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个想恭恭敬敬地上前交谈的，是离世不久的余鸿文先生。余鸿文先生，我应该叫您一声爷爷。我出生时，祖父早已去世，因此从小没叫过谁爷爷。从前见到您时也曾经想叫，又觉得不好意思。现在可以叫一声了，但是我仅仅这么一想，还没有叫出口呢，就觉得自己已经蹲到了您的膝下。抬头看您，白须宽袄，太阳在您背上。在您背后，仿佛还远远近近地站着我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你们是一代人。他们走得比您早，因此看过去有点影影绰绰。我不知道，我的长辈，当你们听说自己的一个孙儿成了“中国历来受诽谤最多的独立知识分子”时，会是什么感觉。是担忧、心疼、愤怒，还是自豪？这个称号，是几个学者经过认真调查才得出的。我当时一听也怀疑，后来仔细一想，如果不是只算一时一地，而是算二十年的连续不断，算每一次的全国规模，确实没有人能超过。我估计，你们之中，独独对这件事感到自豪的一定是祖母，我已经看到她炯炯的目光。其他长辈，多少都有点困惑：怎么会是这样？对此，我愿意接受你们的盘问。代表长辈盘问我的，应该是离世最晚的您，余鸿文先生。我似乎已经听到您的声音。您说：“讨论诽谤，不必看内容，因为那必定是假的。讨论诽谤，只看它为什么发生。”我点头。于是您开始问了：“你和诽谤者之间，有没有权位之争？”我回答道：“自从二十年前辞职后，我没有任何官职，也不是什么代表、委员，又早就退出一切官方协会，因此没有丝毫权位可言，他们能争什么？”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利益之争？”我回答道：“我几百万言的研究著作，十几万公里的考察计划，从开始到完成，从未申请过一分钱的政府资助。他们能争什么？”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学术之争？”我回答：“我的研究课题从来不与别人相撞，我的考察路线从来不与别人交错，我的表述方式从来不与别人近似。他们能争什么？”您继续问：“你与他们，有没有意气之争？”我回答：“你们看见了，那么多人连续伤害我十几年，有几个人已经把伤害我当作一项稳定的谋生职业，我却从来没有回击一句，也从来没有点过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我看到，祖母在您身后擦泪。您停止提问，静静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了您的声音：“你的每一项回答，大家都可以见证。看来你是一个最不应该受到诽谤的人，却受到了最多的诽谤。造成这种颠倒一定有一个特殊原因，例如，刚才我想，是不是你太招人嫉妒？”我回答道：“嫉妒太普通，不是特殊原因。中国文化界可以被嫉妒的人很多，但他们都没有招来那么长时间的诽谤。”您说：“听口气，你自己好像已经有答案了。”我说：“我自己也曾经百思不解，后来，一番回忆使我找到了钥匙。”“什么回忆？”您问。我说：“回忆起了我还没有辞职的二十多年前。那时候，我招人嫉妒的理由比后来多得多。我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最年轻的高校校长、最年轻的厅级官员，而且还执掌上海市那么多人的职称评选。我当时的行事风格，更是雷厉风行、敢做敢为。但是，整整六年，我不仅没有受到丝毫诽谤，而且也没有听到过一句非议。连后来诽谤我最起劲的那几个人，当时也全部对我甜言蜜语、赞颂不止。”“我已经猜到了你的答案了，”您说，“你遭到长期诽谤的最重要原因，是比较彻底地离开了一种体制。”我说：“体制是一种力学结构，就像一个城堡。身在其中，即使互相嫉妒，却也互相牵制，获得平衡和安全。不知哪一天，有一个人悄悄地打开城门出去了，城门在他身后关闭，而他骑在马背上的种种行为又经常出现在城里人的视线之内。他的自由，他的独立，他的醒目，无意之中都变成了对城内生态的嘲谑。结果可想而知，他必然成为射箭的目标。由于城门已关，射箭者没有后顾之忧。”“这样的城堡，可能不止一个吧？”您问。“当然。”我说，“城堡的本性是对峙，如果只是一个，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在，有的城堡因为有国力支撑而十分堂皇，有的城堡则因为有国外背景而相当热闹。我呢，只能吟诵鲁迅的诗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但是我比鲁迅更彻底，连戟也没有。”您点了点头，似乎不想再问，却还是轻声问了出来：“堡外生活既孤独又艰险，你能不能，从哪个边门重返一个安全的城堡？”我说：“我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个城堡。官方体制对文化创造，有利有弊，弊多利少。古今中外都产生过不少排场很大的官方文化，这当然也不错，但是一切真正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化大多不在其内。这是因为，行政思维和文化思维虽有部分重叠但本性不同。前者以统一而宏大的典仪抵达有序欢愉，后者以个性而诗化的秘径抵达终极关怀。现在，前者太强势了，连很多自鸣清高的学者都在暗暗争夺行政级别，这更使很多行政官员对文化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和无知。长此以往，前者极有可能吞没后者。您看现在，国运昌隆而文事寂寥，九州富足而诗意杳杳，便是征兆。因此，我要不断地站在外面提醒，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您又问：“那么另一个城堡呢？”我说：“对那个城堡我曾抱有希望，希望它能批判专权弊端，推进政治改革，但现在已经失望。随着那些'伪斗士'的加盟，它搀入了太多的'伪'：伪命题，伪揭秘，伪预测，伪民意……我曾多次试着与这个城堡里的人对话，发觉他们大多自命为救赎者，用的却是冷战思维。以先知的腔调说着过时的话语，初听起来还有一点刺激，再听下去就乏味了。”您说：“看来，你只能左右不是人了。但是，我要以长辈的身份告诉你：不怕。大智不群，大善无帮。何惧孤步，何惧毁谤。”我说：“对，不怕。灾难是我的宿命，有一系列隆重的安排，其中一项就是承受诽谤。”与余鸿文先生的对话有点累。他的那么多盘问，我知道，正是代表众多长辈对我的审讯。对我来说，能与长辈说那么多话，累得痛快。接下来就不会这么严肃了，我急着想说话的，是徐扶明先生。徐扶明先生历来寡言，现在仍然微笑着等我开口，他很可能像往常一样，只听不说。徐先生，我的朋友，刚才我在安灵堂，一心只想把您从曾远风附近移开。您告诉过我，人生如戏，角色早定，他永远打人，您永远挨打。在这里你们靠得那么近，又是面对面，我不放心。但后来一想，不移也罢。他从前打人，靠的是诬陷、告发，现在到了你们这里，他毕生功夫全废，那您还怕他什么呢？从此，您可以近距离地盯着他看。我早就发现，凡是害人的人，目光总是游移的，您盯着他看，他很快就会躲闪。您不管，仍然专注地盯着他。他会用眼睛的余光来窥探您，您还是不放过。世上再阴险毒辣的人，也受不住这种盯住不放的目光，只能快步逃离。但是，在这安灵堂的小格子、小盒子中，他能往哪里逃？因此在我看来，这就是“末日审判”。审判的法官，就是一生的被害者，审判的语言，就是盯住不放的目光。您的目光，过去的主题是惆怅。我曾经责怪您为什么不增添一点愤怒，现在我不责怪了，只劝您增添一点嘲讽。像曾远风这样一直气焰万丈的人最后也不得不让您来日夜看管，看管着他无声无息、无亲无友的终点，给一点嘲讽正合适。更需要嘲讽的却是人世间，居然怂恿了他那么久，给他喝彩，给他版面，给他伸展拳脚的平台，几十年间没有对他有过一丝一毫的劝阻和批评，使他无法收手，难于后退。直到他一头扎在这里，人们才弃之如敝帚，转身去物色新的替代者，让他们来制造新的不幸。这，还不值得嘲讽么？徐扶明先生，在中国戏曲声腔史的研究上，您是我的老师，但在社会人生奥秘上，我要不客气地说，小弟我可以做您的老师。今天我要问您一句：为什么曾远风永远打人，而您永远挨打？我看到您在摇头，直愣愣地等待着我的答案。我的答案很简单：他打人，是为了不挨打；您挨打，是因为不打人。打人，也叫整人、毁人，细说起来也就是从政治上、道德上、名誉上攻击他人，这种事情全世界都有，但在中国却变成了一个魔幻事业。（二） 我等不到了（2）您会问：怎么会是“魔幻事业”呢？这，与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有关。很多民众只要从攻击者嘴里听到别人可能有政治上、道德上、名誉上的瑕疵，就会非常兴奋地轻易相信，还会立即把攻击者看成是政治上的斗士，道德上的楷模，大家都激情追随，投入声讨。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事态已经变成了那个被攻击者与广大民众的对决，攻击者不再担负任何责任。因此，攻击者一旦出手，就有金袍披身，从者如云。所有的“从者”又变成了他的庞大卫队，把他遮盖和隐蔽，使他非常安全。这几十年我们都看到了，那么多中国人一拨又一拨地轮着受难，只有一批人奇迹般地立于不败之地，那就是他们。您在“文革”中受到曾远风的攻击而入狱多年，其实也有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可以脱身，那就是攻击别人，包括攻击他。而且，这种攻击永远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即使到了应该受到惩罚的时代，也可以随时寻找到新的攻击对象。新的攻击一旦开始，那个魔幻程序再度重复，攻击者又一次金袍披身，从者如云。因此，您的受难，并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您自己，您不会攻击他人。我也和您一样，从来没有做过“以攻为守”的事情。对此，我的克制比您更加不易。您老兄身上可能压根儿不存在向别人进攻的能力，我却不是。您知道，我是历届“世界大学生辩论赛”的总评审，在语言上的攻伐之道，那些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但是，对于“非攻”，我们两个都不会后悔。不妨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您跟着我，痛痛快快地把他们骂倒了，世上多了两个机智的攻击者而少了两个纯粹的文化人，我们的学生和读者又对我们的辛辣手段津津乐道、竞相模仿，我们会满意吗？我想，我们反而会后悔。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胜利。只希望有一天，新的“曾远风”又要当街追打新的“徐扶明”时，这里的民众和传媒不再助威呐喊。仅此而已。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也还需要长时间的启蒙。也许会有这一天，但对我来说，华发已生，暮雾已沉，好像等不到了。您显然不满意我把自己说老，横了我一眼，却没有作声。与徐扶明先生说完话，当然就躲不过近在咫尺的曾远风了。其实我也不想躲，很想与他交谈一番。但估计，他也只会听，不会说。从哪儿开口呢？与他这样的人谈话，我一时还拿不定方向。曾远风，在年龄上你是我的前辈。你告发徐扶明先生“攻击样板戏”的时候，我才十九岁；徐扶明先生终于平反，而你又转身成为“文革”的批判者时，我已经三十三岁；你向我告发《边疆新苗》的作者时，我四十一岁；你向全国媒体告发我为一个流亡人士的后辈写序言时，我四十三岁；你参与那几个“伪斗士”对我的围攻时，我五十六岁；你突然以“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向外国人告发中国的很多人和很多事时，我五十九岁。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你一定还实施了很多很多我不知道的告发，请原谅我挂一漏万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你以不寻常的方式陪伴了我大半辈子。亲人的陪伴增加了我的脆弱，你的陪伴增加了我的坚强。因此，你对我相当重要。你早年读过中文系，后来的身份，是“编剧”、“编辑”、“杂文作家”。我翻到过你写的两个剧本，都没有读完。听说你还在一家大型企业的厂报上发表过短篇小说和散文，我没有看到。你让我想到十几年来一直在诽谤我的那几个“伪斗士”，他们与你一样，清一色出自于中文系，都曾经染指文学创作，却又文思枯窘而改写批判文章和告发信。再联想开去，近年来不断在报刊上骂骂咧咧地制造各种事端的人，基本上都是这个背景。说远一点，你曾经效忠过的“四人帮”里边，也有三个人是文艺出身。如此一想我就霍然贯通，原来你们把文艺创作中的虚构、想象、夸张、煽情全都用到了真实社会的人事上了。你们把伪造当作了情节，把狂想当作了浪漫，把谩骂当作了朗诵，把围攻当作了排演。只可怜了广大无知的观众，居然弄假成真。我刚刚在与徐扶明先生谈话的时候，曾说到很多民众特别容易追随像你这样不断地从政治、道德、名誉上攻击他人的人，使你们经常“金袍披身，从者如云”。现在我要加一句，这些民众最值得同情之处，不是追随你们，而是不知道你们全在扮演。近几年，你们这帮人都齐刷刷地扮演起了“持不同政见者”，领着远方支付的“演出费”，开始改说“民主”、“人权”、“自由”之类的台词。这，实在太搞笑了。这些美好的社会课题，不正是我们一直在奋斗的目标吗，怎么一转眼被你们抢了过去？你们又在“盗版”了。盗版毕竟不是正版，同样这几个概念，从你们嘴里说出来全都变了味道，成了反讽。例如，先说“民主”吧。你们十多年来不停息地攻击我，所有的借口都已被一一戳破，只剩下了一个最原始的理由：嫉妒我的书长期畅销。其实，广大读者任意选购自己喜爱的书，正体现了一种“阅读民主”。你们的恶言恶语，全是为了轰逐这种来之不易的民主。再说“人权”。这么多年，你们伤害了我的名誉权和写作权，伤害了我妻子的工作权，伤害了我父亲的生存权，伤害了我的研究者杨长勋的生存权，所有这些人，都没有一官半职。难道，这都不是“人权”？再说“自由”。你们用诬陷的手段剥夺了那么多无辜者的创造自由、学术自由、声辩自由、居住自由，但是凭着媒体的支持、民众的起哄、法律的放任、官方的漠然，从来不必支付任何代价，不必作任何道歉和更正。我想问，古今中外几千年，还有什么人比你们更“自由”？还有什么人比你们更需要还给他人以“自由”？（二） 我等不到了（3）你听得出来，这是反问，不求回答。真正的问题也有一个，存在心底很久了，还是说出来吧：那么多年，你们这批人难道从来都没有担心过法律的追诉？你们难道就能断定，中国的法律一直会像过去和现在这样偏袒你们？你们难道就不害怕，在一个法制更加健全的社会里，你们将会无数次地成为被告，甚至长久地棲身于铁窗之内？对于这个问题，你也不必回答。既然你老人家已经来到这里，不说法律也罢。我只希望你还是认真地看一看你的对面，那儿有一位与你同龄的老人，因为被你诬告而入狱多年。平反之后，他烧掉了你的罪证，没有说过你一句重话，而你却没有投过去一个抱歉的眼神。刚才我还在想，把你们两人安排得那么近，一定是上天的粗心大意；此刻倒是觉得，可能是别有深意。如果有一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却特别想与他说话，这个人就是余颐贤先生。直到此刻我仍然不知道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心目中只是一团迷雾、一堆疑问。隐约间似乎有一股妖气，但也可能是仙气，似远似近。越是这样就越是好奇，我要腾空心境，去面对这位姓余的老人。我不知道他以前习惯讲什么方言，余姚的，慈溪的，绍兴的，宁波的，还是杭州的？想来想去，今天我还是与他讲童年时的乡下话吧，那种语调，立即就能带出故乡的山水。那里，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是余颐贤先生长期出没的地方。余颐贤先生，我没有见过您，不知道您是什么样子的。在想像中，您是一个黑衣人。头上还戴着一顶黑毡帽，帽檐压得低低的，别人很难看到你的眼睛，您却能看到别人。您的名字，在家乡各村所有余姓同胞中显得特别斯文，一定有一点文化背景，还在哪里上过学，但是乡亲们谁也说不清。您的名声不好，我从小就知道您是盗墓人，乡亲们叫“掘坟光棍”。他们又把你的名字叫成“夜仙”，那是根据谐音读错了。他们都不识字，还以为您是照着职业起的名。但这么一叫，他们就把吴石岭、大庙岭的夜晚，一半交给了虎狼，一半交给了您。不好的名声也有好处，那就是让您获得了安静。盗墓，只要不去触碰各个时期当红大人物家的祖坟，就很难成为一个政治话题。因此，你在国共内战和后来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中都安然无恙。人们有兴趣把一个名声很好的人一点点搞脏，名声越大越有兴趣，却没有兴趣去对付一个名声不好的人。这就像，一块白布太干净、太晃眼了，大家总要争着投污，即使后来风雨把它冲洗干净了，大家也要接着投；而您从头就是一块黑布，不会有人来关注您。您在黑乎乎的夜晚好像也动过我曾外祖父的墓，这使我家前辈对您的印象就更坏了。印象的改变，是您在另一个黑乎乎的夜晚给妈妈办的识字班送了课本。这事看起来不大，但对好几个乡村却是雪中送炭。那几个乡村当时正要从长久蒙昧中站立起来，您伸手扶了一把。我对您开始产生尊重，是您在“文革”中帮助了河姆渡遗址的发掘。您还算不上考古专家，但您在发掘之前所参与的奔走、呼吁也很要紧，尤其是在那个不重视传统文化的年月。有了这件事，我开始相信乡间有关您的一些正面传闻。例如，我小时候曾听邻居大婶说，那个笃公终于在我们村找到已经疯了的女友，是您引的路。而且，您还把自己的一间房子让给他住。这是真的吗？更重要的是，我听李龙说，有一次吴石岭山洪暴发，一个预先挖通的渠口把水引走了，救了山下好几户人家。一个柴夫告诉李龙，这个渠口是您花了半个月时间一撬撬挖通的。这就是说，您在无声无息的游荡间，也做了无声无息的大好事，可能还不止一件。这是真的吗？我没有期待您的回答，却发现您有了动静。您看着我，轻轻地像咳嗽一样清了一下喉咙，似乎要讲话，但跟着而来的是低哑的笑声。笑声很短，转瞬即逝，这让我很兴奋，因为我有可能与您交谈了，就像我与余鸿文先生。我多么想引出您的话来，但您对我来说太陌生，很难找到具体话由，因此只能说得抽象一点。我说：小时候只觉得人生有趣，长大了只觉得人生艰难，到现在只觉得人生怪异。如果在以前，我一定会问，您是谁。现在，我不会问了。我等着您开口，没等到。但看得出，您对这个话题很投入。我只好再说下去：问一个人是谁，是想寻找这个人与他人的分界。天下确实有很多分界，但万物并不为分界而生。很多人为了划定分界，净化分界，进行了千百年的争斗。结果，氏族之界，汉贼之界，华夷之界，阶级之界，阵营之界，制度之界，分得水深火热。不知道余颐贤先生您是不是听说过德国有一位大诗人叫歌德，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感动了很久。他说：“人类凭着聪明设定了很多分界，最后又必定凭着爱，把它们全部推倒。”您好像要说话了，但还是没有。我又说：“比歌德更高明的是中国的老子和庄子，他们压根儿不承认那些分界，因此也想不到去把它们推倒。在他们看来，天下万物不仅交缠，而且涡漩，转眼都走向了对面。因此，连给它们定位、命名都是徒劳。很多人和很多事，可能在对面和反面更容易找到。”说到这里我停了下来，再一次等您。很奇怪，您的目光已经不再看我，而是看着远处，看着天。我有点生气，决定换一种语言方式。像少数民族对歌，像古代诗人对联，先抛出上一句，来钩出对方的下一句。我根据您的行迹，说了一句：“最美丽的月色，总是出自荒芜的山谷。”终于听到了您的声音，您说：“最厚重的文物，总是出自无字的旷野。”我太高兴了，接着说：“最可笑的假话，总是振振有词。”您接得很快，马上说：“最可耻的诬陷，总是彬彬有礼。”我说：“最不洁的目光，总在监察道德。”您说：“最不通的文人，总在咬文嚼字。”我说：“最勇猛的将士，总是柔声细语。”您说：“最无聊的书籍，总是艰涩难读。”我说：“最兴奋的相晤，总是昔日敌手。”您说：“最愤恨的切割，总是早年好友。”我说：“最动听的讲述，总是出自小人之口。”您说：“最纯粹的孤独，总是属于大师之门。”我说：“最低俗的交情被日夜的酒水浸泡着，越泡越大。”您说：“最典雅的友谊被矜持的水笔描画着，越描越淡。”我不能不对您割目相看，余颐贤先生。您显然是娴熟古今文字的，但此间的机敏却不是出自技术。好像有一种冥冥中的智慧，通过您，在与我对话。那么，就让我们把话题拓宽一点吧。我说：“浑身瘢疤的人，老是企图脱下别人的衣衫。”您说：“已经枯萎的树，立即就能成为打人的棍棒。”我说：“没有筋骨的藤，最想遮没自己依赖的高墙。”您说：“突然暴发的水，最想背叛自己凭借的河床。”我说：“何惧交手，唯惧对恃之人突然倒地。”您说：“不怕围猎，只怕举弓之手竟是狼爪。”我说：“何惧天坍，唯惧最后一刻还在寻恨。”您说：“不怕地裂，只怕临终呼喊仍是谣言。”我说：“太多的荒诞终于使天地失语。”您说：“无数的不测早已让山河冷颜。”我说：“失语的天地尚须留一字曰善。”您说：“冷颜的山河仍藏得一符曰爱。”我说：“地球有难余家后人不知大灾何时降临。”您说：“浮生已过余姓老夫未悟大道是否存在。”我说：“万般皆空无喜无悲唯馀秋山雨雾依稀。”您说：“千载如梭无生无灭只剩月夜鸟声凄迷。”像梦游一般，我们的对话完成了。此间似有巫乩作法，使我们两人灵魂出窍，在另一个维度相遇，妙语联珠，尽得m/series/6815天籁。这不是我们的话，却又是我们的。我最后要说的是：您真是“夜仙”。与您对话，我有点害怕。既然您那么厉害，请一定在那个世界查一查我们余家的来历。古羌人？唐兀人？西夏人？蒙古人？汉人？这半天的对话使我亢奋和疲倦。天色已经昏暗，松柏林中泛出一种阴森之气。我从石椅上站立起来，准备回家。忽然觉得，眼前的景物都有点恍惚。我已经不能细看，不能细听，只知道妈妈和妻子正准备好晚饭，在家里等着我。（二） 这样结束（1）九这样结束大灾难真的来了。我们的故事，也就出现了自然的高潮。二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发生大地震，强度里氏八级，死亡近七万人。还记得三十二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强度是七点八级，死亡二十四万人。我们余家远祖留下的古羌寨，这次也遭到严重破坏。我和妻子，天天坐在电视机前，流下了这辈子最多的眼泪。那天，妻子对我说：“你已经几个通宵没合眼了，身体会垮。”我说：“我在上课，一门最高深的课。我从奉化半山的藏书楼开始，特别是在辞职之后，研究中国人的文化身份那么多年，看到的丑陋太多，这几天百脉俱开。这么大的国家，十几亿人从每一个角落都在呼喊生命，而且立即行动，这在历史上没有过，在世界上没有过。中国人的心底有一个地窖，平日连自己也不知道，这次一下子震开了，发现至善、兼爱、仁义都还在。我以前的研究，浅了。”那些天我不见任何人，像泥塑木雕一样静坐着，想着中国的过去和未来。正好有两位早就约好的美国学者来访，推不掉，就与他们谈起了这次地震。他们问：“中国的这次五一二，是不是很像我们美国的九一一，因为灾难而加强了凝聚力？”“不。”我说，“你们的九一一有敌人，有仇恨，因此你们后来发动了两场战争。这次我们中国没有敌人，没有仇恨，只靠着爱，治疗自己的伤痛。”“我们非常佩服。”一位美国学者说：“但是上午我还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中国文人的言论，说地震是上天惩罚中国人。我回了一个帖子，说这种言论不仅是反中国，而且是反人类。”我站起身来，说：“谢谢你！”送走美国学者后，我要妻子去找一位上网的小姐，请她帮忙，把我的一篇短文放到网上去。我在短文中破例发了一点火，说：“听着，天下的一切灾民都不容污辱！汶川的中国人做错什么了，要来惩罚？如果上天真要这么做，我会抬起头来骂一声：天啊，你祸害苍生枉为天！”“骂得好！”妻子说。这词句她很熟悉，我是借了关汉卿的。“骂得好！”这是电话里传来的支持，打电话的是齐华。“你看，隔天一个美国女演员再说上天惩罚中国，也就被你预先骂进去了。”齐华说：“但让人生气的是，几个中国文人还在网上胡闹，包括两个一直诽谤你的人。”“他们在胡闹什么？”我问。“他们散布谣言，说这次地震是建造三峡大坝引起的，要求审判决定建造的高官。还说地震死亡人数只报了十分之一，被政府隐瞒了十分之九。又说全国的捐款已被政府官员大笔贪污……总之，他们一心要把这场生死抢救，变成政治斗争。”“有人相信吗？”我问。“有。”齐华说：“我看到大学里不少知识分子对救灾行动从一开始就保持距离，本能地相信谣言。普通民众也有相信的，听说这两天的献血、捐款都受到了影响。”放下电话我就对妻子说：“灾难中的谣言和挑拔，就像一场核裂变，后果无法想象。明天我就去灾区，一定要用亲眼看到的事实，揭穿那些谣言。”一到灾区，处处震撼，很快发现这儿有很多事情需要文化人来做，可惜文化人来得太少。例如，有的灾民背着自己家人的遗体长途跋涉，这非常令人感动，但从防疫的角度考虑，一定要上前劝说，请他放下。他坚决不放，周围的民众又激情地站他一边，这就需要运用文化理性，继续苦口婆心地劝说。又如，堰塞湖危在旦夕，几十万人必须撤离。但是那么多已经受伤的灾民不愿远行，那就必须一千遍、一万遍地含泪劝说，小心搀扶。那天，两位救援医生告诉我，有一些遇难学生的家长举着孩子的照片在跪地请愿，要求惩罚倒塌建筑的承建者。医生说：“他们举着孩子的照片，就像灾民背着家人的遗体，是一种特殊的悼念方式，非常值得同情。但是毫无疑问，必须尽快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和精神阻断。可恨的是，网络上有些人企图借此闹成政治事件，说这次地震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离开医生的帐篷后我一个人在路边想了很久。三十二年前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我正潜居在浙东山区，偶尔下山看到街上贴着的报纸，标题都是“批邓抗震”，而且一定是把“批邓”放在“抗震”前面。到处还在开批判会，也说不是天灾，是人祸。很多农民还以为，地震是邓小平带着几个“当权派”钻到唐山的地底下引爆出来的。现在，类似的论调又来了，把政治对抗放到了生死救灾前面。其实，中国政府在这次救灾中的表现，一点儿也不比外国差，可以比较。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政治。实际上我在辞职之后二十年已经彻底远离政治，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经常有一些政治口号人人皆知而独我不知，闹过很多笑话。但是，远离政治并不是远离真实，远离理性。我前些天也主张立即从法律上严惩建筑罪人，但到灾区一看，就知道很难以倒塌来论罪了。这话，应该告诉那些家长。康德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敢于在一切公共领域运用理性。当晚我就写了一篇短文，题为《含泪劝告请愿家长》，请人帮助在网络上发表。我说了两个要点——一、你们的悲痛，也是我们的悲痛。但是此刻请你们听我含泪劝说一句：巨大的天灾尚未解除，紧张的抢救火烧眉毛，堰塞湖的危机悬在头顶，请你们赶快站起身来，与医生一起，回帐篷休息；二、我呼吁有关部门尽可能在废墟中寻找劣质建筑的实物证据，从法律上严惩相关的不法之徒。但是由于绝大多数房屋都倒塌了，倒塌现场又因抢救而经过多次翻扒，要从法律证据上论定倒塌的罪责可能有很大难度。因此，更重要的是要求政府，对于一切有关人民生命安全的事情，必须尽快加强立法和执法的力度。我的这篇文章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有三位家长给我写了感谢信。他们说，有一批家里伤亡比他们更严重的灾民，也来参与了劝说。（二） 这样结束（2）正如预期，那几个“伪斗士”在网上对我骂成一片。据齐华在电话中说，他在大学资料室里看到，香港和美国的好几家华人报纸，都参与了对我的声讨。声讨的内容，都是说不该劝说那些家长，一劝说，就成了“中国政府的御用文人”。他们的意思，必须让那些家长不回帐篷，不受治疗，不怕瘟疫，不理堰塞湖，一直跪在那里，完成他们所期待的政治对抗。我在电话中对齐华说：“你看，我只是对灾民劝说几句，他们就群起攻之，这算什么'言论自由'？那些家长太可怜了，我们还要帮助下去。”齐华说：“更麻烦的是那么多网民，只看那些人的诬陷，不看你的文章，齐声起哄，你在一夜之间又成了全国的罪人。”我说：“这些网民也可怜，另一种可怜。”这件事情到后来变得更加怪异，国内一些报纸也都纷纷追随“网上民意”来围攻我。北京一家大报在总结二八年中国文化界的十大坏事时，把我对那些灾民的劝说，列为第二名。上海的一家文学报纸，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对此我哑然失笑，心想政府正该快一点与那么多报纸脱钩了。如果这些报纸仍然被尊为“政府喉舌”，那不就等于政府自己在宣布，五一二地震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我没有心思去理会这些声讨，只在做一件事。在都江堰灾区的废墟上，我曾见到一些粘满泥污的蜷曲书籍。轻轻地捧起它们，我想，它们的阅读者已经走了，但阅读还要继续。正在这时，六七个路过的中学生认出了我，他们的课本里有我写的《都江堰》。一个学生拉着我的手问：“余老师，您在《都江堰》那篇文章中特地写了'地震前兆'四个字，是不是有预感？”我说：“不。我怎么可能有这种预感？那只是形容水声。”说着，我把他们拉到一起，问了每一个人家里受灾的情况，然后对他们说：“除了那水声，这里还会有三种声音。现在的抢救声，今后的重建声，最后，是你们的读书声。”他们非常懂事地点头。看着他们的小脸，我即刻在心里做了决定：必须在这里捐建几个学生图书馆，每一本书都由我自己挑选。先向一个企业家咨询，如果要建一个图书馆，不少于一万册书，再配备现代的电子网络设备，要花多少钱。这位企业家说，要算一算。过两天他却告诉我，他身边的同行都愿意参与，要多少资金都可以立即汇到。我当即拒绝了，并说了拒绝的理由。我是由一个最小的图书馆开始迈步的人，这次要启动一个纯个人的循环圈：借书——读书——教书——写书——捐书……可以相信，从我现在要捐建的图书馆出发，还可能会有学生重启这个循环圈，然后再一圈圈、一代代循环下去。回上海与妻子商量，我们现在可以在剩余的稿酬中捐出五十万元人民币，用最精打细算的方式购买图书和设备，大概可以建三个学生图书馆。我悄悄安排了一个工作小组，把那笔钱交给了他们，关照他们低调实施。在我看来，向灾区作任何捐献，都不应该张扬。因此，我没有参加任何一次电视捐献仪式。捐建图书馆的事，我甚至连自己的助理金克林也没有告诉，因为他历来被媒体关注，为人又诚实，容易说漏嘴。但是工作小组的行动还是引起了注意，一个记者不知在哪张报纸上猜测我可能要出二十万元捐建希望小学。后来有人问起，我仍然没有透露实情，只是泛泛地说了一点我和妻子在慈善活动方面的心愿。我捐建的三个图书馆，设在灾区的三所学校里。三所学校灾后重建的校舍都将在二九年九月一日开学时投入使用，我的图书馆应该早一点，在八月底之前建成。这是一个让人充满期待的紧张过程，除了不断地选书、寄书，还要选购电脑、摄像机、投影仪等设备，原来捐出的款项已经超过。这期间，我又到灾区去看了那三所学校，在操场上对每所学校的学生们作了演讲。与此同时，我还为灾区余家远祖古羌寨的重建者写了两个大字：羌魂。离开灾区后我去了香港。香港浸会大学聘请我担任“健全人格教育工程”的“奠基教授”，每年需要有五个月时间向校内和社会各界开设公开课程。几乎每次演讲，我都要提到中国人在五一二地震中展现的大爱精神，批驳在香港甚嚣尘上的所谓“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的论调。有一次晚间演讲结束，在九龙塘校区的路灯下，一位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把我拉到一边，低声告诉我：“这儿有一个'五一二丑闻'的行动计划，你已经被认定为首先要排除的障碍，有一个圈套就要实行，你要小心。”说到圈套，他特地用了一个英文词trap。我看着路灯下的这个博士，从口音判断他是大陆出身。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却决定与他对话几句。我说：“攻击我，是小事；把丑闻加给五一二，是大事。”他问“你的意思是——？”我说：“在中国古代，一个家庭的耻辱分三个等级。最低一等，明明做了好事，仇家摇头不相信；中间一等，明明做了好事，邻居摇头不相信；最高一等，也是最坏一等，明明做了好事，自家子弟摇头要大家不相信。”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们的行动计划，属于最坏一等。”我说：“中国人做了好事，外国人总是不相信。这次抗震救灾，全世界总算相信了，却冒出这么几个自家子弟！”这位博士点了点头，说：“世界上地震那么多，每个国家救灾都会遇到很多问题，却从来没有看到哪个国家的文人专门去编织这种丑闻的。灾难中的民族难免有错，但又最需要终极尊严……”没等他说完，我已经握住了他的手，说：“抗日战争中中国的毛病很多，但再多也不能成为汉奸污辱自己同胞的借口。当时有一个汉奸文人写了一本《支那之诈》，真是无耻。”这个晚上我想得最多的，是余颐贤先生那句话：“不怕围猎，只怕举弓之手竟是狼爪。”我和马兰都不上网，我又在香港，因此一直不知道那个“圈套”已经在北京启动。还是北京那个肖编辑。他在网上写出大篇文章，说我“出资二十万元捐建希望小学”是假的，他们在账目上没有查到。由此可以推测，不久前那个“记者”关于我要捐建希望小学的报道，可能也是人家的故意安排。（二） 这样结束（3）网络上立即对我展开了排山倒海的声讨，延续了一个多月。香港路灯下那位博士的预警完全应验，而且正如杨长勋早就说过的，一个无边界的“网络野战兵团”已经建立，能在顷刻间炮制出几十万条跟帖。面对这么奇怪的网络风潮，都江堰市教育局副局长肖融特地通报新闻界：“余秋雨先生捐的不是希望小学，是三个图书馆。几个月前就有大批书籍运到，现在还在一批批托运。希望大家耐心一点，到八月底欢迎参观。”网上又是一片大吵大闹：为什么不捐钱，却捐书？大概是哪里卖不掉的书吧？钱呢？二十万元钱呢？……这时，一位近年来很出名的文人站出来，用两个字概括了我的行为：诈捐。于是，全国各地的报刊上一片“诈捐”声，都配着我的照片。这些报刊挂在所有城市的大街小巷，挂在各个机场、车站、码头。这对我个人的伤害并不重要，却把全国所有的捐款人、助捐人、受捐人都恶心了。恶心，是消除感动的最有效“解药”。网上有人统计，不相信灾区教育局的说明、只相信我是“诈捐”的网民比例，为百分之八十二。果然，那么多人都中了那个“圈套”。二九年六月底，我从香港回上海休假。刚到的那天晚上，我外出见两个朋友，一群记者堵在了我的家门口。马兰一人在家，她知道，门外无数镜头都要抢拍“诈捐”夫妇的狼狈相，明天就会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马兰在门内告诉他们，我不在，外出了。他们不肯信，一直堵在门口，坚决不走。也许他们信了，在等待我回家，以便把我突然看到他们时的慌张神情拍摄下来，到处刊登。我没有手机，马兰只好给正在与我见面的两个朋友打电话，叮嘱我千万不要回家。两个朋友陪了我一会儿，又各自有事走了，我只得像一个逃犯一样在外面蹓跶。夜已经很深，我知道记者没走，镜头没走，我妻子一人，苦苦支撑着。直到下半夜，妻子在门内对记者们说了一段话。妻子说——夜已经深了，我关照了丈夫，不要回家。我是为了保护他，却不知道他现在躲在哪里。他的年纪，已经不轻。我建议你们走到走廊那头的窗口，看看头顶的天。天上，汶川的七万个****，还在看着我们。谁在捐献，谁在诈捐，谁在诽谤，谁在诬陷，他们都看得一清二楚。对着那么多****说假话、做坏事的人，天地不容。我不明白，中国遭受那么大的灾难，为什么还要给救灾的人制造那么大的灾难？你们到底在听谁的调度？妻子说完这段话后不久，记者们陆续走了。当然，也可能是他们实在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蹑手蹑脚回家。这时天已经蒙蒙亮，妻子将我一把拉进门内，怔怔地看着我，很久没说话。两个月后，三个图书馆准时开张。我没有参加开幕式，怕那些人又来闹出新的事端。让我高兴的是，世上还有一些高贵的眼睛默默地注视着一切。王蒙、余光中、白先勇、张贤亮、刘诗昆、冯骥才、贾平凹等文化巨匠闻讯后纷纷为三个图书馆亲笔题词。三个图书馆不大，但是学生们在看书的间隙如果抬起头来，就能直接面对那么多重要的笔触。这种福分，在其他再大的图书馆中也很难得到。图书馆开张的事情，少数报纸有简单报道，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广大网民记住的还是那两个字：诈捐。图书馆开张一个月后，二九年十月，网上有人评选“中国最差作家”，我因“诈捐”而名列前茅。我看到台湾中天电视台报道这一消息时播出了我的照片，下面跟着四个大字：“诈捐作家”。对此我并不生气，却担心“诈捐”的恶名继续扩展。因为那些人的目标远不仅仅是我，而是整个五一二，所有的中国人。如果能让“诈捐”的恶名结束在我身上，那就好了。想起了七百三十年前的历史。我的祖先余玠组织的钓鱼城保卫战，坚持了整整三十六年之后终于失去了继续支撑的力量。守将王立站出来说：“我可以打开城门，但你们决不可以屠城！”今天我也要说类似的话：你们可以说我“诈捐”，但千万不要继续追查和污辱其他中国人。中国人在这次地震中的表现实在很棒，世界上其他地方又发生地震了，你们可以去看看。最后，还有三件小事要顺便交待一下。第一件事，我终于见到了寻找多年的小何老师。原来，浙江杭州有一家小报发起了“收集老照片”的活动，宣布谁能提供一张有意思的老照片就能赠阅该报一年。一位老太太给他们去信问：“我有余秋雨先生七岁时的照片，你们要不要？”她就是当年的小何老师。报纸刊登了童年时的我，我也就找到了老年时的她。我赶到杭州去看望时她正患目疾，戴着墨镜。她一见面就带着极为抱歉的口气说：“秋雨，我当时自己才小学毕业就教你们，实在很不合适。”我说：“不，小何老师，您很合适！我毕生有关阅读和写作的全部快乐，最早是您给我的。您还记得那个最小的图书馆吗？”“那记不得了。”她说：“我只记得，你是全校最干净的孩子，每天都是雪白的衣领。”我说：“这是我妈妈的功劳，我也记不得了。”小何老师拿出水果要我吃，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说：“小何老师，我长大以后一直在心里嘀咕，你们当时教书，薪水是多少？够用吗？”小何老师说：“一开始没有薪水，当时你的同学们都是用稻米缴学费的，我们每人每月可以分到二十斤米。但是农民小气，邀来的都是带有很多稗子的陈米，每天煮饭时都要挑选很长时间。缴钱的只有你家，我们用来买办公用品了。你们毕业后，县教育局才开始发薪水，但很低。”“我们做学生的，不知道老师那么艰苦。”我说。“但是你妈妈办农民识字班，连陈米也没有，完全是义务。”她说。我看着小何老师，问：“您眼病严重吗？”她说：“不太好。读书看报都迷迷糊糊。”“那您怎么还拿我的照片去换报纸来读！”我笑着责怪她：“千万不要再读报纸了，字小，内容又不好……”“医生也叫我不要看文字，多看看树和天。但这么一来，就变成没有文化的人了。”小何老师说。“还是听医生的，”我说：“不要看文字，我也要不看了。”她奇怪地“啊”了一声，随即就笑了，以为我在逗乐。我想告诉她，不是逗乐。但是，刚想开口又止口了。因为她，毕竟是首先教会我文字的人。在那飘着禾稻清香的田边小屋里，一笔一划，一字一句。从杭州回上海，一位华裔美籍教授来找我。我一见面就认出来了，我初中同学吴坚。寒暄一通后我静静地看着他出神。他祖父吴瑟亚，是我祖父的同学；他祖母吴阿姨，是我祖母的老友；他父亲吴阿坚，是我妈妈的同学、爸爸的同事。这中间有一些永远说不清的恩怨，例如他祖父的鸦片馆对于我的祖父，他父亲的揭发对于我的爸爸。他今天告诉我，他学的是历史专业，在美国一所大学教中国近代史。我想，他家和我家三代，便是中国近代史的隐秘章节。他说昨天去看了我们的老中学。那幢最气派、最古典的教学大楼，现在以我的名字命名，叫“秋雨楼”。这让我吃惊，感叹一群老师用这种方式默默表扬一个学生却又怕学生骄傲，连通知也不通知一声。我脑海里出现了那幢楼。花岗岩台阶，大理石地面，雕花柚木楼梯，紫铜卷花窗架……一个农村来的小孩子怯生生地走进去，脚步很轻很轻。“更让我惊喜的是，我在校门口遇到了曹老师。”吴坚说。“哪个曹老师？”我问。（二） 这样结束（4）“教生物的曹老师，曹侣仲，我们背后叫他'草履虫'，你忘了？他因为擦痰事件和红薯事件受委屈，'文革'中赌气组织了'红薯造反队'，'文革'结束后为了造反的事接受审查，最后被开除出了教师队伍，做一些杂务。现在退休了，天天义务给学校看门，当作消遣。我与他谈了好一会儿，他还不断提到你。”吴坚说。“曹老师！我明天就去看他。”我说。第二天傍晚我到了母校门口，不见曹老师。问门卫，门卫转身，指了指一个骑着脚踏车远去的背影，说，那就是他。我伸长脖子，看着曹老师已经有点佝偻的背影消失在人海中。我站立的脚下，就是半世纪前他弯下腰去用手帕擦去痰迹的地方。他一生的坎坷，由此开始。幸好，他还有学生，记得那个早晨。第三件小事就在几天前发生。二一年一月六日，我接到一个通知：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扬子晚报》和江苏教育出版社一起，在全中国各省中、小学生中票选“谁是你最喜爱的当代作家”，几个月的投票结果，我名列第一。通知我的先生在电话中说：“票数雄辩地证明，你这么多年来遭受的诽谤，丝毫也没有影响下一代的选择。孩子们为你打分，也就是未来为你打分。”未来？下一代？孩子们？我一听就心中发紧。下一个时代，必定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代。自然灾害又必定引发人文灾害，未来的世界将会怎么样，我们不敢说任何一句乐观的话。孩子们，你们难道真会去承受那么大的惊嚇和痛苦吗？你们难道贮存得了那么多的意志和善良吗？你们给我打了分，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你们。我恭敬地看着余鸿文先生、徐扶明先生和余野先先生，说——你们都是我的文化前辈。对我，最重要的是余鸿文先生，最熟悉的是徐扶明先生，最陌生的是余野先先生。我相信余野先先生的经历足可以写出一部有关生命与文化的传奇，而且由我来写最好，只可惜我生得太晚，后来又没有机会遇到你。见到老人难免有今昔之叹，我想三位前辈都已经看到，我们中国人已经奇迹般地摆脱了列强、战乱和贫困的折磨，日子过得比过去想象的都好。对此，即便在你们那个世界，也一定会有怀疑和嫉恨。拜托你们一定要告诉他们，这是几千年潜力的复苏，几百年屈辱的反弹，不能再用几十年的冷战思维来否定。我这些年的所有努力，就是研究中华文化的这“几千年”、“几百年”和“几十年”，以及这三者的关系。快速复苏的是经济，文化没有跟上。这本来是正常的，但由于文化不像经济那样有清晰的通用标准，因此出现了让人气闷的“文化造假”。你们都清楚，古往今来的文化造假分为“奉承性造假”和“破坏性造假”两部分，前者针对官场，后者针对同行。历代官场其实都不太真正懂得文化，当他们接受了奉承，其实也就许诺了破坏。因此，从战国到现代的两千多年间，几乎所有的文化探索者都遭到了毁损。要想避开毁损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停止探索，隐潜山林；二是巴结权势，拉帮结派。除此之外，没有活路。说到这里你们就知道我一直受到攻击的原因了：第一，我的探索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步，又受到海内外关注，难于隐潜；第二，我无职无权，无帮无派，任何攻击我的人都不会受到惩罚。我不重要，但从中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逻辑示范：探索永远有罪，罪名永远无限；伤害永远有理，理由永远荒诞。你们几位长辈在“文革”中都见到过这种逻辑，没想到几十年过去，现在在文化传媒领域居然更加嚣张。我想，这也会让你们的在天之灵，深感不安。我多么希望有一天能遏止这种逻辑，但试过多次已经清楚，我等不到了。在你们面前说这样的话，不太符合一个晚辈的身份。但是，我这个晚辈也已经年老，我等不到了。我在心里喃喃地说到这里，不能不瞟了一眼曾远风。我本不想对他说什么，但稍一犹豫还是说了——对于你和你的伙伴，过去几十年间所制造的那些冤案、铁窗、死亡，我不想说了。近二十年间你们陆续都化身为争取“言论自由”的斗士诓骗海外，但人们实在想不起你们在哪个时间曾经“不自由”过。你们那么多年来攻击我的言论，全都洋洋洒洒地发表在官办的报刊上，从来没有受到过法律的制约、舆论的阻止。等到谎言一一戳破，你们也从不更正，从不道歉。请回答我：古今中外几千年，还有什么人比你们更“自由”？你们又在海外宣称自己是争取“人权”的斗士。别的事情我不知道，就在我身上，你们除了伤害了我本人的名誉权和写作权之外，还伤害了我妻子的工作权，减损了我父亲的生存权，减损了我的研究者杨长勋的生存权，所有这些人，都没有一官半职。难道，这都不是“人权”？你们在海外写那么多文章反对今天的中国政府，这是你们的权利，我也没有验证过你们所说的那些政治问题。但是，由于你们对我攻击的每一句话都是假话，那我就不能不以此类推，你们对中国的攻击是否也是这样？中国的政治当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如果有关“民主”、“自由”、“人权”的言论都是以假话作为基础的，那就从根本上糟蹋了这些美好的命题。你们在生活中的人品言行那么令人生厌，结果使你们嘴里的这些美好的命题也让中国民众生厌。所以我一直认为，你们是中国走向民主、自由、人权的首度障碍。过去，我实在弄不懂你们无休止地整人是为了什么，最近几年倒是显现出了一个最通俗的目的，那就是为了领取那一笔笔的外国“基金”。外国人用你们的嘴和笔把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的中国人妖魔化，我确实从中嗅出了一点汉奸气息。我算过，你拿那种钱，至多也就是四、五年的事，很快就走到了你无法抗拒的生命终点。我没有看出，你的骨灰盒比你对面终身贫困的徐扶明先生的骨灰盒更大一点。这话可能说得有点刻薄，但是，蹲到了这里你总该明白，损人利己、数典忘祖、纵横捭阖、上下其手，到头来并没有多少意义。我所担忧的是，你们的行为诱惑了很多年轻人，使他们越来越多地投入了恶性破坏的游戏。我期待着有一天，他们能明白事理，离你们而去。我想会有这一天，但我等不到了。最后，我转向了爸爸。我和爸爸一生说过很多话，但是在他离去之后，又有不少话想对他说——爸爸，我到您走之后，才在你的抽屉里发现了您在“文革”中受苦的深度，也发现了您最后的死因。作为儿子，不想说钦佩和抱歉的话了。我只想说，爸爸，我感到一种更大灾难的临近。我们父子俩早就达成共识：对于“文革”灾难的解释，文件和书本上写的都不太可信。那远不止是一场党内高层的两派之争，而是一场由政治人物引爆的全民灾难，一旦引爆就已经不再是政治之争，而是人性和兽性之争，文明与野蛮之争。您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让您真正入罪的，是那个戴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以及后来整理您的那份批斗材料的人。他们借用的是政治罪名，但他们自己也不是政治人物，只是少了一点人性的小文人。响应他们的，是你们单位的大多数职工，他们不是坏人，但心底也都埋藏着或多或少兽性和野蛮的欲望，因此您看十年间我们全家八口人就在他们一次次的欢呼和口号间，忍饥挨饿，受尽屈辱。总之，一些由恶劣文人挑唆起来的恶性民意——这就是我们经历的真正灾难。现在，一代政治人物早已不分派别地一起亡故，但是“一些由恶劣文人挑唆起来的恶性民意”，还在以一种模式和程序快速运转。一个谣言依然能燃起漫天大火，一句声辩依然会招致百口围啄，真假、是非、善恶常常归于无用，刺激、耸动、民粹已经成为舆论主轴。在我看来，这就是潜伏在大地四处的大灾难，一旦有事就不可收拾。我在考察人类文明回来之后曾一次次告诉您，爸爸，现在国际间的多数政治概念都已经成了虚假命题，人类真正需要共同面对的灭顶之灾，是恐怖主义、核竞赛、自然灾害、气候暖化、大规模传染病。这种灾难一旦爆发，那些恶劣文人一定会造谣惑众，玩弄政治，而使灾难成倍扩大。这些年我承受他们如此激烈的诽谤而能保持冷静，就是在看他们的模式和程序究竟怎样运行。种种迹象告诉我，灾难越来越不可避免，而他们则越来越得心应手。没有必要在您面前危言耸听，但我确实心急如焚。我知道，面对大灾必须呼唤宗教精神，但宗教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比较稀薄，即使修得了“达观自如”也还是难于在大灾中唤醒大爱。至此我已经完全明白，以前的文化行为少了一种终极精神，但要弥补，已经来不及了。爸爸，您经常对我说，您一生最好的年月都被灾难关押了，因此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一生所做的事情实在不算太少，但到头来一看，大半也被灾难关押了。人的生命确实非常短暂，从您出发的我，只想从自身灾难中脱身而出，等待机会为国家灾难和人类灾难的预警预防多做一点事，但那些人一直在我身边虎视眈眈，我还在被灾难关押。脱身而出的机会，我等不到了。天色已经昏暗，松柏林中泛出一种阴森之气，我从石椅上站起来，准备回家。心情还是不好，但是，总算在这里吐了半天郁闷，脚步好像比来的时候轻松了一点。妈妈和妻子，正准备好晚饭，在家里等着我。八这样结尾灾难终于来了。那是真正的国家灾难：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大地震。八级，死亡近七万人，伤者无数。我们余家远祖留下的羌寨，也严重受损。（二） 这样结束（5）一分钟也离不开电视机了。十几亿中国人几乎同时从心底喊出了“生命第一！”“救人第一！”并立即付诸行动。就在我居住的上海，市民素来以“精明”著称，但这几天全市每一个义务献血站前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还有不少人因有急事还请求“插队”。我在电视里看到，全国各地很多老人捐出了毕生储蓄；成都市几乎所有的出租车司机都通宵m/brand/20007奔驰在通向灾区的破裂道路上；外省的企业家们亲自驾驶重型卡车横穿几千公里送来了救灾物资；连一些平日被看作“不良少年”的顽皮群落也在废墟堆中背出一个个灾民……，这一切，都发生在顷刻之间，没有任何人作过动员！我作为一名长期研究“中国人集体文化心理”的学者，一直心情不好，突然百脉俱开。一个巨大的地窖打开了，原来中国文化中“至善”、“兼爱”、“仁义”的古训仍然深藏在多数中国人心底，深藏到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种快速的精神聚集让国际社会大吃一惊，因为不少国家都遇到过自然灾害，可以比较。我觉得，地震震开了一道深深的裂口，全世界的目光在那里看到了非常值得尊敬的中国人。对于中国政府在救援行动中的表现，我也给予高度评价。从国家领导人开始，军队、武警、消防队、医生、工程技术人员和各级干部，几乎都在第一时间抵达，各个政府部门也高速运转，连新闻报道也全然透明，致使这么大的国家的救援行动，有序而高效。正好有两位美国学者来访问我，他们顺便问起：“中国的这次五一二，是不是很像我们美国的九一一，因为灾难加强了凝聚力？”我说：“不。你们的九一一有敌人，有仇恨，因此你们后来发动了两场战争。但这次我们中国没有敌人，没有仇恨，只靠着爱，治疗自己的一切伤痛。”像往常一样，灾难一来，那些平日口若悬河的“伪斗士”完全失语。对此，我在华东大水灾和“非典”传染期间早就见识过。这一次，他们也失语了好几天，却终于开口了：“这次地震，是上天对于中国人的惩罚！”我一听就非常气愤。我从不上网，这次破例写了一篇文章托人在网上发表：“十三亿中国人做错什么了？不许你们污辱自己的祖国同胞！如果真是上天的惩罚，我要抬起头来，借用关汉卿的句子大骂一声：'天啊，你祸害苍生枉为天！'”几天之后，有一个美国女演员也说了“上天惩罚”的话，中国民众已经知道怎么来对付了。“上天惩罚论”被击退之后，那些“伪斗士”又开始在网上制造一系列谣言，例如：“五一二地震是三峡大坝引起的，必须立即审判决定建造三峡大坝的人”、“地震死亡人数只报了十分之一，隐瞒了十分之九”、“全国捐款已被政府官员大笔贪污”……总之，他们一定要把这场救灾行动，转化成一场政治斗争。在救灾活动的紧急关头，硬插进来这么一个舆论灾难，全国各地正在献血、捐款的民众也开始皱着眉头疑惑了。因此，我立即告别妻子，去了灾区。灾区所见，比我在电视里看到的更加严重。自然暴力与人间逻辑完全是两回事，我看到，即便是隔了一条小街，这边的水泥房、钢架房全部倒塌，而那边的陈年危房却还颤颤巍巍地站立着。似乎有一张邪恶的力学图谱，像魔鬼的鞭子一样胡乱甩打，一点也没有规则。原来听说有些倒塌的房墙内缺少钢筋，但我在现场看到，那些断墙中的钢筋却像古代武士的怒发，密集而混乱地直指苍天，像在质问“为什么”。我特别留意倒塌学校的废墟，那里产生了大量感人至深的故事。听说前几天在抢救时，一队军人挖到一个女青年和三个孩子的遗体。一位军官看了一眼就说：“这个女青年一定是一位老师，到最后还在守护自己的学生。全体列队，向她致敬！”这位女教师确实非常年轻，就像当年我们的小何老师一样。眼前的废墟经过一次次翻扒，已经黯然沉默，却还能见到一、二本粘满泥污的蜷曲书籍。我轻轻地捧起来，想，它们的阅读者已经走了，但阅读还要继续。正在这时，六七个路过的中学生认出了我，他们的课本里有我写的《都江堰》。我把他们拉在一起，问了每一个人家里受灾的情况，然后对他们说：“这里会有三种声音，现在的抢救声，今后的重建声，而最后做总结的，是你们的朗朗书声。”他们非常懂事地不断点头。我即刻就独自做了决定：必须在这里捐建几个学生图书馆，每一本书都由我自己挑选。我到现场才明白，救灾，除了救助生命，还要救助心理；除了投入情感，还要投入理性。因此，我有很多事情可做。例如，有的灾民背着自己已经遇难的家人长途远行，这非常令人感动，但从防疫的角度考虑，一定要上前劝说，请他放下。即使他坚决不放，你也要苦口婆心。又如，有些死难者的家属情绪失控，寻找他们想象中的怪罪者，无法从极度的悲痛中自拔，这就需要劝说他们接受心理治疗，阻断他们的情绪。这些事情都很难做，因为他们的行为非常值得同情，而周围民众又常常站在他们一边，甚至对劝说者进行围攻。堰塞湖的危机又接踵而来。一旦决堤，几十万生命都难逃陨灭，但是，怎么能让那么多灾民有序撤离？山上，政府正在调集最大的力量疏浚和护堤；山下，就是一千遍、一万遍的劝说和搀扶。就在这时传来消息，说有一些遇难学生的家长在跪地请愿，要求惩罚倒塌建筑的包工头和利益相关方。这种要求是正义的，当地干部闻讯立即从抢救堰塞湖的现场赶来，接受他们的请愿，并与这些家长跪在一起。地方干部家里，也有孩子在上课时遇难。有几位救援医生赶到那里与这些家长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回来告诉我，这些家长举着孩子的照片跪在细雨中，其实是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延续悼念。因此，要尽快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和精神阻断。几个外国救援队的心理辅导医生已经开始工作，我们的医疗团队也应该行动起来。我说，更为紧迫的是，堰塞湖的危机还悬在头顶，必须搀扶他们赶快撤离。没想到，当心理辅导医生开始行动的时候，那几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伪斗士”动作更快。他们得知家长请愿的消息后极度兴奋，认为一切救灾事务都没有“请愿”重要，大张旗鼓地要求立即捉拿和审判包工头，再一层层深挖他们的官场背景。他们借此在网络和海外报纸上发表大量文章，反复宣扬五一二地震不是天灾，是人祸，是中国各级政府一手造成的灾难，现在遇难的家长终于反抗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必将来临。国际间原有一些长期敌视中国的媒体，五一二以后不敢违逆全世界同情中国的主流民意，已有一些日子没有发表****言论，这次被这几个“伪斗士”一鼓动，又开始向中国投污。我觉得这几个“伪斗士”实在太过分了。他们当然知道，这么大的地震，这么大的灾区，绝大多数房屋都倒塌了，法律如果要从倒塌来论定罪责，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图谋，居然要那些可怜的家长一直跪在那里，不回到临时帐篷，不接受心理辅导，不躲避堰塞湖决堤，不在乎瘟疫传染，像石雕一样成为他们的政治工具。中国很多网民轻信了他们。奇怪的是，所有的官方媒体仍然只作正面报道，对他们不予反驳。我知道自从反驳“上天惩罚论”之后，那些“伪斗士”的枪口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我如果就这件事再出来说一句话，结果可想而知。但是，我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历来无法压抑自己，便立即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含泪劝告请愿家长》，说了两个要点——一、对于你们的悲痛，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悲痛。对于你们的声音，我相信政府已经听到。因此，请你们听我含泪劝说一句：堰塞湖危在旦夕，赶快站起身来，与志愿者和医生一起，回帐篷休息。你们的心愿，我们会继续表述；二、我呼吁有关部门尽力在废墟中寻找劣质建筑的实物证据，从法律上严惩相关的不法之徒。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于有关国民生命安全的问题，必须立即加强立法和执法的力度。我的这篇文章，立即引来了一批家里伤亡比那些家长更严重的灾民走向那个现场，他们是最有说服力的劝说者。那些家长听从了他们，当晚就回去了。有几个家长，还给我写来了感谢信。不出所料，那几个“伪斗士”在网上对我骂成一片，说我是“中国政府的御用文人”，“冷血地阻止遇难学生家长请愿”。很多网民粗心，只看他们的诬陷，不看我的文章，因此一夜之间我几乎成了全国的罪人。我在骂声中仔细打听了那些家长返回帐篷的情况，还与几位心理医生讨论了下一步的方案，就放心了。声讨我的文章，大篇大篇地出现在香港的《苹果日报》、《明报》和多数刊物上，美国的几家华人报纸也参与了讨伐。他们好像一致认为，为了揭露中国政府，必须让那些可怜的家长一直跪在那里，跪到地老天荒、海枯石烂，任何人连劝也不能劝一句。这种“言论自由”，真是太可怕了。（二） 这样结束（6）国内那些由政府主办的报纸，不知怎么也都纷纷“大义灭亲”、“反戈一击”，一起批判我对那些家长的劝说，以及对抗震救灾的肯定。北京一家大报在总结二〇〇八年中国文化界的十大坏事时，把我对那些家长的劝说列为第二名。说实话，当时我在那篇文章中肯定中国政府在抗震救灾中的杰出表现时，曾经有过犹豫。因为我想到，这么多年那些“伪斗士”对我的攻击，全部都是在官方报刊上完成的，有的官方还主动响应他们，抹掉了我家人的工作。我这次如果为政府说话，最后批判我的也必是官方报纸。更何况，作为独立知识分子是忌讳为政府说话的，我自从辞职之后近二十年也从来没有说过，这次为什么要“破例”？但是，最后我还是说服了自己。好事就是好事，坏事就是坏事，政府明明做了好事却说成坏事，那么今后势必也会把坏事说成好事。政府的报刊长期纵容那些“伪斗士”，那是坏事，但我不能因为这些坏事来抹煞它做的好事——这就是独立于“预设立场”之外的独立知识分子。很好，这次官方报纸果然又宣布了，我做了全国坏事第二名。在海内外的一片谩骂中，我只想着一件事。我是下过了决心的，独自出资，为灾区捐建几个学生图书馆。图书馆设在重建的校舍里，我想，每个图书馆的藏书不应该少于一万册，还应该购买书架、桌椅、照明设备，更不能缺少现代图书馆所必须的电脑、摄像机、投影仪……这一来，我个人的力量能张罗几个图书馆？我刚刚向天津的朋友喻帆透露这个打算，他很快就告诉我，天津和贵州的企业家们都愿意参与，要多少资金立即可以汇到。我当即拒绝了，并说了拒绝的理由。我是由一个世界最小图书馆开始迈步的人，这次要启动一个纯个人的循环圈：借书-读书-教书-写书-捐书……可以相信，从我现在要捐建的图书馆出发，还可能会有学生重启这个循环圈，然后一圈圈循环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