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一个对他人意见完全绝缘的人是可能的吗？在兰德笔下，Howard无亲无故，十岁那年就知道自己要成为建筑师，而且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建筑。一个人的意志可能这样从天上掉下来吗？难道一个人的自我不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的吗？难道人作为群居动物，真的丝毫不需要来自于他人的温暖吗？难道人的社会性不正如个体性，是人的本质之维度吗？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源泉》一书与萨特的《苍蝇》同一年出版。这两本看似南辕北辙的书，在我看来，表达的东西惊人相似：都是在说不要让某种集体的意志或者情感蒙蔽自我，你比你所想象的更自由。两人的不同在于，萨特一生都在试图糅合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果只是让马克思变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而存在主义也不再是存在主义，而兰德却逆战后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潮而动，直截了当地将她的文学和哲学观念引向了对资本主义的歌颂。这从她后来出版的几本书名也可以看出：《自私的德行》、《资本主义：不为人知的理想》、《新左派：反工业的革命》。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兰德在经济学家当中比在文学界更有影响力——事实上大多文学评论家对兰德恨之入骨，其作品之所以50年长盛不衰完全靠的是普通读者的“口碑”而已。著名经济学家米塞斯却曾在阅读兰德的作品后，热情洋溢地给她写信说：你的小说不仅仅是小说……它是对“道德食人”的无情揭露。左翼们对她的痛恨也因此情有可原了。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兰德却说，人是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给揉成一团，再扔到垃圾桶里去的骄傲而已。词语洁癖最早发现自己有词语洁癣，是很多年前，第一次听一个朋友说起“美金”这个词的时候。“我这个表，是在友谊商店买的，500美金”他说。“美金”这个词从他嘴边跳出来的时候，我的皮肤上迅雷不及掩耳地冒出一层鸡皮疙瘩。不就是个美元吗？为什么要说“美金”呢？难道一个国家有点钱，连个货币名称也要拽一点么？其实不是愤恨，而是难为情，为这个词里包含的穷国对富国的、穷人对富人的谄媚之意。如果我有福柯那样上纲上线的本领，没准还能从“美金”一这个词中分析出当今世界的国际阶级斗争局势。我还厌恶“Banker”这个词。Banker，听听这两个音节，它们组合在一起怎么就这么让人脸红呢，简直跟“胴体”有一拼。其实我对Banker这个职业本身一点意见也没有，只不过凡是我认识的自称Banker的人，其实都只是在银行底层打工而已，却非要把自己说成Banker，以至于Banker这个词在我脑子里直接跟“意淫”粘在了一起，就像“三里屯酒吧街”在我脑子里直接跟“装蒜”粘在一起，“共和国”直接跟“炮灰”粘在一起一样。就算有一天我认识了一个真的Banker，我也希望他不要用“Banker”这个词，建议他用“圈钱的”。跟Banker有一拼的，还有“高尚住宅”这个词。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不禁惊呼：啊，难道还有“卑鄙住宅”不成？以前有一个时尚杂志记者非常迫切地追问洪晃：请问，你们“上流社会”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还好，洪晃毕竟是洪晃，她说：“什么上流社会，我属于下流社会！”看来，有钱人也不都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愚不可及。我对“老百姓”、“民间”这样的词，也绕道而行。当然不是因为我对“老百姓、“民间”本身有什么意见，而是我发现但凡笨蛋想给自己的弱智撑腰的时候，就开始稀里哗啦地倒这样的词汇。有一段时间，一帮诗人写不出好诗来，突发奇想，决定用把别人打成“学院派诗人”而自称“民间派诗人”的方式来治疗想象力上的阳痿。不过，话又说回来，不应该再给诗人落井下石了。如今“诗人”这个词也很潦倒，其落魄程度，跟“支书”、“女博士”、“老灵魂”、“紧”这些个词汇不相上下。还有一些词汇，它们本身也许是很无辜的，但是由于它们被使用的频率太高了，被甩旧了，用脏了，这样的词汇，也遭人烦，比如“残酷青春”，比如“西藏旅游”，比如“杜拉斯”或者“村上春树”。哦，对了，还请不要跟我提起“乔姆斯基”。我真的很讨厌他，更讨厌精神上的狐假虎成。跟“乔姆斯基”一个系列的词汇，还有“现代性”、“权力装置”、“范式”……谁要拿这些来跟我吹牛，我特想派吴君如去扁他，并且叉着腰骂道：你学什么不好，学新左派干嘛！红唇华氏六十多度，大家都穿着衬衣、T恤，最多夹克，但是老太太不。黑色卷边帽，黑色呢子大衣，长统丝袜，黑皮鞋，老太太打扮得像是1950年代的少妇，一不小心，迷路走到了21世纪。她瘦瘦小小，站在超市的队伍里，我前面。她已经跟售货员争论很久了。大约是为某种维生素的价格问题。虽然争论了很久，她也不着急。缓缓地抬起胳膊，缓缓地对着那堆药瓶子指指点点，缓缓地摇头晃脑，缓缓地回过头，看看后面越来越不耐烦的长队，再缓缓地回过头去。她回过头的时候，我看见她惨白的脸上，层层叠叠的皱纹，脸上一点肉都没有，一点表情也没有。我觉得她看上去有80岁了，或者100岁了。或者200岁了。反正是那个年龄不再有意义的年龄。但是这80岁的脸上，那深深凹下去的、小小的嘴唇上，还抹着鲜艳的红色。网上读到一篇文章，标题是“看老外如何评价《无极》”。评价大多是这样的：“为什么它丝毫不能引起人的敬畏感，却只是让人想窃笑”,“采用了可笑的电脑技术和二流的功夫表演”，“感情更多的是强加于人而不是自然唤起的”，给的分也多是C-，C什么的。然后又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陈凯歌又发火：无极不是烂片，根本没有退货”。里面提到陈凯歌的声明：“如果退货真的成立的话，那么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娱乐公司华纳为什么要接手呢？而且如果《无极》真的是烂片的话，那么为什么要安排66个城市的上映呢？”我想象陈凯歌说这话时候的样子：严肃的脸上泛起的正义表情，硕大眼袋上面愤怒的眼睛。我得承认，想到这里，我有点心酸呢，就像看到那个80岁老太太脸上的红唇。事实上我想说的不是那个老太太，也不是陈凯歌，而是我自己。每天早上醒来，都像在一条陌生的大街上重新捡到一个孤儿。但与此同时，还做大力士，手里扛着理想的大旗，宣传自己改造社会的主张。还有朋友Y。他已经33岁，却几乎身无分文。在N次发财计划失败之后，决定开始炒股。最近开始不分昼夜地读公司报表。还有朋友X。已经和H暖昧了一年了，而他始终不能给她一个承诺。她越等心越冷，别人问起，只能说：结婚的事，我不着急。还有萨达姆。萨达姆看上去已经很消瘦了，可是他在庭审中，还在义正词严地号召他不存在的听众赶走美帝国主义。还有朋友K。K这个流亡者，多年来有国难回，却一不小心把自己折腾到了快50岁。在—起朋友聚餐中，他对着三个昏昏欲睡的人，滔滔不绝地政治布道。他讲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说：这，就是我为什么关注这个问题。新的夏天到了，2006年的夏天。走在灰而亮的天空下，我听见空气中到处是扇得啪啪作响的耳光，到处飘荡着鲜艳的、徒劳的红唇。厨房政治我是我所住的这个学生宿舍楼的“居住顾问”。这个职位，说好听点，叫楼长，说难听点，就是居委会大妈。我几乎是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做各种“思想工作”。我的工作一般是这样展开的：某个学生或者清洁工找上门来，痛诉他们宿舍有什么问题，让我出兵干预一下，然后我召集大家开会，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世界和平的意义。群众经常反映的问题包括：厨房太脏了，有人偷冰箱的东西，有人太吵了，有人回来太晚，客厅里堆满了东西等等等等。在过去这三年里，我像一个政治辅导员那样，在我们这栋楼上下奔波，四处走访。其间，我成功化解了一个尼泊尔人和一个印度人的纠纷：据说那个尼泊尔人老是回家太晚，而那个印度人就用半夜起来大声朗诵课本来抗议。我还调解了一个台湾女孩和一个日本女孩的矛盾：那个台湾女孩老喜欢开着窗户，而那个日本女孩就用把她的内裤扔到窗台上抗议；还有一次，我成功解决了一个噪音问题，据说一个似乎是菲律宾也可能是柬埔寨的女孩，信仰一种奇怪的宗教，每天在房间里大声地祷告，以至于她的邻居告上门来……总之，此类事情，不胜枚举。我一边深入基层为群众排忧解难，一边领略世界各国人民具有民族特色的变态方式，可以说一举两得，获益匪浅。但是，我面临的最严重考验，也就是我迄今没有克服的困难，是我自己的宿舍。确切地说，是我宿舍的厨房问题。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我们宿舍的格局：这是一个十人共享的宿舍，男女混住，每人有自己的房间，但是客厅、厨房、卫生间共享。别误会，卫生间有男女两个。一般来说，一个厨房的干净程度，是和这个宿舍里中国人的数量成反比的，原因很简单，中国人爱做饭。而且做起饭来，绝不似老外包一个三明治那么简单，而是声势浩大，每一场饭做下来，厨房里像发生过一场战争一样横尸遍野，到处是油腻、菜叶、饭粒、碗筷。我们宿舍的厨房很不幸，十个人里面有六个中国人，其中又有四个中国男生。我原以为男生多，厨房应该清静一些。但是，事实证明，这四个男生做起饭来，一个比一个激情澎湃，都把对祖国的思念之情化为了巨大的做饭热情，每天在厨房里将美国没有猪肉味的猪肉和中国人没有生活情趣的生活炒得乒乓作响。相比之下，倒是我们两个女生，一个星期也就做那么一两次饭。仿佛还嫌形势不够严竣似的，新搬来一个阿联酋的阶级兄弟，竟然也是个做饭爱好者。甚至连一个住在走廊尽头的美国女孩，一反美国人从来不动油锅做饭的常态，竟然也时不时地稀里哗啦地炒青椒鸡丁。于是，我们可怜的厨房，像是八国联军手下的中国，每天都水深火热，硝烟弥漫。虽然如此，按理说也不是什么无法解决的问题。解决方法很简单：打扫呗。虽然我们这栋楼有清洁工，但是清洁工只是一个星期来打扫一次，根本无法对付我们厨房越演越烈的做饭形势，所以每天的基本维持，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我们的合同里，也明文规定了做饭以后要自己打扫，法理上来讲，这没有什么可争议的。打扫本来也挺简单，就是每天做完饭以后，擦一擦灶台，洗洗锅碗瓢盆，把池子里的残渣捞干净，仅此而已。但是，这个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的目标，却始终无法实现。现在我带你去参观一下我的厨房，你就知道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有了“社会”，也就是有了两个以上的人，变得如何复杂起来。走进我们的厨房，首先映入你眼帘的是灶台，灶台上铸着一层深黄色的混合着油腻、菜汤、肉汁、饭粒及其他不明物。转身，你会看到一个白色的柜台。柜台的雪白，与躺在上面的几棵葱片的绿色、切肉板上流下的血水的红色及来路不明的肉汤的黄色相映成趣。其他的，水池子、垃圾篓、地面等等情况，我就不一一赘述了，反正大家可以顺着我描述的情形继续想象。这种局势的形成，有一个慢慢恶化的过程。我在这个公寓住了5年，前三年，可以说是基本和平期。那时虽然也有过不少中国人出入做饭，但是大家都遵纪守法，和平共处。期间只有一个印度女孩捣乱，她也只住了一年就搬走了。后面一年半，由于几个老室友的搬走，两个酷爱做饭的中国男生A和B的加盟，厨房形势急转直下，可以说是厨房下滑期。最后这半年，由于又有两个中国男生C和D和那个阿拉伯兄弟E的加入，厨房的形势一落千丈，进入谷底。我和厨友之间的持久战，就是两年前开始的。这个过程，这么说吧，重新书写了我对人性的认识，彻底改造了我的政治观。这两年里，无数次，我问苍天，问大地：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人可以这么不讲理，以至于无论你用和风细雨的微笑外交，还是暴风骤雨的撕破脸皮外交，都无法使他们每天做饭之后花上几分钟打扫一下厨房。苍天无语，大地叹息。如果说两年前我是哈贝马斯“沟通理性”、“协商民主”的信徒，今天的我，由于这个厨房经历，更接近了“新保守主义”式的强力捍卫自由民主的信念。如果说两年前，我对“制度主义”有一种迷信，由于这个厨房经历，今天的我，对文化如何影响制度的实施、降低制度的成本，有了更深的认识。如果说两年前的我会随随便便轻轻松松把一个政治家说成恶棍白痴，今天的我，可能对他们抱有更多的同情和尊重。如果说两年前的我更倾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拉美，非洲，甚至亚洲一些国家的宪政试验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今天的我，会反过来问：为什么宪政会在欧美国家成功？因为现在我更多地意识到，民主宪政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而成功才是“偶然”的。人的非理性、顽固、自私之地步，让我觉得匪夷所思。比大海更深不可测的，是天空。比天空更深不可测的，是人的心灵。两年来，我们厨房的环境，一直在像中东局势那样稳步恶化，期间我经历了“以德服人”、“以德吓人”、“以德骂人”三个阶段，至今也没有扭转这种恶化的局势。我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政治辅导员，这是我的工作中受到的最大挫折，是我在任期间的“厨房门”事件。在以德服人阶段，也就是这两年的前半年里，我一直带着居委会大妈的亲切笑容，友好地、善意地解释宿舍的政策法规。有时候，说的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了，就在厨房里贴个条，写些“请做饭后打扫卫生”之类的提示，末了，还总是要加上一个毕恭毕敬的“非常感谢”和一个胖胖的感叹号。有一次，我甚至给A和B两个人写了一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e-mail，“请求”他们饭后打扫卫生。但是，我的理性说服没有见效．事情不见好转。每每问及他们，总是说好好好，会打扫会打扫。但是第二天进到厨房，还是我在上面描述的壮观情形。然后进入了愤怒声讨阶段，我不再跟他们正面交涉，贴的纸条上也没有了“非常感谢”。甚至有两次和当事人发生正面的冲突。还有一次，我一走进厨房看见灶台史无前例的油腻，柜台史无前例地混乱，忍无可忍发了一次5.5级的脾气。那次，我贴在橱柜上的纸条是小诗一首：为什么就不能打扫一下呢？为什么？为什么呢？热爱脏？热爱激怒别人？操你大爷。当然，那首小诗很快被人扯了下来。事已至此，就更不可能好转了。这种情形，维持了一年。顺便说一句，我并非洁癖。这一点，我妈可以提供罄竹难书的证明。事实上，其他几个室友，都跟我抱怨不断。以前我在博客里提到过的那个老头Steve，告诉我这是他“30年来碰到的最脏的一群同屋”。那个时不时炒炒鸡丁的美国女孩，也告诉我她已经“害怕走进厨房”。我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做饭频率急剧下降，从一个星船四五次降到一个星期一两次——实在无法忍受每次走进厨房那种扑面而来的脏乱臭，仿佛是又挨了他们几个合起伙来扇的一记耳光。如果不是因为我做这个居住顾问，学校让我免费住房子，我恐怕也早就搬走了。去年秋天，C、D、E搬进来。很快，他们融入了我们厨房的优良传统，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向孤陋寡闻的Steve展示了没有最脏只有更脏。到这个阶段，说实话，我反而豁然开朗，出离愤怒了。我反正是很少做饭了，搞乱厨房的“黑手”同时也成了自己行为的“受害者”——劣币驱逐良币以后，他们自己用厨房最多啊。这跟红卫兵当年砸烂一切公检法之后没有了斗争对象于是开始内讧一个道理。想到这里，想到A要去收拾B丢的垃圾，C要把菜板放在D弄脏的柜台上面，我简直有点幸灾乐祸了。两年来，无论在理性说服期，还是愤怒声讨期，出离愤怒期，面对这个厨房，作为一个政治学的博士生，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理性、和谐、正义的公共秩序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它的条件是什么？如果不可能，它的障碍是什么？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想过。孔子也想过。制度学派的诺斯想过。新儒家的政治家李光耀也想过。我相信那些刚从森林里跑出来的类人猿，为一块没撒盐的烤肉而掐作一团时，也想过。我觉得，不把这个厨房问题想清楚，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哲学家。因为人性里面有自私的成分，所以要建立一套奖罚机制，引导人们理性地趋利避害。这就是制度主义的观点。比如，如果我们规定，每打扫一次卫生，发奖金100块，估计大家都得抢着去打扫了。又比如，如果我们规定，凡是不打扫卫生的人，都要挨一个黑人肌肉男的暴打，估计大家也都硬着头皮去打扫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需要私有产权来实现责权利明晰，需要政府、警察和法院来强制实施法律。如果相信人都是有强烈集体观念的，或至少能够被说服得有集体观念的，那就不需要奖罚制度了，有“思想改造”就行了。像我这个政治辅导员那样，与大家苦口婆心地畅谈人生理想，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意识，谈到毛主席的学习雷锋好榜样，从以德治国讲到和谐社会，害得大家头痛欲裂精神恍惚，宁愿老老实实去打扫厨房，也不愿听我的哄嘛密嘛密哄，那当然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但是显然，我的“思想改造”行动失败了。这就要回归制度了。如果我能够慷慨地每天花100美元“悬赏打扫”，或者雇用一个黑人肌肉男每天跑到我们厨房来举哑铃，制度当然就解决问题了。问题是，我没有，就是有也舍不得提供这个钱。如前所述，我们的合同里面明文规定了做饭以后必须打扫卫生，应该说是有相关制度的。但是问题是，这个制度实施的成本太高了。从道理上来说，如果我把这个案例提交给学校的住房办公室，闹到把他们扫地出门，这是一个对他们不打扫卫生的制度惩罚。但是，我要“立案”，必须首先揪出在他们这群人当中到底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是真正的、持续的“凶手”，这就意味着我每天要在厨房里守着，看谁做了饭，谁没有打扫卫生，而我们这个厨房，大家做饭时间可以从早上8点蔓延到午夜2点，我没有时间精力，就是有也舍不得提供这个时间精力去站在厨房守株待兔，更不要说这其中可能牵涉到的正面冲突、死不认账、他们联合倒打一耙、与住房办公室的周旋、时间上的漫长周期。作为一个“理性人”，对我来说，更“划算”的做法，是少做饭、少去厨房、狂吃沙拉和中国外卖而已。这就是说，虽然“思想改造”失败了，但是“制度奖罚”的成本也太高。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力量能够维持一个“和谐厨房”呢？事实上，我住在这个宿舍前三年的经历，证明了一个“和谐厨房”不是不可能的呀。我想来想去，就想到一个最平庸的解释：自觉。而责任的自觉、公德心、对制度条文的尊重、对他人的体谅、对环境的爱护，说到底，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这不是说制度不重要。事实上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制度的力量，以及制度改造文化的力量，也就是更相信哑铃黑人肌肉男的力量。但是，由于制度涉及到一个实施成本的问题，我越来越接受的看法是，制度固然重要，而文化是降低制度实施成本最有效的因素。前天晚上，我又一次以居委会大妈的身份，召集宿舍里几个经常做饭的人，开了一个会。开这个会，说实话，主要并不是因为愤怒。事实上，我早无所谓了，反正过几个月就搬走了，3月或4月还要回国一趟，现在也很少做饭，所以我还能在这个厨房做饭的次数，已经屈指可数，实在没有理由关心厨房的风景是否怡人。我开这个会，更主要的，是出于科学上的好奇心和政治上的实验感。就“科学”而言，无论从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哪个角度，我都想了解这种“宁可让自己痛苦也不能让别人快乐”的心理机制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从政治上来说，我不甘心自己带着这个失败的烙印“卸任”，我想说服自己，人的自私、狭隘、不负责任是有限度的，我想修复自己对人性的信心，在“退休”之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我甚至无法通过理性的方式说服同宿舍的几个人做饭后打扫卫生，我怎么能去说服自己相信“沟通理性”理论呢？我怎么能相信自己推崇的“协商式民主”观念呢？我怎么能够承认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在中国文化里面的可能性呢？而沟通理论、协商民主，发达的公民社会，正是我无论从学理上还是情感上向往的东西。对理性的信念，说得严重一点，是像文字、音乐、辣椒酱那样支撑我活下去的理由。应该说，这次会议还算是一个团结、胜利、圆满的大会。自然，每个人都声称自己从来都是打扫卫生的，每个人都认为打扫卫生是应该的，每个人都宣称以后一定会好好打扫卫生。第二天晚上走进厨房，做饭已经偃旗息鼓的厨房……依然是横尸遍野。我不愤怒，但是恐惧。仿佛一部恐怖片定格在最后一个幸存者一转身时惊恐的眼神里。Intimacy那天跟佟佟穿梭在广州琳琅满目的小店之间，她问，以后你是要回来，还是要留在美国呢？还是回国吧，我说，虽然很喜欢美国，但是大环境再好，你找不到自己的小圈子，尤其我这样的学文科的、愤青的、文艺的，呆在美国，实在是突兀，跟美国人永远隔着一个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在中国人当中也格格不入。挤在小摊小贩之间，突然觉得找到了回国理由的最好表述方式：美国的大环境再好，没有自己的小圈子。因为接下来几天见到的朋友，都问我以后回不回国，于是我这几天一直很祥林嫂地重复这个观点。如果要给美好人生一个定义，那就是惬意。如果要给惬意一个定义，那就是三五知己，谈笑风生。后来跟小昭说起这个观点，她似乎很不屑。圈子不圈子的，有什么意思？你看看某某圈子和某某圈子，就是成天相互吹捧，相互抚摸而已，很无聊的呀。说的也是。仔细想想，有一个小圈子，固然可以互相取暖，但是结果往往是大家集体“坐井观天”，越暖和也就越觉得井口那块天空就是整个世界。圈子圈得太紧了，就不自由，总觉得“圈委会”的成员在虎视眈眈地审查你的言谈举止，温暖也就成了压迫。可是再仔细想想，又觉得她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小昭有两个知心的姐姐，有五个可以在郁闷时随时打电话的朋友，她当然体会不到整个世界与她脱节的恐慌了。那么我到底是要追求集体的温暖呢，还是逃避集体的压力呢？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得到“他人”天堂的那个部分而退还他们“地狱”的那个部分呢？有一个心理学家叫Asch，他在1950年代做过一个简单的心理实验：把一组人——比如八个放在一起，其中有七个是串通好的，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实验品。Asch拿出两段一模一样长的绳子，让这八个人比较它们的长短。前面那七个人因为串通好了，就异口同声地说一段比另一段长，第八个人在目睹了这一切之后，虽然有疑虑，往往都会也判断其中一段比另一段长。这么一个著名的“集体压力”的心理实验（后来有学者在分析中国的“思想改造”时，还用到了这个理论）表明一个集体如何通过其“集体性”来损害个体的认知能力。从这个角度说，“集体”是一个权力机制。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Asch的实验。他做了一个小的技术处理：他让那七个人里面的一个改口，坚称那两条线一模一样长，然后轮到第八个人时，这时这个人认定两条线一模一样长的概率明显提高，越多的人改口，第八个人做出正确判断的概率越高。从这个角度来说，“集体”，也就是第八个人和改口的那个人组成的集体，又是有效的“叛逆”机制。也就是说，小集体是反抗大集体的有效手段。这不是从组织能力上来说，而是从认知能力上来说。这似乎就让我很为难了。一个小圈子，对外，无论对专制、还是犬儒社会，都是一个有效的抵御堡垒。圈子再小，只要其中有内部团结，就算不采取任何组织行动，在维系认知能力上，至少有益。这是“圈子”的“进步性”。但是另一方面，在小圈子的内部，它有可能通过长期演化出来的一些“文化共识”来压迫圈子内部的成员，它会用它的集体性来长期维系一个明显的错觉。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啊！小时候，我有一个奇特的恐惧，总是担心有一天我被装进一个太空飞船里，然后被扔进太空里。“扔进太空里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不停地追问我哥，“我会立刻死吗？是窒息死还是冷死？还是爆炸死？会不会风干？眼睛会不会鼓出来？头发呢？太空是黑漆漆的，还是也有光？”我哥其实也不懂，他非常不耐烦地说：“你会变成一块太空石头，跟其他那些石头一样，绕着随便一颗星球转。”这么多年过去了，一想起他说的这话，我还是感到惊恐。想想吧，像石头一样！绕着随便一颗星球转！我不知道自己受了什么刺激，为什么这么需要亲密关系。这么需要温暖，从地球的温暖开始。有关的无关的人收到三个老朋友的来信。一个是高中时代的旧友，说是崔健的新专辑给我寄来了。又说，如果办事的力气和流血的力气不成正比的话，你要相信，我给你办事还和10年一样卖力。瞪着这句话，看了半天，愣是没有看懂什么意思。是说10年前肯为我死而现在不肯了么？似乎是这个意思吧。想起当年，刚上大学，我们每天通信，他告诉我他们计算机课学了什么程序，我告诉他我们军训的班长脸上有几颗痣。又想起当年他突然跑到北京，我们在人大门口排队给他买回去的车票的情形。冬天的午夜，一条长队里，冻得瑟瑟发抖，还彼此生着气。另一个是大学时代的好朋友，发了一堆宝宝的照片，说是14个月了，又说，宝宝戴着帽子像赵本山，不戴帽子又像陈佩斯。我把照片一张张看过来，觉得既不像赵本山也不像陈佩斯。想起13年前第一次见到她的情形：梳着高到头顶的辫子，白衬衣牛仔裤，风风火火的，说话像放机关枪。有一个愚人节，我俩合伙起来给班里的男生写情书，我写到“因为冥冥中的缘分”，她大喊，不不不，不是因为，是“因了”！因了冥冥中的缘分“两个人笑得滚作一团。再—个是小昭，问我有没有网页，在哪，又说申请美国的学校，给拒了，决定在广州呆下去。去看了她的新博客，仍然是那样恍恍惚惚、忽明忽暗的语言，一如既往地用手电筒探照情绪的蛛丝马迹。然而她小小的年纪，怎么可以这样放任自己的清醒。简直和纵欲一样糟糕，甚至比纵欲更加糟糕。下午去住房办公室办事。等候的时候，闲来无事，决定清理自己手机里的联系人。一个一个往下看，D是谁？一点印象也没有。删。J，who is J？想不起怎么认识的了，只记得他老给我打电话叫我出去玩。我总是礼貌地拒绝，拒绝到他不好意思再打了。删。R，啊，那个辽宁女孩，在一个餐馆认识的，对人莫名其妙地热情，总说“人在外面，朋友是最重要的，真的真的，朋友是最重要的”。给我打过几个电话，总是计划着一起出去玩，却从来没有成行。这几个月便是彻底不打电话了。删。G，交友party上认识的一个美女，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竟然互相留了电话，却从来没有打过她的电话。而且那次party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听说过她。删。一口气删了10多个人。边删边想，D在干什么呢？这个我都想不起来的D，此刻在干什么呢？还有J,R,G…”这些若有似无的人，在哪里汗流浃背地生活呢？认识更多的人，忘记更多的人。被更多的人记住，被更多的人遗忘，吹出更多的肥皂泡，然后看到更多肥皂泡的破裂。自己川流不息的生活，不过是别人手机里的两个音节而已。而过几个月，就连音节都不是了，仅仅是被消耗掉的无法追回的那段时间，躺在烟灰缸里的几截烟灰而已。这样想想人生真的是有些可怕。那么短的时间，那么少的一笔抚恤金，可你还总是买一些自己并不需要并不想要并不喜好的东西，从来不穿或者很少穿的衣服，吃了两口就扔掉的食物，放到过期也没有喝完的牛奶。那些与你毫无关系的人，就是毫无关系的，永远是毫无关系的。从认识的第一天开始，其实你就知道。就算是笑得甜甜蜜蜜，就算是有过无关痒痛的来往，就算你努力经营这段关系。而那些与你有关的，就是与你有关的，是逃也逃不掉的，就算你们只见过三次，就算你们三年彼此才搭理一次，就算是你简直想不起他或者她的样子，就算是你们隔着十万八千里。有些人注定是你生命里的癌症，而有些人只是一个喷嚏而已。这一切，据说都是“因了冥冥中的缘分”。他们学理工的我住的公寓很大，是学校的房子，有10个房间，每个房间里住一个人，有男有女。我在这个公寓里已经住了三年了，长得让我都不好意思。其他的人来来往往，住半年的、一年的、最多两年的，来无影去无踪，像个传说中的纽约客的样子。只有我，死皮赖脸地，一住三年，而且还要住下去，简直是一棵树，种在了这里。最近有一个中国人搬了进来。他住在靠门的一个房间。我是路过他房门口，听见他的中文电视声音，判断出来的。有一天，我在走廊里碰见他。高高的个子，但脸庞还很稚气，大约是刚来的。我直视着他，脸上准备好了一个热气腾腾的笑容，但是他低着头，旁若无人地从我身边擦了过去。这孩子，我有些气恼地想。肯定是学理工的。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很爱笑，而且是一点也不偷工减料的那种笑。以前我有一个男同学，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我昨天碰见你，你对我笑了一下，我跟充了电似的，高兴了一天半。这句话被我广为传播，直到一天半被如愿以偿地传成一年半为止。在这种情形下，可想而知，碰上这么一个愣头青，我很有点怀才不遇的恼怒。以后我经常在走廊里碰见他，他还是那副旁若无人的样子。我很想劝劝他，让他面对现实：哥们，其实我想对你笑，并不是想向你推销牙膏、电饭煲什么的，只是我们一不小心住到了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之间的这个微笑，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既然是迟早要发生的事，那就长痛不如短痛，早点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就是牙一咬，心一横，笑一个嘛，有那么费劲吗。但他还是看也不看我一眼，愣头愣脑地在公寓里走来走去。我也开始装糊涂，像走在大街上一样对他视而不见，虽然我们宿舍的走廊不是大街，事实上比大街窄了几十米，窄到一个人给另一个人让道时，都要侧过身去。但是我没办法，我总不能冲到他眼前，用我的老虎钳，在他理工科的脸上，钳出一个龇牙咧嘴的笑吧。终于有一天，一个短兵相接的时机到了。那天我们一不小心，同时撞到了厨房里做饭。众所周知，做饭是一件费时的事，这就造成了一个局面：我们必须同时在厨房里呆上至少一刻钟。一刻钟啊。和一个陌生人呆在两米的距离以内，不说话，各自挥舞着一把菜刀，当然是一件恐怖的事。第4分32秒的时候，我终于憋不住了，我决定投降。“你刚搬来的？”“嗯。”“你是学什么的？”“物理”哈，学理工的，我说了吧。“你以前是哪个学校的?”“科大的。”我问一句，他答一句。我再问一句，他再答一句。然后呢？没有了。还是不看我，还是面无表情。我立刻觉得特没劲，他得学了多少物理，才能把自己学成这个样子。我只好闭了嘴，继续做我的豆腐。爱说话不说话吧，爱笑不笑吧，不就是个冷若冰霜吗？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也不是没人笑，你不稀罕，还有人高兴一年半呢。真是的。“你，你，你做的是豆腐？”我端起做好的豆腐，向厨房外面走时，突然听见这个学物理的小男孩结结巴巴地说。我一回头，看见这个高高的、胖胖的男孩，他有一张稚气的脸，脸上涌现出一个憨厚的、紧张的、但确实没有偷工减料的笑。集体早操从1999年夏天开始，我就失去了集体。我，正如所有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成员，从小在集体的怀抱里长大。小学的时候，小朋友们一起去包干区大扫除并且集体做早操。中学的时候，同学们一起彩排晚会节目并且集体做早操。大学的时候，大伙儿一起军训一起参加一二九合唱并且集体做早操。从1999年夏天开始，我再也没有了集体早操可做。先是在国内某大学做研究人员，不用坐班，不用教书，项目是各做各的。然后是出国读书，没有班级的概念，没有集体宿舍，没有一二九大合唱，更没有集体早操。后来开始写论文了，再后来又博士后了，更是成了一个学术的孤魂野鬼，自己看书，自己写东西，既没人搭理，也不用搭理谁。对于一个口口声声热爱自由的学者来说，这难道不是梦寐以求的吗？有时候，我的确对别人不得不过一种摩肩接踵的生活深感同情。那些不得不经常在领导面前点头称是的人，那些为了公司业务在客户面前强颜欢笑的人，那些要用精确到分钟的方式跟丈夫或者妻子汇报每日行踪的人。每当我可以连着几天几夜看自己想看的书或者上自己想上的网。没有孩子吵着让我带他去动物园，没有丈夫吵着让我给他做晚饭，没有领导吵着让我做某个报表，没有同屋的人在耳边叽叽喳喳，我的确有种捡个大便宜没事偷着乐的感觉。可悲的是，凡事都是辩证的。集体生活中的“强制性交往”迫使你想独处的时候不得不面对他人，而孤魂野鬼的生活使你在想跟人说话的时候，不得不拿起电话，一个一个往下扫名字，并且自言自语：这个人有空吗？他呢？她呢？他？她？他？上次是我主动约他吃饭的，这次再约人家会不会觉得很烦？而且，其实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吃一餐饭，都要在心理上翻山越岭。哪像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不管他有没有空，不管他烦不烦，不管对他有没有什么可说的，都会稀里糊涂的聚到一起。辩证法这事，可真叫人伤脑筋。我已经31岁，但是有时候，我希望有人突然敲我的门，大喊：起来了，起来了，做早操了！然后我骂骂咧咧、睡眼惺忪地起床，去刷牙洗脸，走廊上碰见老大和老二，水房里碰见老三和老四，回到宿舍，看见在梳妆打扮的老五。然后朝阳下，混迹于成千上万人，我伸胳膊踢腿，从伸展运动做到整理运动。就算我是厌烦这一切的，可是后来我发现凡是令你烦躁的，其实帮助你防止抑郁。当然抑郁和烦躁谁比谁更可恶，好比自杀与他杀谁比谁更可怕，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今天路上碰见一个朋友，她行色匆匆，没说两句就要跑：哎呀，我得赶紧走了，我们有一个学习小组，每周一下午有一个聚会，轮流主持案例讨论，这么冷的天，烦死了，又不能不去！我才不同情她呢。我嫉妒她还来不及呢。因为我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什么人群，没有什么聚会不能够不去。我站在广场上，人很多，声音很多，但是没有广播在播放：第一节，伸展运动——煽情的艺术我的朋友Micha，以色列人，在欧洲长大，现在住在美国，拍了一个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这样的人，大约也只能在纽约碰上。几年前，他想拍一个纪录片，关于广东某个生产出口牛仔裤的血汗工厂的。通过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他认识了我。我当时帮他翻译过一点东西，后来一直保持似有若无的e-mail联系。前一段，他突然e-mail我，说电影已经拍完了，周五在某某地方放映，让我一定要去看。之前他一直叮嘱我，让我一定要“honestly”告诉他，我怎么看这个电影。我昨天去了。看了之后，很不喜欢，不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太煽情了。从头到尾．每一个细节里，感觉他都在摇晃着观众的胳膊说：这些女工，多么可怜啊，真可怜啊，太可怜了……反而给人一种压迫感。让我想起以前在人大天桥上，几个要饭的小女孩冲过来，抱住我的腿大喊大叫。我可能本来想给钱的，经那么一抱一缠，反而失去了同情心。他事先告诉过我，为了让这个电影的含义清晰强烈，他甚至“超越了纪录片和虚构片之间的界限”。比如，片中的女主角小丽本来是不写日记的，但是为了让她们生活中的某些信息传递出来，他安排小丽做“写日记状”，然后，日记里的内容，从头到尾以画外音的形式出现，声声泪，字字血．感觉不像一个四川的小女孩写的，倒像是恩格斯写的。如此之假，仿佛海绵胸罩垫出来的高度，我看得难为情。Micha啊Micha，我是多么支持你的事业，可是，面对这高耸的海绵胸罩，我实在是难为情。最受不了的，是他选的音乐。凄凄惨惨切切，恨不得长出一只手来，从你眼里挤眼泪，还反反复复地响起。我真想告诉他，这样的音乐，在中国的电影里，一般只有在地主逼死了某个贫农，他的遗孀带着女孩坐在冬天的窗前，在如豆烛光里落泪时才会响起的。用在这里，实在是杀鸡用牛刀。煽情这个东西，正如其他很多东西，遵循物极必反的道理。煽情过度正如化妆过度，便是好看的一张脸，也因为过于自我强调而形成压迫感。这一点，N万个网民签名让朱军下台，就是一个证明。另一个证明，就是至今很多人想起倪萍，还会有一种莫名的想哭而哭不出来的生理反应，可见当年她那闪烁着盈盈泪光的眼睛，给全国人民带来多么大的精神创伤。其实聪明一点的电影，早就不煸情了。事实上，反煽情才是现在主流的意识形态。在反煽情的方式上，又有两个套路。一个是无厘头套路，看谁假正经，就跑过去撞它一下，看它摔得四脚朝天，然后逃之天天，像胡戈同学那样。另一个就是冷煽情法，比如那些艺术电影，人人都绷着一张苦大仇深的脸，半天不吱一声。该哭了是吧，我偏不哭。该笑了是吧，我也偏不笑。我不哭不笑不吵不闹，我让你们这些批评家一个批评的把柄都抓不到。说实话，其实“反煽情”这个东西，走到一定程度，也很无聊。生活中的确没有那么多“倪萍时刻”，但是有时候被有些人、有些事感动或者打动，也是人之常情。什么东西都给解构了，下一步就是去解构“解构主义”了。更要不得的是，为了讨好主流的娱乐精神，愣是要成天做“一点正经也没有”状，也挺累的。不能因为“感动”这种情绪不太酷，就把它藏着掖着。就算它是农村来的二舅，土点，也是家庭一员吧。以前看贾樟柯的《世界》，里面有一段，一个民工出了工伤，临死前把自己欠账的名字都记了下来，让自己家人去还。后来看完电影出来，我一个一向热爱贾樟柯的朋友就说：哎呀，太煽情了，贾樟柯不应该这样煽情啊。仿佛因为贾樟柯让观众哭了出来，所以他就堕落了。可是我觉得，这样的事情，也不是没可能啊，我的朋友X和Y，还有那个Z，都可能做得出来。既然可能，为什么一定要藏着掖着呢？仅仅因为观众看了可能会哭，而哭这件事不够酷，所以一定要扼杀掉？人类对自己的感情戒备到这个地步，似乎也不必要。不过，话又说回来，像Micha这样使劲煽，我还是害怕．所以昨天出了电影院，赶紧逃乏天天，甚至没有跟Micha honcstly交代我的感受，只支支吾吾地说：l like it…Eh，I've got to go，Talk to you later。Micha一抬眉梢，看着我可疑的表情，说：Rea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