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工厂的管理问题正在兴起的工厂制度所提出的管理问题同以前所碰到的问题完全不同。天主教会能够按照教义和信徒的虔诚来组织和管理它的财产；军队能够通过严格的等级纪律和权力结构管理大批的官兵；政府机构可以不必为对付竞争或获取利润而展开工作。可是，新工厂制度下的管理人员却不能使用上述任何一种办法来确保各种资源的合理使用。　　　　工业革命带来了大量的公司，而这些公司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的发展壮大则成了十九世纪初的时代的特色。对于这些公司来说，扩大规模的压力来自建立能更有效地进行竞争的经济规模的需要。有些人主张要顶住这股压力，例如，羊毛生产商委员会1806年发表的报告说，建立大工厂不会给企业家带来很多好处。如果继续采取家庭生产制度，企业家们将节约大量的资本投资，同时也不用“经常为监视许多工人而感到烦恼和担忧”。①竞争仍然要求扩大工厂，但是阻碍工厂扩大的因素主要是缺少有能力处理大型工厂问题的受过训练的管理人员。因此，早期公司的规模往往以企业家本人能有效地监督多少工人为限度。其结果是工厂制度的发展出现了两重性：一方面从技术和资本的角度来看，扩大生产规模是有可能的，而且由于竞争，扩大工厂也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扩大生产带来了许许多多管理上的问题。　　　　①西德尼·彼拉德：《现代管理的溯源：对大不列颠工业革命的研究》，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第11页。波拉德对早期工厂的研究十分广泛，它的着作是研究工厂制度造成的早期管理问题的着作中最透彻的。　　　　物色管理人才缺少管理人才给早期的企业家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根据早期的文献来看，领薪金的管理人员―即在企业家下面的管理人员―通常是从工人队伍中提拔上来的未受过教育的工人，而被提拔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较高的技术，或者有能力（常常是指体力方面的能力）维护纪律。他们的工资通常只比其他工人稍高一点，但是他们对担任管理职务却很感兴趣，因为这使他们有权雇用妻子和子女到工厂工作。这些管理人员都没有受过复杂的管理技巧的训练，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决定他们的领导风格。碰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只有一部分管理人员能够学习别人的经验来解决工厂的问题和管理工厂里的人员。对领导的普遍看法是领导的成功与失败完全取决于“领导人”的性格、个人品质和特性，而并不取决于任何概念化的领导思想。　　　　其他的管理人才的来源也并没有给企业家带来什么希望。企业家们常常让亲属担任管理职务，这样做的理由大概是认为他们比较可靠，或者认为他们会采取行动来维护他们可能获得的继承权。这种方法也曾被当作一种培养手段以确保工厂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能掌握在企业家的下一代人手中。人才的另一个来源是“会计室”；企业家招募看上去可能有希望的银行办事员和出纳员，认为他们既有商业的敏感性，也有财政上的敏感性。为了培养管理人员，企业家依靠在工作中的锻炼和经验向招募来的人员传授必要的知识。　　　　英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国的这种转变意味着英国没有“管理阶级”，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没有“专业”管理人员。第一，没有普遍适用的有关如何进行管理的知识体系。在培训管理人员时，通过向缺少经验的管理人员传授生产技术、原料的来源和原料的特点、操作机器的程序、贸易实践以及公司的法律责任等等知识，从而使这些管理人员丰富了对该工作的经验。这种培训是以某一种具体的工业，如棉织业、毛织业、采矿业或别的任何一种工业为其对象的，它不会自然而然地普遍适用于其他的行业。在某一种工业中受过训练的管理人员发现他本人只能在该行业中工作，因为如果他转换到另一种工业部门去工作，他就必须重新学习技术。第二，没有共同的管理行为准则，对一位管理人员应如何行动，没有普遍统一的要求。具体的工业部门都有自己的准则，并对管理人员在安全方面、保全工厂和设备方面，工程设计标准方面以及在维护工厂主的利益的时候需要遵循的程序方面所承担的责任提出了忠告。　　　　格拉斯哥（英格兰）的詹姆斯·蒙哥马利（James Montgomery）撰写了很可能是最早的“管理”教本。①蒙哥马利在管理上的意见大部分都是技术性的；他谈到了如何检查劳动的质量和数量，如何调整和修理机器，如何降低成本以及在惩罚下级时如何“避免采取不必要的严厉行动”。他指出，管理人员必须“公正无私―坚决果断，随时准备防范错误的发生，而不是在发生问题后再去检查……。”②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对控制的看法，它是很有远见的，并且表明很早就有人认识到，控制职能主要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但是，蒙哥马利的意见只适用于棉织工业，他同早期的大多数作家一样并未试图建立任何具有普遍意义的管理原则。　　　　①詹姆斯·蒙哥马利．《梳纺棉大师助理，或棉纺理论与实践》，格拉斯哥，小尼文出版公司，1832年，詹姆斯·蒙哥马利：《棉纺者手册》，格拉斯哥，小尼文出版公，1835年。在詹姆斯·P·鲍曼主编的《詹姆斯·蒙哥马利论工厂管理。1832年》，见《商业史评论》，第42卷第2期，1963年夏，第219-226页，其书讨论了蒙哥马利的贡献，并转载了1832年的那篇文章的部分章节。②鲍曼，引自蒙哥马利的书，第226页。　　　　蒙哥马利作为一名管理人员深受尊敬，因此，他在1836年被请到美国，在迈阿密州萨科地区约克纺织厂担任总管。这使蒙哥马利有机会对不同国家的经济进行分析，并对管理进行很可能是第一次的比较性的研究，他发现，美国生产成本高，工资也高（包括妇女的工资），但是原料成本低。英国公司的生产成本较低，工资也较低，但是原料开支却较高。蒙哥马利认为，英国拥有较强的竞争力，因为英国公司的管理较好。①蒙哥马利只研究了棉纺厂，但是他的研究却使人们对1840年美国和英国不同水平的管理知识有了一些了解。　　　　①詹姆斯·蒙哥马利：《美利坚合众国的棉织品生产与大不列颇棉织品生产的对照与比较》，伦敦，约翰·范公司，1840年，第138页。　　　　早期管理人员的报酬很有改进的余地。基层的管理人员，即“监工”所得到的薪金比工人的工资多不了多少。“白领”管理人员的薪金常常是根据他们的社会地位而不是根据他们承担的责任大小来确定的。但是，到1800年，波拉德指出，由于缺少人才，因而被迫根据工作来付工资而不再根据人来决定工资。②到1830年，非所有者管理人员的薪金迅速增加，他们同拥有所有权的管理人员之间的工资差别缩小了。在英国，企业主的地位在提高（在法国和意大利不是这样），这诱使许多青年人想到商业中发财致富，或者至少成为某一家大公司的小合伙者。创业的企业主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子孙改变了他们的作风，提高了领薪的管理人员的地位。他们倾向于把权力更多地交给领薪的管理人员并且更多地依靠他们。也许是由于他们的祖先取得的成就使他们很富裕，因而他们不那么想亲身参与日常活动；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公司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管理人才也已大大增多，以致他们比其先辈能找到更可靠的下级。在早期的工厂，物色和培养管理人才的问题是十分尖锐的。当时没有商业学校可以提供管理人员，也没有培训人们担任管理人员的有系统的计划，管理技术被看成是一个局部的、特殊的问题。②见前引波拉德一书，第139页。　　　　劳动力问题管理问题是很尖锐的，在劳动力方面存在的问题甚至使得那些最最强有力的“监工”也都束手无策。工厂不得不从农村吸引劳动力到城市中工作。农民同其家庭有着传统的联系和往来，他们同过去以及他们的社会有着长期的联系，因而他们在转到工厂劳动的过程中必须接受并吸收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概括地说，劳动力问题涉及到三个方面：招募、训练与激励。招募问题本身就涉及到许多方面。当时的劳动力主要是不熟练的农业工人，他们对工厂的生活和劳动具有一种明显的反感。这种反感情绪主要是由于必须遵守工厂的劳动规章以及严格的纪律而引起的，当然，这种反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他们厌恶工厂本身的那种喧哗、肮脏和明显的污秽而产生的。从小工场、农庄作坊走到工厂，对工人们来说这是一个剧烈的变化。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脱离他们长期熟悉的环境，而奔往喧哗熙嚷的城市去就业。他们必须接受一种新的文化，而且是一种十分不吸引人的文化。正如松巴特指出的那样，对于那些并不贪得无厌而且习惯于仅获取能维持生活的收入的人来说，必须使他们顺从地接受金钱的刺激，去争取最大限度的收入，此外，还必须使他们能在管理部门规定的可以预知的和可以控制的方式范围内接受激励。①①韦纳·松巴特：《犹太人和现代资本主义》，M·爱泼斯坦译，伦教，T·费希尔·昂温公司，1913年，第809、829—831页。　　　　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和其他一些人抱怨说，习惯于家庭或农村生活的典型工人是不喜欢工厂的劳动的，他们对工厂劳动的单调性、一年到头都得按时上班以及时时刻刻都要求他们全神贯注地工作是没有任何好感的。工人们经常会怠工、得过且过和表现异常。例如罗巴克和加勒特公司把他们的公司从伯明翰（英格兰）搬到苏格兰，因为他们发现苏格兰人比较可靠和听话。②当代的一位评论家认为，早期的纺织工人独立性很强，而且普遍地不听话。他们大多数人都是清教徒，而且象反对英国教会一样地反对工厂制度和管理的权力结构。③早期工厂的管理人员必须与其打交道的正是这样的工人。　　　　②见前引波拉特一书，第161页。　　　　③理查德·格斯特：《棉织品生产简史》，曼彻斯特：约瑟夫·普拉特公司，1823年，第40—43页。　　　　缺少熟练工人招募工人问题中的另一个方面是熟练工人极为匮缺。十九世纪初期的英国存在着一种矛盾的情况：一方面有大批人失业，而与此同时另一方面雇主们又请求予以帮助。这是一种结构性失业，其部分原因是以前的农业工人不掌握工厂的技术，但是其主要原因是工人们拒绝接受工厂的生活。在一些分散的小行会和工场中的确有一些熟练工人，但是这些有手艺的工人宁愿在这些地方工作，而不愿干工厂的那种单调的工作。雇主们被迫提出各种办法来引诱这些工人，并且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以把他们留下来工作。如果失去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或者说关键的手艺工人，那么整个工厂就可能倒闭。詹姆斯·瓦特在寻找能够按照规定的公差切削与安装阀门和汽缸的工人时就碰到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实际上，他早期的许多失败不是设计上的问题造成的，而是实现他的设计的问题造成的。阿克赖特要他的熟练工人加班劳动，因为熟练的工人太少了。许多铁工厂为了防止丧失它们的熟练工人，甚至在萧条时期还让它们的高炉继续生产。这些做法使马克思提出的“失业后备大军”的说法受到了怀疑；失业问题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个人意向问题。如果工人们有技术，或者他们愿意在工厂劳动以学习技术，他们不一定会失业。早期的企业主之所以雇佣家奴、妇女、儿童、靠施舍生活的贫民、破产的农民以及他们能够找到的任何人，是出于需要而并非出于恶意。雇主们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登广告来招募工人，有一位权威人士说，只是在从其他来源雇佣不到劳动力时才雇佣儿童和贫民。①①斯坦利·D·查普曼：《早期工厂的老板：中部地区纺织业转向工厂制的过程》，纽约，奥古斯塔·凯利公司，1967年，第168页。　　　　训练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培训。一旦招募到工人就必须教他们掌握工厂中的新技术。识字的人不多，而又缺乏基本教育技术；图样、须知表以及操作机器的程序都要求工人具有能识字、计算和按照预期的效果进行工作的能力。培训主要是通过口头指导、示范以及反复摸索试验来进行的。新雇员向别人―通常是向同伴―学习如何操作机器和如何对原料进行加工。当时没有标准化的工作方法，每一个工人都是盲目地按照比他懂得稍多一点的人的办法劳动的。缺少技术工人（例如机工、安装工和仪器制造工）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缺少新工厂所要求的新技术，因为现在新的工作所需要的技术与以前工作所使用的完全不一样。在把工人原已掌握的技术传授给新工人时，既有学习的问题，也存在抵制新方法的问题。反对新事物的传统偏见给管理部门带来了更多的不便。最后一点是，工人们不习惯于按照很多工厂所遵从的互换部件技术所要求的精确度和公差限度来进行生产。甚至连如何使用比较初级的测量工具也要给以指导。技术工人习惯于按自己的方式劳动，他们反对按可互换部件生产方法的要求来实现部件、方法和工具的标准化。　　　　无目的地向工人同伴或不称职的监工学习知识、缺少标准的劳动方法以及工人反对采取新方法等等，所有这些给工厂有效地进行生产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因之，雇主们便建立起自己的学校，来教授工厂劳动所需要但是人们还不掌握的初等算术和几何以及其他的技术。在对早期的工厂有了上述了解后，就比较容易解释那些现代作家时常用来批评早期工厂先驱者的某些管理实践了。降低工作的技术性即实行专业化和把任务分得很细，为的是易于向工人传授这些技术。其目的不仅是提高效率，而且也是为了解决寻找和培训工人的实际问题。对早期工厂的工人来说，丰富工作内容是完全办不到的。建立集权的、甚至是专制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必须要使一支不大愿意劳动的劳动大军取得预期的成果才这样做的。当时要工人参加决策是不切合实际的；如果当时采取仁慈的专制做法（虽然有一些人是这样做的），那也会是一种改进。工人们还不习惯于在日常生活中行使民主，他们对封建地主的权势还记忆犹新，因此他们大概认为他们同其新上级的关系不会有什么变化。缺乏技术和激励的工人能使赞成建立参与或民主领导的二十世纪的管理人员遭到失败。从当时的文化情况看，早期的工厂可能需要建立任务型的领导来对付当时的劳动大军的反复无常的行为。　　　　纪律和激励第三个问题―它丝毫也不是最不重要的问题―是纪律和激励问题。工人们对个体独立自主的手工艺操作传统和自给自足的农业习俗是很习以为常的，因此他们必须培养自己的“工业的习惯”，比如严守时刻、按时出勤、接受一种新的监督制度以及按机械速度劳动等。工厂不再采取传统的手工业的和神圣的主仆关系的那种监督办法，而是代之以一种不同的纪律，工厂要求定时的规律性劳动而不是加班突击式的劳动，在设计和工作方法上要求精确和标准化，而不能按个人爱好行事；另外，在生产中要使用他人的装备和原料，而不再以使用个人私有的生产工具而自豪。要养成这些新习惯显然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人出工不正常，“欢度节日”―这在家庭生产制下是十分普遍的传统习惯―造成工厂工人中广泛存在旷工，而且工人们总是愿意突击加班劳动一段时间，挣得一些钱，然后就不去上工以尽情寻欢数日。为了对付“节日”的问题，有些早期的雇主便利用传统的节日，由公司出面组织郊游和野餐，以增进人们对公司的忠诚、消除一年中的工作单调性以及加强个人之间的关系。例如，阿克赖特于1776年在他的克罗姆福特工厂为500 名雇员举办宴会，马修·博尔顿在他的索霍工厂宴请700 名雇员等均属此类。严守时刻―用早期雇主的术语来说就是“节省时间”―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雇主们对偷懒课以罚款，并且一到上班时间便经常把工厂和车间的大门锁起来。　　　　捣毁机器虽然只是偶而发生，但它却是纪律方面的另一个问题。不过大部分捣毁机器的事例都是在蒸汽和大工厂出现之前发生的。1753年，约翰·凯伊的飞梭和其他发明物都被捣毁，而那些抗议使用他的节省劳力的机器的工人还捣毁了他的家。詹姆斯·哈格里夫斯1768年在他的布莱克本工厂也碰到了类似的遭遇。老式的手摇纺织机工人深信，新的“珍妮纺织机”将会使他们失业，所以他们袭击了哈格里夫斯的住宅，捣毁了他的机器。捣毁机器的活动在1811—1812年达到了高潮，但是看来工人捣毁机器的动机正在发生变化，从原来的担心失业转向反对技术进步。时代的更迭给机器捣毁者取了一个称呼―卢德派。这是由于在卢德拉姆有一个青年人，因遭到他父亲的刺耳讽刺而把他的针织机捣毁得名的。卢德运动从未有过统一的目的，也没有一位统一的领导人。分散在各地的组织以“内德·卢德”的名义捣毁机器，并认为卢德是他们的头领。卢德运动这个名字是在1811年第一次使用的，当时突然发生了许多破坏机器的行动，主要是在诺丁汉附近的针织行业中发生的。但是，这些抗议行动看来不是由于技术进步而是由于其他的一些原因引起的。当时工资在下降，失业现象猛增，而粮价由于政府的进口粮食政策也在上涨。尽管引起不满的原因不是技术，而是其他隐而未见的潜在因素，然而捣毁机器的行为却是表示不满的一种方便的办法。①①马尔科姆·I·托米斯：《卢德运动：摄政时期英国的捣毁机器运动》，康涅狄格州哈姆查·阿切尔书局，1970年。　　　　对卢德分子采取的惩罚措施是相当严厉的。一个名叫梅罗的卢德分子杀害了一名厂主，他和他的同伙（于1812年）立即在约克被处以绞刑。公众惧怕进一步的暴力行动会导致更多的卢德分子（在诺丁汉郡、兰开夏、切斯特）被绞死，因此这场运动由于缺乏领导而很快消亡了。　　　　②见前引波拉德一书，第166页。　　　　根据成果支付工资的主张的提出，表现出同旧的传统精神的一次重大决裂。过去的那种认为必须使工人保持最低生活水平以及饿得快死的工人才是最好的工人的观点现在已被早期的“经济人”的思想所取代。这种思想认为，货币的刺激作用可使人们发挥最大的才能，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报酬就会更加努力劳动。“经济人”诞生了，并且一直存在了许多年。计件工资制甚至在实行的最初年代就遇到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那种敌视情绪。雇主们采取“提高指标”以及降低工价的办法，工作质量经常恶化，雇主和雇佣工人之间经常为标准和工资计算问题发生冲突。这些问题不会使人感到惊讶，然而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曾有人试图对工作的设计给以研究或对系统地确定工作指标作出努力，甚至在象博尔顿和瓦特公司这样进步的公司也没有这样做。　　　　消极的制裁措施―“大棒”政策是使早期工业制度遭到批评的一种做法。工厂对工人进行体罚，特别是对童工进行体罚，尽管有些作家对这种体罚的经常性和严厉性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些弊病中，有许多大概是由于转包合同制造成的，这是因为工厂主放松了他们对工厂的控制，经常让未受过教育的监工去执行惩罚政策，而这些监工对提高生产的任务又搞得有点太认真了。分级罚款是比较普遍的惩罚方式：有一家工厂对星期一上午旷工的工人罚款30分，对唱歌、诅骂和酗酒的工人罚款70分。①工人每周的工资经常只有2 、3 美元，因此罚款的比例是相当大的。每个工厂的惩罚政策可能很不相同，而且随着工人数目的增减而有所改变。熟练工人来源不足，他们受到的对待大概不会很严厉，同时劳动力普遍不足也使雇主们不能太严厉了。必须记住，甚至在有地位的家庭中，对待儿童的普遍态度是对孩子们必须严加看管，“孩子不打不成器”。根据当时的情况，雇主们按家庭打骂孩子的习俗对待童工，②尽管如此，也不能因此而宽恕当时发生的情况。　　　　①见前引波拉德一书，第187页。　　　　②见前引斯坦利·查普曼一书，第203页。　　　　激励的第三个方法是努力普及和建立一种新的工厂精神风气。其目的是用宗教的伦理和价值准则来培养工人对工作的正确的态度。鼓励道德教育（甚至在公司时代以及在早期的公司城市），念圣经，定期去教堂做礼拜以及劝告人们不要犯偷懒、怠工和贪婪等不可宽恕的罪行等活动都是培养工人养成正确的工业习惯的方法。雇主和牧师共同努力，劝告工人不要在道德上堕落，因为堕落不仅是罪恶的，而且会使劳动大军变得无精打采和采取胡作非为的行动。例如，奎克·利德公司对工人“酗酒（喝酒）、殴斗，以及夜间赌博等都予以惩罚”。①毫无疑问，这种道德劝告并非仅仅出于对工人灵魂的关心。波拉德对这种为建立新的精神风气的努力给以了简要的说明：“努力提高工人阶级的品德和道德水平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提高道德水平，而主要……是建立新的工厂纪律的一个方面”。②①见前引波拉德一书，第193页。　　　　②出处同上，第197页。　　　　早期工厂的管理职能早期的管理人员除了要为工厂雇佣难以指挥的劳动力，挑选能胜任工作的辅助管理人员，防止出现卢德运动之外，也遇到了类似现代管理人员碰到的计划、组织和控制的问题。工人们“建立组织”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早期的雇主把策划组织工会的人列入黑名单，并且开除他们。虽然雇主们在如何对付工人的威胁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但是在如何管理其他业务活动的问题上，他们却不想共同分享他们的知识。　　　　在制定企业的生产计划上，早期的工厂比家庭生产制度要求更具有远见。随着工厂制度的发展，新兴的企业家变得更有理性，更为实用地注意为长期的发展奠定基础，而不仅仅关心短期的得益。早期的矿山要求制定长期的探明矿脉的计划，早期的工厂需要有昂贵的设备。鉴于资本紧缩，商人不得不更为注意合理性，他们也不得不更多地了解他们作出的决策的长期影响。工业方面制定计划的例子不多，而当时确实存在的计划主要都是着重技术的，而不是有关整个公司的实施计划。罗伯特·欧文和理查德·阿克赖特两人带头为工厂的布局事先制定出计划。他们的“要求”或者说原则所强调的是工作流程应该是有条不紊的，而且工厂也应该是清洁整齐的。工厂的工艺技术要求对动力来源和来往关系制定计划，要求安排机器和场地，以使劳动能顺利进行，要求利用垃圾箱和妥善安放原料而减少混乱现象等等。①博尔顿和瓦特公司也注重工厂的布局并且制定了控制贮存原料和零件的细则。他们在索霍工厂（蒸汽机工厂）对生产计划、工作流程和装配方法等进行了初步的工作研究。②由于使用标准化的可以互换的部件，因而在设计和安装方面就必须制定计划。小詹姆斯·瓦特很早就看出，部件标准化后使控制工作的任务减轻了，如果制定了详细的计划而且从开始就能正确地给以实施，那就会保证使最后的产品符合规格。标准的部件使得对售出产品的修理工作也更容易了，而且还减少了公司和顾客的备用件贮存量，从而也简化了贮存控制系统。　　　　①詹尼弗·坦恩：《工厂制度的发展》，伦敦，康马克特出版公司，1970年。　　　　②埃里奇·罗尔：《工业组织的早期试验：博尔顿和瓦特公司史，1775—1805》，伦敦，朗曼斯—格林公司，1903年。博尔顿和瓦特公司之所以能使用比较先进的管理技术应归功于该公司着名的创始人马修斯·鲁宾逊·博尔顿和小詹姆斯·瓦特的儿子。　　　　在进行组织时，管理人员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其下级管理人员能力大小的制约。早期的部门化即按类型将活动分组，常常是以合伙者或亲戚的多少为依据的。为了表示平等主义，每个人都被任命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而在他们的下面还设有一、两个领薪金的负责监督工人的管理人员。有一些公司的确建立了可以称之为典型的直线权力结构，在这种层次分明的箱形组织结构中设有一个地位高于其他管理人员的总负责人。　　　　纺织业中的情况证明，在新兴的工厂制度中技术对各种活动和关系的结构起了重大作用。①在开始时，大部分工场采用了“批量”加工技术，即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同时生产大量同类产品，然后再生产另一批稍有不同的产品，依此类推。这种情况直到十九世纪初期一直是纺织业的特点。　　　　①斯坦利·D·查普曼：《阿克赖特之前的纺织厂：工厂发展的典型论》，《商业史评论》，第48卷·第4期（1974年冬），第468-473页。　　　　因为蒸汽动力有了新的应用，出现了另一种效率更高的技术。这种新的技术是把蒸汽驱动的机器按流水线排好以完成产品的生产。这种“流水”技术类似大规模生产装配线，它可以以较低的单位成本生产出大量的标准化产品供市场销售。随着生产量的增加，进一步实现劳动专业化将更为经济合算，因为每一个人都会为工作的流程作出他的努力。这并不象我们今夭所了解的那种移动式装配线，但是产品却是用手推车、工人或斜道等方法从一道工序传到另一道工序。由于产品的生产流程中有很多不同的操作过程，因而产生了不同的部门。随着部门数目的增加，就需要另设立一个管理部门来协调各道工序的工作。结果是产生了等级组织结构，而且建立起了更高的管理层和更为详尽的程序和系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组织内的各种努力协同起来。看来，早期的纺织公司在很久以前即已发现了现代权变理论家的主张：技术将影响组织鲤缈。早期澎批量“生产方法并不那么要求正无丽履民，厄是，由于蒸汽动力的应用，产生了新的工厂技术―流水式生产，这种技术要求组织在设计上要具有更为正式的程式。　　　　在控制活动方面，企业主面临着许多问题，因为他们不能再亲自监督所有的业务活动，因此需要授权给别人来经营大型企业，然而，他们发现缺少受过训练的可靠的能负责处理问题的管理人员。亚当·斯密观察到，很少有领薪金的管理人员会象照料他自己的钱财那样来管理别人的钱财。会计知识自帕乔利以来一直没有什么发展，而把它用来帮助管理人员，这几乎是从未听说过的事。收入、工资、原料和销售情况都记在帐簿上，但是没有证据表明，管理人员懂得利用会计职能来帮助制定决策。他们所了解的会计情报都是粗浅的，没有经过处理的和错误的。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 ）的确建议建立一种说明性的费用会计系统，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会计学和管理思想才发展到把费用和情报作为一个中心议题加以研究。知识的发展是如此之慢，但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当时占上风的看法是，成败取决于管理人员的个性，而不取决于会计，也不取决于工作程序。　　　　波拉德列举了许多由于“负责人”即所有者把公司管理工作交给领薪金的管理人员负责而使企业遭受失败的例子。这些管理人员常常是不忠诚、逃避责任和嗜好酗酒的，而由于他们管理不当使许多早期的企业主建立了一种“包工”制，以努力保证进行控制。企业主为各种需要完成的任务确定出承包价格，并让接受包工的管理人员支付他们工人的工资，采购他们自己的原料，并承担工厂的各种风险。①转包商为了保证能获得利润―承包价格和费用之间的差额―就要努力降低成本，因此这种办法具有一种重要的刺激因素，而这种因素在非间接承包的工厂劳动制度下是没有的。包工可以使企业主拥有控制权，给承包商带来动力，同时又不需要企业主进行直接监督。当然，在实践中这种方法也有一些不利之处。承包商常常为强调短期的收益，而损害工人的安全，同时这种做法常常导致矿山生产条件和设备维修工作的恶化。为了提高产量或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常对工人进行辱骂和采取一些十分残酷的管理方法，而这些做法经常会造成不满和骚乱。但是，早期的许多管理人员仍然采用这种做法，而不去直接监督大规模的生产。　　　　①见前引波拉德一书，第19—23页。　　　　早期企业家试图通过在工作中摸索出的经验来解决管理工厂和劳动力的问题。强调技术而不强调管理这种倾向大概是因为技术还很原始，以及为了保持竞争和使新的发明发挥作用的压力造成的。管理被看成是局部性的问题，不需要普遍推广。人们把能否成功归因于管理人员的个人品质，而不是把成败归因于他们是否掌握了更为广泛的管理原则。认为管理是一种个人的艺术，不是一种学科；仅是实践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是特殊性问题，而不是普遍性问题。　　　　当时有些人是在试图填补管理知识上的这种空白。在第四章中，我们将讨论他们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但是，首先应让我们了解一下工业革命的文化影响。　　　　工业革命的文化影响这场革命不仅是技术革命，而且也是一场文化革命。新机器、新工厂以及新城市动摇了人们的以旧传统为基础的根基，并要求人们加入新时代的行列。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对工业化前的农业生活持一种理想化的看法。提出批评的人指责资本主义及其产物－市场和工厂制度―使人民失去了平等和自由的黄金时代。更具体地说，他们批评说，人民成了资本拥有者的奴隶，人们几乎成为生活市场上的商品，资本家剥削童工和女工，而且认为工业化带来了贫穷、城市化、污染和其他许多社会弊病。现在让我们研究一下某些这类批评，并设法对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这个新时代的文化影响取得一个正确的看法。　　　　工人的条件经济学在十九世纪初博得了“沉闷科学”的浑号。托马斯·马尔萨斯提出他的着名的“人口论”来反对亚当·斯密的乐观主义和自由经济学。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将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产量最多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对人口起着限制作用，而群众的生殖总将超过生活资料的水平，因而使他们的生活条件无法得到改善。政府对穷人的救济只会刺激人口的增长，促使粮价上涨，而穷人的境地也就不会好转。马尔萨斯提出了一个唯一的解决办法（他对它的结果不是很乐观的），那就是限制劳动力的补充以及鼓励群众自我节制生育。①他的办法是一种对人民的绝望的看法，人们只不过被看成是生活市场上的商品，而且基本上是没有力量来改变他们的逆境的。大卫·李嘉图看来同样也不是很乐观的；他的“工资的铁的法则”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实际工资总是倾向于稳定在某种最低水平上，使工人刚刚能够维持生计。②“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例如罗伯特·欧文认为，人民对他们的环境是无能为力的，他希望以一种公社的生活来取代市场的利己主义。这些乌托邦主义者在着作中没有谈到必须使用暴力，但是他们认为，通过着书和树立榜样是能够实现变革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提出了相反的论点，他们鼓吹必须使用暴力，认为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婆。他们认为，因为人民没有权，因为工厂主的剥削使工人只能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所以工人必须联合起来打碎他们身上的枷锁。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主要是政治性的论文，而不是经济分析着作，但是它们的确反映了当时经济学家对世界所持的忧郁的看法。　　　　①约翰·弗雷德·贝尔；《经济思想史》，第二版，纽约：罗纳德出版公司，1967年，第180—186页。　　　　②出处同上书，第221页。　　　　人民是否是无能为力的以及因受资本主义剥削而处于贫穷线上呢？群众维持在最低的生活水平，这并不是新出现的现象；在这之前的大约一千多年的历史上，他们基本上也是处于这样的境地的，只不过他们那时是受封建地主束缚的农民。工业革命并没有造成贫穷；它只是继承了贫穷。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人民可以利用减轻劳动强度的机器而摆脱繁重的劳动，使工人能提高生产以及使他们能付出较少的劳动而获得较多的报酬。①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工人受工厂主剥削的观点是很难令人同意的，其原因基本上有两个：第一，劳动力严重不足，管理人员因而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对待他们的工人；第二，工人的实际工资从1790年到1830年逐步增加，工人的生活有了改善，“远远高于仅仅能维持生计的水平”。②对于那些愿意进工厂并学习新技术的工人，新机器和新方法将使他们能生产得更多和增加工资；反过来工业效率提高后，商品价格随之下跌，使实际工资又有所提高。随着越来越多地运用奖励工资计划，人们对更好的经济收益有了希望。工人们不再象农民那样向封建地主交纳农业什一税，因此他们通过努力就能提高自己的生活。另外，工资的提高也很有可能减轻工厂劳动的负担和解决劳动力供应不足的问题。人民是无能为力的吗？他们是受新的企业主剥削的商品吗？他们没有力量，看来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愿接受工厂的新的纪律；关于指责把工人当作商品这一点，当时的任何一位雇主都不会认为，他们能随心所欲地购买和出售劳动力。　　　　①弗里德里奇·A·哈耶克：《历史和政治》。见哈耶克主编的《资本主义和历史学家》，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15-16页。　　　　②T·S·艾什顿：《英国工人生活的水平》，见哈耶克一书第158页。　　　　童工和女工童工和女工不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家庭生产制要求每一个成员都得参加劳动，封建主义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基础上的。一位权威说，在比工厂制度前很久的家庭生产制下，童工的处境是最坏的。①在许多工厂中，75％以上的劳动力都是童工和女工。但是，人们怀疑雇主从童工身上能得到什么利润，因为用在童工身上的费用常常多于它生产的东西。②雇主们是宁愿雇佣成熟、稳定的成年工人的，但是这种工人很少，难以招雇。在英国，人们对雇佣童工的做法十分关注，因此议会曾进行过两次有名的调查：第一次是在1819年，在罗伯特·欧文指导下，由罗伯特·皮尔―他自己在他的工厂中也大量雇佣童工―主持进行的；另一次是在1832年由萨德勒委员会进行的调查。这两个调查委员会听取了广泛和详细的证词。③儿童常常在五岁就开始劳动，而且有时在工厂一天要劳动十四个小时。这种做法很普遍，在棉纺厂、羊毛厂、麻织厂和丝织厂都可以见到，当时存在的有关童工的法律没有规定具体实施的方法。证人在证词中叙述了有关劳动时间（长）、工资（低）、工作条件（经常极差）和处罚方法（常常很严厉）等方面的情况。有一位证人作证说，童工们时常在劳动时就睡着了，监工就抓住孩子的腿，把他的头浸到水桶中，让他清醒一下。　　　　①见前引R·沃特利·索克·奉勒一书，第402页。　　　　②斯坦利·D·查普曼：《早期的工厂主》，第171页。　　　　③摘录见E·罗伊斯顿·派克：《艰难时代：工业革命的人事文件》，纽约，普雷格出版书局，1966年，尤其是第100—218页。　　　　妇女进厂劳动是为了挣工资买嫁妆、寻找嫁人的机会，或者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而不得不到工厂来劳动，她们的处境有时也好不了多少。芒图认为，早期的企业主是：……专横、冷酷无情、有时甚至是残忍的，他们占有的欲望和贪婪无厌就象暴发户一样是无止境的。他们酗酒和不尊重女工是出了名的。他们为新获得的财富而自傲，他们过着豪华的生活，他们拥有男仆、马车和在城乡中的豪华的住宅。①①保罗·J·芒图：《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由马乔里·弗农译，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28年，第397页。③①见W·D·亨得森着：《J·C·费希尔及其撰写的工业化英国的日记，1814—1851》，纽约，奥古斯塔·凯利公司，1966年，第57页。当然就象任何一个时代一样，这种企业家是存在的，但是费希尔认为，他们在那个时代不具有代表性。　　　　②见前引派克一书，第285页，它使用了“工厂中的勾引”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　　　　③出处同上书，第297页。　　　　有关童工和女工的证词是矛盾的；大多数证词都暗示工厂生活中道德堕落，但是准确的统计数字却又极少。看来，感情上和宗教上的因素起了更大的作用，个别的事例被夸张了，并且也没有进行严格的实地调查以把过去的情况和当时的情况加以比较。不管是在家庭生产制还是在工厂制度中，人们对雇佣童工是不会给予宽恕的。当时的雇主之所以不得不雇佣童工完全是因为技术水平低和对不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过大。批评家们忽视了资本主义缓慢地但却肯定无疑地使儿童脱离了劳动大军的队伍这一事实。由于发明了更好的机器来完成简单的劳动任务，因而使得雇佣儿童在经济上就很不合算了。是一种经济力量―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使得儿童摆脱了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威胁，而不是法令。也不是道德的新生。①至于法令和政府机构，把靠赈济生活的贫民送到工厂劳动的是政府机构―济贫局！按照法律，这些贫民或流离失所的儿童应由国家照管；但是为了使国家摆脱赡养他们的重担，政府就把他们送给愿照料他们和给他们饭吃的任何人。　　　　①W·H·林特：《十九世纪初的工厂制度》，见哈耶克所着一书，第184页。　　　　为了理解对工厂制度提出的批评，人们必须考虑到当时维多利亚体系正在起作用。“维多利亚”时代在维多利亚女皇于1837年登基前就已经开始。①主张建立深刻的社会良知以及完全恪守个人和社会道德的严格标准的维多利亚价值准则大约在1800年即开始形成。在工业革命前，英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就已经恶化，但是信奉维多利亚价值准则的人，例如查尔斯·狄更斯等确定了批评正在兴起的工厂制度的基本原则。　　　　①约翰·W·奥斯本：《沉默的革命：英国工业革命是文化变革的源泉》，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公司，1970年，第9—10页。　　　　有证据证明，工厂制度使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这种现象在以前的几千年是不存在的），同时城市的死亡率和婴儿的死亡率都下降了。正是这些因素导致英国的人口猛增：它的居民从1750年的600 万增加到1800年的900 万，到1820年即增加到1 ，200 万。此外，五岁以下的婴儿死亡率从1730—1749年的74.5％下降到1810—1829年的31.8％。但是，因为在这一期间医药方面并没有取得什么巨大的进步，人们只能断定人民在衣食和照顾自己方面有了更好的条件。①海尔布伦曾经指出，即使在城市贫困的情况下，工厂的生活也比农业制度和家庭生产制下的生活更为好些。②贫穷并不是新出现的现象，它只不过是集中到了一个地方，集中在城市里，因而使议员、知识分子和其他人比较容易看到了。农村的贫穷现象是孤立的和分散的，因而不会使这些人震惊，但是出现在他们的隔壁和大街上，贫穷也就成了问题。海尔布伦进一步对批评工业革命的人作出了回答。他说，他们的批评是以政治的而不是以经济不稳定为基础的。当时的英国的特点是人们对权利、正义和政治改革的关心日益增长：“人们具有一种激进的思想，在这种情绪下任何经济制度都会受到指责。”③这种批评是针对企业主的，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应受到谴责，而是因为他们最易于显示变革的象征。　　　　①玛格丽特·C·比尔：《工业革命早期的健康、财富和人口，1760—1815》，伦敦，乔治·劳特莱杰父子公司，1926年，第30页。引自罗伯特·赫森所着：《工业革命对妇女和儿童的影响》一文。该文收录在艾恩·兰德所着：《资本主义：不了解的观念》，纽约，美国图书馆，1966年，第104页。　　　　②罗伯托·L·海尔布伦、《经济社会的形成》，新泽西州，英格尔伍德克利富斯，普伦蒂斯—霍尔公司，1962年，第65页。　　　　③罗伯托·L·海尔布伦：《经济社会的形成》，新泽西州，英格尔伍德克利富斯，普伦蒂斯—霍尔公司，1962年，第86页。　　　　人们不能指责资本主义给他们带来了工业革命的令人不快的情况和做法。工厂制度从过去继承了贫穷，以及童工、女工和长劳动时间等做法，因为这些都不是工厂制度的产物。工业资本主义新时代，利用工厂，为人民争取更好的生活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手段。　　　　小结工业革命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环境和一批与前不同的管理问题。随着人民努力使自己更适应于城市和工厂的新的严格生活，他们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由于要求投入大量资本，由于劳动的分工以及由于需要取得预料的合理的经济成果，组织本身也正在发生改变。在市场经济中组织需要创新和竟争，这就迫使组织必须发展增长并从大规模的生产和分配中取得经济实惠。经济理论承认，拥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在日益发展的工厂制度中，在把传统的生产三要素给以结合方面，起了卓绝的作用。随着工厂的扩大，出现了需要管理人员、需要有一支能干、守纪律、受过训练的有动力的劳动大军和需要合理地计划、组织和控制早期企业的生产活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是存在的，下一章我们将对那些提出解决日益发展的工厂制度问题的早期管理先驱者给以研究。　　　　第四章 工厂制度的管理先驱到目前为止，管理思想与其文化环境的关系一直是人们探讨的一个主要问题。工厂制度给企业所有者、管理人员以及整个社会提出了新的问题。本章将集中介绍对最早期的大规模工业组织所存在的多方面压力首先提出解决办法的四位先驱者。历史留下的线索少得可怜。有些档案材料和大事志不是丢失就是被毁，而有些引人注目的思想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被写成书。因此，某些判断只能是根据很少的实际存在的情况作出的。在早期的管理先驱者中，历史给我们留有最充分的记载的有四个人，他们是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以及夏尔·迪潘（Charles Dupin）。　　　　罗伯特·欧文―寻找新的协调社会在汹涌澎湃的工业革命时代，罗伯特·欧文（1771——1858）是一位自相矛盾的人物。①他本人是一位有成就的企业家，但是他试图阻止工业主义的前进浪潮以及他所认为的工业主义的罪恶的扩散，因此他要求在改组社会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道德秩序。他设想了一种新的工业社会，并认为这种社会应是农业和工业社会的结合体，而且要退回到原来的原始人类时代去。在哲学上，他认为人民是没有力量的，完全受摧毁了的道德意志和社会团结的机器新时代的革命力量所支配。他进行了一场长期的然而却是徒劳无益的斗争，在历史上，他很象命令进步的浪潮后退的克努特大王。　　　　①有关欧文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的介绍是以他的自传为依据的。罗伯特·欧文：《罗伯特·欧文生平》，伦敦，埃芬厄姆·威尔逊公司，1857年，奥古斯特·凯利公司，1967年再版（第1卷和1A），第31-32页。　　　　早期管理经验欧文是一位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人，他具有早期企业主特有的自信精神。他十八岁时在曼彻斯特创办了他的第一个工厂。当时正是发战争财的时候，许多人因而富了起来。当时棉花贸易发展迅速，同时由于出现了新式水力纺织机、阿克赖特和克朗普顿纺织机以及瓦特的动力源，因而使得大型工厂的建立成为可能。欧文同一位名叫厄内斯特·琼斯的技师合伙开办了一家工厂，琼斯负责技术工作，欧文负责工厂的管理；欧文在介绍他的管理时说：虽然我什么也不懂，我却非常细心地注视着每一部门的工人。但是通过对每一件工作的认真地监察，我使得整个工厂的创建工作秩序井然，而且情况比我预计的要好得多。　　　　琼斯后来成了他们公司的一个负担，欧文把琼斯的股份买下后便独自经营这家公司。他的公司逐渐开始赢利，但是他决定自己要成为一个领薪金的管理人员，因此他把工厂卖给了一个名叫德林克沃特的人并受雇于他。尽管欧文的经验并不多，但是他努力使自己适应于新担任的工作。他说：我表情严肃，仔细检查每一件工作……早晨我同第一批工人一起来到工厂，晚上我最后把工厂大门锁上。我接连六周每天都这样默默地进行检查和监督，对提出的问题仅仅答以是或否……我没有对任何工作直接下达过命令。但是六周后，我觉得我已充分了解和掌握了我的工作，已为向各个部门发出指示做好了准备。　　　　德林克沃特让欧文独自管理工厂，而欧文使这家工厂获得了成功。欧文重新安排了工厂的设备，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并且取得了对下属的巨大的影响能力。后来他把他管理工人取得的成就归因于他“严谨的习惯”和他对人的本性的了解。他于1794年或1795年离开德林克沃特的工厂，开办了另一个合伙工厂―新拉纳克工厂（在苏格兰）。在新拉纳克，他碰到了普遍存在的劳动力缺乏的问题。他说：“当时，劝说举止庄重、行为正直的人离开家乡去棉织厂工作，是极为困难的。”①吸引劳动力的这种困难恐怕对他的人事政策是有所影响的；他开始设想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他在新拉纳克雇用了大约四、五百名靠赈济生活的徒工，他们都是贫民的孩子，谁需要他们，济贫局就向谁提供。这些儿童每天劳动十三个小时，其中包括一小时又十五分钟的吃饭时间。尽管欧文无法说服他的伙伴接受他的所有改革，但是他继续雇用儿童，而且设法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他致力于改革的目标是想重建整个新拉纳克村，其中包括街道、住房、卫生设备和教育制度。　　　　①出处同上，第39页。　　　　在新拉纳克，同其他制造商一样，欧文也碰到惩罚的问题。与其他人试图创立一种新的工厂道德观念的想法相同，他曾试图借助于道义上的劝告，而不采用体罚手段。他发明了一种极为独特的装置―“无声监听器”，来协助维持纪律。根据这种制度，欧文对每一个监工设以四种不同的评分标志，每一个监工也同样对他的下属作出评价。这些评分标志以黑、蓝、黄和白四种颜色为代表，按顺序来评定成绩。在每一部机器旁都挂着一块木头，木头的四面按规则涂上四种颜色。每天劳动结束后，记下评分，然后以相应的颜色代表评分，并把木头上涂上这种颜色的一面对着走廊。任何走过的人，只要了解这种标志，马上就能对工人昨天的劳动成绩作出评价。这种木制信天翁有助于促使落后的工人克服他们的缺点，而且也能促使获得白色标记的“好工人”保持他们的成就。这的确就是现代管理中把销售和生产的情况公布于众，以便树立部门的自豪感或鼓励竞赛的雏型。　　　　主张改革梅奥（Mayo）、罗特利斯伯格（Roethlisberger）、利克特（Likert）和其他一些人曾经要求关心公司的人力资源财富，但是欧文在他们之前便提出了他的新哲学的基本原理。他说：……你们将发现，我在进行管理的伊始就把人口（劳动大军）看成是……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系统，而把这些部分结合起来，这是我的责任和兴趣所在，因为每一个工人以及每根弹簧、每根杠杆、每个车轮都应有效地合作，以便为厂主带来最大的钱财收益……经验还向人们表明，整齐清洁、安放合理和维修良好的机器与因无人过问而肮脏混乱、无防止不必要磨损的手段，因而几乎是在失修的情况下运转的机器所带来的结果是不同的……因此，如果对无生命的机器状况给予适当的注意就能够产生如此有利的结果，那么如果对你的极为重要的构造更为奇特的机器（人力资源）给予相同的注意的话，什么样的结果不可以期望取得呢？　　　　欧文嘲笑他的制造商同事不理解人的因素。他指责说，他们宁愿花费数以千计的美元购买最好的机器，可是却只用最少的钱雇用劳动力。他们情愿把时间用来改进机器、使劳动专业化和减少开支，但是却不愿对人的资源进行投资。他要求利用人的爱钱财的本能。他说，如果把钱用来改善劳动的话，那么这笔钱给你带来的收益将不是你用去的资本的5 ％、10％或者15% ，而是50％，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会是100 ％。他宣称他在新拉纳克获得了50％的利润，而且还说不久就会达到100 ％。他说，对人表示的这种关心是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的，而且也将有助于减轻“不断加剧的人的痛苦”。欧文在新拉纳克开办的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但是至少有一个人怀疑这是否是他的人事政策所带来的结果。一位传记作家说，当时棉纺工厂的利润很高，平均为投资额的20% 或更多，因此采取任何一种人事政策都可能带来利润。“事实上，利润幅度很大，我们几乎用不着再去为作为制造商的欧文所取得的成功寻找任何其他的解释”。①不管他本人成功的原因何在，欧文对生活商业化是感到遗憾的。他在思想上向资本主义宣战，他还抨击教会，因为教会宽恕了新工业时代的罪恶。这些看法使他成为激进分子，使得他更难以说服别人相信改革的必要性。欧文认为，现有的所有的宗教的错误就在于它们鼓吹传播有关人类职责的教义。他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除非通过教育使他在道德上重新武装起来，他是不大可能摆脱环境的影响的。教会认为，好品德是由于许下奖惩的诺言，尤其是对来世的许诺而逐步培养起来的。与此相反，欧文则认为，只有人处在适宜的物质和道德环境下才能培养出好的品德。为了实现这些目的，1813年前后，欧文在政治上变得更为积极，他提出了一项禁止雇用十岁以下的儿童和限定儿童每天劳动不得超过十个半小时以及不得上晚班的工厂法案。对于当时的其他制造商和政治家来说，欧文的建议太激进了。在经过多次的政治密谋后。该法案于1819年成为法律，但它并非适用于所有的工厂，它仅仅适用于棉纺厂，而且还把年龄限制从十岁改为九岁。由于没有任何保证该法案得以实施的监督措施，这个法案实际上没有任何的约束力。　　　　①弗兰克·波德莫尔：《罗伯特·欧文》，纽约，阿普尔顿—森图里—克罗夫特公司，1924年，第642页。　　　　一位传记作家认为，欧文在改造社会的试图失败后，在1817年变得有点“发狂了”。①他未能在英国实现变革，于是就想在美国打开局面，他在1824年按照他的原则在印第安纳的新哈莫尼建立了第一个合作社。这项事业在三年之内也遭到失败，欧文这时发现他自己在财政上和感情上都垮掉了。他曾认为，他在棉纺厂学到并得到应用的原则也能适用于整个社会，但是他不能使别人相信他想建立的新道德秩序是现实主义的，而不是乌托邦。作为一位改革者，欧文设想出了救济穷人的法律，并提出了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他建议建立“合作村庄”（例如新哈莫尼），在这种以农业为基础的村庄中，大家共同分享剩余产品。他反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论，他说，如果产品由大家分享，就不会有吃不饱的人。他对劳动分工的弊病感到遗憾；在他提出的理想的制度中，每个人都将干一些不同的工作，因此改行干其他工作就很容易。在他看来，工资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弊病是使人们生活在最低水平的根源。1834年，欧文领导了英国的工会运动，这是以采取集体行动来控制生产资料的思想为基础的工人阶级的运动。欧文失败了。但是，罗伯托·欧文作为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却播下了关心工业中人的因素的初步种子。　　　　①G·D·H·科尔：《罗伯特·欧文生平》，第三版，康涅狄格州，哈姆顿；阿尔乔恩书局，1966年，第197页。　　　　查尔斯·巴贝奇―性情暴躁的天才把查尔斯·巴贝奇（1792—1871）称为性情暴躁的天才，是对他的最好的称赞，因为他具有这两种品质，而且在弗雷德里克·温·泰罗之前很久，他已成为管理思想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巴贝奇同他同时代人一样，主要偏重于技术方面的研究，由于他把技术方面的协助运用到了人类的努力上，从而使他在历史上以运筹学和管理科学的典范而闻名。他在美国科学管理时代之前很久便创立了科学管理方法的理论，并且进行了实践。他生于德文郡，父亲是一位很有钱的银行家。在一生中他一直利用他的遗产寻找“在儿童心灵中引起惊讶的所有小东西和事件的根源”。①他说，儿童在获得一个新玩具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必定是：“妈妈，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如果妈妈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的话，他必定要把玩具打开。在他同时代的人中，很少有人承认他的工作的价值，而他的邻居总把他看成是一个古怪的人。对那些打扰他思考问题的人来说，他的个性是不会得到他们的喜爱的。为了回敬英国街道上比比皆是的管风琴演奏者，他就在他住房外面吹起喇叭，造成一片噪音，以便把他们赶跑。与他同时代的一个人，也许是他的一个邻居写道：“他说起话来就好象他仇恨整个人类似的―特别是英国人，而其中他最仇恨的又是英国政府和在街头演奏管风琴的人。”②①查尔斯·巴贝奇（自传）：《一位哲学家传记的引文》，伦敦：朗曼和格林出版公司，1864年，再版于菲利普·莫里森和埃米莉·莫里森主编的《查尔斯·巴贝奇和他的计算机》一书，纽约，多弗出版公司，1961年，第9页。　　　　②引自1964年3月《幸福》月刊第112—113页刊登的文章《脾气急躁的计算机之祖》，作者不详。巴贝奇的生平以及有关他的一些缺点的资料是从这篇文章、菲利普·莫里森和埃米莉·莫里森的着作以及马博思·莫斯利所写的一本杰出的传记：《暴躁的天才：发明家查尔斯·巴贝奇传》中摘录下来的。伦敦，哈钦森出版公司，1964年。　　　　第一部计算机巴贝奇的科学成果是十分杰出的。①他在1822年制造了世界上第一部实用机械计算器―差分机。九十一年后，巴勒斯制造的会计计算机还运用了巴贝奇的差分机的基本原理。巴贝奇在研究差分机时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由于他性情暴躁，他在研制解析机时失去了政府的支持，这部解析机是一部有多种用途的计算机，它能自动跟踪指令。②从概念上来看，巴贝奇的计算机已具备了更为现代化的计算机的全部基本要素。它有存储器即储存装置、运算机或计算装置、穿孔卡片输入系统、外存储器以及条件转运器。③①与巴贝奇同时代的人公认他是一位天才，当时流行的理论认为，人的大脑从生理学上来看应有差异，所以人的智力就会有不同。因此，巴贝奇立下遗嘱，把他的大脑献给（英国）皇家医学院，该医学院经过检查发现巴贝奇的大脑质量或结构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他的大脑现在仍保存在皇家医院的陈列馆。引自马博思·莫斯利所写的传记，第257页。　　　　②巴贝奇1833年构思制造解析机。从那时起，他就把全部时间都用来不间断地进行此项研究。杰里米·伯恩斯坦：《解析机》，纽约，兰多姆出版公司，1963年，第36页。　　　　③“条件转送器”在计算机术语中，意思是“如果”，即向计算机发出下列指示：“如果出现某某情况，按此运算，如果不是这样，按正常的控制程序运算”。巴贝奇的计算机从未成为商品，同时他也没有制造成任何穿孔卡片机。但是，最早发明实用穿孔卡排表机的赫尔曼·霍勒里思大概曾经拜读过巴贝奇的着作，或者更肯定地说他了解约瑟夫—马里·雅卡尔在1801年发明的雅卡尔纺织机。目前仍在纺织业中使用的雅卡尔纺织机，运用“提花模型”即打孔卡来指挥机器织布，也就是说，在穿孔卡上打一个洞就是指示纺织机拨出一根纱，而空一格不打孔等于抽下一根纱。总之，雅卡尔纺织机在大约100 年前就早已预见到了现代数学计算机使用的0／1、开／关以及是／否这种二进制的系统。巴贝奇很可能借用了雅卡尔的概念，但是他在使用穿孔卡来储存信息以及指导机器运行上，却表现出他自己的深谋远虑。一个多世纪以来，巴贝奇的计算机概念一直未发挥其作用，直到电子技术的出现才被人们所重视。1939年，霍华德·艾肯开始研究大型计算机，当时他是物理学研究生，现在是哈佛大学的名誉教授。他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帮助下，在1944年完成了该项研究。当他发现巴贝奇的着作并且了解到在他之前一百多年已经出现了这位性情暴躁的天才时，他的研制工作已接近完成了。　　　　巴贝奇的一生有几件事是很突出的，其中之一是他同洛夫莱斯伯爵夫人即拜伦勋爵的女儿奥古斯塔·艾达的友谊。这位伯爵夫人很标致，对数学和工程学都有天赋，而且是真正理解巴贝奇工作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她撰写论文评述他的着作，对他思想的阐明比他自己的表述还好，并且实际上为他的计算机谱写了程序。她同巴贝奇一起发明了一种保证赛马打赌获胜的系统；但是不幸的是马不适应这个系统，因而伯爵夫人不得不把她的宝石拿出来抵押。虽然这使洛夫莱斯伯爵夫人感到心烦意乱，但是巴贝奇对伯爵夫人当掉她家的宝石却毫不在乎，他继续进行研究并发明了他的计算机的竞赛程序，这些就是现代企业演习技术的先驱。他的研究限于拟定一个计算机程序，以玩划井字游戏和下棋，但是他认为，这部机器（他称之为“自动装置”）的程序能把位置和走法最可能好地结合起来，其中包括最多可以事先预见到三步走法。在发展这种玩井字游戏和下棋的自动装置中，他在为选手计划手法和选择决策方案时必定接触到了概率论。　　　　分析工业的操作巴贝奇的好奇心和广泛的兴趣使得他要着书立说来论述管理。正如他在研制计算机时所表现的那样，他干事情常常是虎头蛇尾。一旦他初始的好奇心得到满足，他对他的工作就经常会失去兴趣，许多象他这样的天才都具有这种令人遗憾的特点。他撰写的最成功的一本书是1832年出版的《论机器和制造业的节约》。①巴贝奇之所以对制造业和管理发生兴趣，是由于他在监督制造他的差分机时遇到了问题以及他访问参观了英国许多不同的工厂的结果。他极详细地描述了工厂使用的工具和机器，探讨了“制造业的节约原则”，并以运筹学者的真诚的探索精神，对作业的操作、有关的各种技术以及每一道工序的成本等进行了分析，并对当时流行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指导改进的意见。　　　　①查尔斯·巴贝奇：《论机器和制造业的节约》，伦敦，查尔斯·奈特公司，1832年。奥古斯塔·凯利公司（纽约）于1963年再版。　　　　巴贝奇同亚当·斯密一样对劳动分工原理有着强烈的兴趣，他认为所有的先进的文明社会都是通过这个过程建立起来的。巴贝奇认为，劳动分工更能提高效率，因为：l.学习所需要的时间……工序越多，徒工用来掌握它们的时间就越长……但是，以制造大头针为例，如果徒工不去学习掌握各种不同的工序，而只注意学会一种操作，那么白白浪费掉的时间……将是很少的，而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将给他的主人带来好处……。　　　　在学习时原料的消耗。每一个人在学习掌握一种技术时将……白白浪费或损耗一定数量的原料……如果每一个工人在接连学习掌握每一道工序时都消耗一批原料，那么他消耗的原料将比一个人只注意掌握一种工序所消耗的原料要多得多……。　　　　劳动分工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把在变换工作时所损失的时间节省下来……在长期的习惯动作中，肌肉忍受疲劳的能力要比在其他情况下忍受疲劳的能力大得多……。　　　　工具的变换。在连续生产的各道工序中，需要使用不同的工具，因而改换操作就是另一个造成时间浪费的原因……在许多技术性的工序中，工具极为精密，在每次使用时都要准确地给以调整；在许多情况下，调整工具所需要的时间将占去整个使用工具时间中的很大一部分……。　　　　经常重复同一工序所要求掌握的技术。经常重复同样的操作动作，必然会使工人在他工作的具体部门中能又快又好地进行生产，这是被迫从事许多不同工序生产的工人根本做不到的……。　　　　芳动分工将促进发明完成各工序的工具和机器。当一个人的全部任务只是从事制造产品的一道工序时，由于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一个非常有限和简单的操作动作上，这样他考虑改进工具或使用工具的方法的可能性要比他的注意力被更多的不同问题所分散时的可能性大得多。这种对工具的改进一般说来是改进机器的第一步。①①查尔斯·巴贝奇：《论机器和制造业的节约》。伦敦，查尔斯·奈特公司，1832年。奥古斯塔·凯利公司（纽约）于1963年再版，第170—174页。　　　　巴贝奇还发现，除了在体力劳动上可实行劳动分工外，在脑力劳动上也能这样做。他以桥梁和公路学校校长G.F.普罗尼为例来说明。普罗尼在准备绘制一套详尽的数学表时，成功地把他的工作人员分成熟练、半熟练和不熟练的三类。根据这个方法，普罗尼通过把比较复杂的任务交给能力强的数学家去完成，而把比较低下的但又是必须做的杂务交给只会加减法的人去做，从而保存了能力较强的数学家的实力。　　　　作为管理科学家，巴贝奇对机器、工具、动力的有效利用，研制“会计计算机”来检查工作数量，以及节省使用原料等问题都很感兴趣，他称这些问题是制造业的“机械原则”。他发明了一种“监督制造厂的方法”，这很类似一种对作业的科学而系统的研究方法。监督者必须准备好一张有关使用原料、正常消耗、开支、工具、价格、最终市场、工人、工人的工资、所需技术以及工作周期等等的问题表。②实际上，这与作业分析人员或咨询顾问在研究一项任务时所使用的程序是一样的。巴贝奇还研究了建立大工厂的好处〔在这种工厂里，可更有效地利用资本投资），以及这些工厂的厂址要靠近原料产地等问题。在人事方面，他追述了卢德运动，并劝告工人们应看到工厂制度有利于他们生活状况的改善。他说：②巴贝奇的问题表从第115页开始，一直到第117页为止。应指出，巴贝奇对“开支”的探讨有点类似早期的成本会计法。但是，它不同于现代的成本会计法，因为它只说明了成本，而没有恨据标准的成本法分析出哪些是应该支付的成本。　　　　工人阶级中比较聪明的人应研究一下这些观点的正确性，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整个阶级可能……受诡诈的人引导而采取实际上不符合他们最大利益的行动。①他试图说明工人和工厂主有着一致的利益，这同泰罗在七十五年之后所说的话大同小异。他说：工厂主的繁荣和成功对工人的福利是十分重要的……工人作为一个阶级，会因他们雇主的富裕而得到好处，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我并不认为每一个工人分享到的好处将同他为雇主的富裕作出的贡献完全成比例……如果支付报酬的方式能够安排得使每个被雇用的人都会从整个工厂的成功中得到好处，以及每一个人的收益会因工厂本身获得的利润而增加，而又不必对工资作出任何改变，那么这将是极为重要的。②①巴贝奇的问题表从第115页开始，一直到第117页为止。应指出，巴贝奇对“开支”的探讨有点类似早期的成本会计法。但是，它不同于现代的成本会计法，因为它只说明了成本，而没有恨据标准的成本法分析出哪些是应该支付的成本，第230页。　　　　②出处同上书，第250—251页。　　　　巴贝奇分享利润的计划包括两个方面：（1 ）工人的部分工资要视工厂的利润而定；（2 ）工人如果能提出任何改进建议，他就应获得另外的好处，即建议奖金。除了分享利润外，工人们将按照他们所承担任务的性质获得固定工资。建议奖金体制是通过一个委员会来确定生产节约奖的适当数额的。巴贝奇认为，他的建议有下列一些好处：（1 ）每一个工人同公司的繁荣有直接的利害关系；（2）它会激励每一个工人都来防止浪费和不当的管理；（3）会使每一个部门的工作都有所改进；（4 ）工厂将只招收技术高、品行好的工人，因为“只招收最受人尊重和有技术的人是符合大家的利益的”……实际上，按照分享利润计划，工人作业组合将会采取行动淘汰那些使他们的分红减少的不受欢迎的工人。最后，巴贝奇认为，他的计划可以消除工人们“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因为他们的利益同雇主的利益是一致的。由于工人和管理人员利益一致，因而谁也不会压迫谁，结果是大家都将富起来。　　　　查尔斯·巴贝奇除了在科学方面的重大贡献外，他在了解正在兴起的工厂制度的问题上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他在对制造的研究中采取了科学分析的方法，他认识到，为了争取工人的合作必须提供新的刺激，他努力寻求在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建立新的和谐关系。所有这些，使得他在管理方面成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但是他作出的贡献一直到很晚才被科学管理的先驱者之一弗兰克·吉尔布雷思所承认。①①约翰·H·霍格兰：《查尔斯·巴贝奇：他的生平和着作在管理思想演变中的地位》，俄亥俄州，哥伦布，未发表的哲学博士论文，州立俄亥俄大学出版社，1954年，第333—339页。　　　　安德鲁·尤尔―管理教育的先驱安德鲁·尤尔（1778—1857）的任务是对早期工厂制度羽翼未干的管理人员进行教育培训。尤尔曾在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学习过，于1801年在格拉斯哥大学获得医学博士。1804年尤尔成为格拉斯哥安德逊学院化学和自然哲学教授，直到1839年。安德逊学院创始人安德逊博士曾讲授过科学课程，并根据他的意愿建立了一所向工人传授科学知识的学院。鉴于要求对白领工人和管理人员进行技术教育的压力很大，听尤尔讲课的人员很快从工人改变为职员、仓库管理员、小商人和店主；日益发展的工厂制度所需要的管理人员正是从这些学员中挑选输送去的。尤尔认识法国工程师和管理学作家夏尔·迪潘，当迪潘在1816年到1818年访问大不列颠时，尤尔陪同他参观了格拉斯哥的一些工厂。迪潘评论说，这些工厂中的很多管理人员都是尤尔本人的学生。尤尔也承认这一事实，他说，他的学生“作为工厂的厂主和管理人员遍及联合王国的各地”。①迪潘的工作受到了尤尔的影响，而迪潘又对亨利·法约尔具有影响，下面我们将对这一点加以说明。　　　　制造原则对工业教育极为关心的尤尔打算出版一本系统论述制造的原则和过程的着作。工厂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以“机械科学”代替“手工技术……〔以及规定〕”工匠间的劳动分划。②虽然尤尔的着作大部分是探讨丝绸、棉纺、毛纺以及麻纺工业的制造技术问题，但是他最终还是谈到了管理问题。尤尔在他的分析中显然是支持管理的，他要求制定一个“自动的计划”，以防止难以驾驭的工人随心所欲地停止工作，从而使整个工厂陷入混乱。据尤尔说，工人必须认识到机械化的好处，而且不要反对实行机械化。为了制定这个自动的计划，管理人员必须对生产作出安排和使生产相互“衔接”，以便实现整个工厂的协调一致。在每一个工厂都有“三个行动原则，即三个有机的系统：机械系统、道德系统和商业系统”。③虽然这些原则没有形成明确的组织工作的概念，但是尤尔的确想用它们来协调一个“自治的机构”。“机械原则”指的是生产的技术和过程：“道德原则”指的是人员的状况：“商业原则”指的是通过销售和筹集资金使组织存在下去。　　　　①安德鲁·尤尔：《制造业哲学：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经济的说明》，伦敦，查尔斯·奈特公司，1835年；奥古斯塔·M·凯利公司（纽约）1967年再版，第8页。　　　　②出处同上书，第26页。　　　　③出处同上书，第55页。　　　　尤尔作为一个科学家，详尽地论述了制造中的机械问题；而在道德方面的论述表明了这位教育家对管理的支持。尤尔时代的工厂制度遭到一些人的攻击，而他则为工厂的做法辩护。他争辩说，“就个人的舒适”来说，工厂工人得到的待遇要比非工业组织中的工匠或其他工人好。他们吃的较好，同时由于工厂主提供了机器，他们劳动也比较轻松，而且报酬较高。工人们对这种豁达的做法不仅不表示感激，反而举行罢工、破坏设备，使他们雇主的资本遭到损失，因而，这种做法对他们继续被雇佣是不利的。尤尔在反驳对有关雇佣童工问题所进行的调查时说，大多数证人从来都没有去过工厂；尤尔还进行了一些人身攻击，他指责说，有一个证人是无神论者，另一个证人是小酒馆老板，还有一个证人是强奸犯。作为确凿的证据，尤尔指出，童工住在管理良好的宿舍里，受到实际的教育和宗教的教育，饮食也较好，而健康状况也比社会上一般人好。农业中童工的工资只有工厂工资的一半，而且处于懒散和无知的状态。尤尔在援引了由工厂委员会主持的健康状况调查结果后断定，同一般人相比，所有工厂工人的生病率较低，食量较大，而健康状况也普遍较好。　　　　为了证明工人对雇主对工人健康的关怀并不感激，尤尔举出一个例子说，在某一家工厂为了减少空气的污染，安装了一些大型排风扇。可是，工人不但不对工厂主表示感激反而抱怨说，新鲜的空气使他们的食欲增加，因此他们有权要求相应地提高工资！工厂主后来同工人达成一项妥协，规定排风扇只使用半天时间，在这之后，再也听不到有人对空气污染或食欲增加的抱怨了。根据第三章提出的证据，在劳动条件的问题上尤尔大概十之八九是正确的。他是工厂制度的扞卫者，他认为这种社会制度对社会是利多弊少。他在管理方面的训谕主要在技术方面，他劝告工人不要反对而应接受机械化的发展。在尤尔的着作中，很少提出普遍性的结论，他对某些工业（例如纺织业）的管理表示的关心反应出早期其他作家（例如蒙特哥利）的狭隘思想。　　　　夏尔·迪潘―法国的工业教育在工业教育上起带头作用的第二个人是法国工程师巴龙·夏尔·迪潘（1784—1873）。如上所述，迪潘曾访问过英国（1816—1818），并研究了安德鲁·尤尔在为工厂管理培养人才方面所取得的结果。1819年，迪潘被任命为公立艺术和专业学院（巴黎）数学和经济学教授。①他一定立即就开始了他自己的课程的讲授工作，因为他在1831年写道：“十二年来，为了有助于工业阶级，我一直有幸教授应用于技术的几何学和力学，……极其重要的问题是：对工人的福利、教育和美德的关心，对国家工业的进展，以及对发展能为我国带来光荣和幸福的各种富国强民方法的关心。”②①《大百科全书》，第15卷第81页。　　　　②夏尔·迪播：《关于工人命运的论述》，巴黎，巴歇利埃出版社，1831年，第1页。翻译时用的题目为《评工人的命运》。　　　　迪潘在该学院的一位同事是政治经济学教授让·巴蒂斯塔·萨伊。读者还记得，把亚当·斯密的思想介绍到法国的正是萨伊，井且通过确认管理为生产的第四个要素而丰富了斯密的思想。萨伊和尤尔可能对迪潘的管理思想产生了影响。迪潘的贡献在于他对工业教育事业方面的影响，以及他对亨利·法约尔的后期工作所可能具有的影响，当然后一点没有得到历史事实的直接证明。人们一般认为，法约尔是第一个把技术技能和管理技能以及讲授管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加以区分的人。然而，请读一读大约八十多年前迪潘写的一段话：由工厂和工场的负责人用几何和应用机械学的方法具体研究节省工人的努力是适宜的……作为一个要指导别人的人来说，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只占第二位；他能担任高级职务必定是由于他智力（智能）过人，而他必定是在接受例如公立艺术和专业学院的教育中发展他的智力的。③③出处同上书，第12-13页，增加了重点。　　　　迪潘和尤尔开的课程可能是“专门学科”，迪潘明确地把这类教学同体力或技术教育分开。法约尔本人是在法国被培养成工程师的，他可能阅读过迪潘的着作并且形成了他自己的关于传授管理知识的见解。　　　　约翰·H·霍格兰（John H·Hoagland ）说，到1826年，在九十八个法国的城市向5000多名工人和监督人员介绍了迪潘论管理的材料。①由于他的论文直到1831年才发表，因此受他影响的人数必定是被大大夸大了的。迪潘也表明，他已初步掌握了时间研究和在劳动分工后平衡工作量的必要性等思想概念。他说：当实行劳动分工时，必须极其审慎地注意估价每一项操作的时限，以便使工作同派去完成工作的工人的具体人数成比例。②①约翰·H·霍格兰：《弗·泰罗前的管理》，载于管理学院会议录，1955年12月，第15—24页，再版于保罗·M·小多顿主编的《管理中的新事件和新概念》，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62年，第28页。　　　　②夏尔·迪潘：《技术工艺和美术的几何学和机城学》，巴黎，巴歇利埃出版社。1962年。约翰·霍格兰援引和翻译。　　　　他在文章中论述了向工人发出明确简要的指示的必要性，和以工人最少的精力消耗达到所期望的工作水平的必要性，以及为了找出并公布工业实践中的最佳成果而对每一种工业类型都应给以研究的必要性。　　　　这篇论文与其说是研究管理倒不如说是劝告大家消除劳资纠纷。迪潘认识到工人对法国工业实行机械化所感到的不安，论述了詹姆斯·瓦特的工作，并鼓励工人和管理人员去认识机械化对他们本人和对社会的好处。关于被技术取代的危险，他说，在瓦特的蒸汽机出现（1780年）之前，英国的工业雇用的工人为一百万多一点，到1830年，英国工业雇用了三百万工人和采用了相当于七百万工人的机器设备。迪潘认为，这种情况充分证明了机械化创造了就业机会而不是破坏了就业机会。法国显然也有卢德分子，迪潘表示，用这种办法来抵制机械化是徒劳的，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进行广泛的工业培训，使农业工人和不熟练工人也能分享到工业化的好处。他说：“使机器完善的人总是认为，机器要比工人优越。而通过培训使工人达到熟练程度的人认为，工人经过努力同样能获得成功，而且要使机器为工人谋福利，而不是在与机器的竞争中遭受损害。让我们关心那些在工业环境和工作中遇到困难的人吧”。①这些深刻的见解不仅适用于十九世纪的法国，而且也适用于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　　　　①迪潘：《关于工人命运的论述》，第9页。　　　　先驱者——最后的说明上面谈到的四位先驱者已经是在明确地陈述着管理的原则，但它们充其量也只是些支离破碎的观点。为什么完整的管理思想体系在早期阶段没有形成而在七十五年以后才正式形成呢？其原因何在？为什么被誉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是泰罗，而不是查尔斯·巴贝奇呢？从全面的观点来看，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早期着作论述的重点是技术而不是管理本身，在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早期的作家把管理职能同经营一家公司的技术和商业方面的问题分开，那是很困难的。管理部门主要关心的是财政、生产过程、销售和招募劳动力（所有这几点在当时的确都是十分重要的）而不是发展管理的原则或管理的普遍性概念。这可能有点象小孩学走路：一个小孩想学走路的愿望很强烈，因而他的主要精力和注意力都放在学走路上，这样他学讲话就会慢些。当他走路的技能熟练后，他就开始逐渐学说话。早期企业家就是在新的工厂制度中学走路；技术和人事问题占去他们大部分时间，因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去明确地论述管理的普遍性原理。第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有技术天才的人、发明家以及工厂创始人。他们的成功或失败将更多地取决于他们个人的性格而不是一般地关于管理人员需要什么技术的思想理论。每一种工业及其存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独特的，因此任何一位企业主总结形成的原则都会被认为不适用其他情况。最后，当时传播知识的技艺状况也是不容忽视的。有文化的人不多，书很昂贵，学校要么着重培养学者，要么着重培养有技术的技工。学者阅读其他学者的书；而巴贝奇、迪潘和尤尔的着作是不大可能为从事实际管理的管理人员所广泛阅读的。尤尔和迪潘所讲授的东西毫无疑问传到了一些工厂，但这大概仅是整个管理市场中的一小部分。　　　　小结在英国和法国（程度可能稍差些）都能发现现代管理思想的渊源。罗伯特·欧文在人的因素和机器时代之间试图建立新的协调社会时，除了借助于金钱之外还想求助于人心。查尔斯·巴贝奇求助的是理智，并成为科学管理之祖，而且他在泰罗前就把科学方法运用于管理中。安德鲁·尤尔讲授了他的经验和见解，并且为新的工厂培养了一批管理人员。迪潘向尤尔学习，在法国开办了管理课程，而且也许对亨利·法约尔产生了影响。本书在研究了英国管理思想的根源后，在下面将研究在泰罗之前美国管理的情况。　　　　第五章 早期的美国管理在美国，十九世纪是工厂制度生气勃勃发展和扩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开始的前二十四年，美国是强大的英国的殖民地，在十九世纪中叶，她经历了五年相互残杀的内战，被搞得四分五裂，但是到十九世纪末，却成为世界上政治和工业的领导力量。可以说，美国在内战前是处在工业制度形成的时期，内战后，随着工业趋于成熟，美国则处在文化价值准则发生变化的时期。本章将探讨美国工业的兴起和发展、某些早期管理先驱者所起的作用以及作为科学管理时代出现的前奏的文化环境的变化。　　　　南北战争前的工业和管理美国作为一个殖民地的历史几乎与其正式成为一个国家的时间相等。美国对向那里移居的人的诱惑是多方面的：良好的社会环境、经济机会、宗教自由和政治上的割据等。但是，任何一个因素都说明不了整个的情况，因为即将出现的这个国家是一个由具有各自不同观点和见解的人们所组成的混合体。在来到这个常常具有敌意的异乡土地的移民中，有贵族也有犯人，有流浪的乞丐和娼妓也有新兴起的企业家。英国对发展殖民地的制造业的努力是不赞成的，因为它们可能给英国早期的工厂带来竞争的危险。在革命之后，美国努力寻求政治和经济的独立。1812年的战争使美国在经济上完全摆脱了英国的控制，并且促进了当地制造业的发展。发展工业的条件成熟了；美国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不断增长、而且有一个把鼓励创造财富看成为其生活方式的政治制度的国家。许多商业资本家靠做生意发了财，而这些资金在早期清教主义节俭格言的推动下使得可用于制造业的资本数额愈来愈大。技术发展十分迅速，美国人以他们的发明创造能力和美国式的独创性而闻名于世。　　　　美国的工业革命包括三个方面：动力、运输和通讯。蒸汽动力的基础是英国奠定的，但是它很快就在美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修筑运河成了风行一时的活动，铁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所有这些都为生产商开辟了新的市场。随着市场的扩大，以可互换部件和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变得更为可行了。运输费用的降低和新市场的出现，有助于打破区域性的垄断和障碍，从而激励着企业主去研制开发各种新的生产技术。　　　　早期的工业发展英国禁止向美国出售生产设备，也不准技术工人向美国移民，以图阻止美国的工业发展。理查德·阿克赖特的一位纺织工程师塞谬尔·斯莱特在他的移民出境证件上弄虚作假，把自己的身分填为“农民”，他把纺织设备的详细蓝图都牢记在心，在抵达美国后就重新制造出了必要的设备。他同信奉贵格教的富商摩西·布朗一起，于1790年在罗得岛的波特基特开办了美国第一座拥有72个纱锭的纺织厂。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在访问英国时也注意研究了纺织机械的生产；他复制了机械化纺织设备的设计图纸，偷偷把它们带回美国，并在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建立起波士顿制造业公司。后来，其他工厂和其他企业主也模仿着这样做。直至新英格兰的纺织工业渐渐发展起来并能同英国的纺织业相竞争为止。　　　　在纺织工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劳动力象英国的情况一样也成了问题。大部分劳动力是不熟练工人，因为英国阻止熟练工人离开英国。　　　　①为了吸引劳动力，早期的纺织厂厂主制定了两项独特的劳工关系政策：“罗得岛制”，它首先是斯莱特在波特基特开始推行的，后来又在（马萨诸塞州的）福尔河执行：“沃尔瑟姆制”，它是洛厄尔和他的同事制定的。罗得岛制是仿效英国的做法，即在可能的情况下采取雇佣全家人的做法，因而采用这种制度雇佣的童工就比较多。而沃尔瑟姆制则是通过建立公司的“供膳寄宿所”以吸引女工到工厂做工。纺织厂的工人主要是“新英格兰”的女孩，她们都是由去农村巡回访问的工厂代理人从邻近的农村中招进工厂的，这些代理人在招募工人时强调宣传工厂工作在道德和教育上的优越性。②这些女孩晚上10点必须回到宿舍，并由一位女管家小心地注视着地们的品行。（1941年2月），第1—10页。　　　　②托马斯·C·科克伦和威廉·米勒：《企业时代》，纽约，哈珀—罗出版公司，1961年，第19页。　　　　甚至连猛烈抨击英国工厂制度的查尔斯·狄更斯也对洛厄尔和沃尔瑟姆工厂对待工人的做法给以赞扬。他说，这些工厂的姑娘们是很纯洁的、健康的，并且她们都具有高尚的品德。他认为，英国人能够从美国的范例中学到许多东西。③然而，看来沃尔瑟姆计划在保证劳动力不转离工厂方面似乎不那么有效，根据韦尔估计，在新英格兰棉纺厂做工的女孩子平均在工厂只劳动一年。④但是，由于移民不断增多，东部的工厂可以不断地替换工人。西部边远地区可以为人们提供比较有保证的机会，因而人们发现那里荒芜的环境比工厂更具有吸引力。因此，美国工厂暴露出的弊病不象英国工厂那样深刻。雇主们支付高工资来吸引和保住他们的劳动力，雇佣童工的现象不是十分普遍（这也许是因为没有济贫局鼓励雇佣童工），打骂工人的现象较少，而且也不那么严重。①美国工人并不怎么激烈反对采用机器，卢德分子除了在匹兹堡外―在匹兹堡，一些手织机工人也曾发生骚乱，摧毁机器一一很少找到追随者。行会的地位不那么牢固，同时美国的雇主发现美国工人比较容易接受创新。　　　　③查尔斯·狄更斯：《美国札记》，伦教，查普曼和霍尔出版社，1842年，第一卷第156页，第163-164页。在威廉·斯科尔斯比所着《美国工厂及其女工》一书中可以找到验证狄更斯的看法的确凿证据。波士顿，W·D·蒂克纳公司，1845年出版。　　　　④诺曼·韦尔：《工业工人：1840-1860》，马萨诸塞州，格洛切斯特，彼得·史 密斯公司，1959年，第149页。　　　　①罗斯·M·罗伯逊。《美国经济史》，纽约，哈考特-布雷斯-乔瓦诺维奇公司，1955年，第184页。韦尔根据他本人的研究同意罗伯逊的下列着法：美国工厂制度的弊病较少。　　　　纺织工业标志着美国已进入了工业时代，但是铁路和钢铁工业也不是很落后的。约在1830年，铁轨、凸缘轮和蒸汽机车开始出现。铁路业最初遭到了运河支持者的反对，因为他们担心铁路会同运河发生竞争，但是到了1850年，铁路业就给美国的生活带来了一个新景象。首先创办铁路的是新泽西州霍博肯的约翰·史蒂文斯上校，他在1815年从新泽西州议会获得美国第一个铁路许可证。②由于他被认为是一个“怪人”，因而他在1830年修筑成23英里长的坎登—安博伊线之前，一直得不到财政支持。史蒂文斯在其他许多技术方面也做出了贡献，而且获得了“美国工程之父”的称号。他还捐款兴办了史蒂文斯技术学院（设在新泽西州的霍博肯）。科学管理的先驱弗雷德里克·温·泰罗和亨利·L·甘特后来都在这所学院学习过，这是他们的母校。在坎登—安博伊线之后还修筑和扩建了另外几条铁路线，例如：切萨皮克—俄亥俄线和巴尔的摩—俄亥俄线。到1850年，驶入俄亥俄州的铁路线已达9000英里。①铁路的新时代扫除了区域性的贸易障碍，开辟了新的市场，并且使得贸易和通讯发生了激烈的变革。　　　　②从多罗西·格雷格所着《约翰·史蒂文斯：总企业家》一文中可以找到对约翰·史蒂文斯的许多活动，其中包括他早三年就预见到富尔顿的蒸汽汽艇的出现的有趣的描述。该文收集在威尔·米勒主编的《企业界人士》一书中，纽约，哈珀—罗公司，1957年，第120—152页。　　　　①约翰·P·斯托弗：《美国铁路》，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1年，第29页。　　　　钢是一切工业经济的支柱。铁由于含有杂质而给早期的机器设计师和工厂主造成了许多问题。正如在发明创造史上常见的那样，英美两国在为提高铁的质量方面展开了竞争。肯塔基的威廉·凯利于1847年开始进行试验，他把铁放在一座特制的高炉中，向里面吹热风，从而改善了炼铁的方法。遗憾的是，凯利一直到1857年才申请专利权，而亨利·贝塞麦勋爵却在这之前两年就在英国获得了专利权。以同一原理为基础的贝塞麦法把热气吹入液态生铁以消除铁矿中的碳和其他杂质，这比采用十分缓慢的“搅炼”法有了很大改进。直到1908年，在平炉炼钢法得到完善之前，贝塞麦法一直是世界钢铁工业的基础。美国人在生产上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们的才智。1868年，美国生产了8500 吨钢，英国生产了110000吨；到了1879年，这两个国家的钢产量就几乎一样了；到了1902年，美国钢产量为913.8万吨，而英国的产量只有182.6万吨。美国的工业不断显示出生气。　　　　铁路―美国管理的开路先锋铁路的确是美国的第一个“大型企业”。虽然纺织业在东北部发展很快并居于支配地位，但是其规模和范围从未发展到铁路公司的水平。纺织公司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采用英国早期的管理方法，在管理棉织品生产方面，新英格兰的企业家也许是向蒙哥马利、尤尔、巴贝奇的着作求教的。但是，铁路却带来了完全不同的问题。当铁路在美国取得迅速发展的时候，在英国却发展得很慢，因而既没有文献可参阅，也没有现成丰富的实际经验可吸取。铁路是美国的第一个发展得如此巨大和如此复杂的企业，以致必须寻找一些方法来解决其巨额的财政问题、建立统一的轨道和车站管理人员体系、分配大量固定成本以及管理分散在广大地区的劳动力等问题。①这些因素要求管理人员制定一种能管理美国的第一个超越地区范围的工业的方法。于是，铁路事业的开路先锋们建立了第一个能够包括各种规模与性质的组织结构，并且培养了美国最早的职业管理人员。铁路同纺织厂和其他工厂不一样，它的工作十分分散，对几百个车站和几千英里的路线不可能用经常派人进行视察的办法来管理，因此，通讯联系就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用于铁轨和车辆方面的投资额相当大，这就要求制定广泛的长期计划，以防止大量的固定资本费用被用于错误的市场。解决旅客的安全，以及防止货物在运输时遭到损害或丢失等问题，对铁路的经营能否取得成功是十分关键的。列车运行时刻表要求计划和协调，而为了指导下级组织人员的决策，还必须制定长期性的规章和政策。②由于在分配和利用资源方面存在着这样大量的问题，因此铁路管理人员必然被迫要制定一套管理制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①如果把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最大的工厂佩珀雷尔制造公司（纺织）同一些铁路公司加以比较的话，可以明显地看出铁路方面的问题是很多的。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佩珀雷尔公司的开支只有一年是超出300000美元的，在1855年，纽约和伊利铁路公司支出2，861，875美元，宾夕法尼亚支出2，149，918美元。佩珀雷尔平均雇佣800名工人，伊利便要雇佣4，000名工人，而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宾夕法尼亚雇佣了将近50，000名工人。小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主编的《铁路：国家的第一个大企业、资料和阅读材料》，纽约，哈考特-布雷斯-乔瓦诺维奇公司，1965年，第97页。　　　　②出处同上书，第9-10页。有关铁路史的另一个极好的来源是利兰·H·詹克斯所着《一个早期铁路组织的历史》一书，见《企业史评论》，第35卷（1961年夏），第153-179页。　　　　丹尼尔·麦卡勒姆——一制度与组织丹尼尔·克雷格·麦卡勒姆（Daniel Craig McCallum）（1815-1878）出生于苏格兰，但是他在1822年就来到美国。①他在纽约州罗彻斯特上过几年小学，但是他决定不继承父业而当裁缝。他离开家庭和学校，去当木工学徒。他后来成为一位有成就的木匠和建筑师，而且设计和修建了许多建筑物。他在1848年放弃这项职业到纽约和伊利铁路公司工作。他在那里显示出了他在管理和工程方面的才能，并担任了萨斯奎哈纳分公司的监工，他在那里提出了一套指导该部门进行工作的初步程序。后来，铁路一体化和高事故率所造成的问题愈来愈多，在这种情况下，伊利公司管理部门于1854年5 月任命麦卡勒姆为伊利公司的总监。1854年6 月，工人举行了十天的罢工，他们不是要求缩短劳动时间，也不是要求提高工资，而是反对麦卡勒姆实行他制定的制度。　　　　①有关麦卡勒姆的个人资料摘录自W·杰罗姆·阿诺德所着《大企业走上管理轨道》一书（《商业周刊》，1966年4月30日第104-106页）以及杜马·马隆主编的《美国名人传记字典》一书（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公司，第6卷第565页）。　　　　适当的职责划分。　　　　授与充分的权力，以便能够充分执行其责任，这样，责任就可能是名符其实的了。　　　　能够了解是否切实承担起责任的手段。　　　　极其迅速地报告一切玩忽职守的情况，以便立即纠正这些错误行为。　　　　通过每日报告和检查制度所了解到的这些情报既不会使主要负责人为难，也不会削弱他们对下属的影响。　　　　总的说来，采用一项制度不仅能使总监立即发现错误，而且还能指出失职者。①①丹尼尔·克·麦卡勒姆：《总监工的报告》，1856年3月25日，纽约和伊利铁路公司1855年度的报告，钱德勒公司，第102页。　　　　麦卡勒姆制定了一套十分详细的组织细则来贯彻这些原则。首先，他根据任务把工人划分和确定为各种级别，要求每个工人都穿规定的服装，别上表示他的级别的记号。其次，他制定了广泛的规章条例来限制工人在执行任务时随心所欲的权力。例如。第六条要求火车司机把机车停下来，亲自检查调车场的道闸是否妥当。司机认为这是侵犯他们深受尊重的身分，而麦卡勒姆则认为这是一项保证安全的控制手段。　　　　最后，麦卡勒姆绘制了一张正式的组织图（他的拥护者亨利·瓦农·普尔曾石印了这张图，并以一美元的价格向公众出售）。这张组织图是一棵树，上面标出了权力与责任的层次、各个业务部门的劳动分工以及报告和控制的通讯联络线。树根代表董事会和董事长；树枝是5 个业务部门，以及机车修理、车厢、桥梁、电报、印刷、司库和秘书办公室等参谋服务部门；树叶是各个地方的货运部和售票处、下级监工、乘务员、领班以及其他的基层人员。对正式的直线权力的遵从是绝对的：执行一项严格的纪律制度……是取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所有下极只应对他们的顶头上司负责，并接受他们的指导；如果负责基层班组的领班受到上级官员直接向其下属发布命令的干扰，那末这种命令就不能得到遵从。②②麦卡勒姆，年度报告，第104页。　　　　麦卡勒姆认为，这种统一指挥的原则不应有任何例外，否则他的以个人负责为基础的控制系统就会遭到破坏。　　　　麦卡勒姆使得信息管理也发展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他利用电报加强了铁路运行的安全性，同时通过要求每小时都对每一列火车的行驶地点作出汇报、每天对客货运情况作日报以及每月为制定计划、运价和控制提供管理“统计帐目”报告等促进了管理工作。他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反复核对的控制系统：要求货运和客运列车员报告列车运行、装货和运货损失等情况；通过对这些报告进行比较，就能很容易发现不一致的地方和任何不诚实的现象。　　　　从管理的观点来看，麦卡勒姆的办法是成功的，但是第6 条规定所引起的问题却日益尖锐起来。司机们从未宽恕麦卡勒姆，有29名司机因违反第6 条规定以及不执行他制定的其他许多安全条例而被解职。随后发生了历时6 个月的罢工，麦卡勒姆找不到人来顶替罢工的司机，于是他在1857年同公司董事长一起辞职。但是，麦卡勒姆却得到了《美国铁路杂志》杰出的主编和铁路业发言人亨利·瓦农·普尔的很高的赞扬。普尔后来也曾对这个制度产生过一些怀疑，但是他认为，这仍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然而，麦卡勒姆的管理时代并未就此结束。他在伊利公司工作时发明过一种固定的拱形桁架桥，并获得了专利权。他在1857年创办了麦卡勒姆桥梁公司，同时在全国各地修建桥梁，每年收入达75000美元。1862年，国防部长斯坦顿请求他来管理美国的铁路，并且有权没收和使用为联邦政府的战争努力所必需的任何铁路。战争结束时，他是一位少将，他的主要功绩是运送战争物资支援了谢尔曼在亚特兰大进行的历时200 天的战役。①①托马斯·韦伯在《内战中的北部铁路》一书中详细叙述了麦卡勒姆在内战期间经营北部铁路的功绩。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2年出版。　　　　内战后，麦卡勒姆出任亚特兰大和大西洋铁路公司以及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的顾问。他因健康欠佳提早退休回到布鲁克林，他在布鲁克林没有再从事筑桥生意，而是写诗。他的最有名的一首诗叫水磨坊，最后一段是：财产、权力以及精力旺盛的身体最终必然全部丧失，流逝的水永远也不能再使磨轮转动。　　　　麦卡勒姆尽管在伊利公司受到了挫折，但是他的管理方法并没有消声匿迹。亨利·普尔大量出版了他的着作，而且有许多人仿效麦卡勒姆的做法，使美国第一流的大企业实现了制度化。艾伯特·芬克创造了一种成本会计法，这种方法使用了信息流、成本分类和统计控制手段。这种方法后来变成了现代公司进行管理的一种模式。①芝加哥—伯林顿—昆西铁路公司董事长查尔斯·E ·珀金斯改进了麦卡勒姆的组织法，他指出了一位管理人员所能监督的人数的限度以及把权力和责任逐级下放的必要性。同时他还提出了把下级人员之间的矛盾提交给高一级的共同的权力机构去解决的办法。②①艾伯特·芬克：《业务费用的分类》，见路易斯维尔和纳什维尔铁路公司年度报告（1874）第108-117页。　　　　②摘自查尔斯·E·珀金斯本人1855年撰写的论文，出处同上书，第118-125页。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完全照搬采用了麦卡勒姆的系统。 J·埃德加·汤姆森和托马斯· A·斯特科在地区部门化、正式的权力和责任层次、通讯联络、直线和参谋人员的职责、成绩的评定以及成本会计等方面都采纳了麦卡勒姆的主张。系统管理是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这棵树上结出的果，而不是在伊利公司开花结果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一位年轻管理人员从汤姆森和斯科特那里学到了麦卡勒姆的方法。他的名字叫安德鲁·卡内基，本书后面很快就会再次谈到他。　　　　亨利·瓦·普尔―对管理的更广泛的看法亨利·瓦农·普尔（1812—1905）试图通过他担任《美国铁路杂志》主编的身分，成为美国第一个大企业的知音。麦卡勒姆谈到的是内部业务问题，而普尔寻求的是铁路经营的更为广泛的原则，其中包括财政、规章以及铁路在美国生活中的作用。普尔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他的社会背景也比麦卡勒姆好，他的传记告诉我们，普尔浑身充满了十九世纪美国的那种浪漫思想和乐观情绪。①普尔在内战前的年代里担任《美国铁路杂志》主编，他把这本杂志办成当时的主要商业刊物，并且成为铁路投资者和经理人员了解情报的可靠来源。他撰写的社论谈到了铁路的发展情况、存在的问题以及业务实践所需要的改革等，而且还提供了许多详细的有关财政和运营的数据。内战后，他创办了《美国铁路手册》，继续努力进一步传播财政和运营信息。他的一生正值铁路事业从无到有并走向成熟的重要时代，同时也正是铁路在对开拓西部和用钢铁之网把美国连结成为一体方面产生惊人影响的时代。　　　　①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亨利·瓦农·普尔：商业主编、分析家和改革者》，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6年。一件令人感兴趣的轶闻是钱德勒教援系亨利·瓦农·普尔的曾孙。　　　　早期的伊利铁路公司是普尔特别关注的一个目标，因为该公司的管理很糟，资金匮缺。麦卡勒姆改革方案提出之后，普尔很快就成了伊利铁路公司的一个管理有方的典范的最大支持者。普尔认为，管理的改革必须通过培养一批专业管理人员来进行，而不是通过抽象的理论家和鼓吹建立国家运输体系的人来进行。普尔寻求的是管理的的科学或“制度”，他从麦卡勒姆的成果中发现了下面三个基本原则：组织原则、沟通交往原则和信息原则。②组织是一切管理的基础，从董事长到普通工人都必须有细致的劳动分工，每人都有具体的职责和责任。每人都将直接对他的直接上司负责；普尔在他撰写的社论中一再使用“责任”和“下级对上级报告的责任”这两个词。第二，沟通交往是整个组织进行汇报的一种办法，它使最高管理层能不断地和准确地了解铁路运行的情况。第三，信息就是“沟通交往的记录”，普尔认为有必要把有关开支、收入和运价的业务报告汇编成册。第三个原则就是管理文献中“数据库”概念的雏型，因为管理部门要拥有丰富的有关工作情况的资料，以便分析现存制度并为改进服务提供依据。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麦卡勒姆对普尔的文章的影响，而且可以通过艾伯特·芬克努力在公司的结构中建立统计控制方法来追溯出第三个原则的发展过程。　　　　②出处同上书，第146-147页。钱德勒的着作是以普尔在《美国铁路杂志》上发表的社论为基础的，本书引用时没有注明该杂志的具体日期和期数。关于普尔的三个原则，普尔受麦卡勒姆的影响，而不是相反，出处同上，第147页。　　　　正当麦卡勒姆的成果为人们广泛了解―这主要应归功于普尔的社论―的时候，普尔却开始对有了组织、沟通交往和信息这三条原则后是否就能完成管理任务产生怀疑。普尔在1858年为了研究英国的铁路制度曾去英国访问，他回国后曾写文章谈及“以人的能力、当前的企业实践及其机构来应付有效地管理如此大型的行政单位所产生的严格要求方面所面临的严重困难”。①普尔在英国和在伊利铁路公司都曾看到，工人对系统管理所要求的纪律的抵触情绪在加剧。在混乱中建立秩序要求加强控制、限制个人在执行任务时的随心所欲以及对正式组织的等级层次作出死板规定，而所有这些都会导致工人们对这种制度的残暴性提出反抗。这种抗议在有关管理史的书籍中并不是没有记载的，而且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仍然尚未完全解决。但是普尔认为，这种抗议太过分了，他为管理系统化的必要性做了辩解：“我们认为没有其他任何方法能使这样一部巨大的机器安全而成功地运转”，②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秩序、制度和纪律才能做到。　　　　①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亨利·瓦农·普尔：商业主编、分析家和改革者》，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6年。一件令人感兴趣的轶闻是钱德勒教授系亨利·瓦农·普尔的曾孙。第155页。　　　　②出处同上。　　　　因此，普尔开始寻求一些更广泛的原则来消除“把人看成仅仅是机器”的危险，“如果把人看成是机器，那么只要支付工资就能使一个人具有做一名听话的仆人所需要的全部品德。但是，对任务不能总是作出硬性规定，最宝贵的东西常常是自觉自愿”。①如果对任务作出严格规定以及对管理实现官僚体制化，那么就将会减弱激励因素，并且按照普尔的看法，必然会使铁路遇到军队和政府的那种由于死板的管理结构而必然产生的同样问题。普尔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种能通过向组织灌输团结精神而克服掉单调无味和照章办事的情绪的领导。最高管理层应成为“企业的神经中枢，它能通过每一部门，并应该把生气、知识和服从的精神输送到每个部门。这个神经中枢不应是支离破碎和互不关联的―向头发出一种指示，向手发出另一种指示，与此同时又向脚发出别的指示。凡是没有一致性的地方，就不会有干劲、智慧以及下级对上级的报告责任和服从”。②①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亨利·瓦农·普尔：商业主编、分析家和改革者》，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6年。一件令人感兴趣的轶闻是钱德勒教授系亨利·瓦农·普尔的曾孙。　　　　②出处同上书，第157页。　　　　普尔在法约尔提出统一指挥原则之前六十年就认为，最高管理层的问题就是要使下级能对组织具有一个整体的系统观点。领导人不仅必须了解铁路运营和管理工作的各个方面，而且还需要能够掌管所有的人员，了解整个体系和防止部门之间出现破坏共同统一目标的矛盾。领导失败的根源有二：第一，不是根据能力和教育情况而是根据其他因素来挑选人材，第二，未能建立一个可以查明无能的管理人员的情报系统。普尔呼吁培养有能力妥善管理别人财产的职业管理人员的要求，同亚当·斯密大约在一个世纪之前指出的问题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普尔作为铁路界的发言人猛烈抨击了那些以牺牲整个铁路事业而攫取目前利益的操纵股票和发行掺水股票的企业创办人和投机商。他要求无限制的竞争，这个观点反映了放任主义精神。价格不应由政府规定，唯一必要的法律是要保护“诚实的理性主义者”的利益以使其不受虚伪的企业创办人的破坏。他坚持认为，美国铁路业的迅速发展“证明，依靠在竞争不受限制的条件下创办工业的个人的自身利益，就可以给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好处”。①通过对股东和公众的宣传教育，通过管理专业化以及通过保护理性主义者免遭伤天害理者的伤害，铁路就能够在经济中发挥适当作用。　　　　①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亨利·瓦农·普尔：商业主编、分析家和改革者》，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6年。一件令人感兴趣的轶闻是钱德勒教授系亨利·瓦农·普尔的曾孙。第260页。　　　　亨利·瓦农·普尔的确是一位卓越的人物，因为他透彻地研究了更广泛的管理及其环境的问题。他论及的问题既是今天管理部门面临的问题，也是今后的管理将会碰到的问题。他认为，政府所应起的作用是保护而不是控制，这个见解说明了反复出现的管理同政府的关系问题：他曾努力要在混乱中建立秩序而又不破坏个人的积极性和尊严，而这也正是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他在弗雷德里克·泰罗之前很久就要求确立一种制度；他在埃尔顿·梅奥之前很久提出了承认人的因素的问题；他在克里斯·阿吉里斯之前很久就要求领导消除正式组织的刻板性。他是早期对管理思想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之一。　　　　系统的管理－一最后的说明倡导系统管理的是丹尼尔·麦卡勒姆，现在我们需要追溯他的影响的另一个线索。当人们想到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时，脑海中就浮现出一个建立了钢铁帝国和留下百万财富的企业家的形象。但是，卡内基从什么地方学到管理技术的呢？卡内基同该世纪其他许多企业家一样，是一位移民，早年当过报务员。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西部分局局长托马斯· A·斯科特雇用卡内基担任他负责调度的西部分局管辖的山区铁路线火车的私人报务员。卡内基很善于学习，他有一次解决了因火车出轨而造成的运输阻塞，就此出了名。出事的当时，斯科特正好不在，卡内基便以斯科特的名义发出命令。他由于灵活运用权力而受到了奖赏，而他的主动行动为授与调度权作了准备（一般说，只有局长才有这种权力）从而导致了组织上的变革。　　　　卡内基从斯科特和埃德加·汤姆森那里学会了铁路管理，读者们从前面已经知道，斯科特和汤姆森曾把麦卡勒姆的主张运用于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卡内基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学到的是麦卡勒姆的组织、报告、会计和控制的体制。卡内基在二十四岁时被提升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西部分局局长，当时该分局是美国这家最大铁路公司中首屈一指的大分局。在卡内基的监督下，该分局的铁路运输量增加了三倍。铁轨英里长度增加了一倍，而吨英里费用是美国所有铁路公司中最低的。1865年，他被提名为运营总管，但是他拒绝担任这个职务，他希望成为一个企业家，而不愿担任领取薪金的管理人员。有关卡内基成长发展的其他一些情况可以从许多方面得到了解：同本书有关联的是他的早期情况以及麦卡勒姆管理体系对他的影响。卡内基是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学会如何评定成绩、控制成本以及委派权力和责任的；而他后来在钢铁工业中运用了这些经验。①①本哈罗德·利夫塞斯着《安德鲁·卡内幕和大企业的兴起》一书中可以发现麦卡勒姆和卡内基之间的许多相同点。该书由波士顿利特尔- 布朗公司1975年出版。　　　　大企业及其变化中的环境1861—1865年的内战时期是美国在走向世界工业领导地位的道路上处于停顿的时期，这是很不幸的。内战既是一场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之间的经济斗争，也是一场政治和社会的斗争。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受到了严重打击，工业化的北方因此而处于控制地位。在内战后的几年中，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事件使美国的企业制度日益成熟。　　　　经济环境―资金的积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象十九世纪时的美国那样，经历了一场社会变革而又没有产生任何重大影响。为了了解形成二十世纪发展道路的力量，研究一下美国对工业主义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是很有必要的。美国的经济条件促进了公司的规模迅速扩大，而大规模的市场以及大规模的生产迎来了一个竞争很激烈的时代。对此，敢作敢为的企业家的对策是过量地扩大生产能力，结果是进一步加剧了价格竞争。为了保护自己不致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受到损害，以及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企业便通过联营、托拉斯、合并联合和控股公司等形式联合了起来。　　　　有限公司有着极大的发展潜力，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规模、活动范围、资金和力量等也随之扩大起来。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 ）提出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有关大型有限公司的成长史以及它们后来的组织形式的理论。他在追溯了许多公司的发展史后详细地叙述了美国大企业发展历史的四个阶段：（1 ）“资金的初步扩大和积累”；（2 ）“合理使用资金”；（3 ）“发展新的市场和行业，以帮助保证继续充分利用资金”；以及最后“建立一种新的结构，以便有可能继续有效地动员资金来满足变化中的短期市场需求和长期的市场趋势”。①从上面可以看出，这种循环是积累资金、合理使用资金、扩大资金以及再次合理使用资金；这种循环可能永久不停地周转下去。对不同的公司，这种循环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也不同，这取决于技术状况和公司对市场机会的反应能力以及利用的能力如何。在十九世纪后半叶，许多大工业正在形成，这个时期大概属于钱德勒所说的第一阶段，即“资金积累阶段”。　　　　①小艾尔弗霄德·D·钱德勒：《战略和结构：工业企业史上的重要时期》，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2年，第385页。另见：艾尔弗雷德·D·小钱德勒：《可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　　　　钱德勒进一步说明了工业发展的两个方面以及它们出现的时期：（l ）1879-1893年的横向发展时期：以及（2）1898-1904 年的纵向发展时期。横向发展是在同一领域的制造商通过合并、联营以及（或者）托拉斯等联合起来以便在制造业中获得大规模经济的好处时发生的。石油、牛奶、糖、烟草、橡胶、酿造业等等方面的公司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合并成更大的企业，就能使公司或者某些公司有可能控制它们的市场、取得财政上的谋刺蛾有利条件和降低生产费用。有些人认为这是垄断，但是制造商认为，由于残酷无情的竞争造成了混乱，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纵向发展时期是公司在生产进程中出现“后向”或“前向”运动时出现的。“后向”运动指的是寻求原料来源或供应者：“前向”运动意味着为自己的产品打开市场的销路。比如，一家炼油厂为了进行勘探、获得石油开采权、钻井以及修建通向炼油厂的输油管。就会出现“后向”运动；为了找到批发代理商或者为了建立它自己的零售站，就会出现前向运动。　　　　由于这种工业上的集中的作用，一些新的公司的名称例如“美国公司”、“全国公司”甚至“国际公司”等出现了。美国机车公司、全国罐头制造公司和国际收割机公司便是这样的公司。到1905年，大约三百家拥有七十亿美元资本投资的公司就控制了美国制造业的40％。正是在这个时期，大企业变成了巨大的财团。这便为第二阶段和科学管理奠定了基础，而我们将在后面再谈这个阶段。　　　　农民同商人一样也采取了集体行动进行自卫，以对付经济上的逆境。农民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使国家对铁路运费给以监督，是为了使农民对他们所处的环境能有更大的控制权。农民的联合行动也形成了一种为了保护自己利益的持久的农会运动。工人参加到农民和商人的行列中来，也试图组织起来采取一致的行动。　　　　实际上，在这个新时代，不可知的变化威胁着每一个人。工人、农民和商人都组织起来以采取集体行动。生产者联合起来以控制他们销售产品的环境；分配者联合起来以对销售和运输施加影响；工人们组织了工会以同资方进行谈判。这场组织上的革命表明，工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把经济决策的内容从个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为组织良好的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　　　　社会环境——大亨或施主？　　　　正直的行为很少成为新闻。历史学家和记者们感到害怕的是由于过份和特别强调而损害那些沉着、能干和负责的真正的生产建设者们的利益。马修·约瑟夫森发展了“残酷无情的大亨”的观点，以致公众很快就以这种价值观来看待任何一个企业领导人了。①约瑟夫森注意到，对顾客忠诚、尊敬人以及在商业实践中的保守主义等这些早期美国企业家的特点，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即开始消失。新型的商人很早就离开家庭外出谋生；他们中间大部分是敢作敢为的美国新英格兰血统的人，是在比较贫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都是移民或移民的儿子，都抱有获取财富的明确动机，他们也都是虔诚的清教徒，并且对他们的加尔文主义十分虔诚。②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有些人的性格是与此相反的，例如丹尼尔·德鲁。他的晚上经常是醉熏熏地在低级旅馆的房间里一面读圣经一面口嚼烟草度过的。他们全都看到了正在成长的经济的发展潜力，并发誓要利用它。要把他们的活动写成编年史是不可能的，但是，只用一些简略的情况就可以说明约瑟夫森为什么认为有些企业家的举止从社会角度来看是不负责任的。　　　　①马修·约瑟夫森，《残酷无情的大亨》，纽约，哈考特-布雷斯-乔瓦诺维奇公司，1934年。　　　　②出处同上书，第30-32页。　　　　海军指挥官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通过收买纽约市议会议员和控制股票的办法取得了纽约—哈莱姆铁路线的控制权。他后来建立了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发行掺水股票，发了财。他曾经说过：“法律有什么值得我关切的？我难道不是得到了权力了吗？”①丹尼尔·德鲁享有据说是第一个从事于后来被称之为“掺水股票”事业的荣誉。他用他在内战服役期间获得的一笔服役费购买了一群牛。他在把牛运到市场出售之前让牛吃盐，使它们口渴，然后尽量让它们喝水，这样在市场上出售的牛的分量大大增加，从而获得了一大笔利润。德鲁同杰伊·古尔德和吉姆·菲斯克一起转向铁路业，并且很快就使伊利铁路公司在丹尼尔·麦卡勒姆离开之后的日子里因管理不善而闻名。西部铁路老板特别坏，他们以科利斯·亨廷顿为首，并且在利兰·斯坦福的帮助下收买了议员，因为这些议员能批准他们免费获得政府土地，给他们以特权以及通过授与权力的法律。有一年，为了使国会通过一项法案，亨廷顿花了二十万美元。他后来抱怨说，国会一个季度的开支达五十万美元，并且还悲伤地说，“恐怕这个该死的国会将毁了我们。”②①马修·约瑟夫森：《残酷无情的大亨》，纽约，哈考特-布雷斯-乔瓦诺维奇公司，1934年，第72页。　　　　②出处同上书，第357页。　　　　并不是所有的“大亨”都是铁路主。约翰· D·洛克菲勒在建立他的南方改良公司和美孚石油帝国时表现出他具有冒险和狡猾的双重性格。通过与铁路合作，他可以少付运货费，并且向他的买主索取石油运费回扣。③安德鲁·卡内基一度拥有或控制了美国年轻的钢铁工业的三分之二。霍姆斯特德的罢工活动使卡内基在报界名誉扫地，因为他当时动用了克顿侦探事务所（被雇用来保护工厂的）警卫力量来对付工会的行动，而罢工工人用石头痛击并殴打了他们，后来，州的军队开进了工厂，并且确保工厂的全体雇员均为非工会会员。在此过程中，有14人死亡，163 人受伤。上面这些人是―至少在约瑟夫森看来是―美国企业主中最令人讨厌的像伙。　　　　③出处同上书，第115-119页。另见文达·塔贝尔所着《美孚石油公司史》一书。纽约，哈珀-罗公司出版，1905年。　　　　①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波士顿，贝科恩出版社，1954年，第4页。　　　　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事实？有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对企业界说来，达尔文主义可能只不过是为旧思想找出了一个新的装饰词而已”。②他声称，商人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需要法则时就制定法则，他们没有读过或听到过达尔文或者亚当·斯密的着作，对于抽象的社会理论和经济理论也不大关心。另一位历史学家很同意他的观点并说：“认为这种竞争的坚定决心是以达尔文的论据为基础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①很少有人对达尔文有充分的了解并能够“把生物学用来进行自我辩护”。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商人的思想和实践的影响能作出什么结论呢？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处于高潮时期，人们可以看到商人们和其他一些人设法通过联营、农会运动和工会等的协会的努力来避免竞争，而并没有让自然法则来自行起作用。商人们都是讲求实际的，人们从未看到过他们对知识界提出的社会理论表现出兴趣；因此这一次，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并未起什么作用。此外，企业家们所具有的众所周知的虔诚信教的本性―至少在星期日是这样―也是对那些倡导这种观点者的一个打击，而达尔文的思想对他们这样的人是否会有吸引力是令人怀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可能使某些做法合理化，但是断定它就是占支配地位的哲学，是站不住脚的。　　　　②爱德华·柯克兰：《企业界的梦想和思想，1860——1900》，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14页。另一个持这种实用观点的人是彼得·A·琼斯，《重访残酷无情的大亨》，波士顿，D·C·希思公司，1968年，第5-6页。　　　　①雷蒙·J·威尔逊：《达尔文主义和美国知识界》，伊利诺斯州，霍姆伍德，多尔西出版社，1967年，第93页。　　　　就十九世纪的道德价值观来说，企业和社会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大亨们”没有良心呢，还是他们为社会带来了某些好处呢？企业界人士的善心就象企业本身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其中包括艺术和文学的赞助人、社会工程的资金提供者、教会施舍者以及教育设施的资助者等。任何人都不会对发迹的人使用他们的一部分或全部财产的权利提出质问，毕竟这是他们的钱，他们愿意怎么处理就可以怎么处理。但是有限公司这个新事物的情况如何呢？它能否会有良心呢？它的管理人员和董事能不能拿出公司的一部分利润来支持与企业无关的事业呢？或者说，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员是否只为公司所有者―股东的利益工作呢？由于在1883年英国的赫顿对韦斯特科克铁路公司的案件中创造了一个先例，公司兴办慈善事业的法律问题被搞得模糊不清了。在上述案件中，法院的裁决认为公司完全是作为一个获取利润的企业而存在的，其目的是为了向其所有者―股东平等分配收入。鉴于有了这个先例，公司负责人在向其他提出要求的人捐赠款项时就表现出犹豫不决，因为他们担心股东会提出诉讼。　　　　虽然公司兴办的慈善事业可能会受到疑难，但是个人从事慈善事业是不会受到阻碍的。个人的善行可能是表示十九世纪企业家的社会良心的一种手段。这里只能提及一部分伟大的慈善家商人。埃兹拉·科内尔首先办起了电报事业，后来在西部联合公司中发了财，他拿出一些钱创办了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院（在纽约州的伊萨卡）；威廉·科尔盖特由于制造了肥皂而使人们更加神圣，他和他的继承人向一所学院提供了许多资金，因而该学院改而以他的名字命名；塞谬尔·斯莱特的合伙者摩西斯·布朗在普罗维登斯创办了罗得岛学院（1770年），该学院于1804年改名为布朗大学；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创始人约翰斯·霍布金斯也在巴尔的摩创办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着名大学；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海军指挥官）1873年留下一大笔遗产，后来用它把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一所卫理公会的神学院改办成一所着名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学。　　　　此外还有：约瑟夫·沃顿（Joseph Wharton）―他捐赠了10万美元，使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立了美国第一所工商学院；爱德华·塔克（Edward Tuck ）―他为纪念他父亲，向达特茅斯大学捐赠了30万美元，创办了阿莫斯·塔克管理和财政学院（1899年）；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 ）―他创办了一所大学以纪念他的儿子（1891年）；约翰·史蒂文斯（John Stevens）―他为一所技术学院提供资金（1870年）；詹姆斯·B·杜克（James B. Duke）―他建立了信托基金会以创办三一学院（后来以杜克家族命名）。并不是盼望有一名慈善家支持的所有大学都会福星高照的。如丹尼尔·德鲁（Daniel Drew ）曾拿出一张25万美元的期票捐赠给新泽西州麦迪逊的一所卫理公会神学院。该神学院后来开始办学，但是丹尼尔·德鲁破产了，根本无法交付许诺的那笔钱。①不过，这所神学院还是被命名为德鲁大学。　　　　①见前引约瑟夫森所着一书，第20页。　　　　另外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慈善家：洛克菲勒在1896年向芝加哥大学捐赠了一笔款子，并通过一个普及教育基金会提供了几百万美元来教育南方的黑人，同时他在1937年去世时，还给以他的家族命名的这个基金会捐赠了5 亿美元的一笔款项供今后使用。卡内基在他1919年去世前的一生中共捐赠了3 亿5 千万美元，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就象进入这个世界时一样，分文全无。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大学和基金会是他所主张的“财富管理员”哲学的不朽的纪念碑。尽管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如此慷慨，但是，1915年国会劳资关系委员会仍然指责他们为社会的威胁。②他们的行为被认为是侵犯了政府的权限，这反映出人们担心商业界兴办慈善事业可能会加强商业界对社会的控制。　　　　②引自克拉伦斯·沃尔顿所着《公司的社会责任》一书，加利福尼亚州，贝尔蒙特，沃兹沃思出版公司，1967年，第41-42页。　　　　时代已经发生变化：所得税和继承税使人们很难象十九世纪企业家那样积累那么多的财富，公司兴办慈善事业的法律问题已经得到澄清（我们下面将谈到这个问题），公众对企业在社会中的作用所抱的期望也改变了。但是，我们今天却享受着十九世纪美国建设者兴办的慈善事业所带来的好处。　　　　政治环境：从亚当·斯密到二十世纪1776年间问世的两个文献敲响了重商主义的丧钟，它们是美国独立宣言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美国继承的经济遗产主要是重商主义，但是，要求摆脱英国政策控制的压力却十分强大。在美国独立宣言公布的同时，斯密的着作在英国也出版了，它是一项经济独立宣言。　　　　在1776- 1787年这段时间内，美国企业家和政界领导人广泛阅读和探讨了亚当·斯密的主张。斯密的着作与美国这个新独立的国家中反对政府在经济问题上发挥重大作用的那些人的哲学思想是相吻合的。斯密主张的放任主义倾向是宪法制定者可以接受的。第一条第八项授与国会赋课、征税、借贷款项、铸造货币、规定度量衡标准、惩办伪造货币者、颁发专利权以及“规定合众国与外国及各州之通商”条款等的权力。除了这些权力外，政府显然要对经济事务采取比较放任的态度，而政府行动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各州之间的一致性和正常关系。美国对重商主义的限制和关税有着亲身的体验，因此它渴望限制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　　　　这种政策一直持续到差不多十九世纪末期。　　　　这种“不干涉”政策扩展到了有组织的劳动力和企业。美国从英国继承下来的一个观点是：工人间的联合就是阻碍贸易的“密谋”，因而是非法的。在美国，地方的手工业行会有些发展，但是当他们试图举行罢工时，却时常接到法院下达的禁令。在1842年的一件划时代的案件中（共和国对拜特诉讼案），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判决说，工人们的联合本身不是非法的。如果这种联合的目的是违法的，那么才可以禁止它。法院认为，争取建立不得雇用非工会会员的工厂（工人必须是工会会员）以及举行罢工都不是非法的目标，而工人们为实现这些目的而进行的联合是正当的。虽然这项决定只适用于马萨诸塞州，但是它却妨碍了其他一些州企图以密谋为理由而对工人组织提出的控告。　　　　虽然在建筑业和铁路兄弟会中手工艺工人的力量比较强大，但工业工人中通过工会组成的工人组织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尽管对共和国与拜特的诉讼案作出了裁决，但是持某种敌视态度的公众舆论阻碍了工会化工作的进展。工业工人（即非手工业工人，例如建筑业工人）曾两次试图组织起来，但是均遭失败。这两次尝试是劳工对企业的发展所作出的抗衡性回答。以威廉· H·西尔维斯为首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曾试图用合作性生产制来取代工资制，根据这种制度，工人们将合伙使用他们的资源，并由他们自己提供劳工和管理工厂。在1867年成立的劳工协会曾订立条文，试图谋求实现八小时劳动日、建立劳工统计局、保护童工、分等级征收所得税、铁路和电报的国有化、取消国家银行以及用合作制取代工资等等。但这两个组织都没有能生存下去。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劳工暴力行为使得公众更加害怕工会。莫利·麦凯斯党在宾夕法尼亚煤矿采取暗杀和其他残暴行为对人民进行恐吓。劳工协会试图在芝加哥强行组织一次总罢工，结果造成一些人死亡，这便是海伊市场事件（1886年）。霍姆斯特德罢工（1892年）和普尔曼罢工（1894年）是由于劳资双方发生对抗而引起暴力行动的另外两个例子。公众对“激进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人们常常把这些人看成是合法的工会组织者―的畏惧心理使工会运动处于相对的停滞状态。美国劳工联合会作为一个手工业行业联合会是成功的，它集中力量追求的是在业工人的眼前经济利益，而不是争取遥遥无期的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