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边缘小品作者：张贤亮目录消遣的方式女人内裤的哲学中国土著的廉政观文学的殿堂在股票市场的楼上有感无序土地渴望生命和智慧“中国首届版画精品展”前言《周开成书法作品集》序他在瘠土中生长《火浴》序好个诗情画意老实人的老实文学给海容的一封信《胡正伟画册》序贺兰山文学丛书总序《凤城夜话》序儒将颂别有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好！发疯的钢琴《张贤亮小说自选集》前言我的倾诉《土牢情话》日文版序必须进入自由状态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改革者关于时代与文学的思考文化型商人宣言谈“下海”边缘小品 消遣的方式从澳大利亚回来即病倒，躺在床上静养。忽然接到沈寒冰先生从雪梨打来国际长途，说是他和友人要办份消遣性的杂志，希望我写篇短文。想起在澳大利亚受到的热情接待，一张张友好的面孔便浮现出来。来自大洋洲的要求，是不能拒绝的，即使病，也得在病中谈消遣。其实小病也是一次消遣，这点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不过要病得恰到好处，既不要命又不会落下后遗症，而且不至于“穷病潦倒”，能付得起医药费，这病便是享受了，有点“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味道。据说拿破仑是把工作当做消遣的，当然自古到今这类患工作狂的人还很多。现在的富人，在“高尔夫”球场上消遣。G.L.F——绿色、阳光、散步，多么美好！别说执杆击球，听听都让人舒服。我不会打高尔夫，却常在球场外见爱好者拿着球杆悠哉游哉地走。一看到这种场景，我便不由得想起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曾把“斗争”当做消遣的，而我还是别人消遣的玩具，类似高尔没有高尔夫球打，怎么寻找乐趣呢？从“牛棚”里拉出几个“牛鬼蛇神”来斗吧。“好战士”尤其对犯“男女关系罪”的人特别感兴趣，总要他们反复“交代”他们是怎样发生关系和发生关系的全过程，一直要逼得他们的“交代”类似《金瓶梅》、《肉蒲团》里的细节描写，便哈哈大笑起来。我那时还是个童男子，没有发生过“男女关系”的幸运，于是“好战士”就让我摆出各种型号的喷气式飞机的姿势，在他们的办公室中翱翔。飞得妙，他们真会由衷地笑得前仰后合。可见，只要令自己开心，不论什么形式都是消遣。现在，消遣的方式真是层出不穷，花样翻新，而消遣的费用也越来越高。玩，常常是人们最大的一项开支。可是我在西方国家访问时，如到拉斯维加斯赌场或巴黎“红磨坊”这类高消费的娱乐场所，在灯红酒绿之间，纸醉金迷之时，却不由自主地要想起这样一则中国古老的寓言：有一个渔夫在海边打鱼，每天他只捕到自己够吃的就罢休，躺在岸上晒太阳。一个商人走过来劝他多打几条，他问，我多打鱼干什么？商人说鱼多了你就能出卖了。他又问我卖了鱼干什么？商人说卖了鱼你就有钱了呀！渔夫奇怪地问，我要钱干什么？商人回答，有了钱你就可以享受了，比如你就能够到海边休养，游泳呀，日光浴呀……渔夫说，照你这样说，我现在不就在享受么？！在国内国外，我总看到人们忙来忙去不得闲，每个人都仿佛变成了机器。工作越紧张，人越要变着花样去消遣，以使自己的神经得到片刻的松弛。消遣的方式越新奇，花的钱也就越多，这样，人们又必须拼命地、精神更为紧张地去赚钱，赚来钱再去玩新的消遣以求更松弛的松弛……如此周而反复，无休无止，最后，人们可能并不是因为工作累死，而是为了寻找金钱好去消遣而死，于是使我常常感慨，大家何不学那个渔夫——“我何必多打鱼呢？”真的，只要自己开心，哪种方式都是消遣。像我这样，病中躺着翻翻书，喝一杯清茶，不是也蛮舒服吗？-------------------边缘小品 女人内裤的哲学我很少进商店。今年初去荷兰之前我在北京等签证，闲来无事，偶尔逛了一次百货商场。现在中国所有的商场都把很大一块面积出租给小商贩，让他们摆摊。租出的这一部分，是商场里交易最活跃的一角，商品的花色多，品种全。小商贩的服务态度要比国营商店的售货员热情，在那里你还能看到笑脸，而且他们的叫卖声调很高，常常拉住游客剌剌不休地介绍他们摊位上的货物，和巴黎“跳蚤市场”中的阿拉伯人一样。一个清脆响亮的叫卖声吸引了我的注意。“快来看啦！快来买啦！”那女商贩至多有二十岁，长得还很漂亮，拿着一条女人的三角内裤，不停地在游人面前晃动，像挥舞着一面旗帜。“这女人裤衩不是普通裤衩啦啊！请来看最新发明的药物裤衩啦啊！这裤衩专治女人的外阴搔痒啦啊！穿了这裤衩能治妇女病啦啊！女人有外阴搔痒，有阴道滴虫，穿了这裤衩三天内保证治好啦啊！快来买啦啊！最新发明啦啊！咱们这药物裤衩有专利权啦啊！总理还给咱们这裤衩题了词啦啊！……”政府总理居然给专治外阴搔痒的女人内裤题词！这可是件新鲜事！她的摊位上摆满花花绿绿的不同型号的女式三角内裤，还有非常性感的、让男人看了会想入非非的用薄纱制的透明内裤。几个女顾客在她的摊位前挑选，一会儿就卖出了几条，看来患外阴搔痒症的女人还不少，政府总理的题词是最有力的广告，起了相当大的促销作用。。当然，政府总理不会为这个专利做广告，并没有给这种内裤题过词。但她这样喊叫也没有一个人提出疑问，商场的治安人员在四周逛来逛去，仿佛熟视无睹。商场内一片喧哗，叫卖声不绝于耳，她吸引顾客的方式不过是所有小贩们吸引顾客的方式中的一种罢了。我不禁无声地笑了。第一，前些年，如果有人把“政府总理”和女人的三角内裤结合在一起，马上就会被捕。捏造总理给女人内裤题词的小贩，至少要以“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罪”判上三年五年。而如今，小贩假借总理的名义推销自己的商品也无人过问。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政府总理”这一崇高的头衔在人们心目中已失去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第二，按中国的传统习俗，女人的贴身衣裤是不能让外人看见的。过去，女人洗了自己的内衣内裤，必须晾在隐密的地方。女人的贴身衣裤被男人看见，是女人的一种耻辱；男人看到绳子上晾晒着女人内裤，会以为一定要“倒霉”。今天，透明的女人内裤也大量制造出来，并陈放在公开场合任男人和女人挑选。中国古老的禁忌已不复存在！第三，商店即使公开出售女人的内衣内裤，过去也一定由中老年妇女当售货员，而且摆设在妇女专用商品那一角的柜台里，因为年轻的姑娘和少妇决不会当众购买内衣内裤。年轻的姑娘和少妇，更不会当着络绎不绝的游人高喉咙大嗓门地兜售女人的专用商品，而且这种商品还和女人最隐密、最敏感的部分的最不可告人的疾病有最密切的关系。男女之间的防线，女性的羞赧感，已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彻底崩溃！如果继续探索下去，还可以得到第四、第五、第六……直至最深层的哲学结论。总之，一个年轻的小姐，当众高声喊叫出售这种专治女性外阴搔痒的“药物内裤”，非常充分地说明了中国正在变，而且指示了向何处变。谁说太阳之下没有新事物？商场里这生动的一幕，给了我灵感，我下一部小说《钱歌》，就以这一场景开始。（为法国《读书》杂志而写）------------------- 边缘小品 中国土著的廉政观国文兄打来长途，说他有位朋友办着一份杂志，请他约些名人写点有关廉政建设的文章，并说张洁、叶楠、晓声等都写了。有了那些名家谈廉政，我就没有什么话说了，因为我肯定同意他们的意见。不过，由于我呆在远离北京的“老少边穷”地区，倒经常能接触到许多最普通的老百姓，不知怎的，也许我是井底之蛙，一提起“中国国情”、“中国特色”，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仿佛他们比东南沿海及中原大城市的人更能代表“国情”和“特色”。这些人，我也不能说是“群众”。因为如我把他们称为“群众”，他们的看法就成了“群众意见”。这太严重、太政治化，我这篇短文承担不起。想来想去，只好把我接触的这批人叫做“土著”。中国“土著”对于廉政的看法，的确与报刊杂志上登的观点很不相同，也颇有趣。据我听来，大致可分为这样几类：一类，只注重看领导人或官员的个人生活作风，所谓“生活作风”，因为土著们本身的生活就极简单，所以也仅仅是看吃、穿两项罢了。比如，这个官员平时吃得很清淡，只爱吃家乡饭，最大的奢侈不过是来碗红烧肉，穿的衣裳打着补丁，生平不爱钱，甚至手连钱都不碰，那么，这位领导人或官员即使把这地方治理得民穷财尽，冤狱遍地，土著们评论起他来都会一致称赞，不管他办了多少坏事，糟蹋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土著也认为他是“好心办了错事”，不但会原谅他而且仍十分崇敬，离任时或逝世后，还会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对他依依不舍，万分怀念。在土著的心里，“廉”和“政”是分开的。把“廉”和“政”分开的另一种土著心态却恰恰相反，只看“政”不顾“廉”。有个土著曾跟我说：“妈的！只要这个官儿把咱们的生活搞好，把经济搞上去，他坐啥‘奔驰’，哪怕他坐‘桑塔纳’呢（这个土著以为‘桑塔纳’比‘奔驰’高贵）！他要高兴，咱们还愿意用人抬轿子天天抬着他去上班。至于玩女人嘛，咱们县上至少有二十万女人，他一天玩一个，一年也才三百六十五个，够他玩的！”我瞠目以对，不知再和他说什么，因为他的头脑里恐怕还没有现代政治中“廉政”这一概念。头脑里没有“廉政”概念的土著非常普遍。办点事要请客送礼，和结婚过年时要招待亲朋好友一样成了风俗习惯，已经深入到民间。假如我持反对态度，定会遭他们的白眼，我倒变成不懂人情世故的人了。而他们对收礼的官员，内心里也决没有一点蔑视，认为收了礼就是“受贿”，不收礼就是“清廉”。只是在官员收了礼却不办事的情况下，土著们才有点抱怨。你如不信，可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某些节目与所谓“法制文学”的某些文章，很多制造假药、销售伪劣商品的人和贩卖妇女儿童的人，当记者问起他们“知不知道这是犯法”，不是很多犯人都回答“不知道”么？问起受害者，受害者也不知道受了害可以到什么地方去申诉，好些人还根本不知道自己受了害。这不由得常使我感叹，我们国家是最最重视“政治学习”的，四十多年来全国花在有组织的“政治学习”上的时间和金钱，肯定超过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但我们“学”的东西跑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学”的是什么东西呢！“学”来“学”去，结果是全国有近四分之一的文盲和更多的法盲及科盲。什么叫廉政？“不知道！”其实，官员收了礼，是愿意给你办事，不收礼，便是不准备给你办事的表示，已是人人心中有数的了。有人说这种歪风邪气是改革开放后搞市场经济才出现的。可是土著们不这么看。和我一起曾在农场劳动的土著说，“你忘了？那阵子，男人入党要请客喝酒，女人入党要把身子贴进去；男‘知青’不提着北京二锅头就迁不成户口，女‘知青’不跟书记睡觉就上不了大学哪？”追根溯源，这种现象还是至今仍有人留恋的“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余韵。至于说是不是“量变发展到质变”了呢？请听土著们的比较：一个土著说，“物价涨了嘛！这会儿的一万块钱，也就相当那会儿的一百块钱。再说，现在婊子遍地都有，找个婊子来跟管事儿的睡，总比把自己的老婆送去好吧！”土著们并不认为目前更糟，好像现在比过去还有进步似的。更有甚者，很多土著不信任清廉的官员而对不怎么清廉的官员反而感到亲切。譬如。西北某中等城市有位市委书记，在任七八年，没给自己的亲属子女解决过户口，安排过职务，虽然政绩平平，但清廉可说是清廉的。离休后，土著们评论起他来却说，“他连自己的亲属子女都不顾，还会顾咱们老百姓吗？！”不错，“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连自己的家都没有“齐”，逞论“治国”？还有的土著把官员是否收礼来衡量这官员是不是“跟群众打成一片”，“对群众的态度”。有篇小小说写的就是这个内容：有位清廉的官员上任后一本正经，下属见了敬而远之，弄得他也很苦恼，一次他生了病，人们纷纷提了礼物去看他，而他也照单全收，这才把关系搞好起来。看到报纸上登某某官员拒收贿赂，有的还有确切的数字——“拒收二十一次，共三万七千二百元！”土著们就对此大有怀疑：“每次贿赂给他的钱他都先数了再还给行贿者？”“他怎么不把行贿者当场抓起来交给公检法处理？以致人们一次次地向他行贿。”“这三万多是他报的，还有没报的呢？”等等。有个较为富裕的土著个体户跟我聊天说，“我一听见‘廉政’就害怕！”我奇怪地问，廉政对你只有好处，那是针对干部的又不是针对你的，你怕什么？他说，“干部不廉政，我花些钱还能办成事，一廉政，干部不收礼了，可也不办事了，对于咱们个体户来说，真是得不偿失。其实我要办的事也都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又不是犯法的。我只求办得快一点，顺当一点而已。”“两害相权取其轻”，不清廉似乎倒能提高办事效率，这种现象怎么解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自以为有点政治常识，也跑过外国，领略过些许现代国家的行政规范和风土人情，但面对土著们这种深入骨髓的习惯，我也不知如何“教育”是好。有时想，这就是“中国特色”和“国情”吧，不如随大流图个顺利，逆潮流而动必然四处碰壁；有时想，要在中国解决廉政问题及树立廉政的观念，恐怕还要从更深层处着手吧。------------------- 边缘小品 文学的殿堂在股票市场的楼上作者按：从所谓“文学新时期”开始直到今天，中国文学界总把能不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当做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标志，甚至有“诺贝尔情结”的说法。一个诺贝尔奖，使多少中国作家梦魂萦绕，有的人还专为奔这个大奖写了许多中国读者读得龇牙咧嘴、外国人看了也其明其妙的作品。但真正和诺贝尔文学奖的主持人面谈过、多少了解点“第一手材料”的中国作家大概极少，而我却有此机缘，还可说是在中国作家中与诺贝尔文学院接触最早的一人。此文写于一九八三年，当时严文井老师是我们中国作家访问北欧代表团团长，文夫兄和我是团员，陪同的翻译是作协外联部的何滨小姐。十几年过去了，评判诺贝尔奖的主持人已有更动，可是诺贝尔文学院楼台依旧，传统未变，也没有搞过任何“体制改革”。我想，把这篇文章再次发表，还是有现实意义的。拜访以颁发诺贝尔文学奖闻名于世的瑞典文学院，是我们北欧之行的一项主要日程。瑞典文学院在一座古老的建筑里。在北欧来说，内部不能算堂皇。我们从侧门进去，立时感到很阴森，仿佛进入了一座古堡。踏着没有铺地毯的花岗石楼梯上到二层楼，才看见外面灿烂的阳光从大窗户透进来。楼梯口是衣帽间，脱了大衣，经过长长的走廊，又经过靠墙陈列着许多精装书的图书室，才到文学院秘书长俞连斯登办公的地方。俞连斯登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个子不高，红润清癯的脸，花白的头发很整齐地梳向脑后，穿一身黑色的老式西服，完全是上一个世纪欧洲绅士的派头。他，就是在决定谁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件上签字的人。也就是说，谁获得诺贝尔奖，谁不得诺贝尔奖，大部分的决定权在他手上。寒暄已毕，他先向我们介绍瑞典文学院的历史。瑞典文学院建在一七八三年，是至今仍被瑞典人怀念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创建的。当时，完全模仿法兰西学院的建制，主要任务是发展瑞典文化。因为瑞典语言的发展和文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一开始就着手编订瑞典文辞典、从瑞典文的头一个字母一直编到最后一个字母。它就是我们在长廊的一间图书室中看到的那些书。那些书在他们历史上的意义，很像我国的《永乐大典》。可是他们的辞典保存得很好，而我们的《大典》却散失殆尽。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只是瑞典文学院的一项附属工作。俞连斯登特别强调“附属”这个词，我个人的感觉，他有一种要表现出瑞典文学院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的语气。他说，承担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是从一九○一年开始的。在当时，就有院士不赞成揽这一个差事，觉得由瑞典来承担世界性的文学评奖是很困难的，并且这也不是瑞典文学院该做的正经事，因为各项诺贝尔奖金完全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崇高。后来终于接受了（为什么又接受了此项工作，俞连斯登没有说，我个人估计是为了可以多得到些经费支持）。而一旦接受了此项工作，就必须建立一个庞大的图书馆。他说，你们过一会可以去参观这座图书馆。瑞典文学院有十八个院士，一半以上是作家，其余的是语言学、人文科学的教授。院士由选举产生。学院的一切事务政府无权干涉；在瑞典，各学院都是独立机构，不隶属于政府某个部门。院士一律是终身职，不受任何一届政府的影响，也就是说不管政府由哪个政党执政，院士都不随之进退。不过，政府也不提供一文钱的经费，学院的经费完全由私人资助。诺贝尔基金会提供了学院的日常费用（这是关键之所在）。这十八个终身职的院士又选出“五人委员会”、由这“五人委员会”来决定谁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世界各国的文学家组织都有权向瑞典文学院提出候选人，学院每年要收到一百到一百五十名的候选人名单。这时，文井同志问，我国的巴金和艾青是不是在名单上。俞连斯登说，“在名单上。还有一个中国作家，叫沈从文。”文井同志又问，他们是否能够获得诺贝尔奖金？俞连斯登笑了笑说，“这是绝对保密的。我只能透露一件事，就是今后诺贝尔文学奖金的颁发，将偏重于中东和远东国家，因为这些地区的作家近年来还很少得奖，但这些地区的文学最近有了很大发展。”俞连斯登又说，年的名单上，有许多是多次被提名的人。事实上，要做到公正是很困难的（说到这里，他带着歉意的表情）。因为不管“五人委员会”也好，十八院士也好，他们不能读绝大部分推荐作品的原著，只能靠译成瑞典、英、法文的译本。最后，他说，他们知道中国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写作，希望中国的中年作家和老作家努力，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他的最后一句话，倒有点中国味道。这样，访问算告结束，前后不过四十分钟。在外国，没有在办公室一聊就是半天的事情。我们告辞后，俞连斯登派了一位工作人员，领我们参观瑞典文学院。值得一看的不过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十八院士的会议室。他们每年在这里举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会议，给我们印象很一般：墙上挂着大幅油画，全是历届的院士，我们并没有看到诺贝尔的像。长条会议桌四周摆着十八把金漆的古旧椅子。漆面也脱落了。我坐在主座上照了张相，感到坐椅并不舒服。那些老头子不可能像我们一样一开会就是几天，不然真受不了，屁股是坐不住的，他们又不如我们练就了开会的坐功。这十八个人全到了耄耋之年，到这里来大概就举举手完事。主要决定权在“五人委员会”，而最主要的又是俞连斯登。另一个地方，就是俞连斯登介绍的，专为评选诺贝尔文学奖而设立的图书馆。这所图书馆似乎不对外，只供文学院内部人员使用。所收藏的书籍当然全是文学作品：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等。我们看到，以法文本居多，其次是英文，再其次是西班牙文，真可谓汗牛充栋，从屋顶一直到地板，摆满了一排排书架，全都是烫金的精装本。承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好意，为我们中国作家来访，专门把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排出来摆在长桌上展览。这个展览，倒使我明白了中国作家，如巴金、艾青这样世界著名的作家、诗人尚未能够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技术原因。据工作人员说，长桌上的书籍已是瑞典文学院收藏的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之全部，但看来只有寥寥的数十本。我没有仔细数，充其量不过一百本。那长桌子比乒乓桌略大一点，而所有陈列的书又都是翻开的，读者可以想象有多少了。这中间，又以译成外文的四书五经、《道德经》、《西游记》、古典诗词、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居多。然而，如老子、吴承恩之流，是再也没有资格得诺贝尔奖金的了。现代中国文学作品中，鲁迅的著作有几本，但都很薄；茅盾的作品有一本：《子夜》。这些大师也已作古了。尚健在的巴金的著作，我们只看到两本，一本是《寒夜》，另一本也很薄，看起来不像是《家》。大家都知道，《家》已译成了许多外国文字，但遗憾的是这个最关键的图书馆却没有。艾青的诗没有专集，只有与闻一多两人的合集《死水与黎明》，而且是中瑞文对照本，这就可以估计出来所选的诗也不多。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我们只看到两本《中国文学》社编的“熊猫丛书”，一本是谌容、张洁、张抗抗、王安忆等六位女作家的合集，封面是她们六位女士的照片，故一看就认识。另一本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其中有我的《灵与肉》。现代文学作品，从封面看出，倒是港台翻译出版的比我们翻译出版的多。这且不去说它，使我们大为惊愕的是，姚文元的一本什么文学评论集，还当做主要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被陈放在很显著的位置上。这本书有三百多页，开本较我国一般的三十二开本大；我翻了一下，是一本打字本，不是印刷本。也不知译者是谁，但那封面却是印刷的，可能是哪一所大学自印的参考书。工作人员对我们很友好、很客气，显然不会是有意使我们尴尬而放上这本书的。他可能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姚文元已经被我们打倒了，关进了监狱，也可能是照西方的习惯，认为人虽然犯了法，著作还可以保存下来。我们本想告诉他，姚文元这个文痞写的东西都毫无学术价值，不过是许多条打人的棍子，但转而一想，恐怕我们跟他说上一天，他也不会明白中国当时的政治背景，也只好作罢，放就让它放着去吧。也许它在将来还有点史料的价值。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给他们供给我国翻译出版的文学书籍。何滨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人员的身分，当场与那位图书馆管理人员建立了联系，答应以后不断地给瑞典文学院寄书来。胖胖的管理员很高兴，双方都交换了通迅地址。回国以后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何滨这个小小的工作人员有没有条件给他寄书，寄过了没有。恐怕她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走出了瑞典文学院。绕到前面，才知道我们刚刚进去的那扇门是侧门，正门面对着一个小广场。正门的台阶上坐着许多男女青年在晒太阳。随便说一句，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斯德哥尔摩难得有艳阳天。禁声同志说，他在驻瑞典使馆工作了几年，由于太阳晒得少，四十来岁的人头发几乎都掉光了。我们去的时候又是春天刚刚来临，所以遇到太阳好的天气时满街都是人。瑞典人喜欢户外活动。在时间不允许走得远的情况下，他们常常像我们的老农民一样，挤在南墙根儿晒太阳。这时，小广场的木椅子上也坐满了人。都是一副懒洋洋的在享受阳光的模样。广场上自由自在地走着许多鸽子。地上很潮湿，还散布着许多鸽粪、垃圾。堂皇的、世界著名的瑞典文学院的环境卫生可不怎么样。这里还要插一句：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的街道卫生都不像我们原来所想象的那么好，商店连各自门前的雪都不扫，门槛外面的垃圾一律由市政工人负责。有一次逛街，我向马悦然教授介绍我国的“门前三包”，他也认为很好。参观完瑞典文学院，我们有一种闻名不如见面，而见面又不如不见的感觉。心想，原来不过如此，很有些失望。当然，这个印象很大程度是图书馆所展出的书给我们造成的。后来，禁声同志给我们说，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在现代，不仅仅靠作品，这里面还有些“门道”。第一，当然是政治背景，比如索尔仁尼琴之所以能得文学奖，几乎完全在于他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同时，还有文学思潮与不可捉摸的西方读者的兴趣变化。比如拉美的马尔克斯获奖，就是西方普遍地突然对拉丁美洲的政治关注起来，再加上他的“魔幻现实主义”。还有，就是技术因素：一个是翻译，一个是活动。所谓活动说明了就是拉关系。瑞典文学院名义上不受政府干预，但它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十八个老头子院士仍然要受这一批或那一批名流的影响。禁声同志说，如果我国的文化宣传部门能把我们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确定下来；认为获奖也是我们的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通过我们的积极活动，巴金或者艾青获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如俞连斯登自己也承认的，他们的评奖不可能做得十分公正，所以，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见得就说明我国的文学没有达到一定水平。通过这次访问，我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我看还是本世纪初那些不愿承担此项评奖活动的院士有见识：靠十八个根本不可能熟悉世界各国文学情况的老头子，来一年一度评选世界最佳作品和最优秀的作家，这件事本身就是很可笑的。事实也证明，从一九○一年以来，世界上很多伟大的作家并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不影响他的伟大，如托尔斯泰；而许多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到后来却默默无闻了。我一面走，一面这样想。绕过正门的广场，走到另一侧的一条小巷子。这条巷子比我们进门的那一条巷子热闹（在斯德哥尔摩，我搞不清东南西北，只好说这一侧，那一侧）。巷子边有一个酒店，那天是星期五，——星期六在瑞典就开始放假，于是许多人正在排队买酒，准备过周末。还有几个小“滂克”在巷子里嬉闹。他们就住在瑞典文学院旁边，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隔壁的这所学院颁发的一项奖金，牵动着世界成千上万的文学家的脑神经。霍尔小姐领我们走进这座文学的殿堂以后，就留在走廊的一间房子里，没有参加我们和俞连斯登的谈话。直等到我们出了图书馆才又接着导游。我们上了汽车准备回旅馆时，霍尔小姐告诉我们，那瑞典文学院下面的一层，就是从正门进去的地方，并不属于文学院，而是一家股票交易所。这倒很有点象征意味：楼上的学院对文学作品所发的奖金，有时并不反映文学作品的实际价值，价格与价值是分离的；楼下交易所所售的股票，票面金额有时也不反映实物的实际价值，价格与价值也是分离的。------------------- 边缘小品 有感无序一些书前的序言是序作者本人的读后感。并且是隐恶扬善，多溢美之词的。有的序却是“借他人酒杯消自己块垒”，趁给别人写序时说些自己要说的话，竟常常与所序的书无关。郑柯今天出了一本小说集，嘱我写序，无非是想让读者在读他的小说之前就对他的创作先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年轻作家出的头一本书，好像都需要有一位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引荐：“请多多关照”，等等。我对郑柯说，其实你不必这样羞怯，你就大大方方地往读者面前一站，任人评头品足好了。郑柯的小说，早在1985年我就作过评论，很高兴地把他介绍给了读书界。我极少写评论文章，因那既不是我所长而且我对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很隔膜。郑柯发表《大大谷》时候还不是专业作家，刚刚从大学毕业，年轻得很。我为他写评论完全出于自发，也是“有感”。感于那个短篇之中的灵气。评论是一气呵成的，因他的灵气触发了我的灵气。这么多年下来，生也坎坷，他的灵气得到磨练，少了些浮扬多了些深沉。所以我觉得他站在读者面前应该是无愧的。然而，郑柯却有郑柯的顾虑。因他的顾虑，又触发了我的感慨。这里我也不禁“借他人酒杯消自己块垒”了。原来，现在大喊大叫的“出书难”其实并不难。过去，一个作者写了一本书，送到出版社，先要一审，后要二审，再要终审。终审判决下来，即使排上了计划，也要等上个一两年。而现在，只要有钱，想出一本书竟在弹指一挥间。张三李四，写的白云流水，悼文情书，政治上没问题，马上就能见校样，不久即可上架。至于印多少册，也不是由书籍市场的需要而是由你的荷包来决定。照过去的标准，很多可出可不出的书和根本达不到水平的书，现在都可泛滥。那些喊“出书难”的作者，力道真是用错了地方。与其发牢骚，不如去捞钱。有了钱，小学生作文式的文章都能收集起来出版，何况你的煌煌巨制。前几年，有位刚从鲁迅文学院毕业的作者跑来找我，要我给他安排工作。我说你现在这个机会正好，刚出校门还没有单位，何不趁此多在社会上跑跑，先当个体户，既有了生活积累，又能赚点钱为今后创作作准备。可是他错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不收留他，愤而离去。前不久在街上碰见，好像他就有点“悔不当初”了。据他说他的一位“鲁文”的同学，就是照着我的路子走的，现在已经有了几百万，“除了不倒军火什么都倒”，别说出一本书，开家专印自己著作的出版社都富足有余。因为有这种情况，郑柯就有点担心，害怕读者也把他的这本辛辛苦苦、倾注了个人心血的小说集当成那一类出版物，尽管他为了出这本书也付出了一定的“跑钱劳动”。要我作序，除了前面所说的那层意思外，还有点想取得一个“证书”的味道。证明什么呢？就是证明他这本书值得一看。可是，我的确不怎么太乐观。我总觉得现在认真读书的人越来越少。古人说，读书，要头顶上再长一只眼。庙里的菩萨有许多是三只眼的，中间那一只，就是所谓的“慧眼”。郑柯的小说，如果你光用正常的两只眼睛去看，是看不出什么名堂的。情节并不复杂，不如武侠或通俗小说吸引人；人物，也没有惊心动魄的高大形象或令人玩味不尽的阿Q式的典型。翻过去，也就完了，留不下深刻的印象。但是，要是你开了慧眼，你就能看到篇章中弥漫着一股灵气。其实，千古文章，难得的也不过在这一点上而已。开慧眼，那需要内心极为宁静安详。所以古人在读书之前都要先焚香沐手，正襟危坐，然后平心静气地翻开书本。现在，一般人哪能有内心宁静安详的快乐。成天营营苟苟，争利于市，争名于朝。于是只好去找些武侠或通俗小说聊以打发“争余”的时间了。所以我已经预料到郑柯的这本集子发行量不会很大。如果它能在真正的文学圈子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我就为他感到高兴了。然而，话又说回来，即使引起了文学圈子的注目，又如何呢？文学事业，是一个要耐得住寂寞的行当；“人不知而不愠”。真正有灵气的种子，正是在寂寞中得到内心无比的快乐的，而且也只有从寂寞中得到。有人可能说，你张贤亮老是热闹，你才说这样的风凉话。叫我们寂寞你却不寂寞！事情看来好像是这样。而我，真心的，从来也没有把热闹或不热闹当作一回事。如果我老想听别人说我些什么，被别人所左右，我也就失去了自己的“阿赖耶”识，写不成东西了。可是，郑柯是一个江南才子，又是一个年轻的作家，他是很想热闹一番的，我知道。我以为，凭他，既年轻，又有才气，热闹，也可能热闹得起来。我只希望他热闹或不热闹之后，有一番思索。我想，我的话最好到此为止。序不应该是引言或索引，何况我这又是“有感无序”。------------------- 边缘小品 土地渴望生命和智慧——为三北防护林建设局所编的报告文学集而写的序言公元前五二五年，释迦牟尼痛切地感到人生须臾却苦海无边，浩瀚的哲学著作又使人无所适从，而抛妻弃子，逃离宫廷，流浪到菩提迦耶的一株菩提树下修行。七七四十九天以后思想发生了飞跃，也就是达到了顿悟，创立了佛教。佛教对人类文化的贡献，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但是，如果没有那一株菩提树呢？稍后，中国的孔夫子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改革政策遭到失败，回到老家办起了教育。中国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就设在今天山东曲阜县的一方杏林里。弟于三千、圣人七十有二，皆出于郁郁葱葱的杏树园。西汉以后两千多年，孔子学说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正宗。如果我们的嗅觉再灵敏一点，就可以闻到儒家经典里其实有一股苦杏仁的清香。在西方，生于公元前四二八年的柏拉图，待自己的思想已初步形成体系时，在雅典创立了他的传播基地，名为柏拉图学园。国内林木葱茏，据后世记载很像是一处风景优美的“旅游点”。这一片树林中结出了一颗硕果，就是亚里斯多德。他从公元前三六七年开始在这片林中徜徉了二十多年之久，终于成为继柏拉图之后的西方圣哲。现在，当我们评论西方文化时，追根溯源，总会寻到柏拉图身上。从亚里斯多德到圣克古斯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