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的演变》作者：[美]雷恩 《国外经济管理名着丛书》 前言马洪 今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清算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篡改所造成的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的种种恶劣影响，同时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就使党的路线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 为了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的一条是认真学习、踏实工作。胡耀邦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一次号召大家下苦功夫，勤奋读书，努力掌握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使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知识，成为比较系统的、有条理的理论的认识。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是很多的，包括理论知识、实际知识、技术知识、管理知识等等。要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要学会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学习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要不断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同时也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翻译出版一些国外经济管理名着，就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手段之一。为此，我们编译出版这套《国外经济管理名着丛书》。 为了使读者对国外经济管理的经验和理论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这套丛书选题的范围比较广泛。从地区上讲，既包括美、法、德、日等国的着作，也包括苏联、东欧等国的着作，从时间上讲，由本世纪初开始，直到当代，而以当代着作为主，从内容上讲，既包括宏观范围的经济管理，又包括微观范围的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同时兼顾到各个学派和各种不同观点的着作。这套丛书就是从上述范围选择的有代表性的名着，并将在今后随着国外经济管理的实际和理论的进展而不断加以补充。如美国于1981年4 月出版的《 Z理论》一书，得到各国管理学界的重视，是一种较有影响的新理论，我们已补入本丛书，并着手翻译。 西方的经济管理理论，由于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经济需要，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对于各个学派的划分，各国的一些管理学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关于管理的思想虽然由来已久，但在西方成为系统的管理理论，则公认是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此后，从其发展的历史及内容来看，西方经济管理理论各学派的形成基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形成的所谓“古典管理理论”。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泰罗（Frederick W . Taylor， 1856-1915）、法国的法约尔（Henri Fayol ， 1841-1925）、德国的韦伯（Max Weber ，1864-1920）以及后来的美国人古利克（Luther Gulick ， 1892-）和英国人厄威克（LyndallUrwick， 1891-）等人。古典管理理论较系统地探讨了经济管理问题。如泰罗等人倡导的科学管理，主要探讨了在工厂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他们认为：当时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是很大的。于是他们在科学试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所谓标准的操作方法。用这种标准的操作方法对全体工人进行训练，并据以制定较高的定额。这就是所谓工作定额原理。为了使工人完成较高的工作定额，除了使工人掌握标准的操作方法以外，还必须把工人使用的工具、机械、材料以及作业环境加以标准化。这就是所谓标准化原理。为了鼓励工人完成工作定额，他们提倡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刺激性的计件工资制度。他们认为，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取得雇主和工人两方面的合作。雇主关心的是低成本，工人关心的是高工资。要使雇主和工人两方面认识到，通过科学管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两者都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泰罗等人认为，这就是雇主和工人双方“协调与合作”的基础。但他们并没有象后来的“行为科学”学派那样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角度来考察企业中“人的关系”。此外，泰罗等人还对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的划分、职能管理制的采用和组织结构上的管理控制原理等进行了探讨。泰罗的代表作是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1912年泰罗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对泰罗制和其它工场管理制的听证会上的证词，也是研究科学管理的一篇重要文献。 法约尔虽然同泰罗一样是个工程师，但两人有所不同。泰罗开始是作为普通工人进入工厂的，其后主要从事于工程技术工作。法约尔则从进入企业开始，就参加了企业的管理集团，以后又担任了一个大公司的最高领导，并在法国的多种机构中从事过管理方面的调查和教学工作。所以他的管理理论是以大企业的整体为研究对象的，而且他认为他的理论不仅适用于公私企业，也适用于军政机关和宗教组织等。他的管理理论主要包含在1916年发表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他认为，管理不同于经营，只是经营的六种职能活动之一。经营的六种职能活动是：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和管理活动。这六种职能活动，是企业组织中各级人员都多少不同地具有的，只不过由于职务高低和企业大小的不同而各有侧重。至于管理活动，则又包含五种因素，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法约尔对管理的五种因素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了十四条管理原则，即：（一）分工；（二）权限与责任；（三）纪律；（四）命令的统一性；（五）指挥的统一性；（六）个别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七）报酬；（八）集权；（九）等级系列；（十）秩序；（十一）公平；（十二）保持人员稳定；（十三）首创精神；（十四）集体精神。法约尔还特别强调管理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可以通过教育使人们学会进行管理并提高管理水平。 韦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理论方面，他的贡献是提出了所谓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理论，这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代表作《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论》一书中。韦伯主张，为了实现一个组织的目标，要把组织中的全部活动划分为各种基本的作业，作为公务分配给组织中的各个成员。各种公职和职位是按照职权的等级原则组织起来的，每一职位有明文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形成一个指挥体系或阶层体系。组织中，人员的任用完全根据职务上的要求，通过正式考试或教育训练来实行。管理人员有固定的薪金和明文规定的升迁制度，是一种“职业的”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组织中规定的规则和纪律。这些规则和纪律是不受个人情感影响而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组织中人员之间的关系完全以理性准则为指导。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不仅适用于组织内部，而且适用于组织与外界的关系。韦伯认为，这种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能提高工作效率，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它组织体系。 泰罗、法约尔、韦伯等人倡导的古典管理理论，后来为许多人所研究和宣扬，其中较为系统地加以整理阐述的有厄威克和古利克。厄威克的着作有：《管理的要素》、《组织的科学原则》、《管理备要》等。他提出了他认为适用于一切组织的八项原则：（一）目标原则，即所有的组织都应当表现出一个目标；（二）相符原则，即权力和组织必须相符，（三）职责原则，即上级对所属下级工作的职责是绝对的；（四）组织阶层原则；（五）控制广度原则，即每一个上级所管辖的相互之间有工作联系的下级人员不应超过五人或六人；（六）专业化原则，即每个人的工作应限制为一种单一的职能；（七）协调原则；（八）明确性原则，即对于每项职务都要有明确的规定。 古利克除了其它着作以外，最主要的是他和厄威克合编而于1937年出版的《管理科学论文集》一书。该书包含了反映当时在管理学上有不同意见的一系列论文。古利克在该论文集中，把古典管理学派有关管理职能的理论加以系统化而提出了有名的POSDCORB，即管理七职能论。POSDCORB就是取这些职能的英文词的首字母而组成。这七种职能是：（一）计划（Planning）。这是为了实现企业所设定的目标而制定出所要做的事情的纲要，以及如何做的方法。（二）组织（Organising ）。为了实现企业所设定的目标，就必须建立权力的正式机构和组织体系，并规定各级的职责范围和协作关系。（三）人事（Staffing）。包括职工的选择、训练、培养和恰当安排等。（四）指挥（Directing ）。包括对下属的领导、监督和激励。（五）协调（Coordinating）。这是为了使企业各部门之间工作和谐，步调一致，共同实现企业的目标。（六）报告（Reporting ）。包括下级对上级的报告和上级对下级的考绩、调查和审核。（七）预算（Budgeting ）。包括财务计划、会计、控制等。古利克提出的这七种管理职能，以后虽有人加以增减或修改，但基本上包括了古典管理学派到那时为止有关管理过程论述的各个方面，成为以后有关这类研究的出发点。 古典管理学派从泰罗等人开始从事管理的实际试验和理论研究算起，距今巳将近一个世纪。他们的理论不但在当时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以后管理理论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许多原理和做法至今仍被许多国家参照采用。当代西方有些管理学者还提出“回到泰罗去”的口号，表示要对古典管理理论重新深入研究。 西方管理理论的第二个阶段，是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人际关系”——“行为科学”的理论。所谓行为科学，就是对工人在生产中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以便调节企业中的人际关系，提高生产。它研究的内容包括：人的本性和需要，行为的动机，尤其是生产中的人际关系（包括领导同工人的关系），所以，它在早期叫做人际关系论。 行为科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加剧才应运而生的。泰罗以前的企业管理基本上把工人看做机器的配件、会说话的工具。这大大挫伤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泰罗用定额奖惩的办法，即大棒加胡萝卜的办法来刺激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当时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人阶级的觉悟进一步提高了，他们逐渐认清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一套手法，因而用更多的罢工、怠工等各种形式来进行斗争。于是泰罗的所谓科学管理开始失灵了。这时，许多西方管理学者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危机，就把西方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引进企业管理的研究领域，提出用调节人际关系、改善劳动条件等办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行为科学早期的代表人物有原籍澳大利亚而后来移居美国的梅奥（Elton Mayo ，1580-1949 ）和美国的罗特利斯伯格（Fritz J . Roethlisberger， 1898-1974）。他们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在美国进行了有名的霍桑工厂试验，并以实验的结果为依据，提出了以下几条原理：（一）工人是“社会人”，是复杂的社会系统的成员。所以，工人不是单纯追求金钱收入，他们还有社会、心理方面的需求，即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归属感和受人尊重等。因此，必须从社会、心理方面来鼓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二）企业中除了“正式组织”之外，还存在着“非正式组织”。所谓正式组织就是具有一定的目标，并且由规章、制度、方针、政策等规定企业中各成员之间相互关系和职责范围的一定组织体系。所谓非正式组织就是企业成员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由于抱有共同的社会感情而形成的非正式团体。这些团体有自然形成的规范或惯例，其成员必须服从。古典管理理论所注意的只是正式组织的一面，而梅奥等人则认为还存在着非正式组织，并强调它同正式组织是相互依存的，对生产率的提高有很大的影响。（三）新型的领导能力在于，通过对职工满足度的提高而激励职工的“士气”，从而达到提高生产率的目的。所谓满足度就是工人的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工人所要满足的需要中，金钱只是一部分，更多的是感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梅奥等人通过在霍桑工厂的试验了解到，工人并不是把金钱当作刺激积极性的唯一动力的“经济人”，而是在物质之外还有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的“社会人”。所以，新型的领导能力就是要在正式组织的经济需求和工人的非正式组织的社会需求之间保持平衡。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弥补古典管理理论的不足，解决劳资之间以至整个“工业文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提高生产率。他们的这些观点主要反映在以下的代表着作中：梅奥的《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罗特利斯伯格的《职工的生产率中的人的因素》等。 梅奥等人奠定了行为科学的基础以后，西方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大量出现。行为科学在后一阶段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一）有关人的需要、动机和激励的向题。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有：（1 ）美国的马斯洛（Abraham H . Maslow，1908-1970 ）：的“人类需要层次论”，他在《人类动机的理论》、《激励与个人》等着作中，把人的需要按其重要性和发生的先后次序排成以下的五个层次：第一层，生理上的需要，包括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各种物质上的需要，如衣食、住房、医药等。第二层，安全上的需要，如生活有保障、不会失业、生病或老年有所依靠等。第三层，感情和归属上的需要。第四层，地位和受人尊敬的需要。第五层，自我实现的需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事业心。马斯洛认为，人们一般按照这个层次来追求各项需要的满足，以此来解释人们行为的动机。（2 ）美国的赫茨伯格（FrederickHerzberg ）的“激励因素- 保健因素理论”，他在《工作的推动力》、《工作与人性》等书中提出，工作环境或工作关系方面的因素是保健因素。所谓保健因素是指，对职工满足的效果，类似卫生保健对身体健康所起的作用一样。卫生保健不能直接提高健康状况，但有预防作用。同样的，保健因素不能直接起激励职工的作用，但能预防职工产生不满。属于保健因素的有：公司政策和管理、监督、工资、同事关系、工作条件等。至于使职工产生满意作用的因素，只有激励因素，即属于工作本身或工作内容方面的因素，如成就、上级赏识、工作本身、责任、进步等。（3 ）斯金纳（B . F . Skinner ， 1904-）的“强化理论”。这是以学习的强化原则为基础的对理解和修正人们行为的一种探讨。从其最基本的形式来讲，强化指的是对一种行为的肯定或否定的后果（报酬或惩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决定这种行为是否重复。（4 ）弗鲁姆（Victor H . Vroom）的“期望机率模式理论”。这种理论认为，选择性行动成果的强度（即职工对某一行动成果的评价）和期望机率〔即职工认为某一行动成功的可能性的程度）两者决定激励力的大小，激励力促使行动，行动取得成果，通过成果职工得到满足。 （二）同企业管理有关的所谓“人性”问题。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有：（1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 1906-1964）的“X 理论-Y理论”。他在研究企业管理时，发现企业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不少是由于管理人员对工人的片面认识，即认为工人劳动效率不高，是由于“工人的本性不诚实、懒惰、愚蠢、不负责任等等造成的”，这就是“X 理论”。与此相反，认为人不是被动的，人的行为受动机的支配，只要给其创造一定的条件，他就会努力工作，达到确定的目标，希望自己的工作取得成就。从这个认识出发，如果工人的工作没干好，就得从管理本身去找妨碍劳动者发挥积极性的因素了。这就是“Y 理论”。显然，“Y 理论”比“X 理论”是大大地前进了。麦格雷戈在《企业的人事方面》等着作中，把传统的管理观点叫做“X 理论”，那是以对工人的管束和强制为主的。他主张以诱导的办法，鼓励职工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他把这种管理观点，叫做“Y 理论”。麦格雷戈认为，只有“Y 理论”才能在管理上取得成功。〔2 ）美国的阿吉里斯（Chris Aryris）的“不成熟- 成熟理论”。他在《个性和组织》等着作中提出，在人的个性发展方面，如同婴儿成长为成人一样，也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连续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从被动到主动、从依赖到独立、从缺乏自觉到自觉和自制。一个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就体现他自我实现的程度。而正式组织的基本性质使个人保持在“不成熟”阶段，并妨碍他自我实现。消除个性和组织之间的不调和并使之调和起来的办法是：扩大职工的工作范围；采用参与式的、以职工为中心的领导方式，使职工有从事多种工作的经验；加重职工的责任。更多地依靠职工的自我指挥和自我控制，等等。 （三）企业中的非正式组织以及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有，（1 ）原籍德国、后来移居美国的卢因（ Kurt Lewin ， 1890-1947）的“团体力学理论：。这个理论主要论述了作为非正式组织的团体的要素与目标；内聚力、规范、结构、领导方式、参与者、行为分类，规模、对变动的反应等。（2 ）美国人布雷德福（Leland Bradford ）的”敏感性训练“。敏感性训练的目的是通过受训者在团体学习环境中的相互影响，提高受训者对自己的感情和情绪、自己在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自己同别人的相互影响关系的敏感性，进而改变个人和团体的行为，达到提高工作效率和满足个人需求的目标。 （四）企业中领导方式的问题。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有。（1 ）美国的坦南鲍姆（Rohert Tannenbaum ）和施米特（Warreu H. Schmidt ）的“领导方式连续统一体理论”。他们认为，在企业的领导方式中，从专权式的、以上司为中心的领导方式到极为民主的、以职工为中心的领导方式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领导方式，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至于到底应选择哪一种领导方式，不能一概而论，要考虑经理、职工、形势、长期战略等方面的因素，才能在这个连续统一体中选择一个当时当地最合适的领导模式。（2 ）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利克特（RensisLikert，1903- ）的“支持关系理论”。他在《管理的新模式》等着作中指出，职工必须认识到他们在工作中的经验和接触是有助于他们个人价值和重要性的感觉的。这种关系就叫做支持关系。他还指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在管理中如果以职工为中心，较多关心职工的需要和愿望等，则该企业的生产率就较高，同职工接触时间较多者，领导方式愈是民主、合理者，其生产率亦愈高。（ 3）美国俄亥俄大学的斯托格第（Ralph M .Stogdill ）和沙特尔（Carroll L. Shartle）等人的“双因素模式”。他们认为，组织中的领导行为包含两个因素：主动结构（以工作为中心）和体凉（以人际关系为中心）。这两种因素不是互相排斥的，应该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效率高的领导。而这两种因素的结合可以有多种情况。（4 ）美国的布莱克（Rabert R . Blake）和穆顿（Jane S. Mouton）两人的“管理方格法”。他们在《新管理方格》等着作中提出，为了避免企业领导工作中趋于极端的方式，即或者是科学管理，或者是人群关系，或者以生产为中心，或者以职工为中心；或者采取X 理论，或者采取Y 理论，应采取各种不同的综合的领导方式。他们以对生产的关心为横轴，对职工的关心为纵轴，每根轴线分分九小格，共分成八十一个小方格，代表各种不同结合的领导方式。他们认为，把对生产的高度关心同对职工的高度关心结合起来的领导方式是效率最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行为科学的后期发展中，有一种把行为科学同古典管理理论调和起来的倾向。这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不是行为科学那一套所能解决的。但是，行为科学的许多主张和做法非但没有被当代西方的管理学者所抛弃，而是被更多的管理学者研究和应用。 第三个阶段，是在古典学派和行为学派出现以后、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当代西方管理理论的一些学派。主要有：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权变理论学派和管理科学学派等等。这些学派之所以产生，是同当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日益提高相联系的。 社会系统学派以美国的巴纳德（C.l.Barnard ，1886-1961 ）为首。巴纳德认为，社会的各级组织都是一个协作的系统，即由相互进行协作的各个人组成的系统。这些协作系统是正式组织，都包含有三个要素：协作的意愿、共同的目标、信息联系。非正式组织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同正式组织互相创造条件，在某些方面对正式组织产生积极的影响。至于组织中经理人员的作用，就是在协作系统中作为相互联系的中心，并对协作的努力进行协调，以便组织能够维持运转。巴纳德的代表作是1938年出版的《经理的职能》一书。 决策理论学派是从社会系统学派中发展出来的，其代表人物有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西蒙（H.A.Simon ，1916- ）、马奇（J.G.March ）等人。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吸收了行为科学、系统理论、运筹学和计算机程序等学科的内容而发展起来的。西蒙由于在决策理论的研究上作出了贡献，曾获得的197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等人认为，决策贯彻管理的全过程，管理就是决策。组织是由作为决策者的个人所组成的系统。他们并对决策的过程、决策的准则、程序化的决策和非程序化的决策、组织机构的建立同决策过程的联系等作了分析。他们的代表作是《组织》及《管理决策新科学》等。 系统管理学派同社会系统学派也有密切的关系，而各有不同的侧重方面。其代表人物有卡斯特（F.E.Kast），罗森茨韦克（J.E.Rosenzweig）等人。他们两人的代表作有《系统理论和管理》、《组织与管理：系统与权变的方法》等书。系统管理学派认为，从系统的观点来考察和管理企业，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效率，使各个系统和有关部门的相互联系网络更清楚，更好地实现企业的总目标。系统管理学派在六十年代最为盛行。其后，由于它不能满足各方面的期望而稍有减弱，但仍有相当多的人继续从事研究。而且，系统管理理论中的许多内容有助于自动化、控制论、管理情报系统、权变理论的发展。 经验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德鲁克（Peter Drucker ，有人译为杜拉克，1909- ）、戴尔（E.Dale）等人。德鲁克的代表作有《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管理实践》、《有效的管理者》等，戴尔的代表作有《伟大的组织者》、《企业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等。他们认为，古典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都不能完全适应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关企业管理的科学应该从企业管理的实际出发，以大企业的管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加以概括和理论化，向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实际的建议。 权变理论学派认为在企业管理中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没有什么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管理理论和方法。这个学派于七十年代在美国等地风行一时。这是由于科技、经济、政治上的剧烈变动和职工队伍构成及文化技术水平的改变，使得权变理论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管理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伯法（E.S.Buffa ）等人。他们认为，管理就是用数学模式与程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的程序，求出最忧的解答，以达到企业的目标。管理科学就是制定用于管理决第的数学模式与程序的系统，并把它们通过电子计算机应用于企业管理。伯法的代表作有《生产管理基础》等。 此外，美国管理学者孔茨（Haroid Koontz ）在1980年发表的《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中认为目前至少已发展到有十一个学派，除了前面已提到的以外，还有组织行为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经理角色学派、经营管理理论学派等。 以上是西方经济管理理论的一些主要学派。至于苏联、东欧等国的经济管理理论、特别是宏观经济的管理理论，由于其历史发展和现实经济情况的不同，同西方有着许多不同的特点，我们也将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着作予以介绍。 我们借鉴国外经济管理的经验和理论，为的是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工作搞好。我们知道，经济管理既包含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组织方面的问题，也包含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各种不同社会形态中的经济管理，其根本目的是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掠夺而管理”，“借管理来掠夺”。①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根本目的则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在经济管理中休现出来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不同的。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同广大职工是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不论他们用什么“协作两利”、“行为科学”的美丽词句，也改变不了这个基本事实；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干部、技术人员，同工人是同志的平等协作的关系。这些，都是不同社会制度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经济管理中的反映。然而，各种不同社会形态中的经济管理，也存在着共同的方面，比如资本主义大企业和社会主义大企业，由于都是从事物质生产的社会化大生产过程，在管理上就必然存在着某些反映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共同性的东西。 ①《列宁选集》第3 卷第395 页。 所以，对国外的经济管理，我们要看到这种两重性。就西方国家的经济管理来讲，“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不能“把从共同的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因而从对抗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①同样，作为其经验概括的国外经济管理着作，也有两重性。正如列宁在对“泰罗制”进行科学分析时所指出的，一方面，它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榨取工人血汗的“科学”制度；另一方面，它又包含一系列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对子国外经济管理着作中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东西，我们必须予以批判，决不能盲目引进。而对反映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共同规律的东西，则必须予以研究，以便借鉴。如果把反映现代化大生产客观规律的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也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予以排斥，那是错误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有人在这个会议上说，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②列宁在讲到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组织形式的托拉斯时指出：“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创造或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空想，而是要已经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采用托拉斯所造成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大生产的本领，那末这种本领便无从获得了。”③毛泽东也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④当然，即使对国外经济管理中可资借鉴的地方，我们也不能盲目照搬，而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经过我们的分析和消化，为我所用，制定出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管理的科学制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第368-369页。 ②《 列宁全集》 第27 卷第285页。 ③《 列宁选集》 第3 卷第555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87页。 我国经济管理的最主要的特点和优点，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进行的管理，它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思想，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和研究。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大生产必须进行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目的性，管理必须有权威，社会主义制度下簿记的重要性，节约社会劳动，按劳分配等方面的论述，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向资产阶级学习管理的必要性，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和劳动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行经济核算，培养管理人才等方面的论述；毛泽东关于依靠工人阶级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工人、技术人员、干部的“三结合”的群众路线的民主管理制度，产品好、成本低、推销快是企业行政、党组织、工会三方面三位一体的共同任务，国家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业都要有相当精密的计划，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要勤俭办工厂、建立核算制、使一切工厂实行企业化，遵守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把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结合起来，思想政洽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坚特做到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等方面的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的这些论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财富，是我们长期以来对经济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这些指导思想保证了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胜利前进，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是，也不能否认，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还比较短，经营管理经验也不够丰富。以我国来说，建国才三十二年，其中，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捣乱就耽误了十几年，认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经营管理的时间，只不过十几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当然不可能积累起丰富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经验。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和提高，缺乏丰富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经验，缺乏对这些经验的科学总结，就难以提出深刻反映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客观规律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理论。我们除了努力实践、不断总结我国的社会主义经营管理的经验以外，还有必要认真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汲取他们那些合乎科学的东西，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早日成功。这就是我们编译出版这套《国外经济管理名着丛书》的目的。 年9 月 译者说明本书是美国威利出版公司的经营管理丛书中的一本，是当前国外介绍管理思想演变较详细的一本着作。作者丹尼尔·A ·雷恩博士是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管理学教授，并兼任俄克拉何马大学哈里·巴斯企业史文献收藏馆馆长。他还担任过美国南方管理协会主席和管理学院管理史研究部主任，并曾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执教。他曾同小丹·沃里奇合着过《管理的原则——过程和行为》一书。 本译本根据原书1979年第二版译出。参加翻译的有孙耀君、李柱流、王永逊。其中第一、二部分由李柱流、王永逊两人翻译，第三、四部分由孙耀君翻译。 前言近十年来，对管理史的研究和教学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多。它如此日益引起人们关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 ）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发现管理史同其他任何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一样，也是社会迫切需要的和有价值的；（2 ）越来越多的“富有经验的”管理学研究人员热衷于着书立说，以把他们的经验和回忆留给后代；（3 ）管理学院建立了一个专业性研究机构―管理史研究室，利用它作为大专院校交流经验的讲坛；（4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一门学科若要发展为一种“专业”，其内容必须包括它的思想遗产，并使之成为社会教育过程的一部分。 出版这个新版本的目的是为了补充和发展以前有关管理思想演变的材料。本书第一版的读者将发现，新版本在时间顺序的安排上同第一版基本相同，变动之处主要是对管理历史的叙述更为精炼，同时也收集了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补充了一些最近的发展。新版本还增添了一些有关皮埃尔·杜邦和哈里·霍普夫等人的材料；有关个人的历史和劳工史的材料比过去多了；对于企业和社会的变化前景的预想也给以了更多的重视，并且还包括了当代的新的发展。我一直希望，学生阅读本书后将会感到，通过了解过去而展望未来是很有益处的。 我试图把本书写成一本阐明我们优秀前辈的生活及其时代的着作。这些前辈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常常被我们认为是想当然的遗产，然而我们却时常忽视它，有时甚至还加以反对，因为我们认为，昨天解决问题的办法对解决明天的问题不会有任何实际的价值。但是，同我们现在一样，他们曾试图解决如何管理大批人力和物力资源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他们曾致力于研究有关人的行为和动机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他们是推动变革的力量；他们努力要解决的是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满足社会各组织机构以及人们的目标和期望这样一个古老的问题。我们今天碰到的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些问题，只不过由于我们知道的东西比以前多，用以研究分析情况的工具更先进，以及精神文明准则的变化，因而我们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有所不同罢了。 本书将对有重大贡献的学者的活动背景、思想和影响加以研究，以此来说明管理思想从最早的非正规时代起一直到今天的发展演变过程。为此，本书将简要叙述管理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代，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趋势和动向。此外，本书还将阐明环境的力量对思想发展的影响。管理是一种未终结的活动，管理的行为和思想则受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准则和政治体制的影响。 本书自始至终均按时间顺序叙述，这样做是为了证明管理的理论和实际都是发展演变的，同时也是为了表明，人们的各种有关组织的设想是如何随着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准则和政治体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最后，根据管理理论是过去历史因素的产物这个概念，最后一章将总结管理人员的职能，并把管理史作为了解将来的入门加以讨论。 对那些对我本人的思想发展有帮助的人，我谨表示深切的谢意。密苏里大学教授罗伯特·G ·库克精辟地向我介绍了管理史。伊利诺斯大学的约瑟夫·利特雷尔教授、德怀特·弗兰德斯教授、哈维·休吉教授和M·J·曼德维尔教授鼓励我从跨学科和环境的观点探讨问题。约翰·米教授和理查德·惠廷教授很乐意与我交换材料和交流看法，肯尼思·特朗布利向我提供了有关摩里斯·L ·库克生平的一些细节，弗里茨·罗特利斯伯格澄清了有关人际关系思想的某些溯源，欧内斯特·吉尔布留思·卡雷审阅了有关吉尔布雷思夫妇的章节；拉尔夫·C ·戴维斯慷概地提供了关于他本人思想演变的书面材料。威廉·B ·沃尔夫对我写作有关切斯特·巴纳德生平和工作方面的章节给了颇有价值的帮助。 管理学院管理史研究部的同事们在许多方面作出了贡献，他们努力探索，以提高我们对管理史的了解，对此我深为赞赏。我的学生不断把意见反映给我，对我的思想提出质疑，这些都有助于我把书中的材料写得完美一些。我特别感谢希尔达·库尼，他用打字机帮我打了大部分手稿，并且操持了办公室工作，使我得以完成这项任务。我也对第一版的读者表示感谢，因为正是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对本书作了修改。下面让我们翻开过去的历史，为将来作好准备。 丹尼尔·A·雷恩1979年于俄克拉何马州，诺曼 （报据纽约约翰·威利父子公司1979年第二版译出） 目录第一部分 早期管理思想第一章 历史的序幕文化的范围；经济方面，社会方面，政治方面。人、管理和组织；人，组织和管理。小结。 第二章 工业化前的管理早期文明的管理：近东，远东，埃及，希伯莱人，希腊，罗马，天主教会，封建主义与中世纪，商业的复兴。文化的新生。新教徒伦理，对韦伯观点的批评，现代对韦伯的支持。自由意念的伦理，市场伦理。小结。 第三章 工业革命：问题与展望英国的工业革命。机器时代，管理―生产的第四要素。早期工厂的管理问题：物色管理人才，劳动力问题，缺少熟练工人，训练，纪律和激励，早期工厂的管理职能。工业革命的文化影响。工人的条件，童工和女工。小结。 第四章 工厂制度的管理先驱罗伯特·欧文―寻找新的协调社会。早期管理经验，主张改革。查尔斯·巴贝奇―性情暴躁的天才：第一部计算机，分析工业的操作。安德鲁·尤尔―管理教育的先驱：制造原则。夏尔·迪潘―法国的工业教育。先驱者―最后的说明。小结。 第五章 早期的美国管理南北战争前的工业和管理：早期的工业发展。铁路―美国管理的开路先锋：丹尼尔·麦卡勒姆―制度与组织，亨利·瓦·普尔―对曾理的更广泛的看法，系统的管理―最后的说明。大企业及其变化中的环境：经济环境―资金的积累，社会环境―大亨或施主？政治环境―从亚当·斯密到二十世纪。 第一部分概要第二部分 科学管理时代第六章 科学管理的出现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初期年代：泰罗在米德维尔，对科学管理的探索，探索新的刺激，头等工人，任务管理制，向上和向前，泰罗在伯利恒。泰罗―到处讲学的哲学家：东部铁路公司运费案，沃特敦与国会的调查，心理革命，泰罗和人的因素。小结。 第七章 传播效率主义最最正统的―卡尔·巴思。最不正统的—亨利·劳伦斯·甘特。任务和奖金制度，“工业的习惯”，用图表来帮助管理，甘特―晚年。终身伴侣―吉尔布雷思夫妇：使建筑业体制化，扩大对动作和疲劳的研究，支持科学管理运动，管理心理学，通过组织实现效率―哈林顿·埃默森。直线和参谋组织，效率的原则。在非工业组织中传播效率主义―莫里斯·库克。小结。 第八章 欧洲和美国的科学管理科学管理走向国外：泰罗主义和法约尔主义，国际科学管理运动。使管理研究正规化。工业管理教育，科学管理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工业实践中的泰罗主义，早期的组织理论，社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科学管理，管理―综合与职能，早期管理的哲学。小结。 第九章 人的因素―开辟道路心理学与个人：走向科学的心理学，工业心理学的诞生。人事管理―一宗双重遗产，作好“福利工作”的人事工作，科学管理和人事工作，人事管理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人的基础―理论与研究：社会学与工业，早期的经验调查。小结。 第十章 行政管理理论的出现亨利·法约尔―其人及其生涯，管理还是行政管理？管理技巧和能力，管理原则，管理要素―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最后的说明。官僚集权组织―马克斯·韦伯：官僚集权组织是理想的，权力的种类，行政管理体系。小结。 第十一章 科学管理与有组织的劳工有组织的劳工的立场，霍克西报告，冲突的哲理，对霍克西报告的批评。劳资关系的时势不断变化。护卫派和修正派，工会与管理合作的时期。、小结。 第十二章 科学管理的回顾经济环境―从农场到工厂：资源利用的合理化，增进工业效率。社会环境―从霍雷肖·艾尔杰到巴比特：冲突效果，泰罗主义与进步党人实业界与进步党人。政治环境―从一个罗斯福到另一个罗斯福。 第二部分概要第三部分 社会人时代第十三章 西方电气公司的奇遇常青藤联合会来到霍桑。哈佛研究小组，拒绝传统的假设，访谈计划，团休行为―绕线室，作为一个社会系统的组织。工业行为的一种新观点。社会的反常状态和社会的解体，群氓假设，发展新的领导方式，有组织的劳工和梅奥主义者。最后的说明。小结。 第十四章 组织结合的探索玛丽·派克·福莱特―政治哲学家：企业哲学家，最后的说明。博学的经理人员―切斯特·I·巴纳德：协作系统的性质。正式组织―理论和结构，权威的接受理论，经理人员的职能，小结。 第十五章 人和组织工作中的人―微观观点：团体分析结构的制定，人际关系研究和训练的发展。有关工作中的人的假设在变动中。人和激励，扩大工作范围，管理中的参与，领导方式中的新的方面。工作中的人―宏观观点：寻求结合，宏观分析的新工具。小结。 第十六章 组织和人组织―结构和设计。和蔼可亲的爱尔兰人―詹姆斯· D·穆尼，教科书、教师和发展倾向，管理理论的构成部分，控制的幅度。向高层管理观点前进。拉尔夫· C·戴维斯―父亲和教师，哈里·霍普夫—朝着最优状态，分析高层管理。小结。 第十七章 社会人及对它的批评回顾霍桑：工业文明的前提，研究的方法论，有关社会人的结论。批评―最后的说明。小结。 第十八章对社会人的回顾经济环境―从不景气到繁荣。经济恢复的尝试，基层群众和自下而上的运动，作为答案的组织，社会环境―从巴比特到社会人。改变中的社会价值，“灵魂的混乱”、社会伦理。政治环境―从F·D·罗斯福到艾森豪威尔。新政，工人地位的增长。 第三部分概要第四部分 当前时代第十九章 原则和过程：对统一的探求第二代。管理过程中的变化，目标管理，“……通过其他人来做好工作”，最后的说明。管理过程学派的变化：对管理教育的挑战，管理人员和社会，各代之间的差距，对出路的探求。第三代。第四代，系统方法，比较管理。第五代：“它取决于……”，改进管理教育，最后的说明。小结。 第二十章 组织人道主义：对和谐的探求人和组织。变化中的人际关系，变化中的环境和新的人道主义，通过工作自我实现。人际关系和组织行为，个性和组织，X 理论和Y 理沦，激励-保健理论，风尚和时兴。领导方式-工作和人：参与的领导方式，正在出现的适应性领导方式，权变模式。组织和人、现代组织、理论的根源，官僚机构是可以避免的吗？权变方法。小结。 第二十一章 管理科学：对条理的探求对数量化的探求。运筹学，变化中的生产管理，数量化―最后的说明。系统。早期的系统概念，一般系统理论，系统理论和管理理论，一项宏伟规划的衰落。小结。 第二十二章 作为序幕的过去管理职能―过去和未来。计划，组织，领导，人力资源管理，控制。文化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 第一部分 早期管理思想第一部分叙述的是很长时期以来的管理思想的发展，它一直追溯到美国科学管理诞生的时代。在简单介绍管理在组织中的作用以后，我们将研究早期管理思想的若干例子，然后说明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变化是如何为工业革命作好准备的。工业革命给初期的工厂制度带来一些管理问题，因而导致了必须对管理进行正式的研究。早期管理先驱者试图解决工厂制度引起的问题，我们从他们的着作中可以找到现代管理思想的渊源。在本部分的结尾，我们要追述美国现代管理思想的起源，并对我国工厂的早期经验、早期的管理作家和美国在科学管理时代之前的文化环境加以研究。 第一章 历史的序幕管理活动自古以来就存在，但是对管理进行正式的研究则是一门较新的学科。管理是人们有组织的努力所必不可少的。给管理下一个广义而又切实可行的定义，可把它看成是这样的一种活动，即它发挥某些职能，以便有效地获取、分配和利用人的努力和物质资源，来实现某个目标。因此，管理“思想”是实际存在的有关管理活动及其职能、目的和范围的知识的主体。 本书研究的目的是要追溯管理思想演变的各个重要时期，从它最早的尚未成形的年代一直到现在。正如研究人及其文化一样，研究管理也要逐步阐明人们对工作的性质、人的本性以及各种组织的职能所持的看法发生了什么变化。本书在研究管理时使用了分析法、综合法、跨学科方法等。在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及其背景、思想和影响时使用了分析法；对发展趋向、运动和环境力量的研究，可为了解某些个人及其解决管理问题的方法提供基本概念；在这方面本书使用了综合法。为了能够从文化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管理思想，我们利用了经济史、社会史、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人类文化学，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研究又包括传统的管理着作（而且超出了这些着作），因而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作者的目的是要根据文化环境来研究管理思想，从而不仅了解管理思想的过去和现在，而且也要说明它为什么是如此发展过来的。 总的说来，管理史作为一项单独的研究领域，在大多数企业管理学校里是被忽视的。各级学校都讲授一点肤浅的管理史，但这个领域的教学一般说来是缺少深度，缺少指导和统一安排的。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说：“让已逝的岁月永远埋葬。”但是，重提旧事却可以温故而知新。我们生活和进行研究的时代是一个对管理采取多种多样研究方法的时代。学生们在攻读各门课程时，学到了计量研究法、行为研究法、职能研究法和其他一些研究方法。尽管这种多样的智力输入可能对学生起促进作用，但是这种教学法却普遍只能给学生传授一些管理方面的支离破碎的知识，这种教学者并且认为，学生自己有能力融会贯通这些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 在许多情况下，学生的这种负担是太重了。通过研究管理思想的演变，就能了解到管理思想及其研究方法的起源，追溯其发展过程，透析每个时期的文化环境，从而给我们提供一个能加快知识综合进程的概念轮廓。研究过去有助于更合理和更有条理地了解现在。不了解历史，个人只能依靠自己的有限经验作为思考和行动的依据。因此，历史可以使理解力强的人们在制定决策模型时具有更多的可选择方案和解决办法。研究过去，可以促进思想上的适应能力，以及为必然出现的改变作好精神上的准备。对优秀的管理学前辈的生活和工作进行研究，可以改进目前的教学，扩大知识和加深理解。理论是任何学科的一个合理的目标；管理学的理论，是以构成管理学的各种个人的思想为基础的。追溯现代管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这一门学问所用的分析和概括的方法。通过了解大规模企业的成长发展、技术的动态、文化的价值准则的变迁，以及对人的特性和培养的各种不同设想，我们就能更好地使男女青年具备为今后准备担负重任所需的技术能力和正确态度。研究管理史不仅可以深入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而且可以发现一些关于如何把管理技术知识应用到其他组织和文化领域去的见解。 今天不同于昨天，明天也不会等同于今天，但是，今天是我们昨天的全部情况的结晶，而且明天的情况也将是如此。管理学者从历史上可以吸取许多经验教训，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把研究过去作为研究管理的入门。 文化的范围管理组织的概念在整个历史中是如何演变的呢？为了理解这种演变、这种变化发展的生动过程，我们在分析管理思想的演变时，需要给文化确定一个范围。管理不是一种与外界隔绝的活动，因为管理人员是在特定的文化价值准则和体制内管理组织和作出决定的。因此，管理具有“开系统”的特点，管理人员会影响他们的环境，而环境反过来又要影响他们。 文化是我们整个社会的遗产，它具有非生物属性的人类遗传的特性，它包含着人类行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形式。一般说来，我们在谈到文化时指的总是某一地理疆域或者实际上相毗邻的疆域之间的具体文化，例如美国的文化、墨西哥的文化或者德国的文化。但是，文化的“水平”有所不同―正如世界上的“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那样。在一种文化中，还可能有亚文化群，例如“中产阶级”文化，“嬉皮士”文化，或具有共同的文化形态特色的其他集团的文化。这里用的“文化”这个词，指的是有关一批具有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人的意识形态。文化可能是可供研究的最广泛的一种概念，而对管理的研究所涉及的则仅限于对管理一个组织的工作能产生影响的那些比较具体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思想。人的行为是过去和现在的文化力量的产物，管理学也是过去和现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一种产物。就象金鱼把鱼缸里的水视为其生存的自然条件一样，文化总是很自然地被人们所吸收承认。现代有某些人在研究目前的组织机构和阅读当代作家的着作，可是他们对我们的技术、政治体制或者安排资源分配的背景却很不了解。管理思想不是在没有文化的真空中发展起来的，管理人员往往会发现，他们的工作总是受到当前文化的影响。 要研究现代的管理，就必须研究过去，以便了解我们社会的遗产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上面已经谈到我们的文化是由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要素构成的。实际上这些要素在构成我们的全部文化时是互相密切联系和互相发生作用的；在本章以及后面的章节中，我们把它们分开完全是为了便于叙述。本章将把注意力集中在同管理最直接有关的一些文化现象上，暂且不谈诸如艺术形式、音乐等其他文化现象。 经济方面文化的经济方面是指人同资源的关系。资源可能是人制造的。也可以是天然的，这个词既包含着可被利用来实现某种既定目标的有形的物质，同时也包含着那些无形的努力。物质资源包括土地、建筑物、原料、半成品、工具、设备，以及人和组织所使用的其他有形物。人的思想和努力也是资源，因为它们设计、调配、决定和开展了导致产生商品和劳务的活动。 资源稀少，而要实现的经济目的众多，这样的经济问题是每个社会都会碰到的。从历史上看，人们利用这些稀少的资源生产、分配产品和劳务以及满足人民需要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海尔布伦纳把分配资源的方法分为传统的方法、命令的方法和市场的方法。①传统的方法是依照以往的传统原则行事的，技术基本上是静止不发展的，职业则是一代人一代人地往下传，农业支配着工业，社会和经济制度实质上是停滞不变的。命令的方法是把某位首脑人物或中央机构认为应如何分配和利用资源的意志强加于经济的其余方面。经济上的总司令可能是国王、法西斯独裁者，也可能是个集体、中央计划局。生产什么产品，价格和工资如何确定，经济商品和服务如何分配，这些问题都要由某位首脑人物或中央机构决定。市场的方法―海尔布伦纳说，它是近年才出现的一种现象―是依靠一套非人的力量和决策网络来分配资源的。价格、工资和利率都由生产产品和劳务的人与需要产品和劳务的人通过交易过程来确定；所有资源都将得到最好的报酬，而且不需要中央机构或任何以前的原则的干预。 ①罗伯特·L·海尔布伦纳：《经济社会的形成》，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富斯，普伦蒂斯- 霍尔公司，1962年，第10- 16页。 在实践中，现代社会表现的是传统方法、命令方法以及市场方法的混合物。我们大部分文化遗产都受到了传统和命令这两个主导的经济哲学的影响。但是，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市场哲学使得正式和系统地发展管理思想体系成为必要之事。总之，技术状况以及由谁来决定分配社会资源，将对管理人员如何从事工作产生重大影响。在靠传统方法指导的经济体中，管理人员受到过去老原则的约束，命令的方法会使管理人员成为中央决策的执行者，但市场制度却为创造性地利用资源实现多种目标铺平了道路。 社会方面社会方面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中人与人的关系。人类不是孤独地生活的，他们发现，为争取共同的生存或促进个人目标的实现，组织成集体是有好处的。形成集体组织的首先是各种具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能力和不同的价值准则的人。从人们的参差不齐中，必须逐步形成某种协调一致的共性，否则这个集体就无法生存。因此，所有加入集体的人都要遵循一个“契约”，即为了维护该集体而定出关于如何行动的共同章程和协议。①这个不成文的但却具有约束力的“契约”对人们的行为以及应如何相处等都作了规定。它包括如何最有效地联合和协作以完成某项既定任务的某种协议，而这项任务可能是制造经济产品或是满足社会伙伴的需要。 ①皮蒂里姆·索罗金：《社会、文化和个性》，纽约，库珀·斯奎里出版公司，1962年，第371- 373页。 价值准则，即确定某种类型的行为是否适宜的文化标准，也是社会相互作用的一部分。因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同社会信任密切有关的经济交易是社会上的“契约”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文化中，其价值准则也是不同的。管理的成效受到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以及普遍存在于文化之中的社会价值准则的影响。 政治方面文化的政治方面是指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它包括为建立社会秩序和保护生命财产而作出的法律和政治的安排。如果没有国家和秩序，那就是无政府状态；除非对有理性的人提供某种保护，使其免遭无理性的人的危害，否则其结果将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全面混乱。哪里有秩序，哪里就不会有无政府状态。维护秩序和纪律的政治机构可采取各种形式，可以是代议制政府，也可以是君主制或者独裁式统治。对人类政治特性的看法是极为不同的，可以从连续统一体的一端―人是可以实行自治的，一直排到另一端―认为人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因而应由一个能将其意志强加于别人的最高统治者或统治机构来指挥。有关财产、契约和司法的一些法律规定，也是文化中属于政治方面的一些主要的思想概念。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人民普遍有权拥有私有财产、有缔结或不缔结契约的自由，而且还有一套行使法律诉讼的制度。在一个独裁统治或君主制的国家中，拥有和使用私有财产的权利是受到严格约束的，缔结契约的权利是有限制的，而司法制度能否发挥作用，则取决于统治者一时的高兴与否。管理国家的形式、有没有拥有财产的权力、缔结生产和分配商品契约的能力，以及可以用来伸诉的诉讼制度等等，都会对文化在管理中的作用产生影响。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由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个方面相互影响而形成的，而每个方面又都是研究管理思想演变的非常有益的分析途径。管理人员将受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影响，而他们分配和利用资源的方式亦将随着人们对经济、社会、政治机构和道德准则的看法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人、管理和组织上面介绍了管理的文化环境，下面我们将更具体地谈一谈我们研究的基本要素。人类甚至在开始记载他们的活动之前就已感觉到在协力合作中对他们的活动给予管理的必要性。图表l-1 提供了一个总的看法，它从原始状态起，顺次探索了通过组织来满足需要的过程。管理是有组织的劳动中所必不可少的一种活动，管理工作能促进组织的活动以便满足人们的需要。 人人是研究人类、组织和管理的基本分析单位。人类一直面临着比较严峻的环境，这个环境的特点是粮食供应紧张、住房不足，以及缺乏用来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的其他资源，从生理上讲，人并不比地球上存在或者曾经存在的其他许多物种更强。而要说明他们为什么能生存下来，必须从他们的物质力量之外去寻找能说明人类是如何发展到今天并能够在一定的自然物质限度内控制他们的环境的其他特点。我们今天在探索外层空间和发展我们的技术时仍在不断向这些限度进行挑战。 人为什么能生存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人类具有的思考能力中，从他们能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中找到。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能生存下来的并不总是体力上的最适应者―因为他们不像巨兽和食肉动物那样强大，―而得以生存的倒是那些智力上的最适者，是我们的祖先。古人类学家告诉我们，第一个真正的人―直立人―是在大约五十万年前出现的。路易斯和玛丽·利基在奥尔杜韦峡谷发现的证据表明，直立人已能制造工具和武器，已能使用火，有低级的思维，有说话的能力，并已从事要求具有相当程度的计划和协作的活动。他的大脑容量已经超过黑猩猩，因而进化到了黑猩猩与现代人之间的水平；另外其他一些证据表明，其大脑在体积上正在逐步向现代人的方向进化，这就有力地证明，人的智力是人类得以生存的主要手段。这些人制造了能起抵挡作用的棍棒和供防御之用的矛。他们制造了种地工具，并发展组成了一些组织形式―这使人类获得了胜过他们自然界敌人的有利条件。 人类不仅是智人，而且也是创造者，是制造者，也是有所作为的人；他们是积极的，而不是被动的，是有创造力的，而不是无所事事的；他们想改善自己和人类生活的要求是无止境的。他们最基本的需求是经济上的要求，这些需求是在一个严峻的世界上活下去所必需的，因为生存在这样的世界上，必须获得吃喝住和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随着文化的发展，这些经济需求也将变得日益复杂化，但是它们仍然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除了维持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这些基本需求之外，还有社会的需求。联合的需求很可能是由于生理上性行为和挑选配偶的要求而产生的。家庭成为人类组织关系上的最基本单位，这样的组织既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也能完成其他一些新的任务。求得家庭的生存成为人们的一个目标。人们发现，他们如能在采集食物、防御敌害和照料家庭的互相活动中建立起集团或部落，那就能更好地保护和促进他们的利益。 早期的人发现，如果人类要生存，必须把知识和技术一代一代地往下传。这样就出现了原始的教育和传授知识的活动。在成立集团并同伙伴们一起生活以便实现经济和社会的需求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为了确保组织的生存，需要有一些规章和手段。他们组成了基本的政治单位，这些单位制定了一些为大家同意的有关经济、社会、政治以及经常的宗教活动的法规。正是出于这些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需求，人的有组织的活动才开始出现。人们发现了同别人一起合作实现自己的目标的优越性。 组织和管理人进化了，组织也就随之有了发展。人们发现，他们同其他人一道工作能够加强自己的能力，从而可以更好地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在集体内，人有各种不同的技术和能力，这使他们认识到有些人能比别人更好地完成某些任务。集体内的任务是各种各样的，也就是说，为了利用各种不同的技术，劳动可以有分工。一旦有了分工，为了实现组织的目标，在安排和协调各种不同的工作任务时就必须达成某种协议。同时，组织把任务也按层加以区分，并建立起一个权威或权力的等级分层结构，也是十分合乎逻辑的。也许，这个组织内负责向别人分派工作的最强有力的、最年长的或者最会说话的人便成为组织中最早的领袖。总之，这个组织必须对做什么工作，如何做，以及由谁来完成工作等取得一致的意见。 第一个组织的这种最早的面貌基本上反映出各个历史时期的组织所具有的共同要素。第一，必须有一个目标，一个宗旨，一个目的，或者要实现的某件事，也许这种目标就是一年一度地采集果实、狩猎、播种农作物或者保护集体免遭游牧民族的掠夺等等。第二，为了加入组织，人们必须关心目标或共同的意志。他们必须认识到争取实现集体的目标是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的。组织的首要保证，在于要人们关心集体，并把它看成是满足其需求的手段。第三，组织的成员需要拥有工作或战斗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实现目的的资源或手段，其中包括人、武器、耕作工具或者其他任何东西。第四，需要对参加组织的人的各种活动作出安排，其目的是为了在实现共同目标时，能使他们的行动相互作用和协调一致。如果人的活动和努力不能协调一致起来，结果必然造成混乱。最后，这个集体发现，如果有一个人来专门承担保证使整个组织不断实现其目标的任务，那么就可能取得更好的结果。为了实现目标，必须有一个人负责解决意见分歧、决定战略和时机，以及使各种活动和关系符合集体的目标。所出现的这种不同于作业活动的管理活动后来即变成各种协调工作中的一个基本的方面。为了使人民的愿望能通过有组织的努力而得以实现，管理作为一种活动一直存在着。管理能促进有组织的集体中成员的努力，并在人们为实现目标而谋求合作的过程中兴起。 人们总是参加于组织之中的，而组织也一直是为了能实现人们的目标而存在的。这些目的是多方面的，而且在组织为满足经济的需求、决定个人和社会的愿望、把知识一代一代往下传以及保护生命财产不受内外的威胁等方面所做的安排中都将有所反映。由于人的思维能力在发展中越来越强，他们对利用自然和人力资源实现目标的指导艺术的理解也加深了。我们把这种艺术称之为管理；它的演变是我们研究的中心问题。 小结我们对人、管理和组织的思想，是根据整个历史中各种不同的文化道德准则和制度的变化而向前发展的。有关如何进行管理的知识体系的发展也是根据各种文化中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变化而演变的。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环境的产物。由于管理思想具有这些开系统的特点，所以必须在文化范围内来对它进行研究。从本质上看，人们具有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需求，要通过有组织的努力去满足。管理是在人们谋求通过集体的行动来满足其需求时所产生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活动，它有助于实现个人和集体的目标。各种组织，例如家庭、部落、国家和教会，在历史上都是作为实现人们的目的的手段而出现的。人们建立组织是为了扩大他们自己的专业化才能，是为了自卫，为了丰富他们的生活以及满足其他各种需求。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抱有共同目标的人以及关心组织的人便组成了组织，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些组织必须加以管理，而我们的研究将集中探讨关于管理的思想在历史上是如何演变的。 第二章 工业化前的管理在历史的长河中，工业化是较近时期出现的一种现象。在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工业革命的时期，人类在动力、运输、通讯和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在这之前，人类已经存在了几十万年。在工业化前，组织主要是家庭、部落、教会、军队和国家，有些人的确从事小规模的经济活动，但是其规模同工业革命后所出现的情况是无法相比的。不过，在指挥军事战役、处理家庭事务、治国施政和教会活动中仍有进行管理的必要性。我们正是在这些组织中看到了最早期的管理思想。在研究工业化之前的管理中经常会出现下列两种看法：（1 ）对管理职能持较狭隘的见地；（2 ）社会上盛行的各种文化观点对商业持轻视态度。本章将研究早期文明中的初始的管理尝试，同时将讨论导致工业革命的文化准则的变化。 早期文明的管理近东随着集体联合的规模从家庭演变为国家，组织中的权力就成为了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在家庭中，权力是由男性家长或女性家长掌管的。而在国家中，首领和僧侣却时常发生矛盾，前者要求掌管俗权，而后者则要求控制神权。由于这场斗争引起了权力的划分，结果，有人提出了有关僧侣统治即神王的主张；未经僧侣封赐不能成为国王这个传统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 古巴比伦国的汉穆拉比（公元前2123- 2081年）就是这样一位神王，他从太阳神那里获得了他的统治权和着名的法典。①巴比伦靠近现在的巴格达城，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曾一度被称为古代文明摇篮的地区。汉穆拉比给他的国家颁布了一部由282 条法律组成的独一无二的法典，它是处理贸易、人的行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工资、惩罚和其他许多社会问题的依据。其中有一条是历史上第一条涉及会计和处理收入问题的法律。而另一条法律可能会受到现代消费者的辩护人的欢迎。它说：如果营造商为某人建造一所房屋，由于他建造得不牢固，结果房屋倒坍了，并使房主身亡，那么这位营造商将被处死。 在巴比伦国西北的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寺庙提出了“社团”的早期主张，即建立一个共同的管理机构来管辖一批寺庙。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寺庙管理就很盛行，它是根据双重的管理制度进行活动的：礼仪和宗教的活动由一位高级僧侣负责主管，而该组织的世俗活动则由一位负责行政事务的高级僧侣来协调。当时是用陶泥板记事的，工作有计划，劳动有分工，工作的监督是由各级官员负责的。②从这些早期的社会文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古老的管理实践。 ①罗伯托·F·哈珀（主编）：《汉穆拉比法典：巴比伦王》，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04年。 ②理查德·斯特巴：《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寺庙社团的组织和管理》，见《管理学院评论》，第1卷第3期（1976年7月），第16- 26页。 远东古老的中国文明不时打开大门，让西方人看上一眼。已知的最古老的军事着作是中国将军孙子（大约公元前六世纪）的着作。他在着作中谈到把军队分成小单位，在军官中划分军阶，以及利用铜锣、旗帜和烟火联络。他主张在战斗前要深思熟虑和周密计划：“多算胜，少算不胜”。孙子将军可能是参谋官：“将听吾计，用之必胜……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①看来，前线指挥官和后方参谋之间的关系问题至少在2500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①莱昂内尔·贾尔斯（主编和翻译）：《孙子兵法》，伦敦，卢扎克公司，1910年，第5页。 孔子（公元前551或552- 479 ）留芳百世主要是因为他从事的道德教育，其次才是由于他提倡按才能提升官员的制度。在孔子时代，最受人尊敬的目标是在朝廷当官，商人的社会地位仅比囚犯高一点。争夺朝廷官职的斗争十分激烈，孔子主张让通过实践证明为德才兼备的人担任官职。汉朝（公元前206- 公元220）按孔子的主张开始实行文官考试。用任人唯贤的办法挑选官员，后来演变为根据考核（成绩评定）提升官员。虽然历史记载不全，但是宋朝大约在公元962 年开始实行考核制度。从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同我们现代的经历一样，也碰到了官僚机构的问题。根据对经典着作的学习成就来选拔官员，往往不能把最好的行政管理人员挑选出来担任官职。在官员和低级工作人员中，贪污、舞弊以及工作效率不高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人们曾多次试图改革这种制度。②②理查德·L·A·斯特巴：《中国帝国官僚机构中的秘密管理》，见《管理学院评论》第3卷第i期（1978年1月），第69-78页。 在孔子之前很久，中国的官僚机构早在公元前一千年就发展成为一个分等级层次的体制。孔子哲学的确同当时的“法家”主张有矛盾。法家试图通过法制，利用奖惩的办法保证任务的完成，而孔子则主张培养和提高人民的道德品质，以实现合作。③形式主义者和博爱主义者之间、制度和个人之间的斗争由来何等长久！此外，其他的证据表明，中国人早在公元元年就已通晓劳动分工和组织的部门化。刻在一只饭碗上的文字表明，它是一家官办工场制造的，在这家工场，各个工匠之间的劳动有着高度的专业化分工。这家工场分三个部门：会计、安全与生产。①从这样的人工制品中我们能够了解到古老的管理实践。 ③钱·K·哈恩和沃伦·C·沃特豪斯：（《孔子论人与组织》），见《管理学院杂志》，第15卷第3期（1972年9月），第358页。 ①罗杰·D·科隆斯：《工厂生产―公元元年》，见《管理学院杂志》，第14卷第2期（1971年6月），第270-273页。 查纳卡雅·考底里耶（大约公元前332 - 298 ）是印度最伟大的政治家，他是孔雀王朝梅旃罗笈多的一位着名的和令人敬畏的大臣。考底里耶的“政事论”创立了印度的公共行政管理，这本着作的内容包括如何建立和维持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主张。考底里耶在着作中论述了行政管理人员应具备的条件（他们应是“名门出身……具有智慧……口才好……聪明，热情……善于交际”），以及如何通过口试和了解情况来挑选人才。他谈到要利用参谋顾问（“决不要只听一两个人的意见”）建立设有主任的部门以及为各种职务准备好详细的职务说明书。 ②虽然他的着作是有关行政管理的，但是它进一步证实了这样一个看法：我们的许多管理主张是有着悠久历史的。 ②T·N·杜马斯瓦米（主编）：《印度管理国家事务本领的实质：考底里耶的政事论》，伦敦，亚洲出版书局，1962年。 埃及埃及人修建了许多灌溉系统，作为利用尼罗河每年的洪水进行灌溉的附属工程。他们修建金字塔和运河的工程技术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远远超过了希腊人和罗马人。采矿和大多数工程项目都是国家垄断的，因而需要有一个广泛的官僚机构来管理国家事务。劳动力的来源是自由人和奴隶。强大的文化传统迫使自由人从事职业活动，而其他劳动问题则靠镣铐去解决。 有证据表明，埃及人是知道管理人员所能监督的人数的限度的。在最早的朝代，法老去世时要杀死工人和仆人来陪葬，这是传统的习俗。随着文明的发展出现了进步的主张，把陪葬改为埋葬雕刻品或者用雕刻品代表或象征奴仆，而不再杀死奴仆。这样做是由于道德的提高还是由于劳动力的缺乏，无法得到历史的证明。从发掘出来的奴仆雕像中发现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现象：每一个监督者大约管理十名奴仆。从发掘物中还可以发现管理者和工人的衣着是不同的。监督者穿的是短裙或长袍，而奴仆穿的衣服则需能表明他们干的行当或职业。①在管理制度方面“以十为限”的规律是埃及的实践做法，我们下面即将看到，埃及人的这种做法对希伯莱人产生了影响。 ①W·M·费林德斯·皮特里：《古埃及的社会生活》，伦敦，康斯特布尔有限公司，1924年，第21-22页。 用来说明“职业”管理角色的最古老的一个词是宰相。据史料记载，这个职务至少在公元前1750年就已存在，可能它实际存在的时间比这还要早。最着名的宰相之一就是希伯莱的若瑟。他曾经被他的哥哥出卖为奴。由于若瑟有预测的能力，法老立他为宰相。这就是分权，宗教事务由法老掌管，而世俗事务则交给若瑟处理。因此宰相的职务就是古代的指导者、组织者、协调者和决策者。在宰相下面设立一个复杂的官僚机构；由它来测量尼罗河水位的上涨情况，各经济部门据此进行工作；由它来预测农业收成和国家总收入，将这些收入分配给各政府部门，并管理全国的工商业。这是一些相当复杂的（在当时是这样）管理方法，他们通过预测、计划和在各种人、各部门之间实行分工等办法，以及设置一位“专业的”正式管理人员来协调和控制国家的企业。 希伯莱人旧约全书是一部有关领导一个民族征服一块土地的故事的着作。希伯莱人的伟大领袖既拥有宗教大权也掌管世俗权力，亚伯拉罕（大约公元前1900）、若瑟（大约公元前1750）、摩西（大约公元前1 300 ）和大卫（大约公元前1000）等就是如此。甚至在这些伟大的领袖去世之后，部族领导仍然承担着士师的任务，他们凭借所拥有的宗教权力即留传下来的“神赐的能力”，担任领导工作。《士师记》叙述了12名士师如何在连续四百一十年期间统治和支配以色列的历史。 然而，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管理思想的种子很可能是埃及人播下的。若瑟被出卖为奴仆后升任为宰相，并取得了宝贵的管理经验。摩西被监禁在埃及期间观察到了埃及的“以十为限”的规则。圣经告诉我们，摩西正是听从了他岳父耶思罗的话（因此耶思罗成为第一位着名的管理顾问）才这样做的：……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作百姓的首领，作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和十夫长，他们随时审断百姓的案件；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各样小事由他们自己审判。（圣经，出谷记，18；25-26.） 因此，摩西在建立一个比较有秩序的部族管理的组织结构的同时也在管理上运用了“例外原则”。 希腊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 ）提出了“一个国家诞生时总是讲求节俭的，而衰亡时总是腐败的”论点，①从而抓住了许多文明社会兴衰的本质。在这种兴衰周期中的勤俭阶段，逆境培育了团结一致，一无所有促进了积极性。而自我克制、节俭、勤奋工作，以及有秩序的生活会带来繁荣昌盛。但是，随着生活的富裕，自我克制就会变为自我放纵，节俭的美德将为罪恶所取代，勤劳和坚韧不拔亦将为投机取巧所取代，而社会的秩序也将遭到破坏。今日有酒今日醉的思想开始泛滥，这样就会衰落，而这种衰亡不是外部因素造成的，而是内部腐化堕落的结果。希腊和罗马就经历了这样的周期循环。美国是斯多葛派―清教徒创立的，然而昔日的历史是否是未来的预兆呢？ ①威尔·杜兰特：《文明的故事，第一部分：我们的东方遗产》，纽约，西蒙—舒斯特联合出版社，1935年，第259页。 希腊的规章制度、艺术、语言、戏剧和文学是我们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希腊的经济哲学是反商业的，贸易和商业被认为是有损于希腊理想的尊严的。对贵族式的或有哲理的希腊人来说，劳动是可耻的；它应由奴隶和不那么受人尊重的市民去干。在希腊的民主中，手工业和贸易是被人轻视的，因而手工劳动者和商人不能取得公民资格。政府的管理完全是以全体公民的选举和参政为基础的。当时盛行的哲学观念不主张由“职业性”专家担任行政管理职务。 苏格拉底认为，公众事业的管理技术和私人事业的管理技术是可以相互通用的。苏格拉底很早就认识到管理的普遍性，他说：“管理私人事务和管理公共事务仅仅在量上有所不同”；它们都涉及到对人的管理，如果一个人不能管理他的私人事务，他肯定也不能管理公共事务。但是，雅典人在按照苏格拉底的管理具有普遍性的主张办事可能走得太远了。雅典的军事领导人和市政府领导人轮换过于频繁，因此当雅典遭到马其顿腓力二世、亚历山大大帝和斯巴达政府的组织较好、专业化程度更高的军队的威胁时，上述做法便使政府工作陷入混乱，并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着作《政治学》中说：“从来不知道服从的人不可能是一位好指挥官。”①他在探讨家庭管理时，同苏格拉底一样，也谈到了管理一个国家和管理一个家庭的艺术之间的类似之处。这两种艺术都涉及到对财产、奴隶和自由人的管理，唯一的不同就是经营管理范围的大小。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着作《形而上学》中提出了通过感觉和推理是可以了解现实的论点。亚里士多德摈弃了神秘主义，从而成为科学方法之父，并且为文艺复兴和理性时代奠定了思想基础。这种科学的探索精神最终会为科学管理奠定基础。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由本杰明·乔伊科翻译。芝加哥，《西方世界名着集》，第九卷，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1952年，第474页。 另一位希腊人色诺芬（大约公元前370 ）写出了第一篇着名的论述劳动分工优越性的文章：……在有些地方（工厂），一个人甚至仅仅靠缝鞋谋生，另一个人靠剪鞋样，而另一个人靠缝鞋帮，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不干上述任何一样活计，而是把各个部分缝在一起，他们都能谋生。这就是说……一个人专心致志做一种高度专业化的工作，那么他肯定能把工作做得最好。①①引自弗雷德里克·克莱姆所着《西方技术史》一书，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公司，1959年，第29页。 希腊是被台伯河沿岸的剽悍民族罗马人所灭亡的。然而希腊首先是自我毁灭的，这是由于她耗尽了自己的森林和自然资源，由于她内部腐化堕落，政治上动荡不定，以及由于叛乱和反叛乱使大批领导人被杀等。斯多葛主义同其后来的基督教对手加尔文主义和清教主义一样表现出了当时时代的最强有力的特点。虽然希腊的哲学是反对商业的，但是，希腊时代却播下了民主的初步种子，标志着分权参预制政府制度的到来，它作了试图建立个人自由的初步尝试，成为采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的开端。同时，在这个时代，也注意到了在管理不同的事业中所要求的管理技术基本上是相同的―尽管这种见解还很肤浅。 罗马罗马是在节俭中诞生的，它征服了腐化堕落的古希腊文化。为了生产军队用的武器，生产向世界市场出售的陶器，以及后来为生产出口用的纺织品，罗马人发展了一种类似工厂的体制。罗马公路体系的修建是为了能快速向反叛的殖民地调动军队，同时也是为了加速商品的分配。罗马人继承了希腊人蔑视贸易的做法，让希腊人和东方的自由人从事商业活动。对外贸易的发展要求商业实行标准化，因此国家制定了一套有关度量衡和币制的保证制度。第一个类似公司的组织以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出现，它向公众出售股票，以便履行为支持战争而签订的政府合同。当时，劳动大军已高度专业化，他们中除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都是独立自主的在小型工场中劳动的工匠，他们为市场而不是为个别消费者制造商品。自由工人组织了行会（社团），但是建立行会是为了社会目的和相互帮助（例如支付埋葬费用），而不是为了确定工资、劳动时间或就业条件。国家控制着罗马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征收贸易税，对垄断者处以罚款，管理行会，以及利用收入支付多次战争的巨大费用。当时不可能存在大规模的组织，因为政府只允许股份有限公司履行政府的合同，不得从事其他任何活动。 罗马人也具有遵守秩序的天赋，而军事独裁政府以铁腕手段统治着整个帝国。这种独裁的组织结构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有两个基本的思想概念―纪律和机能主义―为其支柱。后者规定了各军政机构之间的具体分工；前者确立了一个严格的体制和权力层次，以保证各种职能得以执行。罗马对人类遗产的贡献主要是在法律和治国施政方面，也就是其对秩序感到关切的具体表现。罗马的法律成为后来社会文明的范例，而罗马的立法和司法的分权制则为后来的立宪政府的制约和平衡体制树立了一个典范。 天主教会罗马天主教会可被看成是罗马帝国的间接产物。吉本认为基督教是使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它摧毁了使罗马人获得道义力量和给罗马帝国带来稳定的古老信仰。与其说基督教教义是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到不如说是它的结果，基督教给贫穷以安慰，给奴隶带来希望，并且许诺死后升天。基督教教义成为人类的遗产，直到现在它还一直对西方文化道德起着指导作用。 天主教会本身带来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组织问题。随着天主教的传播，新教派也越来越多。一种刚刚出现的神学很快就能成为一支成熟的教派。早期的天主教会都是单独活动的，它们自己确定各自的教规和入会条件，主教是各个地方教会的负责人，长老（祭司）和执事开始成为主教的助手。到公元三世纪，他们同执行人事、秘书任务的副执事和助手，以及执行礼拜任务的祈祷师和读经师一起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教阶组织结构。在科内留斯主教给安蒂奥克的费边（公元251 ）的一封信中列举了所有这些职务。在阿莱斯会议上（公元341 ）有些主教被认为比其他主教“更胜任”，这样就产生了大主教即罗马主教。马太福音是为罗马的权威即彼得教会奠定基础的唯一福音（新约马太福音第16章18—19）。在尼西亚会议（公元325 ）上，罗马主教被任命为教皇，结果在罗马和天主教制度中形成了集权和权威。但是，集权和分权之间的斗争在历史上一再出现，不仅在天主教会内，在其他组织中也如此。用现代的组织术语来说，天主教会的领导人看到了使组织“制度化”的必要性，即必须规定政策、程序、教义和权力。甚至今天也一再碰到这种问题：目的需要统一、一致，然而还须谨慎对待局部的问题和条件。 封建主义与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们创造了“中世纪”这个词，用来说明从罗马帝国的衰亡到文艺复兴这段时间中发生的事情。在罗马帝国后期，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变得不合算了，因为养活奴隶的开支大，而奴隶对劳动已经没有任何的热情。奴隶制的废除不是道德进化的结果，而是经济变革的结果。事实证明，雇佣自由人当佃农对土地占有者来说更为合算，因为养活他们的开支较少。而为了不致挨饿，一种原始的但是却很有效的激励制度便产生了。在罗马帝国衰亡后，大庄园的出现和政治上的动荡，引起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混乱，它为封建主义制度的出现创造了成熟的条件。封建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制度，从公元600 年一直延续到公元1500年。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农奴，他们是自由人，但是他们比以前的奴隶更依赖于主人。农奴租种庄园主的一块土地―很象现代的雇农―并用他们的部分劳动成果来换取庄园主的军事保护。封建制度紧紧地把人束缚在土地上，它规定了严格的阶级界线，创立了一直到工业革命才结束的土地贵族统治时代。它使得教育完全处于停顿状态，使贫穷和无知成为群众的特征，并且在改革时代来临之前完全扼杀了人类的进步。因此，一些历史学家喜欢把这个时期称为“黑暗时代”。 天主教会统治了中世纪的生活，它使死后的希望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唯一安慰。天主教会也成为欧洲最大的土地占有者，并且雇佣农奴；正如杜兰特所说：“封建主义使天主教会封建化了。”①天主教会成为国上之国，它的教义告戒人们不要放债取息，今生除了维持生计之外不要期望得到其他任何东西，以及不要进行实利主义的经商赢利活动。这种教义使人们继续把商业看成是一种罪恶。由于教义完全统治了生活，因而使得人们不是考虑今生而是考虑来世，不是考虑得益而是考虑灵魂的拯救。贸易的自私性使人们的思想从上帝转而考虑得益，使人们变服从为主动，变谦卑为积极。怀疑和绝望的种子播下了，只有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才能为建立工业社会铺平道路。 ①威尔·杜兰特：《文明的故事》，第四部分：信任的时代。纽约，西蒙—舒斯特联合出版社，1950年，第564页。 商业的复兴封建主义使十字军诞生，而反过来它又由于十字军而死亡。历时两个世纪的宗教狂热曾使耶路撒冷为穆斯林所控制，而当时的欧洲正在酝酿进行变革。十字军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因为它开辟了新的贸易通道，并使眼光狭隘的封建主义欧洲接触到东方的财富。十字军削弱了基督教的信念。他们出发远征时抱着战无不胜的宗教信念，而在归来时却认识到中东的文化无论在方式、道德、贸易、工业和作战方面都比他们优越。这种文化对比的结果削弱了欧洲的宗教约束，使欧洲的生活更加世俗化了。人们对探索发生了兴趣，在封建主义的土地上出现了新的贸易和商业精神。新市场和新思想的出现、城镇的兴起、新的中产阶级的萌芽、货币和信贷证券的更为自由的流通，以及政治秩序的恢复等―所有这些都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创造了条件。 贸易的发展使古老的城市恢复了生气，同时，出现了一些成为贸易中心的新城市。工业随着商业通道的开辟而得到发展，而纺织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方面。第一个工业化组织的方式是“家庭式”生产体制。在家庭生产体制即“承包”制度下，商人购进原料，然后把原料承包给个体工人或家庭去加工，个体工人或家庭用自己的设备，在家中把原料制成产品，把产品交给雇主以换取工资。目前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织花呢的行业中，甚至仍然存在着家庭生产制。家庭生产制的缺点，一是工具简单，技术落后，不能刺激人们去改进生产，二是生产规模小，效率低，劳动分工有限。随着贸易的增加，家庭生产制被证明效率太低。因此，由于需要更多的资本，由于从劳动分工中可获得好处，以及由于建立集中的工场将更为经济等原因，导致产生了工厂制度。 贸易的发展还要求对会计方法加以合理化改革。虽然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银行家早在1340年就运用复式簿记的基本原理来记帐，但是，第一次用文字的方式来说明这种方法的则是方济会的一位僧侣，名叫卢卡·帕乔利。他在1494年发表的一本题为《论算术、几何、比例和对称》的着作中对此作出了说明。帕乔利所提出的方法是第一个管理信息的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告诉企业主有关他的现金和库存的情况，并且使他能够对他的现金流通的情况进行检查。这种系统不能对他的费用开支情况作出说明。直到二十世纪，帕乔利的方法才得到改进。 由于贸易扩大，伦理也成为商人们越来越关心的紧迫问题。西方世界第一个对商业伦理进行研究的是弗里阿尔·约翰内斯·尼德尔。①尼德尔反对当时盛行的不主张放债取息和赢利动机的天主教会教义。他认为合同有“公正的”和“不公正的”之分，他争辩说，获取收益即利润的合同从宗教教义上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从世俗观点来看也是合法的。因此，商业中的实际伦理问题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社会生活中人们长期关心的一个问题。 ①约翰内断·尼德尔：《商人的合同》，科隆，乌尔里希·策尔公司，1468年，查尔斯·H·里夫斯译，罗纳德·B·舒曼编，书名译为：《论商人的合同》，俄克拉何马州诺曼，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66年。 封建主义消亡了，它被贸易的扩展、城市的发展、商人阶级的出现以及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建立等埋葬了。但是，工业化的时代暂时还没有来临。旧的制度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当时需要的是一种新精神，一种对人类努力的新的支持。 文化的新生促使旧的文化制度摇摇欲坠的新事物，是由三种最终将导致产生工业革命以及人类新文化的力量组成的。这些力量为新的工业时代奠定了文化基础。而这个时代使人民在分配资源的经济安排中、社会关系中以及政治机构中摆脱了屈从的地位而获得新的自由。对古代文艺的复兴以及对推理和科学产生新的兴趣，集中体现了文艺复兴的特色，而且通过新教改革运动以及后来的新教伦理打破了古老的神学对人们的束缚。自由伦理通过制宪政府在人民和国家的关系上提出了新的概念。另一种力量―市场伦理提出了市场经济的主张。这三种“伦理”或者说文化行动的标准在改变对人民、对工作和对利润的文化价值准则的实践中是相互发生作用的。这种文化新生的结果建立起一种新的导致必须对管理进行正式研究的新的环境。 新教徒伦理十字军运动削弱了宗教的约束，商业的复兴增进了普遍的繁荣，这种情况早晚会促使人们起来反对教会。这场反教会运动首先在德国由马丁·路德发起，并使全世界感到震惊。不管人们的想象力多么丰富，也不可能把马丁·路德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同天主教会一样，他也谴责利润，认为商业是“极为肮脏的勾当”，而且他强烈反对德国的主要商业世家富格尔家族。约翰·加尔文受到路德改革企图的鼓舞，他同路德一样信仰奥古斯丁的宿命论，并给宗教改革运动带来了一种认为人是渺小和软弱的悲观观点。他认为政教合一是一种很理想的体制，从而使得他在日内瓦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而且明确地抛弃了文艺复兴的哲学。他的“上帝的选民”―即命中注定将被拯救的人―的主张给他的信仰者带来了新的精神。既然一切都是天命主宰的，每个人都要相信他确是属于上帝的选民的，而且根据上帝的神志，每个人都会有勇气来对付坎坷人世中的任何艰难困苦。难道路德和加尔文的严峻的清教主义是从宗教上在给资本主义以支持吗？他们的思想肯定不支持资本主义的事业，但是（正如对弟子失去控制时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他们的思想是否为新时代培育了新人呢？ 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他在阐述中认为新教创造了资本主义的精神。①韦伯在开始探索对资本主义精神作出解释时就注意到，绝大多数新教徒都是商业界领导人、企业主以及较熟练的工人或受过较高技术和商业训练的人员。韦伯认为，路德提出的“神的召唤”的思想指的是任务由上帝确定，它是一项终生任务。这是在宗教改革运动期间出现的一种新思想，它后来成为新教各派的主要的教义。它抛弃了天主教的主张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和禁欲主义的见解，因为它要求个人履行他在今世应实现的义务，即他承担的“天命”。它把世俗事务看成是个人从事的最崇高的道德活动，并使完成世俗的活动具有宗教的意义和得到宗教的支持。每个人从事的职业都是神的召唤，从上帝的角度看，所有职业都是正当的。韦伯并没有说，路德曾想让资本主义产生于他提出的神的召唤的主张；相反，是后来人们的解释把他的主张说成为发迹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神的召唤的确使人们对生活的目的有了一种新的理解，工人们不再等待他最后的审判日的来临，而是努力从事他选择的任何职业。这并不是为了追求超出需要之外的物质利益，而是因为这是神的意志。这种新教教义带来了世俗禁欲主义，它要求人们抛弃人间的淫荡乐趣，而在世间劳动，为上帝增光。所有的人都应把自己看成是上帝的选民，如果不这样做，那么他缺乏信心的表现就将被认为是不虔诚的。为了培养自信心，每一个人必须从事紧张的世俗活动，而且只有这样才得以消除对宗教的怀疑，取得上帝的恩典。实际上这就是说，上帝将救助自助者。 ①马克斯·韦伯：《新教徒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塔尔科特·帕森斯译。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公司，1958年。原版在1905年在德国发行，1926年修改，增加了对各种批评作出回答的内容。 与此不同，天主教的信徒是虔诚地完成他所应尽的宗教义务的，但除了这个最低要求外，他的善行勿须成为一种纯理性的生活制度。他可能利用他虔诚的善行来赎罪，以增加他拯救灵魂的机会，或作为他晚年免遭惩罚的一种保险费。为了加以更明确的区分，韦伯说加尔文主义的要求是：加尔文主义的上帝要求他的信仰者不是做一点善行，而是将其毕生的行善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在这个尘世上，天主教不允许罪过、悔悟、赎罪、解脱，接着又犯新的罪过这种循环现象的存在。同时在一生中功过不可能抵消，但现世的惩罚和教会的恩典会对此给以抵消的。①①出处同上书，第117页。 因此，要求加尔文主义信徒毕生行善，而不能犯下一系列言行不一的罪行，然后再通过忏悔来弥补。韦伯认为，这是培养上进和进取精神的关键；人们不能再随心所欲地让感情不合理地表现出来，而是应根据教义的要求，对一切行动给以自我控制。他们通过世俗活动，以热心和自我约束的行动来证明其虔诚。 这种新兴的新教禁欲主义―韦伯也称其为清教主义―对单纯追求财富的行动是不予以宽恕的，因为财富会导致放荡和受情欲的引诱；相反，积极工作才是善良的人生目标。在实际生活中，形成了许多必然的推论：（1 ）浪费时间是万恶之源，因为浪费掉的辰光都是你为上帝争光效力的机会；（2 ）乐于从事工作，“不劳动者不得食”；（3 ）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是神的意志，因为这样做使技术得到更高的发展，使生产质量和数量都能提高，因而符合所有人的利益；（4 ）消费超过基本需求就是浪费，因而是有罪的，“不浪费，不愁缺”。②韦伯认为，这些主张中的每一个都对人们的动机有重大影响，能促使人产生一种进取精神。 ②出处同上书，第157—173页。 紧张的活动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们从忏悔祈祷转为不断地从事体力和脑力劳动。乐意工作加重了个人的负担，然而，他们自我引导、自我克制的生活使他们的内心世界不断恢复到平静的境地。①劳动专业化使每个人从事神召唤他做的工作，并且要求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工作，而非专业化的工人表明他失去了天恩。新教伦理规定，上帝渴望人们获得利润，这是神的恩典的表示。而浪费和减少利润，或者放弃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都是违背上帝意志的。只要人们不追求奢侈的生活，就会在劳动中创造出剩余即利润。创造的财富除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外还会有所剩余，这样，剩余的部分即可投资到其他新的事业，或者用来改善现有的企业。 ①戴维·里斯曼、内森·格莱泽和鲁埃尔·丹尼：《寂寞的人群》，纽约州加登城，道布尔戴公司，1950年，第29—32页。里斯曼和他的同事认为，新教徒伦理的结果是培养了“有自己看法的人”。 新教为创立资本主义精神带来具体的指导方针。韦伯认为，人有义务工作，有义务明智地利用其财富，有义务过自我克制的生活。世界上物资分配不均是天意，因为每个人的才能不一样，因而报酬也就有多有少。财富不是升天的保证，穷人只要认真完成神对他们的召唤，他们就不必担忧。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是新教伦理创造的，它对精神财富和世俗的成就是同等看待的。在不允许放纵自己以及自我克制和自我监督的教义的指导下，一个新的个人主义的时代诞生了。 对韦伯观点的批评任何一个观点都会有它的对立面，韦伯的新教伦理也不例外。R.H.托尼（R.H.Tawney）与韦伯的论点相反，他争辩说，资本主义是新教产生的原因和理由，而不是结果。②托尼说，天主教的城市是主要的商业中心。天主教徒是大银行家，而且在韦伯所谈到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影响出现之前很久，许多地方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精神”。托尼说：②R·H·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伦敦，约翰·墨里公司，1926年。 如果象韦伯的观点所暗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企业要等到宗教改革带来资本主义精神之后再兴办，这种观点是不是有点矫揉造作呢？同样坚持认为宗教改革本身仅仅是经济活动的结果，这是否也是强词夺理和片面的呢？①①R·H·托尼为马克斯·韦伯《新教徒伦理》一书所写的前言，第8页。 在托尼看来，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作用和反作用的结果，它对其他重要的文化力量产生影响，反过来又受它们的影响。文艺复兴使人们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推理、发现、探索和科学上；它们全是对教会不可动摇的权威的挑战。文艺复兴提出的人文主义的观点使人间的生活更加重要，并且带来了建立新的允许人变革的社会秩序的希望；这预示着人们将能控制环境，而不再象中世纪那样受环境的支配。②经济生活的发展给教会的教义提出了新问题，而从事赢利活动的商人和手艺人是无视信条的。因此，也许宗教改革运动正是一种为日益兴起的商人阶级创造实利主义机会的试图。 ②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61—63页。 有两种设想就会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一个是韦伯的意见，他认为，先是教会发生变化，然后资本主义精神象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出现，另一个是托尼的看法，他认为，在教义（即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它后来扩展成的许多教派）改革这个安全阀能支持经济上的活动之前，经济方面的激励是推动教会当局这个壶盖的蒸汽。 现代对韦伯的支持尽管韦伯的论点受到批评，但是在现代却有迹象表明新教徒对他的工作持有不同的评价。麦克莱兰在他的“取得成就的社会”一书中开始探索对经济发展普遍具有重要意义的心理因素。③他分析提出的心理因素是“争取获得成就的需求”，或者简称为“成就需求”。麦克莱兰的研究是历史的和跨文化的，而他的发现是支持韦伯的论点的。第一，麦克莱兰发现，强烈的成就需求是从事企业活动的基本动力；第二，社会的强烈的成就需求同经济迅速发展有着重大的关联；第三，持某些伦理、宗教观点的集团和一些少数民族集团对成就的需求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态度。他发现，新教徒培养出的儿童比天主教的儿童具有更强烈的成就需求，犹太人培养的儿童的成就需求比上述两者培养出的儿童都更强烈。麦克莱兰断定，“个人主义”的宗教，例如新教，倾向于支持强烈的获取成就的需求，而“专制主义”的宗教，例如天主教，则倾向于提倡比较淡薄的获取成就的需求。但是，他确实承认，目前在现代的许多天主教教派中出现了很高的变异和亚文化群。 ③戴维·麦克莱兰：《取得成就的社会》，纽约，范·诺斯特兰德·莱因霍尔德公司，1961年。另见约翰·W·阿特金森：《成就激励理论》，纽约，D·范·诺斯特兰特公司，1966年。 获取成就的需求所包括的内容，与其说是实现某些目标—例如财富、地位和尊敬等等―的需求，倒不如说是享受取得成功后的快乐。财富是取得成功的记录，而不是目标。企业家个性的特点是对待风险的特殊态度，甘心情愿消耗精力，愿意创新以及随时准备作出决策和承担责任。从历史上看，这种对成就的关心大约在经济取得迅速发展和繁荣前五十年的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麦克莱兰发现，古希腊（在希腊的黄金时代前）、中世纪的西班牙（在探索时代前），以及英格兰的两个不同的时期正属这种情况。第一个时期从1500年到1625年，当时新教主义和清教主义的力量正在英格兰发展壮大，与此同时，获取成就的需求也在增长。第二个时期是工业革命前的十八世纪。麦克莱兰用来支持韦伯观点的基本论证是：（1 ）新教改革运动强调的是在生活的各方面要自力更生，而不是依赖别人；（2 ）信仰新教的父母改变了培养儿童的方法，教他们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3 ）麦克莱兰和他的同事用经验表明，这些作法会导致孩子具有更强烈的获取成就的需求；（4 ）更为强烈的获取成就的需求会导致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韦伯把这种发展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①因此，麦克莱兰根据经验，指出了新教主义的影响和韦伯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①见前引麦克莱兰一书，第47—53页。 伦斯基（Lenski）把对韦伯的批评加以概括并作出了评价，然后提出支持韦伯和反对韦伯的证据。他在把两者加以比较之后发现，支持韦伯的意见多于反对的。为了搞清宗教派别与人们在工作中向上进取能力之间的关系，伦斯基对人们的向上的变动以及人们对工作的愿望、抱负和态度的相应特点进行了研究。他研究的结果是：第一（最向上进取的）是犹太人，第二是新教徒，第三（向上进取最小的）是天主教徒。伦斯基的研究成果说明了上述三类人对“取得成就”的激励以及对工作的态度是不同的。犹太人和新教徒对工作采取积极态度并且从工作中获得乐趣。天主教徒对工作采取漠然态度，他们认为做工作不是为了从中得到乐趣，而是出于某个另外的目的。伦斯基说：天主教仍然认为工作是一种必然的不幸，是亚当犯罪的结果，是一种对罪恶的惩罚。而与此相反，新教徒认为工作是为上帝效劳的机会，或者用自然神论者的话就是培养性格的机会。②②格哈特·伦斯基：《宗教因素：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宗教对政治、经济和家庭生活的影响》，纽约州，加登城，道布尔戴公司，1961年，第83页。 麦克莱兰和伦斯基的研究成果对现代人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他们不仅用实际中的经验来支持韦伯，而且他们的工作还表明在各种社会中获取成就的价值准则是可以传授和灌输的。在不发达国家以及美国的种族隔离区中，如果反复灌输获取成就的价道准则，那么也能为加速或适应工业化进展的自助计划创造一定的便利条件。③③有关如何能做到这一点的例子，请参阅戴维·C·麦克莱兰和戴维·G·温特所着一书：《有激励的经济成就》，纽约，自由出版社，1969年。 自由意志的伦理在需要获取成就和对个人的世俗努力应给予报酬的前提下，政治制度必须有助于实现个人自由。国王的神权、庄园主的统治、教会行使世俗权力以及一出生就沦为农奴等，都是不利于建立工业化的社会的。在启蒙时代，新的政治哲学家开始提出诸如平等、公正、公民权、推理法则以及建立按民意治理的共和国等新思想，来促进人民思想的发展。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很激进的，这些思想由于对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具有极其革命的看法而威胁到当时的秩序。 在文化新生出现这些情况之前，政治理论提倡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这种理论的最有力的支持者是马基雅维利和托马斯·霍布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是弗罗伦萨城市的一位失去官职的行政管理人员和外交官，他在1513年写了《君主论》一书。①他是一位富有经验的观察者，他洞察国家和教皇的计谋，并写了一本《如何统治》的书，供某种统治或某位有抱负的统治者借鉴。《君主论》—这本书是献给罗梭佐·皮埃罗·美第奇的―是论述如何统治，不是讲如何做一位善良的或聪明的人，而说的是如何才能成功地进行统治。从马基雅维利对人的本性的基本看法中可以看出，他提倡的领导方式的基本理论为：①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卢吉·里奇译，纽约，新美国图书馆，1952年。 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渴望创造一个国家并为它制定法律，他首先必须设想所有的人都是坏人，而且一有机会他们就要表现其罪恶的本性。②②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论利维》，艾伦·H·吉尔伯特翻译，再版时搜集在《马基雅维利：主要着作和其他着作》一书中，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第1卷，1956年，第203页为了对付这些没有理性的人，统治者有理由采取与实现他的目的相适宜的任何领导方式。他应注意获得好名声，但对是否公正却不用操心；如果要在使人畏惧和受人爱戴之间作出选择的话，他会发现使人畏惧更好，总之，他必须既象一头狮子，又象一只孤狸，软硬兼施。马基雅维利认为，重要的是目的，而不是方法，如果统治者获得了成功，那么他就会获得人们的拥护，他的罪行就会被人们所忘却。“马基雅维利主义”后来成为采取肆无忌惮、诡计多端和阴险狡猾的政策的同义语。在当时，也许在目前看来，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体现了统治人的指导哲学。①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的《利维坦》（1651年）是后期极力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领导的一本着作。②他首先分析了处于自然状态下还没有建立民政政府的人类情况，接着他得出结论认为，必须有某个更加强大的权力“利维坦”，以便在混乱中建立秩序。这个人或者组织是至高无上的主权者；因为被统治者授与他所有的权利，因此他的权力是不能被剥夺的，他是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这位君主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在霍布斯看来这无关紧要，只要一切世俗的和宗教的公开言行都由这个中央集权者来控制就行。这个君主统治着一切，个人隶属于这个制度。 ②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或教会与民政共和国的内容、形式和权力》，芝加哥，西方世界名着集第23卷，大英百科仑书出版公司，1952年。 在人类自由的历史上，约翰·洛克的着作《政府论》（1690年）无疑是对政治理论的一大贡献，它对政治行动起了有效的促进作用。它说明了使英国宪法发生重大根本变革的1688年英国“不流血革命”的原则。它也为1776年的美国革命奠定了基础，因为它使独立宣言的作者受到鼓舞。“政府论”对让·雅克·卢梭的“民约论”以及随后发生的法国革命都起了启发作用。也许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能象他这样对政治理论和行动起到如此深刻的影响。君权神授的支持者追述说，这种神权自亚当获得上帝授与的统治他的孩子的权力时就一直存在，而洛克则对这种神权给以抨击并提出了一些关于权力的新思想：……君主或立法机构是否违背了他们的职责，这将由谁来作出判断？……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人民将会作出判断。……①①约翰·洛克：《政府论续篇》，芝加哥，西方世界名着集第35卷，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1952年，第81页。原版于1960年出版。 这个主张在独立宣言中得到更为明确的支持：我们认为下述这些真理是非常明确的：一切人都是生而平等的；造物主曾赋于他们以一些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谋取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于是在人们中间设立了政府，政府的权力是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的。 洛克的功绩十分广泛，这里只能谈一谈他的主要贡献：第一，人民受理智的自然法则支配，而不是受专横的传统准则或为某个中央独裁人物荒诞的念头所支配。第二，人类社会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自然和理智的法则规定人们不得侵犯他人的财产，而个人加入到社会中来是为了更完善地维护他们的自由和财产，因而自由和财产是应受到自然法则和民法的保护的。既然人们具有天赋的财产权，那么国家就不能剥夺这种权利，相反必须保护人们拥有财产的权利。 洛克是克伦威尔统治下的英国的清教徒。他的着作必然对亚当·斯密的着作产生影响，而且肯定无疑地为卢梭的着作打下了基础。在启蒙哲学时代出现时，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民政秩序：1.法律要以理智而不能以专横的决定为基础；2.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3.实现个人目标的自由是天赋的权利；4.私有财产和用它来追求幸福是天赋的和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这四个思想在实际中相互结合，从而形成了工业发展的牢固的政治基础。它支持放任主义的经济，鼓励追求个人的报酬，保证拥有财产的权力，保护契约并且为人民提供了一个公正的制度。 市场伦理在中世纪，经济思想基本上没有带来任何成果，因为局限于某一地区的仅能维持生存的经济不需要有任何经济理论来说明它们的作用。古代人认为，生产的主要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力，甚至连劳动力也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问题。资本作为一种投入要素是受人藐视的，而利润是受人指责的。在早期的经济思想中，根本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认为管理是投入组织的一种资源。 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强大的民族实体重新出现，新的经济思想也随之开始产生。由于人们在探险中发现了新的国家，因而新的贸易线路和新产品开辟出了一个国际市场。贸易上的这场革命导致出现了重商主义经济哲学，并且促使政府在资助和保护贸易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以便建立强大的民族经济。这种经济沙文主义意味着国家将干预一切经济事务，参预制定国家的经济计划工作以及在很大的程度上对私人的经济活动加以限制。①重商主义最后终于失去了它的影响。它的大部分计划都遭到失败，因为它企图维持亏本的企业、限制了私人的主动性、建立了复杂的官僚主义和繁琐的控制，同时它也培育了战争和贸易上的竞争，破坏了它正设法建立的市场。②重商主义者在哲学上同正在兴起的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是不相容的。重商主义者只考虑国家，而启蒙哲学提倡个人权利，并根据对个人的幸福作出的贡献来估价所有人类机构。③①约翰·弗雷德·贝尔：《经济思想史》，第二版，纽约：罗纳德出版公司，1967年，第53页。 ②谢泼德·D·克拉夫：《西方文明的经济发展》，纽约，麦克劳-希尔出版公司，1959年，第11章。 ③约翰·鲍迪奇和克莱门特·拉姆斯兰德（主编）：《工业革命的呼声》，安阿伯，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61年，第4—5页。 十八世纪时，经济思想中的重农主义学派出现了，并对重商主义提出挑战。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弗朗索瓦·魁奈认为，财富不是产生于金银财宝，而是来自于农业生产。他主张放任主义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说政府“不要干涉”市场的法则。他认为，经济有其自然规律和协调性，政府的干预妨碍了事态的自然发展。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oith）（1723—1790）本来不是重农主义者，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关于经济有其自然协调性观点的影响。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创立了“古典”学派并且成为自由经济之父。①亚当·斯密认为，重商主义的关税政策破坏性很大，这种政策不是保护工业，而是用国家的法令来惩罚效率，因而使国家资源分配不当。亚当·斯密提出，只有市场和竞争才是经济活动的调节者。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能确保资源得到最好的利用和发挥最大的效能。而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的自身利益，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将给所有的人带来最大的繁荣。 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中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芝加哥，《西方世界名着集》，第39卷，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1952年。原着于1776年出版，亚当·斯密认为，劳动专业化的思想是这种市场法则的支柱。他以生产大头针的工人为例，证明当每一个工人仅从事有限的操作时，他每天能生产48，000只大头针。而一个非专业化的工人每天最多只能生产20，000 只大头针。他承认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但是他发现这种劳动分工的原则在许多工厂都能成功地给以运用。他说：同样数量的劳动者何以因为有了分工就能完成更多量的工作呢？这其间，可以说有三个原因：第一，每一个劳动者的熟练程度提高了。第二，节省了通常由一种工作转到他种工作所损失的时间。第三，发明了许多的机械，简化和减少了劳动，使得一个人能够完成许多人的工作。①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芝加哥，《西方世界名着集》，第39卷，第4页。亚当·斯密还阐述了第一个销售原则，他注意到市场的规模限制了劳动分工，即如果市场每天只能销售20，000根针，而雇用18个每天制造48，000根针的工人来生产，这不会有什么经济合理性。出处同上，第3章。 亚当·斯密看到了劳动专业化的好处，但是他也预见到了它所能造成的机能失调的后果。他说：一个人如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精神上）的习惯，而变成最愚味最无知的人……他对自身特定职业所掌握的熟练技巧，可以说是由牺牲他的智能、他的交际能力、他的尚武品德而获得的。②②出处同上书，第340页。 亚当·斯密争辩说，通过对公众进行教育以消除劳动分工的不利影响，这是政府的本分。他认为，管理人员为了提高生产率就必须依靠劳动分工。劳动分工的主张对社会的所有人都有好处，并使工厂制度具有经济合理性。在市场规模有限的时候，个体或家庭生产制就可以满足市场的需要。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新的贸易地区的开辟，进一步实现劳动分工便有了可能，因此工厂制度作为一种生产手段开始有了越来越大的发展。 当亚当·斯密的着作在工业革命的初期阶段问世时，他发现他的自由经济主张得到了许多人的热烈支持而且具有肥沃的生长土壤。他的主张同启蒙时代的哲学以及希望取消重商主义限制和地主贵族控制权的新兴企业主集团的看法是一致的。英国在市场伦理中找到了在经济上对发挥个人主动性的支持而不是重商主义，找到了竞争而不是保护，找到了创新而不是经济停滞，而作为激励的力量找到的是自我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市场伦理是为工业制度繁荣发展而创造了文化环境的三种力量中的一个因素。 小结在早期管理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反对商业、反对获取成就，尤其是反人道的文化价值准则。当人们还被命运所约束，当君主通过中央的命令进行统治，以及当人们被要求不要去想个人在今生今世的抱负而要等待来世的幸福时，工业化是不可能出现的。工业革命前，经济和社会基本上是静止不前的，政治准则就是由某一个中央权力机构作出片面的决策。虽然有一些初步的管理思想，但是它们主要都是局部性的。组织可以靠神赐君权、教义对虔诚教徒的号召力以及军队的严格纪律来进行管理。在这种尚未工业化的环境下，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创立正式的管理思想体系的需要。 工业化的新时代是由三种力量的相互作用、相互结合而产生的。它们被称之为“伦理”或者称为指导人们行动的标准。这三种力量说明了在文化新生期间，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情态是如何变化的。本章讨论的“伦理”实际上是古老的传统社会同新兴的社会之间的一场斗争。新教伦理是对教会的中央集权的挑战，是对人们今生要争取获得成就的需求作出的反应；自由伦理反应了铁板一块的政府形式和代表制政府以及试图保护个人权利之间的一场悠久的斗争；市场伦理是对宁愿支持重商主义的地主贵族的挑战。这里讲述的斗争是一场自古以来就在进行的斗争：国家同个人的斗争，人权和正当法律程序对反复无常的独裁的斗争，以及中央集权同权力分散的斗争。这场斗争仍在继续。 文化的新生为工业化创造了先决条件，因而也确立了建立一个如何合理地、正式地和系统地进行管理的知识体系的需要。市场经济的出现和发展要求管理人员发挥更大的创造性，要求他们更多地了解如何才能用最好的方法管理组织。面对着具有竞争性的、变化着的环境，管理人员必须发展建立起一整套有关如何充分利用资源的知识体系。人们开始考虑个人的得益，而且必须把这种得益顺和地配合于一个合理的管理结构中。现代管理思想的出现必须以合理的决策方式为基础，组织不能再靠少数人的荒诞幻想来管理了。这个变化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随着文化的变化，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才出现的。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它们又如何影响管理思想的演变，这些问题正是本书的主题。这将是一篇令人感兴趣的故事。 第三章 工业革命：问题与展望工业革命预示着文明的新纪元的来临。文化的新生已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条件。而后来在技术上取得的进展又使得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大规模的结合成为可能，从而迎来了用以取代家庭生产制度的工厂制度。本章将研究工业革命的突出特征以及它所带来的管理问题，并将试图对这场文化革命的影响提出某些看法。 英国的工业革命工业的发展总是同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十五世纪约翰·古登堡（1400—1468）发明了第一部活动金属印刷机，并打开了信息革命的大门，而这种革命直至现在仍未结束。中世纪的利学家努力要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的着作和圣经中推断出自然法则，但是随着教会控制的放松，新的科学调查时代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随之开始出现。这个理性时代、这场科学思想上的革命是弗朗西斯·培根、尼古拉·哥白尼、伽利莱·伽利略、威廉·吉尔伯特、威廉·哈维、依撒克·牛顿以及其他一些人努力的结果。这场科学革命强调的是观察和调查的精神，它为随后出现的技术革命奠定了基础。 英国在土地利用政策方面的改变也是促进工业发展的一个间接因素。早在十三世纪，封建土地占有者就开始把以前公用的土地圈起来。圈地运动时起时伏，在十六世纪和十八世纪末两次出现圈地运动的高潮，而后一次圈地高潮正是在工业革命前不久来临的。圈地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的原因是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例如推广条播（代替撒播）、轮作制以及马拉铁犁等所造成的。由于一半以上的公地被圈，小的农庄都合并成了比较大的、更为有利可图的农庄。此外，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力的需求也减少了，从而使他们能够从农业中解脱出来而到正在兴起的工厂制度下去就业。如果没有这场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 自从人类开始改进耕田种地、制造武器以及纺纱织布的方法以来，制造和使用工具和装备的技艺一直是在向前发展的。几千年来，技术一直在发展和提高。但是，一场标志着技术将开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迅速发展的“革命”，到十八世纪末才在英国发生。它的实质是用机械动力代替人工动力，它使日常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菲利斯·迪恩在指出工业革命的兴起时具体说明了前工业社会同工业社会之间的差异。前工业社会的特点是人均收入低、经济停滞不前、对农业的依赖大、劳动专业化的程度低，以及没有地区一体化的市场。而工业社会的特点是人均收入不断提高或者很高、经济增长、对农业的依赖小、劳动专业化的程度高，以及建立起广泛的地区一体化的市场。①以这些因素为指标，迪恩断定英国从前工业的国家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在1750年已十分明显，而1750年后转化的速度就更加快了。 ①菲利斯·迪恩：《第一次工业革命》，伦敦，剑侨大学出版社，1965年，第5-19页。 工业革命的物质要素是煤、铁、运输、机器、动力和工厂；而这个革命的人的要素则是热心于创新和利润的企业家以及一支主要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劳动大军。铁和煤是工业的支柱，英国拥有丰富的铁和煤。早期的高炉鼓风机是以水为动力的。1760年，一位名叫约翰·斯米顿的有进取心的人，在他的高炉上用一台部分以蒸汽为动力的鼓风机代替了以水为动力的鼓风机，结果使每座高炉的日产量从12吨增加到40吨。产量提高后，铁的价格即降低。此外，还发现了铁的一些新的用途：1763年用铁建造了第一条铁路，1779年修建了第一座铁桥，1787年修建了第一只铁船。①伯明翰靠近煤和铁的产地，因而成为英国主要的炼铁工业城市。当时运输既费钱又费事，而运河的修筑大大降低了英国商业运输的费用，这样在运河两岸就建起一系列的新城市。 ①A·P·厄谢尔：《英国工业史导论》，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20年，第323 页。另一本介绍技术发展史的好书是R·沃特利·库克·泰勒：《工厂制度史导论》，伦敦，理查德·本特利父子公司，1886 年。 不断增长的纺织品市场证明纺织业的进一步的革新将是有益的。棉花进口的增长以及国际市场的扩大迫切需要改进机器。约翰·凯伊于1733年发明“飞梭”，从而使织布开始机械化。1765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把手摇纺织机放置的方式从立式改为卧式，将纺轮一个顶着一个地紧密地排列起来，并用一个皮带轮拖动它们，使得同时能纺出8 根纱，他称他的这一创造为“珍妮纺纱机”（珍妮是哈格里夫斯夫人），而且将纺轮增多，将动力增大，直到一次同时能纺出80根纱。1769年，理查德·阿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纱机”，它能把棉花纺成一种较粗、较结实的纱。他的工厂由于这个发明而发展起来，到1776年他已雇用了5 ，000 名工人，其中包括能操作这种非常简单机器的许多童工。 尽管在机械方面取得了这些改进，但是工业革命的核心实际上仍是蒸汽机。蒸汽机并不是新出现的事物。亚历山大的赫罗（Hero）（大约公元200 ）制造出一部供消遣娱乐之用的蒸汽机，另外有些人也曾制造了模型，但在机械方面仍有些问题没有解决。托马斯·纽科曼发明了一种用蒸汽推动的机器，以便把煤矿矿井中的水抽出来，因为随着矿井的挖深，矿井里到处都是水。但是，完成前人未成之志的却是科学仪器制造者詹姆斯·瓦特。他在1765年制成了他的第一部可以开动的蒸汽机，不过因为资金不足，从样品到工业中的实际应用却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他同英国的主要钢铁制造商马修·博尔顿合伙制造蒸汽机。1776年，瓦特把他的第一部蒸汽机卖给约翰·威尔金森铁厂使用。他们不知道如何要价，于是双方达成一项协议，规定这部蒸汽机将按能完成与其相等工作量的马匹的数目来给以“计量”，这就是用“马力”来标明机械引擎大小的由来。1781年，瓦特发明了一种能够转动而不只是上下运动的机器，从而使他取得了技术上的最伟大的突破。这一突破使得机器更适合于在工厂使用，而且因为瓦特的新机器在面粉厂里可用来（代替水车动力）磨面，在纺织厂可以推动纺织机、在炼铁厂中可带动鼓风机，故它的应用范围也愈来愈广。1788年，瓦特获得了“飞捶式离心调节器”的专利权，这种调节器可以调整蒸汽的流量，以使机器运行速度始终不变。这台第一部可控调节装置是依靠离心力原理而运转的，当机器速度加快，转动轴上的校准臂升起，蒸汽供气孔便关上，动力的输入随之减少；当机器速度放慢，校准臂下降，输入的动力随之增多。 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说过，对摧毁旧英国、建立一个新英国并促使全世界走向工业化起过最大作用的两个人是亚当·斯密和詹姆斯·瓦特。斯密促使了经济思想上的革命，瓦特促进了使用蒸汽动力的革命。①蒸汽机被一百家工厂用作动力，蒸汽机为工厂提供了更便宜和更有效的动力；给船只、火车和工厂提供了动力；使英国工商业发生革命。蒸汽动力降低了生产成本，使价格下跌，市场扩大。创新精神导致发明，发明导致工厂的建立，而工厂的建立又导致了对其进行指导和组织的需要。市场扩大后对工人和机器的要求增加了，同时还要求定期扩大生产规模。为了资助这些大型企业就需要资本，而能够支配这些资本的人便开始把工人和机器置于一个共同的权力机构之下。劳动有了分工，每一个工人都专门从事某一项任务；产品的组成部件变为必须是可以互换的，从而使分了工的劳动可以取得共同的最后结果。由于劳动的分工，因而产生了对大家共同的努力给予指导和协调的需要。“工厂制度”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便诞生了，机器时代也从此开始，初生的资本主义在创造全世界从未见到过的富裕景象的道路上艰难地向前迈进着。 ①阿诺德·托因比：（《工业革命》），波士顿，贝肯出版公司，1965年，第89页，初版于1884年。 管理——生产的第四要素在工业革命前，经济理论基本上都是集中阐述生产的两个要素的―土地和劳动力，只是在教会的约束放松后才承认资本为投入的要素。重农主义者承认“农业企业家”，但是他们认为制造业和商业都是“无生殖力的”，不能生产剩余。亚当·斯密认为，企业家也是一个要素，但是他把企业家的利润即他创造的剩余看成是资本的收益。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e Say ）（1767—1832）是第一个明确承认生产有第四个要素的。萨伊说，一些“冒险家”（企业家）拥有企业，但是他们经常只拥有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是向别人借钱或者同别人合伙经营企业的，因此这些“冒险家”成为管理他人的管理人员，而在把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三个要素结合在一起时他又承担了另一种风险。萨伊说：……他有时必须雇用大批人员，在另外一些时侯他又必须购买或定购原料，招募工人，寻找消费者，并且随时都要严密注意秩序和节约；总之，他必须掌握监督与管理的艺术……经管这种企业总是要冒一定约风险……（因此）冒险家可能……要荡尽他的财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失去他的声望。……①由于“冒险家”承担了把三个传统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时要冒的新的风险，他除了获得他本人投资的利润外，还得到另一笔管理的报酬。 有些作家还进一步区分了企业家和管理人员的不同。例如弗里茨·雷德利克说，企业家是作“战略性”决策的，即有关整个公司的更重大的竞争政策的决策；而管理人员则在总的政策指导下来制定有关使用资源的“战术性”决策。②约瑟夫·舒姆彼得把企业家看成是致力于创新的管理人员，他是引进新产品、采用新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和新原料供应来源，以及建立崭新的工业组织从而实现经济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③科林斯教授和他的同事认为企业家是一个组织的建立者和创新者，并且把“建立”组织的人（创新的企业家）和组织建立后管理组织的人（官僚企业家）加以区分。④版是1803年出版的。 ②弗里茨·雷德利克：《企业家》，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50—51页。 ③约瑟夫·A·舒姆彼得：《经济发展理论》，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66页。 ④奥维斯·F·科林斯、戴维·G·穆尔和达雷布·B·昂瓦拉：《有魄力的人》，密执安州，东兰辛，企业经济研究所，1964年，第19—20页。在哈佛大学企业研究中心主持下曾对企业问题进行过详尽的全面讨论，见《企业史探索》杂志（两期）以及休·G·J·艾肯主编的文集《对企业的探索》，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 早期的企业家是生产的第四个要素，因为他是既“创新者”，又是管理人员。随着他的组织的发展，企业家发现他一个人无法指挥和管理所有的活动，于是他开始把有些活动交给准管理人员去指挥。这些准管理人员是第一批不占有资产的领薪水的管理人员，他们的责任是在企业家已确定的较为重大的政策范围内制定决策。由于企业家扩大组织，雇用越来越多的低级管理人员，因此在授权过程中就产生了许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