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问七：如果你能搭“时间穿梭器”到另一个时间里去，你想去哪里？未来，还是过去？为什么？反问八：你恐惧什么？安德烈2006年9月20日二十八、给河马刷牙现实的一代安德烈：我注意到，你很不屑于回答我这个问题：“你将来想做什么”，所以跟我胡诌一通。是你们这个世代的人，对于未来太自信，所以不屑于像我这一代人年轻时一样，讲究勤勤恳恳，如履薄冰，还是，其实你们对于未来太没信心，太害怕，所以假装出一种嘲讽和狂妄的姿态，来闪避我的追问？我几乎要相信，你是在假装潇洒了。今天的青年人对于未来，潇洒得起来吗？法国年轻人在街头呼喊抗议的镜头让全世界都震惊了：这不是上世纪六零年代的青年为浪漫的抽象的革命理想上街呐喊──带着花环、抱着吉他唱歌，这是21世纪的青年为了自己的现实生计在烦恼，在挣扎。你看看联合国2005年的青年失业率数字：比利时21.5％；澳洲22.6％；芬兰21.8％；法国20.2％；希腊26.3％；意大利27％；波兰41％；斯洛伐克32.9％；西班牙27.7％；英国12.3％；美国12.4％；德国10.1％；香港（15到24岁青年的失业率）9.7％；台湾10.59％。数字不见得精确的中国大陆，是9％。你这个年龄的人的失业率，远远超过平均的失业率。巴黎有些区，青年人有百分之四十出了校门找不到工作。然后，如果把青年自杀率也一并考虑进来，恐怕天下作父母的都要坐立难安了。自杀，已经是美国15到24岁青年人的死因第一位。在台湾，也逐渐升高，是意外事故之后第二死因。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说，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国家，青年是最高的自杀群。芬兰、爱尔兰、新西兰3个先进国家，青年自杀率是全球前三名。你刻意闪避我的问题，是因为……21岁的你，还在读大学的你，也感受到现实的压力了吗？“灰姑娘”的一代我们21岁的时候，上世纪70年代，正是大多数国家经济要起飞的时候。两脚站在狭窄的泥土上，眼睛却望向开阔的天空，觉得未来天大地大，什么都可能。后来也真的是，魔术一般，眼睁睁看着贫农的儿子做了总统；渔民的女儿，成了名医；面摊小贩的儿子，做了国际律师；码头工人的女儿，变成大学教授；蕉农的儿子，变成领先全球的高科技企业家。并非没有人颠沛失意，但我们真的是“灰姑娘”的一代人啊，安德烈，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亲眼目睹南瓜变成金色的马车，辚辚开走，发出真实的声音。我身边的朋友们，不少人是教授、议员、作家、总编辑、律师医师、企业家科学家出版家，在社会上看起来仿佛头角峥嵘，虎虎生风。可是，很多人在内心深处其实都藏着一小片泥土和部落──我们土里土气的、卑微朴素的原乡。表面上也许张牙舞爪，心里其实深深呵护着一个青涩而脆弱的起点。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些所谓“社会精英”同时请出我们的父母去国家剧院看戏，在水晶灯下、红地毯上被我们紧紧牵着手蹒跚行走的，会有一大片都是年老的蕉农、摊贩、渔民、工人的脸孔──那是备受艰苦和辛酸的极其朴拙的脸孔。他们或者羞怯局促，或者突然说话，声音大得使人侧目，和身边那优游从容、洞悉世事的中年儿女，是两个阶级、两个世界的人。提摩　　你的20岁，落在21世纪初。今天美国的青年，要换第4个工作之后，才能找到勉强志趣相符的工作。在“解放”后的东欧，在前苏联地区的大大小小共和国，青年人走投无路。在先进的西欧，青年人担心自己的工作机会，都外流到了印度和中国。从我的20岁到你的20岁，安德烈，人类的自杀率升高了百分之六十。于是我想到提摩。你记得提摩吧？他从小爱画画，在气氛自由、不讲究竞争和排名的德国教育系统里，他一会儿学做外语翻译，一会儿学做锁匠，一会儿学做木工。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又过去了，现在，应该是多少年了？我也不记得，但是，当年他失业时只有18岁，今年他41岁了，仍旧失业，所以和母亲住在一起。没事的时候，坐在临街的窗口，提摩画长颈鹿。长颈鹿的脖子从巴士顶伸出来。长颈鹿穿过飞机场。长颈鹿走进了一个正在放映电影的戏院。长颈鹿睁着睫毛长长的大眼，盯着一个小孩骑三轮车。长颈鹿在咀嚼，咀嚼，慢慢咀嚼。因为没有工作，所以也没有结婚。所以也没有小孩。提摩自己还过着小孩的生活。可是，他的母亲已经快80岁了。我担不担心我的安德烈──将来变成提摩？老实说……是的，我也担心。不是“孩子”，是“别人”我记得我们那晚在阳台上的谈话。那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夜晚，安德烈。多年以后，在我已经很老的时候，如果记忆还没有彻底离开我，我会记得这样的夜晚。无星无月，海面一片沉沉漆黑。可是海浪扑岸的声音，在黑暗里随着风袭来，一阵一阵的。猎猎的风，撩着玉兰的阔叶，哗哗作响。在清晨3点的时候，一只蟋蟀，天地间就那么一只孤独的蟋蟀，开始幽幽地唱起来。你说：“妈，你要清楚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你坐在阳台的椅子里，背对着大海。清晨3点，你点起烟。中国的朋友看见你在我面前点烟，会用一种不可置信的眼光望向我，意思是──他他他，怎么会在母亲面前抽烟？你你你，又怎么会容许儿子在你面前抽烟？我认真地想过这问题。我不喜欢人家抽烟，因为我不喜欢烟的气味。我更不喜欢我的儿子抽烟，因为抽烟可能给他带来致命的肺癌。可是，我的儿子21岁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成人。是成人，就得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为他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一旦接受了这个逻辑，他决定抽烟，我要如何“不准许”呢？我有什么权力或权威来约束他呢？我只能说，你得尊重共处一室的人，所以请你不在室内抽烟。好，他就不在室内抽烟。其他，我还有什么管控能力？我看着你点烟，翘起腿，抽烟，吐出一团青雾；我恨不得把烟从你嘴里拔出来，丢向大海。可是，我发现我在心里对自己说，MM请记住，你面前坐着一个成人，你就得对他像对待天下所有其他成人一样。你不会把你朋友或一个陌生人嘴里的烟拔走，你就不能把安德烈嘴里的烟拔走。他早已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一个个人。他就是一个“别人”。我心里默念了3遍。安德烈，青年成长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大家都知道；但是，要抱着你、奶着你、护着你长大的母亲学会“放手”，把你当某个程度的“别人”，可也他妈的不容易啊！灵魂清醒“你哪里‘平庸’了？”我说，“‘平庸’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我将来的事业一定比不上你，也比不上爸爸——你们俩都有博士学位。”我看着你……是的，安德烈，我有点惊讶。“我几乎可以确定我不太可能有爸爸的成就，更不可能有你的成就。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人，有很普通的学历，很普通的职业，不太有钱，也没有名。一个最最平庸的人。”你捻熄了烟，在那无星无月只有海浪声的阳台上，突然安静下来。然后你说，“你会失望吗？”海浪的声音混在风里，有点分不清哪个是浪，哪个是风。一架飞机闷着的嗡嗡声从云里传来，不知飞往哪里。蟋蟀好像也睡了。你的语音轻轻的。这样的凌晨和黑夜，是灵魂特别清醒的时候，还没换上白天的各种伪装。给河马刷牙我忘了跟你怎么说的──很文艺腔地说我不会失望，说不管你做什么我都高兴因为我爱你？或者很不以为然地跟你争辩“平庸”的哲学？或者很认真地试图说服你——你并不平庸只是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自己？我不记得了，也许那晚葡萄酒也喝多了。但是，我可以现在告诉你，如果你“平庸”，我是否“失望”。对我最重要的，安德烈，不是你有否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而在现代的生活架构里，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第一，它给你意义；第二，它给你时间。你的工作是你觉得有意义的，你的工作不绑架你使你成为工作的俘虏，容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你就比较可能是快乐的。至于金钱和名声，哪里是快乐的核心元素呢？假定说，横在你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理或者到动物园做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而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经理比较有成就，或者狮子河马的管理员“平庸”。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当你的工作在你心目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我怕你变成画长颈鹿的提摩，不是因为他没钱没名，而是因为他找不到意义。我也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如果我们不是在跟别人比名比利，而只是在为自己找心灵安适之所在，那么连“平庸”这个词都不太有意义了。“平庸”是跟别人比，心灵的安适是跟自己比。我们最终极的负责对象，安德烈，千山万水走到最后，还是“自己”二字。因此，你当然更没有理由去跟你的上一代比，或者为了符合上一代对你的想象而活。同样的，抽烟不抽烟，你也得对自己去解释吧。MM二十九、第二颗眼泪亲爱的安德烈：你知道莫斯塔(Mostar)这个城吗？可能不知道，因为波斯尼亚战争爆发，这个波斯尼亚城市的名字每天上国际媒体时，你才7岁。战争打了3年，死了10万人；战事结束了，可是心灵的伤口撕开，最难缝合。鸡犬相闻的平日邻居突然变成烧杀掳掠强奸者，荒烟蔓草中挖出万人冢，万人冢中发现自己亲人的尸骨，都是太恐怖的经验，何以忘怀。我记得，当时人们最惊异的是，这种因族群而相互残杀的属于原始部落的仇恨，怎么会发生在快要进入21世纪的当下，怎么会发生在最以文明和文化自豪的欧洲？我的感觉是，20世纪发生过12年纳粹和10年“文革”这两个文明大倒退之后，波斯尼亚的族群相迫害，已经不能让我惊奇了。我只是在想，当战争过去之后，普普通通的太阳堂堂升起的时候，同样的人还得生活在同样一块土地上——他们的成人怎么再抬起眼睛注视对方，他们的孩子又怎么再在一个学校里上课、唱歌、游戏？我的疑问，后来就“揭晓”了。1995年，你10岁那一年，和平协议签下了，可是莫斯塔这个城，裂为两半。原来的少数塞维尔族被赶跑了，信天主教的克洛艾西亚族住在城西，信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族住在城东，中间隔着一个广场。不同族群的人早上分别到不同的市场买菜，把孩子送到族群隔离的学校去上学，彼此避开路途相遇，晚上坐在家里看各自的电视频道。一个广场隔开两个世界，准备老死不相闻问。所以我看到下面这条新闻的时候，确实很惊奇：莫斯塔人在他们的中心广场上为李小龙的雕像揭幕。波斯尼亚跟李小龙怎么会有关系？原来，当地有个作家，苦苦思索要怎么才能打破僵局，让广场东西的人们重新开始对话，让这个城市重新得回它正常的生活。他的主意是这样的：找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是天主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同样热爱又尊敬的，然后让莫斯塔的艺术家为他塑一个铜像，放在广场的中心。这个人物所唤起的集体记忆和情感，可以使城东和城西的人心为之软，情为之动，逐渐愿意握手。这个人物，就是李小龙。原来，在一两代波斯尼亚人的成长过程里，不管是天主教还是伊斯兰教徒，李小龙都是童年记忆所系，在波斯尼亚人的心目中代表了“忠诚、友爱、正义”等等美好的价值。艺术家们在揭幕时说，他们盼望波斯尼亚人会因为对李小龙的共同的热爱而言和，也希望此后别人一提到莫斯塔这个城市的名字，不会马上联想到可怕的屠杀和万人冢，而会想到：他们的广场上站着世界上第一个李小龙的塑像。这是一个公共艺术了，一个镀了金色的李小龙雕像，在城市的核心。安德烈，你曾经质疑过，墙上挂着木雕天使是艺术还是Kitsch(一般译为“劣质品”)？那么我问你，这个莫斯塔的雕像，是艺术还是Kitsch？仙乐飘飘处处闻然后我想到另一个跟艺术碰撞的经验。你记得去年我们一起去看S　Music音乐剧？它在香港被翻译做“仙乐飘飘处处闻”，在台湾是“真善美”，风靡了全世界之后又迷住了整个亚洲。“Do－Re－Mi”的曲子人人上口，“小白花”(Edelweiss)的歌人人能哼。在英国，它流行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据说在冷战期间，英国政府的紧急战时措施手册里甚至说，如果发生核战，BBC就广播Sound of Music的音乐来“安定人心”。我一直以为它风靡了“全世界”，到了欧洲以后才发现，这个以奥地利为场景，以德国历史为背景的音乐剧或电影，德语世界的人们根本不太知道，大部分的人们，没听说过；大家以为是正典奥地利“民歌”的“小白花”，奥地利人没听过，它纯粹是为剧本而写的百老汇创作歌。哈，我所以为的“全世界”，只是“英语世界”罢了。30年前看过电影版，现在舞台版来到了香港，是的，我很想看，想看看我30年后的眼光是否仍旧会喜欢它，而且，我更好奇：你和菲利普这两个德国少年，加上正在我们家中做客的奥地利大学生约翰——你们对这个百老汇剧会怎么反应？演艺中心挤满了人。你一定不会注意到我所注意到的：很多人和我一样——中年的父母们带着他们的少年儿女来看这个剧。我猜想，其中一定有一个藏在心里不说出口的企盼；中年的父母企盼他们的儿女，能了解自己，哪怕是一点点。当少年儿女知道父母被什么样的电影感动、为什么样的老歌着迷时，两代之间可能又多了一点点体贴和容忍。还没进场，中年的父母已经情不自禁哼起那熟悉的曲子，幕起的那一刻，他们又异样地安静，少年们古怪地回头，好像第一次发现：原来父母也曾经少年过。不论是Bee　Gees和Brothers　Four的演唱会，或者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舞台剧，我都看见这代与代之间的情感密码，暗暗浮动，像巷弄里看不见的花香。我坐在你们三人后面，透过你们三个人头看向舞台。幕起时，掌声雷动，你们不动，像三坨面粉袋。歌声绕梁，人们兴奋地跟着唱“Yxteen，venteen”，面粉袋往下垮了点。7个高矮不一有如音符高低的可爱孩子在舞台上出现时，香港观众报以疯狂掌声，你们把头支在手掌上，全身歪倒。七个孩子开始依口令踏正步时，你们好像“头痛”到完全支持不住了。当百老汇式的奥地利“山歌”开唱时，我彷佛听见你们发出呻吟，不知是菲利普还是约翰，说，“Oh，My　God！”中场休息时，大家鱼贯出场。我还没开口问你们是怎么回事，你已经带头说，“我们不要看下半场！”我也没放过你们，问，“为什么？是不是剧本以纳粹为背景，你们觉得不舒服？”“才不是，”你们异口同声，然后你说，“妈，难道你不觉得吗？是品味的问题啊，整个剧甜到难以下咽，受不了的Kitsch，你能忍受这样的艺术啊？”奥地利的约翰在一旁直点头。菲利普说，“走吧走吧！”于是我们离开了表演厅。哎，好贵的票啊，我想。两颗眼泪快速出场所以我想问你的是这个，安德烈：在你心目中，什么叫Kitsch？你父亲那一代德国人挂在墙上的木雕玛丽亚和天使是艺术还是Kitsch？你的艺术家朋友拍摄电线杆和下水道加以技术处理，是艺术还是Kitsch？李小龙的雕像，如果放在香港观光商店的摊子上，和画着一条龙的T－shirt堆在一起，可能被看做典型Kitsch，但是当他的镀金雕像站在战后波斯尼亚的一个广场上，被赋予当地的历史意义和民族伤痕记忆的时候，同样的雕像是否仍是Kitsch？或者，因为意义的嵌入，使得Kitsch得到全新的内在，因而有了艺术的力度？　　你们三个小家伙对Sound of Music的反应，让我吃惊，也使我明白了为什么美国音乐剧这个表演形式在欧陆一直流行不起来，用你的话来说，它放了太多的“糖”，太“甜”。但是我在想，可能太“甜”只是原因之一，更里一层是不是还有文化“简化”的反作用？譬如，身为东方人，我从来就不能真正喜欢普契尼的图兰朵公主或蝴蝶夫人。并非“过甜”的问题，而是，它无可避免地把东方文化彻底“简化”了，对生活在东方文化内的人来说，这种“简化”令人难受。哈伯玛斯的学生，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曾经说，Kitsch就是紧紧抓住一个假的感觉，把真的感觉稀释掉。昆德拉的说法更绝：Kitsch让两颗眼泪快速出场。第一颗眼泪说：孩子在草地上跑，太感动了！第二颗眼泪说，孩子在草地上跑，被感动的感觉实在太棒了，跟全人类一起被感动，尤其棒！使Kitsch成为Kitsch的，是那第二颗眼泪。(“不可承受之轻”)我喜欢看孩子在草地上奔跑，散起的发丝在阳光里一亮一亮。你和菲利普幼小时，我常常从写字桌抬头往窗外看，看你们俩在花园草地上种黄瓜，抓蟋蟀，听你们稚嫩的声音，无端的眼泪就会涌上来。我简直就是Kitsch的化身了，还好昆德拉说，那第一颗眼泪不是，第二颗才是Kitsch.MM三十一、两只老虎跑得慢、跑得慢你真的“平庸”吗？其实要看你让自己站在哪一条跑道上。如果你决定作那清晨散步的人，怎么会有“平庸”的问题呢？会不会你的气定神闲，你的温和内敛，你的沉静谦逊，反而就是你最“杰出”的人格特质呢？“失败课”必修亲爱的安德烈：从电邮里得知你争取交换留学“落榜”了。我楞了一下。嗄？你“失败”了？第一个念头：你失去了一个交换学习的好机会，太遗憾了。第二个念头：二十一岁的你是否明白，你已经进入了人生竞争的跑道，跑得不够快就会被淘汰？第三个念头：嗯……你不说，但是一定很伤心。“在人生竞争的跑道上，跑得不够快就会被淘汰。”我细细咀嚼著这句突然冒出来的念头，好像考卷打开猛然看见一个从没见过的全新考题，一时不知要从哪里说起。想起一件往事。你十岁那年进入初中时，我收到一纸学校的来信，让家长带新生去做音乐测验。匆匆读一下来信，我就带你去了。音乐教室里头传来钢琴咚咚的声音。我们坐在门外等候，你害羞地依着我。门打开，一个一脸雀斑的小男生跟着他的母亲走了出来，手里还抓着琴谱。轮到我们走进去。一个高高瘦瘦的音乐老师坐在钢琴旁。他问你是否要弹钢琴。你低着头看地板，摇头。你有学钢琴，但是你知道自己有多差。他问你是否要拉小提琴。你低着头看地板，摇头。老师说，“那……会唱歌吗？”你又摇头。老师耐着性子说，“那……就唱《两只老虎》吧。”他转向钢琴。你小小的脸涨得紫红，转过来看我，眼睛带著求饶的哀苦。伴奏的琴声响起，你不得不张开嘴，开始喃喃唱，两只老虎……那是一个十岁的孩子，因为太紧张，因为太没有信心，唱出的声音就像用指甲逆向去刮刺黑板一样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你的声音忽高忽低，一下子又突然断掉，甚至连《两只老虎》的词，都忘了一大半。那真是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老师终于把钢琴盖关上，缓缓转过来，看著我们，带著一种奇怪的表情。你站在那里，小小的瘦弱的身躯，低著头，在那巨大而空荡的教室里。回家后，我再把学校的信拿出来细读，才发现，那信是说，如果你认为你的孩子有“特别杰出的音乐天分”，请来试音，可以参加合唱团或管弦乐团。天哪，我做了什么？安德烈，你是否要告诉我，因为MM的过失，你从十岁起，就已经知道，什么叫做“失败”，知道“Loser”的味道不好受？你又是否学习到，如何做一个有智能的失败者，如何从四脚朝天、一败涂地的地方，从容地爬起来，尊严地走下去？哪个学校来的笨蛋我的“失败启蒙”是何时开始的？MM在台湾乡下长大，第一次进入一个大城市的所谓“好”学校，是十四岁那一年，从苗栗县转学到台南市。苗栗县苑里镇是个中型的农村；它的初中，校园四周全是水汪汪、绿油油的稻田和竹林密布的清溪水塘。我们习惯赤脚在田埂间奔跑，撩起裤管在湍流里抓鱼。体育课，不外乎跑几圈操场、打篮球、玩躲避球——就是一个人站在中间让人家用球丢你，丢中了你就出局。在操场上奔跑时，你的眼角余光看得见远方水光的流转，雪白的鹭鸶鸟像长腿的芭蕾舞女一样在水田上悠悠地飞起。天空那么大，山显得那么小。青草酸酸多汁的气息、斑鸠咕咕温柔的叫声，总是和体育课混在一起的背景。然后转学到了听说是台南市最好的初中——台南市中。校园很小，树木很少，操场被建筑物紧紧包围。第一天上体育课，我看见各种奇奇怪怪的“器材”，很长很长的竹竿、很重很重的金属球、酷似海里插鱼的枪等等。我不认识任何一个人，也没一个人认识我。突然被叫到名字，我呆呆站出去，茫茫然，不知要干什么。体育老师指著地上画好的一个白圈，要我站进去——就是画地为牢的意思。他要我拾起地上一个金属球，要我拿起来，然后丢出去。我弯腰，拿球——发现那球重得可以。然后用力把球甩出去。一甩出去，旁观的同学一阵轰笑。老师说，“不对啦，再来一次。”我不知道什么地方不对——不是叫我丢球吗？于是回到圆圈内，弯腰，拿球，丢球。又是一阵轰然大笑。老师大声喊，“不对啦，再来一次。”我不记得自己的眼泪有没有憋住，只记得一旁的孩子们兴奋莫名，没想到今天的体育课那么有娱乐性。回到圆圈，拿球，更用力地丢球。老师暴喝，“不对啦，哪个学校来的笨蛋，连丢铅球都不会！”老师跨进圆圈，抓住我的肩膀，说，“笨蛋，球丢出以后身体不可以超过圆圈，你懂不懂？”城市的孩子们笑成一团；他们没见过不会丢铅球的人。十四岁的MM，不见得知道所谓“在人生竞争的跑道上，跑得不够快就会被淘汰”，但是城乡差距、贫富不均是什么意思，永远不会忘记。有意思的是，这次的“失败启蒙”教给我的，不是“你以后一定要做那城市里的人”，而是，“你以后一定不能忍受城乡差距、贫富不均所带来的不公平”。也就是说，“失败启蒙”给我的教训，不是打入“成功者”的行列，而是，你要去挑战、去质疑“成功者”的定义。在哪一条跑道上我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有些，我还能简单地回覆一两句自己认为可能不是完全没意义的话，更多的，除了谢谢之外，只能谦卑、沉默。生命的重，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说什么都可能是虚矫的、致命的。下面是几封信，与安德烈分享。MM稍微敢回覆的：龙教授，读了你的《现实的一代》，很激动。我试著回答你问安德烈的问题：你将来要做什么？我会说：不知道啊。而我有台湾大学硕士学位，也到美国留过学，而且，现在有工作。但我深深感觉自己的“平庸”。我的同学或同事们，几乎都比我年轻，比我优秀，比我积极地追求“卓越”。在我工作的公司里，我像一个隐形人——我个子矮矮的，在一群人里，人家绝对看不见我。我的长相平常，任何人看过我就不会记得。在工作表现上，永远是最看不出成绩的一个，没有长官会嘉奖我，没有同仁会羡慕我。别人看我一眼就得到一个印象：这人没个性。同事们说我是个温和的好人什么的，可是没人会对我有任何印象，也不会有兴趣对我多知道一点，而我也不觉得我有什么值得人家有兴趣的地方。对，我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任何特色的人。你问我有没有压力？有啊，我感觉到别人都在尽力表现，拼命向前。人生显然就是适者生存的竞争跑道，我觉得很害怕。我还很年轻，前面的路看起来很长，所有的人都在快跑，你一个人慢慢走，感觉很寂寞，心也很慌，好像随时会被淘汰、丢弃。我也想变成众人的一分子，跟著大家的速度跑步，可是……我很平庸，没有自信……写这封信，都让我颤抖。PMPM，设想一个跑道上，有人正在跑五千米，有人在拼百米冲刺，也有人在做清晨的散步。那跑五千米的人，看见那跑百米的人全身紧张、满面通红，心里会“颤抖”吗？不会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跑五千米的。那清晨散步遛狗的人，看见那跑五千米的人气呼呼地追过来了，他会因而恐惧，觉得自己要被“淘汰”了吗？不会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来散步的。你真的“平庸”吗？其实要看你让自己站在哪一条跑道上。如果你决定作那清晨散步的人，怎么会有“平庸”的问题呢？会不会你的气定神闲，你的温和内敛，你的沉静谦逊，反而就是你最“杰出”的人格特质呢？MMMM其实不敢回覆的：龙博士，我是香港人，今年二十五岁。最近读到你给安德烈的信，《给河马刷牙》，带给了我难以抚平的思想震撼。你说给安德烈的说话，就像对着我说的一样，我就像被当头棒打，从混乱中突然清醒下来，回头一看自身，顿时颓然……就像自己以往一直向着错的方向走，虽然没有因挫折而放弃自己的人生，却是越走越错。“我也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这句话刺伤了我那潜藏的伤口，我正是每天在“被迫谋生”的痛苦中挣扎的人。还不到十八岁的我，因为家庭环境不好，就辍学到一间小公司工作。数年之后，就是我妈妈过身的那年，我半工半读考上了一所学院，可惜最终因为实在太累而放弃了。二十三岁的时候，我结婚了，我是为爱而结婚的，渴望拥有自己的家庭，而且以为，只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扛起一个家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现实生活的沉重，压得我透不过气，抬不起头，简直无法呼吸。为了生活，所有的理想都不得不放弃，想再读书，也只是一场虚妄的梦。我认识到自己的卑微、失败，而且似乎将是永远的失败。到今天才发现自己的将来没什甚么希望！叫我要怎么面对自己，我还有希望吗？希望在哪里呢？SSSS，大树，有大树的长法；小草，有小草的长法。这世上大部分的人，都是小草。你不是孤独的。MMMM，我读了《给河马刷牙》边读边哭，足足哭了三分钟。我不可克制地在检查自己的灵魂：我每天在想什么，在做什么，说什么，梦什么，我所有的愤怒、挫折，我的伤心和失望……好些年了，我觉得我一直没法找到一种语言去表达或者释放积压在我心里的感受，我觉得我一直在绝对的孤独里跟自己挣扎——一直到我读了你的《给河马刷牙》。你对“平庸”的说法，使我心中涌上一股痛苦的感激。我是一个结了婚的三十岁的女人。婚姻生活并没有让我觉得幸福，反而使我紧张、暴躁、不安。家务事琐碎复杂，想到要生孩子更让我充满恐惧。丈夫回家往往累得倒头就睡，我一个人要面对生活中所有的问题。我常觉得，我不是他的妻，我是要承担一切重担的妈。我发现自己每天都在一种紧张、混乱、无助、激动的情绪里。对丈夫我不是在吼叫就是在哭。最好笑的是，我自己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专门协助情绪不稳定的儿童，辅导他们理解自己的情绪，调节自己的情感表达，可是我对自己的挫折，那么无助。我很想、很想知道，比我年长的女性如你，是不是也经过这个阶段？二十一世纪的新女性，在她三十岁的时候，要怎么做人生的种种决定？婷婷婷婷，如果我说，是的，MM也经过这样的痛苦和迷茫，你是否会觉得多一点力量呢？是的，我经过过。而且，很多我的女性朋友们，不论她们现在如何“成功”，也都走过这样的黑暗。三十三、人生诘问亲爱的安德烈：我今天去买了一个新手机。在柜台边，售货员小伙子问我“您在找什么样的手机”，你知道我的答复吗？我说，“什么复杂功能都不要，只要字大的。”他想都不想，熟练地拿出一个三星牌的往台上一搁，说，“这个字最大！”很显然，提出“字大”要求的人，不少。你的一组反问，真把我吓到了。这些问题，都是一般人不会问的问题，怕冒犯了对方。我放了很久，不敢作答，但是要结集了，我不得不答。反问一：你怎么面对自己的“老”？我是说，作为一个有名的作家，渐渐接近六十岁──你不可能不想：人生的前面还有什么？我每两三个礼拜就去看你的外婆，我的母亲。八十四岁的她，一见到我就满脸惊奇：“啊，你来了？你怎么来了？”她很高兴。我照例报告：“我是你的女儿，你是我的妈，我叫龙应台。”她更高兴了，“真的？你是我的女儿，那太好了。”陪她散步，带她吃馆子，给她买新衣新鞋，过街紧紧牵着她的手。可是，我去对面小店买份报纸再回到她身边，她看见我时满脸惊奇，“啊，你来了？你怎么来了？”我照例报告，“我是你的女儿，你是我的妈，我叫龙应台。”她开心地笑。她简直就是我的“老人学”的power point示范演出，我对“老”这课题，因此有了启蒙，观察敏锐了。我无处不看见老人。老作家，在餐桌上，把长长药盒子打开，一列颜色缤纷的药片。白的，让他不晕眩跌倒。黄的，让他不便秘。蓝的，让他关节不痛。红的，保证他心情愉快不去想自杀。粉红的，让他睡觉。老英雄，九十岁了，在纪念会上演讲，人们要知道他当年在丛林里作战的勇敢事迹。他颤颤危危地站起来，拿着麦克风的手有点抖，他说，“老，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健忘，第二个跟第三个──我忘了。”他的幽默赢来哄堂大笑。然后他开始讲一九四零年的事迹，讲着讲者，十五分钟的致词变成二十五分钟，后排的人开始溜走，三十五分钟时，中排的人开始把椅子转来转去，坐立不安。老英雄的脸上布满褐班，身上有多种装备，不是年轻时的手枪、刺刀、窃听器，而是假牙、老花眼镜、助听器，外加一个替换骨盆和拐杖。老人，上楼上到一半，忘了自己是要上还是要下。老人，不说话时，嘴里也可能发出像咖啡机煮滚喷气的声音。老人，不吃东西时，嘴巴也不由自主地蠕动，做吸食状。老人，不伤心时也流眼泪，可能眼屎多于眼泪。老人，永远饿了吃不下，累了睡不着，坐下去站不起来，站起来忘了去哪，不记得的都已不存在，存在的都已不记得。老人，全身都疼痛。还好“皱纹”是不痛的，否则……我怎么面对自己之将老，安德烈？我已经开始了，亲爱的。我坐在计算机前写字，突然想给自己泡杯茶，走到一半，看见昨天的报纸摊开在地板上，弯身捡报纸，拿到垃圾箱丢掉，回到计算机边，继续写作，隐隐觉得，好像刚刚有件事……可是总想不起来。于是你想用“智慧”来处理“老”。“老”，其实就是一个败坏的过程，你如何用智慧去处理败坏？安德烈，你问我的问题，是所有宗教家生死以赴的大问啊，我对这终极的问题不敢有任何答案。只是开始去思索个人的败坏处理技术问题，譬如昏迷时要不要急救，要不要气切插管，譬如自身遗体的处置方式。这些处理，你大概都会在现场吧──要麻烦你了，亲爱的安德烈。反问二：你是个经常在镁光灯下的人。死了以后，你会希望人们怎么记得你呢？尤其是被下列人怎么记得：1）你的读者；2）你的国人；3）我。怎么被读者记得？不在乎。怎么被国人记得？不在乎。怎么被你，和菲利普，记得？安德烈，想象一场冰雪中的登高跋涉，你和菲利普到了一个小木屋里，屋里突然升起熊熊柴火，照亮了整个室内，温暖了你们的胸膛。第二天，你们天亮时继续上路，充满了勇气和力量。柴火其实已经灭了，你们带着走、永不磨灭的，是心中的热度和光，去面对前头的冰霜路。谁需要记得柴火呢？柴火本身，又何尝在乎你们怎么记得它呢？可是我知道你们会记得，就如同我记得我逝去的父亲。有一天，你也许走在伦敦或香港的大街上，人群熙来攘往的流动，也许是一阵孩子的笑声飘来，也许是一株紫荆开满了粉色的花朵在风里摇曳，你突然想起我来，脚步慢下来，又然后匆匆赶往你的会议。那时，我化入虚空已久。遗憾的是，不能像童话一样，真的变成天上的星星，继续俯瞰你们的后来。可是，果真所有有爱的人都变成了天上的星星继续俯瞰──哇，恐怖啊。不是正因为有最终的灭绝，生命和爱，才如此珍贵，你说呢？再这样写下去，就要被你列入“Kitsch十大”排行榜了。反问三：人生里最让你懊恼、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哪一件事，或者决定，你但愿能重头来起？安德烈，你我常玩象棋。你知道吗，象棋里头我觉得最“奥秘”的游戏规则，就是“卒”。卒子一过河，就没有回头的路。人生中一个决定牵动另一个决定，一个偶然注定另一个偶然，因此偶然从来不是偶然，一条路势必走向下一条路，回不了头。我发现，人生中所有的决定，其实都是过了河的“卒”。反问四：最近一次，你恨不得可以狠狠揍我一顿的，是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对不起，你每一次抽烟，我都这么想。反问五：你怎么应付人们对你的期许？人们总是期待你说出来的话，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独特见解。可是，也许你心里觉得“老天爷我傻啊──我也不知道啊”或者你其实很想淘气胡闹一通。基本上，我想知道：你怎么面对人家总是期待你有思想、有智慧这个现实？安德烈，一半的人在赞美我的同时，总有另外一半的人在批判我。我有充分机会学习如何“宠辱不惊”。至于人们的“期待”，那是一种你自己必须学会去“抵御”的东西，因为那个东西是最容易把你绑死的圈套。不知道就不要说话，傻就不假装聪明。你现在明白为何我推掉几乎所有的演讲、座谈、上电视的邀请吧？我本来就没那么多知识和智能可以天天去讲。反问六：这世界你最尊敬谁？给一个没名的，一个有名的。没名的，我尊敬那些扶贫济弱的人，我尊敬那些在实验室里默默工作的科学家，我尊敬那些抵抗强权坚持记载历史的人，我尊敬那些贫病交迫仍坚定把孩子养成的人，我尊敬那些在群众鼓噪中仍旧维持独立思考的人，我尊敬那些愿意跟别人分享最后一根蜡烛的人，我尊敬那些在鼓励谎言的时代里仍然选择诚实过日子的人，我尊敬那些有了权力却仍旧能跪下来亲吻贫民的脚趾头的人……有名的？无法作答。从司马迁到司宾诺沙，从苏格拉底到甘地，从华盛顿到福泽谕吉，值得尊敬的人太多了。如果说还活着的，你知道我还是梁朝伟的粉丝呢。反问七：如果你能搭“时间穿梭器”到另一个时间里去，你想去哪里？未来，还是过去？为什么？好，我想去“过去”，去看孔子时期的中国，而那也正是苏格拉底时期的欧洲。我想要知道，人在纯粹的星空下是如何做出伟大的思想的？我想走遍孔子所走过的国家，去穿每一条巷子，听每一户人家从厨房传出来的语音，看每一场国君和谋士的会谈；我想在苏格拉底监狱的现场，听他和学生及友人的对话，观察广场上参政者和公民的辩论，出席每一场露天剧场的演出，看每一次犯人的行刑。我想知道，在没有科技没有灯光的土地上，在素朴原型的天和地之间，人，怎么做爱、怎么生产、怎么辩论、怎么思索、怎么超越自我、怎么创造文明？但是，我也想到未来，到二零三零年，那时你四十五岁，地第四十一岁。我想偷看一下，看你们是否幸福。但是，还是不要比较好。我将──不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