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占魁只好说出了实活：“我光是想当干部。嗯……我不等有义，老是想露一手，给大伙看我办事麻利……”于是大伙纷纷批评白占魁这想当干部的思想。有人说白占魁当初入互助组就不是有了社会主义思想，还是为当干部，和他土改时疯狂地积极是一模一样。有人说白占魁想当干部是为了掌权，好掐大伙的脖子。也有人说白占魁不爱劳动，当干部是想使唤旁人，自己少做些活儿，多拿工分。另一些人则说白占魁这两种心思可能都有：他没当上干部，卖豆腐的事儿也不嫌，挑着豆腐担子走街转巷轻省，瞅空子还能给自己腰里揣点零花……等等。人们说到白占魁的疼处了。他两眼看正前方的那套国民党军队当兵的姿势，现在再也支持不下去了。他低下头去，没脸看人。高增福大声地喝问白占魁：“大伙说得这些，是实？是虚？你承认不？”“承认……我改错……从今往后，我当老实社员……队长叫我做啥，我做啥……”院外头发出一阵笑声。高增福这时才看见：不知在什么时候，上下河沿和官粱岸的社外群众，顺着土墙站满了一圈，朝院里头盯。增福仔细一看，他哥增荣告诉他的那些说灯塔社要散的人，全在三板高的土墙外边；有的看见半个脸，有的只看个毡帽或头巾。增福在自占魁承认错误以后，来了股劲儿，胜利地置布：“今日的社员大会，开得好！有些人说，咱们的灯塔社快散了。大伙看，咱们是散？还是不散？”“棒打也不散！”“怎样也得把社办好！”“取个新媳妇，头一年还不习惯哩！慢说二十几户人办杜！出一点事儿，就散社吗？”社员们纷纷表示着决心，一看就是故意说给墙外的某些人听。梁三老汉站在社办公室草棚屋檐下，看见社员们这样一心的劲头，感动得老眼又流出泪来了。原来蹲在院里的梁生禄，现在站起来了。他的脸仍然和进这院时一样红，甚至更红了。“我说几句话，好不好？”他红着脸向副主任说。高增福对这个“特别社员”板起他瘦削的脸，按社务委员们商量的意见，说：“你家的事影响大，等主任回来再……”县委会议室是个三间大的统房，坐北朝南，在冬季和春季晴朗的日子里，从早到晚，阳光照得满房子通亮。房子里四璧石灰墙洁白。东西墙的上端是两排国际和国内共产主义领袖的巨幅像，南北墙都有大窗子。砖铺的脚地上，中间摆着一张宽大的长方形会议桌，四周围全是木椅，现在坐着本县的十个农业社主任、县委农村工作部长、县政府农林局长和会议的主持人杨国华自己。四壁靠墙，木椅和茶几间隔摆着，各农业社的驻社干部和县上有关部门被指定参加这个会的一些同志坐满了一圈。在这次三级干部会和互助合作代表会期间，每天早晨和晚间，各区和县级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在这会议室向县委书记陶宽同志汇报情况和研究问题。大会进入小组讨论互助合作的实际问题以后，每天上午和下午，杨国华就在这会议室召集全县的农业社主任开小会，讨论农业社的经营管理。农业社的事情，对于这次参加两个大会的几千人，目前还处在神秘阶段。杨国华知道：小组讨论分了十几摊子，人们最注意这个会议室。他听各区的汇报说，参加三级干部会的区乡干部巳经感觉到一场震天动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了，心情有点像进行过战斗动员。参加互助合作代表会的互助组长们则更是跃跃欲试，恨不得散会回去就办农业社。杨国华在这个小会一开始，就把汇报会上听到的这个情况，告诉了农业社主任们和驻社干部们。“我们现在是这两支队伍的尖兵。”他笑着对大家说，“我们要用火里不怕烧，水里不怕沉的精神，走出这条路！”所有的社主任和驻社干部都表现出严肃、认真、动脑筋思考的态度。杨国华对这个尖兵班子是满意的。在他的右手旁边，在会议桌的北边最先一个位子上，坐着社主任里头的老大哥、五一社主任王宗济。到底试办过一年农业社了，现在已经是大王村联社的主任，你看他操劳过度的消瘦脸色显得特别沉着、老练。在会议桌的南边最末一个位子上，坐着社主任里头的小兄弟、灯塔社主任梁生宝。小伙子虽然还不到三十岁，却和他们四十岁上下的社主任们一样能干。你看他那双眼睛闪闪发出诚实和智慧的光芒。尽管这时正在隔壁办公室看文件的陶宽同志始终对试办灯塔社有怀疑，对梁生宝这个人也有保留；但杨国华相信他有培养前途，从心眼里喜欢这个终南山下的青年人。听说梁生宝到城里的这几天，碰巧遇见了也是南山根儿来的一个女青年，解决了婚姻问题，杨国华更加高兴地多看了梁生宝几眼。会议的头一天上午，杨国华讲了建社工作的总结报告。全县共有三百六十二户、二千一百三十五人入了农业社。入社的土地有二千八百五十三亩半，牲口有一百六十九头，大部分是老弱牛驴，大车只有十四辆，其中三辆是胶轮的，十一辆还是古老的铁轮车呢。杨国华翻着写好的稿子，找出这几个用红铅笔划出的数目字，向大家说明这批农业社的特点：穷、户多、人多、劳力也多；但是土地少、牲口少、车辆更少。他分析了这三多三少的原因，说这回入社的农户绝大多数是土地改革以后才翻身的雇农和贫农，少数是生活和生产有困难的中农。他说土地多、牲口强、有车辆的富裕中农只有十几户，出于各种动机和不得已的原因入了社，指出灯塔社的粱生禄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杨国华向大家说明这些情况，但他一点也不为这个优虑；反而因为从总的情况归纳中发现了真理。他兴致勃勃，断然地把“贫穷”说成是党的基本群众给农业社带来的最宝贵的“精神投资”。他相信社员们在几年里头就会用劳动创造出比少数富裕中农更多的物质财富。于是他用一个上午大部分时间细谈农业社的政治思想工作、财务管理、劳动组织、冬季生产中表现出来些什么优越性和目前需要解决哪些问题。从头一天下午起，各农业社主任就开始介绍经营管理的经验了。窦堡区五一联社主任王宗济介绍他村四个小社怎样组织男、女、老、弱劳力，怎样安排农业、副业、修渠、植树，克服窝工浪费和盲乱现象。王渡区的前进社主任叶正兴介绍他社怎样按照做活的数量和质量评工，克服了平均主义；怎样发给社员们工票，三天或五天记一次分，减少了会计的麻烦。九寨区的光明社主任何守业介绍他社怎样发挥妇女的劳动积极性，把一百多亩冬小麦地锄草的任务交给了她们，顶替出男劳动力打井、整地、修渠……等等。社主任们一个接着一个勇跃地发言，既讲合作社的优越性，又讲社员们的劳动热情。一个个社主任都非常带劲地谈叙各自社里最突出的事例，真好比八仙过海，各显身手。这种热烈的气象反过来又给杨国华很大的鼓舞。可是直至第三天上午，梁生宝还没发言。杨国华开始不断地注视这个包着头巾的年轻庄稼人，总见他坐在那边用心听着其他社主任们讲话，有时候显出他在费力思考某些话的神情。他一直没有在别人讲话的时候，表现出一点准备下一个发言的样子。坐在他对面北墙根儿椅子上的韩培生，似乎也开始为这一点不安了；而梁生宝自己却一点也不着忙，好像他根本不想介绍什么经验。怪人！难道他没有足够的勇气讲话吗？难道他在这些长辈面前有那种和革命者不相容的自卑心理吗？去年互助合作代表会上登台向王宗济应战的那股闯劲儿哪里去了呢？梁生宝不会给一个农业社的沉重担子压住吧？……在面前的会议桌上摆着摊开的笔记本，手里拿着钢笔，杨国华在不记的时候，望望梁生宝如痴似呆的神情，不由得这样思量。终于，他点了梁生宝的名，叫他谈谈灯塔社怎样把蛤蟆滩的二亩旱地平为稻地，用掘起的土又填平三亩烂浆稻地，这样增加了五亩双季种植的水地这件事情。梁生宝正在想什么心思，骤然听见点他的名，无意识地连忙站了起来。因为这会上所有发言的人都是坐着说话，这个青年人仓促地站起来，引起了四边靠墙坐的几个县干部嗤笑；他们在灯塔社是不是具备了办社条件这个问题上，站在陶宽同志一边。杨国华对他们这种没修养的表现，心里很不高兴。因为关于灯塔社和梁生宝的分歧首先是在县委的书记和副书记之间，杨国华不和他们计较。他知道梁生宝这是第一次参加县上的领导同志主持的会，难免拘束和紧张，所以他很亲切、很随便地说：“生宝同志，你坐下来谈，不要紧张。”梁生宝腼腆地笑了笑，坐了下来。显然他这才发觉自己不该站起，但他也并不脸红。杨国华看见他甚至于没注意到几个县干部嗤笑他，仍然是憨厚地、虚心地对所有在座的社主任们说：“我们灯塔社是在小互助组的底子上办起来的。我这主任又年轻。我这回到县上来开会，一进城就打了个主意，要虚心学习老大哥们的好办法。这几天，我听了这么多好经验，比吃啥好东西都有滋味。怪！开了几天会，我觉得我好像比开会以前，人也精明了一些似的。……”他说着，在前辈面前充分流露出一个年轻庄稼人的天真、纯洁和直率，丝毫也不装腔作势。杨国华看看社主任们的反映，从王宗济、叶正兴、何守业……直看到和梁生宝挨肩坐的三官庙区红旗社主任杨天福，他们都表现出很喜欢这个小兄弟的样子微笑着。只有刚才嗤笑梁生宝的那几个县干部，依然还是瞧不起的态度。韩培生在那里斜眼膘着他们。为了表明灯塔社并不比其他社差多少，杨国华决意要梁生宝讲一讲话。他笑着激励他说：“生宝同志，你们办起了社，是不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呀？”生宝咧开略微厚点的下嘴唇笑了。杨国华从生宝眼睛的神情上看出：小伙子明白了这是非叫他发言不可的意思了。“好吧！”梁生宝精神振作起来准备发言了，说，“杨书记，我不想说平整稻地的事情了。为啥呢？因为去年冬季，差不多各社都平整了土地，或者修了水利。五一社和光明社最多，比起来，我们做得太少了。我想说一说我们怎样修建饲养室……”“主要是艰苦创业的精神和以社为家的精神。”韩培生在北墙窗下的椅子上坐着插言向副书记解释。这表明：这个题目是他和生宝商量过的。“好嘛！”杨国华同意，大声说“讲什么随你们便！”于是，梁生宝借喝两口水的工夫，稍稍考虑了一下，然后从容地和社主任们当面谈心似的说：“杨书记前日说咱们这回办起的农业社都穷。我思量来：我们灯塔社比你们大伙还穷。蛤蟆滩根本没个村庄，没个街巷嘛。这里三家那里两户，下河沿足有二三里长，全是草棚屋。光景好些的，也不过一座草棚院，有三个、两个草棚屋。俺社倒有两户富裕中农，也没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我们要办社，可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做饲养室。大伙都知道：农业社的牲口要是不合槽喂养经营管理该多别扭呀？……”“是呀！”杨国华很注意地听了生宝这几句开场白，满意地说。为了鼓起梁生宝讲话的勇气和信心，表现自己对他的支持，他又对大伙说：“他谈得这倒是个有意义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物质条件困难面前怎么办？是给困难吓退呢？还是克服困难前进呢？我去过他们那里，的确，蛤蟆滩的面貌，要是靠小家小户办互助组的话，十年也不一定能盖得像你们一样，有村庄、街巷。你们那里要是没有做饲养室的大房子，贫农社员还有人自动让出土改时分得地主的房子。他们蛤蟆滩连一户地主也没有，过去受周围几个村的地主剥削。好！你继续讲！”杨国华坚决支持地对梁生宝说，丝毫也不在乎那几个认为灯塔社不够办社条件的县干部不是味儿的笑容。梁生宝好像从这几句插话得到启发了。杨国华着见他脸上的表情立刻兴奋起来，活跃起来。他接着说：“对！杨书记说得对！我们灯塔社穷，可并不是蛤蟆滩净住些好吃懒做的家伙，也不是净住些傻瓜笨蛋。我们硬是叫地主们剥削得太可怜了。我们一时三刻缓不过气来嘛！所以喊一声办社，大伙都争着抢着入。社里有啥困难，大伙都齐心克服！……”接着，梁生宝就从他们社副主任高增福怎样拆掉自已的草棚屋来添补修建饲养室不足的物料，饲养室怎样在男女社员热情劳动下三五天就完工了，一直讲到高增福和冯有万入党的那天晚上通夜在工地劳动的情景。生宝谈到他最亲近的两个伙伴的时候，语调和神态上似乎禁不住动了感情，显着他自己首先心里很激动。杨国华注意盯着，见他甚至于一点也不拘束了。简直不像在县委会议室全县的社主任们中间，倒像在蛤蟆滩铁锁王三院里的草棚屋办公室里。杨国华很满意。梁生宝的发言表明他完全理解了杨国华报告的思想和观点。生宝说得更具体、更生动、更有说服力。他看见所有的社主任们都很感动。他转眼又看看刚才嗤笑梁生宝的那几个县干部，他们也在严肃地思索着什么了。杨国华想你们也许从这段话里懂了一点群众的力量有时候会是物质力量的道理吧？可借陶宽同志宁愿埋头在隔壁办公室里看文件，不原过来在这个会上听听这些人的声音。“现时灯塔杜比我们穷，过几年，怕灯塔社比我们哪个社都要富哩。”王宗济深有感触地对大家说。叶正兴说：“一定！”何守业说“就是这话！”杨天福说：“用不了五年！”杨国华自己当然也是这种看法。他笑着看了看梁生宝，他正在紧着他头上的包头巾。大约是被大家称赞得脸不知怎样表情，手也没处放吧，他拿这个不必要的动作掩饰自己的局促。杨国华亲切地看看生宝对大家说：“那就要灯塔社干部们兢兢业业。可不敢犯大错误。常常因为自己某一方面好，就忽视别的方面差，以为自己什么都能行，什么都没问题，犯个大错误撂倒，就得些时间往起来爬哩。这可不是吓唬你呀！”杨国华最后一句话转向梁生宝说。“明白，”梁生宝很理解地说，“杨书记！哪里还敢粗心大意呀！”这样，他在发言结束以后却又接着谈起他社的草棚屋饲养室小、牲口多了气味不好，有些太老太弱的牲口已经比合槽时瘦了的问题。他谈到下堡五村的社外群众怎样议论这件事情，社员们对这件事情怎样感到不安。他又谈到他们怎样准备一方面勤起圈粪，使饲养室气味小些；另一方面打算在二月初八黄堡镇骡马大会上卖掉一些老弱牲口，买几头强壮性口，既减少了头数，又好使用。……“现时贫雇农入社时带进来的这些老牛瘦驴，喂草时净是嘴，垫圈时净是腿，使用时没一点劲儿。”梁生宝最后形象地说。扬国华听得津津有味，沉入了思索，甚至忘记了主持会议。人同此心。所有其他的社主任们乱嘴纷纷地说：他们也有这个问题，也要这样办理。虽然他们的饲养室大些，情况比灯塔社好些，牲口还没明显地瘦哩；但贫雇农社员入社的牲口，却和灯塔社一样，都是些老牛瘦驴。王宗济说：“我们大王村四个社，这回全村的贫雇农都入社了。有些贫雇农入社时连牲口也没，又交不起耕畜投资……”杨国华连连地点着头，把这个实际问题记在他的笔记本本上。何守业说：“大王村互助组办得最好，还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甭说了。没牲口、又没钱交耕畜投资的人家，比一般农户入社更心急。咱们怎么能把人家挡住呢？全是基本群众”杨国华继续埋头往本本上记着，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叶正兴看看对面坐的农村工作部长和农业局长，试探地说：“能不能给刚办的农业社分一点牲畜贷款，扶持一下？要不，刚办起的农业社猛乍拿不出那么多钱，替最困难的社员抵垫。”杨天福说：“这比一家一户好扶持。不要多，帮助一把就行了。我们也不能全靠贷款……”农村工作部长和农业局长朝县委副书记笑着。杨国华往本本上记毕以后，独自轻轻地点着头，考虑着这个问题。他笑问梁生宝：“你们那里贫雇农社员最多，你怎么反而不说话呀！”梁生宝朝韩培生笑笑，然后坦白地说：“我从蛤蟆滩起身的时候，就有了这意思；可是进城以后，又打消了这念头。”“为什么呢？”杨国华笑问，“是不是耍滑头，要钱的事让别人出头呢？”“不是的，”生宝老老实实说，“是我们社的互助组底子差，刚办社头一回进城就要钱，更不合乎……”“不合乎什么呀？”杨国华爱追根究底地问。梁生宝看了看韩培生，鼓足了勇气说：“不合乎办社条件喀”杨国华仰头哈哈笑了：这个年轻人心眼蛮多哩。看来，他已经从韩培生嘴里知道县上对试办灯塔社有怀疑吧？杨国华对社主任们提出的要求，不能当下作出答复。他只说大家把实际问题谈出来，很好；至于到底怎么办，要等县上研究以后再决定。他这样说的时候脑子里就有个很大的问号：陶宽同志对这个问题会持什么态度呢？这一天休会以后，杨国华叫农村工作部长和农业局长留下来简单地征求了一下他们对农业社要求耕畜贷款的意见。他到家匆匆忙忙吃过晚饭，急速返回办公室，带上他的笔记本，就去找陶书记汇报。他不能在晚上的汇报会上谈这个问题，因为要是陶宽同志对这个问题持着和他相反的态度（他估计很有可能是这样的），那么，在那个场合，当着各区和县级部门领导同志的面，县委的两个书记争论起来多不好呢？不争论吧，这是对革命不忠诚、对人民不负责任。不管对不对，只看领导的意图办事，而实际违反党性——这和杨国华的精神根本不相容。因此他决定单独汇报这个问题。“老陶！”杨国华胳膊挟着笔记本，在会议室隔壁陶书记办公室窗外喊叫，精神上准备着一场看来不可避免的辩论。咦！屋里答应的不是熟悉的陶宽同志文静缓慢的声调，而是他的爱人王亚梅活泼爽朗的女声。“老杨吗？请进来吧！”杨国华揭起棉布门帘，王亚梅已经从屋里开了门，满面令人愉快的笑容。“老陶吃过晚饭，出去散步，一会儿就回来。”“嘿！我赶了个紧，还是没赶上这老兄。”杨国华笑着说，看见办公桌上左右两边照例厚厚地堆着两摞文件；按习惯，左边是待阅的，那右边的上面一定批了“陶阅”。杨国华登时感到他的这个上级坐办公室，也不简单；要是换了自己在这个座位上，光批阅文件就拿不下来。王亚梅问：“有急事和老陶商量吗？我叫公务员叫他去。”“不，”杨国华忙阻止说，“老陶有胃病哩，整坐一天，饭后遛个弯儿，让他去吧。我知道他走不远。”既然已经进屋来了，即使不必要从礼貌上考虑，仅仅表示两个领导人之间同志关系是很正常的，杨国华也只好坐下等陶书记回来。他走到北墙窗下，在一个沙发里坐下来。他把笔记本放在沙发中间的矮茶几上，然后转身从他坐的沙发右边的报纸架上取下一份用中间锯开的细木棍夹着的外地报纸。随意地翻一翻，浏览着大标题。王亚梅给他取来了烟，又泡了茶。都放在他跟前的矮茶几上以后，这位热情的女同志踱到通卧室的侧门旁边，在靠墙摆得高茶几跟前的木椅上坐下来陪副书记。“老杨，梁生宝有了对象，你知道吗？”王亚梅欣喜地问。“听说有了，”杨国华高兴的目光离开了报纸，望着笑眯眯的王亚梅，“听说也是个互助合作积极分子，这次代表会来了。你见过这个姑娘吗？”“不是姑娘。老杨！”王亚梅忍不住笑副书记不知底细。“怎么？”杨国华迷惑地问，“那天汇报会上碰见王佐民，他告诉我这个事儿。我问他对象是哪里的，他说是峪口区竹园村的姑娘……”“嘿嘿，他没给你说全面，是峪口区竹园村的姑娘，可曾经是窦堡区范村的媳妇来，离婚以后回了娘家的。”王亚梅说，把她所知道的女方同什么人，为什么和怎样离婚的情形，当做等人的时候的闲话，简短地说了一下。杨国华听得蛮有兴趣，笑说：“女同志对这号事注意得细心……”“才不是呢！老杨！”王亚梅非常直爽地反驳，“要是我一点也不知道梁生宝，人家说他的对象，我连一句也没兴趣听哩。你笑什么？实在是关心。我头一回到蛤蟆滩，生宝的童养媳妇还活着。我这回到蛤蟆滩，可怜的病包媳妇已经不在世了，听说生宝和官渠岸的徐改霞两个有过意思，后来没成功，姑娘进工厂去了。建社工作组的同志对生宝的婚姻问题都很担心：快三十岁的人了，很难找到个合适的对象。现在他母亲在着还好，将来难免影响他在社里工作。所以听说他有对象了，我就打听了个仔细。今天下午，我还故意去参加峪口区竹园乡的小组讨论，看了看她本人呢……”王亚梅说着，高兴得笑眯了眼睛。“怎么样呢？”杨国华问，心里很赞赏王亚梅的热情；她关心生宝完全是从革命工作出发，并非对这号事特别有兴趣。“挺好！”王亚梅谈起生宝的对象给她的印象，“身体特别棒，一看就是好劳动妇女的样子。人又开通又大方，一点也没婆婆妈妈气。老扬，我还听了她发言哩，挺会用脑子。讲话很清楚、很流利，简直不像是南山根儿农村来的……”“啊啊！这么说，真是难得。”杨国华更加高兴，吸着一支烟说，“那么就叫梁生宝抓紧嘛！”“已经面谈过两回了，还保密哩，后来公开了。“王亚梅正说着，陶书记在门外咳嗽了一声。她从高茶几旁的木椅上站起来，对进了门的丈夫说：“老杨等你商量事情哩……”“噢，什么事情？”陶书记刚从外面进了晚上生着炉火的房子，一只手摘下黑呢制帽，笑问从沙发里站起来的副书记。杨国华手里拿着报纸说：“给你汇报个情况……”“不能在汇报会上讲吗？”陶书记问，把呢制帽挂在衣架上。“需要研究一下，作个决定。”“那好嘛。我们抓紧谈。”陶书记穿一身蓝咔叽布棉衣的高大身子，在矮茶几另一边的沙发里坐下来了。王亚梅进侧门到卧室里取了点什么东西，出来打了个招呼，就回她自己工作的青年团县委去了。杨国华把报纸放回报架上以后，就坐下来开始翻他的笔记本子。因为时间的关系，农业社主任会议的一般情况，杨国华就不在这里谈了。他只把社主任们谈到耕畜问题的内容归纳起来，比较系统地说明由于初次办社，社员们绝大多数是贫雇农，而一般贫雇农，就是土改后养得起牲口的，多半也是老、弱、残、次。这种情况使这回试办的农业社都喊叫畜力很弱、很不足。他又引用了社主任们所谈的具体事例说明：有些老弱牲口在小农户手里倒也罢了，牵到农业社的大糟上以后，经营管理既棘手，使役又不顶用……“所以社主任们都想把最弱的一部分牲口卖掉，另买一些强壮的牲口。这样做对农业社是有利的。”杨国华十分自信地汇报着，闪闪的目光不时地看着陶书记戴着近视眼镜的脸。“很好嘛！这有什么问题呢？”陶书记很赞成地笑着，划根火柴点着了纸烟，然后又笑着，显得很容易谈拢。杨国华高兴地说“有问题，老陶。要卖的这部分牲口价值很低。还有些贫雇农入社时既没牲口带，又交不起耕畜投资……”“噢，矛盾在这里！”陶书记仰了仰头，“资金不够？……”“就是的！”杨国华赶紧说，立刻提出他要和老陶商量的事情，“社主任们要求给他们也放一点耕畜贷款，帮助新建立的农业社克服这方面的困难。我征求了农村工作部和农业局的意见，他们都同意。要是你也同意，明天开会的时候，我就答应他们。”他说着，注意观察着老陶面部表情的变化。笑容果然不见了。陶书记原来还很用心听着，现在那因胃病而显得不大健康的面容，出现了怀疑的神情。杨国华说完以后，看着老陶吸了两口纸烟，又用左手扶着他有胡楂的下巴可颏了。一看见他熟悉的这个考虑问题的姿态，杨国华就知道不出他预料——这里是不容易通过的。等待了一阵以后，陶书记似乎考虑好了，转过脸说：“老杨，这个问题是怎么谈起来的呢？你说的这些，主要是灯塔社的情况吧？”他不等回答，接着又很认真地说，“灯塔社的情况可是很特殊的。全县没有几个村子像始蟆滩那样贫雇农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