材料暂时存放在他家中，则由伏开利克拍摄，连同小组搜集到的“借来的”文件、材料，经事先安排，一并交给苏联交通员。整个小组被捕前，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小组被捕时，主要成员的住宅里都发现有秘密材料，这便构成起诉和审讯的初步证据。“从理论上说，如果小组的活动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女人，安全就会受到威胁。”佐尔格在监狱中自鸣得意地写道，“女人完全不适合做谋报工作，她们不懂得政治，我从来没有从她们那里获得过令人满意的情报。她们既然于我无用，我的小组便不雇用她们。”这一情况属实，佐尔格在东京虽然广泛接交女性，但其中没有间谍，而且他的私事从不涉及间谍活动。除日本通讯专家截获过一次无名电报外，佐尔格小组居然能够肆无忌惮，逍遥法外长达八年之久。小组的技术工作堪称尽善尽美。正如佐尔格以后补述：“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能够在日本从事秘密工作多年而没有被当局发现。我相信我的小组（外国成员）和我之所以能逃之夭夭，是因为我们都有合法职业，这就赋予我们优越的社会地位，并使我们充满信心。我认为，一切外国间谍小组成员都应该有象新闻记者、传教士、商务代表这样的职业，警察除了打发便衣登门盘问仆人外，并没注意我们本人。我从来没有感到害怕，我不担心秘密工作会被小组的外国成员暴露，但是我非常害怕它会由于日本成员暴露而被发现，事情恰好象我预料的那样发生了。”第十三章 往西伯利亚，还是往太平洋进军？——紧急关头的胜利“不断扩张这个词是我的发明创造。我是从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一词想到的。”——佐尔格这么告诉法官从欧战爆发（一九三九年九月）到松冈访问欧洲归来（一九四一年四月）一九三九年九月初欧战爆发后，佐尔格与德国使馆第一次正式发生联系，他负责把柏林发来的官方电讯稿编成新闻简报，建立日常工作制度，使自己不致受东京酒吧夜生活的影响。他的一小间办公室在使馆旧楼的第二层，紧挨着德国新闻社的监听室。佐尔格习惯早晨六点上班，一直呆到十点，“我的第一牛事是把来电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挑选较重要的新闻给使馆高级人员过目；然后着手编新闻摘要，发给侨居日木的德国人。此外，他还编新闻通报，分发给日木报刊。佐尔格因干这份差事而获取报酬，但他不在使馆编制之内。他考虑再三，几次拒绝成为使馆人员。“柏林外事局（从一九三九年开始）敦促奥特给我安排一个相当高的位置，负责情报和宣传工作。但我还是拒绝了。奥特感到很恼火，最后我只好答应继续给他当私人顾问。”佐尔格避免正式从属使馆有个特殊原因，他不仅认为“正式职务会影响我为莫斯科工作。我还担心，我的详细经历一经必不可少为安全审查，还没等我被接纳为外交仗团的一员就会败露”。不管怎么说，佐尔格与大使以及使馆高级官员之间的关系特殊，其性质很难确定。欧战爆发后，有关日本和满洲局势的发展，他们很自然地谈论得更多了。佐尔格当然是德使馆无与伦比的情报来源。奥特很清楚，佐尔格与近卫公爵左右的顾问们保持着特殊关系，而且熟谙苏联事务。正象佐尔格后来追述的那样：“我相信，我对他们的吸引力不小，因为我既不求使馆的一官半职，而且我熟悉政治、经济、军事，善于分析、判断。我可能是唯一接近使馆的德国人，德国国内不时寄来图书论著，我都感兴趣，经常借回家阅读。”这给大使及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佐尔格说，使馆的高级官员遇事经常征求他的意见。“譬如，他们时常告诉我，他们听到这样或那样的消良，问我是否也听到了，有何看法？”有时大使拿出一分电报稿给佐尔格看，请他提出修改意见。“因此我从中了解到重要电报、信件的内客。有时我的意见引起一番争论，这样便能得到更多的情报。”一九三五年，佐尔格访问莫斯科时，曾奉命集中精力赢得德国驻东京使馆的信任，并获准向他们提供一定的情报。经过长期的精心准备，佐尔格已经成功地全面渗透入德使馆。然而，莫斯科中心似乎不大了解这一准备工作包含着多少实际困难和技术困难，随着欧战爆发，佐尔格的上司们表现出很不近情理的急躁情绪，不断要求佐尔格小组提供高级情报。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佐尔格接到莫斯科的电报如下：“关于当前军事及政治问题，你所提供的情报自夏季以来质量逐步下降。在此期间，日本采取了重要步骤准备入侵苏联，但我们没收到你什么重要情报。德使馆对情况了如指掌，希望你从中获取情报，用无线电向我们汇报，刻不容缓。你既有工作经验，在使馆地位又很高，我们要求并期待你提供大最有关当前军事及政治问题的情报。但是你距离要求还很远，只传递给我们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亲爱能兰姆锡（即佐尔格），我再次要求你改变搜集情报的方式、方法……只有这样你住在日本才对我们的工作有价值。为了获得更好的清报，应充分利用乔（宫木）、米吉（小城）①【宫木的一个情报员。】和奥托（大崎）的才能。只要他们完成任务，就给钱。必须考虑你工作的重要性……我们相信你对祖国的无比热爱。我们期待着你的工作有所改进。收到此电报后请声明。”同一天又拍来另一份电报。“两个月前，我向你指出，目前当务之急是搞几位日本陆军军官替我们工作，但至今未见回音……我认为这一工作对解决问题十分关健。请电告知你的观察及见解。祝马到成功。”两个电报落款都是“局长”，这就意味着是四局局长亲自来电①【① 两个电报都被日本信递省朝鲜监听站截获。这两个电文何时被破译不清楚，可能是克劳森在监狱中译出的。】。没有查到佐尔格对这要求作何答复。他早已提醒过他的上司们，要在日本全面撒开谍报网得花一定的时间。克劳森要建立可靠的联系，也得花上五年的工夫进行试验。尽管如此，佐尔格胸有成竹，毋需督促。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前好几个星期，佐尔格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注意力集中在日德谈判上，摸清其目的在于缔结政治、军事同盟。会谈由德方发起，但进展缓慢。除了与中国交战外，日本不打算再与其它国家开火。而这几个月德国建议的主要意图是使日本承担在远东反对英国的行动。看看佐尔格怎样阐明这种弦外之音：“德国政府在提出同盟的建议时，就有心与英国交战。但德国使酝酿中的同盟针对英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德国正在采用绝密方式接近苏联。奥特向我暗示时，这种接近可能导致缔结中立条约，还可能促成德苏军事同盟。”在这个时期，日木内阁拒绝考虑与德国缔结针对英国的条约，这直接影响了德国，促使她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做出决定，进行德苏条约谈判。很自然，俄国人密切注视着日德谈判。如果拟议中的同盟针对苏联，“那么俄国将中断与德国的秘密会谈。但我通知了苏联，建议中的同盟是针对英国，而不是对苏联的。于是俄国与德国缔结了条约。”一连好几个月，佐尔格时常听到奥特谈到德国会谈情况，他“每次得到点情报，就向莫斯科汇报。欧战爆发后，德使馆开始系统地研究日本“全国各阶层的反应、政治态度，以及他们的每一点细微变化。”奥特就他本人与日本政府成员的谈话以及使馆高级官员从其它来源搜集到的情报提出了若干个报告。佐尔格说，这些报告他都看过，他几次通过无线电拍发了报告的摘要。从后来对佐尔格的审讯来看，这些材料均属一般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很明显，日本政界和军界反应不一，德苏条约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反而加强了东京的亲英、美势力，上层几乎没有人赞成参与欧洲战事。日本军事力量和她对外政治路线之间的密切关系，很明显是佐尔格小组研究的中心问题。自从一九三七年中国事件发生后，德国使馆对日本陆军的组织和军事能力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日本在中国每打一仗，德国使馆便着手写一份详细的军事评论。奥特和常务武官肖尔举行例会（佐尔格自称也参加），每个月由信使向柏林递交一份报告。事后佐尔格把这些文件拍摄下来，胶卷送往莫斯科。文件还包括日本陆军从一九三八年以来的编制。这个“使馆研究小组”到一九三九年底或一九四〇年初肖尔回德国之前似乎一直存在。由于肖尔与佐尔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同一个团里服役，因此他俩关系密切，这是佐尔格能够渗透到使馆军事工作的主要原因。早期他从宫木那里获得这种军事情报，总是拿到研究小组进行核实，但这个非正式的组织停止集会后，佐尔格的报告一时出现空白，这点莫斯科也不是没有觉察到的。一九四〇年二、三月间，莫斯科给佐尔格拍来电报，要求提供有关陆、海军军械以及军工厂战时生产的详细情报。五月二十五日又对小组工作婉转地进行了批评。你的第二位任务，其重要性仅次于主要任务，是必须满足下列要求：我们需要有关日本陆军的文件、材料及情报。哪些部队成立了新组织？哪些老部队已经撤销或改组？新部队的番号？指挥员是谁？我们迫切需要有关日本对外政策变化的详细情报。事态不断发展，报告跟不上来。我们必须有高级情报。一九四〇年上半年，佐尔格把搜集军事情报的主要任务交给了大崎和宫木。肖尔走后，只好减少（至少是暂时地）对德使馆的依赖。一九四〇年七月，近卫第二次组阁时，任命松冈为外相，这象征着与德国正式缔结同盟的新阶段。奥特在东京与日本政府初步交换意见后，德国政府又在柏林与小岛①【① 日本驻柏林武官。——译者注】会谈，里宾特洛甫的远东事务特别顾问海因里茨·齐格·斯泰默于九月初前来日本进行谈判。经过四星期的磋商，包括意大利在内的三国条约在东京签署。这笔交易的实质是三国联盟，矛头针对英国，一旦美国与德国作战，该条约也适用于美国。佐尔格从奥特和斯泰默两人那里了解到谈判的要点，并向莫斯科提出证据，着重说明新同盟的目标首当其冲是英国。从此以后，德国的主要任务是促使日木对英国采取行动。入侵不列颠群岛初步失败后，只有在远东开辟战场，才能打开欧洲的僵局。佐尔格描写当时的形势说：“德国人相信，只要日本向新加坡进攻，英国就会削减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军事力量，这使德国能够入侵英国本土。奥特正式奉柏林之命，敦促日本政府进行突击。他接连一个星期在使馆内跟诸武官守在沙盘模型旁，研究袭击新加坡的作战方案。研究得出的结论由德国武官转告日本陆、海军司令部，但他们仅“付之一笑，而不作具体答复”。佐尔格从这些现象推测，“德国必定是迫于形势，迫不及待地要求日本参战，共同对付英国。后来我才发现，德国早已决定与俄国作战，而不给英国一刻喘息的机会。”在签署三国条约时，里宾特洛甫早已通过无线电话邀请松冈（外相）访问欧洲。日本内阁和军事将领对这次访问意见分歧，政府召开一系列会议后，松冈终于带着明确而有限制的指令，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启程前往柏林。几天之后，奥特接踵而至。大崎的朋友，西园寺公一不断告诉他有关内阁讨论的情况，甚至把临出发前给松冈的指示也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近卫的左右对这笔交易没抱多大希望。西国寺是代表团是一员，他曾告诉过大崎，“我们最大的希望是松冈能进一步了解欧洲形势，以便今后在对外政策上作出正确的抉择。”松冈奉命，不管在德国或在意大利，都不得签署正式条约，不得代表日本承担任何义务。他只能以私人身份研究欧洲形势，倾听德国和意大利的宏图大计。归途经莫斯科，他受权进行会谈，目的在于缔结一项条约，与苏联言归于好。然而，里宾特洛甫提醒松冈，争取他对新加坡作战，一旦德俄关系恶化，让日本站在德国一边。据奥特说，德使馆认为莫斯科不管进行什么谈判都是暂时的，而且只涉及经济问题。松冈此行与希特勒、里宾特洛甫会谈时，没有承担任何义务，他严格遵守（内阁）给他的指示。希特勒向他暗示，德苏关系可能恶化，而松冈反唇相讥，透露日本倒可能与苏联政府举行会谈，以缓和两国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然而，松冈访问莫斯科的结果确实令人目瞪口呆。四月十三日，他签署了日俄中立协定，从而结束满洲国和蒙古的边界问题，还互换照会，以便日后进行贸易、渔业会谈，并解决库页岛的争端。这一惊人的协定，由松冈和莫洛托夫在二十四小时内制订，东京发出电报准予签定，事后呈枢密院批准。斯大林似乎相信，俄德关系不致于破裂，日本最终将向南活动。无论德国政府，还是回到东京的奥特大使都大吃一京。奥特告诉了佐尔格有关柏林会谈整个过程，并补充说，“在签订中立协定时，他（松冈）干了些使德国人不高兴的事”。然而，松冈从莫斯科回来后，在好几个场合特地向奥特保证，一旦德俄开仗，日苏中立协定即告废除，他“将竭力保证日本宣告他本人所签订的协定无效”。这真是奇谈。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预审员审理佐尔格案件时，松冈否认从莫斯科回来后曾在东京与奥特交谈过。他说，他曾告诉过希特勒、墨索里尼（他在罗马作短时间逗留时登门拜访过），他“将与苏联进行谈判。因此奥特不必担心。然而，当我在德国时，我并没有向小岛大使提过这件事”。松冈还否认他曾告诉过奥特，莫斯科会谈不会抹煞一九四〇年九月的三国条约，还否认他透露过一旦德苏发生冲突，日本将站在德国一边。“我没说过这件事。三国条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美国参战。条约并没有责成日本参加德苏冲突，然而．三国条约却是日本对外政策的中心，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日本不受中立协定的约束。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很清楚，日本缔结中立协定并不是为了抵消三国联盟。”松冈真够不老实的。至少有一次，即五月六日，他告诉奥特，一旦德俄作战，日本不能信守中立。但是德国对外政策多变。东京已在四月份开始与华盛顿会谈，进攻新加坡的念头早已打消。这时大崎问近卫，“新加坡怎么样？”这位日本首相回答，“那只不过是奥特的独角戏。”①【① 围绕佐尔格案件，预审官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日审问证人近卫时，他对此事矢口否认说，“简直是谎言”。】事态的发展，正如佐尔格所说，“是苏联最感兴趣的。我通过无线电，也用书面报告（通过交通员）向莫斯科中心汇报。”欧战爆发以后，佐尔格小组提供的政治谍报质量之高，他的上级也不得不赞赏。尽管佐尔格、大崎以及他们的朋友欢迎日俄中立条约，但他们对一旦德苏宣战，日本是否能守中立仍不摸底。佐尔格和大崎跟奥特一样，乍一听到缔结这一协定的消息不禁愕然。大崎研究了东京的普遍反应，告诉了佐尔格。“各政党欢迎这一条约，近卫亲自迎接松冈归来，并邀请他在首相官邸饮酒庆功这一事实可资佐证。松冈返回东京大受欢迎，由此可以看出，公众也表示欢迎。陆军如果不赞成某项政策，照例要发表声明。而这次陆军保持缄默，这意味着默许……“总之，举国上下一致拥护这一条约……至于三国条约和中立条约之间的关系，亲轴心分子认为前者重于后者，理由是前者根据天皇陛下的命令缔结的。另一方面，我以外务省、南满铁路局和早餐会的一些集团谈话了解到，他们认为中立条约明显地另眼看待苏联，这就再次强调了日本作为中立国的责任。我个人认为，这一条约并不能保证日俄关系安然无恙。接着佐尔格和大崎一连好几个星期专心致志地研究日本在北方的军事部署，相互交换意见。一九四〇年末或一九四一年初，莫斯科指示佐尔格就日本陆军的战备状态、师的数目、其驻扎地点、师长及本陆军为战备状态、师的数目、其驻扎地点、师长及主要军官姓名等，尽可能详细地提出报告。佐尔格、大崎和宫木一起把搜集到的所有情报逐条加以核实，针对上述问题勾画出一张草图，由艺术家宫木描绘制成。佐尔格说，“我们研究这张图表时，发现大约有五十个师已经编成。在这张图的基础上我们着手进一步搜集情报。这张图几经修正，我们又根据一九四一年五、六月的形势，大致得出进入完全作战状态的结论。我把这张图拍摄下来，送往莫斯科。这是我们小组的杰作。我真想象不出来还能制得出比这更好的来。看来，莫斯科也表示满意，没再就这个问题向我们提出什么要求。”这样综合研究包括步兵师在内的作战状态，表明技术上的非凡成就。经发现，苏联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掌握了有关日本战备的可靠情报。这可能主要归功于佐尔格小组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冬季的辛勤劳动。除了军事谍报目标外，还有首当其冲的政冶问题，即松冈从欧洲返回以后东京和华盛顿之间关系的发展。日本陆、海军和民族主义集团始终顽固地反对从中国撤军，或对南京的喽罗们作出政治上的让步。一九四一年四月，美国明确表示，她愿意出面调停日本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于是日本的态度越发强硬了。一九四一年五月，佐尔格决定前往上海，研究日木在华占领当局对美国调停所持态度。他应德国驻东京大使的要求执行这项“政治使命”，囚为他们无法在日本研究中国领土上日本人的反应。佐尔格作为使馆信使出发，腰里揣着日本外务省颁发的特别外交护照和给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的信件。他在上海不仅见到了德国观察员，还会见了日本总领事、陆、海军高级军官，“特工局”局长等人。完全反对美国斡旋的人大约占百分之九十。“他们告诉我，如果近卫、松冈一意孤行，推行这条路线，必将遭到强烈反对。我听到这些，立即得出印象，日美会谈即将告吹。”佐尔格说，他用密码向奥特大使发出若干个报告，“大使只字未改，照转德国政府”。佐尔格一俟回到东京，便用无线电向莫斯科拍发了同样的材料。从德国准备进攻俄国到日美会谈危机（一九四一年三——十月）一九四一年四、五月间，信使及柏林国防部的警卫人员川流不息地从欧洲来到驻东京的德国使馆，开始还顺便提到，继则频频谈论德国部队从西线向苏联边境移动，还报道德国东线防御工事已经完成等等①【①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驻莫斯科的德国海军武官电话通知柏林：“1．此间从德国来的旅客谣传有爆发德苏战争的危险。2．据意大利使馆参赞称，英国大使预测六月二十二日为开火日期。3．别人则说是五月二十日。4．我竭力辟谣，因为这些均属无稽之谈。”这一消息不要求批示。】。风声日紧，佐尔格煞费苦心地捕捉德国可能入侵苏联的每一点迹象。德国驻日本的武官克莱许默上校②【② 克莱许默上校，自一九四〇年冬至一九四二年任德驻东京武官。】这时奉命通知日本陆军部，德国行将采取措施，以防苏联部队在东部边境聚集。“指示十分详细，包括苏军战斗部署地图。”佐尔格后来说，他与克莱许默谈过后，从他那里了解到：“虽然不能肯定形势是否会发展到真正敌对状态，但德国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准备工作，而且我（从克莱许默那里〕了解到德国将诱使苏联默许她今后不便放到桌面上的要求。我还了解到，是和平还是战争完全取决于希特勒的愿望，而与俄国的态度丝毫设有关系。”五月间，德国国防部特使里特尔·冯·尼德迈尔抵东京。他持有德国驻日本前任大使赫伯特·冯·德克逊博士给佐尔格的信。“与尼德迈尔谈话后，我发现对苏战争已成定局。德国决定占领乌克兰粮仓，利用一、二百万俄国战俘，以弥补德国劳力的短缺。希特勒确信，只有进攻苏联，才能消除东线的威胁。”换而言之，希特勒相信，袭击苏联恰是时候，因为一旦对英战争结束，便无法迫使德国人民打俄国。这些报告是佐尔格与大崎长时间热烈辩论的结果。正如大崎所说：“德国入侵之前三个月佐尔格就指出了这场战争的危险。几乎在战争爆发之前，我还对佐尔格说，‘如果德国需要高加索的石油，鸟克兰的粮食，那么苏联应该作出经济上的让步，以求免于一战。’佐尔格回答说，‘如果德德提出这种要求，俄国当然会屈服的。我们所担心的是德国根本不提这类要求，而进行突然袭击。’他强调存在着爆发俄德战争的极大可能性。”他们所提供的情报无比准确，这可能挽救了苏联的命运。事实终于证明，冒着风险开展活动是值得的，而且他们的智慧才能被充分调动起来。冯·尼德迈尔上校访问日本后不久，德国总参谋部又从柏林另派了一位军官，带来了确凿的证据。他便是佐尔格的朋友肖尔。据佐尔格说，他随身携带给德国驻东京大使的绝密指示：“有关德苏战争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已经完全确定。”“肖尔给了我一份详细报告。德国将左六月二十日开始进攻，可能延迟两，三天，但一切己准备就绪。德军一百七十到一百九十个师聚集在东线。不下最后通牒，也不宣战。红军将崩溃，苏维埃政权将在两个月内瓦解。”在后来的审讯中，佐尔格强调说，他从奥特将军那里毫无所获，这一情报是他于五月二十日与肖尔对酌时，肖尔私下告诉他的。肖尔出任德国驻曼谷武官，途经东京。“他约我秋天去探望他，届时我可以帮忙给他做点工作。”佐尔格送往莫斯科所有这些“宝贵情报”当中，数肖尔透露的真实情报最突出。“从四月下半月到战争爆发，我使莫斯科中心的注意转移到这一头号重要的情报上来。”佐尔格就德国袭击苏联事先提出警告的报告，是该小组作出的最大贡献。除了日本最后在审讯时搜集到的材料外，最近苏联和东德报刊还进一步披露了有关的详细情节。譬如，一九四一年五月五日，佐尔格向莫斯科转送了一个微缩胶卷，拍摄了里宾特洛甫给奥特的电报，告诉他德军进攻的日期是六月中旬。五月十五日，佐尔格用无线电通知莫斯科，确切的日期是六月二十二日。这种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消息是从克劳森寓所发出的，佐尔格，可能还有大崎在场，他们的情绪异常激动。最近，克劳森回忆那时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