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是靠不住的-13

至于一些年富力壮的退任政治家,则往往选择在从政界退下来之后,继续他在进入政治生活之前的事业,或者开创一个新的事业。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肯尼迪总统的国防部长麦克拉马拉。他当时是世界银行的总裁,不论是论地位论收入,都绝对不在美国国防部长之下。当肯尼迪邀请他出任国防部长的时候,他唯一考虑的因素,是可以有一个机会为他的理想和国家作出一些贡献。不幸的是,他错误地卷入越战,越真诚陷得越深,由他自己亲手铸成了许多大错。直到去年,在他的回忆录里,他表达了自己的反思和追悔。“我们错了,可怕地错了。”他已经苍老的声音沉重地响在多少美国人民的心头。从政治中退任之后,他继续做他的世界银行总裁。对他来说,从政几年只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经历。  也就是说,在美国总的来讲,生活的选择非常多,这对于上上下下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上层人物的有些选择方向和普通人不同。但是,那种本质上的多样化都是一样的。这些看上去和政治制度毫无关系的因素,实际上对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和平政治交替权力交接,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美国很容易做到拥有一个面积较大的私人庄园的事实,以及美国人普遍的迷恋大自然,“忘情山水”的性情,这些看来与政治离题万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都使得政治家更容易还原为本来意义上的常人,而不是异化成一离开政治官位,就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政治动物。而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都必须具备这种把政治家还原为常人的能力。  再者,我们看到,美国民众所关注的,是一个健康的政府运作机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才是与他们的基本利益息息相关的关键所在。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如果违背了与公众的契约,大家会尽一切努力使他离任,以维持这个政府运作机构的正常状态。然而,这并不说明公众的关注点,就是集中在某一个个人身上。任何一个犯罪的官员,当他一旦卸下他的职务,也就是当他的个人行为不再成为公众利益的威胁的时候,大家立即一哄而散,各忙各的去了。谁也不会认为,还有什么“痛打落水狗”的必要,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兴趣。  剩下的事情,公众会交给这个制度去操心。如果离任官员有法律不能赦免的罪行,自有司法去处理。这样的消息当然还会见报,但是,看的人也就是一翻而过,兴趣缺缺。如果离任官员已经得到赦免,那么,对于他离任后的新生活,大家只会说一句“祝他好运气”,希望他尽早在新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里,民众对政治家也更容易以对常人的眼光相待,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政治家们竞选的时候话太多了的缘故。总之没人会把他们当作“超人”。  谁都知道,尼克松赦免以后的生活待遇,实际上比一般平民要优裕得多。然而,全美国几乎找不到这样一个人,因为这一点而感到愤愤不平。因为尼克松的被赦免和他此后的生活待遇,都是在宪法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都没有超出人民与政府当初定下的契约的限度,这是大家早就认可的,所以也就心平气和。  那么,作为对手政党的民主党是否就可以借此机会“追杀”尼克松,趁机夺过大权了呢?事实上也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并不是说明这里的政治家通通“心慈手软”。我们假想一下,如果出现了一个心狠手辣野心勃勃的民主党,他也不可能有什么大动作出来。因为宪法规定了,总统下台之后,只可能由同是共和党的副总统接班,任何人如果试图改变这一点,那么,他就是在冒着和尼克松同样的违宪风险。再说,他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与其冒大的风险去“夺权”,还不如正常去竞选,反正总统四年一个任期,并不是失去一个机会就“时不再来”。  其实,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美国“注重个人”的传统。每一个人都必须为他的“个人行为”负责。不论是什么人,不论其地位高低,都是如此。如果出现错误或者罪行,从当事人本身来说,你无法把责任随意推出去,临到法律追究的一天,你只能“好汉做事好汉当”,想不想“当”都得“当”。  这样,既避免了公职人员的任意犯罪,也避免了一种在信仰口实之下的大规模民众犯罪。你无法把罪责推给一场民众运动或者推给一个领袖,因为,法律在清理的时候,领袖是领袖的罪责,作为民众一员的个人,也有个人的罪责。  你已经看到,总统也是一样,尼克松就是尼克松。他的行为首先代表他个人。他有了罪行之后,他无法轻易将责任推给他的政党,尽管他是这个政党推出来的一个候选人;就像他无法把责任推给这个国家,尽管他是这个国家的总统一样。他不能在维护政党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借口之下,就逃避责任。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维持了这里政党政治的正常运行。正因为尼克松就是尼克松,在他的这场“水门事件”中,牵涉到几个人就是几个人。既然这不是什么政党的整体行为,所以,站在对立面的政党也无法以“水门事件”为理由,去试图摧毁整个共和党。这样,也就不可能发生政党间的恶性追杀。  至于尼克松,下台以后可以说一天也没有担心过任何报复性的“追杀”。没有任何人可以限制他的自由。辞去总统,他就成了一个普通公民,受宪法保护,享有宪法所规定的一切公民权。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依然可以在政界活动,甚至寻求“东山再起”,不会受到任何干涉。他如果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他也就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去寻求公正。  尼克松是这样,其他人也是这样。  “水门事件”是以刑事案结案的,所以,除了尼克松被新任总统福特以宪法授予的特赦权予以豁免之外,其他涉案者当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刑事惩罚。除了水门大楼的直接闯入者之外,还有那些涉案的行政官员。他们中的不少人仅仅是参与了“掩盖”,成为“妨碍司法罪”的罪犯。  尼克松的秘书查平,被判了8个月刑期。白宫特别顾问考尔森,刑期7个月。海德曼,尼克松的前任白宫幕僚长,坐了18个月牢。尼克松的总统法律顾问迪恩,只关了4个月,这是他向检察官交代整个案情换取的较短刑期。从他的涉案程度来看,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厄理其曼,尼克松的总统国内政策顾问,也是"管子工"的负责人,判了18个月。厄理其曼的副手克劳格,"管子工"成员,判了4个半月。  卡姆巴哈,尼克松的私人律师,曾参与筹集“堵嘴钱”,为此坐了6个月牢。前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就因为"水门事件"案发后,李迪找上门来要求通融,他虽然拒绝,但身为司法部长知情不报,也坐了1个月的牢。前司法部长米切尔,后来的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主席,刑期为19个月。米切尔实在没什么可叫屈的,身为前司法部长,可以说是最典型的知法犯法。米切尔的首席顾问拉鲁,被判了5个半月。  白宫“管子工”成员李迪,刑期52个月,在这个案子中,李迪是刑期最长的。我前面已经几次提到,不管多么混,他确实是这些人中最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一个。所以,自始至终,他信守诺言,拒绝交代案情。因此,法官西里卡看来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在量刑范围内,给了他一个较长的刑期。  白宫顾问亨特,就是“水门案”发生的那个晚上,和李迪一起守在旅馆指挥,又一起匆匆出逃的家伙,被判了33个月。麦格鲁德,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副主席,刑期7个月。麦格鲁德的助手,刑期30天。赛格瑞缇,为尼克松在竞选中的违法举动出主意者,刑期4个半月。  但是,这些涉案人在刑满之后,也都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正如我前面告诉你的。“水门事件”的现场指挥李迪,现在成了这里数得上的保守派“谈论节目”主持人,崇拜他的人数都数不过来。他照样在他的电台节目里攻击民主党的总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准时准点,一天不拉。在他的谈论中提到水门事件时,他仍为他是当年唯一信守诺言死不开口的人而颇感骄傲。这样的“名嘴”都是高收入,说他日进斗金大概也并不过分。  在“水门事件”的“掩盖”行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又在最后“丢卒保车”,离尼克松而去的法律顾问迪恩,后来在洛杉矶步入银行界。  “水门事件”中李迪的直接上司,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的副主席麦格鲁德,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成了肯塔基州莱克辛顿市的一名神职人员。  白宫“管子工”小组的头头厄理其曼,不知是不是受到“管子工”小组那些秘密行动的启发,他开始写侦探小说。期间还受邀为一个冰淇淋的公司做过广告,但是广告播出后冰淇淋的销量反而下降,所以很快就停播了。  ......  所以,当一次巨大的政治风波以总统辞职而过去之后,一切迅速归于平静。没有引发政治搏杀,没有社会动荡,涉案人员除了依法接受刑事处分,也没有受到报复和来自反对党的政治迫害。什么也没有发生。  因此,你的问题实际上很切中要害,尼克松下台的“以后怎样”确是观察这个系统运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使我们感到有意思的,恰恰是这个“什么也没有发生”。  然而,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的“水门事件”,带给美国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有一个例子可以窥其一斑,就是,自此以后,凡是政府行政分支的最高层出现的丑闻,通通被冠以“某某门”。这个“门”,当然就是“水门”的“门”。也就是说,自此之后,白宫系统出的问题,人们都会立即联想到“水门事件”和尼克松,人们就会本能地倾向于深入追查,而再不会轻易放过。  美国人历来就有不信任政府的传统。记得我们的朋友达尼拉就对我们说过,从小,她的祖母就对她说,永远不要相信政府。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罕见的实例,在美国,在学校的教科书里,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学生解释政府三个权力分支“平衡和制约”的必要性,其根子就基于“政府是靠不住的”这样一个概念。  当然,在美国的教科书里,也非常自豪地向一代代的年轻人介绍他们的建国之父,介绍一些美国人心目中的伟大总统,例如华盛顿总统,林肯总统,罗斯福总统,等等。但是,“总统是靠不住的”,这样的概念在尼克松之后被大大加强了。此后,新的总统上任,美国人几乎很少再会把“伟大”这个形容词,与现在的“总统”联想在一起。相反,倒总是对总统时时充满警觉。  因此,尼克松以后的年月里,美国出现了一些描述白宫阴谋和政府行政机构阴谋的电影和小说。在这些文艺作品的结局里,那些揭露阴谋的英雄也总是走向国会,司法和新闻界。有的电影整个情节充满惊险曲折,它的结尾却非常简洁,就是揭露阴谋的英雄主角走进国会听证会,坐下,然后起立宣誓,“我说的都将是真话”,电影就结束了。这样的文艺作品不仅反映了美国人对总统和白宫的不信任,还反映了通过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他们对于这个制度反而增强了信心。他们相信,一旦“平衡和制约”的监督机制启动,他们就可以放心了,电影就可以结束了。  现在,我真是该回到克林顿总统的再任竞选上来了。  要谈今年的大选,我们不得不先简单谈谈克林顿1992年第一次参加大选的情况和已经接近任满的四年总统生涯。因为今年是克林顿寻求连任的大选年,他的竞选成功与否,和他前四年各种表现息息相关。  克林顿是在1992年的大选中胜出的。那年大选,确实也很特别,因为除了克林顿和寻求连任的布什总统之外,还冒出一个不速之客佩罗,形成一个难得的三足鼎立的局面。佩罗刚出来的时候,作为亿万富翁,宣称要全部用自己的钱竞选,以维持独立性。他又是无党无派,使选民感到耳目一新,风头很盛。但是,三足之鼎的佩罗一足,终究还是短了一截,竞选中几次"过招"之后,就让人越看他越不象个总统。  举个例子,今年我为了更好谋生,一边打工一边开始上学。我的“公共演讲课”的老师,提起佩罗就笑着说,佩罗的演讲风格,从专业眼光来看,真是“可怕极了”。竞选,竞选,一多半就是在说服选民投你的票。一个演说风格“可怕”的候选人,要当美国总统是很难的。当然,佩罗没当上总统,原因还很多,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因素罢了。  所以,四年以前,别看出了三个总统候选人,但是实质上与往年的竞选并没有什么不同。真正的角逐还是发生在共和党的布什和民主党的克林顿之间。那一年竞选,选民的情绪要远比今年激动。为什么呢?  在共和党的里根做满两任八年之后,布什又接任了四年。就是说,当时共和党已经连续执政了12年。以最简单的话说,共和党能够连续执政12年,总有它的道理,也总有它的选民基础,在竞选时也就有它的"惯性"。所以,要中止这个惯性状态,也要花一番不小的力气。当时民主党就推出了年轻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和高尔。与12年来的共和党高龄总统相比,他们显得朝气蓬勃。  但是,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优势和劣势永远是象一对双胞胎一样一起出现的。年老当然容易和体弱,精力不足这样的状态联想在一起,但是,也使人想到经验丰富和办事沉稳。年轻当然显得有创意,但是,也给人一种“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感觉。  四年前布什最终离任的原因,和当时的许多美国人求变的心情有关。当初高龄的里根之所以能够连任成功,和当时的经济繁荣有关。而里根时代的经济繁荣多多少少有点“虚假繁荣”的味道。因为在这个时期,他的繁荣是和高国债联系在一起的。表面是繁荣了,但是政府赤字创下吓人的记录。  所以,里根的后任布什颇有点代里根受过的味道。经济过热之后的冷却,让过惯了里根时代好日子的美国人一下子接受不了。虽说,连现在的经济学家都承认,布什总统在改善美国经济方面实际上颇有成效,经济在布什时代已经复苏。但是,照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不仅经济恢复本身需要一段时间,民众对于经济复苏的感觉都是慢半拍的。一个总统任期只有四年,这半拍一慢,就把布什的总统连任给耽误了。  当时,有许多民众都对当时的经济状况不满,对于把政府的执行机构一摊再留给布什感到没有耐心。于是,克林顿就打“变化”牌,攻击布什经管期间的现状,宣称在他的手里,美国将发生变化。说实在的,并不是大家相信了他的种种宏伟规划,而是美国人对于总统一向的态度就是,干好了就再干一任,不行就再换一个试试,总统本来就是大家推出来的大总管嘛。  所以,在1992年的大选之前,选民相对来说比今年大选更情绪化。一方面是一批希望布什下来的民众很积极要去投票,以达到"换一个试试"的目的。我的朋友萨琳娜以前到大选年都是弃权的,"选谁都一样,没一个我喜欢"。但那一次却早早地就宣称,要动员她的父母兄妹都投克林顿的票,其理由就是她贴在她的汽车上的一句口号,"不要再给布什四年"。另一方面,支持布什总统而不喜欢克林顿的人们,越是意识到布什连任岌岌可危,也越是要积极投票,以防克林顿上台。  看来,人们“求变”的心理还是占了上风。因此,不到五十岁,给人感觉象征着新一代的克林顿,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白宫。后面我还想谈谈,除却这些表面的因素之外,从整个美国社会的更新换代来讲,这个结果,还反映了更深层的社会变化。  那么,此后的四年,这位克林顿总统当得怎么样呢?在克林顿刚刚进入白宫的时候,一个共和党人就预言,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把克林顿从一个什么“门”给送出白宫去。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猜,他的意思是说,凭克林顿的行事作风,很容易就会捅出类似“水门事件”这样的漏子来。到时候,他就该象尼克松一样下台了。  这是不是反对党毫无根据的一个恶意猜测呢?我觉得也很难这么说,因为这个“预言”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事实上,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的白宫,大概也是被人们称之为“某某门”的故事发生得最多的了。  为什么一开始人们就能作出这样的预测呢?这必须从克林顿与其他总统所不同的地方说起。  克林顿是第一个二次大战以后出生的美国总统。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士兵们都回到了家乡。之后,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高出生率的时期,称之为“婴儿潮”。克林顿就是这个“婴儿潮”中卷来的一个。而布什总统,正是当年从二次大战的战场上回来的一个老兵,在美国这几乎就是英雄的同义词。他们完全就是“父辈”和“子辈”的关系,他们活活就是象征着两代人和两个不同的时代。  我曾经谈到过,六十年代前后的美国,可以说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六十年代,正是“婴儿潮”这一代人进入青春,思想风格形成的年代。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好也罢,坏也罢,他们自此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们明显地有别于他们的父辈。如果你能够给布什总统所代表的这一代美国人作出一番描绘的话,你却很难描述评判这个“新一代”,因为,如果说他们有特点的话,他们的特点正是“多元”。  但是,恰恰是一个“婴儿潮”的产物,那个从老一代美国人眼中可谓是“一场混乱”的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克林顿,不用放大镜,顺便就可以找出一大堆毛病来的克林顿,在竞选中击败了二战英雄的布什,入主白宫。不论怎么说,这场竞选的结果在美国确实有不同一般的意义。  克林顿不是自己走进白宫去的,他是被美国选民选进去的。因此,人们突然意识到,那些一茬茬的“新一代们”,不管你赞同不赞同他们,他们事实上已经在接替“老一代”。随着时间的行进,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手中已经都握有了自己的一张选票。你无法无视他们的存在。  克林顿和布什的差别真是太大了。不论布什总统在争取连任的时候有多少弱势,在一个老的时代基本过去之前,克林顿是休想与之匹敌的。例如,克林顿是六十年代的青年,那时的年轻人,几乎都尝试过大麻的滋味。所以,当时,质问克林顿是否抽过大麻,成为共和党在竞选中对克林顿进行丑化的一大热点。  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大麻是相当普遍的。我们一些当时还是大学生的美国朋友曾经对我们说,在那个年代,如果你上一个教授家拜访,他请你抽一支大麻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完全就跟抽一支烟一样,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自从大麻在美国被宣布为非法以后,就提升到与海洛因,可卡因这样的毒品等而视之的地位。吸大麻,销售大麻和种植大麻,等等一切与大麻相关的行为,就成了与毒品相连的重罪。这里说的大麻,是一般的传统大麻叶。据说现在有专门培育之后,毒性非常大的新品种,那不在我现在谈的范围之内。  在美国,就是这样,它是以法律为基准的。一旦宣布为禁品,就真的成了碰也碰不得的东西了。也就是说,一旦立法通过,你就只能执行了。理解不理解都得执行。警察是行政分支属下的,与立法无关,他们的任务就是执法。法院是属于司法分支的,当然与立法也无关。与这两个部分都是没什么可争的。如果你觉得不合理,唯一的办法是向立法分支去呼吁。但是在立法改变之前,只能先按此执行。  然而与其它的违法毒品相比,大麻的地位始终是最具争议的。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就每年都提出报告,建议立法机构考虑使大麻合法化。为什么呢?根据他们的报告,从来没有什么明确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大麻是会使人上瘾的。适量的大麻也不会比香烟更为有害。当然,任何东西,如果你过量使用,对身体都会有害。因此有大量反对毒品的美国人,也呼吁大麻合法化。  在西方世界,对大麻的态度也是各不相同,例如在澳大利亚,一个人如果种植或拥有个人使用剂量的大麻,也是合法的。这里,人们最耿耿于怀气不过的,就是既然烟草可以是合法的,那么为什么大麻就一定要是非法的呢?所以在美国有大量的传闻,说是之所以大麻被宣布为非法,那是香烟公司在国会游说的结果,是他们害怕大麻的流行会夺去香烟的市场,所以才夸大了大麻的危害,说服国会立了这个法。  立了法之后,美国执法人员对于大麻的态度就是一刀切了。为这个法律,美国人也支付了相当大的代价。现在美国的监狱里,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犯人是与毒品有关的。其中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大麻而给关进来的。所有与大麻有关的侦察,审判,关押的费用,当然都是纳税人的钱。我们住在乡下,这里的人都拥有大量土地,也有不少人在很多年前种过大麻。我们就经常看到警察专门监查大麻种植的直升飞机,飞过我们的上空。花在禁止大麻上的人力物力确实是很大的。这也是很多人反对把大麻列入毒品的重要原因之一。更何况,如果大麻合法的话,很多年轻人就不必待在牢里了。  正因为大麻存在这样的争议,所以,现在的大学生和一般年轻人反而都偏要吸两口大麻,以表示自己的“反叛精神”。我问过我所有的年轻朋友,还没有碰到一个宣称自己一口大麻都没吸过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吸得非常少。只是在聚会的时候,点上一支大麻烟,每人吸上一口两口。这点剂量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似乎只是在作出一种“姿态”。表示自己对一个他们认为“不合理的法”的反对态度。只是这种形式的“反对表态”可不能让警察看到,否则,麻烦就大了。  我们就看到过我们认识的一个年轻自由撰稿人,在自己家的室内用花盆种了两棵大麻,被警察找上门来。警察搜查了他的住房,没收了作为“犯罪工具”的两盏用于植物光照的灯,两棵长得一人高的大麻当然也被没收了。种这样两棵大麻,最高刑期可达十年。  在这种有争议情况下,美国以大麻叶为图案的衣服和饰物也就随处可见了。卖大麻叶标志的商品,这在美国是言论和表达自由的一部分,是在合法地表示一种态度,当然就不会有任何麻烦。  最近,在美国有两个州立法,开放医用大麻。因为大麻和鸦片一样,适度使用都有一定的医疗效果。但是所有的人都把这个州立法,看作是大麻合法化的一个突破口。因为大麻的药效并不是今天才被人们发现的。过去在美国占优势的主张,就是宁可拒绝大麻的药效,也要绝对封杀。  这是因为,鉴于现代社会日益严重的毒品泛滥问题,美国当然有一大片舆论是坚持对毒品“零容忍”的态度的。“禁止”就意味着“绝对禁止”,不容许任何借口和通融余地。大麻既然已被法律置于毒品之列,当然就不能再让它“死灰复活”。否则,打开一个缺口,没准其它毒品也会趁机一起跟出来。这种看法倒也不是过虑,因为在美国是有一些人根本就是呼吁解禁所有毒品的。  在美国毒品问题还相当严重,又存在很多争议的情况下,大麻首当其冲成为争执的焦点。对大麻的态度也成为政治人物竞选时十分头痛的问题。严格禁毒肯定在今天的美国是得大多数人心的。但是对大麻的态度却是很具“技巧性”的。因为对大麻问题持两种态度的民众群,他们的数量是在变化的。所以,竞选时一般候选人都对禁毒表达一个坚决的态度,而尽量回避对大麻争执。  在克林顿与布什四年前的竞选中,敏感的大麻却偏偏被推到了前沿。这是因为共和党当时看着这么一个新生代的克林顿,大概也十分奇怪。他和以往的竞选者不同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可以攻击的缺点是那么多。他们当然一定也注意到了克林顿作为“婴儿潮”一员的背景,这个时代过来的年轻人,说是自己没有吸过一口大麻,肯定会被人怀疑是一个撒谎者。所以,“大麻问题”就成了共和党的竞选突破口之一。  于是,问题被提出来了:克林顿先生,你抽过大麻吗?  这可真是一个好问题。如果克林顿赖帐,断然否认自己吸过大麻。他不仅会被最蔑视“撒谎者”的美国人所抛弃,弄不好,他的“懦弱”还会被本来应该是他的支持者的一些同代人所看不起。也许,看到克林顿这样的“背弃行为”,一怒之下,他当年的那些同学伙伴,还会从不知哪个角落里跳出来向公众作证,证实他们亲眼看见克林顿抽过大麻。如果真的引出这番热闹,大麻不大麻都已经不重要,克林顿的施政纲领也会被忽视,混战之中,克林顿就只有穷于应付的份了。  如果克林顿说他吸过大麻,那么,共和党显然也有一大堆攻击性武器在哪里等着他。他们会告诉广大选民,大麻是什么?大麻是毒品。一个总统候选人自己就曾经是一个吸毒者,你还打算指望他以积极态度为这个国家扫毒吗?更何况,你们能够信任一个吸毒者做你们的总统吗?再说两个人竞争的时候,贵在一个对比,难道你们能够想象布什总统会吸毒吗?这么一比,两个人截然不同的形象马上就显得反差更大了。  为了大麻,克林顿的确伤透了脑筋。他很想回避这个棘手的问题,但是,既然问题已经提出来了,那么,不论是对手党,不论是新闻界,还是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民众,都不会让他绕着过去。  终于,克林顿出来给这个吃力的问题作出了一个回答。他承认,他在年轻的时候试过抽大麻,他吸了,但是没有把烟吞下肚去就吐出来了。他说,这个尝试使他发现他不喜欢大麻,从此,他就再也没有碰过这一类的东西。这个回答显然不是完美的,你甚至可以说是幽默的。从此,克林顿抽大麻却没吞下去,成了年轻人的一个笑料。但是,他到底逃过了一劫。  毕竟,他是变相地承认了自己有过抽大麻的尝试,其次,多数人也相信,他只是在年轻的时候,在当时的风气之下,浅尝即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还是基本说了实话。笑料归笑料,克林顿的大麻风波,也就这样在人们的笑声中过去了。  可是,克林顿的“婴儿潮”特征还不止于大麻。同时被端出来的还有“逃兵役”。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也是困扰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越战。二次大战归国的士兵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而越战的状况第一次使得美国的年轻人,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和困惑。  他们从服从国家的号召,到心里充满疑虑,直到他们中的很多人走向反战的立场。越战在美国是一个大历史课题。我也不可能在这里三句两句就把它讲情楚。可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越战在美国也是一个容易使人冲动的敏感话题。顺便提一下,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心地带的越战纪念碑,它的设计者是当时才21岁,还在建筑系念书的一个娇小的华裔女孩。  她曾经谈到她的纪念碑设计思想的产生。她在设计之前先去看了即将安放纪念碑的现场。她站在那里,想到这场战争带来的死亡和失落。她觉得,对于美国人来说,尖锐的痛苦虽然随着时间逐步减轻,但是从来没有被治愈。她突然产生一个象征性的构思:用一把利刃剖开大地,而随着时间的逝去,凄凄芳草将会医治创伤。  因此,越战纪念碑的位置是切入地下的。这是一座黑色的刻满了阵亡士兵姓名的花岗岩挡土墙。每天大量的参观者中,还有阵亡者亲属和战友前来探望。他们用铅笔在纸上拓下阵亡亲人的姓名,在姓名前,放下一束花,一件纪念品和非常令人感动的几句话。很多人留下的纸条写着,欢迎你回家。一个老兵带来一瓶啤酒,留下一张纸条,写着,这是我们当时在战场上最想喝的啤酒,今天我给你带来了。有人留下了一双当年的旧军靴,也许里面有一段战场上的故事。所有这些留在纪念碑前的物品和纸条,每天纪念碑的管理人员都会收起来,所有的东西都被妥善保存。  我记得在这个纪念碑前的一个纪念仪式上,那个叫做玛雅的华裔女设计师在讲话中说,不是我的设计,而是你们所有人的感情,使得这块纪念碑活了起来。在美国的近代史上,确实从来没有一个纪念碑,掀起那么多人的感情波澜。  当然,阵亡将士的生命在牵动大家的心,但是,远不仅如此。在这个纪念碑设计征稿的时候,就明确要求,这个纪念碑对于这场战争本身不作任何评价。可是,这么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对这场战争进行反思。来到这里以后,我们才知道,那些活着回来和没有回来的美国年轻人,就和我们现在的青年朋友一样,他们是怀着崇高正直的理想,怀着要帮助别人的善良信念去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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