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垂饰真丑”的话耿耿于怀，使他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克劳迪。她的侵犯——无懈可击，喳喳呼呼，劲头十足——把二十三年婚姻生活中他耐心承受的美德重负给卸了下来。他回想起阿姆斯特丹古老教堂那巨大的内部空间，感到那空白唤起了他奇特的、不可理喻的狂害。他捡拾自己的陋袋。克劳迪进来了，谈论着晚会上的客人，精力充沛地对某些观点大表赞同，对另一些观点则撇嘴一笑。弗兰茨看了她很久，说：“罗马没有什么会议。”她还没有看出问题：“那你干嘛要去？”“我有一个情人，已经九个月了，”他说，“我不想在日内瓦同她聚会，所以有这么多旅行。我想，现在是你该知道的时候了。”他一开口便不觉得紧张了，转过身去以免看见克劳迪脸上的绝望。他估计自己的话会使她绝望的。停了一会儿，他听见她说：“是嘛，我想我是该知道啦。”她的语气如此坚定，佼弗兰茨掉转头来。她看起来一点也不震惊，事实上倒很象一天前沙哑着嗓音的那同一位妇人：“那垂饰真丑！”她继续说：“你既然有胆告诉我，你骗我九个月了，你认为能告诉我她是谁吗？”他过去总告诫自己，没有权利伤害克劳迪，应该尊敬她身内的女人。可那女人到哪里去了呢？换一句话来说，他脑子里妻子与母亲形象的联系现在怎么啦？他的母亲，悲怆而受伤的母亲，他的母亲，穿着不相称的鞍，已经离克劳迪而去——她也许没有，也许从来就不曾隐含在克劳迪的身体之内。这一切化作一腔愤怒向他袭来。“我没有理由瞒你。”他说。如果说他的不忠尚不足以伤害她的话，他断定挑明她的对手会使她不舒服的。他直视着她，告诉她是萨宾娜。一会儿后，他与萨宾娜在机场见面。随着飞机向高空升去，他感到自己越来越轻。他终于对自己说，九个月之后他生活在真实之中了。萨宾娜似乎感到弗兰茨撬开了他们隐私的大门，似乎瞥见了在日内瓦认识的一颖颖脑袋：克劳迪，安娜，画家阿伦，握着手指头的雕刻家。现在，不管她愿意与否，她成了她毫无兴趣的一位妇人的对头。弗兰茨会提出离婚，而她务必在他那张大大的结婚床上取代克劳迪的位置。人家在表演的时候还与观众保持着或长或短的距离，而她却要在这所有的人面前演戏，不是萨宾娜，是不得不演萨宾娜的角色，并决定怎样演这个角色更好。一旦她的爱被公开，爱便沉重起来，成为了一个包袱。萨宾娜一想到这点就畏缩不前。他们在罗马一家餐馆吃晚饭，她默默地喝着酒。“你没有生气吧？”弗兰茨问。她使对方确信她没有。她仍然处于混乱之中，不能确信什么才是幸福。她回想起他们在开往阿姆斯特丹的快车厢里相遇的情景，那时她真想跪在他面前，求他抓住她，紧紧拥抱她，永远不要松开。她期望结束那危险的背叛之途，期望终止这一切。她可以强化那种欲念，试图把它看作自己的救助，自己的依托，可这只能使乏味之感更趋强烈。他们在罗马街上走回旅馆。周围的意大利人又闹又叫又手舞足蹈，他们默默走着，却听不到自己的沉默。萨宾娜在浴室里洗了很长时间；弗兰茨盖着毯子在等她，象通常那样，亮着一盏小灯。她回来时，把灯关了。这是第一次她这么做。弗兰茨应该注意到这一点的，他没有。灯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如我们所知，他总是闭着眼睛做爱的。事实上，正是他那双闭着的眼睛使萨宾娜关掉了灯。她一刻也受不了那双低垂的眼瞳。常言说，眼睛是心灵之窗。因此弗兰茨闭着眼睛在她身上扭动着的身体，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而已。象一只刚刚出生的幼畜，闭着眼微喊地寻找奶头。强壮有力的弗兰茨在交合的时候，象一头巨大的幼狗在吮吸她的奶汁，他也真的含着她的奶头如同在吮吸！一想到他的下身是个成熟的男人而上身却是个吮奶的婴孩，她便觉得自已是在与一个婴孩交合，实在近乎厌恶。不！她不再愿意看见这个在她身上疯狂扭动的身躯，不再愿意把自己的乳头交给他。一条母狗和一只小狗，今天只是最后一次，不可更改的最后一次！她当然知道，她是极为不公平的。弗兰茨是她所见男人中最好的一个——聪明，能理解她的画，英武而且善良——但她越这么想，就越想强夺他的智慧，污损他的好心，摧毁他无能的体力。那天晚上，她同他做爱比以往都狂热得多，她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她干得恍恍惚惚神游万里。她再次听到背叛的金色号角在远远地召唤她，她知道自己无法坚持下去，她感触到前面那自由的太空，那使她激动的无拘无束无遮无拦。她给了弗兰茨从未有过的疯狂而放纵的爱。弗兰茨躺在她身上流下了热泪。他以为他是理解了：萨宾娜整个吃饭的时候都安静沉默，对他的决定没吭一声，现在才是她的回答。她已清楚表明将永远与他生活在一起的欢欣，还有她的激情，她的赞同，她的欲望。他感到自己犹如一位驰入辉煌太空的骑士，那里没有他的妻子、女儿、家事，那些已被海格立斯的扫帚扫得一于二净，那辉煌真空里将填入他的爱。他们各自都把对方视为坐骑，驰入他们期望的远方。他们都沉醉于将解脱他们的背叛之中。弗兰茨骑着萨宾娜背叛了他的妻子，而萨宾娜骑着弗兰茨背叛了弗兰茨本人。二十年了，他一直在妻子身上看见母亲——可怜，弱小，需要他的帮助。这种幻觉深深根植于他的心灵，使他两天来一直无法使自己摆脱这个念头。回家的路上，他的良心开始不安，担心他走后克劳迪会完全垮下来，说不定会闹出严重的心脏病。他偷偷打开门走进自己的房间，站在那儿听了一阵：是的，她在家。犹豫了一下，他走进她的屋子，打算象乎常那样打打招呼。“是吗？”她讥讽地眼皮向上一翻，惊叫道，“你？到这儿来啦？”他想说（他倒是真正惊住了），“我还能到哪里去呢”，但他没有说。“我们直说好了，怎么样？你立刻搬到她那里去，我毫不反对。”他去罗马那天承认自己与萨宾娜的事，当时尚无明确的行动计划。他指望回家后友好地跟克劳迪彻底谈一次，尽可能不伤害她。他不曾想到她会平静而冷冰冰地催他走。这样不费什么事，但他禁不住感到沮丧。他一辈子都怕伤害她，自觉遵守着一夫一妻制的无效纪律，而现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他突然得知这一切纯属多余。由于一种误解，他拒绝了多少女人！下午上完课，他直接由大学去萨宾娜那儿，决定问她可否去她那里过夜。一按门铃才知没人。他坐在街对面的酒吧里眼巴巴地张望了许久，又在她的住宅大门前尴尬徘徊。夜晚来临了，他不知道该去哪里。他这一辈子都是与克劳迪共用一张床。如果回克劳迪那里去，他该睡什么地方？当然，可以睡在隔壁房里的沙发上，但那不形如疯人怪汉吗？不显得有点神志错乱吗？他毕竟希望与她保持友谊啊！与她睡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他甚至能听到她嘲弄地问他干嘛不去找萨宾娜的床铺。他在一家旅馆租了一间房子。第二天，他早晨、中午、晚上都去按过萨宾娜家的门铃。又过了一天，他去问过萨宾娜的看门人，那人一无所知，提醒他去找房主。他给房主打了电话，得知萨宾娜两天前就告辞走了。以后的几天，他照常去那儿，希望能在那里找到她。这一天他发现门开了，三个穿工作服的人把家具与画装进一部停在外面的汽车里。他问他们打算把家具搬到哪里去。他们回答，他们曾受严格嘱托不得泄漏去向。他差不多要收买他们以求获得秘密地址，但突然感到无力这么做。悲伤使他完全崩溃。他不理解这是为什么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从碰到萨宾娜起他就一直等候着这一切的发生。必然如此的必然，他弗兰茨无力阻挡。他在老街上找了一套小房子，乘妻子和女儿不在时回家去取了衣物和大多数必备的书籍，他小心翼翼不去碰克劳迪喜欢的东西。一天，他从酒吧的窗子里看到了她。妻子和两个女人坐在一起，脸上眉飞色舞，擅长做鬼脸的天赋使她脸上留下许多长长的皱折。那些女人仔细听着，连声哈哈大笑。弗兰茨老觉得她是在谈论他；她肯定知道了，弗兰茨决定与萨宾娜一道生活的时候，萨宾娜却在日内瓦消失。这该是个多么滑稽的故事啊1他毫不奇怪他正在成为妻子朋友们的笑柄。他回到自己新的公寓，这儿每个钟头都能断到圣皮尔的钟声。他发现百货公司已把他买的新书桌送来了，立刻忘记了克劳迪及其朋友们，甚至一时忘了萨宾娜。他在书桌前坐下来，很高兴这张桌子是自己亲自挑的。二十年来他身旁的家具都不是他挑选的，一切都被克劳迪管着。终于，他不是一个小孩子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自立了。第二天他又请来一个木匠做书柜，花了几天时间设计式样，选定摆书超的地方。就某一点来说，他惊讶地意识到自己并不特别难过，萨宾娜的物化存在并没有他猜想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她在他一生中留下了灿烂的足迹，神奇的足迹，任何人也无法抹去。她从他的视界里消失之前，塞给了他那把海格立斯的扫帚。他用它把自己藐视的一切都从生活中扫去了。一种突然的庆幸，一阵狂乱的欣喜，还有自由和新生带来的欢乐，都是她留下的馈赠。事实上，他总是喜欢非现实胜于现实，如同他感到去参加游行示威比给满堂学生上课更好（我已经指出，前者不过是表演与梦想）。看不见的女神萨宾娜，比陪他周游世界和他总怕失去的萨宾娜更能使他幸福。她给了他万万想不到的男子汉自立的自由，这种自由成为了他诱人的光环。他在女人心目中变锯更有腿力，甚至他的一个学生也爱上了他。于是，在一段短得惊人的时间内，他的生活背景完全给变更了。不久前他还与佣人、女儿、妻子住在宽敞的中上阶层富宅里，现在却住在老区的一所小房子里。几乎每个晚上，那位年轻的学生兼情人都来陪他。他用不着殷勤侍候她游历世界，从一个旅馆到一个旅馆，他能在自己的住宅、自己的床上与她做爱！旁边桌上放着他自己的书和自己的烟灰缸！她是个朴素的孩子，并不特别漂亮。但她用弗兰茨近来崇拜萨宾娜的方式来崇拜弗兰茨。他不觉得有什么不快。他也许感到用萨宾娜换取了一个戴眼镜的学生有什么划不来，他天生的美德也务必使他去爱护她，把自己不曾真正倾泻过的父爱加倍地赐给她——与其说他有一个女儿安娜，倒不如说安娜更象克劳迪的复制品。一天，他去见妻子，告诉对方他想再结婚了。克劳迪摇了摇头。“离婚对你来说根本无所谓！你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财产我都给你！”“我不在乎财产。”她说。“你在乎什么？”“爱情。”她笑了。“爱情？”弗兰茨惊讶地问。“爱情是一场战斗，”克劳迪仍然笑着，“我打算继续打下去，直到胜利。”“爱情是战斗？好吧，我一点儿也不想打。”他说完就走了。结束了日内瓦的四年，萨宾娜定居巴黎，但未能逃脱忧郁。如果有谁问她感受了一些什么，她总是很难找到语言来回答。我们想表达我们生命中某种戏剧性情境时，曾借助于有关重的比喻。我们说，有些事成为了我们巨大的包袱。我们或是承受这个负担，或是被它压倒。我们的奋斗可能胜利也可能失败。那么萨宾娜呢？——她感受了一些什么？什么也没有。她离开了一个男人只是因为想要离开他。他迫害她啦？试图报复她吗？没有。她的人生一剧不是沉重的，而是轻盈的。大量降临于她的并非重负，而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在此之前，她的背叛还充满着激情与欢乐，向她展开一条新的道路，通向种种背叛的风险。可倘若这条路定到了尽头又怎么样呢？一个人可以背叛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但如果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都失去了——还有什么可以背叛呢？ｕu書盟 uｕｔXT。ｃOM 全汶吇坂阅牍正文 第三章（5） 字数:22128萨宾娜感到四周空空如也，这种虚空就是她一切背叛的目标吗？她自己以前当然意识不到这一点。她怎么可能呢？我们追寻的目标总是不为我们所知。一个姑娘渴望结婚渴望别的什么但对这一切毫无所知，一个小伙子追求名誉却不懂得名誉为何物。推动我们一切行动的东西却总是根本不让我们明了其意义何在。萨宾娜对于隐藏在自己背叛欲念后的目的无所察觉，这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轻——不就是目的所在吗？她离开日内瓦，使她相当可观地接近了这个目的。到巴黎三年后，她收到了一封布拉格的来信，是托马斯的儿子写的。他居然能打听到她，找到了她的地址，而且现在给他父亲“最亲密的朋友”写信。他告知了托马斯与特丽莎死的消息。前几年，他们一直住在一个村子里，托马斯当了集体农庄的司机。他们不时开车到邻镇去，在一家廉价小旅店过夜。那条路曲曲折折经过几座山，有一次他们在突然加速时撞坏了车，翻到陡峭的山坡下，身体摔成了肉酱。后来据警察说，汽车的刹车糟糕透顶。她不能忘掉这消息，与她过去的最后一丝联系中断了。按照她的老习惯，她决定去墓地走走，使自己平静下来。蒙特帕里斯墓地是最近的，那里的坟墓上都是些小房子、小教堂。萨宾娜不明白，为什么死人想在头顶建起这些伪造的宫殿？墓地是正在化为石头的虚无。墓地的城民未能增强对死亡的够感，比他们活着的时候更糊涂。他们的墓碑展示着身价，那里没有父亲、兄弟、儿子、祖母，只有社会形象——一些头衔、职位以及荣誉的被授予者。甚至一位邮政职员也夸示他的职业选择，他的社会意义——他的高贵地位。沿着一排坟墓走去，她看到有些人正聚在一起下葬。丧事主持人把满抱鲜花逐一分发给送葬者，也给了萨宾娜一朵。她加入了那一伙，随他们绕过了许多墓碑，才来到墓穴，缓缓放下那沉沉的墓碑。她俯身看了看墓穴，深到了极点。一朵花抛下去，优雅飘摇地翻了几个筋斗才落到灵枢上。在波希米亚，墓穴没有这么深，巴黎的墓穴深些正如巴黎的房子也比彼希米亚的高。她的目光落在墓穴边的一块石头上，那块石头使她感到透骨的寒冷。她匆匆回家了。她整整一天都想那石头。为什么石头能把她吓成这个样？她回答自己：坟墓上盖着那些石头，死人便永远不得翻身了。死人无论如何是不能翻身走出的！那么往他们身上盖泥土或是石头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不同之处在于：如果攻上盖着石头，则意昧着我们不要死人回来了，沉重的石头告诉死者：“呆在你那儿吧！”这使萨宾娜想起了父亲的坟墓。那上面的泥土里长出了花朵，一棵枫树深深地扎了根。这树根和花朵给他打开了一条走出坟墓的道路。如果她父亲是用石头盖着，她就再也无法与死去的他交谈，无法从簌簌树叶中听出父亲原谅她的声音。埋葬托马斯和特丽莎的墓地又怎么样呢？她开始一次次想起他们。他们好几次开车去邻镇，在一家廉价的旅店里过夜。信中的这一段吸引了她的视线。这说明他们是快乐的。她又一次把托马斯当作自己的一幅画来构想：画的前景是唐璜，一位幼稚画家所作的浮华外景，穿过外景的裂缝看去，却是特里斯丹。他象特里斯丹一样死去，不象唐璜。萨宾娜的父亲与母亲是死于同一个星期，托马斯与特丽莎是死于同一秒。萨宾娜突然想念起弗兰茨来。她那时跟他说起墓地里的散步，他厌恶地颤抖着，把墓地说成一堆尸骨和石头。他们之间的误解鸿沟便随即展开。直到她到蒙特帕里斯墓地，她才明白了他的意思。她为自己待他那样不耐心而遗憾。如果他们能在一起呆得更久一些的话，他们是能够开始理解对方用语的。他们的词汇会象害羞的情人，慢慢地、怯生生地走到一起去。那么，一支旋律就会渐渐融人另一支旋律。但是，现在太晚了。是的，太晚了。何况萨宾娜知道她应该离开巴黎，搬走，再搬走，如果她死在这里，他们会用石头盖在她身上。对于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来说，总是想着一切旅程的某个终点是不可忍受的。弗兰茨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克劳迪，也知道那位戴大号眼镜的姑娘，但没有人知道萨宾娜。弗兰茨误以为妻子与她的朋友谈萨灾娜，其实，萨宾娜是个漂亮女人，克劳迪不希望人家把自己与美人脸蛋相比较。弗兰茨如此害怕私情败露，因此从未向萨宾娜要过一张她的油画、草图，甚至一张她的快照。结果，她没留下任何痕迹地从他生活里消失了，没有一点点确实的东西可以表明，他曾与她在一起度过了最最美好的时光。这只能更使他决心保留对她的忠诚。有时候，他与那姑娘一起呆在他的屋里，她会目光离开书本，疑惑地瞥他一眼：“你在想什么？”弗兰茨坐在椅子上盯着天花板，总是找一些似乎有理的话来回答她，事实上他在想念萨宾娜。不论他什么时候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姑娘都是第一个读它，与他作些讨论。而他心里想的却是萨宾娜会对他怎么说。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萨宾娜而做，是用萨宾娜愿意看到的方式去做。他绝不做任何事情来伤害那位戴眼镜的学生情妇，因此这种不忠的绝对纯真形式，对弗兰茨来说是特别合适。他培养着对萨宾娜的狂热崇拜，这种祟湃更象宗教信仰而不是爱情。的确，从神学的角度来说，是萨宾娜送给了他那位姑娘。在他的人之爱和神之爱两者中间，是绝对的和平。如果他的神之爱（基于神学理由）必定含有一剂不可解说、不可理喻的烈药（我们只须回忆一下那本误解词典和一系列误解词汇！），他的人之爱却建立在真实的理解上。学生情妇比萨宾娜年轻得多，生命的乐曲简直还只有个轮廓。她感谢弗兰茨给了她生活的主题。弗兰茨的伟大进军，现在也成了她的信念。音乐现在是使她沉醉的狂欢节。他们常常一起去跳舞。生活在真实之中，没有什么秘密。他们与朋友、同事、学生以及陌生人交往，高兴地与他们坐在一起，喝酒，职天。他们经常去阿尔卑斯山作短途旅行。弗兰茨会弯下腰来，让姑娘跳到他背上。他走过草地时又会让她跳下来。他会用最高的音量，给她读一首小时候从母亲那儿学来的德国长待。姑娘欢乐地哈哈大笑，崇拜他的腿、肩膀，死死勾着他脖子时，还崇拜他的肺。她唯一揣摩不透的，是他对俄国人所占领国家的奇怪同情。一个纪念入侵的日子里，他出席了一个由日内瓦的捷克人组织的纪念性集会。房子几乎是空的，那位发言人装模作样地晃动着灰头发，长长的发言稿使得几个尽管热心的听众也觉乏味，他的法语语法正确却带有很重的外国腔。他为了强调某一点，不时举起食指，象是在威胁听众。眼镜姑娘没法抑制住自己的哈欠，而弗兰茨却在她身旁灿然微笑。他越是看着那可爱的灰头发和那令人倾慕的食指，他就越把那人看成一个秘密信使，一个尽职于他与女神之间的上天使臣。他合上眼，浮想联翩。就象当年在十五个欧洲旅馆和一个美国旅馆里他在萨宾娜身上闭上眼睛一样，他现在也闭上了眼睛。ｕ悠書萌 ｕUｔｘＴ．ＣOm 铨蚊自扳月读正文 第四章（1） 字数:58265特丽莎回到家中差不多已是早晨一点半了。她走进浴室，穿上睡衣，在托马斯身边躺下来。他睡着了。她俯下身子去吻他，察觉他头发里有一股奇怪的气味；又吸了一口气，结果还是一样。她象一条狗上上下下嗅了个遍才确定异物是什么：一种女人下体的气味。六点钟，闹钟响了，带来了卡列宁最辉煌的时刻。他总是比他们起得早，但不敢搅扰他们，耐心地等待闹钟的铃声，等待铃声赐给他权利，好跳到床上去用脚踩他们以及用鼻子拱他们。偶尔，他们也企图限制他，推他下床，但他比他们任性得多，总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告结束。特丽莎后来也明白了，她的确也乐意由卡列宁把她带进新的一天。对他来说，醒来是绝对令人高兴的，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人世时，他总是显露出一种天真纯朴的惊异以及诚心诚意的欢喜。而在她那一方面，醒得极不情愿，醒来时总有一种闭合双限以阻挡白昼到来的愿望。现在，他立在门厅口凝视着衣帽架，那里接着他的皮带和项圈。她给他套上项圈系好皮带，带他一起去买东西。她要买点牛奶、黄油、面包，同往常一样，还有他早餐用的面包圈。他贴在她身边跑着，嘴里叼着面包，吸引旁人的注意之后洋洋自得为之四顾。一到家，他叼着面包围躺在卧房门口，等待托马斯对他的关注，向托马斯爬过去，冲他狺狺地叫，假定他要把那面包圈儿夺走。每天都如此一番。他们在屋子里至少要互相追逐五分钟之久，卡列宁才爬到桌子底下去狼吞虎咽消受他的面包圈。这一次，他白白地等候着这一套早晨的仪礼。托马斯面前的桌上有一台小小的晶体管收音机，他正在专心听着。这是一个有关捷克移民的节目，一段私人对话的录音剪辑，由一个打入移民团体后又荣归布拉格的特务最近窃听到的。都是些无意义的瞎扯，夹杂着一些攻击占领当局的粗话，不时还能听到某位移民骂另一位是低能儿或者骗子。这些正是广播的要害所在。它不仅证明移民在说苏联的坏话（这已经不会使任何捷克人惊讶不安），而且还表明他们在互相骂娘，随便使用脏字眼。人们乎常可以整日讲脏话，在打开收音机听到某位众所周知令人肃然的角色在每句话里也夹一个“他娘的”，他们毕竟会大为失望。“都是从普罗恰兹卡开的头。”托马斯说。普罗恰兹卡是位四十岁的捷克小说家，精神充沛，力大如牛，在1968年以前就大叫大嚷公开批评时政。后来，他成为“布拉格之春”中最受人喜爱的人物，把那场随着入侵而告结束的共产主义自由化搞得轰轰烈烈。入侵后不久，报界发起了一场攻击他的运动，但越玷污他，人们倒越喜欢他。后来（确切地说是1970年），电台播出了一系列他与某位教授朋友两年前的私人谈话（即1968年春）。他们俩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发现，教授的住宅已被窃听，他们每一行动都受到监视。普罗情兹卡喜欢用夸张、过激的话与朋友逗乐，而现在这些过激的话成了每周电台的连续节目。秘密警察制造并导演了这一节目，费尽心机向人们强调普罗恰兹卡取笑朋友们的插料打浑——比如说，对杜布切克。人们一有机会就要挖苦朋友的，但现在与其说他们被十分可恨的秘密警察吓住了，还不如说他们是被他们十分喜爱的普罗恰兹卡给惊呆了。托马斯关了收音机说：“每个国家都有秘密警察，在电台播放录音的秘密警察，只可能在布拉格有，绝对史无前例！”“我知道一个前例，”特丽莎说，“我十四岁的时候写了一本秘密日记。我怕有人看到它，把它藏在顶楼上。妈妈嗅出了它。有一天吃饭，我们都埋头喝着汤，她从口袋里拿出日记说：‘好了，诸位现在仔细听一听。’她读了几句，就哈哈大笑。他们都笑得无法吃饭。”他总是让她躺在床上，自己独自去吃早饭，可她不服从。托马斯工作从早上七点到下午四点，而她工作则从下午四点到半夜。如果她不与他一道吃早饭，两人能一块儿谈话的时间便只有星期天了。正因为如此，她早上总要跟着他起身宁可以后再去睡觉。这天早上，她恐怕不能再睡下了，十点钟她得去佐芬岛的蒸汽浴室。蒸汽浴室是众人向往之地，但只能容纳少许人，想进去的唯一办法是拉关系。谢天谢地，托马斯从前一个病人的朋友是一位1968年后从大学迁来的教授，他妻子便是浴室的出纳。于是，托马斯拜托那病人，病人拜托教授，教授又托付妻子，特丽莎每周便可轻易地得到一张票了。她走着去的。她恨车上总是挤满了人，挤得一个挨一个互相仇恨地拥抱，你踩了我的脚，我扯掉你的衣扣，哇哇地嚷着粗话。天下着毛毛细雨，人们撑开伞遮住脑袋匆匆走着。一下子，圆拱形的伞篷互相碰撞，街上拥挤起来。特丽莎前面的男人都高高把伞举起给她让路，女人们却不肯相让，人人都直视前方，让别的女人甘拜下风退缩一旁。这种雨伞的会集是一场力量的考验。特丽莎开始都让路，意识到自己的好心得不到好报时，也开始象其他的女人紧抓住伞柄，用力猛撞别人的伞篷。没有人说“对不起”，大多数时候人们都不说话，尽管有一两次她也听到有人骂“肥猪”，或“操你娘！”老少娘们儿都用伞武装起来了，年轻一些的更象铁甲武士。特丽莎回想起入侵的那些天，身穿超短裙手持长杆旗帜的姑娘们，对入侵者进行性报复：那些被迫禁欲多年的入侵士兵，想必以为自己登上了某个科幻小说家创造出来的星球，绝色女郎用美丽的长腿表示着蔑视，这在入侵者国家里是五六百年来不曾见过的。她给那些坦克背景前面的年轻姑娘拍过许多照片，她是多么钦佩她们！而现在这些同样的姑娘却在与她撞击，恶意昭昭，她们准备用抗击外国军队的顽强精神来反击一把不愿给她们让路的雨伞。她来到古城广场。这里有梯思教堂严峻的塔尖，哥特式建筑的不规则长方形，以及巴罗克式的建筑。古城的市政厅建于十四世纪，曾一度占据了整个广场的一侧，现在却一片废墟已有二十七年。华沙、德累斯顿、柏林、科隆以及布达佩斯，在第二次大战中都留下了可怕的伤痕。但这些地方的城民们都重建了家园，辛勤地恢复了古老历史的遗存。布拉格的人民对那些城市的人民怀着一种既尊敬又自卑的复杂心理。古城市政厅旧址只是战争毁灭的唯一标志了。他们决定保留这片废墟，是为了使波兰人或德国人无法指责他们比其它民族受的苦难少些。在这光荣的废墟前面，在战争留给今天和永恒的罪恶遗迹面前，立着一座钢筋水泥的检阅台，供某种示威集会用，或方便于共产党过去或将来召集布拉格的群众。看着古城市政厅的残迹，特丽莎突然想起了母亲，想起她那反常的需要：揭露人家的灾难和人家的丑陋，展示人家的悲惨，亮出别人断臂的残胶并强迫全世界都来围观。最近的一切都使她想起母亲。她逃离出来已逾七年的母亲世界似乎又卷士重来，前后左右把她团团围位。正因为如此，那天早上她对托马斯谈起，母亲如何在饭桌前边读她的秘密日记边发出狂笑。当一种茶余饭后的私下交谈都拿到电台广播时，这说明什么呢？不说明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集中营吗？几乎从孩提时代起，特丽莎就用这个词来表达她对家庭生活的感觉。集中营是一个人们常常日夜挤在一堆的世界。粗野与强暴倒只是第二特征（而且不是完全不可缺少的）。集中营是个人私生活的完全灭绝。普罗恰兹卡就住在集中营里，因此不能有私生活的掩体供他酒后与朋友闲谈。（他的致命错误是自己居然不知道2）特丽莎与母亲佐在一起时，也是在集中营里。她几乎从小就知道集中营，既不特别异常也不令人吃惊，倒是个很基本的什么东西，我们在给定购这里出生，而且只有花最大的努力才能从这里逃出去。女人们坐在三条成梯形排列的长凳上，挤得那么紧，不碰着是不行的。特丽莎旁边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女人，一个劲出汗，有十分漂亮的脸蛋，从双肩垂下一对大得难以置信的奶子，身子稍一动，它们就晃荡个不停。那女人站起来时，特丽莎看见她的屁股也象是两个大麻袋，与漂亮的脸丝毫接不上边。也许这个女人也常常站在镜子前看自己的身体，如同特丽莎从小就想从那里窥视自己的灵魂。她一定也怀着巨大的希望，想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灵魂的显示。不过，这接着四个皮囊的躯壳反射出来的灵魂，将是多么骇人可怕呵。特丽莎站起来，在喷头下把自己冲洗干净，走到外边去。天还下着毛毛细雨。她站在瓦塔瓦河面一块啪啪作响的甲板上，一块几平方英尺的高木板，让她逃避了城市的眼睛。她朝下看见了刚才一直想着的那女人的头，正在奔腾的江面上起伏浮动。女人朝她笑了笑。她有精巧的鼻子，棕色的大眼睛和带孩子气的眼被。她爬下梯子时，苗条的身貌让路绘两套颤抖着的大皮爱，还有皮爱左右两边甩出的一颖颖冰凉水殊。特丽莎进屋去穿衣，站在大镜子前面。不，她的身体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胸前也没洼什么大皮爱。事实上，她的乳房很小，母亲就常常嘲笑她只有这样小的乳房。直到托马斯来以前，她一直对自己的小乳房心情复杂。大小倒无所谓，只是乳头周围又黑又大的一圈使她感到屈辱。假使她能设计自己的身体的话，她会选择那种不打眼的乳头，拱弧线上的乳头不要挺突，颜色也要同皮肤色混为一体。她想她的乳晕就象原始主义画家为客人画的色情画中的深红色大目标一样。瞧着自己，她想知道，如果她的鼻子一天长一毫米的话她会是个什么样子，要多久她的脸才能变得象别人的一样？如果她身体的各个部分有的长大，有的缩小，那么特丽莎看上去就不再象她自己了，她还会是自己吗？她还是特丽莎吗？当然，即使特丽莎完全不象特丽莎，体内的灵魂将依然如故，而且会惊讶地注视着身体的每个变化。那么，特丽莎与她身体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她的身体有权利称自己为特丽莎吗？如果不可以，这个名字是指谁呢？仅仅是某种非物质和无形的东西吗？（特丽莎从儿时起就思考着这些问题。的确，只有真正严肃的问题才是一个孩子能提出的问题，只有最孩子气的问题才是真正严肃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换一句话说，正是这些无解的问题限制了人类的可能性，描划了人类生存的界线。）特丽莎站在镜子前面迷惑不解，看着自己的身体象看一个异物，一个指定是她而非别人的异物。她对此厌恶。这个身体无力成为托马斯生活中唯一的身体，它挫伤和欺骗了她。整整一夜她不得不嗅着他头发里其他女人下体的气味！她突然希望，能象辞退一个佣人那样来打发自己的身体：仅仅让灵魂与托马斯呆在一起好了，把自已的身体送到世间去，表现得象其他女性身体一样，表现在男性身体旁边。她的身体不能成为托马斯唯一的身体，那么在她一生最大的战役中已经败北，只好自个儿一走了之！她回到家，逼着自己站在厨房里随意吃了点午饭，已是三点半了。她给卡列宁套上皮带，走着去城郊（又是走！）她工作的旅店。她被杂志社解雇以后就在这家旅店的酒吧干活。那是她从苏黎世回来后几个月的事了：他们终究不能原谅她，因为她曾经拍了一个星期的入侵坦克。她通过朋友找到了这份工作，那里的其他人都是被入侵者砸了饭碗的人，暂时在这里避避风：会计是一位前神学教授，服务台里坐着一位大使（他在外国电视里抗议入侵）。她又一次为自己的腿担忧。还在小镇餐馆里当女招待时，她看到那些老招待员腿上都是静脉曲张，就吓坏了。这种职业病源是每天端着沉重的碗碟，走，跑，站。但新工作没有那么多要求。每次接班，她把一箱箱沉重的啤酒和矿泉水拖出来，以后要做的事就只是站在餐柜后面，给顾客上上酒，在餐柜旁边的小水槽里洗洗酒杯。做这一切的时候，卡列宁驯服地躺在她脚旁。她结完帐，把现金收据交给旅馆头头，已经过半夜了。她去向那位值夜班的大使告别。服务台后面的门通向一间小屋，还有一张他可以打个腕的窄床。值班床上的墙上方贴着他自己和许多人的镶边照片，那些人冲着镜头笑，跟他握手，或者伴他坐在桌子边上签写什么东西。有些照片附有亲笔签名。这个光荣角里还陈列着一张照片，那是他自己与面带微笑的肯尼迪。这天晚上，特丽莎走进这间屋子，发现他的交谈者并非肯尼迪，而是一位六旬老翁。她从未见过此入，那老头一见她也立即住了嘴。“没关系，”大使说，“她是朋友，在她面前你尽可随便说话。”然后又对她说，“他儿子今天给判了五年。”她后来才知道，在入侵开始的那几天，这老头的儿子和一些朋友一直监视着入侵特种兵部队的某所大楼，看见有些捷克人在那里进进出出，显然是为入侵者服务的特务，他和朋友们就跟踪那些人，查清他们的汽车牌号，把情报通知前杜布切克的秘密电台和电视台，再由他们警告公众。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与他的朋友曾彻底搜查过一个叛国贼。孩子的父亲说：“这张片子是唯一罪证，他们亮出来以前，他什么也不承认。”他从钱包里取出一张报纸的剪样：“这是从1968年的《时报》上剪下来的。”照片是一个小伙子掐着另一个人的喉头，后面有围观的人群。照片标题是：《惩办勾结者》。特丽莎松了口气，那不是她拍的照片。她带着卡列宁回家，步行穿过夜幕下的布拉格，想着她那些拍摄坦克的日子。他们是多么天真，以为自己拍照是冒着性命为祖国而战，事实上这些照片却帮了警察局的忙。她一点半才到家。托马斯睡着了，头发散发出女人下体的气味。什么是调情？有人可能会说，调情就是勾引另一个人使之相信有性交的可能，同时又不让这种可能成为现实。换句话说，调情便是允诺无确切保证的性交。特丽莎站在酒柜后，那些要她斟酒的男人都与她调情。她对那些潮水般涌来没完没了的奉承话、下流双关语、低级故事、猥亵要求、笑脸和挤眉弄眼……生气吗？一点儿也不。她怀着不可抑制的欲望，要在社会底层暴露自己的身体（那个她想驱逐到大千世界里的异体）。托马斯总是努力使她相信，爱情与做爱是两回事。她当时拒绝理解这一点，而现在，她周围全是她毫不在乎的男人，与他们做爱会怎么样呢？如果只以那种称为调情的、即无保证的允诺形式，她渴望一试。不要误会，特丽莎并不希望报复托马斯，只是希望为自己的混乱找条出路。她知道自己已成了他的负担：看待事物太严肃，把一切都弄成了悲剧，捕捉不住生理之爱的轻松和消遣乐趣。她多么希望能学会轻松！她期望有人帮助她去掉这种不合时代新潮的态度。对某些女人来说，如果调情只是她们的第二天性，是不足道的日常惯例；对特丽莎来说，调情则上升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目的是告诉她：她是谁，她能做些什么。她把这一问题变得重要而严肃，使之失去了轻松，变得有逼迫感，变得费劲，力不胜任。她打破了允诺和不给保证之间的平衡（谁能保持平衡即说明他有调情的精湛技巧）；过分热情地允诺，却没表达清楚这个允诺中包含着她未作保证的另一方面。换一句话说，她绘每一个人的印象就是她准备接受任何人。男人们感到已被允诺，一旦他们向她要求允诺兑现，却遭到强烈的反抗。他们对此的唯一解释只能是，她是狡诈的，蓄谋害人。一天，一个约摸十六岁的少年坐在柜前的凳子上，好生生的谈话中不时跳出一些挑逗字眼，如同作画时画错了一条线，既不能继续画下去又不能抹掉。“那是你的一双腿。”“你的眼睛能看透木头嘛！”她回敬道。“我在街上就看见你了。”他回答。这时她转身去侍候别人。等她忙完了，他要一杯白兰地。她摇了摇头。“我十八岁了！”他抗议。“把身份证给我看看。”特丽莎说。“不！”少年回答。“那么来点软饮料？”特丽莎说。少年一言不发起身就走了。约半个小时之后，他又转来，动作夸张地找了张凳子坐下，十步之内都能嗅到他口里的酒气。“软饮料拿来！”他命令。“怎么啦，你醉了！”特丽莎说。少年指着特丽莎身后墙上接的一块牌子：严禁供应未成年孩子酒精饮料，说：“禁止你们卖酒给我，但禁不住我喝酒。”“你在哪儿喝醉的？”优优書盟 ＵｕtXＴ。CＯｍ 铨汶吇板越镀正文 第四章（2） 字数:60114“对门的酒吧。”他哈哈大笑，再一次要软饮料。“你干嘛不在那儿喝？”“因为我想看见你，我爱你。”他的脸古怪地扭曲着，特丽莎很难断定他是讥笑、是求爱、还是开玩笑。或者他纯粹只是醉得不知自己在胡说些什么。她把软饮料放在他面前，回到别的顾客那里去了。“我爱你”这句话似乎使少年用尽了力气，他默默地喝光了酒，把钱放在柜台上，没等特丽莎有机会看他便溜走了。他走了一会儿，一个秃顶的矮个子喝着他的第三杯伏特加说：“你应该知道，给年轻人喝酒是犯法的。”“我没给他酒，那是软饮料！”“我看见你倒了什么！”“你说什么？”“再给我一杯伏特加，”秃头又加了—J句，“我已经看你有一阵子啦。”“闭嘴！也不感谢一个漂亮姑娘给你的跟福？”一个正好走近酒柜的高个头男人，见此情景插了进来。“站一边去吧！”秃子叫道，“关你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