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作者说明 作者说明作者说明六年前，我写了记忆文学《借我一生》。没想到，那本书引发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回忆热潮，很多长辈、亲戚、同学、同事、邻居、朋友纷纷向我提供补充材料。更有大量以前不认识的读者给我写信、打电话——“我二姨是您叔叔的同事，我向她朗读了您书中的相关章节，她流泪了，并花了半天时间，回忆了当时情景。我把记录稿寄给您……”“实在抱歉，我父亲的所作所为给平民百姓带来这么大的祸害。有几个历史细节的片断，可能对您无用，但我还是写了几段，也算参加了一场民族记忆……”“我就是您益生哥的那个女友，请允许我写这么一封厚厚的长信给您，这信我断断续续写了一个多月……”“我岳母说，她年轻时曾作为一个土改工作队员到过你家乡，她还记得余家村和朱家村……”“特把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鸦片烟馆的资料选印给您，供参考……”给我提供最多感性材料的，是我的两位舅舅，以及一位老长辈的女婿。这一切既使我高兴又让我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连一个小小家庭的历史，也不能仅靠自家人的回忆就梳理清楚，而是有着无限可补充、可校正的余地。那么，我们经常要面对的那一部部宏观大历史，又会怎么样呢？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老人们的回忆内容，有很大一部分互相矛盾，甚至完全相反。不仅与别人的回忆相反，与历史的记载相反，而且与他们自己的其他回忆也相反。这就需要我用最苛刻的标准来鉴别了。多个标准中哪一个最苛刻？答曰：情理标准。任何历史证据都可以伪造和曲解，唯一无法伪造和曲解的只有寻常情理。因此，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已经提出，艺术比历史更真实。根据苛刻的情理标准细细比较、层层剔除，结果，能够留存的内容变得越来越简洁。唯博方能返约，唯有最多才能回忆最少，这个道理再一次被我体验了。简洁的故事就像浓雾散去之后的黄山，筋骨脉络终于显现。原来，我家现代传奇的真正起点，竟是两件丑事：一是我祖父吸鸦片，二是我外公赌博。从这个“肮脏的起点”出发，整个叙述系统就重新活跃起来，走出了一条更真实的长路。在真实之外还有大量难解的神秘，我想，那就是隐藏在现代传奇背后的古代传奇。因为难解，我只能尊重，却不能疏通。这一来，眼前这本书就与《借我一生》完全不同了。有了它，《借我一生》可以不再印刷。我还是称它为“记忆文学”。起点是记忆，终点是文学。我要以此告诉读者，我们每个人从小就生活在文学之中，因此天天能与千百年前的祖先沟通。而且，这种文学还拥有不止一个版本。原来已经不想再写，就像我的妻子不想再演，理由在书中已有约略表述。但是，一年前在汶川大地震中突然迸发出来的对陌生生命的高度崇敬，使我重新认识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才知百年承受，都是准备。于是，我写了这本书，妻子演了音乐剧《长河》。七年前，我写了记忆文学《借我一生》。没想到，这本书出版后在很多长辈、亲友、同事、邻居间引发了一场回忆热潮。他们不断向我指出需要补充和更正的地方。连一些以前并不认识的读者，也转弯抹角地为我提供各种参考资料。这既使我高兴，又把我吓了一跳。原来一个小小家庭的历史，也有无限可校正的余地。那么，我们经常要面对的那一部部宏观大历史，又会怎么样呢？材料越多，越会互相冲击，互相淘汰，结果反而使内容越加简洁。这就像散去了雾霭的山脉，筋骨终于显现。这下我发现了，我家现代传奇的真正起点是两件丑事，一是我祖父吸食鸦片，二是我外公沉溺赌博。从这两个“肮脏的起点”出发，整个叙述系统也就活跃起来。特别需要感谢的是，一位教授对《借我一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什么一生，你和妻子近十多年的经历最为惊心动魄，但你显然顾虑太多，写得不清不楚。”他的批评很对，中国文学不应该违避当下的切身磨难，因为这不仅仅是自己的遭遇。写下来才发现，真实，比文学还文学。从古典，到荒诞，从平静，到高潮，应有尽有。但是，“真实”又是什么？我重复地陷入了从庄子到西方现代哲学家都描述过的苦恼之中。这个世界需要真实吗？如果需要，又需要到什么程度？对这些问题，我都不清楚。能够肯定的真实只有一项：很多与我有关的人，都死去了。我很想与他们说话，不管他们能不能听到。于是就有了眼前这本书。有了它，《借我一生》可以不再印刷，尽管它在篇幅上还不到那本书的一半。直到今天，我还未曾使用电脑，这部书稿仍然是用笔一字一句写出来的。不知道今后还会有多少人保持这种书写方式，因此我十分珍惜地把这部书称为“纯手工写作之记忆文学”。也许这个奇怪的名称能够引发读者的一种想象：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握笔支颐，想想，写写，涂涂，改改，抄抄，再把一页页手稿撕掉，又把一截截稿纸贴上……这种非常原始的“纯手工写作”，与“记忆”两字连起一起，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余秋雨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日〖〗我等不到了（一） 历史（1）一历史一位八十多岁的韩国老人，满脸皱纹，但身板挺直，带着助理和翻译，出现在我面前。我安排他们坐下，沏上茶水。老人立即就作自我介绍，他和我一样，也姓余。九百年前，宋朝派出不少使臣去高丽，其中有一位姓余的，办完事情后留了下来。到今天，余氏家族在韩国已经繁衍到两万四千多人，其中有不少成功人士，遍布科学界、传媒界、企业界。他本人，便是一个集团公司的老板，已经退休。九百年前？宋代？姓余的使臣？两万四千多个后裔？……我一听，立即来了精神。老人急切地问我：“我们余姓，在中国怎么样？”“人数不多，但也不错。在我比较熟悉的文化领域，就有不少代表人物。”我说这话的时候，心中想的是顶级诗人余光中，顶级小说家余华，顶级音乐家余隆，以及已故的顶级传媒人余纪忠……这些人，都是我的好友。“我想证实一下，我们余姓的男人，是否有两个共同点？”老人严肃地问。“哪两个共同点？”我饶有兴趣。“一是倔。”老人说。我想了一想，说：“对。”“二是特别疼老婆。”老人说。我连忙向翻译确认：“他是说怕老婆，还是疼老婆？”“疼。”翻译说。我立即轮番想了想那些同姓朋友的家庭，忍不住笑了，便大声地回答：“对！”老人很满意，立即站起身来与我紧紧握手。余姓，古代的历史线索比较模糊，好像是从姜子牙家族里派生出来的，秦代有了“由余”氏，后来在河南、山西一带活动。反正历来不是大姓，也没有出过太大的名人。到了宋代稍有起色，除了那位出使高丽的余姓官员外，还有一位出使契丹的叫余靖。好像余姓比较善于与周边世界交往。到了十三世纪，余姓出现了惊人的奇迹。简单说来，在当时激烈角逐的蒙古军队、西夏王朝和宋朝这三个方面，都十分醒目地冒出了余姓。其中两个方面，显然是由原来少数民族的姓氏改为余姓的。先看看西夏王朝这边。《元史》这样记载着一个叫余阙的官员的来历：余阙，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喇臧卜，官庐州，遂为庐州人。请看，这个余姓的官员是唐兀人。唐兀人其实就是西夏王朝的党项人，来自古羌民族。西夏王朝是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毁灭的，灭得很彻底，没有多少人活下来。据《西夏书事》记载：“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也就是说，一百个唐兀人只能活下来一个，其他九十九个都死了。这活下来的一个，改姓了余。奇怪的是，打败唐兀人的蒙古人中，也冒出了一批姓余的人，而且明确表示是从蒙古姓改过来的。一九八二年在四川西昌发现的《余氏族谱》上有这样两句诗：“铁木改作余姓家，一家生出万万家。”还说：吾余氏祖奇渥温，胡人也，入华夏而起于朔漠，初号蒙古，铁木真出矣。唐兀人改姓余，和蒙古人改姓余，两者有什么关系？有人认为唐兀人中极少数的幸存者是先被战胜者改为铁木，后来再改为余姓的。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猜测。对此，我的朋友、西夏史专家李范文教授说，余氏的形成和流脉，是西域历史的一个重大难题，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一） 历史（2）只不过，有一点已经可以肯定，我们余姓中极为重要的一脉，本来不姓余，也不是汉人，而是由古代羌人繁衍而来。他们从惊天血火中侥幸爬出，改名换姓，顽强生存。他们说不出清晰的家族谱系，却能“一家生出万万家”，有着无与伦比的生命力。据调查，现在中国各地余姓的绝大部分，都与这一个脉络有关。而且，就精神气质而言，今天的余姓朋友，凡是身心比较坚毅，无惧长途跋涉的，可能都与古代羌人脱不了干系。十三世纪那些年月，大家还没有搞清余姓和蒙古人的血缘关系，却有一个名字把蒙古人吓了一跳，那就是抗击蒙古军队最有力的将军，叫余玠。余玠是在一二四二年出任抗蒙总指挥的，具体职位是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当时，半个世界都在蒙古马队的踩踏下颤抖，但是由于余玠的高明策划，合川钓鱼城居然像一座铁铸的孤岛，保持了整整三十六年的不屈态势。结果，蒙古大汗蒙哥死于钓鱼城下，改变了蒙古军队的战略方向，由此也改变了世界历史。只是余玠本人未得善终，才指挥了几年就死于他人的诬陷。余玠划下了宋朝在军事上最动人的一笔，尽管这一笔已经无救于宋。元朝终于取代了宋朝。但是，谁能想得到呢，九十几年后元朝也走向了灭亡，而为元朝划下最动人一笔的将军，也姓余。尽管他的这一笔，也已经无救于元。为元朝划上这一笔的将军，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个由唐兀人演变而来的余阙。在元朝岌岌可危、农民起义军围攻安庆并最后破城的时候，作为守将的他自刎坠井而死，妻子相与投井。与他一起赴死的大批官员中，记有姓名的就有十八人。安庆城的市民知道余阙的死讯后，纷纷搬出楼梯爬到已经破城后的城墙上，说要与此城共存亡，誓不投降。当时城墙已被焚烧，冲入烈焰自愿烧死的市民多达一千余人，实在是够壮烈的。有记载称，余阙死后没留下后代。但是，当时为余阙作传的著名学者宋濂访问了余阙的门人汪河，知道余阙还留有一个幼子叫余渊。余渊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为捍卫元朝而死的，但他仍然接受了明朝，还在明朝中过举人。根据几部《余氏宗谱》记载的线索调查，余渊的后代也是强劲繁衍，至今在安徽合肥大约有五千多人，在桐城有一千多人。四川有一万多人也很可能是余渊的嫡传，但还无法确证。……余姓，实在让我晕眩了。早的不说，就在宋代那个去了高丽的使臣之后，就有唐兀人的余，铁木氏的余，抗击蒙古人最坚决的余，最后为蒙古人政权牺牲得最壮烈的余……在十三世纪的马蹄血海中，为什么一切对立面的终端都姓余？为什么最后一面破残的军旗上都写着一个“余”？为什么在战事平息后一切邀功论赏、荣华富贵的名单中却又找不到余？凭一种难以表述的直觉，我猜我家应该是余阙、余渊之后，是从安徽流徙到浙江来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是发端于古代羌族的唐兀人。即使仅仅从甘肃武威一带的踪迹算起，从他们到我们，一路生死经历，也真称得上动天地、泣鬼神。但是，细细想来，这脉余姓几百年来全是被动生存。灾难，灾难，永远是灾难。我的祖先面对一个个扑面而来的灾难，先是尽自己的能力辨别道义，然后就忠于职守。当然余家也会有一些不肖子孙在一代代的血火沙场上成为败类，但他们好像并没有使自己的家族整个沉沦。因此，历史上很难找到哪一支骠匪悍盗，以“余”为号。记得十七年前我在东南亚游历时曾有一位余姓老者向我出示一本手抄家谱，家谱扉页上用比较生硬的毛笔字写了这样四句诗：余孙啸荒沙，财帛奉老家。闭户逐不肖，唯仁走天下。可以猜想，也许是余家的一个孙儿在荒漠上呼啸成势，获得不义之财送回老家，但他的祖父把大门关上了，还在门内教训了他两句。诗就是这位祖父写的，写得比较粗糙，可见是一位乡间的平民老汉。我想，在余家的历史上，这样的老汉可能不止一位。他们都是灾难中的生存者，因此绝不给别人增添灾难。余氏家谱我看到过很多，每次翻阅，都能从密密麻麻的长辈姓名间看到他们在接连不断的灾难间逃奔、挣扎、奋斗、苦熬的身影。这个清清朗朗地顶着一个“人”字的姓氏，无法想象为什么自己的一部部家谱全都变成了灾难史。今后还会这样吗？可能还会这样。这是余家的命。（一） 还是历史（1）二还是历史余家流徙到浙江有好几批，时间先后不一，人数都不大，我在这里不作仔细考证了。只说落脚我家乡的那一批，分成了两支。一支在山上种茶，一支在山下养蚕。简单说来，我的祖辈，安安静静地在青山绿水间向外面提供着茶叶和丝绸。他们怎么会想到，正是他们提供的茶叶和丝绸，给中国带来了灾祸。原因是，欧美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对茶叶和丝绸的需求大量增加。时间一长，他们发现，为了茶叶和丝绸，他们每年要支付中国一百万两至四百万两白银，也就是产生了巨额贸易逆差。这个情景，与他们现在对“中国制造”的抱怨如出一辙：明明是他们自己的需求，却要惩罚中国。为了取得贸易平衡，英国商团向中国倾销鸦片，美国商人也参与其间。结果，贸易逆差快速扭转。鸦片严重地祸害了中国人，毒瘾笼罩九州，到处烟灯闪闪，大批有为之士再也无力从事一切正常劳作，一个个面黄肌瘦，沦为废物。后来连多数官员也在吸食，最后都一一家破人亡。这是西方留给中国的一页人权记录。奄奄一息的中华民族也曾试图反抗，因此引来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其他许多侵华战争。结果是，中国一次次惨遭失败，一次次割地赔款。鸦片战争的结果是列强势力的进入，带来了上海的畸形繁荣。我家乡离上海只隔了一个海湾，很多走投无路的家乡人都想到上海闯一条生路。有一个统计，十九世纪后期，上海的人口增长，是世界平均增长数的整整十倍。这个庞大人群中的不少首领，与我家乡有一点关系。例如，一个在十四岁就闯荡上海的男孩子叫虞洽卿，就是我们家乡人。他后来出任了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工商协会会长。此外，上海帮会首领黄金荣、张啸林，上海现代娱乐业创始人黄楚九，算起来也都是我们家乡人。我的曾祖父余鹤鸣先生和曾外祖父朱乾利先生，没有他们那么出名，却与他们基本同龄。与他们一样，也挤到了奔赴上海的人流之中。余、朱两家则只隔半华里，曾祖父和曾外祖父从小就认识。他们是一起坐木帆船渡海湾来上海的，从慈溪的庵东出发，到上海的金山卫上岸。那天两人是结伴步行去庵东的，各自背着一个不小的蓝布包袱。包袱里除了很少几件替换衣服外，还塞了不少茶叶和丝绸，是准备用来换食换钱的。这是当时家乡出门人的习惯。两人互相瞟了一眼就笑了，从包袱的大小可以判断，他们所带的茶叶和丝绸，在数量上差不多。曾祖父稍胖，曾外祖父略瘦，个子一样高。他们走得很快，大概走到胜山头，曾祖父哼起了这里流行的滩簧调。邋遢包袱重九斤，出门就是吴石岭。曾外祖父一笑，含糊地跟了下面两句：千难万难都是难，一步一步要小心。曾祖父和曾外祖父去了上海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发达，终于都成了大老板。（一） 还是历史（2）他们的发家史，可说是干脆利落。曾祖父余鹤鸣先生与别人一起开了一家不小的烟草公司，曾外祖父朱乾利先生则买下了一家很大的染料公司，这已经使他们进入富商的行列。一九一五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染料停运，曾外祖父趁机大大发了一笔意外之财，成了大富商。十年后，一九二五年，上海市民反抗日本、英国暴行的“五卅爱国运动”连带出了“不吸外国香烟”的热潮，给曾祖父的烟草公司带来了巨大商机。余、朱两家，都成了上海十里洋场中真正的“阔佬”。花园洋房、私家m/汽车、银行账户、大批仆役……一切好像都是从天下掉下来的，余、朱两家对此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克服这种不安全感的方法，就是强化对儿子的教育。当时上海的富人，都看不起贵族背景，认为那只是北京、天津的破衫遗老在翻已经发霉的老家谱。他们自己的家谱是新的，正装在儿子的书包里，让儿子一年年去编写。祖父和外公不约而同地考上了当时极难考的启慧学校，成了同学。祖父和外公在走进学校的第一天就互相认出来了，两家父母经常餐聚，他们多次见过。一星期后，他们又结交了一位叫余鸿文的同学，细说起来还是祖父的远房堂弟。半个月后又多了一位一起玩的邻班同学叫吴瑟亚，他父亲是一位洋行买办。外公和余鸿文经常去虹口的一家“复礼书院”，能够见到一些穿着长衫马褂前来演讲的国学名家。祖父和吴瑟亚偏向西学，喜欢去徐家汇的一家“东印度总会”。不久，曾祖父因病去世。一年后，曾外祖父也走了。那年月，多数人的寿命都不长。两个葬礼办得非常隆重。余、朱两家，就此进入了祖父和外公的时代。只可惜，祖父和外公为了当家，都把学业中断了。中断了国学，中断了西学，一头扎进了当时亚洲最繁华的街市，刚操步，便昂首。这两个富家子弟，都风度翩翩，堪称典型的“海派俊彦”。但是当他们接手了企业，仅仅十年，两家几乎同时败落。在上海，这个过程之快，甚至来不及细加描述。像一切败落一样，最后一关是人格灾难。正是在这一点上，祖父首先崩溃。他，抽上了鸦片。鸦片肯定是在东印度总会抽上的。外公和余鸿文先生一直认为，这是那个总会的两个英国经理故意设下的一个圈套，为了报复曾祖父在五卅运动中令他们遭受的亏损。但是，这种说法还缺少证据。一切高明的报复都缺少证据，何况，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小。说大了，鸦片是对茶叶的报复；再说大一点，毒品是对快乐的报复。人类的一切灾难都因报复而来，只是人们找不到其间的因果线索。一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置身在密密麻麻的报复图谱中。天地间再小的报复，落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都可能是灭顶之灾。而且，灭顶的，不止是自己。祖父上瘾后，不敢到家里抽。他知道这事对不起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因此一直隐瞒着，不露任何痕迹。祖父不仅把家吸穷了，而且把身体吸坏了，但他已经不能自拔。他变卖和典当了家里的大量财物，而他那时已经有了七个孩子。每天下午，祖父避开家人的耳目偷偷摸摸出门。他去的地方既明确又不明确，因为当时上海的鸦片馆数不胜数，仅法租界就有一万多个。深夜回来，祖母还没有睡，祖父总会从皮包里拿出七八本书交给祖母，说：“收在书柜里，以后孩子们要读。”这事一直让祖母感到奇怪。孩子们不都在学校里读书吗，为什么还要在书柜里存放以后要读的书？原来，祖父已经看到自己的末日。他算来算去，被自己吸剩下来的家产，今后没法让七个孩子都上学了，那就只能让他们去做工，回到家里还有一柜书可读。但是，吸到后来，他已经举债累累，断定自己走后，妻子根本养不活这么多孩子，只能送人，因此不再买书。“你已经一个多月没买书了。”那天祖母对祖父说。“读书也没用。”祖父说：“大难一来书作坟，乱中添乱是儒生。”祖母疑惑地看着他，不知道他怎么了。（一） 还债（1）三还债一九三七年的春节，我未来的外公朱承海先生向祖父、祖母拜年。外公是个热闹人，还带来了自家的几个亲戚。其中一位，大家叫她“海姐”。海姐一进门，就伸手挽住了祖母的手臂，亲亲热热叫了声“阿嫂”。祖母平常是受不了这种亲热的，但今天很高兴，没有让开海姐的手。海姐是上海市民中那种喜欢附着另一个女人的耳朵讲悄悄话的人。她拉祖母到二楼的一个小客厅，突然反身把门关上，扣住，把祖母按在椅子上，随即轻轻问了一句：“阿嫂，你先生每天晚上是什么时辰回家的？”这句听起来很普通的话，被她神秘兮兮的动作一衬托，祖母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她从来没有怀疑过丈夫。海姐知道祖母误会了，立即解释道：“放心，不是轧姘头。是这个——”她伸出右手，翘起拇指和小指，把中间三个指头弯下，再把大拇指移到嘴边。这是对鸦片烟枪的摹拟。祖母稍稍松了口气，却又坐在那里发怔。海姐细声地在一旁劝慰，祖母听不进。海姐终于要走了，祖母疲乏地站起身来，送到门口。是的，丈夫不仅说了“大难一来书作坟”的话，而且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奇怪了。似乎成天没精打采，脾气变得异常柔顺，眼角里却又会闪出一些特别的光亮。晚上回家，身上有一股幽幽的气息，不香，不臭，不清，不腻，有点像乡下道士炼丹炉边发出的味道。祖母没想多久，就作出了确定无疑的判断。她在晚饭时想对丈夫开口动问，看到满桌孩子的眼睛又停止了。丈夫放下饭碗就出了门，祖母追出去，早已不见踪影。祖母把家事全都托给女佣陈妈，自己一家家找去，想把丈夫拉回家。她知道找到也没用，但还是找。天下妻子对丈夫的寻找都是这样，要找了，已经没用了。追上了，也不是自己的了。祖母一直没有追上祖父，而是祖父实在跑不动了，自己倒下。祖父临终前两眼直直地看着祖母，牵一牵嘴角露出笑意，嗫嚅道：“本来想叫孩子们多读点书，出一个读书人。我这么走，不说读书，连养活也难……”祖母擦了一下眼泪，按着祖父的手说：“会养活，会读书。”祖父轻轻地摇了摇头，又嗫嚅道：“天天都在防灾难，没想到，灾难出在我身上……”没说完，他头一歪，走了。周围的人都在猜测，带着七个孩子的祖母会做什么。出乎大家意料，祖母做的第一件事是卖房还债。祖父在最后的日子里已经向祖母一一交代过家里的账务，自己欠了哪些人债，哪些人欠了自己债。祖母一笔一笔记住了。按照当时闯荡者的习惯，这些债，大多是心债，没有凭据。那天晚上祖母把家里的女佣陈妈叫到房间，感谢她多年的照顾，说明今后无法再把她留在家里，然后，就细细地打听穷人的生活方式。陈妈早就看清这个家庭的困境，却没有想到祖母会作出卖房还债的决定。“这房子卖了，不能全还债。选一选，非还不可的还了，有些债可以拖一拖。孩子那么多，又那么小……”陈妈像贴心老姐妹似的与祖母商量。“这没法选。”祖母说，“还两笔，拖两笔，等于一笔也没有还。”陈妈叹了一口气，说：“老爷前些年借给别人的钱也要去催一催。那些人也太没有良心了，明明知道这一家子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么多天来也不来还！”（一） 还债（2）“有两个到灵堂来了。”祖母说。“那就去找！”陈妈忿忿地说：“领着最小的两个，志杏和志士，上门去要，我也陪着。”祖母想了一想，说：“没凭没据，上门要债，他们一尴尬反而会把账全赖了。这样吧，我领着孩子上门去向他们一一讨教卖房事宜。这比较自然，顺便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还债的心思。你就不要去了。”从第二天开始，祖母就领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在三天之内“讨教”了五个人。结果比祖母想象的还要糟糕：他们谁也没有提到那些账。一双大人的脚，两双小人的脚，就这样在上海的街道上走了整整三天。很快，原来在英租界戈登路的房子卖掉了，去偿还祖父生前欠下的全部债务。还债的事，祖母叫十八岁的大儿子和十五岁的二儿子一起去完成。大儿子叫余志云，是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大伯伯；二儿子叫余志敬，那就是我的父亲，他后来习惯于“以字代名”，叫余学文。两兄弟把一叠叠钱用牛皮纸包好后放在书包里，一家家去还债。很奇怪，好几家都在准备搬家，房间里一片凌乱。搬家最需要用钱，一见有人来还债都高兴地说是“及时雨”。只有最后到一家鸦片烟馆老板家还债时，那个黑黑瘦瘦的老板不说一句话，也并不数钱，只是用手按了按纸包，便翻开账簿，用毛笔划掉了欠债。兄弟俩正准备离开，忽听得屋子角落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慢慢交走！”随着声音，一个浓妆艳抹的高挑女子趿着绣花拖鞋从背光处走了出来。她嘴上叼着一支香烟，懒懒地走到兄弟俩跟前后举手把香烟从嘴里取下。她的手指又长又细，涂着指甲油。她问志云：“听你刚才说，这烟债是你父亲欠下的。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志云懒得理她，低头轻轻地说：“他刚过世。”女人顿了顿，问：“他过世，与鸦片有关吗？”志云点点头。女人停顿的时间更长了。终于她又问：“那你们为什么急着来还鸦片债？”志云不语。弟弟志敬抢着说：“妈妈说了，好债坏债都是债……”女人又问：“这么多钱是从哪里来的？”志云想拉住志敬不要说，但志敬还是说出了口：“我们把房子卖了！”女人又紧接着问：“你们有兄弟姐妹几个？”志敬说：“七个。”女人走到桌子跟前，看了黑黑瘦瘦的老板一眼，说：“这事我做主了。”顺手就把那包钱拿起来，塞在志云手上。志云、志敬大吃一惊，连忙把钱包放回桌上，说：“这不行，这不行……”女人又一次把钱包塞给志云，说：“回去告诉你们妈妈，我敬佩她这样的女人！”志云毕竟懂事，拉着志敬向着女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阿姨，你退还给我们这笔钱，等于救了我们家。我想请教你家老板的尊姓大名，回去好向妈妈禀报。”女人笑了，说：“他叫吴聊，一听就是假名。真名我也可以偷偷告诉你，叫吴瑟亚，琴瑟的瑟，亚洲的亚。”（一） 墓碑（1）四墓碑志云、志敬回家后问祖母，知道不知道一个叫吴瑟亚的鸦片馆老板。祖母觉得名字有点耳熟，但一听是鸦片馆老板就没好脸色，说：“不知道。”志云随即拿出那包钱，把吴家老板娘的表情、动作、语言详细说了一遍。祖母听完，开始发呆。祖母在闸北地区的一个贫民窟里租了一间小房子，全家大小都挤在里边，晚上一起打地铺。到了闸北，志云、志敬才明白，为什么他们去还债时好几家都在准备搬家。家难，撞上了国难。闸北，已经是一个战场。就在祖父去世的前几天，日本军队从几个方面向上海发动了进攻。与闸北隔了一条河的南岸，有两个受英国、法国、美国控制的“租界”，日本军队暂时还不敢侵入，成了一个“孤岛”。前些天志云、志敬看到的那些搬家人家，都是从租界外面向租界里面搬。余家本来住在英租界，这下反倒搬到租界外面的闸北来了，在当时完全是逆向行动。闸北地区的人流越来越大，主要是上海周边几个省逃避战乱的难民。不巧安徽淮河又发生水灾，大批灾民涌来，壅塞在街道、弄堂、屋前屋后的每一个角落，连走路都很困难了。正在这时，原来家里的女佣陈妈找来了。她告诉祖母，自己正在附近的一个难民收容所工作。收容所目前缺少人手，陈妈知道祖母处理麻烦事的能力，因此问祖母，愿不愿意参加。祖母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那些日子大家都忙着抗日，她总觉得自己也要做点什么。这份工作有一点微薄的薪水，可以勉强地养家糊口。大儿子志云在另一个难民收容所里做事。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先前在一家佛教精舍担任文书，战争爆发后他在难民收容所里办了一个小学，自任校长，每天回家都疲惫不堪。志云病了几次，医生说，都是从灾民中传染的。志云问医生有什么方法防治，医生说，这年景也找不到什么药，多吃大蒜头吧。有一天，志敬急急跑到祖母面前，兴奋地说：难民收容所新来了一位负责人，竟然是吴阿姨。“哪个吴阿姨？”祖母问。“就是那个退钱的鸦片馆老板娘！”志敬说。祖母刹时停下了手上的活。那包钱，实实在在帮助余家渡过了难关。她本想好好去道谢，却又不愿意面对一个鸦片馆的老板娘。好几次，她重复地听着两个儿子对这个老板娘的描述：浓妆艳抹，高挑个子，绣花拖鞋，细长的手指上涂着指甲油……她急急地拍了一下志敬的肩膀说：“快，领路，我要见她！”祖母见到这位女人时上下打量了一下，发现她已经完全没有浓妆艳抹，只是嘴上还叼着香烟。祖母对她诚恳地笑着，又指了指志敬，说：“吴太太，我是他的母亲。上次的事，真该好好谢谢你了！”“是余太太啊，”吴阿姨上前一步，对祖母说：“其实是你开导了我。这是阿坚，我的儿子，我想让他与你的儿子多交往！”说着她把一个蹲在地上玩的男孩子拉了起来。在回家的路上，祖母叹了一口气，对志敬说：“打仗是坏事，却让我、陈妈、吴阿姨，还有很多女人，都变成了另外一种人。”志敬说：“刚才阿坚说了，那天我们去了以后，他们家关了鸦片馆。”大蒜毕竟只是大蒜，防疫的功能有限。三年后，大儿子志云终于从他每天长时间近距离接触的难民、灾民中传染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绝症。志云很快就去世了。由于家里房子太小，完全无法隔离，他的病已经传给了三弟志夏和四弟志纪，他们也都在一年之内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