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 《看麦娘》 作者：池莉 正文 一 今天是6月21号。昨天入夜，我就开始辗转反侧。凌晨四点，我口渴难耐，起床喝水，借着晨曦的光亮，在挂历上的今天，用红笔做了一个记号。三个月了，我女儿容容失踪整整三个月了。明暗交织的黎明之色，比白天暗许多，又比夜晚亮许多，人的意识，比白天朦胧许多，又比夜晚清醒许多。我清楚地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容容的失踪，到昨天，还只是说是两个多月，而今天，就是整三个月了！ 6月21号，每年都有这一天，不是吗？五年前有这一天，十年前有这一天，二十年前有这一天，百年前也有这一天。我不知道别的人是否记忆特殊的日期？是否会在某些特殊的日子里心神不宁？是否会坐立不安，非得要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总之我是。 今天是6月21号。昨天入夜，我就开始辗转反侧。凌晨四点，我口渴难耐，起床喝水，借着晨曦的光亮，在挂历上的今天，用红笔做了一个记号。三个月了，我女儿容容失踪整整三个月了。明暗交织的黎明之色，比白天暗许多，又比夜晚亮许多；人的意识，比白天朦胧许多，又比夜晚清醒许多。我清楚地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容容的失踪，到昨天，还只是说是两个多月，而今天，就是整三个月了！挂历下面是一个酒柜，酒柜的台面上，全部是照片。容容在照片里欢笑，她是现在流行的那种最上镜的姑娘，排骨胸，鹭鸶腿，巴掌脸，大嘴巴，一笑就露出百分之八十的牙齿，颗颗都光彩夺目，真是朝霞满天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二十岁，在北京工作，已经整整三个月没有音讯了，想想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客厅的一切，在单纯又深远的黎明之色里活动起来：电视机自动打开，屏幕上显示出来的正是容容。她在狂奔和呼救，从老远的地方往我的所在之处奔跑，紧紧追捕着弃容的是浓烟，是那种铺天盖地的浓烟，铅灰色，翻滚着，一朵里面又膨胀出无数朵，简直就像一只旺盛裂变的多头动物。我知道，我必须去救我的容容。否则，这些年轻的照片就有可能变成她的遗像，满天朝霞将会永远凝固在我的天空；柜子里保存的小小的奶杯，铅笔盒，墙上挂的布娃娃和枕头旁边的绒毛玩具，将都会变成遗物，从此令人不忍目睹。生活就是这样，欢乐变成痛苦，经常就发生在转瞬之间。在我这个年纪，对于生活的不可知性，已经有所领教了。我实在是不敢大意了。 我下意识地伸手关掉电视，结果却是打开了电视。电视机突然发出嘈杂的声音，于世杰被吵醒了。他被吓得从床上坐了起来，伸长脖子搜寻我，说：“你在干什么？” 我翻腾如大海般的心绪，怎么面对一个从熟睡中惊醒的人？我从哪儿说起，于世杰才不至于觉得突兀？结果我说：“今天是6月21号，你知道，这个日子对于我，很不吉利的……” 于世杰说：“拜托了！请你睡觉，好不好？” 我说：“容容失踪整三个月了。” “容容没有失踪！容容是没有与我们联系！”于世杰强调说，他闭上眼睛，极其受不了地倒在枕头上，说：“拜托了！拜托了！现在睡觉，一切都天亮了再说！好不好？” 天还没有亮，就一定得睡觉。于世杰理直气壮。我只好上床，可是我再也无法入睡。于世杰一直断然否定“失踪”的说法，他认为我夸张。他认为现在的女孩子，在北京闯天下，一段时间不与家里联络，并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何况，”于世杰专门捅我的心窝子，说，“容容名叫郑容容，不叫于容容，上官瑞芳不急，郑建勋也不急，你急什么？” 我说：“于世杰，你能够说容容不是我的女儿？” 于世杰说：“是养女！” 我说：“养女不是女儿？” 于世杰说：“养女不是亲生女儿。” 我说：“不是亲生女儿就不是女儿？” 于世杰说：“是养女！” 我说不过于世杰。无论什么事情，由他一说，都理直气壮。多年前，在我们确定了婚姻关系之后，于世杰就开始打断我的话题。当我试图表达自己某些感觉的时候，于世杰就扭转话题方向，讲出许多道理来。比如像这种“一切都天亮了再说”，“养女不是亲生女儿”之类的，你无法反驳他，因为晚上就是应该睡觉的，因为养女当然就不是亲生女儿。我的感觉他不听，他不给我表达自己感觉的机会，因为感觉的表达听起来总是有一点云里雾里，需要缓缓展开，听者需要非常的敏感和一定的耐心。于世杰不听。于世杰经常谆谆教导我，要我做一个大大方方的女人。于世杰的话没错。可我觉得自己不正是一个大大方方的女人吗？我们的关系就这样慢慢定型了。在后来漫长的日常生活里，只要我听凭感觉说一些观点和做一些事情，于世杰准定要把问题接过去，然后立刻一二三四五地分析，某个问题就会像屠户手下的猪，被吊在梁上，肉是肉，脊骨是脊骨，下水是下水，一切都条分缕析，清清楚楚。而我的感觉和动机早被瓦解了。我结结巴巴什么都说不出来了。除了专属于我自己的药品制剂专业，其他方面的问题，我都说不出所以然来。开会的时候，我听大家发言，我觉得谁都比我说得好。当然我会有话要说，我会被触动，会忽然地眼前一亮，我很想用语言把它们表达出来，可是，往往就在我寻找恰当的语言，组织语言顺序的时候，说话的环境已经消失。话题转移了。散会了。争论起来了。领导讲话了。于世杰打电话去了或者看足球去了。我顿时陷入茫然。我要说的话有如受惊的鸟群，一哄而散。我只有木然地顺从环境的支配，没有个人意志地做一些看起来正常的，实际上是违心的举动。正如现在，我是想说什么来着？ 其实我不是想说家庭婚姻什么的。我是想说明我内心的一种焦渴，一种孤独，这种话听起来似乎有一点酸不溜叽，平日里很是难以对人启齿，因此我也从来不对任何人倾诉。然而，事实上，我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焦渴和孤独之中。我的感觉经常被粗暴地忽略，好像我应该生活在别人的土壤里，而不应该生活在自己的家园。今天是6月21号，我的容容失踪整三个月了，我的恐慌在今天凌晨四点达到高峰。我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像平时一样受人摆布！ 我的意思不是说要和于世杰闹矛盾，也不是在抱怨我的婚姻。实际上我巳经早就习惯了和我丈夫于世杰的关系。我甚至认为我们的婚姻不错。于世杰是一个非常顾家的男人，与我一起带大了我们的儿子，还抚养了容容。容容是我在婚前收养的，于世杰进门就当爸爸，引起世人广泛的议论和好奇的目光，他的母亲一直反感我的做法，认为我做事情太离谱。然而，于世杰却一直善待容容，视同己出，还全力支持她跳水的爱好，坚持带她去少年宫游泳和跳水，最后容容成功地被国家跳水队选中。这说明于世杰人不错，是吗？他是国家级刊物《中华医药风》杂志的主编，自己也写了许多散文，出版了三本散文集子，关注环保和时事政治，痛恨贪污腐败，爱好集邮，交游广泛，愿意在任何时候修理家里坏掉的马桶，包揽了家庭水电煤气电话通讯等等所有的交费事宜。于世杰人真的不错，是吗？关键的还有，我们的性生活一直都挺好。年轻的时候，我们曾经不是太懂，后来共同进步，慢慢认识到，好滋味在后头。现在我们逐渐达到了真正的放开，投入和默契。夫妻之间的性，是需要时间和信赖慢慢开掘的，需要一个又一个平静如水的月夜，一次又一次的春雨、冬雪还有秋天那沙沙的落叶。就是从这样一些时间的缝隙之中，两人的共同生活便生出了一枝又一枝白嫩鲜活的根须，这些根须会在你们日复一日同样的生活中，悄悄散发腥甜的湿润的气息，滋润和维持枯燥的日子，造就一种类似血缘的亲情。基于这种亲情，生活就再也由不得你了。所以说，我真的不是在抱怨婚姻。我只是不愿意自己的感觉被永远地践踏和漠视。婚姻是我人生的船，可我是一条鱼。船有它的航道、码头和目的地，鱼没有。鱼的全部意义就是从这片水域游到那片水域。鱼可以尾随着船，也可以游离开去。我就是这么感觉的，在必要的时候，我必须游离开去。容容先于于世杰进入我的生活，她的母亲上官瑞芳更先于所有人进入我的生活，她们是我的鱼伙伴，是我生命的历史和我存在的证明，是我人生楼梯的扶手，没有这种扶手，我就会失去自己的疆界。这种感觉，于世杰不懂。我也不会说，否则就要被他叱责为“精神病”了。可能有一些男人就是这样的，他觉得他是船长，叼着烟斗掌握方向就很伟大，他认为他的责任就是把你带到目的地，同时让你吃穿不愁，按时开饭和按时关灯，还能提供热水淋浴和背景音乐，这无疑就是一趟很不错的航行了。是的，不错！在无数急流暗礁的旅途里，健康平安就是最大的福气。船长有资格自豪和刚愎自用。于是，于世杰也就永远也不可能完全理解他的妻子，这女人有时候怎么会那么倔强，那么不可理喻。 6月21号，你想干什么？ 一夜没有睡好，眼睛生涩得很。我拉开客厅的门，到阳台上去呼吸新鲜空气，热浪却扑面而来。也就才是6月21号吧，怎么就已经热得这么的不可思议呢？天空一块板地枯蓝枯蓝，枯蓝中透着冷灰，仿佛一只巨大的眼睛，纹丝不动，冷酷地盯着大地，盯着城市，盯着我。太阳在哪儿呢？太阳没有了，只有白亮刺眼的强光。树冠在微妙地晃动；行人在微妙地晃动；公共汽车也在微妙地晃动，司机恼火地卸掉了身边的车门，光着大腿开车，头上搭一块湿毛巾；热浪让这个世界完全变形了。这的确不是平常的一天！ 我站在阳台上，两只手在耳边使劲在扇动。我呼吸困难了，鼻子抽得呼呼作响，肺里面有一点牵扯痛。看来不是我昨夜过于敏感，这绝对不是平常的一天！绝对不是！这一天才是夏至，夏至就是初夏，初夏就是夏天的开始，应该还有半个月才入伏呢，最炎热的中伏应该还有一个多月呢，现在应该是梅雨季节，应该到处湿漉漉的绿油油的，空气里应该流动着梅子熟了的果香气味。怎么可以一下子就是摄氏四十多度了？怎么可以是一个空梅呢？与多年来的这一天太不一样，这就是不正常了。黎明时刻，在电视机里看见的浓烟，一定是一种预兆。我不能够放过这种预兆。为什么人类总是容易被表面的现象牵着鼻子走，急急忙忙地赶热闹，而完全忽略对于生活日常状态中细微征兆的感觉呢？为什么连老鼠都能够预感地震，而人反倒不能呢？现在天亮了，我是得要好好想想我要做什么。 今天是6月21号，立夏，是全年之中最长的一个白昼。大清早，天气就奇热无比。到今天为止，容容失踪整三个月了。哪里有孩子整整三个月不与家里通消息的呢？容容野心大，贪玩，做事着迷，一门心思地要成大名获大利，跟一个电视剧剧组，或者跟一个服装表演队，或者跟着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跑到边疆去演出，一个月两个月忘记给我们电话，这也是有过的事情，可是三个月就没有过了。今天还是我父亲的忌日。十年前的6月21号，我父亲在晚饭之后外出散步，去了我们农学院附近的夜市，在那里的地摊上买了几本便宜的盗版书。结果，在回家的大马路上，失足跌进了下水道，被淹死在肮脏的臭水里。那条大马路下水道上的窨井盖，在我父亲去的时候，还好好地盖着下水道；在我父亲回来的时候，窨井盖恰好被小偷偷走了。还有上官瑞芳，就是在二十年前的6月21号出事的。用通俗的话说：她疯了。这一天，上官瑞芳敞开了她宿舍的大门。她们母女俩赤身裸体，一丝不挂。上官瑞芳安安静静地，大方自然地，用一只不锈钢勺子，从身边的白色痰盂里，一勺一勺挖出大便，喂她怀里半岁的婴儿。人们到现在都还记得，上官瑞芳的手指，还精致地翘成兰花状。五年前的6月21号，我母亲也是外出散步，在绕过那只陷害了我父亲的窨井盖的时候，突然歪倒，她患了脑中风，偏瘫了。前年的6月21号，于世杰首次胃部大出血，晕倒在抗洪抢险的长江江堤上。去年的6月21号，我们儿子初中毕业考重点高中。我们成绩一贯不错的儿子却没有按时做完试卷，因为他的手表突然停了，他以为时间还充裕得很呢。结果，破费了我们六万多块钱，还求爷爷告奶奶地央求了不少人，才得以进入一所重点中学。奇怪的是，我们家所有的石英手表，包括最便宜的会议赠表，无论扔在哪个犄角旮旯，全部都走得非常准时。儿子赴考这一天，我还特意挑选了一块崭新的最好的意大利添时富进口石英表，可是它悄然地停摆了。交卷的铃声一响，可怜我儿子嚎啕大哭，本来他是可以轻而易举考上重点高中的。于世杰就在学校的大门口，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无地自容。除了任打任骂，我还能够有什么话说？6月21号，对于我，真的是一个必须加倍当心的日子。 数字是一个魔幻奇妙的东西。要不然，由数字组成的扑克怎么能够变化出那么多的魔术？而扑克即便不变魔术，本身也具有永恒的魅力，是时间淘汰不了的玩具。 我一向敬畏数字。在我生活中发生的所有的特别事情，无不被有序地排列在数字的网络之中。 正文 二 1981年6月21号，上官瑞芳疯了。十年之后的1991年6月21号，我父亲死了。而且事情发生得都是那么意外，让人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我宁愿把一切看成时间上的巧合，而正是这种我们无法勘破的巧合，永远使我心生惶恐。当2001年的新年钟声被敲响的时候，我的心就无端地被提了起来。今年，我对与之相关的年份都有高度的敏感和超凡的记忆。比如：一百年前，也就是1901年，也是一个极其动乱的年份。义和团闹得很凶也很复杂；签订辛丑条约；清政府下诏改科举，废八股，考中国政治事论；武科也废了，建立武备学堂，操习新式枪炮，令当时的天下文武学子大吃一惊而无所适从；西太后跑掉了又起驾回京；正与俄国人谈判的李鸿章突然去世，不该死去的人死了。这一年国际上也不太平，有相当重要的人物死亡，一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了。这个了不起的女人统治了英国半个多世纪，创建了一个辉煌的“日不落”大英帝国。二是美国，这年死了两个总统。一个是第二十三任总统哈里森，一个是第二十四任以及二十五任总统麦金莱，后者很不幸，是遇刺身亡。在纽约的一个博览会上，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用手枪击中了他。他在世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让人疑念重重，想入非非，他说：“上帝，我离你越来越近了。”真的有上帝吗？不管是否真有上帝，他信仰，他便去得很安详。 对于年份的迷信，可能也就是我这样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女人的糊涂信仰，以便依靠什么来寄托自己的哀思、怨尤以及内疚悔恨之类的杂乱思绪。一百年前的美国，死亡两个总统却并没有妨碍它立刻获得新的总统，而且是朝气蓬勃的年仅四十二岁的哈佛大学研究生罗斯福。所以这一年，无论美国总统的死亡率高达多少，美国还是丝毫不受影响地出现了钢铁巨头，这就是拥有十亿美元的摩根钢铁公司。这一年的英国，似乎也没有因为维多利亚女王的驾崩而出现衰弱迹象，英国皇家海军力量空前强大，与德国海军开始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军军备竞赛。这两个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积累了战争风云。战争可不一定完全是坏事。从更长远的空间来看，战争是最快的文化交流方式，并且优胜劣汰，最有效地为增长过快的人类自然减员，还是文学名著的摇篮——如果没有大悲大痛，哪里有那么复杂动人的小说？而欧洲，比如法国，在任何年份都醉心于艺术，也就是百年之前，年轻的毕加索在巴黎一家著名的画廊首次展出了他的作品。他对于蒙特玛塔街头贫困小市民生活的迷恋和表现，赢得了艺术界的青睐，使他成为了一代天才的画家。说实在的，我觉得上帝有一点偏袒美国和欧洲，而我们，似乎命中注定只能被迷信一再地损害。 假如我更早地醒悟到这一点，我一定会竭力支持我父亲去美国的，过去一百年的历史至少证明，它无疑是一个更有福气的国家。1990年，联合国有一个小麦科研项目，需要父亲去美国工作一年半。如果他去了的话，将会在1992年上半年回国。因此至少我敢说，我父亲肯定就不会在1991年的初夏，为了购买便宜的盗版书，在路灯坏掉的马路上，死于小偷什么都偷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那时候，在我们家庭里，我母亲的意见分量很重。我母亲认为，美国毕竟是资本主义国家，腐朽和黑暗的东西很多，如果一去那么长时间，在学院众多要求入党的教职员工当中，父亲入党的希望就很微弱了，说不定在将来的政治运动中，他在美国的经历还会变成说不清的历史问题。像这种一害自己、二害子女、三还得夫妻分居一年半的事情，何苦呢？哪里没有土地，哪里的土地不生长小麦？父亲转而征求我的意见：“你说呢？你都三十岁了，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你们年轻人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使我悔恨终身的正是我自己的表现。父亲的人生处在了一个关键的时刻，他在委婉地寻求我的支持。我咬住嘴唇，半天没有吭声，其实有很多想法涌进了我的脑子，只是一时间我不知道把它们如何说出来。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五年的婚姻生活，于世杰已经使我不习惯正常表达自己的意见。母亲是快嘴，她说：“这么大的事情，要她说什么？她长再大，在父母家里，也是孩子！她吃过几斤盐，走过几座桥，中国复杂的人事关系和政治形势，她能够闹懂和把握？” 接着，母亲支开了我，让我洗碗去了。我洗碗的背影，烙满了父亲失望的目光。我一向畏惧我的母亲。我母亲中年发胖的身体里面有一种强悍的、一定要支配别人的气势。她一说话，两个鼻孔就有力地开张，好像是三个嘴巴在说话。我一直觉得她更像是于世杰的母亲，因为他们的性格更相像。再说了，我身上穿的这件全毛花呢西装，是母亲压在箱子底下的最昂贵的陪嫁，珍藏了三十一年，每天夏天，她都要把它拿出来晒太阳，晒过之后，等它凉透，再放上防虫的樟脑球，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收入箱子最底层。即便她每年只为这块心爱的全毛花呢花费了二十四个小时，三十一年来，她的青春与精力，也有七百四十四个小时付与了这块呢料。最后，这块昂贵的呢料却没有穿在她自己身上，她把它穿在了自己女儿的身上。就冲这一点，我也不忍违逆母亲的意思。 父亲发生了意外几个月之后，只要谈起来，我还会哭得昏天黑地。母亲都认为我过分了，她很纳闷，问我：“你怎么哪？就是因为你小时候，他经常带你到麦地里玩耍？”我点头，又忍不住要哭。母亲凡事都要找寻原因，只有原因与结果的分量等同，她认为才合情合理，否则，她会嗤之以鼻。哪个小孩子不被父亲带着玩耍呢？仅仅因为我小的时候，经常在父亲的麦地里去玩耍，三十岁上，父亲去世了几个月，还哭得一脸鼻涕一脸泪，母亲就有一点瞧不起我了。她说：“人总得是有一点精神的。亲人去了，我们哀悼他。可是，活着的人要好好活下去才是！” 母亲不知道，在我这里，原因是没有大小之分的；在别人眼里的许多小原因，在我这里非常重大；别人的许多重大原因，在我这里，则常常轻于鸿毛。母亲还不知道，我父亲把这一趟去美国的公差，看的是多么重大，重大得相当于他事业上的一次嫁接和杂交。父亲是一个善于忍让善于克己的人，他从来不提出自己的个人要求。只有在获得亲人大力支持的时候，你才会看见他踌躇满志的向往。嫁接和杂交，是一种革命，住往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个认识，是我在父亲的麦地里收获的。父亲守护着他的麦地，一再地警告嬉闹着的我，我的弟弟，还有我的同学上官瑞芳。他把我们当做大人，郑重其事地说：“请你们切记不要糟蹋我的麦地。它们不是一般的麦子。它们是杂交品种。为什么要杂交？因为近亲繁殖容易退化，杂交可以优化小麦的品质，新的品种会更加强健，产量更高，适应性更强。从而，对人类的贡献就更大。懂吗？” 如果我三十岁那年，真的懂了父亲的话，我就应该说：“你去美国吧！家里有我照顾，即便将来受到政治牵连，我也不怕。我们相信你，爸爸！”我没有这么说，我洗碗去了，我把沉默而含糊的背影给了爸爸。从某种角度来说，父亲的意外死亡，我是有一定责任的。可是这种话我无法说出来，说出来谁都会觉得荒唐，母亲也一定不高兴，所以，我只有哭。 我父亲戴眼镜，却也戴大斗笠，穿中山装，却又挽裤腿打赤脚，活像个伪装的农民伯伯。他黢黑的皮肤，巩膜浑浊，对待小孩和小动物特别和善和宽容，做事情认真，耐心得出奇。无论是短暂的寒假，还是漫长的暑假，我和弟弟，还有上官瑞芳，都在父亲的小麦试验田旁边度过，经历着小麦的播种，出苗，上肥，锄草和收获。父亲戴着他上过桐油的大斗笠，手持放大镜，酷似在麦地里寻宝。附近农村的妇女在远处踩水车，田野的风把她们水车的咿呀声一阵阵地传过来，她们寻常的说话声默默消失在田野里，而尖锐的笑声和突兀的骂声，深深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打湖草的农民，赤身裸体，晒得像泥鳅，从他们自己农田的田埂上走过，瞥见了我和上官瑞芳，就赶紧背过身子，用双手捂住裆部，阳光在他们的肩头和屁股蛋上闪闪发光。我们三个孩子故意放声大笑。弟弟总是喜欢咏唱他酷爱的歌谣：“报告班长，屁股发痒；请假三天，越挠越痒。” 父亲严肃地批评我们说：“不要嘲笑贫下中农！” 父亲麦地的周围，环绕着茂盛的狗尾巴草。我们把狗尾巴草做成环状的圈套，将两个圈套套在一起，两个人同时用力一扯，谁的狗尾巴草断了，谁就输了。输家就得答应赢家的三个条件。最初一段时间，我和上官瑞芳总是输给弟弟。输得我们气急败坏。我们以为是女孩子的力气比男孩子的小。父亲发现了问题所在，他对我和上官瑞芳面授机宜：关键在于挑选什么样的草。 我怎么能够忘记那些满天晚霞的明丽黄昏呢？在田头，父亲带领我们仔细地辨别与认识着狗尾巴草。从此，我们骄傲地知道了，我们这一带，大多是早熟禾科看麦娘属与狗尾巴草属，而父亲麦地的四周，是父亲特意栽种的大看麦娘品种，是从欧洲过来的，它们与本地的小看麦娘杂交之后，产生了植株适中的最强壮的杂交看麦娘，这便是弟弟精心挑选的看麦娘，所以它总是能够获胜。只有普通老百姓才通称这些植物为狗尾巴草。其实环绕在父亲麦地四周的所谓狗尾巴草，有一个美丽的名字：看麦娘。看麦娘所有的草穗子都回护着麦地，无论日出日落。 “看麦娘”一下子就打动了我和上官瑞芳的心。我们不约而同地在一篇作文当中写到了它，不过令人失望的是，我们的作文并没有引起老师的特别注意。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含混地说狗尾巴草什么的，而我们，只说“看麦娘”。我和上官瑞芳特别喜欢看麦娘，我们两个小情调十足的女孩子，在父亲麦地的看麦娘草丛里，搔首弄姿地拍了许多照片，还常常在午后时分，在农学院那寂寞枯燥的打麦场上，用粉笔写满大大小小的“看麦娘”三个字。我们端详着这三个字，舌头上会无端地涌出甜甜的滋味。我们不知道“Alopecurus”一词怎么就能够翻译成为“看麦娘”的。这种文字的奇迹，启发和滋生了我们对于汉字的热爱，还使我们的语文成绩节节升高，还使作为女性的我们，从此开始觉悟女性的优美气质。这是一生一世的塑造与缠绕，是一生一世的暗示与默化。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心的深处，怎么能够用日常的语言来表达？以便获得他人的体会和理解呢？尤其是我的母亲和丈夫，他们自认为已经太了解我了。 于世杰曾经陪我去父亲的麦地里散步，当我满含泪水，试图告诉他这些貌似相同植物的细微差别和不同名字的时候，于世杰频频地看手表，然后失去耐心地插话道：“还不就是狗尾巴草吗？” 弟弟自从进入青春期，就对植物失去了兴趣，后来他从事金融专业，个人爱好是炒股。 只有上官瑞芳，一直与我呆在一个共同的角落里。在枫园精神病院的二十年来，上官瑞芳单单只坐一张湖边的靠背木椅，那木椅的油漆脱落了许多次，腿也腐朽了，其舒适程度，远远比不上亲水平台的沙滩靠椅，可是，上官瑞芳永远只选择这张靠背木椅，风雨无阻，因为那木椅的四条腿周围，生着一丛丛茂密的看麦娘。上官瑞芳因为脑子坏了，便彻底单纯了，她可以公然而固执地喜欢看麦娘。 我不想对任何人解释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所以，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不上班了。我要开始休假。我要用我休假的时间，去北京寻找容容。容容是上官瑞芳的女儿，也是我的女儿。什么“亲生女儿”和“养女”呢？那指的是法律定义，在我这里完全是无稽之谈。当我预感不好的时候，我一定要遵循自己的感觉去做。我不能一再地失去亲人。更不能一再地让自己陷落在无穷的内疚与忏悔之中。我想，我自己是否休假，是我自己的事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也无须对他人解释我内心那复杂难言的种种原因吧？ 于世杰把头伸到阳台上，说：“嗨，该上班了！” 我吓得一个大哆嗦。我转过身来，捧着心，睁开了眯缝的眼晴，说：“你吓死我了。今天我不想去上班了。” 我的丈夫于世杰摊开巴掌，用一种询问加讥讽的姿态，说：“就因为我吓着你了？” 我说：“当然不是。” 于世杰持续着他的姿态，说：“就因为今天热？” 我说：“也不全是。” 于世杰说：“就因为今天是夏至可是它不像夏至？” 于世杰说话已经很不耐烦了。本来说好于世杰送我去上班的。早餐吃过了。出门的衣服都换好了。我居然说不去上班了。天气是很热。可是昨天就很热，前天也很热，再加上成千上万的空调都开了，高温积累，今天热得烈焰晃眼，这是肯定的。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武汉这个著名的火炉城市不热谁热？你敢这么热北京和上海？于世杰说话是很刁蛮的。他是一个很吊(读三声)的男人。武汉现在说谁“吊”，就是说谁很霸气很神气很有一点二杆子劲。认识我们的人都知道：易明莉的丈夫于世杰很有一点吊，而易明莉很有一点憨。我们的朋友说：这两口子也算是绝配了。男的能说会道可以把死的说活，女的三天可以不说一句话足以把活的闷死；男的灵活得赛过了万象轮，女的还是从前的有轨电车——一条道走到黑。其实这是朋友调侃我们的，与我们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我是可以三天不说话，可是并不等于我心里没有话，更不等于我没有说话。我在自己心里说话，这就够了。谁要是指望靠倾诉获得别人的完全理解，那才是憨呢。 对于于世杰的吊，我习惯了，一点不生气，只是他不应该挖苦我对于节气的敏感，这伤害了我的记忆深处的某种东西。 我说：“于世杰你别这样说话嘛。你可以不注意节气，我习惯注意节气。我是在农学院长大的，我爸爸一辈子研究小麦，我们家一直习惯注意节气。这又不妨碍你，是不是？天气这么热，汗流得刷刷的，你还挖苦我做什么？” 于世杰说：“我没有挖苦你！只是你今天必须上班，你知道吗？今天的气候再反常，再不像你们家习惯的夏至，你也得去上班！” 我说：“这还不是挖苦吗？别把人家当傻子好不好？” 我从阳台上进了屋，把手包甩在了沙发上，踢掉皮鞋换上拖鞋，然后反过一条胳膊，使劲去解连衣裙背后的拉链。 于世杰急了，说：“你真的不去上班？” 我说：“真的。我休假了。” 于世杰赶紧说：“好吧，我道歉，我为刚才对你的挖苦道歉。可是你今天必须去上班，我送你去，休假的事情以后再说，别想到哪出是哪出好不好？” 我不明白于世杰急什么，他又不是我们单位领导；再说我们单位的领导也用不着着急，一般大家都是在夏天休假，国家法定的假期，他不给也得给，着急什么？我急的是连衣裙背后的拉链够不着。为了够着拉链，我踉跄着在原地打转，像个不稳定的陀螺。 于世杰盯着笨拙旋转的我，焦急地催促我上班，居然忽略了动手给我帮个忙。 我的连衣裙终于脱下来了。连衣裙垮在地上，我的双脚埋在丝绸里面，这是一副很性感的颓废模样。我变成了一个只着胸罩和三角裤的性感女郎。我把脚一只一只地从连衣裙里面抽出来，稍稍有一点故作姿态。我弯腰去捡连衣裙的时候，被胸罩兜住的双乳产生了深深的乳壕。一个女人，一夜没有睡好，被一个特殊的日期所惊悚，再加上她正在褪下了裙子——她需要什么呢？假如我是一个男人，我首先就会怜香惜玉。接下来，推心置腹的谈话就顺理成章了。其实女人的要求并不多，只是一种对于她自身的专注。当女人觉察到自己受到漠视，她与整个世界的默契就打破了。 于世杰没有反应，焦急的目光没有丝毫变化，好像他面对的是商场正在换服装的塑料女裸体。我很快就从椅子背上扯过家常衣服，套在了身上。 于世杰喝呼道：“别呀！别脱呀，还是穿连衣裙呀！或者换一套职业套裙？好好的，人家蔡唐伯这么重用你，你怎么可以突然不上班呢？” 我不说话，没有表情，开始收拾餐桌上吃残的早点。胸罩的带子在我的肩头滑了下来，我腾出一只手，把它们认真地拉了上去。蔡唐伯是我们单位的头头，和于世杰是好朋友。他们怎么成为好朋友的，我不知道。在我看来，大约是哪一次，于世杰到单位来接我回家，怎么就认识了蔡唐伯。于世杰这人见谁都能够很快认识，他的亲和力非常地强。接着，他们走动很勤，打电话约在一起吃饭喝酒和打麻将，聊天，交换时下流行的各种段子，其中当然主要是黄段子和政治笑话；他们还谈论环境保护，足球和时事政治，慷慨激昂，忧国忧民地抨击胡长清、成克杰等高级干部的腐败行为。男人们老是在一起这么聊天，就开始互相称之为好朋友了。只要于世杰到我们单位来了，蔡唐伯就会把他请到小会议室坐坐。我们单位的小会议室，以前没有，是近年来，根据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装修的，有真皮沙发，大电视和立体声音响，会议桌上有笔记本电脑，茶几上随时备有时令水果，香烟与茶叶也都是上好的。这间小会议室专门接待上面的领导、外商、客户和专家教授，还有社会名流、歌星影星，以及人大政协的考察，市精神文明办公室和市爱国卫生办公室的检查和考核。等等吧。其实我也不知道小会议室接待的是哪些人，我是搞专业的，一般很少去办公楼。这些情况，我都是听科室的小鬼们说的。现在的年轻人，刚参加工作两三年，所里上下五千年的情况便都知道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拥有个人的特殊记忆，就像我一样，对于特殊的日期，对于特别的年份，对于看麦娘，等等，等等，在个人生命的小路上，我的记忆绵密漫长，盘根错节和节外生枝，且还经常成为自己许多行为的动机和决定因素。看看，我的思绪又飘荡开去了。我是想说：即便于世杰和蔡唐伯是好朋友，也用不着于世杰替蔡唐伯着急，要求我今天一定要去上班。 什么叫做蔡唐伯重用了我？在我的工作历史中，我已经经历了三任所长。无论哪一任所长，我都是这么努力和认真地工作，他们也都对我比较客气和礼貌。我是专业人员，他们是行政干部，是一个单位不同的而又必须的结构。于世杰为什么要说蔡唐伯重用了我？他知道不知道他的这种说法，就像一条冰冷的蛇，顺着我的脊背爬了上来，让我在大热天里发寒颤。男人们之间兄弟般的友谊，有时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作为丈夫的于世杰，居然可以为了他的朋友蔡唐伯，不知轻重地对付他的忧心忡忡焦虑重重的妻子。 让我想想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多年来，我一直都想弄清楚这么一个现象：在我们一心一意想做的事情前面，是什么东西在左右遮挡和前后阻碍呢？是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一个简单的愿望化为乌有，同时在我们心灵里潜伏下漫长的感冒一样的伤感，这伤感不轻不重，却挥之不去，在日后的生活中会忽然发作，导致我们情绪骤变，对美食、美景乃至美人，都兴趣索然。 我只是决定今天不去上班了。我还没有说我要去寻找容容呢，于世杰已经非常地不高兴了。他为什么不高兴呢？ 于世杰是上周周五的下午去单位接我的。那天，我下了班，来到小会议室。于世杰在这里等我。不知道是谁的一辆“宝马”车被于世杰弄到了。“宝马”的车钥匙上，还坠了一只鲜红的中国结，带着长长的流苏，随意地扔在茶几上，在于世杰和蔡唐伯两人跷起的腿之间，耀眼夺目。 顺便说一句，其实，于世杰也不是经常来接我的。他来接我，也没有什么规律性，比如周末，比如结婚纪念日，比如我例假来了。于世杰做事很即兴，近一两年，他来接我，那就八成是他弄到了车。于世杰酷爱小车，收藏名车牌照，购买靓车杂志，可是我们没有经济能力购买私车。况且于世杰还不要“夏利”或者“奥拓”之类的小车，嫌档次低，开不出去，说什么至少也得是神龙风神系列最新款或者新款奥迪。于世杰的观点是：男人爱车天经地义，好比男人爱骏马；小车等于就是城市里面的马群；真正爱马的男人会要劣种马？成吉思汗该是一代天骄吧？真正的男子汉吧？人家当年骑什么马？我理解于世杰的说法。男人嘛，骑马，打猎，厮杀，斗殴，求爱，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言必信行必果，一诺千金，割头换颈，不成功便成仁。男人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于世杰弄到了车才来接我，我没有意见。科室的小鬼们说：“易明莉老师，你傻吧？这于世杰是自己手痒，想开车，想炫耀，又不是真心实意想接你！换了我我就不上车。”小鬼们哪里知道，在我看来，结果都是一样的，总之我是被小车接回去了而不是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去的。我计较于世杰做什么呢？他是我丈夫，我不上车，他的面子往哪里搁？夫妻之间哪里能够计较这些表面的利害得失？小鬼们不懂。 “宝马”钥匙旁边，是一摞新出版的《中华医药风》。这是于世杰给蔡唐伯送来的。一定又是蔡唐伯发表了新的论文。蔡唐伯今年有足够的资格申报正高职称了。在我们单位和在我们这个行当，自然还是专家有分量。蔡唐伯又想当领导还想当专家，用善意的话说，他是一个积极进取的男人。电视开着，不相干的人影在屏幕上晃动，不相干的说话，也就成了一片嗡嗡的嘈杂声。于世杰和蔡唐伯并没有看电视，他们正在起劲地聊天，烟雾缭绕在他们的头顶，使他们活像正要出山洞的妖兽。蔡唐伯尖脸，笑的时候，嘴角两边的皮肤就要扩展成一层层的括弧，两颗过于纤细苍白的虎牙从括弧里探出来，使人类的脸容在某一瞬间酷似啮齿动物。他们聊天的内容，我没有听到。 小会议室的门不是我推开的，是小傅打开的。小傅专门管理小会议室，工作服是旗袍。现在已经换了时令夏装，是一种蓝色的细格子短旗袍，扎一把独辫子，很朴实的旧社会良家少女模样。小傅对我笑笑，走过去，先是轻轻敲了三下门，听到蔡唐伯吭了一声之后，再轻轻推开门，之后侧身一边，把我让进去，而后再随手轻轻带上了门。我们所注入了外资，股份制，现在叫大正药物公司生物制品研究所。我们所与共和国同龄，五十二岁了，老所，从前一直很传统。直到五年前，职工一直只有两种工作服，工人是蓝色帆布工作服，技术人员是白大褂，现在有了旗袍。尤其那种红色锦缎旗袍，长摆，高开衩，在所里飘过的时候，我的感觉总是很怪。小傅这种良家少女的打扮，在小会议室里，就更容易让人误以为这里在逼良为娼了。 难道改革开放就一定需要我们所也穿旗袍？在回家的路上，我把关于小傅的感觉说给于世杰听了。于世杰快乐地大笑。说：“你这个女人说话刻薄啊！蔡唐伯知道了一定会晕倒！现在大家不都是在这么做吗？” 我忽然兴趣索然，看着窗外，不想说话了。现在大家不都是在这么做吗？现在大家都在这么做，那就成了你也要这么做的理由吗？还有，马路上拥挤的各种车辆和它们尾部排出的蓝色的尾气，胡乱抢道的自行车和行人，夹杂在完好马路之间的一块块坏掉的牛皮癣一样的马路，也许都是使我兴趣索然的原因。作为城市门面的代价昂贵的草坪正在黯然地黄去。一只小公狗在光秃秃的大街上找不到树根，只好掀起一条腿，朝肮脏的不锈钢垃圾筒撒尿。于世杰听蔡唐伯之间有一种意气相投的默契，他们以为别人都不知道。 也许没有任何针对我的具体情况发生，也许所有这一切都是针对我发生的具体情况。但凡发自我自己内心的真实愿望，总是会在现实生活当中受到狙击。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就很好办。如果你随波逐流，如果你同流合污，一切就都好办。 可是，我的容容失踪三个月了。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内心的恐慌达到极点。今天我必须动身去寻找容容。我必须解除自己的恐慌。这一次，谁都不能阻止我。 我换上了家居的旧衣服，松垮而自由。我怀着坚定的信念，不说话，燕子一样忙碌琐细家务。我用家务的忙碌来抵挡所有的质问。家庭是女人的航母，她从这里起飞，最后还是到这里降落。家庭是女人最大的避风港湾。 于世杰却不罢休，他沉下了脸，敲着桌子，他说：“哎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人家蔡唐伯真的是非常重用你，你怎么可以突然不去上班，总得有一个理由吧。” 我说：“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是6月21号！” 于世杰说：“6月21号又有什么特殊的？” 6月21号这一天，在我生活当中的特殊性，已经是老迈外婆夜半的故事，重复讲述多少年了。在许多个夜晚，在于世杰入睡之前。尽管故事的长短不一，深浅不一，那是根据他发出酣声的速度酌情决定的。我并不是事事都寡言少语。在深夜的枕头旁边，脑门窝在丈夫温暖的颌下，夜色模糊了眼睛，细细的慢慢的说话，徜徉在自己的记忆里，我是很愿意这么说话的。 于世杰毫无知觉地看着我，反复问：“什么特殊性？什么特殊性？” 于世杰的神态和语气，比干枯的馒头还要干枯，仿佛看得见白色的粉末在往下掉。 我只好看着于世杰。我干瞪眼。想想看，说话有什么用？我实在没有情绪也没有办法把一个古老的故事，在今天早上的这种气氛里，再对于世杰从头讲起。 于世杰对于日子没有特殊的记忆，对于数字也缺乏特别的敏感。在所有的日子中，他就记得他自己的生日和我们儿子的生日。除此之外，他父母姐妹的生日，我的生日，他都记不住，每年都依赖在挂历上做记号。对于数字，他就记得我们俩工资收入的数额，其他的生活中需要的数字，也都要依赖在挂历上做的记号。结果一年下来，挂历上布满了各种记号，所有重要的日子都又变得很日常了。我再不指望于世杰能够明白我的感觉。我简单平淡地告诉他：我今天不上班了。我要休假。我要利用休假的时间去北京寻找容容。 “什么？什么什么！”于世杰大惊失色。 我只得再说一遍：“我今天就要去北京。” 于世杰说：“那不行！今天不行！现在可不行！不合适，易明莉同志！” 于世杰在桌边坐下，跷起二郎腿，一板一眼地说话，同时用手指叩击着桌面。他说：“我告诉你，你心血来潮的做法非常地不合适！你今年四十岁了，不再是年轻姑娘，做事情是不能够这么简单幼稚的。我告诉你，今天你必须上班。现在就走！换上出门的衣服，我送你去单位。容容的事情，我们回头再商量。而且你还是应该事先与上官瑞芳打个招呼，虽说她脑子不好，心里还是明白的，容容毕竟是她的亲生女儿啊。而且，你还应该事先征得郑建勋的同意，容容毕竟姓郑，不管郑建勋是否承认，在法律上，他就是她的生身父亲。易明莉同志，我说得有道理吗？再说了，容容这一段时间都没有和我们联系，又不是突然失去联系什么的，也没有发生什么更严重的情况，你突然这么跑去找她，就不合适了，对吗？” 对。有道理。于世杰的话，总是符合大众情理和公共原则。可我只是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往地上一蹲，去擦皮鞋。我不想和于世杰理论。我的理由他不懂。 于世杰拿起皮包和车钥匙，拍了拍我的肩，拉起我的手，对我迁就地微笑，做出了带领我前行的姿态。看于世杰那感觉，他以为他的姿态对于我来说，绝对是不可抗拒的。 我拨开了于世杰的手。我说：“我今天真的必须去北京，否则我就要急死了！” 于世杰说：“嘿！你到底是怎么啦？我道歉，好不好？我为你今天对我的一切不满意道歉，我承认错误，保证今后改正。好不好？可是你今天还是先去上班吧。去了单位再商量休假的事情。和大家把你休假期间的工作协商好，安排好。然后，我再事先给你安排好北京的各项事宜，让我的朋友们照顾你，让你在北京居住，吃饭，用车都方便，那时候，再去北京也不迟吧。而且，容容这孩子，十三岁就去了北京，早就在北京如鱼得水了，只是心太高，人又太野，忙起来，一两个月忘记给我们打电话，这也是有过的事情，上次去南非拍片子，不就是一去两个多月，回来以后才告诉我们的吗？现在的世道是这样的，闯天下挣大钱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家长里短，你就不要太挂心了。好不好？我们现在先上班去，时间有一点来不及了。好吗？” 于世杰多么会说话啊！于世杰的道理是多么充分啊！而且于世杰是多么关心妻子啊！在于世杰的面前，我的理由全都变成了在黑夜的树林里飘游的游丝，看不见，抓不住，毫无分量。然而，就是这游丝，它明晰地网住了我的脸。基于我从昨天夜晚到今天早上，感觉到的一切，我绝对不会改变主意了，正因为我已经四十岁，而不再是年轻姑娘。我是年轻姑娘的那一阵子，是多么信服于世杰，是多么盲从公共原则和大众情理啊。现在不了。 我说：“对不起，我已经决定了今天去北京。过去，容容是有两个多月不与我们联系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三个月的。” 于世杰急了，赶着我的话说：“昨天还是两个多月呢。几个小时的时间差距，能够说明什么问题？” 我说：“怎么不能说明问题，任何事情，总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和临界点。整三个月就是整三个月，不是两个多月。况且，你应该有感觉，这一次与以前任何一次都不一样。我在关闭的电视机里清楚地看见了可怕的浓烟。” “好吧，我的姑奶奶，就算整三个月，就算有浓烟，我不和你纠缠这些虚无的感觉。”于世杰用力地拉过我，让我坐在他的腿上，终于严肃地亮出了他的谜底：“我不和你开玩笑的，你今天真的必须上班。你知道，今天你们所有一个开幕式的活动。西安送来了十个培训的学生，他们是专门来学习动物血清的提炼以及抗体测定技术的，而你是这方面顶尖的专家，在行业内知名度最高。说白了吧，人家就是冲着你来的。否则，人家愿意付这么高的培训费？再说白一点，这十个学生是我介绍给蔡唐伯的，蔡唐伯给我百分之十的劳务费。蔡唐伯与西安方面是有合同的，他承诺这十个学生保证由国家一级药剂师易明莉亲自教授。今天的开幕式，实际上就是对方要求亲眼见到易明莉药剂师收徒。好了。我的姑奶奶，现在明白了？” 其实我早就明白了。 我早就觉察到于世杰和蔡唐伯之间有一种默契。我明白现在这个社会有一种大家都这么做的公共默契。我不吃惊。对于数字，我总是不假思索就可以计算出来，蔡唐伯付给了于世杰一万五千块钱的回扣，而于世杰必须把我送到单位去上班。于世杰的老婆易明莉是一个出了名的憨女人，于世杰没有料到会出什么意外。以前他一定也在老婆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做成了许多大家都在做的事情，这一次呢，一定也不例外。 于世杰咳地叹了一口气，眉头皱了起来，“川”字形的竖纹里，暗藏着屈辱和悲愤，因为他被迫招供了不该招供的秘密。 于世杰说：“我拿的钱也不是什么回扣，别说得那么难听。这是正常的人才资源中介，也是为你们所发掘潜力，增加效益。我付出了劳动，蔡唐伯是应该付我劳务费的。不付就不规范了，就违反经济规律了，就不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了。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是非分明的人，该我拿的钱，我一分也不少拿；不该我拿的钱，我一分也不多要！比起那些动辄成百万上千万贪污和挪用公款的干部来，我敢说我是非常正直和廉洁的，绝对是现在这个社会的精英和良知。正因为我廉洁，正因为我有良知，我就要坚持原则，即：劳动获得报酬。蔡唐伯这一万五千块钱并不是多么大的款子，作为朋友帮忙，我也完全可以不要。但是，我觉得改革开放的精髓和真正规范的社会经济秩序，就是需要我们这样的一些人坚持下去，形成风尚！你说呢？” 我能够说什么？于世杰的话说得多好，多有水平，多有力量，完全就像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看来真理往往掌握在强词夺理的人手中。然而，不管于世杰掌握了多么强大的真理，我还是要去北京寻找我的女儿容容。 于世杰接下来解释说：蔡唐伯的钱，现在并没有拿到手，一旦拿到手了，他会马上告诉妻子的。他只是想到时候给妻子一个惊喜。像妻子这种知书达理，善良宽厚的女人，想必可以理解吧？ 我理解。我真的理解。于世杰到时候不给我惊喜，我也完全理解。男人可以拥有自己的私房钱。否则，于世杰在麻将桌上，没有钱输掉，岂不很尴尬？在这方面，我太了解于世杰了。于世杰是一个玩物不丧志的男人，他不会玩疯，他在输掉自己的裤子之前，绝对能够收手。他疯不起来，他更爱惜自己，更爱惜老婆孩子和家庭——这是他终身的成就和价值所在。他的钱，二八开，八分用在家里，二分用在外面。前几年，曾经有一个女作者爱上了于世杰，苦苦地恋着他。两人也都火热了一阵子，频繁地在一起吃饭和泡酒吧。女作者还背着于世杰找我谈了话，倾诉她失去理智的爱情，向我展示她手腕上被丘比特爱神击中心脏的文身，请求我的原谅和理解并希望我能够让贤。我被女作者感动了，流着伤心的泪水答应了她。我答应她只要于世杰提出离婚，我马上就签字。然而，于世杰不仅没有提出离婚，反而很快就厌倦了这段感情，他觉得太累。人家女孩子提出想要一只翡翠镯子，作为爱情永远的纪念，于世杰舍不得花这个钱，他在信纸上画了一只翡翠玉镯，寄给了人家，并且让人家看完之后就烧掉，他宣称只有熔化在烈火中的感情才能够永葆其清纯。 翡翠手镯也有便宜的，一般三五千元，也能够买到。三五千元，让一个女人终身有个念想，有个寄托，不算昂贵。某一次，在商场的珠宝柜台前，于世杰却是这么评论翡翠手镯的，他对我说：“这种东西太昂贵了，我看还是精神的东西比较纯粹。我这个人一贯崇尚精神，鄙视物质，拒绝平庸。” 我差点为那个失去爱情的女孩子流泪，当然同时也不免暗自高兴；暗自高兴的同时却又不免深深失望。于世杰能疯到哪儿去呢？在现在这种穷人乍富的经济时代，于世杰凡事都会计算投入产出比。他偷偷挣的钱，多半还是会回到家里来。我太了解于世杰了。这就是典型的夫妻之间的了解。 然而，我今天还是必须开始休假，还是必须去北京。6月21号这一天，我无法等闲而过。最关键的是，我的心安定不下来，我要做我想做的事情，让我的心安定下来。相比之下，带学生的事情很简单。我们所还有好几个国家一级药剂师，他们人人都认为自己的名气最大，也都比我能说会道，带学生他们更合适。把学生们带到羊圈，教他们如何抽羊血，然后回到血清室，穿戴好无菌服，把试管放进离心机，旋转，然后用吸管，把离心好的血清抽出来，对学生们说：“小心，不要吸进红血球！”这些程序，都不是很难的事情。 于世杰翻脸了。 于世杰勃然大怒。 于世杰对我大吼大叫道：“你他妈有毛病啊？傻子啊？一根筋啊？不开窍啊？你知道不知道，摊上你这种老婆，我是多么倒霉！现在谁个夫妻不齐心合力挣钱啊！你去吧去吧，别指望我在北京找朋友帮你！易明莉，我把话先放在这里，这一次，你要是真的有能力把这件事情办妥当，回头我把自己的于字倒挂！妈的个老屄！” 于世杰怎么开口骂人呢？ 于世杰打深色领带，着白色西裤，米色皮鞋和白袜子，腋下夹一真皮公文包，皮带上拴着手机，身上有淡淡的法国圣罗兰牌木香型男士香水，手腕上是劳力士。劳力士金表当然是悄悄在北京秀水街买的，不过使用两年了，走时还很准，镀金也不怎么掉。于世杰的穿着打扮是一副争当绅士的派头，其派头里流露出孩童般幼稚的虚荣和可爱。可惜一旦穷途末路，他的时尚外表就被他自己撕毁了。 我也真的是有一点生气了。因为于世杰与我彻底的南辕北辙而生气。什么叫做把事情办妥当？我也没有说我一定可以找到容容。我们一生该做了多少事情？可是多少事情会顺藤结果呢？难道事先无法预知结果的事情就不能做吗？于世杰却坚持摆出一副众怒不可犯的姿态，他显然觉得他代表着公众规则，我是应该听从他们的，而我坚持了自己的愚蠢。 那么，我索性就愚蠢一次吧！ 对不起，我去北京了。 正文 三 第五次去见乔万红的时候，乔万红露面了。 原来她就是我第一次在电梯口碰到的女人，也是第二次在她公司大门口碰到的女人。两次我都彬彬有礼地询问过她：“请问万隆公司的乔万红经理在吗？” 见面的最初一刻，我为乔万红的谎言深感难为情，不敢正视她。乔万红自己反倒没有难为情，一点都没有，好像以前撒谎的是我而不是她自己，弄得我又为自己的难为情感到难为情了。 乔万红说：“请坐。” 乔万红说：“对不起，我只有一刻钟。” 乔万红说：“你找我干什么？” 乔万红说：“你找我没有用！” 乔万红说：“我早就不做模特儿生意了。” 乔万红说：“我最后一次见到郑容容也是一年前的事情了。” 乔万红说：“我坦率告诉你，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一分钱！” 还是乔万红说：“我没有克扣那些女孩子的钱，她们任何人也没有私房钱在我这里，更不像传说的我这里有她们的什么股份！你不是第一个来要钱的人，我告诉你，从来没有一个人得逞！” 这个叫乔万红的女人说话节奏并不是很快。她一句话形成一个独立的单元，旨在表达自己的意思，并不给别人留下一点余地，也没有兴趣交流，更不愿意等待别人的回答。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用在别处。她表达一个意思，做一个醒目的动作：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个文件看看；在文件上签一个字；端起茶杯喝口水；快步走到文件柜前；用手把额前的头发抹到耳朵后面去。等等。最后，她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面，两手撑在办公桌的桌沿上，双肩神气地微耸起来，目光落到台历上面，台历旁边有一只金色相框，相框的背后对着我，我猜不出里面嵌着谁的照片，但我感觉应该还是人而不是动物吧。 于世杰威胁我威胁得对，没有朋友帮忙，在北京这种复杂的大城市找人，那就是大海里捞针。大海里捞针也只是辛苦，找人呢，除了辛苦还得受气。乔万红的脸色比鬼脸都难看。不过最终，乔万红还让我进了她的办公室。在乔万红之前，好几个人连办公室都没有让我进，有的站在走廊说了几句话，有的话还没有讲完，就把我的电话挂断了。好在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也不是一个从来不出门的家庭妇女。一个女孩子失踪了，这无疑是一件极为敏感的事情，出了问题是要坐牢的，谁都怕沾上嫌疑，我事先就估计到了寻找容容的难度。这难度早在还没有出门之前就开始了，于世杰他们就是这难度当中的一分子。 乔万红的话说到这种程度，我还有什么话说呢？我只有离开，再去找下一个与容容有关系的人。我站起身来，准备告辞。我拿出一张名片，在上面留下了我在北京医药公司招待所的房间电话，这个招待所现在叫健康宾馆。乔万红的脸色再难看，我也必须留下一个电话。我每到一处，都要留下我的电话，电话就是一线希望，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如果出现了万一呢？就在我写电话号码的时候，乔万红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乔万红迫不及待地扑过去抓起了话筒。 乔万红对着话筒说：“嗯，嗯，嗯，嗯。” 乔万红说：“嗯——”这是二声，是不相信的质疑语气。随着这种语气，乔万红背过了身体，面对落地三分之二的玻璃窗。办公室的窗外，是亮马河高架桥，往来的各种小车穿梭而过，使这个城市显得格外仓促匆忙。我举着自己的名片，回到了沙发上，等候乔万红放下电话。面对我的是乔万红的背部。她的衣服非常贴身，加上双臂一抱，背影上就现出了两道乳罩的勒沟，勒沟下来大约十公分的地方是腰身，又是一道被紧身裤勒出的勒沟。这两道勒沟暴露了乔万红的年龄，这个女人不年轻了。尽管从正面看，她的年龄跨度可能在二十八到三十八之间，但是她的后背告诉我，她的年龄可能在三十八到四十八之间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对这个女人有一点把握了。 乔万红继续说：“嗯，嗯——嗯？嗯？” 乔万红说：“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乔万红最后对着话筒的一句话是：“嗯——放屁！” 乔万红配合语言的动作是冲动地按倒了那只相框。乔万红用力扣上话筒。之后，好久好久地盯着电话机。再之后，长长地嘘出一口气。再之后，摸过茶杯喝茶，喝了两口，呸呸地吐了几下茶叶渣，缓过神来了。 “你说你是郑容容的什么人？”乔万红问我。 我递上了名片。我说：“我是郑容容的妈妈。” 乔万红说：“你不是郑容容的妈妈！郑容容的妈妈姓上官。在我带领十大名模在全国巡回表演的时候，郑容容的艺名叫上官容几，是女孩子自己起的艺名。这女孩子想出名都想疯了，可惜光靠别致的艺名没有用。脑袋大了，腿短了，又不刻苦练功。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找这孩子干什么？” 我不喜欢乔万红用这种语言评论我的容容。我找孩子不干什么。她是我的孩子，我就要找到她！从法律意义上说，我是郑容容的养母，但是我们容容从来不使用养母这个词，她只叫我妈妈。是的，容容的生母是姓上官，长年住在精神病院，是我从小的同学和好朋友。容容半岁多就开始跟着我生活，一直到她十三岁，被国家跳水队选中，由我亲自把她送到北京。此后，容容只要回家，我们母女还是睡在一个被窝筒子里，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我不是她妈妈是什么？容容的身世和一般人不同，她有两个妈妈。 乔万红的目光终于停留在了我身上，目光很复杂，她想装出冷静的滴水不漏的样子，可是瞳孔里放射的光线暴露了她内心的秘密。 乔万红说：“我们换个地方说话吧。我们到大楼的咖啡厅去，我请你喝咖啡。” 乔万红用很随意的动作，悄悄把相框扶了起来。我看见了相框里头的画面。是典型的三口之家全家福。乔万红和一个帅气的男人，两人亲切地搂着一个约摸六七岁的小女孩，三人都笑得十分甜美。 我为什么要收养容容？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也是我身边的人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过的问题。面对乔万红的问题，我发愣了好半天。这个问题对于我，有一点类似于下雨的时候你出门，为什么会顺手拿上一把伞？ 为什么？因为需要，那种几乎是出于本能的需要。 最初我是对“上官瑞芳”这个名字感到新鲜和喜欢。报名上小学的时候，我排队排在了上官瑞芳的身后。我母亲牵着我的手。上官瑞芳的手拽着她家保姆的衣服角。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停留一分钟以上，我母亲一定会与她身边的人攀谈起来，不出三分钟，我母亲就会摸清她身边的形势。母亲与上官瑞芳的保姆说笑了一会儿之后，就知道了上官瑞芳的父亲是省粮食厅的厅长。母亲蹲下来，亲切地唤道：“上官瑞芳。” 这个四个字的名字，给了我强烈的印象。在我认识的人里面，还没有一个人是双姓的，我觉得双姓简直就是电影明星的名字，比如上官云珠。 上官瑞芳是一个瘦弱的女孩，细眉毛，小眼睛，头发稀疏软黄，由于皮肤又白又薄，她的鼻尖、额头和太阳穴，青青的血管隐约可见。我母亲握着她细长的胳膊，说：“上官瑞芳，这是我的女几，易明莉，如果你们是同班同学，就要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好吗？” 上官瑞芳看了看我，没有说话，认真地点了点头。点头之后，她的脸蛋红了，红晕从耳朵根子升起，布满整个脸庞。在母亲的要求之下，我和上官瑞芳果然同班，并且还经常同座。我们从小学一直同班到初中毕业。之后，我上高中，上官瑞芳上了中等师范学校。土官瑞芳在初中二年级的那个夏天患了一场脑膜炎，学习成绩上不去了，就放弃了继续上高中和考大学的打算；中专毕业之后，她留校当了教师。显然，是我母亲主动接近上官瑞芳的，因此便认识了上官瑞芳的父母。有一段时间，我母亲非常热情，试图与上官瑞芳的母亲发展友谊，最后由于对方的淡漠而作罢。我母亲曾经不止一次地说：“哼，摆什么官架子！”不过，我母亲还是可以随时给上官家打电话，与她的父母在电话里直接说话。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省里，厅长就是比较大的官了。上官瑞芳的父母总是很忙，经常出差和开会，接听电话也总是官腔官调。他们家有五个孩子，上官瑞芳上头的三个都当兵了，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她母亲把她所剩无几的精力，全部用在了她弟弟的身上。她弟弟是一个天生的骄子，模样出众，成绩优异，乖巧伶俐，上官瑞芳的母亲只要看一眼儿子，心都醉了。上官瑞芳从小学一年级的那个暑假开始，就在我们家度过。平日也经常在我们家吃饭和睡觉。尤其是我母亲，出于义愤，把上官瑞芳当做不受宠爱的小可怜接纳过来，当做了我们的家庭成员。 每天上学，上官瑞芳必定要来约我，放学，当然也必定要等着我。上官瑞芳一直都很瘦弱，走路的时候，喜欢把她自己的胳膊挎在别人的胳膊弯里，然后，整个身体微微地贴着你的身体。她的贴紧分明是有距离的，可就是让人能够感觉到她是你身边的一道流水，随着你柔和地流向你带领的任何方向。上官瑞芳就这样挎着我母亲的胳膊弯，我那性格刚毅的母亲都总是忍不住要摸摸她稀疏的头发，然后悠悠地叹上一口气。上官瑞芳喜欢唱歌，不过她非常胆怯，任何正式场合她都无法开口。只有在我父亲的麦地里，她会主动吟唱。在看麦娘草丛里，不停地吟唱，活像为了吟唱而活着的一只初秋的纺织娘。后来，我父亲去世，上官瑞芳表现得非常清醒和正常，她从枫园请假出来参加了丧礼，她一直伴随在我的身边，为我父亲默默地哭泣。我们两人来到父亲的麦地，她伫立在田埂上，忽然引吭高歌，歌喉之自由奔放较之她从前作为正常人，有了本质的飞跃。上官瑞芳唱道：“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一片冬麦那个一片看麦娘。” 上官瑞芳啊，无论她处在什么状态，她细腻的心总是悄然缠绵着她的依恋所在。 我们农学院的孩子在一起玩耍，有一个传统游戏。晚饭之后，在学院空旷的马路上，分成两拨人群对垒。对垒者们轮流对唱，索要对方的某一个人。唱毕，就集体冲将过去，进行掳掠。这大约就是对于古典战争的摹仿了。尽管我们大家乱成一团，打得不可开交，古典战争那优雅的痕迹依然存在，那就是宣战、适可而止、鸣金收兵和穷寇莫追。如果轮到上官瑞芳作为一方的领唱者，如果我在与她对垒另一方，她要抢夺的永远是我。 上官瑞芳领唱道：我们要求一个人，我们要求一个人。 我方的领唱者便领唱道：你们要求什么人？你们要求什么人？ 上官瑞芳唱道：我们要求易明莉，我们要求易明莉。 我方唱道：什么人来换她去？什么人来换她去？ 上官瑞芳唱道：上官瑞芳换她去，上官瑞芳换她去。 歌声落地，战争开始，他方冲上来掳掠我，我方冲上去掳掠上官瑞芳。我和上官瑞芳在假装的敌对中，巧妙地拉住彼此的手，一起奔逃。这是一个毫无道理，不知所云的游戏，可是我们狂热地战斗，乐此不疲。为什么？后来我为什么成了容容的妈妈？我怎么能够不成为容容的妈妈，上官瑞芳从来都是这么唱的：我们要求易明莉！我们要求易明莉！当上官瑞芳丧失了抚养女儿能力的时候，我难道还会有丁点犹豫——除了把孩子抱进自己的怀里。 游戏玩疯了时候，上官瑞芳的领唱，撕心裂肺，马路旁边的树叶，被震动得簌簌作响。在后来漫长的日子里，尤其是在人到中年之后，上官瑞芳那冲破了理智的领唱，一再地回到我的耳边，就像农学院早年的那口巨大铜钟，如果你贴近听过它的钟声，无论多少年，它都还会嗡嗡地回旋不绝，并且总是带着往昔的快乐与忧伤。我怎么能够不成为容容的妈妈？ 于世杰简单地说他不记得是否玩过这种游戏。谈恋爱的青年男女，交换童年和少年的记忆，其实只是恋爱的把戏，找个说话的借口，两人尽盯着对方的嘴唇，肉肉的红红的嘴唇；而耳朵里面什么都没有听进去。只有再长一些年岁，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才会深入到你的生活中，你才会觉察到你生命的基础和疆界是由什么来铺垫和限定的。这样的傍晚，那早年的钟声才会在你耳边绵长地响起。这个叫乔万红的女人，你可明白？ 容容出生的故事，虽然曲折，说起来也很简单。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三言两语说完的，只要你对什么没有兴趣，你就可以最简短和潦草地概括什么。上官瑞芳在中师的最后一个学期，学校来了一个校医郑建勋。郑建勋以一个成熟男人的经验竭力地体贴和讨好上官瑞芳，上官瑞芳立刻就陷入了热恋。一毕业，上官瑞芳就和郑建勋结婚了，她年轻得才刚刚达到结婚的法定年龄，与国家提倡的晚婚年龄还有很大的差距。上官瑞芳坦白地承认，她没有办法不结婚，因为郑建勋一天到晚要和她睡觉。在那个年代，男女要想安全地在一起睡觉，就只能走结婚一条路。结婚了，疯狂睡过了，郑建勋开始经常不回家。上官瑞芳有个学生名叫金农，才十六岁，这男孩子看出了老师的寂寞，主动上门陪伴和安慰老师。天才知道，为什么这种有违校规、道德和法律的师生恋，却被上官瑞芳认为是她这一辈子真正的恋爱，上官瑞芳陷入前所未有的痴迷。当然，有一天就被郑建勋捉奸在床了。郑建勋当场痛殴了金农。不料，这两个男人却在他们贴身肉搏的时候发生了问题。结果是两个男人好上了。当上官瑞芳发现自己的丈夫和情人的关系的时候，她已经挺着快要生产的大肚子。上官瑞芳没有办法解决他们三人之间的问题，后来居然形成了三个人和平相处，同床共枕的局面。在这样的日子里，上官瑞芳开始精神恍惚，丢三落四，容易歇斯底里发作，无法坚持正常的教学工作了。孩子出生的那一天，送她去医院和在医院陪伴她的是她的朋友易明莉，而郑建勋和金农，则双双在上海度暑假。上官瑞芳患上了产后癔症。接着，金农毕业远离武汉，郑建勋提出离婚未获法院准许。两个男人都不承认容容是他们的女儿。上官瑞芳自己，自然也无法判断自己的女儿到底属于哪个男人。于是有一天，人们发现上官瑞芳母女赤身裸体，坐在敞开的房间里，上官瑞芳微笑着，在喂她的女儿吃大便。 顺便说一句，我不怎么喜欢上官瑞芳的这一段故事。我喜欢规矩的平和的互相守信的男女关系。在于世杰之前，我也相处过一个男朋友。我发现了他严重的脚气，腋窝里面一个经久不愈的溃疡和假文凭，我就与他客气地道了再见。于世杰也有不少缺点，可我自己也有不少缺点。从我自己的缺点出发，我能够接受和容忍于世杰，于是我们就是夫妻了。我说过婚姻是船，而我们个人是鱼，虽然都在同一个水域，那还是不能够要求两者具有高度一致的。婚姻爱情这个东西，你越是认真越是失败。在这个问题上，上官瑞芳和我是不一样的人。 然而，我无法不成为容容的妈妈。 我从上官瑞芳怀里抱过容容的那一天，正要去参加全国生物制品学术交流研讨大会。我赶紧把容容送到上官瑞芳的父母家里。我依着容容的辈分，称呼上官瑞芳的父母为爷爷奶奶。我说：“我们容容脏死了，奶奶先替我们洗个澡吧。” 上官瑞芳的母亲似乎非常意外，她说：“怎么洗？我自己的五个孩子，我都没有带过，我不知道怎么洗孩子。” 她一定没有想想我还是没有结婚的大姑娘呢！我赶紧说：“好吧，我替容容洗澡。” 之后呢？之后当然是我得去开会。上官瑞芳的母亲说：“不，我带不了孩子，我有自己的工作。况且瑞芳的事情已经让我们家乱套了。” 我从冰箱拿了一个鸡蛋。我认为无论如何都得先让饥饿的孩子先吃一点东西。上官瑞芳的母亲拉住了我的手，轻轻地取走了我手里的鸡蛋，她歉意地说：“对不起，这是给你上官伯伯吃的，是我自己养的母鸡下的蛋。我们家里其他人都吃市场买的鸡蛋，不过抱歉的是，今天家里恰好没有其他鸡蛋了。” 在这个过程中，上官瑞芳的父亲只是出来看了看容容，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