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B·罗素在论及马基雅维里时说，“从来人们是惯于被他所震骇的，而他有时也确实在惊世骇俗。不过，人们如果能跟他一样地摆脱掉假仁假义，那么，不少人也都能像他那样思想……（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如果那个目的认为是好的，那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些足以胜任的手段去完成它。手段的问题可以用纯科学的态度来处理，不必顾及目的之为善为恶。”（《君王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P115－123）　　[2]生于战国的韩非子，是法家之集大成者。说话办事，以实际功效为重，所谓“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并无其它目的或限制。（见《中国思想通史》，侯外庐等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P616）　　事物彼此区别的前提是界限的存在，在一个万物相依的世界上，界限只有相对意义。所谓超限，是指超越所有被称之为或是可以理解为界限的东西。不论它属于物质的、精神的或是技术的；也不论它被叫做“限度”、“限定”、“限制”、“边界”、“规则”、“定律”、“极限”甚至是“禁忌”。对战争而言，它可能是战场和非战场的界线、武器和非武器的界线、军人和非军人的界线、国家与非国家或是超国家的界线，也许还应包括技术、科学、理论、心理、伦理、传统、习惯等等界线。总之，是把战争限定在特定范围以内的一切界线。我们提出超限的概念，本意首先是指思想上的超越，其次才是指行动时，在需要并且可能超越的限度和界线上选择最恰当的手段（包括极端手段），而不是指时时处处都非采用极端手段不可。对于技术综合时代的军人来说，现实存在中棱面的增多，可使用资源（指一切物化和非物化资源）的丰富，使他们不论是所面临的限制，还是突破限制的手段，比起马基雅维里所处的环境来，都要多得多。因此，对他们在超限思维方面的要求，也就更为彻底。　　我们在前面说过，组合是战争大师们杯中的鸡尾酒。但在以往的战争中，那些兵器、手段、阵法以及谋略间的组合，都是在军事领域里进行的“限”内组合，这种狭义的组合在今天显然已非常不够。要想赢得今天或明天的战争，把玩胜利于股掌之间，就必须“组合”你所掌握的全部战争资源亦即进行战争的手段；这也还不够，还必须按照“胜律”的要求去进行组合；这仍然不够，因为胜律并不能保证胜利瓜熟蒂落在篮子里，它还需要一只得法的手去采摘。这只手就是“超限”，就是超越一切界限并且符合胜律要求地去组合战争。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完整的概念，一个全新的战法名称：　　“偏正式超限组合战”。超国家组合　　现在，我们似乎又一次面临悖论：理论上说，超限，就应该是百无禁忌，超越一切；但事实上，无限的超越是不可能也做不到的。任何超越都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就是说，超限并不等于无限，而只是扩大了的“有限”，即超出某一领域、某个方向的固有界线，在更多的领域和方向上组合机会和手段，以实现既定的目标。　　这就是我们为“超限组合战”下的定义。　　作为一种以“超－限”为主要特征的战法，它的原理是：在比问题本身更大的范围、调集更多的手段去解决问题。比如，当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时，不是简单的选择国家对国家的军事对抗，而是运用“超国家组合”的方式化解危机。　　从历史上看，国家曾是安全理念的最高形态。对于中国人，国家甚至是与天下等同的大概念。如今，民族或地理意义上的国家，不过是“地球村”里人类社会链条上的大小环节。现代国家越来越多地受到区域性和全球性超国家组织（如欧共体、东盟、欧佩克、亚佩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以及最为庞大的联合国组织等）的影响。此外，大量跨国家组织和形形色色的非国家组织（如跨国公司、行业协会、绿色和平组织、奥林匹克委员会、宗教机构、恐怖组织、黑客小组等）也同样在左右着国家的走向。这些跨国家、非国家与超国家组织，共同构成了新兴的全球力量体系[3]。　　--------　　[3]阿尔文·托夫勒在《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书中，以一小节谈到“新型的全球性组织”，“我们正在看到一种意义重大的力量转移，即从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向全球性角斗士转移”。而所谓的“全球性角斗士”是指从欧共体到跨国公司，这些大大小小的非国家实体。据联合国《1997年投资报告》的统计，全世界已有44000个跨国公司母公司和28万个在国外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产，掌握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2／3的世界贸易与70％以上的专利和其它技术转让。（转引自《光明日报》1998年12月27日第三版，李大伦文章《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　　也许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上述因素，正在导引我们步入一个大国政治让位与超国家政治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就是过渡：许多端倪正在显现，许多过程正在开始。国家力量作为一类主体与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力量作为另一类主体，在国际舞台上谁主沉浮的问题尚无定论。一方面，大国们还在起主导作用，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全面大国，和像日本、德国这样的经济大国，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俄国这样的垂暮大国，都还在试图对全局施加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有远见的大国，已开始明确地借助超、跨、非国家力量，去加倍扩大自己的影响，实现仅靠自身力量不足以达成的目标。如用欧元统一起来的欧共体，就是最新也最典型的案例。这一生机勃勃的过程发展到今天，不过刚刚走出了蹒跚期，远未到结束的时候。近期走向和远期前景不明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某些迹象已经在显现一种趋势，即：通过国与国的较量定夺胜负输赢的时代正在徐徐关上大门，而用超国家手段在比国家更大的舞台上解决问题、实现目标的时代，正在悄然拉开大幕[4]。　　--------　　[4]据布热津斯基的看法，21世纪将出现数个的国家组群，如北美组群；欧洲组群；东亚组群；南亚组群；穆斯林组群；欧亚组群。这些组群之间的争斗是未来冲突的主导。（《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中译《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221）。联合国的作用日益增加，亦体现了这一趋势。（见《走向21世纪的联合国》，世界知识出版社）　　基于此，我们把“超国家组合”列为超限组合战的基本要素之一。　　在一个政治、经济、思想、技术、文化相互渗透，网络、克隆、好莱坞、辣妹、世界杯轻松越过界碑所标志的疆域的世界上，那种企图在纯粹的国家意义上保障安全和谋求利益的愿望已很难实现。只有萨达姆这样的蠢人，才会以赤裸裸的领土占领来实现自己的野心。事实证明，这一做法在20世纪的末叶，是明显背时的，必然遭致失败。同样是追求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作为一个成熟的大国，美国就显得比伊拉克精明得多。自登上国际舞台那天起，美国人巧取豪夺，从别的国家获得的利益，比伊拉克从科威特那里获得的不知要多出多少倍，个中原由不单是“强权即公理”就能解释的，也不单是个违背国际准则与否的问题。因为在所有的海外行动中，美国总是力求争取最多的追随者，以防自己变成形单影只的孤家寡人。除对格林纳达和巴拿马这样的小国，直接采取了单纯的军事行动外，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用超国家的方式谋求并实现了自己的利益。在对付伊拉克的问题上，美国人的做法，就是一次非常典型的超国家组合。整个过程中，它上下其手，纵横捭阖，几乎让联合国内的所有国家都支持它的行动，使这个全球第一国际组织做出了令它师出有名的决议，并把30多个国家拉进了讨伊联军。战后，又成功地组织了对伊拉克长达八年的经济封锁，并利用武器核查，对伊保持持续的政治军事压力，使之长期处于政治孤立、经济困顿的状态中。　　海湾战争之后，战争或冲突的超国家组合倾向愈加鲜明。越靠近今天，它的这一特征就越突出，越频繁地成为一种手段被更多的国家所采用。这一倾向的形成，有着最近十年国际社会急剧动荡变化的深刻背景。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内政治国际化、信息资源网络化、技术换代频繁化、文明冲突隐蔽化和非国家组织强势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便利和麻烦一样多，这就是为什么大国甚至一些中小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把解决问题的指针瞄准了超国家组合的原因[5]。　　--------　　[5]如东盟、非统等组织已经或正在成为解决地区事务的不可忽视的超国家组织。　　正是这一原因，使现代国家面临的威胁，更多的来自超国家力量，而不是一个两个具体国家。对付这类威胁，除了使用超国家组合的手段，不会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其实，古来无新事，超国家组合并非是一片新大陆。早在春秋战国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合纵连横即结盟，就已经成为古代东西方策略家们运用超国家组合手段最为古老也最为经典的方法[6]，至今仍不失其魅力。直到海湾战争时，施瓦茨科普夫式的超国家组合，仍可以说是古典的“联盟＋联军”的现代版。如果非要在古代和今天划出一条代沟，找出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古人那里，只是国家与国家间的组合，而不是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组织之间的垂直、平行和交叉组合[7]。这三种古人无从想象的力量的出现，已使今天的战法，除了不变的原理外，从技术手段到实际运作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国家＋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的崭新模式，将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面貌和结局，甚至改变战争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军事性本质。这种不仅是以国家力量而是以组合超、跨、非三种力量去解决冲突或进行战争的方式，我们统称为超国家组合。从已有的成功范例中可以预见，超国家组合将是今后时代，一个国家在更大范围内，谋求实现国家安全目标和战略利益的最有力武器[8]。　　--------　　[6]战国时期的“合纵”（六国联合抗秦）“连横”（秦联一或数国攻击他国的联盟），即为国与国联盟的范例。（《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P4）　　[7]当代的超国家组合，不只是国家组织与国家组织之间的组合，它还包括了国家与跨国甚至非国家组织的组合。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到某些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对冲基金的默契配合。　　[8]布热津斯基在其新著第八章　必要的原则　　　　　　　　　　　　　　　　　　　　　原则是行为准则，但不是绝对　　　　　　　　　　　　　　　　　　　准则。　　　　　　　　　　　　　　　　　　　　　　　　　——乔治·凯南　　战争史上最早用原则去固定作战方式的人，当推孙子。他提出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而击虚”等等原则，至今仍是当代兵家行动的信条。而在西方，二干四百年后，拿破仑才向后来其名被冠于一所世界著名军校门楣上的圣西尔，透露了一个心迹，“写一本书，准确地描述一下战争的原则，提供给所有的士兵”。可惜的是，打胜仗时，他没有时间；打败仗后，他又没有了心情。对于一生创造过近百次胜利的统帅，这应该算是个不大不小的缺憾。但生为伟人，只要胜绩卓然，自会有后人去发微钩沉，总结你的取胜之道。一百年后，一位名叫J·F·C·富勒的英国将军，从那位生前死后都令英国人畏惧的宿敌指挥过的战争中，归纳出了指导现代战争的五条原则[1]。自此，整个西方的现代战争原则观得以诞生。尽管后来不少国家的军事条令和一些军事理论家们相继提出过这样那样的战争原则，但都与富勒的首创大同小异[2]。这是因为从拿破仑战争开始到海湾战争之前，除了杀伤力和毁损力不断提高外，战争形态本身并无实质性改变的缘故。　　--------　　[1]富勒总结拿破仑的战争原则为进攻、机动、奇袭、集中、保护等五条。此外，富勒还根据克劳塞维茨的看法，另归纳了七条与拿破仑战争相似的战争原则：保持目标；安全行动；机动行动；消耗（敌）进攻能力；节省兵力；集中兵力；出其不意。这些原则成为了现代军事原则的基础。（见《战争指导》，富勒著，解放军出版社，P38－60）　　[2]如美军的九大军事原则：目标原则；进攻原则；集中兵力原则；节约兵力原则；机动原则；安全原则；出敌不意原则；简明原则；统一原则。与拿破仑战争时期的作战原则十分近似。　　现在情况有了变化。这一切发生在海湾战争中和战争后。精确制导武器、非杀伤性武器和非军事性武器的投入和使用，使战争不再拼命沿着提高杀伤力和毁损力的轨道上狂跑，而是开始了它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变向。这就为另外一些让职业军人们感到陌生的原则，铺就了通往下个世纪战争的新轨。　　任何原则都不会是空穴来风，战争原则更如此。不论产生于哪位军事思想家的大脑，或出自哪部军事条令，它都肯定是在战争的熔炉中和铁砧上千锤百炼假铸而成的产物。没有春秋时代的战争，就不会有孙子的战争原则；没有拿破仑战争，就不会有富勒的战争原则；同样，没有海湾战争前后全球范围内大大小小的军事、准军事甚至非军事性战争，就不会有美国人的“全维作战”和我们的“超限组合战”这类战争新概念的提出，当然也就谈不上与之共生的作战原则的问世。　　在对“全维作战”理论的中途夭折感到惋惜之余，我们决心使“超限组合战”不止停留在理论思辨的层面上，而是进入可实际操作的战法状态。尽管我们主张的“超限”思想，本意是要打破一切界限，但有一条界限却必须恪守，那就是，在进行作战行动时，遵循必要的原则。除非原则本身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需要被打破。　　当对战争规律的思考凝结为某种战法时，原则便会随之而生。尽管这些战法和原则，在没有经过新一轮实战的检验之前，能否成为通向下一次胜利的路标，还很难说。但必要原则的提出，肯定是完善一种战法不可缺少的理论工序。这里是陀罗斯，就在这里跳舞吧。让我们看看以下这些原则，究竟能为“超限组合战”带来什么——　　　　　　　　　　　全向度　共 时 性　有限目标 无限手段　　　　　　　　　　　非均衡　最小耗费　多维协同 全程调控　　全向度——360度的观察、设计和组合运用一切相关因素　　“全向度”，是“超限战”思想的出发点，亦是其思想的覆盖面。作为一种战法的总纲式原则，它对实施者的基本要求是，通盘考虑所有与“这一场”战争有关的因素，在观察战场和潜在战场、设计方案和使用手段、组合一切可动用战争资源时，视野上没有盲区，观念上没有障碍，方位上没有死角。　　对超限战来说，不存在战场与非战场的区别。陆、海、空、天等自然空间是战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社会空间也是战场，而连接起这两大空间的技术空间，更是所有敌对双方极力争夺的战场[3]。战争可以是军事性的，也可以是准军事或非军事性的；可以使用暴力，也可以是非暴力的；可以是职业军人之间的对抗，也可以是平民或专家为主体的新生战力的对抗。超限战的这些特征，既是它与传统战争的分水岭，也是它为新型战争划定的起跑线。　　--------　　[3]超限战的战场不同于以往，它包括所有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不断扩展中的技术空间，如纳米空间等。在今天，这几个空间已是相互交错，如太空，可以视为是自然空间，也可以视为技术空间，因为它的战争化进程每一步都离不开技术的突破。同样，技术与社会的互动也时时可见，最典型的莫过于信息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由此看来，战场确是无所不在，我们只能以“全向度”去看待它。　　作为实战性很强的原则，“全向度”适用于超限组合战的各个层面。在战策级，是指国家整体战力直至超国家战力在洲际或全球对抗中的组合运用；在战略级，是指与军事目的相关的国家资源在战争中的组合运用；在战艺级，是指军队或军队规模的主体，为达成战役目标，在特定战场上对各种手段的组合运用；在战术级，是指一支部队或部队规模的主体，为遂行一定任务，在战斗中对不同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的组合使用。同时不要忘记，上述所有组合还应包括它们各级别间的交叉组合。　　最后，必须明确的是，并非每一场具体的战争，其作战范围都能广及所有的空间和领域，但“全向度”的思考和把握战局，是超限组合战的第一原则。　　共时性——在同一时间段上的不同空间内展开行动　　现代战争所拥有的技术手段，特别是信息技术的普及，远战技术的出现和战场转换能力的增强，把绵延分散、性质各异的战场连为一体，也把各种军事和非军事力量平行地导入战争，使战争进程大为缩短。许多过去需要通过战役、战斗累积，分阶段完成的目标，现在则可能在提出同时到达、同时进行、同时完成的要求后，迅速得以实现。因此，在作战中对“共时性”的强调，正在超过“阶段性”[4]。　　--------　　[4]以往战争的进程，在空间上是由边缘向纵深挺进，在时间上则要区分阶段。超限战在空间上是直达核心，在时间上也是“共时”，通常不再具有阶段性的特点。　　在周密计划的前提下，让分布在不同空间、不同领域的战争要素，在统一约定的时间段上，围绕战争目标，展开错落有致、配合默契的组合式打击，以达成突然性、隐蔽性和有效性。一次全纵深的共时行动，可能只是一场短促的超限战，但已足够决定一场战争的命运。这里所说的“共时”，不是分秒不差的“同时”，而是指“同一时间段”。从这个意义上说，超限战是名副其实的“时间约定战”。　　以此为尺度，美军在军事领域内的行动能力，最接近达到这一水平。按照美军现有的装备技术，一个信息战役系统在一分钟内可以为1200架飞机提供4000个目标的数据，加之远程打击武器系统的大量使用，导致了“全纵深同时攻击”作战思想的提出，开始摆脱在空间上从外围逐步推向纵深，在时间上次第展开行动的陈旧战争模式。但他们在这方面的思路，从军方披露的一些公开文件看，至今仍局限在军事行动的范围内，没能推及到军事领域以外的战场上[5]。　　--------　　[5]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军队的《2010年联合部队构想》中的4项原则，“机动造势、精确打击、全维保护、聚焦后勤”全都是为军事战争提出的新原则。　　有限目标——在手段可及的范围之内确立的行动指针　　目标的有限是相对于手段而言。因此，确立有限目标的原则是，目标永远小于手段。　　在确定目标时，充分考虑它的可实现性，不追求在空间和时间上没有限定的目标。有限才有明确性，才有现实性，也才会有可操作性。同时，还能在实现上一个目标之后，使自己保持追逐下一个目标的弹性[6]。在确立目标时，必须克服好大喜功心理，有意识地追求有限目标，排除力所不及的目标，即使它是正确的。因为，每一项能实现的目标都是有限的。无论何种原因，使目标超出了手段允许的范围，只会导致灾难性的结局。　　--------　　[6]要做到目标有限，不在于主观上是否克制，而在于是否超越了手段的限制。手段是确立目标时不可逾越的“限”。　　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所犯的错误，就是把有限目标扩大化的最典型例证。其后，美国人在越南、苏联人在阿富汗所犯的同样错误也证明，无论是谁，也无论是何种行动，只要目标大于手段，就一定必败无疑。　　对这一点，并不是所有当代政治家和军事家都明白。《1996年美国国防报告》中，引述了克林顿总统的话，“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有领导义务，并在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受到重大危害时采取行动”。说上述话时，显然连克林顿都没能意识到，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完全是两个不同级别的战略目标。如果说前者是美国人的能力可以通过行动进行维护的目标，后者则既不是其能力所及，也不是其应该在美国本土之外追求的目标。与“孤立主义”对应的“全球第一”思想，使美国人在国势膨胀时，一直有追逐无限目标的倾向。然而，这是一个终将导致悲剧发生的倾向。一个资产有限，却热衷于承担无限责任的公司，除了破产，不会有其它的结局。　　无限手段——趋向无限制运用手段，但以满足有限目标为限　　无限手段是针对有限目标而言[7]。无限是一种不断扩大手段选择范围和使用方式的趋向，而不是无节制的使用手段，更不是绝对化的使用手段或使用绝对手段。无限手段以满足达成有限目标为终极界限。　　--------　　[7]详见贝文·亚历山大著《统帅决胜之道》，P101－125。　　手段不能脱离目标。手段的无限是指为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可以打破限制地选择各种手段，并不是说手段可以摆脱目标的限制而为所欲为。作为可以毁灭人类的原子武器，曾被视为绝对手段，正是因为它违背了手段必须服务于目标的原则，而终于被人束之高阁。无限手段的运用只能像孔子所说，“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个“矩”就是目标。超限思想“随心所欲”地扩大了手段的选择范围和运用方式，但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地扩大目标，而只是以超限制、超界限的运用手段去实现有限目标。反过来说，聪明的统帅也不会因为目标有限而使其手段变得有限，因为这极有可能在关键时刻导致功败垂成。这就是说，必须通过“无限”去追求“有限”。　　美国南北战争中，谢尔曼对萨凡纳的进军，不是寻求作战，而是一路烧掠，以破坏南军的后方经济为手段，使南方民众和军队丧失抵抗力，从而实现了北方的战争目标。这是一次使用无限手段实现有限目标的成功范例。与此相反，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军统帅部为其前线将领制定的战争目标，是占领西奈半岛，与此相应的作战计划也只是突破巴列夫防线后即固守西奈。企图用有限手段去争取有限目标，结果众所周知，埃及人丢掉了本已到手的胜利[8]。　　--------　　[8]第四次中东战争前，埃及制定的“白尔德计划”分为两步，第一步：强渡苏伊士运河，突破“巴列夫防线”，控制河东岸15－20公里的地域；第二步，攻占米特拉山口、吉迪山口、哈特米亚山口一线，保障运河东岸的安全，尔后视情向纵深发展。在实战中，埃军一过运河，即转入防御，直到5天后才再实施进攻，给了以军喘息的机会。　　非均衡——沿均衡对称相反的方向寻找行动节点　　“非均衡”作为一条原则，是偏正律在超限战理论中的主要支点，其要义是沿均衡对称的反思路，去展开作战行动。从力量的分配和使用，主战方向及打击重心的选择直至武器的配置，都必须双向考虑非均衡因素的影响和把非均衡作为手段去实现目标的问题。　　不论是作为一种思路，还是作为指导作战的原则，非均衡在战争的所有方面都会有所表现。只要正确的掌握和运用非均衡原则，就总能找到并抓住敌方的软肋部位。一些穷国、弱国以及非国家性的战争主体，在同比它们强大得多的势力叫板时，如车臣对俄罗斯、索马里对美国、北爱游击队对英国、伊斯兰圣战者对整个西方，就无一例外地采取了“老鼠戏猫”式的非均衡、非对称战法，明智地坚持决不与大国军队面对面硬抗，而是用游击战（主要是城市游击战）[9]、恐怖战、宗教战、持久战、网络战等作战样式与之周旋；其主战方向多选择在对方意想不到的领域和战线，而打击重心则总是挑选能给对方造成巨大心理震撼的部位。这种利用非均衡手段为自己造势并让事态按自己愿望发展的做法，往往收效甚巨，使那些以正规军和正规手段为主战力的对手，常常像窜入瓷器店的大象，一筹莫展，无从发挥作用。　　--------　　[9]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著名的布罗代尔，特别重视大城市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组织作用”。偌大一个世界，关节点不过是若干中心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布鲁塞尔或许再加上香港，一旦同时遭到打击或发生游击战，世界将一片混乱。（《资本主义的动力》，布罗代尔著，牛津出版社）　　除了在使用中显示出的实效性，非均衡本身就是被黄金律所暗示的事物运动规律。这是所有规律中唯一一条鼓励人们按打破规律的方式去运用规律的规律，也是医治四平八稳思维痼疾的良方。　　最小耗费——在足够实现目标的下限上使用战争资源　　“最小耗费原则”的原则是，一，合理比节约更重要[10]；二，作战样式决定战争耗费的大小[11]；三，以“多”（多手段）求“少”（低消耗）。　　--------　　[10]历来的军事原则中，都有“节约”，主要是指在战争中必须注意对人力、物资消耗的控制。在超限战中，“合理使用”才是正确的节约。　　[11]超限战使对战争样式的选择有极大的余地，常规军事战争样式与以金融为主导的战争样式的耗费，自然大不相同。所以，在未来的战争中，耗费的大小主要看选择什么样的作战样式。　　合理包括合理制定目标与合理使用资源两个方面。合理制定目标，除了在手段的圆径内确立目标之外，还需要压缩目标的载荷，使其尽可能单纯简洁；合理使用资源，显然是指用最恰当方式去实现目标，而不是片面的要求节约。只有在满足实现目标所需的前提下，节约——最低限度的使用资源才有意义。　　比通晓原理更重要的是如何运用原理。能否最低限度的使用战争资源去实现目标，取决于选择什么样的作战样式。凡尔登战役之所以被战史家们称做绞肉机，就因为交战双方采用的都是毫无意义的消耗战；而德国人之所以能在越过马其诺防线后横扫英法联军，则在于它采用的是把最短时间、最佳路线和最具威力的兵器组合在一起的闪击战。可见，找到合理使用战争资源的作战样式，确是实现“最小耗费”的关键。　　在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都变得空前多样化和复杂化的今天，单一领域和单一手段面对复杂目标时，已明显表现出力不从心。手段与目标口径不一的结果，必然是高耗低效。走出困境的思路是，通过“多”，去实现“少”。也就是将多种领域中的多种战争资源优势互补，组合成一种全新的作战样式，在实现目标的同时实现最小耗费。　　多维协作——为一个目标所覆盖的军事与非军事领域中，所有可动用力量间的协同配合　　“多维”在这里是多种领域、多种力量的别称，与数学和物理学中的维度无关。“多维协作”是指为完成一个目标所展开的不同领域、不同力量间的协调与合作。这一定义从字面上看并无新意，在许多过时的或最新版本的作战条令中，都可找到类似的表述。它与所有这类表述唯一的也是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把非军事、非战争因素直接而不是间接地导入了战争领域。换言之，在任何领域都可能成为战场，任何力量都可能用于战争的情况下，它更倾向于把多维协作理解为在一个具体目标的统辖下，军事之维与其它各维间的协作，而不是凡战争都必须以军事行动为主。在战争面前各维平等，这将成为求解未来战争课题的一道公式[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