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人点了点头，舌尖在双唇间闪了一下：“是的，那些鸽子是在我之前飞来的。不过市长先生，您认为我该留在里瓦吗？”　“这我还说不上来。”市长回答说。　“您死了吗？”　“不错，”猎人说，“正像您是一个所看到的。那还是很多年以前，不过这很多年肯定是个大数目，在黑森林，那是在德国，在追一只岩羊时，我从一块岩石上摔了下来。从那时起我就死了。”　“可您也还活着。”市长说。　“在某种程度上，”猎人说，“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也还活着。我的死亡之舟行错了航线，一次错误的转舵，船长走神的那一瞬，我那美丽的故乡的吸引力，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我只知道，我依旧留在这世上，我那小舟从此就行驶在尘世的水域里。我就这样漫游着，本来只想住在自己山里的我，死后却遍游世间各国。”　“您有一半在那个世界上吧？”市长皱起眉头问。　猎人答道：“我总是在一个通往高处的巨型台阶上。在这广阔无涯的露台阶上，我到处游荡，一会儿在上边，一会儿在下边，一会儿在右边，一会儿在左边，永远处在运动之中。　猎人已经变成一只蝴蝶。您别笑。”　“我没笑。”市长辩解说。　“非常明智。”猎人说，“我总是处在运动中。可就在我最振奋时，就在高处那座大门已经朝我闪闪发光时，我却在我那只寂寞地滞留在尘世某一水域里的旧船上醒了过来。当年我死亡时犯下的原则性错误在船舱里不住在嘲笑我。尤莉亚，就是船长的妻子，敲了敲门，将早晨的饮料给我送到尸架旁，那是我们正沿其海岸航行的那个国家早晨用的饮料。　“我躺在一块木板上——观赏我可不是一种享受，身穿一件肮脏的尸衣，灰白色的头发胡子乱得梳都梳不开，腿上盖着一块带花卉图案和长流苏的披巾。靠头这边竖着根教堂里用的蜡烛照着我。我对面墙上有幅小画，画的显然是一个布须曼人（非洲南部的土著人），他用一根投枪瞄着我，并尽量隐蔽在一块画得极美的盾牌后面。乘船时人们总会碰到一些愚蠢的画，而这幅则是最愚蠢的之一。除此之外，我那木笼子里空空荡荡。侧面的一个舱口吹进温暖的夜南风，我听见浪花在拍打着那条破旧的平底船。　“前猎人格拉库斯在故乡黑森林追猎一只岩羊时摔了下来，打那以后我就一直躺在这上面。整个过程有条不紊。我追猎，失身摔下去，在一个山谷里流尽了血，成了死人，那条平底船本该将我送往冥界。我还记得，第一次在这块木板上伸展四肢时我有多么高兴。当时还朦朦胧胧的四壁听我唱的那种歌，故乡的群山从未听过。　“我活得愉快，死得高兴。踏上小船之前，我终于抛掉了那可恶的小盒子、口袋和猎枪，以前我总是自豪地带着它们。我迅速套上尸衣，就像一个姑娘穿她的嫁衣。我躺在这上面等着，后来就发生了那件不幸的事。”　“可真倒霉。”市长像是抵挡着什么抬起手说，“对此您就没有一点过失？”　“没有。”猎人说，“我曾是个猎人，这能算一种过失？我是黑森林的猎人，当时那里还有狼。我潜伏起来，开枪射击，击中猎物，剥下猎物的皮，这也算一种过失？我做这些是受过祝福的。‘黑森林伟大的猎手’就是我。这也是一种过失？”　“我没资格就此做出决断，”市长说，“不过我觉得过失不在于此。可到底是谁的过失呢？”　“是那个水手的。”猎人说，“谁也不会看到我将在这里写下的东西，没有人会来帮助我。假若帮助我成了一项任务，那么所有房子的所有门窗都将紧紧关闭，所有的人都将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一家夜间客栈即是整个世界。这样倒好了，因为谁也不会知道我，即使知道我也不会知道我的逗留地，即使知道我的逗留地，他们也知道不可能将我留在那里，他们不知道如何帮助我。要帮助我的想法是一种病，必须治愈才能下床。”　“对这些我一清二楚，因此我从不呼喊别人来救我，尽管我在某些无法自制的时候非常想这样做，比如现在。然而只要我环顾一下四周，具体想象一下我现在所呆的地方，几百年来一直居住的地方——大概我可以这样说——恐怕就足以打消这个念头了。”　“非同寻常，”市长说，“非同寻常。……您打算留在我们里瓦吗？”　“不想留。”猎人微笑着说。为了冲淡嘲讽的味道，他将手放在市长的膝头上。　“我现在在这里，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能做。我的小船没有舵，它靠从冥界最深的地方吹来的风行驶。”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卡夫卡 世界文学修建中国长城的时候中国长城是在其最靠北的地方竣工的。此项工程分别由东南和西南开始，最后交汇在这里。在东西两路筑墙大军中，又在更小的范围里实行这种分段修筑的方法，于是修筑城墙的人就被分成一个个二十人左右的小队，每个小队负责修筑出五百米，然后一个相邻的小队再朝他们修筑同样长的一段。可是当这两段连通之后，却并没有接着这一千米的头继续往下修，更确切地说，这两个小队又被派往完全不同的地区去修筑长城。采用这种方法自然就产生了许多大豁口，它们是逐步缓慢地填补起来的，有些甚至到长城宣布竣工之后才填补上。是的，据说有些豁口根本未被堵上，虽然这是一种大概只能在围绕这项工程而产生的众多传说中见到的看法，但由于这项工程规模太大，靠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标准是无法核实这些传说的，至少单个的人做不到。　起初人们认为，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连起来修，至少两大部分各自连起来修更为有利。谁都在说，谁都知道，修筑长城是出于抵御北方诸族的考虑。然而一道未连起来修筑的长城如何进行抵御。不能，一道这样的长城不仅无法抵御，而且建筑本身也总是处在危机之中。处在荒凉地区无人看管的一段段墙很易遭受游牧民族的一再破坏，由于修筑长城他们受了惊吓，像蝗虫似的飞快地变换着居住地，因此他们大概比我们修筑者更能了解整体的情况。尽管如此，这面工程的实施大概只能采用这种实际采用的方法。若要理解这些必须这样考虑：此长城应当成为几个世纪的屏障；绝对认真的修筑，利用各朝各代和各个民族的建筑智慧，修筑者持之以恒的个人责任感，这些都是修造长城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那些粗活虽然可以使用无知的民夫，男的、女人、少的、都是为了挣大钱而自荐其身，但指挥四个民夫的伍长则应是个有头脑、受过建筑业教育的人，应是个能从心底体会出此事意义何在的人。要求越高，成效就越高。实际上，虽然当时这种人才的数量满足不了工程所需，但也十分可观。　当时动工并不轻率。在此项工程开工前五十年，在大概已用墙圈起来的整个中国，建筑技术，特别是泥瓦手艺已被宣布为最重要的科学，而其它各业仅仅在与其有关联时才能获得承认。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还是在做小孩的时候，我们的小腿刚能立稳，就站在先生的小花园里，得用卵石砌起一种墙，当先生撩起长衫撞向那堵墙时，它当然全倒塌了，先生训斥我们砌得不牢，吓得我们哭着叫着四下跑开去找自己的父母。虽是一桩小事，但却典型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精神。　我很幸运，当我二十岁完成了初等学校的最高级考试时，正好赶上长城开工。我说幸运，那是因为有许多人早已完成他们所能享受的学业，但多年没有用武之地，胸藏宏伟的建筑构想，但却徒劳地四处奔波，大批地潦倒了。不过那些终于作为工程领导者——尽管属于最低等级——来从事这项工程的人，事实上是堪当此任的。他们是对这项工程进行过许多思考而且还在继续思考的泥瓦匠人，自打第一块基石埋入土中，他们就感到已与这项工程融为一体。当然，除了渴望能够从事最基础的工作，驱使这些泥瓦匠人的还有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工程终于完美无瑕地竣工的心情。民夫可没有这种心情，驱使他们的只有工钱。至于高层领导者，甚至中层领导者，为了保持精神方面的强大，他们讨厌工程多方展开。然而对那些地位较低、才智未尽其用的人，则必须采取别的措施，例如不能让他们一连数月、甚至数年在离家千里的荒山野岭一块又一块地砌墙砖，这种辛勤的劳动可能干一辈子也没什么结果，若对它失望就会使他们丧失信心，最重要的是会使他们在工作中愈加失去作用。因此人们选择了分段修筑的方法。五百米约五年即可完成，此时这些小头目自然已是精疲力尽，对自己、对工程、对世界都失去了信心。所以当他们还在为一千米城墙连通典礼而欢欣鼓舞时，就又给派往很远很远的地方。旅途中，他们不时看到一段段竣工的城墙巍峨耸立，路经上司的驻地时，他们得到颁发的勋章，耳中听到的是新从内地涌来的筑墙大军的欢呼声，眼里看到的是为做手脚架而伐倒的森林，一座座石山被敲成了城砖，在各个圣地还能听到虔诚的人们祈求工程竣工的歌声。这一切都缓和了他们焦急的心情。在家乡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他们变得更加健壮。修筑长城的人享有的声誉，人们听他们讲述修长城时的虔诚敬意，沉默的普通老百姓对长城终将完工的信心，这一切又绷紧了他们的心弦。他们像永远怀着希望的孩子一样辞别了家乡，再为民族大业尽力的欲望变得无法抑制。他们还没到时间就从家里出来，半个村子的人一直把他们送出好远好远。每条路上都能看见一队队人，一面面角旗，一面面彩旗，他们从未发现，自己的国家这么辽阔，这么富裕，这么美丽，这么可爱。每个农人都是兄弟，要为他们筑起一道屏障，为此他将用他的一切感激一辈子。多么协调！多么一致！胸贴着胸，一种民间轮舞，血液不再被禁锢在可怜的体内循环之中，而是在无边无际的中国甜蜜地往复流淌。　通过这些分段修筑的方法就变得容易理解了，不过它大概还有种种其它原因。我在这个问题上停留了这么长时间并不奇怪，它是整个长城工程的核心问题，它暂时好像不那么重要。我要介绍那个时代的思想和经历，并让人们理解它们，而我无法深入探究的恰恰是这个问题。　人们大概首先得告诉自己，那时取得了许多成就，它们仅略略逊色于巴别塔的建造，然而在虔诚方面，它们简直就是那项建筑的对立面，至少按照人的打算是这样。我之所以提起这些，是因为在长城工程开始时，有位学者写了本书，十分详细地进行了比较。他在书中试图证明，巴别塔的建造未达目的绝不是由于众人所说的那些原因，或者说，至少首要原因不在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列。他不仅写文章和报道进行证明，而且还想亲自去实地调查，同时他认为，那项工程失败于根基不牢，而且肯定是失败于根基不牢。然而在这方面我们这个时代远远超过了那个早已逝去的时代。如今几乎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是专业泥瓦匠人，在地基问题上都不含糊。可这位学者根本没有论及这些，他声称，长城在人类历史上将第一次为新的巴别塔打下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先筑长城后造塔。这本书当时人手一册，不过说实话，直到今天我还没完全弄明白，他怎么想象出了这座塔。长城并没构成一个圆，而是只构成四分之一或半个圆，难道它能作为一座塔的基础？这只能算作智力方面的平庸。然而作为一种实实在在存在的长城，付出无数艰辛和生命的结果，它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何在这部著作里要描绘那座塔的规划，虽然是朦胧模糊的规划，为何要为在这项新的大业中如何统一协调民族的力量提出种种具体建议呢？　这本书仅仅是一个例子，当时人们的脑子里极为混乱，也许这恰恰是因为许多人力图尽量聚向一个目标。人的天性从其根本上来说是轻浮的，犹如飞扬的尘土的天性，它不受任何束缚。如果受到束缚，那它马上就开始疯狂地摇撼束缚它的东西，将围墙、锁链连同自己统统晃得飞向四面八方。　在确定分段修筑时，领导阶层可能并非没有重视与修筑长城截然相反的考虑。我们——在这里恐怕我是以很多人的名义这样说，其实我们是在抄写诏书时才互相认识的，而且我们发现，如果没有最高领导集团，无论是我们的书本知识，还是我们的见识，都不足以应付我们在这伟大的整体中担负的那点小小的职责。在领导集团的密室里——它位于何处以及里面坐着谁，我问过的人谁也不知道，现在仍不知道。大概人的所有想法和愿望都在那间密室里盘旋，而人的所有目标和愿望都在反向盘旋。透过窗户，神界的余辉洒落在领导集团描绘各种规划的手上。　全线同时修筑面临着许多困难，领导集团就是真想克服也无力克服，这种说法有主见的观察者是不会接受的。这么一来就有了这样的推断，即领导集团故意实行分段修筑。然而分段修筑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不合适的。于是就有了这种推断：领导集团要的就是不合适。——奇特的推断！毫无疑问，即使从另一方面看它也有一些自身的合理性。今天说这些大概毫无危险了。当时有许多人暗暗遵循着一条准则，甚至连最杰出的人也不例外，这就是设法尽全力去理解领导集团的指令，不过只能达到某种界限，随后就得停止思考。一个十分理智的准则，它在后来经常提起的一个比喻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并非因为可能会危及于你，才让你停止思考，不能完全肯定就会危及于你。在这里简直就既不能说会危及，也不能说不会危及。你的命运将与春天的河流一样。它水位上升，更加势壮威大，在其漫长的河岸边更加接近陆地，保持着自己的本性直到汇入大海，它与大海更加相像，更受大海的欢迎。——对领导集团的指令的思考就到此为止。——然而那条河后来漫出了自己的堤岸，没了轮廓和体形，放慢了向下游流淌的速度，企图违背自己的使命，在内陆形成一个个小海，它毁掉了农田草地，但却无法长久保持这种扩展的势头，只好又汇入自己的河道，到了炎热的季节甚至悲惨地涸干。——对领导集团的指令可别思考到这种程度。　这个比喻用在修筑长城期间大概特别恰当，但对我现在的报导的影响至少是十分有限。我的调查只是一种历史调查。已经消散的雷雨云不会再喷射闪电，因此我可以去寻找一种对分段修筑的解释，它要比人们当时所满足的解释更进一步。我的思维能力给我划定的范围可是够窄的，但能纵横驰骋的区域却无边无际。　长城该用来防御谁？防御北方诸族。我来自中国东南部。没有一个北方民族能对我们构成威胁。关于他们我们都是在古人写的书中读到的，他们出于本性犯下的暴行害得我们的在宁静的亭子里长吁短叹。在艺术家们一幅幅写实画里，我们看到了那些该罚入地狱的面孔，咧开的嘴巴，插着尖牙利齿的下巴，闭拢的眼睛，似乎特别眼馋将被嘴巴咬碎嚼烂的猎物。如果小孩子调皮捣蛋，只要把这些画拿给他们一看，他们就会哭着扑过来搂住我们的脖子。关于这些北方国家，我们知道的也就这么多。我们从未见过他们，呆在自己的村子里，我们永远也见不到他们，即使他们跨上烈马笔直朝我们奔来，——国土太大了，他们到不了我们这里，他们将永远留在空中。　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要离开家乡，离开这条河这些桥，离开父母，离开啼哭的妻子和急待教诲的孩子，前往遥远的城市求学，我们为何还要想着北方的长城？为什么？去问问领导集团。他们了解我们。总在考虑忧心的大事的领导集团知道我们的事，清楚我们这小小的手艺，他们知道我们全坐在低矮的棚屋里，傍晚父亲当着家人做的祈祷他们或许满意，或许不满意。如果允许我这样想领导集团的话，那我就得说，按照我的观点，这个领导集团早就存在，但却不碰头，大概是受凌晨一个美梦的刺激，朝臣们急急忙忙召开了一次会议，急急忙忙作出决定，到晚上就叫人击鼓将百姓从床上召集起来解释种种决定，尽管那无非就是为了办一次祭神灯会，那神昨天曾向这些先生显示过吉兆，可到第二天街灯刚刚熄灭，他们就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被痛打了一顿。其实这个领导集团可能一直存在着，修筑长城的决定也一样。无辜的皇上以为是他下诏修筑的长城。我们修过长城的人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沉默着。　从修筑长城一直到今天，我几乎一直单攻比较世界史——有些问题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触到它们的神经——我在研究中发现，我们中国人对某些民众和国家的机构无比清楚，而对其它机构又无比模糊。探寻这些原因，尤其是探寻后一现象曾一直吸引着我，如今也一直吸引着我，而这些问题就涉及到长城的修筑。　至少皇室就属于我们最不清楚的机构之一。当然在北京，或者说在宫庭侍臣中，对它还清楚一点，虽然这种清楚虚假大于真实。就连高等学府的国家法教师和历史教师也装作对这些事了如指掌，装作能将了解的情况介绍给大学生。学校的等级越低，对自己的知识当然就越不疑心，而浅薄的教育则围着少数几个数百年一成不变的定理掀起扑天盖地的巨浪，它们虽然不失为永恒的真理，但在这种云天雾海中恐怕永远也分辨不出来。　不过根据我的看法，关于皇室的问题该去问问百姓，因为百姓是皇室最终的支柱。当然在这里我又是只能说说我的故乡。除了各位农神以及全年对他们丰富多彩、非常出色的祭祀活动，我们脑子里装的只有皇上，但不是当朝皇上。其实，如果我们了解当朝皇上，或是知道他某些具体的情况，我们脑子里就会装着他。当然我们总想得知这方面的什么事，这是我们仅有的好奇心，然而说起来是那么离奇，要了解到什么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游历众多的朝圣者那里了解不到，从远远近近的村子里了解不到，在不仅在我们的小河里行过船、而且闯过大江大河的船夫那里也了解不到。虽然听到的很多，但从中什么也推断不出。　我们国家如此辽阔，哪个童话也出不了它的国境，上天也才刚刚罩住了它……北京仅仅是一个点儿，而皇宫仅仅是一个小点儿。然而皇帝却反而大得充满这世界的每一层。可当今皇上和我们一样也是人，他像我们一样也要躺在一张床上，那床虽然量时绰绰有余，但可能还是又短又窄。和我们一样，他有时也伸伸胳膊展展腿，十分困倦时就用他那细嫩的嘴打打呵欠。可这些我们怎么会知道，在几千里之外的南方，我们几乎处在西藏高原的边缘。另外，就算每个消息都能传到我们这里，那也到得极晚极晚，早就过时了。皇上周围簇拥着大批显赫却难以看透的朝臣——臣仆和朋友的衣服里面是恶毒和敌意，他们是帝制的平衡体，他们总想用毒箭把皇帝射下称盘。帝制是不朽的，但各个皇帝却会跌倒垮台，即使整个王朝最终也会倒在地上，咕噜一声便断了气。关于这些争斗和苦楚百姓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就像迟到的外地人，站在人头攒动的小巷的巷尾，静静地吃着带来的干粮，而前面远处的集市广场中央，正在行刑处决他们的主人。有那么一个传说，它清楚地反映出了这种关系。皇上，故事就是这么讲的，给你，给你个人，给你这可怜的臣仆，给你这在皇上的圣光前逃之夭夭的影子，皇帝临终前躺在床上偏偏给你下了一道诏。他让传诏人跪在床边，对着他的耳朵低声下了诏。他非常重视这道诏，所以又让传诏人对着他的耳朵重复了一遍。他点了点头表示重复的诏毫无差错。当着所有目睹皇上驾崩的人——一切障碍均被摧毁，在高大宽阔的露天台阶上，站着一圈圈帝国的大人物——当着这所有人的面，皇上把传诏人打发走了。传诏人马上动身。他身强体壮，不知疲倦，一会儿伸出这只胳膊，一会儿伸出那只胳膊，在人群中奋力给自己开路。遇到抵抗时，他就指指胸前，那里有太阳的标记，因而他比任何人都更容易往前走。可拥在一起的人是那么多，他们的住地一眼望不到头。如果面前展现出一片空旷的原野，那他就会疾步如飞，你大概很快就会听到他的拳头擂你的门。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的汗水会付诸东流。他依旧还在内宫的房间内拼命挤着，他将永远也挤不出来。即使他能挤出来，那也没用，他还得奋力挤下台阶。即使挤下台阶，也还没用，还须穿过好几处院落，穿过院落之后又是一座圈起来的宫殿，又是台阶和院落，又是一座宫殿，如此下去得要几千年。当他终于冲出最外面那道宫门时——然而这种事永远永远也不会发生，京城才出现在他面前，这世界的中心处处塞满了高处落下的沉积物。谁也别想从这里挤出，带着遗诏也不行。——然而每当黄昏降临时，你就坐在窗边梦想着那道遗诏。　我们的百姓就是这样看皇上，既那样失望，又是那样满怀希望。他们不知道谁是当朝皇帝，甚至对朝名也心存疑问。学校里依照顺序学着许多这类东西，然而人们在这方面普遍感到疑惑，因而连最好的学生也只能跟着疑惑。早已驾崩的皇上在我们这些村子里正在登基，只在歌中还能听到的那位皇上不久前还颁布了一道诏书，由和尚在祭坛前宣读了它。最古老的历史战役现在才打起来，邻居满脸通红冲进你家送来这个消息。后宫的女人被奢养在锦垫绣枕之中，狡猾的侍从使她们疏远了高尚的品德，权欲膨胀，贪得无厌，恣意行乐，一再重新犯下一桩桩罪行。时间过得越久，一切色彩就越是艳丽得可怕。有一次全村人在悲号中得知，几千年前曾有一个皇后大口大口饮过自己丈夫的血。　百姓就是这样对待过去的君主，但又将当朝君主混进死人堆里。有一次，那是某一代的某一次，一个正在省内巡视的皇室官员偶然来到我们村子，他以当朝皇上的名义提了某些要求，核查了税单，听了学校的课，向和尚询问了我们的所作所为，在上轿之前，他对被驱赶过来的村民长篇大论地训诫了一番，将一切又总结了一遍，这时大家的脸上都掠过一阵微笑，你瞟我一眼，我又瞄他一下，接着都低下头看着孩子，免得让那位官员注意自己。怎么回事，大家暗想，他讲死人就跟讲活人一样，可这位皇上早已驾崩，这个朝代也早已覆亡，官员先生是在拿我们开心吧，不过我们装作并未觉察，以免伤了他的面子。可人们只能真正服从当朝君主，因为其它一切都是罪孽。在匆匆离去的官轿后面，某个被从已经坍塌的骨灰坛中搀起的人一跺脚变成了这个村子的主人。　同样，我们这里的人通常很少与朝政的变更和当代的战争有什么关联。我还记得少年时代的一件事。一个邻省，虽是邻省但相距却十分遥远，暴发了一场暴动。暴动的原因我想不起来了，而且它们也不重要，那地方每天早晨都会产生暴动的理由。那地方的人情绪激动。有一天，一个游遍那个省的乞丐将一份暴动者的传单带到我父亲家里。当时正好逢节，我们家里宾客满堂。和尚坐在正中间仔细看着这份传单。突然大家哄然而笑，传单在你抢我夺中扯碎了，收受了不少东西的乞丐被一顿棍棒赶出了门，大家四散而去，赶着享受那美好的日子。为什么会这样？邻省的方言与我们的完全不同，这种差异也表现在书面语的某些形式上，对我们来说，这些形式带有古文的味道。和尚还没读完两页，大家都已经做出了判断。老掉牙的东西，早就听说了，早就没搁在心里了。尽管——我记得好像是这样——乞丐的话无可辩驳地证实了那种可怕的生活，可大家却笑着晃着脑袋，一个字也不想听了。我们这里的人就是如此乐意抹杀现在。　如果能从这种现象中推断出，我们的心底根本没有皇上，那就离真实不远了。我得反复地说：也许再也没有比我们南方百姓更忠于皇上的百姓了，不过这种忠诚给皇上也带不来益处。虽然我们村口的小柱子上盘着神圣的龙，有史以来就正对着北京方向崇敬地喷吐着火热的气息，但村里的人觉得北京比来世还要陌生许多。难道真有那么个村子，那里房屋麟次栉比，布满田野，站在我们的小山上怎么看也看不到，房子之间昼夜都站着摩肩接踵的人，真有那么个村镇吗？对我们来说，想象这样一座城市的模样太难了，还不如就当北京和皇上是一回事，或许就是一片云，一片在太阳底下静静漫步在时间长河中的云。　这些看法的结果就是一种比较自由、无羁无绊的生活，但绝不是不讲道德，我在旅途中几乎从未遇到过像我故乡那种纯真的道德。这是一种不受当今任何法律约束、只遵从由古代延续给我们的训示和告诫的生活。　我得避免一概而论，我并不认为我们省上千个村子的情况都是这样，中国的五百个省就更不用说了。不过也许我可以根据我读过的有关这个题目的文字材料，根据我自己的观察——修筑长城期间人的资料尤为丰富，观察者借此机会可以探索几乎所有省份的人的心灵——根据这一切也许我可以说，各个地区关于皇上的主要看法显示出的基本特征与我家乡的总是一致的。我毫无将这种看法作为一种美德的意思。它主要是由统治集团造成的，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里，统治集团直到今天也没有能力或忽视了将帝制机构训练得如此清晰，以使其影响力能持续不断地直接到达帝国最远的边境。不过另一方面，百姓的想象力或猜测力欠缺也与此有关，帝制仅在北京是活生生的，只在北京才能让当代人感受到，百姓没有能力将它拉到自己这臣仆的胸前，他们的胸膛除了感受一下这种接触并在这种接触中消亡，再也别无所求。　这种看法也许并不是一种美德。更为奇特的是，这种欠缺似乎正是我们民族最重要的凝聚剂之一，是的，如果允许表达得更大胆的话，那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上的这片土地。在这里详细说明一种指责的理由并不是在震撼我们的心灵，而是在摇撼我们的双腿，这更加糟糕。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我暂时不想再搞下去了。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卡夫卡 世界文学敲门那是在夏季，一个炎热的白天。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妹妹从一家庭院门前经过。我不知道，她是出于恶作剧还是由于思想不集中敲了那扇门，或者她仅挥了挥拳头吓唬了一下，根本就没敲。往前再走一百步，在大路拐向左边的地方，就是村头了。我们并不熟悉这个村子，但我们刚刚走过第一家，人们就纷纷走出来和我们打招呼，有的和善友好，有的发出警告，有的甚至惊慌失措，有的慌得弓起了腰。他们指着我们经过的那家庭院，提醒我们曾敲过那家的门。那家庭院的主人将控告我们，调查将会马上开始。我十分镇静，我也安慰着妹妹。她可能根本就没敲，即使她敲了，这世上到哪里也找不出证据。我力图让围着我们的人也明白这一点。他们认真听我说着，但却不愿做出判断。后来他们说，不光我妹妹，连我这当哥哥的也将受到控告，我微笑着点了点头。我们全都回头望着那家庭院，就像观望着远处的浓烟，等着看大火。果然，我们很快就看见几个骑马的人进了那家洞开的院门。尘土高高扬起，遮掩住了一切，只有长矛尖在闪闪发光。这队人马刚刚消失在院子里，似乎立刻就调转了马头，沿大路朝我们奔来。我催妹妹离开，我将一个人了结一切。她拒绝把我一个人丢下。我说，可她至少也该换换衣服，穿件好点儿的衣服去见那些先生。她终于同意了，踏上了漫漫的回家之路。骑马的人已经到了我们身边，他们骑在马上打听着我妹妹的去向。她现在不在这里，回答小心谨慎，不过呆会儿就来。回答被漫不经心地录了下来。最重要的好像是他们找到了我。主要是两位先生，法官是个活泼的年轻人，他的助手沉默寡言，被称作阿斯曼。他们要我到农舍里去。在诸位先生锐利的目光的注视下，我摇头晃脑，手指拨弄着裤背带，慢慢地挪着脚步。我还以为，只要一句话就足以使我这个城里人摆脱这帮乡巴佬，甚至还是很光彩地摆脱他们。可当我迈过农舍的门槛时，跳到前面等着我的法官说：“我为这人感到惋惜。”毫无疑问，他这话指的不是我现在的处境，而是我以后的命运。这屋子看上去是个农舍，可更像一间牢房。大石板铺的地面，光线昏暗，光秃秃的墙壁，墙上有个地方嵌着一个铁环，屋当中放着那既当木板床又作手术台的东西。　除了这监牢的空气，我还能闻出别的空气吗？这是个大问题，说得更确切点，如果还有望获释，这问题就来了。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卡夫卡 世界文学隔壁我的生意全靠自己的肩膀撑着。前厅里是两位小姐以及打字机和帐簿，我的房间里摆着写字桌，钱柜，客桌，安乐椅和电话，这就是我的全套工作机构，是那么容易通览，那么容易掌管。我还正年轻，生意滚滚而来。我不抱怨，我不抱怨。　从新年起，一个年轻男子毫不犹豫地租下了隔壁空着的小套房，而我却傻乎乎地犹豫了那么长时间也没租它。它也是一室一厅，不过另外还有间厨房。正室和前厅大概我用得上——我的两位小姐有时已觉得负担过重，可那间厨房我用来做什么呢？让别人占去了这套房子，全怪这一小小的顾虑。现在坐在那里的是那个年轻的男子。他姓哈拉斯。他到底在那里干什么，这我就不知道了。那门上写着：“哈拉斯，布雷奥”。我设法打听，人们告诉我，他做的生意和我一样。谁也不敢直截了当地警告别人别提供贷款，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奋发向上的年轻人，他的事业也许大有前途。谁也不敢直截了当地出主意贷款，因为目前他好像没有任何财产。当人们一无所知时，通常都是这样答复你。　有时我在楼梯上遇到哈拉斯，想必他总有十万火急的事，拘谨地从我身边一晃就过去了，还没等我仔细看看他，他手里已经准备好了办公室的钥匙。顷刻之间他已打开了房门，像只老鼠尾巴似的一闪就进去了，我又站在那块写着“哈拉斯，布雷奥”的牌子面前，那上面的名字我已毫无意义地念过不知多少次了。　这薄得可怜的墙壁总是出卖做事诚实的人，但却庇护狡诈的人。我的电话装在那堵将我和他隔开的墙上。我可只是将它作为特别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实加以强调。即使电话机挂在对面墙上，隔壁照样能听到一切。我已经养成打电话时不提顾客姓名的习惯。不过要从谈话中那些特征明显却又无法避免的措辞中猜出这些名字，当然也不需要多少机灵。有时我惶惶然如芒刺在背，我将耳机捂在耳朵上，踮起脚尖围着电话机蹦来跳去，可这样也防止不了秘密给泄露出去。　自然，我在生意上的抉择因此而变得没有把握，我的声音变得瑟瑟颤抖。我打电话时哈拉斯在干什么？如若我想特别夸张——为了说清什么事，人们不得不经常这样做，那我就可以说：哈拉斯不需要电话，他在用我的，他将他的长沙发移到这扇墙边偷听电话，而我呢，电话铃一响，就得跑向电话，接受顾客的要求，做出至关重要的决定，进行大量的说服——可最要命的是在整个时间内无可奈何地隔着这扇墙向哈拉斯汇报着一切。　也许他根本就没有等到电话打完，而是一听到足以使他明白此宗生意内容的地方后就站起来，按他的习惯迅速跑遍全城，在我挂上听筒之前，也许他已经下手阻止我了。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卡夫卡 世界文学一只杂种我有一只奇特的动物，一半像小猫，一半像羊羔。它是我从父亲的财产中继承来的一件遗物，不过它到我手里之后才发育长大。以前它羊羔相多而小猫相少，但现在两者基本相等，猫头猫爪，羊羔个头，羊羔体型，眼睛与两者都像，闪闪发亮，充满野性。毛很柔软，紧贴在身上。动起来不但会连蹦带跳，还会潜伏而行。它蜷伏在窗台上的太阳地里打呼噜，一上草地便疯跑起来，几乎再也抓不住它。见到猫它便逃之夭夭，但却喜欢袭击羊羔。月夜里屋檐沟是它最喜欢走的路。它不会喵喵叫，极为厌恶老鼠。它能在鸡圈旁潜伏几个小时，却从未趁机谋杀。　我用甜牛奶喂养它，这对它的身体很有益。它大口大口将牛奶吸进嘴里，它那食肉动物的利牙派不上一点用场。对孩子们来说，它当然是一大奇观。星期天上午是它的会客时间，我将这小动物抱在怀里，邻家的孩子全围着我站着。　一到这时就会提出些谁也回答不了的怪问题：为何只有一只这样的动物，为何偏偏是我拥有这只动物，在它之前是否曾有过一只这样的动物，它死后将会怎样，它是否感到孤独，为何它没有小崽子，它叫什么名字等等。　我从不耗费精力去回答，而是满足于不做进一步解释地展示我所拥有的东西。有时孩子们带来一些猫，有一次甚至带来了两只羊羔，然而却没有出现他们期望的相认场面。这些动物用它们动物的目光相互静静地望着对方，显然他们相互承认对方的存在是神赐的事实。　在我怀里，这动物既不知道害怕，又不懂得追捕的乐趣。依偎在我身边是它最惬意的事情。它忠于养大它的家庭。也许这并不是某种非同寻常的忠诚，而是一只在这世上虽有无数姻亲但大概没有一个血亲的动物的真正本能，因此它觉得在我们这里寻得的保护是神圣的。　有时我忍不住要笑，它围着我左闻右闻，在我胯下钻来钻去，和我难舍难分。做猫做羊还不够，它几乎还想做只狗。有一次——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这种事，我的生意以及与其相关的一切已无一点出路，我只好听任一切垮掉烂掉，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坐在家里的摇椅上，怀里抱着那只动物，当我偶然往下看时，我看到一颗颗泪珠正顺着它那粗大的胡须往下滴。——这是我的，还是它的？这只羔羊心肠的猫难道还有人的志气？——我从父亲手上继承的东西并不多，不过这件遗物还是拿得出手的。　它身上有两种焦虑，猫的焦虑和羊羔的焦虑，它们是那样截然不同。因此它觉得自己的皮囊太紧了。——有时它跳上我身边的椅子，两支前腿搭在我肩上，嘴凑到我耳边。它好像在对我说什么，而实际上却是弯下头看着我的脸，观察它的话给我留下的印象。为了让它开心，我装作听懂了什么似地点点头。随后它蹦到地上，围着我跳来跳去。　对这只动物来说，屠夫手里的那把刀大概是一种解决办法，可它是继承来的遗物，我只好拒绝这种办法。因此它必须等待，等到喘完最后一口气，尽管它有时似乎在用理智的人的目光注视着我，那目光在要求采取理智的行动。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卡夫卡 世界文学日常困惑平平常常的一件事：它总是忍受一种日常的困惑。甲和Ｈ地的乙做了一笔重要的生意。他前往Ｈ地进行预备性协商，来回各用了十分钟，为了这种极快的速度他在家里还炫耀了一番。第二天他再次前往Ｈ地，这一次将拍板成交。因为预计这次得要好几个小时，所以他清晨早早地就出了门。尽管一切情形——至少按照甲的看法是这样——与前一天完全一样，可这次他在去Ｈ地的路上却花了十个小时。傍晚他精疲力尽地赶到那里时，人们告诉他，乙因甲迟迟不到十分生气，半个小时前到甲的村子找甲去了，他们在路上本该能碰上的。人们劝甲等一等，可甲担心那笔生意，立刻起身往回赶。　这回他对这条路并不特别重视，可偏偏眨眼功夫就到了。到家后他得知，乙来得同样早，甲刚走他就来了。是的，他在大门口碰到了甲，还提醒甲别忘了那笔生意，可甲却说，他现在没有时间，他现在有急事得出去。　尽管甲的举止令人费解，乙还是留下来等甲。虽然他已多次问起甲回来没有，不过现在还在楼上甲的房间里。幸好现在还能和乙谈谈，向他解释一切，甲连忙跑上楼梯。就在马上就到楼上时，他给绊了个踉跄，腱被拉裂，疼得他几乎昏厥过去，几乎连叫喊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在暗处悲伤地听着乙——说。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卡夫卡 世界文学关于桑霍·潘萨的真相另外，桑霍·潘萨从不炫耀。通过提供大量的骑士小说和绿林小说，他这些年在傍晚和夜间成功地将后来被他称作堂·克维克锁特的魔鬼从自己身边引开了，因此他这个魔鬼后来毫无理由地干出一件件最疯狂的勾当，不过由于缺少一个预定的对象——恰恰桑霍·潘萨本该是这个对象——这些勾当没有危害任何人。桑霍·潘萨是个自由自在的人，也许是出于某种责任感，他沉着冷静地紧紧追踪着堂·克维克琐特，并将此作为一种有益的大型消遣，直到他的终日。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卡夫卡 世界文学塞壬的沉默即使是不完善的、甚至幼稚可笑的方法也能用来救命，其证据如下：　为了免遭塞壬（古希腊传说中住在海中小岛上的女妖，用歌声迷惑航海者触礁毁灭。）的伤害，奥德修斯用蜡塞住双耳，并让人把自己锁在桅杆上。当然，自古以来所有的游人都能这样做，除了那些离得老远就已被塞壬迷惑住的人。但世人都知道，这样做不可能管用。塞壬的歌声可以穿透一切，被诱者的激情能打碎比锁链和桅杆更坚硬的东西。可奥德修斯没有想到这些，尽管他也许曾有所耳闻。他对那点儿蜡和那捆铁链深信不疑，为自己的小计谋洋洋得意，驾船向塞壬驶去。　然而塞壬还有比歌声更为可怕的武器，这就是她们的沉默。就算能够逃过她们的歌声，但绝对逃不过她们的沉默，虽然还没发生过这样的事，但却可以想象出来。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她们的那种感觉，由此而产生的藐视一切的自豪，世俗之人谁也经不住它们的诱惑。当奥德修斯驶来时，威力无比的女歌手们其实并未唱歌，可能她们认为只有沉默才能制服这个对手，也可能是看到唯独想着蜡和铁链的奥德修斯脸上洋溢的喜悦，使她们忘记了所有的歌。　然而奥德修斯并未——权且如此表达——听见她们的沉默，他以为她们在唱歌，只是他已有防范，才没听到歌声。他起初隐约看到她们的脖子在转动，她们在深深地呼吸，眼中噙满泪水，嘴巴半张，可他却以为，这正是唱咏叹调的动作，在他四周无声无息地消失了的咏叹调。不过这一切很快都离开了他那远眺的目光，由于他的果敢，女妖们消失了，就在他刚到她们身边时，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可她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漂亮，展肢舒腰，翩翩旋转，散开令人生畏的头发任其在风中飘舞，把她们的钩爪御在山岩上。她们不愿再诱惑人，她们只是想多看看奥德修斯那双大眼睛的反光。　难道女妖们意识到，她们当时要被消灭掉。不过她们依然如故，只是奥德修斯逃脱了她们的诱惑。　另外，关于此事流传下来还有一种补充说法。奥德修斯，人们这样说，是那样诡计多端，是一只狐狸，就连命运女神也看不透他的心。也许当时他——尽管人的智力无法理解这一点——的确发现了女妖的沉默，上述的假象只是被他作为盾牌用来对付女妖和众神。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卡夫卡 世界文学普罗米修斯关于普罗米修斯有四种传说。　根据第一种传说的说法，由于他将神出卖给人，因而被锁在高加索山上，神还派出兀鹰，啄食他那时刻在长的肝脏。　根据第二种传说的说法，面对啄食的鹰嘴，普罗米修斯越来越深地避入岩石，最后与它合为一体。　根据第三种传说的说法，几千年过去后，他的背叛行为已被忘却，神忘了，兀鹰忘了，他自己也忘了。　根据第四种传说的说法，对这已是无根无由的事大家已经厌倦，神厌倦了，兀鹰厌倦了，伤口也精疲力尽地长合了。　依旧存在的是那无法解释的石山。传说总想解释这解释不清的事情。就因为传说是出自一种探究真相的动机，所以到头来它只能是解释不清。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卡夫卡 世界文学城徽修建巴别塔之初，一切还算井然有序。是的，这种井然有序大概太过分了，人们过多地考虑什么路标呀，译员呀，筑塔人的食宿呀，交通道路呀，仿佛眼前还有几百年的时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当时普遍流行的看法甚至认为，建造的速度大概根本就不慢。人们大可不必十分夸张地表达这种看法，可能是他们特别畏惧打地基。人们是这样论证的：整个事业的精髓即修建一座通天塔的想法。除了这个想法，其它一切均属次要的。这个想法一旦形成就不会消失。只要人类存在，就会有将这座塔修到底的强烈愿望。不过由于有将来，人们不必在这方面担忧，而是相反。人类的知识日益高深，建筑技术已大大进步，而且将继续进步，过上一百年，一件现在得费时一年的事大概只要半年就能完成，而且质量更高，更经久耐用。既然如此为何今天要累死累活地使尽力气呢？只有可望在一代人手上建成此塔时，才值得这样尽力。然而这绝对没有希望。更易推想出来的是，知识完善的下一代将认为上一代干得不好，将把已建好的拆毁，以便重新开始。这种想法泄了大家的劲。比起建塔来，人们更热中于营造筑塔人的城市。每个同乡会都想占据最漂亮的营地，因此便产生了无休无止的争执，直到升级为流血冲突。这些冲突再无平息之日。对于首领们来说，它们成了一个新论据，因为他们认为，由于缺少必不可少的集中，此塔须造得十分缓慢，或者干脆等到缔结全面和约之后再造。不过人们并未将时间全都用于这些冲突，在间歇中他们也美化城市，但这又引出新的忌妒和新的冲突。第一代的光阴就这样过去了，不过以后数代也没什么不同之处，只是技巧更为熟练，随之也更加好斗。到了第二或第三代，人们已经认识到建造通天塔的愚蠢，但此时他们已经彼此紧紧联在一起，再也离不开这个城市了。　在这座城市里，借助传说和民歌表现出来的一切都充满了一种渴望，对已有人预言的那一天的渴望，到了那一天，这座城市将被一只巨拳连击五下，它将被砸得粉碎。因此，这座城市在城徽上有了这只拳头。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卡夫卡 世界文学波塞冬波塞冬坐在办公桌旁算呀算呀。掌管天下水域使他得没完没了地工作。他本能配备助手，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实际上他也有许多助手，但因为他对本职工作非常认真，所以一切帐目他都要重算一遍，因而助手们就派不上什么用场了。　　　不能说这种工作能让他感到无穷的乐趣，他这样做其实仅仅是因为他承担着这些工作。是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常想另谋一份更有乐趣的差事，可在各种各样的提议里，依旧是现在的职位最合他的意。给他另做安排也太难了。总不能派他去掌管某一个海洋吧。除了计算工作在这里并非数量减少而是更加琐碎，伟大的波塞冬得到的只能是一个掌管之职。如果给他安排的职位不是掌管水界，他便会因这种安排而生气，他那神的呼吸会失去常态，他那威武不屈的胸膛会急剧地起伏。另外，他的抱怨也没被当回事。如果是一个大人物来找麻烦，无论事情多没有希望，似乎也得尽量迁就他。谁也没有想过当真要解除波塞冬的职务，既然最初他被定为海神，那就再也不得更改。　他最生气的莫过于——这主要起因于他对职位的不满——听到别人指责他总是手执三叉戟驾车破浪而行。其实他那时正坐在大洋深处不停地算呀算，只有偶尔去找朱庇特时才中断一下这单调乏味的工作，而且归来时大都是窝着一肚子火。因此他几乎没看过所有的海洋，匆匆赶往奥林匹斯山时也只是草草看上几眼，从未真正在海洋中巡行。他常常说，他就这样等着世界毁灭，那时也许能安静片刻，等算完最后一笔帐，抢在末日来临前，他或许还能快快地来上一次小小的巡行。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卡夫卡 世界文学集体我们是五个朋友。有一次，我们先后走出一所房子，起先出来一个，站到大门一边，随后出来第二个，更确切地说，像水银球似的轻轻滑出大门，站在离第一个不远的地方，然后是第三个，然后是第四个，然后是第五个。最后我们站成了一排。人们注意到我们，指着我们说：“那五个人现在从房子里出来了。”自打我们生活在一起，若不是一个第六者常常插足，倒也是一种宁静和睦的生活。他没做对不起我们的事，但却令我们讨厌，这也就够了。为什么他要往别人不喜欢他的地方钻呢？我们不认识他，也不想接纳他。从前我们五个彼此也不认识，只要愿意，我们现在也可能彼此还不认识。但在我们这里是可能的和可以容忍的，在第六个那里却是不可能的和不可容忍的。另外我们是五个，我们不想是六个。总聚在一起到底有什么意义，对我们五个也没有意义，可我们既然已经聚在了一起，就不想再分开，不过我们不想来一个新的组合，这是基于我们的经验。可是该如何将这一切告诉第六个，长长的解释几乎就意味着接纳进我们的圈子，我们宁愿不做任何解释，我们不接纳他。无论他将嘴唇撅得多高，我们都用胳膊肘将他撞开，但无论我们怎样将他撞开，他还是照来不误。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卡夫卡 世界文学夜夜幕低垂。就像有时低头沉思一样，夜幕紧紧地闭合起来。四周睡的都是人。一个小小的花招，一种毫无道理的自我欺骗：他们睡在屋子里，睡在牢固的床上，睡在坚实的屋顶下，或伸或蜷睡在床垫上，睡在床单上，睡在被窝里。实际上他们是聚在一个荒凉的地区，以前曾有一次，以后将还会这样，一个露天营地，一望无边的人群，一支大军，一个民族，头顶冰冷的天，脚踏冰冷的地，在站立的地方就地卧倒，额头枕在胳膊上，脸冲着地，静静地呼吸着。你醒着，你是哨兵之一，你从身旁的枯枝堆中抽出一根燃烧的木棍，晃动着它找到离你最近的人。你为什么醒着？必须要有一个人醒着，这就是回答。必须要有一个人。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卡夫卡 世界文学拒绝我们这座小城根本不靠边境，绝对不靠，它离边境还老远老远，这座小城的人大概谁也没有去过那里，那得横穿荒凉的高原地带，不过也要经过辽阔的富饶地区。仅仅想象一下那条路的一部分就会感到疲倦，而除了一部分路人们再也想象不出什么了。那条路上也有几座大城市，比我们这小城大得多，即使十座这样的小城一字排开，再从上面扣上十座，也不如一座那样的大而拥挤的城市。就算在去那里的路上迷不了路，到了那些城里也肯定会迷路，由于它们太大，想绕过它们是不可能的。　然而还有比离边境更远的地方——如果我可以拿这种距离进行比较，这就好比有人说，一个三百岁的人比一个两百岁的人老——这比边境更远的地方就是京城。关于边境的战事我们有时还能听到些消息，而京城的事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我指的是我们这些市民阶层的人，因为政府官员与京城联系密切，每两三个月都能获得一次那里的消息，至少他们认为是这样。　真奇怪，我不断感到新的震惊，在这小城中，我们竟一声不响地遵从京城来的一切命令。我们这里几百年来从未发生过由市民自己发起的政治变革。京城的上层统治者依次更迭，旧王朝被推翻或废掉，新王朝又开始了，上个世纪甚至连京城也给毁了，在离它很远的地方又建起一个新都，后来这新都也给毁了，旧都又重建起来，而这些对我们的小城竟然毫无影响。我们这里的大小官员总是各尽其职，高级官员均来自京城，中级官员至少也得是外地人，而下级官员则出自于我们这些人，一直都是这样，对此我们也心满意足。最高官员就是那位最高税务员，他有上校军衔，人们也这样称呼他。如今他已是一个老人，不过我认识他倒有些年头了，因为当我还是孩子时他就已是上校。起初他升迁很快，到后来似乎便停下不动了。对这座小城来说，他的衔位已经足够了，衔若再高我们这里可就容不下了。每当我打算想象他时，总能看到他坐在他家的平台上，身子向后靠着，嘴里叼着烟斗。他家屋顶上飘扬着帝国国旗，平台非常大，有时还在那里进行小型军事操练，平台两边晒着衣物。他家面朝集市广场，身穿漂亮绸衣的孙子们围在他身边玩耍，但却不准到下面的集市去，其他孩子不配和他们玩，不过广场总在吸引着他们，他们至少可以将头从栏杆间伸出去，当其他孩子在下面吵架时，他们在上面也一起吵。　也就是说，这位上校统治着小城。我想，他还从未向任何人出示过那份赋予他权力的文件。也许他并没有这样一份文件。也许他的确是最高税务官。然而这份文件就是一切？难道它就能赋于他统治所有辖区的权力？他这职位对国家至关重要，但对市民却不是最要紧的。在我们这里，大家几乎都有这样的印象，即人们好像在说：“我们所有的全给你拿走了，那就请连我们也一块拿去吧。”其实这统治权并不是他夺到手的，他也不是个暴君。最高税务官就是首席官员，这是自古形成的，上校和我们一样，都是遵从这一传统。　他生活在我们当中，虽然地位之差还不属于天壤之别，但他依然完全不同于一般市民。如果一个代表团带着一项请求来到他面前，他站在那里就像是一堵阻隔世界的墙。他身后其实什么也没有，人们却在想象中听到那边有低声说话的声音，这大概是错觉，他就是将我们与整体分开的隔绝物，至少对我们来说是这样。在这样的接见中只有见他。在我小时候，有一次一个市民代表团为得到政府资助前去见他，因为最穷困的城区被彻底烧毁了，那回我也在场。我父亲是个马掌匠，在乡里很受人尊敬，他也是代表团的成员，是他带我去的。这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可像这样的热闹，所有的人都挤过来看，在人群中几乎分辨不出谁是真正的代表团。因为这样的接见大都是在平台上进行的，因此有好些人从广场上搭梯子爬上来，隔着栏杆看着上面的事情。当时是这样安排的，整个平台约三分之一留给他，剩下的地方全挤满了人。几个士兵监视着所有的人，他们站成一个半圆将他围在中间。其实只需一个士兵就足以应付一切，我们十分惧怕他们。我不大清楚这些士兵来自何地，反正是很远很远的地方，他们彼此之间十分相像，根本就不需要军装。他们个头矮小，并不强壮，但却十分敏捷。他们身上最惹眼的就是那口将口腔占得满满的粗齿大牙，还有他们的细眉小眼中射出令人不安的目光。因此他们便成了孩子们眼中的恐怖人物，不过也是他们的乐子，因为孩子们总想让那口牙和那种目光吓一吓，然后拼命跑掉。这种孩提时代所受的惊吓到成人后似乎也没有消失，至少它还在起作用。当然还有其它原因。这些士兵说一口我们根本听不懂的方言，而我们的他们也听不惯，因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被隔绝起来，冷漠得难以接近，不过这倒挺符合他们的角色。他们是那样寡言，那样严肃，那样呆板，虽未做过真正的坏事，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又坏得令人几乎不能忍受。比如说有个士兵走进一家店铺，买了点小东西，然后靠在柜台边听着店铺里的谈话，他大概什么也听不懂，但却装作听懂了，自己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会儿盯着说话的人，一会儿又盯着听话的人，手扶着挂在腰带上的战刀刀把。这十分令人厌恶，大家失去了闲聊的兴致，店铺里渐渐没什么人了，直到铺子里人走空了，这位士兵才走。这些士兵一露面，我们活跃的百姓立刻鸦雀无声了。当时的情形也是这样。与所有隆重的场面一样，上校站得笔直，两手前伸握着两根长竹杆。这是一种古老的习俗，它的意思大概是说，他这样支撑着法律，法律也这样支撑着他。此时每个人都知道那平台上将发生什么事，但人们总习惯于重又感到吃惊。当时那个被指定讲话的人不愿开口，他已经走到了上校对面，可又失去了勇气，找出各种理由挤回了人群中。另外再也找不出一个愿意讲话的合适人选，而自愿出面的几个又都不合适，那可真是乱成了一团，人们赶忙派人给几个市民送信，他们是有名的演说者。在整个时间内，上校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只是在喘气时胸部明显地陷下去。他并非呼吸困难，只是呼吸动作特别清晰，比如说就像青蛙，不过青蛙总是如此，而在他身上就成了特殊。我悄悄地从大人之间穿过去，通过两个士兵之间的空隙打量着他，直到有人用膝头把我撞开。在这期间那个事先确定的讲话人又恢复了勇气，由两位市民紧紧搀扶着开始了讲话。在描述那场大灾难的严肃的讲话中，他一直在微笑，一种极其谦恭的微笑，非常感人，可这微笑徒劳无益，在上校脸上没有引起丝毫反应。最后他说出了那个要求，我记得，他只是请求免除一年的赋税，大概还请求低价购买皇家森林里的建筑用材。随后他深深地弯下腰，并一直保持着鞠躬动作，除了上校和站在后面的士兵以及几位官员，其他所有的人都弯下腰鞠着躬。让我这个孩子觉得可笑的是，站在平台边梯子上的那些人下了几级横木，这样既可避免在这决定性的间歇期间被人看见，又能好奇地在紧靠平台地面的地方随时打探消息。这种情形持续了一会儿，一位官员，是个矮个子男人，走到除呼吸之外仍旧纹丝不动的上校面前，尽力踮起脚尖听他耳语了几句，然后拍了拍手掌，听到掌声所有的人都直起了身子。他宣布道：“要求被拒绝。全体离开。”人群中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如释重负的感觉，所有的人都向外挤去，几乎谁都没有特别注意到，上校又变成了和我们一样的人，我只看到，他的确是精疲力尽地放开竹杆，竹杆马上倒了，他跌坐在一张由官员们拖过来的靠背椅上，急急忙忙将烟斗塞进嘴里。　整个这件事并不特殊，一般结果都是这样。虽然偶尔也有一些小小的要求被满足的情况，但那好像是上校以强有力的个人身份自己负责这样做的，而且这必须要在形式上对政府保密。如今在我们这座小城中，按照我们的判断能力来看，上校的眼睛也就是政府的眼睛，不过这里该有一种区别，一种根本不能深究的区别。　不过可以肯定，在重要事情上市民们总是遭到拒绝。同样奇怪的是，没有这种拒绝人们几乎就过不下去，而这种拒绝和接受拒绝完全不是形式问题。人们一再精力充沛而神情严肃地到那里去，到离开那里时虽然不是精神饱满，兴高采烈，但也并不悲观失望，精疲力尽。我不能向任何人打听这些事情，和所有的人一样，我在自己的内心感受这些。我从未有过什么探究这些事情之间的关联的好奇心。　然而就我的观察，有某个年龄层的人不满意，他们是大约从十七岁到二十岁的年轻人。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他们不可能在远处预感到这种最无足轻重的、首先也是一种革命思想的威力。不满正无声无息地潜入他们中间。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卡夫卡 世界文学召募军队（此残篇也属短篇《中国长城》。——德文编者注。）　召募军队常常是必要的，因为边境从未断过战事。召募是以下面的方式进行的：　任务下达了，某一天在某一个城区，所有居民，不分男女长幼，都必须呆在自己家里。天刚露亮，一小队士兵——步兵和骑兵——就守候在此城区的入口，大多要到中午，那个受命召募的年轻贵族才出现在这里。他是个年轻的男子，身材很苗条，个头不高，体质虚弱，穿着邋遢，眼神疲倦，他总是感到不安，就像一个病人总是冷得发抖。他谁也没看，用他的鞭子——他身上唯一的装备——示意了一下，几个士兵立刻跑到他身边，他走进了第一栋房子。一个熟悉此城区所有居民的士兵宣读了这所房子住户的名单。一般来说所有的人都在，已在屋里站成一排，眼睛紧紧盯着那位贵族，仿佛他们已经成了士兵。不过也会出现偶尔缺一个的情况，而且缺的总是男人。这时谁也不敢说出理由，更不敢撒谎了，人们一言不发，垂下目光，几乎忍受不了在这所房子里违背了命令的压力，但那位贵族默默地站在那里使所有的人一步都不敢离开。贵族示意了一下，这示意绝不是点一下头，它只能从眼神中看出来。两个士兵开始搜寻那个未到场的人。这根本就没费什么劲。他压根儿就没出这所房子，他从未存心逃避兵役，仅仅由于害怕他才没到，但对他造成障碍的并不是对兵役的恐惧，而是对抛头露面的羞怯，这项命令对他来说简直太大了，大得令人疲倦，他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然而也是因此他才没有逃掉，只是躲了起来。当他听到贵族进了这栋房子时，他大概悄悄从藏身地走了出来，又悄悄溜到那间屋子门边，刚好被出来的士兵抓住了。他被带到贵族面前，贵族用两只手握住鞭子——他是那么虚弱，用一只手什么也干不成——抽打那个男人。这样打上去也没有多疼。后来一半是由于精疲力尽，一半是出于厌恶，他扔掉了鞭子。挨打的人必须将它捡起来递给他，然后才能站到其他人的队列里去。另外有一点几乎是肯定的，他将不会被接受入伍。有时到的人会多于名单上的人，而且这种情形常有发生。例如有个别处的姑娘也站在那里望着那位贵族，她是外地人，也许是外省来的，是这次召募把她吸引来了。有许多妇女抵御不住这种在外地进行的召募的诱惑，而在家乡的召募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奇怪的是，当一个妇女为这种诱惑所驱使时，绝不会被看作是丢脸的事，恰恰相反，按照有些人的观点，这是某种妇女们必须经历的事，这是一种她们向自己的性别偿还的债务。还总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一个姑娘或媳妇听说在什么地方，也许离得很远很远，在亲戚那里或是朋友那里，正在召募军队，她便请求家人允许她去，家人同意了，这是不能拒绝的，她穿上自己最好的衣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兴，同时也像平时那样镇静，和善，冷淡，而在这所有的镇静和和善后面却隐藏着不可接近，就像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一个即将归乡而且什么其它事也不想的陌生人。在那将进行召募的家庭里，她受到的款待完全不同于一般客人，所有的人都围着奉承她，她得转遍房子里的所有房间，得从所有的窗户探出头看一看，她若将手放在谁的头上，那就比天父的赐福还重要。当这家人准备召募的事时，她得到的是最好的位置，即门边的位置，在那里她被贵族看得最清楚，而且看他也看得最清楚。不过对她如此看重也就到贵族进来为止，随后她便被冷落了。他看她和看其他人一样少，即使他的目光对准某个人，此人也不会有受尊重的感觉。这她可没有料到，或者还不如说她肯定料到会这样，因为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但驱使她来到这里的期望并不与此相反，这无非就是现在自然要见分晓的事。她感到羞愧，一种我们的女人在一般情况下也许永远也感觉不到的羞愧。直到现在她才真正发现，自己硬挤进了别处的召募。那士兵宣读名单时并未念到她的名字，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她弯腰弓身战栗着逃出了门，背上还挨了那士兵一拳。　如果多出来的是个男人，那他无非是想一起被征召入伍，尽管他不住在这里。不过这毫无希望，像这种多出来的人从未被召募进军队，而且也从未发生这类事情。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卡夫卡 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