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接待外国记者的具体事宜由国际新闻局负责，1952年以后，这部分工作都归并到了新闻司。言传与身教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周总理对下属干部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对一些老部下和身边的人员。他最喜欢的一条格言就是"为人民服务"。母亲在工作中是机智而敏捷的。作为周恩来在新闻工作方面的助手，她每天都要认真阅读各种文件和海外媒体报道的重要新闻,随时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多少年来，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母亲常说，在总理手下工作，只有加倍努力。周恩来深知掌握国际动态信息的重要性，他经常对新闻司的工作给以及时而具体的指点和帮助，并且随时可能亲自过问某个事件中的具体细节。那时，总理办公室经常打电话来找母亲。有一次周总理急需一份材料，大概是秘书暂时不在身边，他便直接拨通了新闻司办公室的电话，大家都在忙碌，跑过来接电话的同志随口问了一句："你是哪里？"对方回答说："我是周恩来，请你们帮我查询一份资料……"遇到这样的情况，母亲马上组织人搜集整理写稿件，常忙到深更半夜才最后完稿，在天亮之前送到中南海西花厅。每逢这时，新闻司就像一个战斗的集体，办公室里灯火通明。母亲非常注意了解中央领导的意图，了解到之后就雷厉风行地在司里贯彻执行。她经常到西花厅去开会，报告和参加讨论国际形势的最新动态发展，当得知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有什么问题需要弄清楚、要大家提供什么资料、上级对大家的调研成果有什么反映后，她便迅即在司里进行通报，并且布置具体任务。在母亲的领导下，大家经常能听到中央领导对各项工作的指示和要求。三科的老同志还记得，毛主席曾在美、英、苏签订部分核禁试条约后要新闻司研究苏联这样做是怎么回事，司里立刻安排专人负责，系统收集英美有关评论，编为系列资料上送。第三部分 第61节：第七章 主持新闻工作(6)有一年母亲告诉负责调研工作的同事们，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某领导人要研究国际问题，司里布置下来要找一批拉丁美洲问题的书籍和专论送去；至于总理那里出题目、要材料的情况就比较频繁了。大家每次从母亲那里得知周总理需要查什么材料，就会加班加点地全力搜寻，直到查出为止。母亲总是认真地等候结果。中央领导对大家写的东西有什么反映，同事们也能及时知道，例如毛主席对毕季龙执笔写成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讲话分析（《希尔斯曼谈话新诠》）的批示和要求，总理对某期《新情况》的意见，陈老总的意见等。周恩来总理给予母亲极大的信任，经常向她谈对工作的整体部署和具体安排，交待各种重要的指示。有一次为迎接客人到飞机场，因为时间很紧，总理就让母亲坐到他的车上，一路走一路谈工作。1954年中美会谈开始以后，母亲是谈判小组成员之一。有一次，周总理到外交部听取有关汇报，开会之前，他从东楼来到了西头的新闻司，司办的同志探头一看，原来是总理来了。周总理和蔼地问值班的秘书叫什么名字，龚澎在不在办公室？总理和母亲交谈了一会儿，他们便一起去东楼开会了。母亲对管辖区的业务了如指掌，她经常在外事活动前向总理简明扼要地介绍相关的背景资料，这样领导人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最新的情况。同志们都感到上级领导是非常器重母亲的。长期在第一代领导人身边工作，使母亲受益终生。可她从不把这些经历当成个人的资本，更不想用某个大人物去压人，因为这和她的为人之道是格格不入的。即使对家人，母亲也很少提起这些。我曾很好奇地问她是不是和周总理很早就熟悉，母亲听了只是淡然一笑说，那都是为了工作。母亲有自己独特的领导方法，她很注意上情下达。在司里，她经常深入科室及时把中央的意图告诉大家。同事们时时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因此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工作积极性。尽管母亲从事的新闻工作使她在公众场合频频出现，但她始终保持着热情而沉稳的性格。周恩来曾说母亲是"静如处子"。在家里，我常听到母亲和父亲提起周总理对下面干部的要求，比如"好汉不提当年勇"等等。也听母亲谈起某一位立过战功,有传奇色彩的将军和老同志的经历，但她很少谈到自己当年如何。行内人都知道，抢镜头是外交官的大忌，我想母亲是深明其中的道理的。母亲在世的时候，我对她的工作详情知之甚少，可是我看到她每天都在忙碌，在和她的点点滴滴接触当中，我能感受到母亲为事业而搏动的心跳。父亲曾说，过去很多重大问题的决策，只是很少的人参加了议论，毛主席、党中央做出决定后，就立即分头去执行，没有留下更多的记录和档案。为了追寻历史，我走访了一批前辈，也埋在书堆里查询资料，这一切都不断加深了我对母亲的印象和了解。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了为什么周总理这样信任母亲，为什么周总理说，你们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死马当活马医在新闻司，母亲一直主抓业务工作，一些重要记者来访，都是由她亲自接待的，在国外新闻界的同行里，很多人都熟知她。法国《人道报》的贝却敌是一位记者，又是一个作家,母亲与他很熟。英国《工人报》记者阿兰·魏宁顿也是母亲的老熟人。朝鲜战争期间，他们曾为中国提供很多战场上的第一手报道，爸爸妈妈从朝鲜回到北京以后，曾几次登门拜访他们。建国初期，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刚刚开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营垒界限分明，与新中国来往的主要是与我们建交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老大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由于美国对我国采取敌视封锁政策，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只停留在史书上描述的形象：身体瘦弱的男人拖着长辫子，老百姓生活在饥寒贫困中，很多国家还不了解中国的新政权，他们不清楚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第三部分 第62节：第七章 主持新闻工作(7)西方世界对新中国的声音和报道没有足够的重视，我们对外宣传的渠道很有限。一些西方记者也对我们存有很多成见，甚至是误解。对此，母亲有着清醒的认识。她说，我们要死马当活马医，要利用一切机会做工作，观点不同不能强加于人。要实事求是，这样才能以理服人。母亲认为，外国记者的报道比我们的稿件要更有说服力。我们对兄弟国家和党报的记者给与大力支持，对西方记者也尽量提供方便，争取他们能够做出公正而客观的报道。面对那些质疑的目光,我们决不能失去信心。在这样的方针引导下，一些西方记者逐渐了解了新中国，并且和我们交了朋友。第一任常驻北京的《路透社》记者漆德卫先生离任后很多年都和中国保持着友好往来。在纪念《路透社》100周年的时候，漆德卫在北京展示了他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1956年他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接见他的照片，陪同会见的是时任新闻司司长的母亲。母亲了解外国记者的心思，他们渴望了解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对报纸上的宣传抱着怀疑的目光。走出城市到农村去，亲眼看看中国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究竟怎么样，得到不带任何评论的新闻信息，这是他们的真实想法。上世纪50年代初期，新闻司根据外国记者的要求组织了一次考察。母亲对负责陪同工作的助手说，要让他们看到真实的情况，好、中、差都要看，好的是主流，要尽可能用事实去说服他们！外国记者团乘火车到达湖南长沙,然后又来到韶山农村。母亲打来长途电话说，一路上可以随便看，让他们进行实地考察。在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家里，一个印度记者一定要揭开吃饭的锅盖看一看，尽管没有鸡鸭鱼肉，可老乡的锅里还是有粮食吃的。参观后大家很高兴，因为他们看到了真实可信的情况。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之后,中国加强了与西方记者的联系与交往。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陆续开始申请来华采访，其中包括一些美国记者。1954年1月，意大利的《新驿使报》记者来到新中国；同年8月，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访华，则带来一批英国记者进行采访。从此打破了西方记者不来中国的记录。不过，当时西方记者到中国的活动都是临时性的。曾有一个印度记者来华后住在旅馆里，待了一段时间因为生活不方便还是回国了。1956年8月，我国政府经过郑重考虑，单方面取消了禁止美国记者来中国的禁令，并且邀请美国的15家重要新闻机构来华。为完成这项重要的工作，母亲到处搜集材料并且认真研究，看究竟批什么人来中国，来了之后又要做哪些事情。美国历来宣传中国是所谓铁幕竹幕国家，可当中国发出邀请时，这一建议却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遭到拒绝。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担心，此举会遭到他们的盟友台湾方面和其他反共政权的误解，而且一旦开放就会收不住脚步，很难保证没有人会为中国新政权说好话，当时美国国内记者曾向美国国务院抗议杜勒斯这一禁令。一年之后，美国政府突然改变了态度，同意派出24名记者来中国访问，此时中国国内正在经历一场激烈的反右运动。我国政府要求对等互惠派出各自的新闻记者，美国人又提出各种限制，不批准中国记者进入美国。这样的交流和协议我们当然不能同意，两国之间的平等交往有待时日。然而，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历史的前进。新中国在日益发展壮大,希望深入了解新中国的西方记者人数在逐年增多。路透社、法新社等少数几个通讯社的记者陆续获准来到中国。为了来中国采访，还有一些记者则设法以旅游者的身份辗转来到中国，然后再从事有关记者的采访工作。为此，母亲与有关领导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根据中央的批示,新闻司与旅游局、公安局共同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和具体的条例，为外国记者了解中国开了绿灯，不过，条例中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都做了细致的说明。例如，"外国记者作为旅行者来华就不可以采访会见政府部门的官员"等。第三部分 第63节：第七章 主持新闻工作(8)在多年的新闻工作中，母亲对形形色色抱有各种看法和观点的人一直是很豁达的。母亲认为，我们需要朋友，要友谊，但我们并不把友谊强加在别人身上，不管别人如何说，如何写，中国还是存在并且发展，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有关瑞士记者讲话）。而对于极少数顽固坚持敌对立场、歪曲事实真相的人，母亲是毫不留情面的，多次严厉警告后如果无效,那只有勒令其离境。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案例尽管很少,却不是没有发生过。重要的是客观报道母亲深知国际媒体的重要性，新闻工作的核心是客观、准确、及时，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史实，这是她的一贯思想。1964年母亲在接见法国驻华代办时，有一段纪实对话：代办：我来中国之前就早已知道你的大名，今天想与你谈谈新闻方面的事物……龚：初次见面，使我很高兴。关于法国记者申请来华事，我很清楚。这次我随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时，很多记者都申请来华，其中有很多法国记者。周总理曾接见了一些记者并与他们进行了谈话，但由于时间短促，不及一一满足他们要求。刚才你提及法记者申请访华事，我们一向是本着促进中法友好交流来考虑此事的。代办又谈到法国和中国之间准备交换技术性刊物，并且将来会送一些有关刊物给中国。龚：谢谢，外交部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都感兴趣，搜集这方面的材料是有用的。代办：现在再谈谈法国记者来华问题。有些记者也许在判断问题上不是很恰如其分的，有些记者可能是二流的，但其中有些是很有才干的，有一定名望及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讲到这里，我要插一句，有个叫彼埃洛·隆奇先生要我向你问候，他在重庆就认识你。龚：他现在哪里？代办：现在巴黎。龚：你有机会给他写信时，请转达我向他的问候。关于记者有没有名望，不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中法友好文化交流，只要记者客观的报道就能起到这一作用。我们并不要求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不可能得出一样结论。但重要的是客观的报道。如记者名望大，但对我们有敌意，那我们就要另行考虑了。我这样讲，并不是指哪个具体记者，仅是一般地谈谈。代办：我很了解你的意思。这些话对我很有用。我可以把中国政府看法告诉记者，并可以以个人身份提醒他们注意。但关于敌意这个字，往往有不同的看法。龚：事物总是有客观标准的，黑即黑，白即白，不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或把白的说成黑的。至于喜欢白的，或是黑的，则是另一回事了。代办：不管如何，你的看法对我很有用。外国记者到西藏西藏对于很多人都是一片神秘的土地，采访西藏更是许多记者向往的事情。如今的西藏已经通了火车，可50年以前,这里的交通状况还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但这更激起了外国记者了解西藏的好奇心。西藏和平解放后，许多外国报社的记者都希望深入采访，搜集生动具体的材料,进一步了解康藏公路的情况和西藏和平解放后的变化。苏联《真理报》、《共青团真理报》、《文学报》和波兰《人民论坛报》记者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屡次申请到西藏采访。当时考虑到西藏地区还很落后，政治民族宗教情况复杂，我国政府一直没有批准他们的要求。1955年5月，新闻司向中央汇报反映了外国记者进藏采访的要求，并且提出建议组织外国记者去西藏考察。为了驳斥某些西方媒体的歪曲和谣言，让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西藏，周总理批准了新闻司的建议。母亲组织大家进行了认真而详尽的准备工作。西南军区、西藏军分区驻藏部队、重庆、四川、西康、西藏工委、西藏办事处、卫生部、交通部公路总局给于采访团大力的支持和协助。解放军总后勤部和重庆办事处负责沿途的食宿、交通工具、御寒准备，他们准备了一批库存大衣皮鞋被褥，西南和西藏军区负责安排武装警卫问题，而卫生部派了一名携带着氧气和药品的随团医生。为了防止迷失方向，公路总局派出熟悉路段的干部专程陪同记者们一起上路，这是一场联合部署。为确保外国记者安全顺利进入西藏地区，沿途做了充分的准备。第三部分 第64节：第七章 主持新闻工作(9)1955年8月初，由15名驻华外国记者和6名工作人员组成的西藏考察团成立了。他们中间有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兄弟国家的党报记者，也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报记者和印度记者，这是解放后我国政府第一次组织外国人进藏。有一位知名的意大利记者夫妇也参加了考察团，可是他们有一个刚上小学的女儿却因此没有了着落。为了让这对夫妇放心地去采访,母亲派专人负责照顾小女孩，并决定由细心的郭元慧来完成这项任务。那时郭元慧还是单身，司里安排她带着小女孩住在单位附近的北方饭店，每天下班后回到旅馆照顾这个意大利小女孩，直到他的爸爸妈妈平安从西藏回来。爱泼斯坦在《见证中国》一书中记录了他们于1955年第一次去西藏的情景。当时，外国记者考察团从四川乘坐吉普车和卡车在长达2271公里的公路上颠簸了12天。他们爬上海拔5000米的山口，又进入几条大江的发源地，一路上景色如画。五星红旗在拉萨上空飘扬，中央政府新建了公路和现代化的医院和学校，可是地方政府仍旧保持着中世纪的农奴制。爱泼斯坦在书中写道，有人说，中国的汉人在西藏压倒了藏族，这是不真实的。很多汉族人在这里干了一段时间又回自己老家了。在西藏自治区，汉人从来没有占到当地居民的百分之十，将来也不可能达到这一数字。采访大陈岛被称为东海明珠的大陈岛位于浙江省台州湾，它是我国东南的海上要塞，也是那一带最富的岛屿之一，岛上风光秀丽，起伏的山峦，现代化的渔港和楼宇，居民安居乐业，如今已成为省级森林公园。而将近半个世纪以前,这里曾经是一片废墟。1954年至1955年期间，中国和美国之间又一次紧张冲突。朝鲜战争的爆发，迫使新中国推迟了解放台湾。不仅如此，杜鲁门政府决定派遣美国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以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并且还提出"台湾地位未定"的政治阴谋。蒋介石为了获取美国永久的支持，提出与美国签订一个共同防御条约，以封锁东南沿海一带。1954年7月，中共中央做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定。周恩来宣布台湾是中国神圣的领土，绝不容许侵犯，也不容许交给联合国托管。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绝不允许它国干涉。中国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做好准备，为解放台湾而战斗。美国政府表示要用海军和空军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美军飞机多次在大陈岛海面上空飞行，6艘美国军舰到达台湾以北200英里的大陈岛一带海面。9月3日，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台湾海峡的局势立刻紧张起来。12月2日，美台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为此，解放军实施了一系列解放沿海岛屿的战役。1955年1月10日，解放军炮轰了大陈岛以外的国民党部队，并且在1月18日开始海陆空联合作战，一举解放了大陈岛的外围岛屿一江山岛。盘踞在大陈岛上的国民党守敌仓惶撤退，2月7日，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出动了4.8余万海空人员，在他们的武装干涉下，国民党46师劫持了大陈岛的所有老百姓,把岛上14000多居民全部押往台湾，临走时他们烧毁了村庄房屋水井和商店学校，岛上一片残砖烂瓦，唯一留下的生灵是被捆在树上的一只猴子。三十几个逃出虎口的老百姓被解放军救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大陈浩劫"。受反动势力的造谣和蛊惑,许多国际舆论一时不明真相，他们认为是大陆的解放军毁坏了村庄和房屋。母亲冷静地说："让他们自己去看！"为了揭露美国人侵入中国领土，帮助台湾当局洗劫大陈岛的事实，她向上级提议,立即组织各国记者到大陈岛进行实地采访。二月下旬，一个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组成的调查团组成了。团长由总政敌工队宣传处副处长担任，副团长由新华社军事组副组长担任，调查团32人分成三个小队，每队都有能写作的人和摄影记者及录音员。除国内记者外，情报司批准9位外国记者参加了调查团。第三部分 第65节：第七章 主持新闻工作(10)周总理用毛笔在新闻司的大纲和工作计划上作了详尽的批示。1955年3月3日，新闻司委派陈辉、陈秀霞和李兆基等人陪同外国记者来到了前沿阵地，其中有塔斯社、《真理报》、《共青团真理报》记者、还有匈牙利、波兰记者，以及奥地利党报记者严森等人。大家首先来到一江山岛，记者们听取了驻地守卫部队的报告：浩劫发生以后，解放军的扫雷艇扫清了附近海域的水雷，工兵排除了路面上的地雷，防疫大队对岛屿进行了重点消毒……然后，他们登上了大陈岛。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寂静的荒岛，到处是瓦砾，没有人烟，路边散落着衣物，还有一件写着名字的蓑衣，老百姓家里的东西都没有收拾好，饭还摆在桌子上，墙上的日历都保留在同一天，所有的房子都人去屋空。人们终于看清了有关"大陈洗劫"的真相。一些外国记者原以为看不到多少东西，没想到，此行收获颇丰。毛主席来到新闻报道组：龚小姐，你好啊！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的重大消息都是由新华社首先发布新闻消息，因为他们掌握着主要新闻渠道，外国通讯社的报道总要慢半拍。很多年这几乎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母亲深知，新闻工作的特点就是要快,要抢先发消息。为了增进驻华外国记者的积极性,她大胆提出，新闻司要提早发消息，限制时间，让外国记者和新华社同时发新闻。这样就会激发起他们更大的兴趣。这个举措实施后得到了外国记者的广泛欢迎。1956年9月15日下午二时，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开幕，毛泽东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宣布："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一次令世界瞩目的大会。苏联、南斯拉夫、意大利等几十个国家的兄弟党都纷纷派出各自的代表团来到北京。半年以前，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反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秘密报告之后，顿时引起轩然大波。中共中央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中表明了我们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严正态度，对平息事态起了积极作用。而中共八大今后将制定出什么样的方针政策，更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为了配合中央更好地将大会的主题思想快速而准确的传向世界各地，经过中央的批准，外交部新闻司在八大会场专门设立了新闻报道组，龚澎担任组长，新闻司副司长许晃为副组长。母亲对负责外国记者工作的陈辉同志说，我们党召开的会议，外国记者有的可以参加，有的不能参加。我们可以在怀仁堂外面喝茶的地方设一个采访点。把中央发表的部分谈话摘录下来，让外国记者传出去。这样外国记者抢先发了消息，也可以帮助我们做宣传。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收到了良好效果，得到各国记者的广泛欢迎。在会议休息期间，毛泽东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走下了主席台，他兴致勃勃地在落成不久的政协礼堂庭院里与来自各方的代表和工作人员亲切交谈。当走到新闻报道组的时候，母亲正在与新闻司的同仁们商谈工作，毛主席走上前去高兴地握住她的手说："龚小姐！你好啊！"大家都开怀大笑起来。组织记者盛会1964年9月下旬，刚从美国返回大陆的李宗仁先生举行记者招待会之际，北京云集了上百名应邀来华的外国记者和港澳新闻工作者，很多人提出，希望我国领导人能够接见他们，并解答大家所关心的种种问题。新闻司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央，并建议请陈毅副总理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在他们写出的特急请示报告上，母亲给外事办公室张彦副主任又写了几句话：总理曾口头指示，请陈副总理在9月29日或10月2日上午举行记者招待会。我们草拟了一个初步计划，请你阅后，送陈副总理审批。第三部分 第66节：第七章 主持新闻工作(11)在一份详尽的计划中，主持会场的总负责人是龚澎同志。几天前（9月26日），李宗仁先生邀请三百余名中外记者在北京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记者招待会，周恩来总理专门指定吴冷西（《人民日报》总编兼新华社社长）、龚澎、姚溱（中宣部副部长）、张彦（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四人担任顾问。而这次由陈毅同志举行记者招待会的组织任务，就由外交部主管新闻工作的母亲全权负责了。为了培养新生力量，母亲带了几个年轻人一起参加这项活动的组织工作。记者招待会将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举行，预计参加的中外记者有350人之多，其中包括电影电视人员和各驻华使馆的新闻专员，另外还安排了英、法、俄、日、印度尼西亚文和粤语翻译。英文是连续翻译，其他语种与英文同声传译。准备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三天，为筹办好这次重大的新闻活动，整个新闻司都行动起来了，毕季龙副司长组织大家模拟了数百条外国记者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并且引经据典找出答案，作为答复的提纲。国庆前夕，北京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记者招待会在9月29日下午如期召开，这是建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首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人民大会堂前宾客络绎不绝。作为会议的总负责和主持人，母亲早早来到了会场。为保证招待会圆满顺利进行，她和同事们夜以继日地工作，连续几天都没有好好睡一觉。母亲是一个重视细节的人，她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都作了详尽的布置和周密的安排，包括入场散场等问题都在她的管辖之内。招待会现场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厅，除主席台的一排位置外，新陈设的一列列记者席位呈蛇形阵摆开，来自世界各地的三百多名记者汇聚一堂，他们中间有首都新闻单位的中国记者，有前来我国访问并参加国庆观礼的各国记者和来自港澳地区的记者，还有各国驻华使馆的新闻官员。下午3时许，耀眼的闪光灯齐放光明，中外摄影记者涌到主席台四周，各自抢占着最佳的摄影角度，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在外交部、中宣部和新闻单位负责人的陪同下步入大厅，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记者招待会由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主持，她容光焕发地望着全场，热情洋溢地向大家表示了诚挚的欢迎，然后微笑着宣布，记者们可以即席提问了，我们请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答复。在记者招待会上，陈毅就各国记者所关心的问题，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重大问题的立场和方针。他谈的问题包括：中印边界问题、印巴冲突、越南问题、亚非会议问题、联合国问题、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中苏分歧和国际共运问题、新加坡问题、香港澳门问题、外蒙古问题、国内问题等。当陈毅以坚定有力的语调说"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时，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一些外国记者走出会场抢先播发了陈毅的发言，这段话被广为流传。这是一次盛大的记者招待会，会场上座无虚席。在主席台上，陈老总侃侃而谈，他的左侧是主管新闻工作的副外长乔冠华，右侧为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彦、部长助理龚澎、部长助理宦乡以及翻译同志。在保存下来的新闻纪录片上，我看到了父母亲熟悉的身影。作为大会主持人，妈妈侧耳倾听着现场的每一个问题；爸爸紧挨着陈老总左侧，他时而认真思索，时而仰头爽朗发笑。我不由想起一个词来形容此时的画面:陈老总的左膀和右臂。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的讲话轰动了世界舆论，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次由新闻司主办的活动获得了圆满成功，中央领导非常满意。新闻发言的奠基人早在重庆时期，母亲就担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新闻发布官。共和国的新闻发言人展现在世界舞台上始于上世纪50年代。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母亲与黄华同志作为中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举行了多场记者招待会。为了阐述一国的外交政策和主张，新闻发言人必须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上，充分表述所要表达的观点，他们的一言一行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第三部分 第67节：第七章 主持新闻工作(12)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65年河北大学毕业的戴严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就在这时，一位分到唐山的老同学急匆匆找到他，恳切地请求说："咱们换一下吧！你去唐山，我去外交部！我敬佩外交部的乔冠华和龚澎，我期待能够在他们的手下工作，将来我要像龚澎那样也当一名新闻发布官。"戴严表示没有意见，不过他得通过校领导来解决。由于档案早已送交各单位，最终没有换成。不过这位同学对龚澎的崇敬之情却令他十分感动。建部初始，我国政府只有在重要代表团出国访问时才设立专门的新闻发言人，平时新闻司与外国记者的联系都是通过打电话进行的，遇到我国政府有重大声明，则通过报纸和广播对外发消息。具体操作是这样进行的：先由地区司起草相关文稿，然后上报给部领导和周总理，待批示下发后，文件转到新闻司，主管部门在核实盖章之后即分别通知《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限定时间对外公开发表，文件则交由通讯大队派专人送出。一般情况下，都是晚上广播，第二天见报。因此，当时的新闻发布都是"闻其声或阅其文而不见其人"的。不过，从长远来说，这样开展工作还是有诸多不便。母亲一直希望借鉴国外有价值的新闻框架为我们自己所用，她多次对新闻司的同行们谈起自己的设想：能不能找个地方，在北京建立一个国际记者俱乐部。我们可以为各国新闻同行提供相应的条件与材料。记者们可以在一起喝咖啡、聊天、打网球、查资料、交换信息、举行相关的新闻活动，还可以发布新闻，也为培养年轻的发言人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为此,母亲做出了许多具体筹划。她建议记者俱乐部的地点就因地制宜设在当时位于台基厂8号的国际俱乐部内。然而,因为历史原因和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母亲提出的设想和计划直到49年之后才得以实现，北京终于有了"新闻工作者之家"。母亲一直设想，能够培养年轻同志成为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在平时的工作中，她尽量为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提供这方面的锻炼机会，并想方设法为新闻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各种有利的空间。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最终在1983年正式建立起来，从此,一代又一代发言人被人们所熟知。1987年新闻司专项设立了这个职能部门。新闻司里人才辈出，出了两任部长。当时被母亲称为有作为的年轻人后来成为挑大梁的司长和资深的新闻工作专家，新闻发言人制度向着更加完善的步伐迈进。此时新闻司已经经历了几代人的变迁。近年我有幸参加了新闻司新老同志联欢会，这已是母亲去世以后三十多年的日子了。望着大屏幕上一张张生动的展示，新闻司里如今战果辉煌，人才济济。现代化传媒手段已从印刷时代发展跨入瞬息变化的信息时代。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在京的常驻外国记者已经达到数百名之多。工作不久的大学生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和风云人物如数家珍。不久，宽大的银幕上出现了母亲在记者招待会上的照片，一位年轻人站起来说，这是新闻司的第一任司长龚澎老师。我轻轻地对九泉之下的亲人说，妈妈！我替你来到新闻司了！大家希望我说点什么，此刻我只想到一句话，如果母亲活到今天，看到新闻司的事业这么兴旺发达，一定会非常欣慰非常高兴的！愿妈妈在天之灵得到安息，这里已是桃李满天下！当好中央的耳目喉舌母亲经常对司里的同志说，新闻司的工作就是要当好中央的耳目喉舌。如果说，记者工作与对外宣传是喉舌的话，那么，调研工作就是耳目。在变幻万千的国际动态面前，要做一个千里眼和顺风耳。当年周恩来交给新闻司两项任务，一是给中央领导同志提供信息，一是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其实，为领导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就是调研工作的主要内容。调研是做好外交工作的根本，周恩来一向重视研究国际问题，他亲自抓许多重大事件，并且进行深入的调查和分析，身旁的工作人员有什么事都可以请示他。在一份开放档案中，我们对当年的情景可见一斑。第三部分 第68节：第七章 主持新闻工作(13)这是总理办公室写给母亲的一份记录。龚澎同志：总理嘱告：一、找到1月18日"李普曼叫嚣停火"一文的全文（见19日《参考消息》）二、星期日以前请情报司编出下列三个材料：１，一江山解放后的形势发展，各方面舆论趋势２，艾登动态３，亚洲马歇尔计划；美国能拿出多少钱？可能作如何分配？邓光1954年1月20日50年前，世界的格局与开展工作的局面远不是眼前这个样。建国初期，可供中央领导人参考的内部资料只有《参考资料》一家,这是新华社负责编辑的一本综合性内部刊物，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每日必看。它的内容涉及各条战线，也面向各个口，而其中关于外交方面的只占一部分。周恩来对母亲说，完全靠新华社发消息太慢了！为了及时把收集到的重要国际动态全面而准确地报告上级领导，在母亲的倡议下，新闻司一成立就创办了《临时通报》、《快报》等内部刊物，受到各方面的重视。1957年后《临时通报》等刊物统一更名为《新情况》。这份高质量高效率的刊物很快就成了新闻司主编的一份著名刊物，并且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表扬。毛泽东还曾经为刊物命题。上世纪50和60年代，新闻司的人常能见到周总理在《新情况》某期上用毛笔写的批语和在每个句子后面点的逗号和句号。这份刊物一直保留至今。积极主动地开创工作是母亲的一贯思想。新闻司的老同事说，龚澎工作起来讲究政策水平，有开拓精神，跟得上多变的形势。龚澎的点子多，上级布置下来的工作，她不是一味地服从，而是开动脑筋认真琢磨，拿出自己的见解和行之有效的办法。母亲很重视在瞬息万变的信息中捕捉有价值的新闻，她经常组织三科的同志及时写出摘要。母亲说：首先要了解中央最关心、最担心的，需要做决策的是哪些问题，调研的题目也很重要，要准确及时，分析整理后再上报，不要轻易干扰中央领导。编写的稿件要送司长审批，母亲常常让司里同志先不要走，等她改完就可以拿走了。她不止一次边看稿件边给年轻同志讲，这一段话说明什么问题，那句话提法是否合适。她说，写东西无非就是两大块，一是材料，一是观点。调查就是以各种方式收集情况，就是分析材料，形成观点。她还说，整理的材料不能罗列豆腐账，要有综合概括。所谓概括，就是用最少的话说明最多的问题。为了及时整理汇编世界各地的新闻，同事们积极收集第一手材料，母亲很重视从中发现重要情况，常常组织三科同志及时写出摘要上报。无论是《临时通报》还是《新情况》，特点都是及时反映同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信息并准确地作出分析判断。刊物不定期出版，朝鲜战争时期，往往一天就出好几期。每期都要送到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的办公室。应该补充一句，《新情况》的刊名是父亲想出来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司里的办公文稿包括上报到中央的重要报告，都是工工整整一笔一画书写出来的，有些同事的手指头还因此长过茧子。前辈们的工作效率很高，上级交待下来的稿件从来没有延误过。每件重要文稿都是一式复写五份送交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次序按当年的排序）。为了使中央领导同志能够看清文稿，他们把字都写得很大。在文字信息来源又少又慢的情况下，为了做到以最快的速度了解国外的动态信息，24小时追踪形势,除了接受电传和各司的材料汇总之外，司里安排了几位英文好的同志连续收听"美国之音"、"BBC"和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等外台的重要新闻。谁都知道，要清晰地接收到世界各地的新闻广播，就必须有好的设备。可是，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通讯器材还很落后，刚解放时外国通讯社对外发消息都要到大电报局去发报，后来才有了电传机。司里很多人连录音机都没有见过。市场上出售的收音机能收听的频率也很有限。第三部分 第69节：第七章 主持新闻工作(14)为此，母亲设法托关系从美国买回一台外国品牌的旧收录机，它的体积很大，而且又笨又重，可它的性能很好，短波可以收到很多国外电台。当年，司里为了买这台高频率的收音机还遭到公安部门的怀疑，龚司长为它出具了证明，事情总算得到妥善解决。在最初的几年里，这台老机器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同事们分编成组，轮流守候在老收音机旁，连续数个小时收听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电新闻，同时进行现场录音。他们以最快的速度，真实而准确地把电波中的重要新闻译成中文，经过分析整理,这些信息被及时送到上级领导手中。母亲不仅抓当前形势的动态研究，还十分重视有长远意义的调查研究工作和材料积累。新闻司成立后不久，决定定期出版《国际文献》，其中包括西方，特别是美国政府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声明、公报等，这为开展研究重要国家的方针政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建部初期，三科还根据大家每天在时事碰头会上七嘴八舌的议论,编了一份《新闻司每日时事讨论会纪要》的油印刊物,也送给总理看。总理在第一期上就批道：新闻司新年新猷（后来这个刊物没出几期就停了）。为了使中央领导能够快速准确地掌握密切关注的国际发展动态，母亲第一个在驻外使馆设站，以保证每天把当天英美报刊上的重要信息报回国内。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急需更快地掌握外界的重要信息。由于西方的封锁，我们不能直接订阅英美报刊航空版。母亲决定利用东、西柏林之间可以自由通行的有利条件，在我国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内设立了一个站点。使团的东德籍司机每天从我们设在西柏林的信箱取回英美报刊，这个站点从中选取有用的信息，每天用明码电报发回国内。从1951年秋到1957年春，新闻司陆续派出了三批干部，每批两人。头两批在东柏林，第三批在日内瓦。再以后，这项工作就由新华社承担了。曾经在三科工作的宋以敏是第一批派到德国的人员，她说，龚澎同志这一创新在当时发挥的重要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情报司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是高度紧张的。很多时候都是从上午8时一直工作到晚上9、10点钟。这自然要求大家天天高度集中精力，非常努力地提高各方面的业务水平，包括中英文水平。三科同事每天大量阅读国外报刊，数量大得惊人,看过不要的材料每天要以麻袋计算。除了白班之外，还有夜班。由于时差的关系，北京的白天正是欧美等地的夜间，信息量也相对很少，而当我们进入梦乡的时候，却正是各种消息和突发事件频发的时候。对于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来说，夜间和白天一样重要。1961年相继出现柏林墙事件和古巴的导弹危机，国际形势比较紧张。新闻信息的时效性很强，母亲敏锐地觉察到，为了让外交部和中央领导同志最快地获知最新国际事态发展，一上班就准确知道过去24小时发生的世界大事，以便及时地做出决策、提出处理办法，她决定推出《新情况》综字号版，部领导批准了这个计划。综字号《新情况》大致从1961年底一直出到1970年左右，后来转给了新华社的《每日要闻》专栏。从当时的条件看，这个创新在外交部算是一个不小的工程，这一创新在当时发挥的重要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当时新闻司肩负着两项任务，一个是自己写稿件出刊物；另一个是编辑，这项工作涉及整个外交部，每个地区司都有提供稿件的任务。除了跟踪外国的电台之外，还要看各种消息，各使馆来的电报，注意领导提示的各种重大情况与突发事件的报道，比如在苏联召开二十大期间，大家都很紧张；还有印度尼西亚发生政变的时候，多少双眼睛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有时有突发重要事件，实在来不及写印报告，就直接打电话到周总理那里。三科出人通宵工作。当时的夜班由三、四人分为一组，每一组值一周，每天从晚上8点开始到第二天上午8点结束，星期日除外。宋以敏阿姨参加值了七年的夜班，头半年是每天值，后来是两班倒，最后固定为三班倒。晚上11时后，同事们可以半夜"午睡"一小会儿，有的年轻人睡得晕晕乎乎的，但到点必须马上起来投入工作。第三部分 第70节：第七章 主持新闻工作(15)夜班编写每日重大要闻，靠的是直接阅读电传机上外国通讯社直接发送的消息，还请外交部通讯员每夜跑三次新华社，去取新华社驻外记者向总社发回的重要外国评论稿。母亲深深知道，这是一份辛苦的事，有时她也留在司里和大家一起奋战。在出访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国家的时候，她为同事们带回了最需要的咖啡，困倦的时候可以提神。冷眼向洋看世界母亲认为，调研工作要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要"无所畏惧"，她说，这是周总理在要求大家提供可靠消息和进行材料分析时的基本思想。对这部分工作她有自己的一套思路。其中，她要求四科提供的资料要做到"准确、及时、有用"。这成为调研工作一直遵循的"六字方针"。在大量的资料和报告面前，要做出精确的判断和估计，决不允许出现大概、可能、也许等字样，要善于从各种信息中寻找线索，力求达到分析准确无误。宋以敏担任过三科科员、副科长和副处长，一直没有离开过外交调研工作岗位（后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已离休），在工作上与母亲有很多接触。为了更好地叙述这段历史,经宋阿姨本人同意,我引用了她的部分回忆：龚澎同志根据她在过去的工作中长期积累的经验，从一开始就对情报司三科应该抓什么重点、主要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方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凡在新闻司三科（处）工作过的同志，对龚澎同志的这些要求不仅耳熟能详，而且把它们牢牢地铭刻在自己的心中。如果他们日后继续做外交调研工作，自然而然还会继续按这套要求去做。我大概就是其中的一个。对我来说，龚澎同志讲这些话时的神态，直到现在还好像就在眼前。这些要求包括：三科的基本任务是当好领导的耳目；"以我为主"，要根据同国家利害关系的大小确定注意和反映什么问题；原料是第一手公开情报，必须紧密跟踪英美和其他国家报刊的报道和评论，善于从中捕捉有价值的情况，不得遗漏；用足以说明事情本身和问题实质的材料说话，"没有材料就没有发言权"，要"寓分析于材料之中"；写东西要开门见山，像新闻报道一样，在第一段的导语中就要点明关键点；文字表达务求准确和简明，力戒空话，形容词能不用就不用。她的耳提面命，使新闻司的调研工作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大略地讲，就是新、准、快、短。我们还不时地听到龚澎同志讲到中央领导同志对调研工作本身提出的要求。印象最深的是两条：一条是总理的指示。他非常注意全面了解外界的情况，让我们反映各种情况时不要有任何顾忌。龚澎同志告诉我们，总理谈到这个问题时讲，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龚澎同志一直以这个精神要求我们。另一条是刘少奇同志对龚澎同志谈起的调研工作。少奇同志说，这项工作好比炒菜，你们的任务是把各种菜蔬和调料配齐放好，但炒成什么味道就是中央的事情了（意思是根据材料做出最后的判断是中央的事）。当时对我们确实也就是这样要求的。龚澎同志要求大家观察问题一定要敏感，要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三科天天要开碰头会，每人都要把自己发现的重要新情况和想到的新问题提出来。哪些情况需要反映，突出什么重点，往往就在碰头会上定下来。凡是有点价值的发现，龚澎同志都会加以鼓励并且督促同事们赶快写出来。她还亲自组织处里讨论一些事关重大政策考虑的问题，并且要求，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意见都可以提出来，但是都得拿出根据。这些要求使三科的调研工作总是保持着一种求新和活跃的气氛，大家在思想上的条条框框相对说来比较少。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著名评论家李普曼想来中国访问，让不让他来？苏共要开二十三大，我们去不去参加？这两个问题，大家讨论得都很热闹。1958年前后，龚司长布置三科集中研究一下苏联报刊对若干国际问题的提法。给人以深刻印象并让人开拓思路的是，这次她要求大家不要像过去那样，只从学习苏联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而是还要做一点独立思考。当时我还能用俄文从事调研，因此就由我来做这件事了。第三部分 第71节：第七章 主持新闻工作(16)外界怎样看中国，始终是三科人员密切关注的一个问题。外界对我们讲好话的讲坏话的都有，凡有新的重要对华反应，我们都要报告。新的好话当然要反映，老生常谈的好话就不必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坏话更多些。按龚澎同志提出的原则，反华反共的老话就不必一一反映了，但新的坏话得反映。她不只一次说过，对我们的重要评论，哪怕内容很反动，不反映就是失职。何况我们还有总理的"无所畏惧"的指示。对待于我国形象不利的坏消息，我们的做法也是一样。当然，以什么方式反映，龚澎同志是很注意的。有的材料，只手写一份，直接送周总理，决不允许扩散。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在三年困难时期，三处仍然力求忠实地当好领导的耳目，如实地反映了不少外界对大跃进、对大批人员外逃等等的负面报道和评论；在50年代中期，我反映了不少布热津斯基（当时他远没像后来那么出名）有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包括中苏之间存在矛盾的议论。当时我在思想上无论是对三面红旗还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坚如磐石般的团结"都并无怀疑，认为这是西方的造谣和挑拨离间，但是反映这些情况是责任所在，是我们必须做的。我们也从没有产生过有朝一日我们会因此在政治上受到怀疑的思想顾虑。龚澎同志按不同的要求领导对外宣传和内部调研工作，使新闻司在两个方面都做出了成绩。国际宣传和调研工作有着紧密的联系。例如对外宣传就需要以对外界情况的了解为基础，而做到有的放矢。但两部分工作的性质和着眼点又有很大区别，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有很大不同。龚澎正是既看到两者的联系，又明确了各自的特点。严格地按内外有别的原则办事，做起来并不太难，这是不言而喻的。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就是，龚澎同志能那样恰当地把握好两者的不同，从来不用对外宣传的一套来要求对内调研。而这并不是所有的司领导都能认识到和做到的。有的领导在审查三处的内部调研稿件时，就要求我们得在里面表明自己的立场（斥责美帝苏修等）。"文革"时这种倾向曾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那时还在出的综字号《新情况》（也就是值夜班编写的那种《新情况》），短短的篇幅，每天的头条就必须反映世界人民如何拥护毛泽东思想，我们在外电上找不到，只好从当天出版的《人民日报》上抄材料。这样做，还起得了什么耳目作用呢？闹得不好，甚至会起误导领导的作用。龚澎同志在内部调研工作上做出的贡献，当然决不止我上面提到的这些。我常常在想，龚澎同志确实去世得太早了，她没有等到党和国家转而奉行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一路线的那一天。如果她还活着，新时期的路线一定能使她更加得心应手，而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因为这条路线和她的思想是完全相通的。创业时代：一个难忘的晚上随着新中国的逐步强大，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中国的驻外使馆也在逐年增长，对外宣传工作日趋重要。毛泽东部署国际宣传历来强调要掌握主动，站得高，看得远，全局在胸，形成一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根据上级领导的安排，新闻司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设立了四处，专门负责对外宣传工作。这项工作是由母亲与康矛昭副司长负责的。新闻司的对外宣传包括两项任务：一是按地区分工，办理驻外使馆报回的相关案件，同时负责审查驻华使馆的出版物等。另一则是对驻外使馆的对外宣传工作发出指导性通报等综合性业务。为了将官方新闻及时在驻外使馆发布，母亲特别安排把新华社发出的传真消息以电报的方式传到我驻外使馆。当时国内的通讯设备还很不发达，我们发往国外的信息渠道是很有限的，母亲积极与新华社和机要局联系，四处争取安装了一台发报机，使国内的新闻公报和稿件以最快的速度发出，工作效率大大提高。第三部分 第72节：第七章 主持新闻工作(17)最初大家对机器的使用很生疏，为了尽快开展工作，他们很快学习掌握一系列程序：首先，要把稿件翻译成英文，然后用一种特殊的装置和程序把这些文字信息打在孔条纸上。孔条纸是一种特殊的记录纸，每排各有五孔，它以不同的图案代表了26个字母，这样下来，记录一篇文章就需要很长一段条纸，遇到文件多的时候，大家就趴在地上核对文件。楼上的机房里到处堆满了长长的孔条纸，这些都是经过通讯设备接收到的新闻电传稿，同事们很快就破译出国外发回的电报稿原文。那是一个艰苦创业的年代，可是前辈们提起当年的往事，脸上却充满了欢快的笑容。*****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党论战激烈。1962年至1963年期间，因为"九评"的发表，我驻苏使馆的新闻橱窗被砸，新闻司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中国政府准备通过照会对此事进行交涉，母亲立即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件事情。总理说,你让具体管事的人到我这里来，说说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天色已晚，司里委派负责对外宣传工作的四处处长陈鲁直带着材料立即赶往西花厅，母亲则在家等候结果，准备下一步的措施。陈鲁直1952年到外交部，从印度回来调新闻司四处,负责主抓使馆对外宣传，当他到达总理办公室时，周总理正在灯下批改文件。见到新闻司派来了主管负责人，总理开口问道："公报这个单词怎么翻,Bulletin行不行？"陈鲁直回答道："通常是这样翻译的。"总理说："要十分准确才行。"他让浦寿昌马上去查字典。关于驻苏使馆发生的橱窗风波，周总理说，究竟损坏了哪些东西要有照片，宣传橱窗里原来都有什么图片和资料？是不是有宋庆龄出访的？原来有多少照片，损坏的是哪几张？我们都要调查清楚。秘书递给陈鲁直一个笔记本,让他专门记录总理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