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和丰富多采，写出人民群众内在的健康的理性和浓烈的感情，写出马克思著作的伟大感召力，写出社会主义事业不管经历多么艰难坎坷也会胜利的必然性来。当然，如众所周知的，党中央及时地澄清了一些错误的理解，明确了精神污染的界限。我们自治区宣传部特地让我在报纸上发表了谈话，在电视上亮了相，也澄清了前一段时间所谓的“寻找”确系谣传。但那时我已经把十二万多字的初稿全部写完了。我感到欣慰的并不是我能写出《绿化树》，而是我能在那种谣诼四起的气氛中写出它来。以上的一切只能说明迄今为止的过去三年。现在回顾起来，在那三年中我仿佛是处在自由状态之中。但是，在当时的那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我却绝不是满足的、有自由感的。这就是进入自由状态的诀窍。时时刻刻我脑海中萦回着马克思这句话：“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而出现的地方，他就是鄙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四百八十七页）。现代，从最紧张的社会矛盾之中创造了迅速向前运动的体系，人的大脑必须飞速地运转才能跟得上去。今天你认为是处于自由状态，说不定明天就会感到你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想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本文，与同志们共勉：“意识到自己是不自由的人才能获得自由，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人却是不自由的。”1984年1月15日草于西安止国20日改于银川西桥-------------------　　　　 　　　　边缘小品 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改革者国文：你给阿桂的信，因提及我的《男人的风格》，阿桂将清样寄给了我，意思是让我们形成一个“三角”的通讯关系，通过对你的《花园街》和我的《风格》的讨论，谈一些创作上的问题。记得在北京你那间小小的、然而大嫂布置得相当舒服的客厅里，你、我、万隆、良沛，曾谈到以后要少给自己的作品作诠释的话。一个作家，写出一部作品来，世界给他的感受和他对世界的看法，应该都在他这部作品里了，至少是这一部作品应该包容了他的这一部分感受和看法。如果他还有别的感受和别的看法，那么他就应该写出另一部作品来。在这一部文学作品之外，他又不诉诸艺术手段，不通过艺术形象，而用论理的形式来阐述他的这一部分感受和看法，即使不能说这个作家在艺术上低能，也可说他有点唠叨吧。并且，他对自己的作品作理论上的阐明，常常会制约读者对他这部作品的理解，不是加强了他这部文学作品的效果，反而会削弱他这部作品的感染力。所以，这种方法是智者不取的。你给阿桂的信写得很好，是谈写作《花园街》的契机的，并不是在洋洋大观地阐述《花园街》中的不尽之意。不错，一座建筑物的沿革，常会透露出曾居住在这座建筑物中的人物的命运；几易其主的过程，则形成了一段历史，会引起后人的感叹。苏武的“楼成君已去，人事因多乖”，辛弃疾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和“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不都是因建筑而启发出的一种命运感么？楼台依在，人事全非；但也有这样的情形：虽然人事全非，可是后住者还是在重复前一家屋主的命运。这里，人物变了，但情节相同，仍然是那出悲剧，此事也是常见的，比如，过去不有一座“十三号凶宅”么？然而，在我们现在，时代毕竟不同了，新的悲剧有着乐观主义的背景和色调，最终会显现出一片令人鼓舞的曙光。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作家比古人幸运的地方。程乃珊的《蓝屋》我也读过，艺术上虽略嫌粗糙一些，我还是很喜欢。这不仅是因为她选的角度（即你说的“视线的焦点”）比较别致，她笔下的几个人物也写得很“活络”（上海话），生动地表现出了上海的某些市民形象。可是，这里有意思的是，同样是从一座建筑物的沿革开始，同样是写在这座建筑物里住过的人，立意、人物和情节的开展却迥然相异。我无意把程乃珊的《蓝屋》和你的《花园街》作比较，这两部作品是全然不同的作品；我更无意在这里贬抑《蓝屋》，我感兴趣的只是，为什么你从一座建筑物的沿革，一个曾住在这座建筑物里的姑娘和另一个现在住在那里的姑娘偶然的对话中获得创作契机，却一下子挪到广阔的社会主义改革的背景上去处理，把一个小小的灵感衍化成一部写改革者的长篇小说来。我是这样想的，对你我这样历经坎坷，命运多蹇的人来说，即使你在贵州的“群专队”里，我在宁夏的劳教农场里，也都在思虑着国家的命运。痛苦的生活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的。在这种心情中，不要说两个姑娘那番有点令人心酸的对话，就是看到两条狗打架。我们也会联想到社会问题上去。这样，在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当然会如你所说的，“为立志改革的斗士们唱一支赞歌，使更多的人来关心、支持这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改革”了。不改革，中国便没有出路，不改革，党和国家就会灭亡；不改革，你我就又会坠入十八层地狱，哪有你优哉游哉地写《花园街五号》，我优哉游哉地写《男人的风格》的条件？对不对，你是哪里爬出来的还滚回哪里去吧！最近，不是已经有人借着清除精神污染之机，企图一笔抹杀三中全会似来的文化创作成果了么？所以，我们还可以加一句：不改革，便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我写着写着就扯到政治上去了，现在让我再回到具体作品上来吧。你前些日子给我的信里曾说，我的《风格》和你的《花园街》有奇异的相似之处，如果有人愿意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现象，倒是个有意思的事情。我也有同感。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做，我这里还可以提供一点第一手资料。许多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年人，总以为我们“作家”在一起的时候，谈的一定是各自的创作构思，讨论的是文学上的深奥问题，什么意识流呀，现代派呀，魔幻现实主义呀等等。殊不知我们是俗而又俗的人，烟火气重得很，满嘴柴米油盐酱醋茶，有时，互相戏谑和恶作剧起来，比有些小青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你我，那时都知道每人手头正在写一部长篇，而见面的时候，却如饿鬼投胎一般只想着吃（比如，大嫂每次都要拼命留我吃饭。仿佛我老是非常地饿），要不，就想着怎样敲没有家累负担的良沛一顿竹杠。我们都没有谈过《花园街五号》和《男人的风格》。但发表出来以后，竟发现我们书中的主导精神完全相同，人物的性格十分相似，甚至人物的某些行为也如出一辙。这种现象，看来只有从我们两人相同的命运，相同的美学观点，相同的理想当中去寻找了。有人说，你的刘钊和我的陈抱帖都有着很浓的理想主义色彩。不知你怎么想，我是承认的。文学，如果没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没有理想主义的光辉，文学便不成其为文学了。黑格尔曾这样说：“艺术把现象的真实内容从这个肮脏、短命的世界的纯粹外表和欺骗中解放出来，并且赋予它们一种更高的来源于精神的现实性。这样，与一般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比较，艺术现象就变成了更理想的现实和更真实的存在，而不仅仅是表面现象。”我认为，刘钊和陈抱帖以及我笔下另一个人物——《龙种》中的龙种，都应该说是“现象的真实内容”或“更理想的现实”。当然，我们和黑格尔理解的并不尽相同，我们所说的“更理想的现实”不是来源于精神的现实性，而是来自现实生活现象中的现实性。诚然，从“纯粹外表”和“表面现象”上看，刘钊、陈抱帖、龙种这样的领导人不多，有时更多的倒是使我们摇头叹气的人。但是，正是这样不多的人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现象”下的“真实内容”。因为在他们身上不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向往、希望、要求，而且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邵你说的“历史潮流”。他们自身的命运和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扭合在一起，也许还会遭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和失败，但最后胜利的终归是这样的人。《风格》发表以后。看到一些评论。在肯定这部作品的同时，许多同志又有“理念大于形象”的感受。这种批评完全是善意的、诚恳的，我迄今所看到的此类意见，都表现了评论家对作者爱护和从严要求的拳拳之心。这是我在今后创作中应该注意的。但是，我心底里也有些不同认识。不知你认为如何；我认为，只要作者不在小说中直接发表议论，而是以书中人物的口来发表适合这个人物性格的议论，就不能算是“理念大于形象”。写这个人物的议论是塑造这个人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这种意义上说，他特定的理念就是他特定的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我的陈抱帖所发的议论，包括他的“城市白皮书”，都是他“这一个”对当前现实，对社会主义改革，对马克思主义独立思考的结果。不是在背诵中央文件和报纸社论（如果是这样，也是一种典型人物的形象），他有他独特的见解，然而又是和党中央一致的，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也许他“这一个”的议论和办法有不准确和不妥之处，而这不准确和不妥也是他“这一个”的形象。说实在话，社会主义新人从理论上来说和从现实上来说，都不可能、也不应是“完人”，都不会准备得很充分以后才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模式，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也没有一个主观上制订的图景，有志于改革之士正在探索中创造。在这探索中的种种议论——理念和具体做法，准确与不准确，妥与不妥，只能经过实践来检验。这里，重要的是要有你的刘钊，我的陈抱帖那种勇敢的、坚定的改革精神。值得我欣慰的是，我三年前写的《龙种》中龙种提出的农场改革方案，在当时看来还不过是书中人物的设想，是文学语言，是塑造人物的一个手段。而前几天宁夏农垦工作会议讨论的结果竟完全和这个文学形象的文学语言一致；固定工资要取消了，联产计酬也过时了，已经提出了最终要过渡到农业工人试办家庭农场。当然，这并不是农垦工作者看了小说《龙种》或电影《龙种》的缘故，我还不至于说出这样浅薄的笑话。我只是说，我们塑造的人物（其中包括他的理念），毕竟是有他的现实性的；他的理念就是他作为一个改革者的形象的主要因素。说到艺术性，你的《花园街》和我的《风格》当然有着种种不足。不过，我的看法是这种种不足只表现了我们艺术功力所达到的程度，不是因为我们写了政治，紧靠了当前的改革招致的结果。从比较上来看，你的《花园街》比我的《风格》精巧、含蓄、结构严整，这是你的艺术功力比我深厚的表现。而我的《风格》比你的《花园街》明朗、幽默，这大概是因为我们的气质还不完全相同的缘故了。据说，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想写出可以传世的作品，艺术性相当高的作品，只有远离当前的政治，去寻找和表现自我。“自我”这个词是很诱人的，能够找到它与之共眠，一定非常惬意。但我不知道这个“自我”离开了“自我”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你我二十多年的遭遇似乎使我们变得十分低级了，大约是“寻找自我”和“表现自我”的艺术家不屑与语的。在我们看来，先要有“自我”，才能“寻找”和“表现”。说明白了，就是先要保住自己的小命或老命。我们才能谈到其它。恩格斯是这样说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个“简单的事实”想必人人都明白的。不吃、不喝、不住、不穿而一意去寻找自我和表现自我，那真是如鸠山所说，是“神仙过的日子”，尘世中尚未见到过。在十亿人都为吃、喝、穿、住忙碌的时候，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作家，怎么能置身事外，不去表现人民的悲欢和愿望呢？十亿人的吃、喝、住、穿弄得不好，自我的小命“或老命尚且不保，又从何处去寻找和表现它呢？而要解决好十亿人的吃、喝、住、穿，只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舍此莫属。我想，这大概是你我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到改革者身上的原因吧。许多好心的朋友（决非赞同寻找和表现自我之辈），都希望我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我常常也为之苦恼。艺术是无止境的，高峰之外有高峰；小说艺术的提高，又不是在小说艺术之内翻花样，却要在小说之外的各门艺术和生活的多方面感受中去寻求，不是短期的进修能够立竿见影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写小说的辩证法》（《小说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中已谈过。有时，我会冒出很沉重的力不从心的悲哀。我想，我们这一代中青年作家的艺术功力，虽然彼此相较而言有高低之分，而从整体上说，可能也就如此了吧。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外国作家在纯艺术的领域里作更广更深的开掘的时候，我们却手拿着铁锹修地球哩。直到现在，我写作的案头还离不开《现代汉语词典》，可是这能怪我过去偷懒，荒废了二十年的时间么？但是，在我情绪稍微稳定下来时，我也并不气馁。我看过一些欧美、包括苏联作家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写的小说，当然，其中有不少优秀之作，可是，大部分作品除了在寻找自我和表现自我上有些新花样外，对人生的思考、对历史的探索、对社会生活和反映也不过平平，只是形式上给人一种新奇感罢了。我们修了二十二年地球，放下铁锹就能写书，如不妄自菲薄的话，我们写的东西至少不比他们逊色多少。这难道还不够使我们引以自豪吗？然而，我们现在凭的什么在写小说的呢？艺术功力上，我们应该承认我们较差，很难凭借；我们凭的就是我们自身生活的积累和对人生、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思考。在一定意义上说，生活积累与对人生、历史、社会现实的思考就是艺术的基础。我大胆地概括成这样一个公式：艺术上的高度和描写生活与人物的深度成正比。所以，我给我自己规定了这样的任务：我不追求艺术的永恒，我只追求我现在生活于其中的一瞬间的现实性。如果我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瞬间的现实，我的作品就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而艺术，只有根据表现和接受的相互关系，也只有站在社会实践的立场上才能具有审美价值。《花园街》和《风格》，在艺术上，当然绝谈不上完美精致。相反，恐怕它们还不过是毛坯，都有许多应该再加工之处。但是，至少，它们表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的激情、中国人的活力、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的向往、中国人的理想、中国人的艰辛的斗争。我很欣赏鲍昌对《风格》的评语，只有一句话：“在我们当前十分艰难复杂的人生中，显露出了一种自豪的微笑，信念的微笑。”（见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学报》）我觉得这句话同样可以加在你的《花园街》上面。是的，我们只追求了暂时，只追求了这一瞬间，但又怎么不可预见，我们的作品不会对后人有点认识价值呢？未来的人，难道不能从我们的作品中看到一些他们的先人是怎样过来的，是怎样想过的吗？前面我已说了；我们笔下的人物都有一定的现实性，即使书中人物的某些想法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错误的，构成其错误的因素也是现实性，因为那是我们这一代人只能达到的程度。人的审美观念虽然是不断流动变化的，但若干若干年后，就像我们现在看若干若干年前的文学作品一样，作品的直接美感将多半被作品的认识价值所渗透，因而，我们的作品也许还有一定的美学意义。这样，只要我们牢牢地把握这一瞬间的现实，我们也可能获得永恒。而中国这一瞬间的现实，其“真实内容”只能是社会主义改革。我常常想着我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应该是什么。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我实在愧不敢当。一个党员作家，还可以说他首先是一个党员，然后才是一个作家，比如你。我呢，至今还没有修养到你这样的程度，我总不能认为自己应该首先认识到自己是个群众，然后才是一个作家吧。但即使你我都这样认识，还是要归结到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看待作家的使命这个问题上来。从文学，也即我们所从事的专业来说，我们总算忝列于现实主义作家之末。而现实主义方法已经规定我们应该从非本质性的素材中选取和组织本质的东酉，揭示未来历史方向的进步因素，即所谓“典型性”。说到底，“典型性”都带有职能的意义。这种职能就是激励读者批判一切旧社会的残余包括其意识形态，并变革现实。现实主义文学如若缺乏力图变革现实的参与意识，它的存在价值就值得怀疑。不但是我们，外国一些优秀作家也认为典型化就是集中一切已经在活动的力量去面向社会变革。因而典型的主人公就是作为在某一特定时期把一切变化着的力量集中于自身的人物，他具有把社会变化付诸实践的某种决定性影响，同时他还采取一种预言社会发展方向的姿态，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笔下的主人公一直被人所称道，贾宝玉之所以作为一个不朽的文学典型，也正是这个道理。这样看来，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个社会主义改革者。我们自身具有变革现实的参与意识，我们的作品才有力量。如若我们自身缺乏变革现实的兴趣，远离亿万人的社会实践，我们就等于自己扼杀了自己的艺术生命。我们也就不能再从事这种职业了。最近，我更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党中央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清除精神污染之后，我既受到了正面教育，也受到了反面教育。不过此事应该是我们另一封信里讨论的问题了。我这里只再重复一遍我上面的话，不改革便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绝不是没有根据的。当然，我们以社会主义改革者要求自己，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写改革者。这是不言而喻的。程乃珊可以写《蓝屋》，铁凝可以写《没有钮扣的红衬衫》，我也可以写将在《十月》第二期发表的《绿化树》。《绿化树》出来后，你一定要“拜读”。我等着读你的《三月柳》。再见！贤亮1984.1.3夜-------------------　　　　 　　　　边缘小品 关于时代与文学的思考——致维熙维熙兄：在北京开政协会期间，一天在王蒙家吃饭，王蒙说起他有一次在什么会上讲话，称你是“大墙文学之父”，有听众又问：那么张贤亮是什么？他说他是这样回答的：张贤亮是“大墙文学之叔”！这当然是他特有的幽默。不过我倒认为，如果可以把描写在严峻的现实之中，在大墙铁窗之内而不丧失积极的本质的、大写的人的作品称为“大墙文学”的话，的确是你的《红玉兰》开了这种题材的先河，所以把我的名字排在你的后面是恰当的。故此，在这里我应该称你为“兄”。感谢你对《绿化树》的赞赏和所提的中肯的意见，但我对《绿化树》，和你对《雪落黄河静无声》一样，也不准备多谈。“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理解我们作品的，我们引为知己；暂时不理解或对我们作品持否定态度的，我们要以更高的艺术性所表述的思想去争取理解。从大墙里出来的人，早已把社会主义民主精神奉为自己重要的生活准则。我们对知遇之情特别感激；我们对不同意见也更为虚心。这里，我只想就你在给我信中提出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谈一点想法。你说：“我们文学的现状，比起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来步子显得有些扭捏，甚至出现了局部的停滞或裹足不前、何故？……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何以会产生和经济改革的顺差和相悖的反差？”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维熙兄，我不想探讨造成这种文学现象的非文学原因，我只想说，如果因种种非文学的原因而使文学的步于“扭捏”、“局部的停滞或裹足不前”，以及“和经济改革的顺差和相悖的反差”，那就决不仅仅只会妨碍文学的发展。这种现象即刻会反馈到文学以外的领域，对我们的经济与体制改革都非常不利。经济繁荣，文学停滞，社会主义在这样的双轨道上进行是不可想象的。最近，我读了一些探讨西方现代社会的理论书籍，又去了一趟北欧，给我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是：如果我们不万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大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那就不能充分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我们“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之后而出现的经济繁荣的社会中，也将和西方一样出现种种“社会病”。对目前西方流行的“社会病”，如吸毒、酗酒、迷信、形形色色的犯罪案猛增等等，我们解释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恶果，是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精神空虚的表现。诚然，就因私有制而产生的根本矛盾所造成的社会现象来说，如此解释是合理的。但是，我们在作如此解释的同时，也应该承认西方在各门科学与文学艺术上，直到今天仍然不断地涌现出具有创造性的优秀人才，其数量之多，成效之优，还是我们要向它看齐的。所以，现代人所谓的“精神空虚”究竟有什么历史内容，它和社会制度的联系点在那里，是我们必须搞清楚，才能扬其长、避其短的。从欧洲回来，我重温了马克思有关现代社会的论断。这里，篇幅不允许我大段引述马克思著作的原文，我只想请你注意一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四八五至四八七页与一○九页上的几段话。那几段话会给我们很大启发。原来，现代人，即生活在工业社会的人的“精神空虚”是一种因不满足而产生的空虚，是基于人要追求自己的全面性而暂时不得的空虚。这种“精神空虚”要大大高于古代农业社会的人的“原始的丰富”。工业社会所创造的牛产力与财富，一方面因其资产阶级形式会派生出种种“社会病”，另方面，又会激发起人空前活跃的创造力。而人开始不满足，开始追求自己的全面性，则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后的普遍心理状态。现在，西方在高呼他们进入了“第三次浪潮”，我们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我看，我们所说的“四化”，是概括了他们说的“第二次浪潮”与“第三次浪潮”这样两个历史内容的。随着“四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我们且不去预测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与伦理观念会有什么变化，人们精神上的追求将提到生活的重要位置上来，是完全可以预料的。维熙兄，你我都经过六○年“低标准”的生活。我们都知道，那时的社会问题最简单：吃、吃、吃！连穿都顾不上。那时人们普遍认为，一个社会只要把人民的吃穿解决了，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殊不知，不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从社会实践的观点出发，我们现在都应有这样的看法：社会生产力越发达，人的物质生活越丰富，人的精神追求也会越活跃，“思想问题”也会越“复杂”。尤其在我们这个“抛弃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的社会里，你所说的“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已使我们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易变的绝对运动之中”；“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了。《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温·托夫勒说：“在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中，任何一个占优势的变革浪潮，其未来发展的图景是比较容易看得清的，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和其他对未来浪潮的发现者，承担了这项使命。”我认为他把作家列为“发现者”之第一位，是很有见地的。你在给我信中表述的对文学现状的看法，就表现了这种发现。我理解你的意思，并不是指文学本身“停滞或裹足不前”。正如你信中所说，尽管“由于‘左’倾错误的流毒和多年来陈旧积习作怪”，尽管“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来描写‘昨天’的文学作品，常是磕磕碰碰”，但当代文学不可否认仍然“跨入繁荣鼎盛时期”。你的忧虑，是把文学放在时代的坐标参照系上而生的忧虑，是面对着由于社会的迅猛发展，我们的人民已经开始发展他们的全面性，开始有着更大、更广阔的精神追求的现实，而对文学的进步还不满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你我的忧虑与不满足。正是我们走出大墙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要求发展我们自身的全面性的表现。维熙兄，你的这种不满足是可贵的，高尚的。因为马克思说过：‘’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出现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我和你在北戴河朝夕相处的愉快的日子里，经常听到你说“使命感”这个词。我非常赞赏你具有明确的使命感。是的，在我们社会已经如此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在我们的人民已经开始发展他们的全面性，而即将成为以不满足和有着更大、更广阔的精神追求为心理特征的现代人的时代中，我们的文学应该怎么办？高度发达的社会应该有同等审美力量和同等思想意义的文学艺术与之适应。我们作家今后如果不能拿出具有更高的美学价值和更深刻、更丰富的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以适应已经发展了的人民的美育要求和使他们得到精神享受，那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会脱落而难以维系整个的社会精神。想一想，这将会出现多么使我们难堪的局面吗！我再次说，我不想探讨造成你的忧虑的非文学原因。我只想呼吁非文学领域和整个社会重视我们文学，关心我们文学，在四项基本原则的范围内以更宽容的精神，鼓励文学要表现人的全面性而从内容到形式上所作的探索，以促进我们以学和社会同时健康发展和持续繁荣。我们作家，只有在我们自身的职业范围内努力。国文兄曾提出“文学要和时代同步前进”，有人不同意，认为文学是反映现实的，永远不可能和时代“同步”，只能跟在时代后面亦步亦趋。我也不想介入这种辩论，因为这实质上可归于把生产力的发展同艺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永恒规律的无休无止的探讨。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承认文学家应该与时代同步前进这个命题可以成立。而现在，我们文学家面对这样迅猛发展的时代，的确大有努力的必要。首先，我认为我们文学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更新知识，已经成了当务之急。要表现社会、表现时代、表现历史，没有对社会、时代、历史的较全面较丰富的知识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一些文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谈起文学来或许能头头是道，但是对文学以外的领域毕竟是生疏的。这在一个长期停滞的社会环境中，也许还能应付，还能写出一些不错的作品，因为在那种社会环境里，人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单个人具有的狭隘的知识，就表现了“原始的丰富”。而今天，“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已形成了一幅广阔而多变的社会图景，并且把我们的昨天和传统习惯等等也要放到新的历史天平上来衡量；人的能力（体力的和智慧的）已接触到前人从未涉足的领域；信息技术的变革，新的理论、观念、艺术见解、技术进展与新的经济和社会的创见，以空前的速度不断地涌现，造成了人的新的智能环境，于是人扩展了自己；工业社会的集中化、标准化、同步化、专业化，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中，并不会消除人的个性，相反，我们的人民正是借助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物质条件充分地展开各自的个性。总之，文学是写人与社会的，在我们面前的人与社会已开始了巨大的发展，我们面对着一个多样化的世界，文学家如不随之发展，不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更新知识，就等于自行取消写作当代题材文学作品的资格。同时，作家的勇气不但来自艺术家的良心和责任感，还要来自对社会的科学认识与自身知识的全面性。其次，我认为我们现在仅仅“深入生活”还不够，还必须“创造生活”。我们作家不能只满足于深入别人的生活，更应该在这正起着深刻变革的时代中于非文学的领域内也以具有鲜明的变革现实的意识去创造生活。我们常说作家应该是思想家，而思想家的特点正在于他要创造性地掌握历史和在现实中体验历史。我很赞同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考葛兰西这样的观点，即：真正的思想家不能不是实践家，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积极改造周围世界的人。即使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丰富的想象力来自艺术的启示、生活和体验与记忆。但这里所说的生活不是别人的生活，而是自己的生活；属于别人的不论多么激动人心、可歌可泣的生活都不能代替自身在某一领域中哪怕是进行微小的变革的感受。如果用我惯常开玩笑的口气说的话，我建议你去当一个劳改农场的场长，建议国文去当一处铁路分局的局长，建议文夫去办一个饮食公司或旅游公司，建议骥才搞一家美术广告公司，建议子龙真正地去当“乔厂长”……以施展作家对未来发展图景的想象，把我们变革现实的热情化为现实或局部化为现实。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正是创业精神最旺盛的时期。作家亲身投入创业中去，我以为只有助于我们表现时代和再现历史，而不会贻误我们职业的使命。至于我，我要和我区的同志们一起办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刊物——《文学家信息》。基于对我们作家、业余作者和广大的文学爱好者在现代都面临着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调整知识结构和知识更新这种认识，基于我们现在的信息生产突飞猛进，以致许多人被知识的海洋所淹没却又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必需的知识这样的现状，这家刊物专为作家、业余作者和广大文学爱好者从知识的海洋中提取必需的知识。也就是说，这家刊物专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来广泛摘编文学、艺术、哲学、美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历史学、地理学、宗教、民族和国际政治等等方面的信息，以及介绍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比如正在发展的空间科学、生物工程和海洋工程的新情况。它将成为一套专业性较强的资料；它不追求趣味性和新闻性，只注意努力扩大文学工作者与文学爱好者的知识面，要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与文学的边缘上形成一门边缘科学，以促进和便利创作、研究、评论和阅读文学作品。现在，我们自治区领导对办这个刊物的计划也感到兴趣。可是要把这个计划变为现实，肯定有许多想不到的困难。但正因为有“想不到”，才能激发起活力，生活本身会不断地把它还不为人所知的方面展示出来。我们，如不愧为当代的中国作家，就要像我们在北戴河时常喊的：“下海去！下海去！”谨颂伏安！贤亮1984.7.25.-------------------　　　　 　　　　边缘小品 文化型商人宣言中国文化人正困于四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窘迫；在逐步解除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奔向商品市场的亿万人的洪流中，文化人已痛切地有了落后和失落的感觉。似乎文化和文比人都遭到空前的忽视和冷遇。很多文化人茫然不知所措：是继续自己的专业还是随波逐流，也涌到杂乱而又繁荣的，嫉嫌而又诱人的市场上去？其实，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从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正是文化和文化人从不正常的、畸形的和被主宰的状态，恢复到正常的、适当的、主动的状态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一次历史转机。中国的文化和文化人，都将经过产前的阵痛，落到它应有的社会地位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真正冲决中国文化人自“五四”开始就企图冲决的旧文比、旧传统、旧意识和旧观念，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就向往的政治目标。“德先生”和“赛先生”，不是凭天真的理想、幼稚的热情，更不是靠政治口号和政治运动能迎接来的。这方面我们已经有非常惨痛的经验。只有发达的市场经济，才是两位先生的红地毯！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我们靠“思想”过日子已经太久太久，所以我们的“丑”才会出得这么大。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公开提出了“三有利”的原则，这就要让所有的“思想”都落到实处来鉴别。当然我们只会选择适用于“三有利”的。“三有利”，才是建设中国的新文化也即新文化人的行为指南。在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中，文化人如果不亲身参与市场建设和商品经济，也在商品大潮中当一个弄潮儿，不但不能解除眼前经济上和精神上的窘迫，而且会辜负先辈们的教导甚至辜负自己的一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靠无可奈何的勇气或为生计所逼出的胆量闯荡市场而发财致富的阶段已经过去；随着我国准备“入关”，价格机制逐步理顺，依仗不公平的买卖而得利的侥幸也不复再来。未来中国的市场，将被文化型商人在平等原则上一与各色人等进行的公平竞争所占领和统治。我们，文化型商人，也和前期闯荡市场的那些小商小贩一样，几乎两手空空。他们凭借勇气和胆量，而我们却拥有中国大多数人没有的高智商、丰富的知识、社会经验和广泛的社会关系。是的，我们的智慧、知识、经验和社会关系就是我们雄厚的资本！对商品经济我们毫不陌生，《资本论》四十多年来都是我们的教材。如果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去学习并加以运用，我们将会在经营管理上超过大多数职业商人或企业家。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必须下定决心亲身参与！我们要实践！我们要下海！也许会有人说，“文化型商人”反过来也可称作“商人型文化人”。如果这种褒贬出自甘于清贫、甘于寂寞的文化人之口，我们应该谅解并要对他们表示尊敬。中国确实需要一大批不为环境所动，专心致志于自己专业的文化人。而倘若是那些以嘲弄咒骂新事物为能事的批判家这样说，我们则要自豪地回答他：是的，你怎么称呼我们都可以！十八世纪英国的政治家伯克（Burke）早就说过，“不纯粹性是一切伟大事物的天性”。我们正是要冲破专业的桎梏，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中，成长为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人”！现在，社会不但允许我们可以有“第二职业”，还给予种种方便和优惠，这是找们追求自身全面发展的一次绝好机会。问题是我们必须用最高级的、适合于我们教养的方式到市场上去“练摊儿”。找以极快的速度在宁夏文联名下开办了两个公司——艺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宁夏商业信息有限公司，遵循小平同志“三有利”的原则和有关法律，经营包括广告业务在内的一切可以买卖的物资。从北京到地方，文化人团体所办的“经济实体”和文化名人领导的“第三产业”大约上百家。我在不长的实践过程中，已预感到全国类似我公司的“经济实体”以及有志于以商业为第二职业的文化人有联手的必要。我们必须手拉手地一齐涉入汪洋大海。我们过去在文化活动方面建立的情感和关系，如果涂上商业的色彩则变成了遍布全国的经营网络。这并不会使我们的友谊变质。虽然在金钱上我们仍然要“撕开温情脉脉的面纱”，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互利互惠；我们的联合或联络，只有遵循经济规律和商仆原则才会紧密和巩固。这样，我们的友谊不仅会加强，而且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将得到新的友谊。我们可以以个人身分互聘对方为项目经理或代理，可以组成紧密或松散的联营机构，可以不断互通商业信息进而达成实质性的交易，也可以把公司当做“卡拉OK”，个人独立地、偶然地在经济舞台上唱一曲……形式会多种多样，经济领域比政治领域宽广无比。总之，我们握惯了笔杆子的软弱的手，一定要攥成一只强劲的拳头。如果我们联起手来，文化人所经营的工商实体，就会是中国市场上一支不容忽视的经济力量。在伟大的历史挑战和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面前，我们必须全面地发展自己，发挥出自身的全部潜力和潜能。我们目前还处在以“第三产业”为“第二职业”的初级阶段，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我相信，文化人向“第二产业”即工业进军的日子也为期不远；我更相信，未来中国实业界的巨头中将有很多我们文化人。中国的文化只有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中国的文化人只有参与了经济生活才能干预社会生活。我们应该自信自己是强有力的，我们的手腕将会粗壮起来，我们要把中国的市场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