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我的故事-2

这难民火车越走越慢,越停越久,我们相信,如果是步行的话,我们早已到了桂林。这火车的速度比步行还慢,可是,母亲的脚创未愈,我的脚上更是伤痕累累,坐车总比走路好,所以我们也就一直搭着那辆火车。  这样,我们居然又遭遇了一件奇迹!  这天早晨,车子又停了。和往常一样,停下来似乎就没有再走的意思。停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坚持下车走一走,因为我又两腿发麻了。父母带着我下了车,怕那火车说走就走,我们沿着车厢,在铁轨边走来走去,活动着筋骨。就在此时,忽然有个声音在大叫着:“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  我们循声看去,在一个车厢顶上,有位军人正对着父亲又挥手又挥帽子,大呼大叫。我们跑过去,那是个负着轻伤的伤兵!看来似曾相识,那军人上气不接下气的、急促的嚷着:“陈先生!我是曾连长的部下!你快去找我们的连长,你家的两个娃仔,被我们连长找到了!”  不相信我们的耳朵,不相信我们的听觉。父母一时之间,竟呆若木鸡。然后,是一阵发疯般的狂喜及雀跃,父母忘形的大跳大叫,夹杂着父亲紧张、兴奋、语无伦次的询问声:  “真的,你亲眼看到吗?他们好吗?但是……但是……你的连长在什么地方?”“连长在桂林!他今天才去的桂林!你们去桂林找他!孩子们找到了!找到了!他们好好的!我亲眼看到的!”那军人和我们一样兴奋。“快去桂林!快去!”  桂林!啊!桂林!父母相对注视了一秒钟,看了看那毫无动静的难民火车。同时间,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举起手来,他们对那军人感激涕零的嚷着:  “谢谢!谢谢!谢谢!”  然后,父母一边一个,拉着我的手,我们放开脚步,就沿着铁路,向桂林城的方向狂奔而去。十六、弟弟找到了  桂林!桂林!桂林!我想,父母和我,都从未这样发疯股的狂奔过,我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跑得无法呼吸时才停止,休息一两分钟,又再度狂跑,这样,我们一直跑了好几小时。那难民火车,始终没有开上来。从早上跑到中午,我们终于到了桂林城!  抵达了桂林城,天知道我们有多焦急,多兴奋,多迫切!一进城门,我们就呆住了!  仿佛又回到了当日的东安城,满桂林都是各路驻军,街边上,民房中,全是军人,老百姓几乎找不到,只见到满城满街的驻军。桂林比东安大,这么大一个城中,在成千成万的驻军里,哪儿去找曾连长?父亲顾不得避嫌疑,看到任何军官就问:“请问您知道二十七团辎重连连长曾彪驻扎在什么地方吗?”“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父亲越问越急,这消息显然有些靠不住,曾连长确实在桂林城吗?父亲焦灼得满街乱闯:“你知道曾连长吗?”“你认识二十七团辎重连连长吗?”  一个军官拦住了父亲。  “老百姓为什么要打听军队?”他狐疑的问。“你的身分是什么?”父亲惶急的解释着,就在这时,一声熟悉的大吼忽然传了过来:“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  我们一抬头,迎面大踏步冲来的,正是曾连长!父亲忘形的狂叫了一声:“曾连长!”冲过去,他们紧拥在一起,父亲顿时泪如雨下。曾连长急急的说:“好了!好了!这下好了!我正准备今天下午,把你的两个儿子送到乡下我的老家里去,交给我的老婆抚养,如果你们晚来一天,你们就见不到这两个孩子了!”  “他们好吗?”母亲哭泣着问:“你怎么会找到他们的?他们没受伤吗?”“两个小家伙又壮又结实!”曾连长笑着。“怎么找到的?说来话长!我们一直以为两个挑夫落在后面,谁知道他们早已出了东安城,走到前面去了。那两个挑夫准是发现落了单,就不安好心,商量着开了小差了。把两个孩子遗弃在一条小路上!事有凑巧,我出了东安城,就选了这条小路,王排长听到有孩子哭,找了过去,两个孩子正爬在一口荒井上哭呢!说爸爸妈妈不要他们了!”  母亲想笑,却一直哭,父亲也泪盈满眶。曾连长带着我们往他驻扎的院落里走去,一面说:  “我曾经派人奔回东安城去找你们,却没有找到,我想,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结束后,我要在四川、湖南,各大报登启事找你们,把孩子还给你们,如果找不到,这两个孩子,就是我自己的儿子了!”没有言语可以说出我们对曾连长的感激。我那时虽如此稚龄,却也能体会到父母那刻骨铭心的感谢和激动。  这样,在一间小小的平房里,我们又见到了我那失踪多日的两个弟弟!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  小弟弟一看到母亲,就“哇”的一声放声大哭,扑奔过来,用手紧紧箍住母亲的脖子,把脸埋进母亲的怀里。麒麟手中有一把玩具小手枪,大约是王排长找来给他的。看到了我们,他瘪了瘪嘴,红着眼睛,举着枪,对我们瞄准,说:  “砰砰砰!打你们,你们好坏,为什么不要我们了?”  父亲跑过去,把他抱进怀里,于是,他也哭了。我跑过去,加入了他们,我也哭了。  我们一家人拥抱着,哭成一团,抱得好紧好紧。什么叫“喜极而泣”?什么叫“悲欢离合”?我在那一瞬间全了解了。  我们哭了好一会儿,然后,父母拉着我们三个孩子,转身对曾连长跪了下去。这是我这一生中,第一次看到父母亲这样诚心诚意的跪倒在一位恩人的面前。  我们和弟弟,前后整整分散了七天。在一个大战乱里,分散七天而又重聚,像个传奇,像个神话,像个难以置信的故事!后来和曾连长谈起来,我们才知道,曾连长是当天才到桂林的,如果我们早到桂林一天,碰不到曾连长,晚来一天,弟弟们已被送到遥远的地方去了!  是谁安排我和父母遇到那热心的老县长?在那小镇莫名其妙的逗留了三天?为什么是三天而不是四天?是谁安排我哭醒父母,从河中爬起来继续求生?是谁安排我们搭上那班难民火车?刚好遇到连长的部下?人生的事,差之毫厘,就谬以千里!从此,我虽是无神论者,却相信“命运”二字!我和弟弟们的故事,我只能说,“命运”太神奇!  所以我常说,人生的故事,是由许多“偶然”造成的,信不信?十七、别了!曾连长!  在桂林城中,和弟弟们重逢之后,我记得,我们并没有停留多久。因为战火的蔓延,桂林城中,早已重兵驻扎,而日军环伺左右,桂林城早晚要成为一个战场,绝不是个可以停留的地方。那两天,父母亲和曾连长有谈不完的话,我和弟弟们都三跪九叩的拜倒在曾连长面前,正式认了曾连长为干爹。本来,和曾连长重逢,我们原可以又像以前一样,在连长保护下往前走。谁知道曾连长奉命“死守桂林”。既有“死守”二字,就等于与桂林共存亡了。曾连长一面部署他的队伍,一面安排我们全家的去路。他用充满信心和希望的语气对我们说:“你们先去后方,我们把日本鬼子赶走,胜利之后,再好好的团聚!喝它两杯酒,来回忆我们的认识经过!”  我不知道父母心里怎么想,我对曾连长,却已有那份孺慕之情,总记得跟着他骑马翻越大风坳的日子,总记得喝他水壶中的水的情景,总记得他把我失去的弟弟们带回给我们的那种奇迹!可是,我们终于离开了曾连长!  我们是搭难民火车离开桂林城的。曾连长在找到弟弟们的同时,也找到了被挑夫们抛弃的行李,所以,我们的行李,又都回到我们的身边了。连长预先派他的部下,在难民火车的车厢中,给我们占据了一块不算很小的位置,于是,一天清晨,我们全上了火车,倚着车窗,含泪望着站在月台上的曾连长。车子终于蠕动了,曾连长仍然站在那儿,一身军装,威武挺拔。他不住对我们挥手,我们也不住对他挥手,车子越开越快,越开越远,曾连长的影子就越来越小,终于再也看不见了。别矣,曾连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曾连长。在我们以后的流亡生活中,不断打听桂林的消息,知道桂林终于失守。但是,我们都很有信心,曾连长一定等着和我们“举杯话当年”,只是,茫茫人海,一别之后,就渺无音讯了。  胜利后,我们曾经多方寻找曾连长的下落,可惜一直没有找到,这是我们全家都引以为憾的一件事。  和曾连长告别,搭着难民火车,我们的目标是先入贵州,再往四川。当时,是遵照曾连长的指示,走一条入山的小路,从桂林往西边走。记忆中,这一段路程相当模糊。难民火车似乎只搭乘了一小段路,就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徒步而行了。失去了挑夫,我们不但每个孩子都要步行,而且,连六岁的我,背上都背着包袱,行行重行行,每日徒步三十里路。  只记得那条路上,满坑满谷都是难民,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是一次大规模的流亡。至今闭上眼睛,还能回忆出那条崎岖山路中的难民群,和那幅背井离乡的凄凉景况。我们走得苦极了,小弟弟总是哭,可是,我们一家人是团圆的!弟弟的哭声也变得可爱了!我想,在那么多难民群中,可能只有我们家,在凄凉之余,还有一份劫后重生的喜悦吧!  可是,好景能维持多久呢?喜悦又能维持多久呢?战乱中原就朝不保夕,我们的生命力,又能有多强?十八、打摆子  我们沿途的食物和住宿,都是依赖身边仅有的一点盘缠。和曾连长分手时,曾连长又坚持送了我们一点钱。靠这有限的一点资金,我们流亡到了贵州的融县时,终于分文不名了。  融县(不知是否如此写法,记忆已经模糊)是个相当大的县镇,当时也挤满了难民。我们投宿在一家小客栈中,父亲发现城里居然还有当铺,于是,我们的衣物,母亲收藏在内衣中的一些仅有的小首饰,就一一进了当铺。这样,只能勉强日换三餐,夜换一宿。然而,就在这最艰苦的时候,母亲终于病倒了。当时,贵州广西一带,都像瘟疫般流行着疟疾,病势凶猛,患者忽冷忽热。普通疟疾都隔日发作一次,而贵州的疟疾,却每日发作,来势汹汹,而且持久不退,当时在难民群中,死于疟疾的人非常多。当地的人称这个病叫“打摆子”,几乎人人听到打摆子就变色,因为这种病可以缠绵数年或数十年,而治疗此病的奎宁药片,又十分昂贵。我们真是“屋漏更兼连夜雨”,母亲竟染上了恶性疟疾,病倒在小客栈里了。  没有钱,没有医药,没有食物,举目无亲而前途茫茫。那局守在小客栈中的日子真是凄惨万分。母亲躺在那张木板床上,终日呻吟不绝,父亲每天抱着一些已没有当铺肯接受的衣物,出去想办法,只希望能换得几片药片。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那间小木板房,我每日守在母亲病床前面,听着母亲一声又一声的呻吟,我心中越来越慌张,越来越恐怖。自从流亡开始,我早就已经体会出“死亡”及“离别”的意义,这时候,当父亲出外奔走,而把照顾母亲的责任交给我的时候,我那么害怕,“死亡”的阴影,似乎笼罩在整个房间里。  一天,我又在这种情绪下守着母亲,那小屋里空气极坏,我一直头昏昏的,心里又急又怕,母亲的呻吟使我紧张得浑身出汗。忽然,母亲睁开眼睛望着我,含着满眼眶的泪水对我说:“孩子,如果妈妈死了,你们怎么办?”  我再也撑持不住,“哇”的一声,我放声痛哭,我这一哭,把母亲也吓了一大跳,她慌忙搂住我,安慰我,不绝口的说:  “别怕!别怕!妈妈吓你!”  可是,我哭不停了。哭着,哭着,我浑身抽搐而晕倒了。等我醒来,医生在屋里,我躺在母亲身边,头上压着冷毛巾,浑身滚烫……我早已感染了疟疾,只是硬撑在那儿,现在是完全发作了。这样,在那小客栈里,母亲和我都病倒了。那“打摆子”的滋味,至今还深深刻在我记忆中,它忽儿热得你满身大汗,忽儿又冷入骨髓,使你周身抖颤,再加上剧烈的头疼,和浑身酸痛。六岁的我,毕竟无法忍受这些,我开始哭泣,不停的哭泣。“后来,这病曾折磨我好几年,忽好忽发,直到胜利后复员到上海,才完全治愈。”  一家五口,病倒了两个。请医生的钱再也筹不出来了,客栈的住宿费也欠了很多,客栈老板生怕我们母女死在他的客栈里,不住催我们搬走。到了这步田地,真正是已经山穷水尽,一家五口,挤在小房间里,彼此面面相觑,不禁都凄然泪下。这时,我们全家,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都早已典当一空,再也没有东西可以卖了。  眼看全家要结束在这小山城里,母亲显然已放弃了希望,她常常和父亲谈起死亡。我病得昏昏沉沉,总是回忆起在东安河中的情形,当时何以不死?今日难道会死?这样,“奇迹”又再度来临了。这天,父亲和往日一样,又出去“想办法”。我和母亲都躺在那暗沉沉的房间里呻吟等死。忽然间,门开了,父亲带着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兴奋的对母亲嚷:  “你瞧!我遇见了谁?”  同时,那年轻人直扑床前,激动的喊:  “陈师母,你们怎么会狼狈到这种地步?”  原来,这是父亲教过的一个学生,姓萧。(名字叫什么,我已记不清楚。)当时,萧先生正在广西大学当助教,而广西大学正好疏散到融县。父亲满街乱窜时,竟遇到了这位萧先生!当时,萧先生一看我们母女都已病得半死,弟弟们也都饿得半死,他毫不迟疑,立即跑出去,请医生,买药,买食物,结清欠客栈的钱……他马不停蹄的为我们全家奔走,那份热心及热情,真令人感动。我们一家,总在危急关头,有这样的奇遇,也实在是很费解的事。或者,患难之中,人与人之间,更容易发挥潜在的互助之情吧!  我们的难关,终于在萧先生的全力协助下度过了。疟疾也被药物所控制了。但是,我们已身无分文,而前面的路还长着呢,如何继续下去呢?为了解决我们以后的问题,萧先生又把父亲介绍给广西大学。当时,广西大学的教授职员,都已经走的走了,散的散了,学校当局,正为师资缺乏而焦虑,虽在战争中,学校仍有复课的信心。当他们和父亲一谈之下,认为父亲是难得的人才,立刻聘用了父亲。于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在融县那个小地方,只因我们母女一病,父亲竟进入了广西大学,有了职业,有了薪水,解决了我们以后许多困难。于是,我们跟着广西大学,集体行动,继续往贵州撤退。第一步,就是搭乘一条小木船,沿着山间的一条激流融河,往贵州的榕江前进。在这小船中,我们又度过了惊险刺激的二十天。十九、融河二十日  我们坐的小船,正像国画中老渔翁垂钓江边的那种小船,细细长长的,中间有一个半圆的篷,是用竹片编成的,篷的两头是船头和船尾,篷下便是“船舱”。在图画中,这种船是很诗情画意的,但你必须乘坐这种小船,挨过二十天的激流逆行,就简直苦不堪言了。  广西大学一共租下了二十多条这种小船,编成了一个船队。每两户人家共坐一条船。我们当然也与另外一家人共同分配一条船。“船舱”的中间挂起了一条布幔,作为藩篱。这一半的“船舱”有多大呢?在我的记忆中,比一张方桌大不了多少。白天,我们一家大小五口,围坐在一起,中间用一床棉被盖住腿,说说笑笑,倒也容易挨过。到了晚上,面积怎么也不够五个人平卧下来,必须有两个人轮流睡到船头的“甲板”上去——至少有两个人的头或脚,必须暴露在“船篷”以外——天晴,倒也罢了,到了下雨刮风的天气,可真惨不忍睹。风浪太急的时候,江水也会沾得衣襟尽湿,露水也会浸得你彻骨冰冷。记忆中,我常常轮到睡在“甲板”上!(也许父母认为我比弟弟们年长一点,比他们更能忍受一点风寒。)记忆中,我常常被冰凉的雨水、河水、露水冷醒!记忆中,我还是倦极而入眠。那么长时期的“煎熬”,居然没有生病,也可说是奇迹了!  船舱的面积,已不够我们容身,炊事只能发展到船头上去。伙食当然是愈简单愈好,早餐稀饭,用点红糖拌一下就打发过去了,午晚餐,用白饭拌点猪油和盐,就可以充饥了。我们经常就这样没有佐菜下饭的。可能隔一天才有一道“美味”打牙祭——几颗辣椒炒豌豆。那一小瓶辣椒豌豆,实在太珍贵了,全家食用时,定量分配,每人只能分几颗,我记得享受那几颗辣椒豌豆,比山珍海味还可口,必须在口中嚼上老半天,才舍得吞下肚去!  有一天,船队停泊下来的时候,有些船民,煮了新鲜的玉米来兜售。我们实在抵制不了这么大的诱惑,孩子们吵翻了天,要求父母买玉米。事实上,我们穷得不应该有这样奢侈的享受,但是父母还是狠下心买了一根玉米,像分珍珠一样的大家分食。如果辣豌豆是山珍海味的话,那一根玉米,不啻是龙肝凤肉了!我们这条船,是由父子二人来操纵的,父亲才三十来岁,儿子只有十岁左右,还是一个孩子,所以实际上,只能算一个半人。这样满满的一船人,这样漫长的路程,由这样一个半人来操纵,前途如何真不可想像。  开船以后,比我们想像更坏。  融河,也称融江,两岸都是千仞峭壁,江水湍急,处处有暗礁,时时有漩涡,真是危机四伏。这种船当然不用动力,也没有风帆,全靠父子二人合力用竹篙,用木桨,与江水奋斗,所以船速缓慢,并且只能在白天行舟,入晚就停泊在岸边。为了怕江水把船冲散,停泊时二十多条船都用绳子串连在一起。如果停泊的地方无法上岸,大家只能枯守一夜,如果停在一个大站,有码头可以上岸,这可是一大乐事,就可以去补充一点必须补充的用品,也可以上岸伸展一下手脚。当然,孩子们只许在岸边玩玩,不许走远。我记得我最喜欢在岸边捡各种颜色的鹅卵石。有一天,我捡到一些白得晶莹可爱的石块,人家告诉我是打火石,可把我乐极了。我常常蹲在船头用打火石碰击着玩,看点点火星飞耀,觉得美极了,快乐极了,也帮助我度过不少这些难挨的日子。  有一天,我又蹲在船头玩打火石,船一个颠簸,便把我颠到江水中去了,江水湍急,眼看就要小命归天,幸好船夫眼快手快,他的泳术是何等高明,一下子就把我救起来了。虽然命是捡回来了,但我失去了这些宝贵的打火石,难过极了。当时,我觉得这些打火石比生命更可贵!我的童年没有什么玩具,可是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的小锦旗,和我的打火石!后来,我又掉进水中好几次,几乎每个人都有掉进水的经验,因为我们每个人必须在船舷解决一些“大事”、“小事”,掉进江水的机会是很多的。好在船夫十分机警,每一次都被他救起来,后来,大家就“有恃无恐”了!  但不幸的事件,终于又发生了,我们生命的保障——那位年轻力壮的船夫突然病倒了,是潜伏的疟疾症发作。英雄只怕病来磨,何况一打起“摆子”,任凭你钢筋铁骨,也禁不起折磨。虽然,他咬了牙“主持大局”,不过划船、撑篙的重任,也就落在他儿子身上,也就是说,我们两家人的性命,操纵在一个孩子手中了!船速愈来愈慢,终于脱离了船队,无助地在激流中漂流。  船夫和他的儿子——加上船上其他成人们手忙脚乱的帮忙,勉强把船靠到了岸边,船夫上岸买药。那时候,这条船的主宰就完完全全落在这个十来岁大的孩子身上。  水流太急,绷断了绳缆,船便向下流漂去。孩子用尽了浑身解数,设法把船稳住,他虽然“身怀绝技”,毕竟力气不够,最后,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用双手抓住岸边的杂草,全船的人也都纷纷抓住可抓的东西——一块大石,或一根树根。总算在筋疲力尽的时候,救星出现了,船夫买了药回来了,靠着他的经验和技巧,把船稳住。  第二天,我们终于又赶上了船队,大家都不相信我们会归队。已经有两条船离失,而从此失去了踪影。  经过了这次“大难”以后,我们更能忍受生活方面的痛苦。对这条小船,也增进了不少信心,不再羡慕那些坐“大船”的人们了。对了,这些小船是我们这种贫穷的难民坐的,富有的人家,可以包大船,船舱宽大舒敞。船是几十个人在岸上拉纤,再由两排船夫在船上撑篙,配合着前进。  我记得那些纤夫弓着身子,拚命地向前一步步迈进,绳子都好像快要嵌进肉里去了。他们那些深沉的呼叫声,单调的,重复的,凄怆的,有韵律的哎唷、哎唷的呼叫。这不是歌,这是为生存而挣扎的呐喊。拉纤的在岸上每喊一声,船上的船夫们就应一声。我中学时学会了一支歌“拉纤行”:    前进复前进,大家纤在手。  顾视掌舵人,坚强意不苟。  骇浪惊涛中,前进且从容。  无涯终可至,南北或西东。    曲子是洪亮动听的,歌词是快快乐乐的,中间所谓的:“骇浪惊涛中,前进且从容。”与我小时候目睹的景象完全不同,那前进绝不“从容”,而是“沉重”。我觉得我们宁可多吃一点苦坐上这条小船,而不愿坐那些把舒适建筑在别人痛苦上的大船。终于,我们愈来愈耐得住苦楚了。  终于,我们到达目的地——榕江。  但是,榕江并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地,我们真正的目的地是重庆。从榕江到重庆,还有好长好长的一段旅程。  到了榕江,广西大学本身发生了财务困难,既无法发放薪水,也无法继续整队向内地疏散,于是大家纷纷各奔前程,无形中解散了。父亲又失业了,而我们的生活,仍然要继续下去,行程,也要继续下去。二十、糍粑与红薯  贵州当地人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糍粑,用糯米磨粉做糕,油煎而成。另一种比糍粑更廉价,而足可果腹的食物是红薯,那时候天气太冷,两手拿着蒸得软软热热的红薯,边走边吃也真是乱世中的一大享受呢!我父母一商议,卖这两种“价廉物美”的食物,可能是最好的生计;再一商议,决定双管齐下——我父亲去卖红薯,我母亲去卖糍粑。全家分成两组,我是归入父亲的一组。因此,母亲卖糍粑的经过,我没法亲眼目睹,父亲卖红薯的故事,却使我记忆犹新。当时的榕江,挤满了难民,大家又都各谋生计,父亲卖红薯,有更多的人也在卖红薯,大家卖红薯,又叫又吼的,生意兴隆。我这位爸爸大人啊,平常在讲台上是滔滔不绝的,在市场上,却真呆若木鸡,完全不知道如何去招揽顾客。他悠闲得很,潇洒得很,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静待顾客上门。顾客偏偏不上门,一个问津的人都没有,他既不急又不恼,只是静静的等下去。终于上天不负苦心人,等到别的红薯摊把红薯卖得差不多后,总算有一条鱼儿自动上钩来了。——我们好高兴地招呼这位“贵人”——他要买半斤红薯。  我这位“好好先生”似的父亲兴高采烈地到锅里去捞红薯,锅中的红薯一直用火炖着,所以烫得很。他可不知道如何把如此滚烫的红薯捞出来,好不容易一面捞而一面掉地捞出了一些红薯,包了起来用秤来秤,糟了,他不会认秤,不知道怎样才算半斤。秤来秤去秤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多重,他满头大汗地对我说:“凤凰,怎样才算半斤?”天啊,我那时候才六岁,怎会认秤,后来还是旁边的摊贩实在看得忍不住,帮他秤好了半斤红薯。当他把红薯从秤上拿下来的时候,却把那些红薯全部掉到地上去了。  那位顾客已经忍无可忍,我父亲心一横,干脆把秤往地上一,把锅盖一开,对那位顾客说:“你自己拿吧,你爱拿多少就拿多少!”这是唯一的一笔交易。我妈妈卖糍粑的经过如何,不得而知,却只记得以后几天,我们的一天三餐不是红薯,便是糍粑。二十一、瞿伯伯  然后,我们认识了瞿伯伯。  在我们这一路的流亡生涯中,真认识了不少奇异的人物,像曾连长,像老县长,像萧先生……现在,我们又认识了瞿伯伯。瞿伯伯是个“人物”!  瞿伯伯原是广西大学的一位职员,大约四十岁左右,带着太太和三个女儿,一家也是五口。他们跟着广西大学撤退到榕江,广西大学解散了。有的教职员留在榕江,有的就近去投奔亲友,而我父亲呢,却坚持要携家带眷,走到四川去!虽然我们现在已到贵州,离四川还有段距离呢!带着稚龄儿女,要翻山越岭,仍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父亲执意要走,无独有偶,瞿伯伯也执意要走!  瞿伯伯说,我们两家合起来一起走,彼此都有个照应,就不那么孤单了。瞿伯伯说,两家孩子,还可以交朋友,说说笑笑,就走到四川了。瞿伯伯还说,他有很多谋生技能,不怕没饭吃!瞿伯伯最后又透露:他有一项秘密本领,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还能治百病……原来他笃信我佛如来,会念“大悲咒”,还会念“金刚经”!  于是,我们一家就和瞿伯伯一家,联合在一起,继续了以后这段行程。这段路线是怎么走的,我已经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沿途妙事一件接一件的发生。有瞿伯伯在,几乎没有任何时候是“乏味”的。这一路上,难民极多,大家都是把行李扎好后,连锅盘餐具用扁担挑在肩上走,这样,才能随时随地停下来烧锅煮饭。我父亲本来不可能去挑担的。但是,人家瞿伯伯都挑了,我父亲就不得不挑了。何况,瞿伯伯在旁边一个劲儿的鼓励:  “挑担有什么难?只要是男人都会挑!用一点体力而已!你尽管挑,我帮你念金刚经,有我念金刚经,你一定挑得平平稳稳!”于是,我父亲就挑起担来了。挑担这玩意,说来容易,事实上可不简单,打包要技术,重心要平衡,我们真担心父亲一介书生,是不是能吃得了苦!但是,他真的把担子挑起来了,也真的走了不少路,只是人家走五步,他走十步,人家走直线,他走曲线。走得我们全家提心吊胆,走得瞿伯伯嘴中喃喃念经念个没停。好不容易走到黄昏,到了一家废弃的大院子。许多难民都到这院子里去过夜。院子的围墙有个大缺口,可以从缺口处抄近路直接进院子,否则就要绕好长一段路从大门进去。那缺口堆满砖头瓦片,高低不平。我们前面有个挑担的难民,为了走缺口而摔了一大交,把瓶瓶罐罐都摔碎了。所以,母亲叮嘱说:“你不要逞能走缺口,我们还是走大门吧!你瞧,人家都摔了!”“人家摔!我不会摔!”我父亲居然“神勇”起来了。“你看我一路不是挑得好好的吗?”  “是啊!”瞿伯伯在一边接口:“你尽管走缺口,有我呢,我帮你念经!”于是,我父亲就大踏步的跨上缺口,瞿伯伯大声的念经,说时迟那时快,扁担的两头摇晃得像个疯狂的钟摆,只听到一声啷啷啷的巨响,父亲已倒在破砖残瓦中。我们真吓坏了,都扑过去扶父亲,他哎唷唷的爬了起来,居然没有摔伤,只是我们惟一的那个饭锅,已破成两半,碗啊筷啊的碎了满地。瞿伯伯在旁边惊魂甫定的拍着胸口:  “你瞧!幸好我帮你念金刚经,全身都没伤着,否则,不摔断一条腿才怪!”那晚,我最后的记忆,是母亲用半片锅炒菜给我们吃,我们用半片碗盛饭吃。二十二、捡柴  碗盘都摔碎之后,对父亲而言,倒是减轻了一项大负担,他不需要再挑担了。我们把行李化整为零,每人——包括我,背上背一个小包袱,其余的剩下东西,扎一个大包裹,挂在父亲的脖子上。(父亲的背上,常常要背我小弟弟,所以只好挂在脖子上。)  这样的行程,既慢又苦,对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常常要我们孩子们去捡柴。这真是一件十分艰难而又痛苦的事——至少对我这样一个六岁大的女孩而言。不是找不到合适的,往往找到了又抢不过别的大孩子,即使捡到了也常被男孩子们抢了去。我在捡柴的任务中,屡屡败北。  但是我知道,我非捡到柴不可,否则就煮不了饭!没有饭,大家就得挨饿,所以我常常拚命地去完成任务!  记得有一天,经过了一个锯木厂,父母叫我去捡废材和木屑,但是也有很多别的孩子也在抢那些废材。我实在捡不到柴,正在着急,却发现一堆劈得好好的木柴,不管三七廿一就拿。但拿不了多少,就被人逮住了。那人很生气、很凶,问我为什么要偷他的木柴,我吓坏了,却不肯把柴还给他,那人看我可怜,动了恻隐之心,他说:  “只要你唱一个歌,跳一个舞给我看,就把这些柴送给你。”我全身都没有音乐细胞,也没有跳舞的细胞,但是我还是一面跳舞,一面唱歌:    “弟弟疲倦了,眼睛小,  眼睛小,要睡觉……”    这是我童年中惟一会唱的歌,我一面唱,一面忍住泪。  我在前面的故事里曾经提到过一面小锦旗,当初为了要那可爱的小锦旗,我记得也曾在我父亲的同事们面前唱歌、唱的也是这首歌。不过那时候,唱得很高兴,唱完了大家鼓掌,我真快乐。唱完后,得到那面锦旗,更是乐不可支。  尽管唱的是同一首歌,我这次的感受可真难过极了。唱的时候,又想起了那面失去的小锦旗,和失去的欢笑,唱着唱着,终于唱哭了。哭得那个人也不忍心再逗我,才放了我!  这小小的故事,在我的童年中,印象极为深刻。我曾经写了一篇短篇小说,题名叫《舞》,就是写这段遭遇和心情。二十三、一个猪头大家啃  捡柴是孩子们的事,找食物可是大人们的工作,事实上,兵荒马乱的时候,这可真是难如登天的工作,我父亲和瞿伯伯总是分头去找,找到什么吃什么。  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们到了一个十分荒凉的小村,大部分人家已弃屋他去,留下两、三户人家,也是门窗紧闭,给我的印象仿佛到了一个鬼村。  父亲和瞿伯伯把两家妻小安置在一个破烂的土地庙里,就分头去找吃的。那时候,天昏地暗,他们又没有什么手电筒,点了“火炬”,眼看着他们的火炬愈离愈远,真是担心极了,恐怖极了。不知等了多久,好像等了一辈子似的,总算瞿伯伯回来了,火炬已熄,大家听到叹息声,心中都知道他已徒劳往返。  大家既担心我父亲,却又把希望寄托在我父亲身上,瞿伯伯又开始一个劲儿的念经,什么大悲咒、金刚经,一遍又一遍,没完没停,如果那些经声真能充饥的话,足以撑死我们这一群人!在瞿伯伯的经声中,在焦急的期待中,我父亲翩然出现了,看他那副兴奋昂扬的样子,就知道他大有收获。  父亲抱回了一个大大大大的猪头!  记得我从小就会念一首儿歌:    巴巴掌,油馅饼,  你卖胭脂,我卖粉,  卖到卢州蚀了本,买个猪头大家啃,  啃不动,丢在河里兵兵硬!    那个猪头可真不容易啃,(等不及煮得很烂啊!)但大伙儿怎舍得把它丢在河里,大家还是啃得津津有味,在我的印象里,至少那锅汤是鲜美极了!我一生中很少尝到这样鲜美的汤!大家始终不知道父亲怎样弄来那个猪头,至少他的功劳大极了!但是瞿伯伯认为是他念经念来的!  瞿伯伯真是一个大大的好人,既幽默又风趣,但信佛可一点儿也不含糊,他相信虔诚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例如:他有一个十岁大的女儿,患了牙痛,腮帮子肿得红红的,痛苦不堪,瞿伯伯发现了,把女儿叫过来,很有信心,也很有权威地说:“牙痛?!没关系,我替你念经!”  他在她腮帮子上画了符就大声念起来,念了半天,问他的女儿说:“不痛了吧?”问得很有信心,很有权威。  我眼见他女儿痛得龇牙咧嘴,腮帮子肿得愈高了,她还是含着泪,喃喃地说:“好点了,好点了!”  瞿伯伯这下子可乐了,笑着说:“我说嘛,只要存心念经,什么都可以解决!”二十四、强盗与县长  我们在贵州的流浪生涯中,一直有瞿伯伯作伴,使我们此行中,多了许多乐趣。在这段行程里,偶尔我们也会搭上一辆木炭汽车,我前面所记载,我曾摔下车子把鼻子上摔了一个大伤口,就在贵州境内。“现在回想,我居然没有摔死,可能和瞿伯伯念经有关。”但,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步行的。有一天晚上,我们到了一个小镇,宿在一个民家,饭后大家聊天,那民家的人问我们第二天要去那儿,父亲说计划翻过一个山到另一个叫“剑河”的小县城去。  那家人说:“山上有土匪,翻山很危险呢!”  父亲问:“我们都是难民,逃难逃得那么惨,身无分文,还有什么可抢的!”那家人说:“其实有些难民把金子、首饰缝在破棉袄里,不一定都是一贫如洗的!”  瞿伯伯除了念经外,最爱说笑话,他说:“对,对,对!别看我们这些打满补丁的破棉袄,里面可真缝了不少宝贝呢!”“那么说,你们明天可要小心,别翻那座山了!”  “强盗有什么可怕的!”瞿伯伯说,“我念经就把他们念跑了!”第二天,我们还是决定翻那座山,反正我们什么也没有,有什么可怕呢!更何况瞿伯伯会念经!  那座山真的十分荒凉,十分可怕,一上山就觉得不对劲,在草长及膝的小径中行走,真不是滋味。使我想起遍是荆棘的“大风坳”。瞿伯伯一路上很认真的念经,又是大悲咒,又是金刚经,愈念愈大声。突然,听到一声吃喝,草丛中跳出了五、六个彪形大汉,不用说,瞿伯伯念经没有把强盗念掉,他们在等着我们呢!(事后我们猜想,头一晚我们大概就投宿在强盗窝里。)  他们非但把各人的包囊抢去,连每人身上打满补钉的破棉袄也被逼脱下来抢了去。  等他们呼啸而去,每人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山风中发抖。  瞿伯伯说,假使不是念经,强盗不会让我们留下单衣穿,也许还会把我们统统杀了!  所以,他又念起经来了,不过,在念经声中,夹杂不少愤怒的“不平之鸣”,他倒不是骂那些心狠手辣的强盗,他骂的是“剑河”县的县长,怎可容许在他县境里有强盗出现!  “等我们到了县城,我要到县政府去控告县长渎职!”他十分生气地说,并且意志十分坚决。“到了省城,我还要到省政府去告,到了四川,我还要到中央政府里去告!”  眼前的问题是:天渐入晚,大家又十分寒冷,绝对翻不完这个山,于是在山上捡了树枝,生了火,大家围坐一圈,度过了又恐怖又寒冷的一晚。  第二天太阳出来后,大家赶着下山,到了剑河。  瞿伯伯真的怒气冲冲地找到县政府,告了县长一状。  县长接见了我们,瞿伯伯声色俱厉的责备了县长一顿,说他失职,更可恶的是:在他这样努力念经的情形下,那批强盗居然还敢出现!如果县长不处理这件案子,他要到省政府去告状。这位忠厚的县长,一再道歉,一再安抚,一面招呼我们吃饱,一面又去找来些衣服,又去找了一幢旧房子,把我们安顿下来。这样瞿伯伯的怒气,总算又消了一点。  县长真的去追捕那批强盗,但捉了好久,也没有捉到强盗。那时候,我们可真正的一贫如洗,又不能一辈子靠县长接济,总得设法活下去。天无绝人之路,瞿伯伯说,我们得想办法。  在抗战时期,话剧是很流行的,也着实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剧作家和演员。瞿伯伯说,人家爱看戏,我们就演戏给他们看。他居然异想天开地计划演话剧了,而且,他“居然”凭他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我保守的父母,大家热烈地赞成。二十五、《红薯熟了!》  好戏开锣了!“舞台”在一条街口搭起来了,我不知道舞台是怎么搭起来的,也许本来就有这么一个舞台,抗战时代的后方,话剧是人人入迷的娱乐。男主角是我爸爸,女主角是我妈妈。  瞿伯伯是真正的幕后英雄——他是制作人、前台经理、后台经理、布景、道具、效果、配音、服装、灯光,总之,一切的一切,由他一手包办。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是编剧,兼导演!  现在回想起来,瞿伯伯真的颇有一些戏剧天才。这出话剧,实在“极具水准”呢!  大人们忙于演戏,孩子们可就乐极了。戏开演前,没有人管我们,我们大可尽情的玩乐,戏开演,更乐,看自己父母在台上演戏,那是多么光彩,多么过瘾的事。  我一直是最忠实的观众,他们演出几场,我看几场,看得我把台词都记得滚瓜烂熟。  我记得那出戏叫做《红薯熟了》。  故事讲一个小家庭,丈夫要出征,与妻子话别,妻子依依不舍,对丈夫说我正在煮红薯,等红薯熟了,吃了红薯再走。窗外征集的号角响了——瞿伯伯的配音。  丈夫虽然很焦虑,但还是与妻子滔滔不断的互诉衷情。  婴儿的哭声传来(当然是瞿伯伯的配音),妻子进去哄孩子。孩子哄睡了,妻子又出来情话绵绵。  号角又响了,妻子说我进去看看红薯熟了没有,等了一会出来,说:“红薯还没有熟,但是快熟了!”  号角又响了!一会儿孩子又哭了,妻子焦躁地进进出出,但红薯一直没有煮烂。征集号角更响更急了!出征的丈夫,实在不忍心再待下去,不忍面对离别的场面,等妻子再进厨房的时候,越窗而去。妻子手里捧着一盘滚烫的红薯上场,嘴中说:“红薯熟了!红薯熟了!”但是发现已经人去楼空,泪满眶,手一松,盘子破了,红薯落满一地。婴啼声,号角声,马蹄声,啜泣声中幕下。  这出戏非但写出了夫妻深情,也把当时抗战的气氛写得淋漓尽致,小故事看大时代,实在是很成功的呢!  观众倒也十分踊跃,观众的反应也十分热烈,但是在看完戏后,大家就快乐地、满足地一哄而散,很少有人自由乐捐一些演出的经费。因此,演了几天的戏,非但不能赖以赚出一些家用,连每天必须打破的盘子,和那盘红薯都无法筹钱去补充,也就只好真正落幕了。我们这一路的“逃难”,实在是高潮起伏,好戏连台。只会教书和念书的父母,为了谋生,简直使出了浑身解数。红薯、糍粑卖过了,粉墨登场也试过了。到此时,已经一筹莫展。这是我们无数次“山穷水尽”后,又面临到一次“行不得也”的困境。好心的县长,看我们戏又演不成,强盗也抓不到,觉得我们弄到这个地步,确实与他管理不善有关。当下,就急忙替父亲和瞿伯伯安排了两份工作,热心的对我们说:  “不要再走了,留下来吧!”  事实上,我们已经走得太累了,经过县长一挽留,大家真的在剑河停留下来。这一停留,居然留了半年多。二十六、抗战胜利了!  在“剑河”停留的一段日子,大概是我们流亡以来,最平静的日子了。母亲在这段日子中学会了做鞋子,我们三个孩子都有新鞋子穿了。父亲呢,他依旧忙忙碌碌的,有天,从邻居家抱回一个大牛角,原来他拜了个金石师父,学起刻图章来了。父亲刻了一大堆牛角图章,兴犹未尽,有天,他采了一段竹节,用竹根做了个笔筒,他在竹筒上面,精心雕刻了两个大字:    劲节    是这两个大字触动了父亲的心事吧,那些日子,他闷闷不乐,连瞿伯伯的笑话,也不能逗他笑了。于是,母亲明白了,她说:“你还是想去四川吧!”  “是啊!”父亲长叹着:“一百里已经走了九十里了!现在停下来真没道理。”“可是,我们没钱哪!”  “从东安河里爬出来的时候,我们有钱吗?”父亲问。“比起那时候,现在不是强多了!”原来,在剑河,父亲还有些小收入呢!于是,那几天,父母商量又商量,终于决定了:我们要继续走下去,一直走到四川,一直走到重庆。这次,瞿伯伯不肯跟我们一起走了,他坚持要捉到强盗以后再走。但他祝福我们。当我们全家动身的那一天,他依依不舍的直送到城外,并为我们虔诚的念经祝祷!  我们又开始走了!行行重行行,翻不完的山,走不完的路。  终于,我们到达四川省境了。  记忆中,进入四川后,我们就开始在翻山越岭。  走山路是很苦的,那些山虽然荒凉,却常有土匪出没。我们一来要担心毒蛇野兽,一方面要担心土匪。虽然我们身上都没财物,但是,如果像上次一样,被土匪连换洗衣服都抢了去,我们又没有个瞿伯伯会念经告状,那岂不是灾情惨重!  这样,有天,我们在山中走着。走啊走的,突然前面出现两个壮丁,抬着个担架,担架上,一块白布连头带脚的盖住那躺着的人,默默的经过我们身边,走进深山里去了。父母有些疑惑,也不敢问什么。再走一会儿,又出现两个人,抬着蒙了白布的担架,走进深山里去。片刻,第三次,担架又出现了……山风吹在人身上,突然变得凉飕飕的。那沉默的抬担架的人,那白布,那担架……不知怎的,一直让我们背脊发冷,这景象太诡异了。终于,当又一个担架出现时,父亲忍不住问:  “怎么回事?有人生病吗?”  “生病?”抬担架的瞪了父亲一眼:“死了!都死了!抬到山里去埋!”原来,这些都是运尸人,那白布下都是尸体,再经探询,才知道这整个山区,都正在霍乱流行,每天都要死一批人,每天都有更多的人倒下。山区贫困,抗战时药物又缺乏,只能眼看一个个人死去!昨天抬尸的,今天可能就成了被抬的!  父母毛骨悚然,面色凝重,带着我们,小心的趋避着那些尸体。整天,我们不停的遇到抬尸人,我和弟弟们,到底年纪小,见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到了黄昏时,我父亲背着我小弟弟,已走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和麒麟这对双胞胎,看到已经是下山路了,就手牵手冲下山去。父母都落在后面了。到了出山口,我们两个,早已饥肠辘辘,放眼看去,正好看到一个小贩在路口卖担担面,有个担架放在路边,两个抬担架的正在吃担担面。面香绕鼻而来,我和麒麟,禁不起诱惑,就走过去,加入了那两个抬尸人,坐下来,各要了一碗担担面,我还很聪明的告诉小贩,母亲随后即至,会帮我们付钱。  我和麒麟,就这样大吃特吃起来,也不管这是疫区,也不管身旁就是尸体。等母亲赶来一看,吓得尖叫起来:  “啊呀!完了!完了!你们不要命了!万一传染了霍乱,连救都没救!”母亲又急又气,拉起我就打了我一掌,又给了麒麟一掌,麒麟每挨打就哭,这时扯开喉咙,就哭个不停了。母亲骂,麒麟哭,旁边的小贩在发愣,有个尸体躺在脚边……就在这种怪异而混乱的情况下,突然,一阵“辟哩叭啦”的巨响,连珠炮似的响了起来,震动了整个山边。  “土匪来了!”母亲本能的喊,一把抱住麒麟。  “是枪战!”父亲说:“难道日军已攻到四川吗?不可能的!”  话没说完,又一阵“辟哩叭啦”的巨响。小贩吓得蹲下身子,用四川话和抬尸人大吼大叫,抬尸人站起来,开始往山下的小镇中跑去……眼前一片混乱,我们吓得呆呆的站着,动也不敢动。然后,有一群人从小镇里跑出来了,他们叫着,笑着,手里高舞着一面国旗,同时,在放着鞭炮,原来那“辟哩叭啦”的巨响是鞭炮声呢!那群人一面放炮,一面大声嚷着:  “抗战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日本人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父母呆怔着,不敢相信。  好半天,父亲才抓住一个年轻学生细问。  真的,收音机已经转播了,抗战胜利了!  父亲大叫起来,抱着母亲狂跳,母亲又哭又笑,我们孩子们绕在父母脚前,也跟着大笑大叫……在那一瞬间,兴奋把什么都淹没了,连瘟疫的恐惧也没有了,全家人疯狂的拥抱着,疯狂的笑着,哭着,叫着:  “胜利了!胜利了!胜利了!”  是的,我们终于走到了四川,终于赶上了胜利!  我实在描写不出那时候欣喜若狂的心情,杜甫有一首七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还有什么句子比这几句话来形容我父母当时的心情更恰当呢?好一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好一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还乡?不!虽然抗战已经胜利,虽然我们“逃难”的日子总算告一段落,虽然我们全家都欣喜欲狂,但是,我们距离“还乡”的日子,却还远着呢!二十七、泸南中学  我们一家人终于到达四川,抵达重庆。在万民腾欢中,迎接着胜利。但是,经过这样一年的长途跋涉,我们一家五口,除了身上穿的破衣服以外,真是一无所有,狼狈极了。幸好,重庆有我母亲的堂兄堂妹,我前面就写过,袁家是个大家族。这时,我三舅和三舅母收容了我们。其他在四川的舅舅闻迅赶来接济。母亲是袁家长房的女儿,原是极尊贵极娇宠的千金小姐,如今竟然历尽这么多风霜。一时间,大家围绕着父母,详问我们“逃难”的经过。人人听得目瞪口呆,简直不相信这么多的“故事”,会一桩桩、一件件的发生在我们身上!  那些日子,父母总是不厌其烦的说,说到伤心处,说的人掉泪,听的人也掉泪。我总是坐在人群中,听父母一遍一遍的说,我就一遍又一遍的重温这段惊涛骇浪、悲欢离合的岁月。所以,虽然当年我才六岁,这些往事已深深的铭刻在我内心深处。“逃难”终于成为了“过去”。“未来”将何去何从,就又成为父母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时,父亲不知道接受了哪个学校的聘书,要到一个名叫“李庄”的县城去教书。因为是战后,百物萧条,那学校连家眷宿舍都没有,只能安排父亲一个人的住宿。父亲虽然极不愿意在抗战刚胜利,我们阖家庆团圆的时候,却抛妻别子去李庄教书!但,分离事小,失业事大。何况我们三个孩子都年幼,嗷嗷待哺。所以,父亲决定去李庄教书。至于母亲和我们三个孩子,将怎么办?这时候,我的勋姨出来说话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三姐和孩子们,全跟我到泸南中学去!我正缺少国文教员,三姐不是在湖南也教书吗?现在就去帮我当教员!”勋姨是母亲的堂妹。母亲在长房中行三,所以勋姨称母亲为三姐。当时,我的勋姨和姨夫在四川的泸县,办了一所私立中学,一切刚刚草创,确实缺少师资。  就这样,我们和父亲暂时分离,跟着母亲,去了“泸南中学”。泸南中学(我在《剪不断的乡愁》一书中,曾略略提起过这个学校和我的勋姨),在我印象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它是由一座大庙改建为学校的。教室就是庙宇中的大殿,所以每间教室里都有菩萨。我们住的宿舍,是以前和尚修行之处,简单而朴素。经过了那么惨烈的一段“逃难”,现在,我们在泸南中学定居下来,真像到了天堂。  我的生活,一下子整个改变了。在我记忆中,那一年真是快活极了。母亲的学生们,都成了我的大哥哥。(这里,要有一点小小说明,当时的四川,是很保守又很重男轻女的。女孩子全要在家中帮忙做事,没有父母肯把女儿送来读书。即使是男孩子,也是我勋姨和姨夫去一家一家说服,争取他们来念书的。所以学生都是男生,而且年龄很大,十八九岁的大男孩,往往还在念初一。而初一的学生,往往又连小学的学历都没有,母亲教他们,真是教得辛苦极了。但是,他们都是些又憨厚又热情又善良的青年,全成了我的“大哥哥”。)这些大哥哥们会带着我玩,教我养蚕,把我扛在肩上去采桑叶,带我到河边去捡鹅卵石……我童年中失去的欢笑,在这儿又一点一滴的找回来了。  也是在这个时期,母亲忽然发现我对文字的领悟力,在惊喜之余,开始教我念唐诗。我也初次体会到文字的魅力,开始兴奋的在文字中找寻乐趣了。  母亲的这个“发现”,是相当“偶然”的。  经过是这样的;母亲那些学生,年龄都已不小,但,不知怎的,念起书来就是不开窃。母亲常常一遍又一遍的讲解,那些大哥哥们依然听不懂。而我呢,从小就很依恋母亲,当她上课的时候,我总坐在教室的门槛上“旁听”,有一天,她在教《慈乌夜啼》其中有这样两句话:    “夜夜夜半啼,闻者为伤心。”    因为有三个“夜”字,这些大哥哥们全糊涂了。母亲讲得舌敝唇焦,大家还是摇头听不懂。母亲有些怀疑自己的教书能力了。一急之下,发现坐在门槛的我,把我一把拉进教室里去问:“凤凰,你知不知道这两句话的意思?”  “知道呀!”我答得干脆,母亲都愣了。  “那么,你说说看!”母亲大概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  我说了。据说,我解释得丝毫不差。从这天起,母亲太得意了,她开始教我李白、杜甫、白居易、我也认真的学习起来,从此,背唐诗取代了儿歌,我七岁已熟读了《梁上双燕》和《慈乌夜啼》。我想,我后来会迷上写作,和这段背唐诗的日子大大有关。在泸南中学的时期,我们家还有件大事。那就是我小妹妹的出世。原来,母亲在胜利后,就怀了我的小妹妹,对于这个小生命,母亲充满了期待之情。战争已经过去,苦难也应该随之而去。忽然目前的生活仍然艰辛,夫妻还不能团聚。但,远景是非常美好的。母亲自己也承认说,她孕育小妹这段时间,心中充满了甜蜜和喜悦。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的小妹妹来到世间,参加了我们这个家庭。小妹长得很像母亲,皮肤细嫩,面目姣好,五官端正,脸上毫无瑕疵。她一出世,就成了我们全家的心肝宝贝。母亲爱她,我们做哥哥姐姐的也爱她。那年我已八岁,八岁的女孩子正是玩洋娃娃的年龄,我不玩洋娃娃(也没有洋娃娃可玩),我抱我的小妹妹。我真高兴母亲生了妹妹而不是弟弟,那时的我,已经和男孩子有段距离,我衷心盼望有个妹妹与我为伴,这愿望终于实现了。  远在湖南的祖父,早已知道我们这一路惊心动魄的故事。现在风平浪静,家中又喜添孙女,就忙着给孙女取名字。因为妹妹生在繁花如锦的春天,取了个小名叫“锦春”,父母觉得这名字有点儿俗气,但,是祖父取的,也就用了。不过,在我们家里,我们都叫她“小妹”而不叫名字,正像叫“小弟”而不叫“巧三”一样。  我们家里的四个兄弟姐妹,全部到齐。  第二年,父亲接了上海同济大学的聘书,我们全家终于团聚了。离开了泸南中学,我们一家人迁居到上海,开始了另一段迥然不同的生活。二十八、在上海  从四川的乡间,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这两个地方,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差距。我初到上海,看到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看到满街穿梭不停的车水马龙,简直看得眼花缭乱。童年的我,从成都,到湖南,经广西,越贵州,回四川,再来上海,我真走了一条漫长的路!这条路不仅漫长,而且充满了狂风巨浪。终于来到了上海,我们流浪的日子应该结束了吧!父母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开始在上海布置起一个全新的家!  “全新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房间,在上海市外白渡桥的一栋大楼里。这栋大楼有个很洋化的名字;礼查大楼。  礼查大楼是栋五层楼的楼房,很可能以前是个旅馆什么的。因为,它每层楼都有很长很长的走廊,走廊一面是天井,另一面就是一间一间的房间,每个房间都一模一样。房里附带一个极小的浴室,奇怪的是,浴室里有洗澡盆而没有马桶,“大事、小事”都要到走廊尽头的公用厕所里去。  这礼查大楼,是同济大学的教职员宿舍。我们分配到的这间房间,在四楼上。一家六口,大大小小就挤在这一间房间里生活。房里有一张床一个大书桌,白天父亲在书桌上改考卷,晚上铺上棉被就是床,我和弟弟们在上面睡觉。至于那间小浴室,母亲在浴盆上面架上木板,买了炉子烧锅煮饭。每隔几天,移开炉灶,孩子们集体洗澡。  似乎从我出世开始,贫困一直是我们家的问题。这会儿到了上海,情况丝毫没有好转。上海生活程度高,小妹嗷嗷待哺,奶粉贵得惊人。我们三个大的,正在飞快的长大。食衣住行,样样需要钱。父亲那份微薄的薪水,显然无法支持我们这六口之家。但是,在上海,我却有嫡亲的大舅舅、小四姨等。这个时候,我的外祖父母都已与世长辞。母亲的大哥当律师,生活很宽裕,住在亚尔培路一栋非常讲究的房子里。兄妹已经许多年不曾见面,此时一见,不禁抱头痛哭。大舅看到我们一家,如此穷途潦倒,孩子们都面黄肌瘦。当下,就力劝父亲改行,不能再教书了,再教下去,孩子们都会饿死了。一篇谈话,把我那固执的父亲,谈得勃然大怒,拂袖而起,十分激动的说:“人各有志!我念了一辈子书,也只会教书。穷,是我的命!做了我的妻儿,就只好跟着我过穷日子。改行,是绝不可能的事!”父亲大怒而回,从此和大舅行迹疏远,话不投机。大舅劝他改行一事,深深伤了他的自尊。偏偏大舅的脾气也很倔强,看父亲如此食古不化,害苦了他的妹妹,对父亲也有许多埋怨。这样一来,我们和大舅家的来往,就变得很稀少了。只有我的大舅母,常常带着大包小包的衣服来我家,里面有许多小纱衣小纱裙,还是外祖母为我的出生而定做的,我始终没拿到,如今,却正好给比我小了八岁的小妹穿。看到这些衣物,别提了,母亲又哭了好几天。  我们终于安定了下来,苦虽苦,总是阖家团圆的。父亲开始考虑到我们三个大孩子的教育问题。于是,有一天,父亲带着我们三个,走进上海市第十六区国民小学。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进学校,接受学校教育。那年我九岁,算年龄,应该插班念小学三年级。学校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入学考试,就把我分配到三年级班,麒麟背不出书,降到二年级,小弟一年级。活到九岁,我这才开始进学校念书,记忆中,念得真是辛苦极了。其实,不止是“辛苦”,简直是“痛苦”极了。  原来,我从四川来上海,讲的是一口四川话,而学校里,从老师到同学,大家都讲上海话。我语言不通,老师说什么我不懂,同学说什么我也不懂。再加上,我来自乡间,难免土里土气,上海的孩子,都精明能干,对比之下,我是相形见绌。再有,我从小,只有母亲教我背唐诗,我的阅读能力很强,但是,数学却连加法都不会,成绩完全跟不上。在这诸多原因下,我在学校中,真是苦极了。  上海的孩子会欺生,上课第一天,大家在操场中排队。前面的孩子把我往后推,后面的孩子把我往前推,我傻傻的站在队伍外面,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老师走来,见我不排队,把我痛骂一顿。全班同学,窃窃偷笑,而我,哭着跑回家说:不要上学了!不上学是不行的。父母正要训练我们的独立精神,和适应能力。我哭了一晚,又乖乖的回到学校去。逐渐的,一天又一天,同学不再欺侮我了。我也学着去交朋友,因为语言的隔阂,交朋友真太难了。  我上学上得很不顺利,两个弟弟也不顺利。麒麟从小脾气就坏,总是和同学打架。小弟弟更绝了。他一生没有规规矩矩在教室中坐上好几小时的经验,此时,要他坐着听老师讲课,他怎么坐得住?不知怎的,他发现只要举手对老师说:  “我要尿尿!”老师就会让他去上厕所。结果,他每节课都要举十几次手,去上厕所。有一次,老师忍无可忍,生气的说:  “不许去!”小弟见计谋不成,如坐针毡,居然威胁起老师来:  “你不让我去,我会尿裤子!”  “尿就尿!”老师说:“不许去就不许去!”  谁知,老师的话才说完,我那小弟真的就“就地解决”起来,弄得全班师生,大惊失色。那时,学校里有个规定,学生讲了粗话或做错事,要用红笔在嘴上画一个圈,那红墨水画在嘴上,洗好几天都洗不掉。老师这一气,就在小弟嘴上画了好几个红圈。那天麒麟因为打架骂人,也被老师用红笔在嘴上画了圈。结果,我正上了一半的课,训导主任跑来通知我说:“你今天不要上课了,把你两个弟弟带回家去吧,他们一个尿了裤子,一个打了架!”  学校离我们家,要走一大段路。平常,都是我带着两个弟弟上课下课。那天,我领着两个弟弟回家,看到他们嘴上画的红圈,和小弟的湿裤子,真是觉得丢人极了。两个弟弟还气呼呼的嘟着嘴,路人都回头看着我们笑。我又羞又恼,对两个弟弟说:“早知道,你们两个在东安城丢掉就算了,找回来干什么,这么麻烦!”话才说完,想起两个弟弟在东安失散后的凄凉惨状,不禁大大后悔起来,心中一酸,泪水就滴滴落下。小弟见我哭了,就也哭了,用手拉着我的衣襟说:  “你不要哭,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麒麟见我们两个都哭了,眼眶就也红了起来。我在那一瞬间,体会出我是这个家庭的“长姐”,两个弟弟,终生都是弟弟,不论他们怎样,我再也不要和他们分开。于是,我一手揽住一个弟弟,三人一路哭着回家。到了家里,我急忙把两个弟弟藏进浴室里,拚命帮他们两个洗掉嘴上的红圈,就怕父母看到了,会和我一样伤心。  在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记忆中,属于欢乐的事情实在不多。贫穷会把欢乐从身边偷走。冬天的上海,冷得出奇,我和弟弟们缺乏冬衣,冷得牙齿和牙齿打战。每天三个人手牵手的去上学,经过卖糖炒栗子的摊子,真想买一包糖炒栗子来暖暖手,甜甜嘴,但是,身上没有钱,就是吃不到。学校的同学流行跳橡皮筋,人人手中一大串,只有我没有。那时,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串橡皮筋,直到离开上海,愿望都没有实现。说实话,从小,我就在困苦中长大。但是,只有在上海的这段时间,对困苦的感觉特别敏锐。  在上海住了一段日子,因为父亲的收入实在不够维持,(大舅一直想接济我们,父亲隙骄傲的拒绝了。只有大舅母,变着花样,吃的穿的,经常往我们家送。)母亲见这样不是办法,就也去中学里教起书来。这样一来,我就忙了,每天下了课,就飞奔回家照顾小妹妹。我家那张大书桌,已不够我们睡,我们就打起地铺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成了妹妹的小保姆。生活里的喜悦实在不多。但是,也就在那年,我发现了写作的快乐。我写了我生平的第一篇小说《可怜的小青》。父亲读了,似乎颇受感动,他帮我寄给了大公报的儿童版。当这篇稿子登出来之后,我整天捧着那张报纸,兴奋得茶不思,饭不想。把自己这篇短文,读了起码一百遍。可怜的小青,到底写些什么?如今已不复记忆。但,顾名思义,那“可怜的小青”,必然有自我的写照吧!  自从在报上发表了作品之后,我开始迷上写作了。每天下课回家,就涂涂写写。那时,我的小四姨参加了话剧社,演出曹禺的《北京人》。当年,小四姨是个胖妞,很有喜感。虽然不是主角,却是重要的次角。我因此可以拿到招待券,去戏院看小四姨演话剧,是记忆中最快乐的事。看完话剧回家,我居然写起剧本来了。不会分场,我全写“独幕剧”。人物一多就搞不清,我全写“双人剧”。好长一段时间,我乐此不疲,父母看了我的“编剧”,只是笑。因为我的取材,全是父亲与母亲间的“对白”,所谈的问题,全是逃难时的点点滴滴。  我这些“剧本”真可怜,从没有发表过,出版过,当然也没有人演出过。最后,都进了垃圾筒。  我在上海念了一年书,渐渐有了朋友,学会了说上海话,也熟悉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我会一个人逛书店,逛得忘了回家吃晚饭。也会抱着妹妹,去外白渡桥上看船,看落日。每到星期天,就和弟弟们去外滩公园奔跑——以发泄我们在一间房间内无法发泄的体力。  但是,父母的脸色又不对了,上海市的气氛也不对了。物价飞涨,金元券贬值,上海的商店中,发生了惊人的大抢购……这些事情,对幼年的我来说,是根本无法了解的。我惟一熟悉的,是那种紧张的气氛。我知道,战争又逼近了!  果然,战争又逼近了。上次是抗日战争,这次是内战。对我而言,战争代表的就是流浪和苦难。父母脸上又失去了笑容,他们整天讨论着讨论着。最后,父亲决定,把母亲和我们四个孩子,先送回湖南老家去。他继续留在上海,把他未教完的那学期教完。于是,我们离开了刚刚熟悉的上海,又回到了湖南。这是我们第二度回乡,第二次和祖父团聚。两次都在战争的阴影下,两次,湖南都只是我们的中途站,而不是我们长久栖息的地方。二十九、再度回乡  在衡阳市,我们和祖父重聚了。四个孩子,一排跪下,给祖父磕头。小妹妹还小,不会磕头,母亲扶着她跪下,扶着她磕下头去。上次和祖父离别时,小妹尚未出世,现在,小妹已牙牙学语。祖父拉起了我们,一个个轮流看过去,最后,伸手抱起了小妹。他的头发和胡须都白了。以前那颇为威严的眼光,现在充满了慈祥。他抱着小妹,看着我们,微笑着,哽咽的说了句:“生当乱世,大家还能团聚,真好,真好!”  那时的祖父,一定没有想到,这次的团聚,只是再一次别离的序幕。回到衡阳,母亲认为我们三个大孩子,刚刚开始的学校教育不能中断,于是,把我们送进衡阳市的刚直小学,去继续念书。至于她自己,她又接了一个中学的聘书,那中学离衡阳市很远,而我们全家,依然有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母亲毅然丢下我们三个大孩子,带着襁褓中的小妹,远离衡阳,去教书去了。这是我童年中惟一一段时间,离开了父亲,也离开了母亲。不过,这年的我,已不再是第一次回乡的那个小女孩,我够大了。大得已经能照顾两个弟弟,在他们淘气时阻止他们,在他们伤心时安抚他们。但是,母亲当然不会让我们三人自己照顾自己,她把我们交付给我的表姐王代训,和表哥王代杰。代训表姐和代杰表哥,是我姑妈的儿女。这个姑妈,就是祖父元配夫人所生的女儿。代训表姐那时才新婚,表哥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我们大家在衡阳市租了几间房间住,那房间在一个四合院里,记忆中,那栋四合院名叫“怡园”。  我的代训表姐,是个非常温柔、善良、诚恳而真挚的小妇人,她个子不高,说话声音轻柔,做事小心翼翼。那段时间,她受母亲重托,带我们三个孩子,真正做到了“长姐如母”,却也做得非常非常辛苦。因为小弟的淘气,已经出了名,麒麟脾气火爆,不是和同学打架,就是和邻居动手。只有我比较安静,但是也有我的麻烦,那时我已爱书成癖,一天到晚要买书,母亲留下的生活费实在不多,省吃俭用,勉强维持,哪里还有闲钱买书?我就会为了不能买书,整天眼泪汪汪的。在“怡园”,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那就是我们的“吃”。原来,母亲叮嘱表姐,无论怎么穷,必须想尽办法,给我们三个足够的营养。于是,表姐就去腌了一大坛的咸蛋。我们的早饭是咸蛋配稀饭,中午是咸蛋配干饭,晚饭是干饭配咸蛋。吃了好几个星期,小弟一端上饭碗就做各种鬼脸,麒麟直截了当大喊不吃咸蛋,我揉揉肚子声称不饿,就离开饭桌去看书。表姐一看不是办法,慌忙去帮我们烧了一锅红烧肉,用荸荠和肉一起炖。锅端上桌,我们三个欢声雷动,举起筷子,才发现锅中没有几块肉,全是荸荠。  生活就是这样“贫困”的。但是,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祖父过八十岁大寿,仍然过得轰动而热闹。  祖父那时在衡阳城内教书,为了过寿,提前就回了老家兰芝堂。我们三个和母亲,都赶回了兰芝堂。这一回到兰芝堂,我才知道祖父是多么“德高望重”。许许多多亲友,总有一百多人,都从湖南各地,赶到兰芝堂来为祖父祝寿。兰芝堂张灯结彩,鞭炮声不断的响。因为客人随时随刻的到,兰芝堂中摆起了流水席,虽然酒席不算丰盛,总是祖父的小辈们一番心意。兰芝堂前面有一汪鱼池,养了许多年的鱼,大家都舍不得吃。这时都捞起来以飨宾客。  除了流水席以外,兰芝堂也扎起了戏台子,请来戏班子演戏。乡下人没有什么娱乐,几十里路方圆中的邻居,都赶过来看戏。我杂在人群中,也看得不亦乐乎。当祖父和母亲都累极了,回新屋去睡觉时,我仍然不肯走,小弟和麒麟当然也不走,声称要看到戏散。戏散时已经深夜十二点,祖父的忠仆黄才余带着我们回新屋,他扛着小弟,牵着麒麟,手里提着盏风灯走田埂小路。我已多年没走过田埂小路,一跤就摔进了路边的水田里,弄了一身都是泥。回到新屋,母亲又着急又叹气,因为我只有身上这一套衣服可穿,第二天还要帮祖父接待来宾呢!母亲连夜洗衣服,衣服不干。第二天我只有穿着弟弟的背带裤去给祖父的朋友磕头。  磕头。谈起磕头,祖父的旧规矩不变。见了长辈,我们这三个孩子照例要磕头。别人给祖父拜寿时我们也要磕头答礼,真是磕不完的头。在这个时候,我的表侄儿唐昭学出现了。唐昭学那时读高中,大约十七八岁,是个很憨厚很守规矩,据说,书也念得一级棒的青年。很不幸,他刚好比我们的辈份小了一辈,虽然年龄比我们大了一截,却成为我和弟弟们胡闹的目标!见了长辈要磕头!小弟拉着祖父,跳着脚兴奋的嚷:“唐昭学是不是要给我们磕头?快叫他给我们磕头!我们磕了好多头,才轮到一个来磕还给我们!”  唐昭学不肯磕头,也不肯叫我表姑,别别扭扭的鞠了个躬就逃走了。但是,祖父过完寿,我们回到衡阳继续念书,唐昭学每到假日都到“怡园”来,却成为我最好的朋友。  那一年,我过完了十岁生日,已经很懂事了。十岁以后,是我在衡阳停留的最后一年,(事实上,也是我在大陆停留的最后一年。)许多事在我记忆中都历历如绘,其中,包括唐昭学的笛子。  唐昭学有一支笛子,他随身带着,一有空闲,他就拿出笛子来吹。他吹得非常好。我从小对音乐、戏剧、文学、艺术都爱。这时,惟一接触到的音乐,就是唐昭学的笛子。我觉得他吹得真是美妙极了,就常常缠着他吹笛子,他也有求必应,一次一次的吹给我听。我得寸进尺,要求他把笛子送给我,他却坚持不肯。原来,这支笛子是他一个好朋友,亲手用竹子雕凿给他的。现在,这位好友已分别了,他为了纪念好友,更是一刻也离不开那支笛子。  有一段时间,唐昭学和他的笛子,陪我度过了许多孤寂的时光。父亲滞留上海,母亲远去教书,那年的我颇感孤独。幸好有表哥表姐和唐昭学。记忆里,我小时并不淘气,战乱和贫穷已经使我早熟。可是,不知怎的,有一天我居然和唐昭学吵起架来。因为他辈份比我低,我对他真是肆无忌惮,我猜想,吵架的理由一定是我在无理取闹,所以他对我不肯让步。吵着吵着,我一时火起,竟抓起他的笛子,用力往桌上敲去。他飞扑上去救笛子,笛子居然裂成了好几片。在那一刹那间,我呆住了,他也呆住了。  说真话,我绝没想到,笛子一敲就会裂。当笛子裂了,我吓得目瞪口呆,心里说不出有多后悔。唐昭学脸色发青,抓了破笛子对我又吼又叫。偏偏表姐袒护我,跑出来就对唐昭学大骂一顿:“一支笛子有什么了不起?那么大的男孩子,和小女孩吵架!你羞不羞?何况人家小凤凰,还是你的表姑呢!”  唐昭学一气之下,拿着破笛子,转身就冲出了房间。接下来好长的一段日子,他都不来理我。  当唐昭学终于又来找我讲话的时候,父亲已从上海匆匆赶回,母亲也从学校辞职回衡阳。衡阳城中,一片乱糟糟,刚直小学停课了,许多同学都回到乡下去了。父母和祖父,又开始夜以继日的讨论。这种气氛,对我来说,是那么熟悉的,每当大人们脸色沉重的讨论,每当学校里学生纷纷离去,每当城市中的人们行色仓皇……就是离别的时候到了。  离别的时候确实到了。一九四九年的春天,我们再次离开祖父。四个孩子,和祖父一一拥别,祖父叮嘱又叮嘱;等时局安定了,早日归来呀!我们乘上火车,要到广州,再搭船去台湾。大家都认为,这次的离别,不会比上次久。祖父虽已八十,仍身强体健,团聚的日子,是指日可待的!谁知道,这一次别离,我们和祖父,竟成永诀!  祖父、表哥、表姐、唐昭学都到车站来送我们。表哥还上了车子,送了我们好多站。我倚着车窗,看着衡阳城迅速的消失,真想对唐昭学说一声对不起!真想抱紧祖父的脖子,亲一亲他白色的胡须,真想告诉表姐,我爱吃她的咸蛋……我什么都没做,只是用双手攀住车窗,眼睁睁的看着祖父、亲人,和衡阳城,在我的视线中逐渐远去、远去、远去。  当时,我再也没料到,这次的别离会长达三十九年!直到一九八八年四月,我才有机会回到大陆,重新见到表哥、表姐和唐昭学!我这一句“对不起”,迟了整整三十九年,终于在武汉的长江大饭店内,对唐昭学说了。表姐的咸蛋!当我重睹表姐时,她已白发苍苍,握紧了我的手,她泪汪汪的说:  “大概是吃了我的咸蛋,才让你有个好头脑,能够写小说吧!”  大概是吧!一九八八年,我紧拥着我的表姐。小凤凰都已老了,唐昭学两鬓已斑,表哥的儿子都已大学毕业了……而我那亲爱的祖父,早已去世,墓木已拱。  人生,是多么短促。世事,是多么难料呀!三十、初抵台湾  一九四九年夏天,我们一家六口,在几经波折之后,终于来到台湾。(我们在广州,曾经滞留了两个月之久,因为我们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扒手,把我们的入台证和旅费全部扒走了。父亲在大街小巷中贴启事,呼吁那位“扒手贵人”把证件还给我们。后来,那位“贵人”真的看到了启事,把入台证寄还到旅社。同时,在台湾的王伯伯,又及时寄给父亲旅费,我们才终于成行。记忆中,我们的旅程,总是一波三折的。)初抵台湾,所有的事物都很新奇。  父亲接受了师范大学的聘书,在中文系当副教授。师大分配给我们家一幢二十个“榻榻米”大的日式房子。那时的台湾,才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不久,街上的建筑,都是日式的,住宅区的住宅,也完全是日式的。我们的住宅很小,但是小归小,却“五脏俱全”。前面有小小的前院,前院里有棵大榕树,矮矮的围墙下,盛开着杜鹃和美人蕉。进门处有“玄关”,要脱鞋才能走上榻榻米。我们有三间房间,前面是八个榻榻米的客厅,后面有六个榻榻米的厨房,旁边还有间四个榻榻米的餐厅,餐厅后面有小小的卧房,卧室后面有长廊,长廓尽处是厕所。然后,还有小小的后院,后院中高耸着两株椰子树。我还记得,迁进这房子的第一天,母亲就非常兴奋。我那可怜的母亲,她自从嫁给父亲,一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这时能住进一幢“独门独院”的房子,她就欣喜欲狂了。她说:“这是我结婚以来,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家’!”  于是,母亲热心的擦榻榻米,擦地板,擦窗台,把整个房子擦得干干净净。我们孩子们,第一次住日式房子,进门要脱鞋,真不习惯。学着穿木屐,摔得七荤八素。最高兴的还是地上铺的“榻榻米”,反正住在哪儿都要打地铺,这次来到台湾,打起地铺来最简单。这栋日式小屋,我们一住就住了十几年。我们的童年,就在这日式房子中结束。两个弟弟,精力充沛,常在房子里打架,日式房子是纸门,他们一推一摔,就把纸门摔得稀巴烂。于是,父亲买来壁纸,发动全家糊纸门。一年内,我们总要糊好多次纸门。  生活仍然是艰苦的,父亲的一份薪水,依然不够我们全家的生活。母亲每天在算帐,想办法缩减开支。我们穿的衣服,缝缝补补,不知改过多少次,大人的改给孩子穿,姐姐的改给妹妹穿,哥哥的改给弟弟穿。母亲一直亲自做家务。家里买不起木炭,都烧煤球炉,那煤球和炉子一样大,中间有许多孔,一个接一个,终年不熄火。但是,煤球的气味非常难闻,我一直睡在那四个榻榻米的餐厅里,夜夜嗅着那煤气,以至于直到现在,喉咙都不好。  我在小说《几度夕阳红》中,曾经形容过女主角李梦竹的生活,那就是我母亲的写照。我还引用过一首诗,那首诗也是我母亲写的:    “刻苦持家岂惮劳?夜深犹补仲由袍,  谁怜素手抽针冷,绕砌虫吟秋月高!”    由这首诗,就知道我们当年的生活了。  一九四九年秋季,我插班进入台北师范附小六年级,继续我那断断续续的学业,麒麟念五年级,小弟念三年级。小妹还不到学龄,喜欢爬上矮围墙,再从围墙爬上大榕树,坐在大榕树上看风景。每天早上,我依然带着两个弟弟去上学。台湾是亚热带,夏天真是热极了。同学们一下课,就拥进福利社买冰棒吃。我和弟弟们没有钱,无法买冰棒,看到别人吃冰棒,真是羡慕极了。学校规定穿制服,一星期有两次“洗制服日”,就可以穿便服。到了穿便服的日子,同学们个个穿得鲜艳明丽,只有我穿着一件由母亲旧旗袍改的裙子,不伦不类,说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整整一学年,我只有这一件裙子,没穿过第二件。每星期最怕的事,就是“洗制服日”。  麒麟和小弟,都到了最顽皮的年龄。别的孩子有玩具,我们没有。初到台湾,我第一次看到树叶上爬着的蜗牛,觉得新奇极了。我大呼小叫的喊弟弟们来看,说:“台湾的田螺真奇怪,会背着它的壳爬树叶!”  弟弟们没有玩具,觉得蜗牛也很好玩。就把树叶上的蜗牛一个个摘下来,揣了一口袋,两个人比“蜗牛”,看谁找到的比较大。他们还试着要蜗牛“斗牛”,可惜蜗牛不是蟋蟀,一点斗性都没有。弟弟们弄了满口袋的蜗牛,玩得不亦乐乎。那天晚上,母亲照例巡视他们有没有盖好棉被,却发现他们全身爬满了蜗牛。母亲吓得大叫一声,差点没有当场晕倒。从此之后,勒令不许玩蜗牛。但是,不玩蜗牛玩什么呢?他们依然玩蜗牛。那年我发现了电影。在植物园,每星期六晚上,放一场露天电影,票价非常便宜,只要一块钱。但是,我连一块钱都没有!我每天帮母亲洗碗,要求给我一点零用钱,母亲有时会给我一角钱。积蓄了好久,才积到一块钱。没有余钱搭汽车,我徒步走到植物园,要走整整一小时。看完电影,再走一小时回家。有一次,电影看到一半,下起大雨来。露天电影是禁不起下雨的,立即停演。我淋着雨奔回家,路又黑,雨又大,中途摔了一大交,膝盖都摔出血来。到家后,我浑身湿透,像人鱼一样滴着水,脚跛着,路都走不稳。母亲见了,大惊失色,慌忙帮我换衣疗伤,一面就下令,以后不许去植物园看电影。不看电影怎么行呢?那是我仅有的娱乐呀!  童年,就是这样苦涩的。  第二年夏天,我十二岁,从北师附小毕业,考进了台北第一女中。走进中学,童年就悄然而去。细细想来,童年的天真活泼不多,挨过的风霜雨露却不少。幸福的感觉不多,离别的经验却不少。欢乐的事情不多,痛苦的滋味却不少。安定的日子不多,流浪的岁月却不少。  就这样,我走过战乱,走过烽火,走过苦难,走过童年。  至于童年以后,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章了。  ——第一部完——第二部一、少年“尝尽”愁滋味  我的少年时期,是我回忆中,最不愿意去面对的一段日子。每次提起这段岁月,我都有“欲说还休,欲说还休”的感慨。现在,为了让这本书中有个“真实”的我,我试着来回忆那个时期的我!那个时期的我,真是非常忧郁而不快乐的。  生活是安定了,流浪的日子已成过去。(我在那栋日式小屋中,一直住到我出嫁。)但是,我的情绪,却一日比一日灰暗,一日比一日悲哀。当我安定下来,我才真正体会出生命里要面对的“优胜劣败”。原来,这场“物竞天择”的“生存竞争”,是如此无情和冷酷!我的心,像是掉进一口不见底的深井,在那儿不停止的坠落。最深切的感觉,就是“害怕”和“无助”。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呢?  童年的我,虽然生长在颠沛流离中,虽然见过大风大浪,受过许多苦楚,但,我仍然能在苦中作乐,仍然能给自己编织一些梦想。尽管我显得早熟,有孤独的倾向,我还是能在我的孤独中去自得其乐。可是,我的少女时期,就完全不一样了。一切是渐渐演变的。进了中学,我才发现我的功课一塌糊涂。童年那断断续续的教育,到了第一女中,简直就变成了零。除了国文以外,我什么都跟不上,最糟的是数学、理化等,每到考试,不是零分,就是二十分。一女中的课业非常严,考上一女中的都是好学生。(我不知怎样会歪打正着的考了进来,对我而言,简直是祸不是福。)人人都应付裕如,只有我一败涂地。学校里的考试又特别多,从小考,到周考,到月考,到期中考,到期末考……简直是考不完的试。我知道人生像战场,你必须通过每一种考试。而我呢?就在学校教育这一关,败下阵来。  这时,母亲已经去台北建国中学教书。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教员,我的家庭,几乎就是个“教育家庭”,这种家庭里,怎么可能出一个像我这样不争气的孩子呢?父母都困惑极了,他们不相信我是愚笨的,愚笨的孩子不会写文章投稿。(对了,我惟一的安慰,是常常涂涂抹抹,写一些短文,寄到报社去,偶尔会登出来,我就能获得一些菲薄的稿费。)父母归纳出一个结论:我不够用功,不够专心,不够努力。  我想,父母是对的。我可以很专心的去写一篇稿,就是无法专心的去研究X+Y是多少?我可以一口气看完一本小说,就是无法看懂水是由什么组成,人是什么碳水化合物?总之,我的功课坏极了,也让父母失望极了。  如果我家的孩子,都跟我一样,那也就罢了。偏偏,小弟在学校中锋芒毕露。他不用功、淘气、爱玩……却有本领把每科学科,都考在八十分以上。麒麟脾气更坏了,动不动就和同学打架,但是,考起试来,总算能勉强应付。小妹进了幼稚园,像奇迹一样,她展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才华,认字飞快,写字漂亮,能跳芭蕾,能弹钢琴……在进小学以前,就被誉为天才,进了小学一年级,她更不得了,无论什么考试,她不考九十九分,她考一百分。  父亲逐渐把他的爱,转移到小弟身上去。母亲一向强调她不偏心,总是“努力”表现她的“一视同仁”。但是,人生就那么现实。当你有四个孩子,你绝不会去爱那个懦弱无能的,你一定会去爱那个光芒四射的!一天又一天过去,母亲越来越爱小妹,父亲越来越爱小弟。而且,他们也不再费力掩饰这个事实。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一个微笑,爱会流露在自然而然之中。我和麒麟这对双胞胎,当初的一麟一凤,曾“喜煞小生陈致平”的,现在,已成为父母的包袱。  从小,我和整个家庭是密不可分的。我的感情,比任何孩子都来得强烈。我热爱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渴望他们每一个都爱我。如今回忆起来,我那时对父母的“需要”,已经到达很“可怜”的地步。我功课不好,充满了犯罪感,充满了自卑,充满了歉疚,也充满了无助。我多希望父母能谅解我,给我一点安慰和支持。  初中二年级,我留级了。那年的麒麟就读于建国中学,正是母亲教的那个学校,是全省最好的男中。就像一女中是全省最好的女中一样。但是,整个学期,麒麟和同学打架,和教官吵架,在训导处咆哮,弄得全校师生,都到母亲面前去诉苦告状。  父母再也无法掩饰对我们两个的失望。把我们两个叫到面前来,他们做了一个“决定”:  “你们两个,都已经十四岁了!十四岁够大,可以练习独立生活了。所以,从下学期开始,麒麟转学到台中一中去住校,寒暑假再回来。凤凰呢,就转学到彰化女中去住校!”  这个“宣布”,对十四岁的我来说,像是一个炸弹,骤然间炸毁了我依恋的那个世界。自从和父母投河不死,在桂林城内一家拥抱团圆,我就认为我们这个“家”是牢不可分的。如今,父母居然要送走我们两个!十四岁并不够大,十四岁还是个孩子,却又足够了解“放逐”的意义。我不要走,我不想走,我也不要麒麟走。我真想对母亲呐喊哀求:  “母亲啊,别放弃我们!”  但是,我太“自卑”了,自卑得不敢说话。至于麒麟,他是男孩子,不像女孩这样纤细,这样容易受伤,他怎么想,我不知道。(事隔多年以后,我们这对双胞胎曾谈起这次被“放逐”的感想,麒麟才告诉我说,当时他气极了!怄极了!满怀沮丧和不平。但是,他却因为这次的“放逐”,真的学会了独立。)于是,麒麟被送到台中去了。台中一中收留了他,从此,他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到台北。那时,家里没有电话,麒麟不写信,我们只有寒暑假才能见到他。我呢?我被送到彰化去了,彰化在台湾南部,离台北好遥远。但是,彰化女中却拒绝收留我,因为初三是毕业班,他们不收转学生。这样,我就很意外的被打了回票。父母无奈何,只好让我继续留在一女中读书。  我终于留在家里了。但是,从此,我就失去笑容了。我变得那么忧郁,那么强烈的自卑,这种心态,我想,父母到今天都不曾了解。麒麟走了,我更加孤独。在学校里的功课,仍无起色,我的生命,苍白灰暗。这时,我写作,我拚命写作。少年不识愁滋味?谁说的?我的少年时期,却只有忧郁,我的“多愁善感”,与日俱增。写作,成为我惟一的发泄管道。  这样一天天“挨”过去,我初中毕业,考进了台北第二女中。麒麟从台中一中毕业后,考进了省立工专。因为工专在台北,麒麟又住回到台北来,但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学校宿舍里。小弟也念中学了,他是建中的高材生,又画一手好画,父母特别为他请了师大美术系的孙多慈教授,教他画画。小妹成了母亲最大的骄傲,她每学期拿第一名,奖状奖杯,捧回家无数无数。父母也为她请了老师,教她舞蹈和钢琴。  我十六岁了。苦涩的十六岁。  那年我读高一。课余之暇,我就把自己埋在图书馆里,疯狂般的阅读各种文学作品。我觉得,我那时对文学是一种“饥饿状态”,我“吞咽”中外名着。书看多了,思想也多起来,对人生的爱恨别离,感觉特别敏锐。我常常想,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在书中找生命的意义,找不到。我在教室中找生命的意义,也找不到。我在家庭中找生命的意义,更找不到了。那时,父亲在师大教书之余,又开始演讲著述,生活忙得不得了。母亲又教书又忙家务,深夜还要帮父亲校对。他们实在太忙了,忙得没有什么时间来过问我的心路历程。我觉得寂寞极了。在学校里,我也有几个好朋友,但她们和我比起来,却“天真”多了。我满心满怀的热情,无处发泄,满脑子的疑问,没有解答。然后,有一天,学校发给我一张“通知书”,要我拿回去给父母“盖章”,通知书的内容是:我的数学考了二十分,要家长“严加督导”。这种通知书我是经常拿到的,本就没有什么稀奇。可是,那天我的情绪低落,自卑感发作得特别厉害。我觉得自己不成功,不优秀,不出色,不可爱,简直一无是处!拿着通知书回到家里,却发现我那处处比人强的小妹,正坐在玄关抱头痛哭,父母一边一个,在想尽办法安慰她。我不禁大惊,慌忙问妹妹发生了什么大事,哭得这么厉害?母亲叹口气,用充满怜爱与骄傲的语气说:  “她实在太要强了,她哭,因为考了一个九十八分,没考到一百分!”我目瞪口呆,揣在口袋里的通知书简直无法拿出来。但是,老师命令,明天一定要盖好章交回。磨磨蹭蹭,到了深夜,我终于拿了通知书去找母亲,母亲一看,整个脸色都阴暗了下去,她抬头对我说:  “你要我们做父母的,拿你怎么办?为什么你一点都不像你妹妹?”我心中一阵绞痛,额上顿时冒冷汗。我冲出房间,冲到夜色深沉的街头,伏在围墙上,疯狂般的掉眼泪。那一瞬间,我又想起了东安城,弟弟们丢了,父母问我要不要跟他们一起死?童年的我,不早就踏进死亡了吗?如果那时死了,现在就不会这么孤独、痛苦和无助了!  当天晚上,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母亲。这是我成长以来,第一次这样坦率的向母亲“告白”。如今,我已不能完全记起信中的内容,只依稀记得,有这么一段话:    “亲爱的母亲,我抱歉来到了这个世界,不能带给你骄傲,只能带给你烦恼。但是,我却无力改善我自己,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是,母亲,我从混沌无知中来,在我未曾要求生命以前,我就这样糊糊涂涂的存在了。今天这个“不够好”的“我”,是由先天后天的许多因素,加上童年的点点滴滴堆积而成。我无法将这个“我”拆散,重新拼凑,变成一个完美的“我”。因而,我充满挫败感,充满绝望,充满对你的歉意。所以,母亲,让这个“不够好”的“我”,从此消失吧!”    写完这封信,我找到母亲的一瓶安眠药,把整瓶都吞了下去。当我醒来的时后,已经是一星期之后了,我躺在医院里,手腕上吊着点滴瓶。母亲坐在我的床边,紧紧握着我的手,睁着一对红肿的眼睛,一瞬也不瞬的盯着我。我立即明白,另一个世界还不准备收留我!张开嘴,我痛喊了一声:  “妈妈啊!”母亲顿时抱着我的头哭了。我也哭了。我们母女紧拥着,哭成一团。母亲哽咽的说:  “凤凰,我们以前曾经一起死过又重生,现在,我们再一次,一起重生吧!”我哭着点头,抱紧了母亲。心里疯狂般的喊着:对不起,母亲,我又把你弄哭了!以后,我一定不能让你哭,不论再发生什么事,我不要你哭!  再过了一个星期,我出院回家。父亲买了一个古筝送给我,庆祝我的重生。我很少收到父亲的礼物,觉得特别珍贵。虽然始终没学会弹古筝,却常常抱着那古筝,随意的拨弄。古筝的声音清脆,带着颤音,袅袅不绝。我每次拨弄古筝时,心里也震震颤颤、绵绵袅袅的浮漾着哀愁。  十六岁过去了。我苦涩的日子仍然没有结束。  (注:走笔至此,我心中依旧酸楚。很多人看到今日的我,总觉得我是一个被命运之神特别眷顾的女人,拥有很多别人求之不得的东西。可是,谁能真正知道,我对“成长”付出的代价呢?)二、绝望的“初恋”  我十八岁到十九岁这一年,在台北第二女中念高三。  我的家庭情况,有了一些变化。父亲教了一辈子的书,此时终于教出一片美好的晴空。他的学生崇拜他,热爱他。他定期在大礼堂演讲,听讲的人挤破了大礼堂的玻璃门,每次都座无虚席。而且,他开始出书了,写“中华历史故事”。母亲辞去了建中的工作,全心全意协助父亲的事业。父亲写书,她负责出版,从校对到跑印刷厂,全是她的工作。每天忙忙碌碌,还要兼顾家务,我的母亲,实在是个肯吃苦、肯努力,要强好胜,而又十分能干的女人。  小妹依然是优秀的小妹,小弟依然是优秀的小弟。麒麟依然住校,不常回家。我依然孤独寂寞,生命里一片贫乏。  十六岁的事已成过去,在父母的记忆中逐渐淡忘。高三后我要考大学,母亲最着急的事,就怕我落榜!父亲是名教授,如果女儿考不上大学,那多么没面子!而且,如果考不上大学,将来要怎么办?一个高中毕业生,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母亲在忙碌之余,几乎每天都要对我说一遍:  “你一定要拚出你全部的力量,以你的聪明才智,绝不可能考不上大学!万一考不上,不是你一个人的失败,是全家的失败!你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让父母失望!”  我很忧愁,真的很忧愁。我不愿父母失望,不要让母亲哭。可是,我对那即将来临的大学联考,怕得要死。怕得夜里会做噩梦,梦到全世界的人都在对我耻笑!陈致平的女儿,居然考不上大学!这个时期的我,已经不止是孤独、寂寞和无助,我还有很深很深的恐惧。我所热爱的写作已全部停摆,因为母亲说那会妨碍我的功课。至于屠格涅夫和莎士比亚,我更是碰也不敢再碰。每天捧着我看不懂的课本,我的自卑和害怕融为一体,紧紧纠结着我的心。  十八岁!是花样年华呀,拥有着青春的日子。我的十八岁,是如此暗淡无光。我消瘦、苍白、食欲不振、精神恍惚。面对镜子,我总觉得自己像个纸人,风吹一吹就会破碎。在学校里,同学给了我一个绰号,叫我“林黛玉”,顾名思义,就知道我是何等憔悴。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国文老师,用他的怜爱和鼓励,一下子闯入了我心深处。老师足足比我大了二十五岁,他结过婚,妻子已经去世。他孤身一人来到台湾,当中学教员,已当了七年。他学问渊博,满腹诗书,带着中国书生的儒雅气质。诗词歌赋以至于书画篆刻,他无一不会。说实话,我对他充满了崇拜之情。这种崇拜,是很容易变质的。他对我,是充满了怜惜之情,这种怜惜,也是很容易变质的。再加上,他也孤独,我也孤独,他正寂寞,我也寂寞。爱情一旦发生了,就不是年龄、身分、地位、道德……种种因素所能限制的。我带着一份崭新狂喜,体会到在这世间,我毕竟并不孤独!老师已走过一大段人生,深知这段感情不可能有结果,却迷失在我们彼此的吸引里。他越要抗拒,越无法抗拒,越要理智,越无法理智。这段感情,夹带着痛楚挣扎,一下子就像惊涛骇浪般,把我们两个都深深淹没。  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一定不对的!我知道这段感情如果给父母知道,我们一定是死路一条!我也想过,社会的舆论,人们的看法,学校的立场……我越想越怕。最怕的,还是这段感情,会给老师带来伤害,于是,我几度下决心的对老师说:“分手吧!就当我们从没有遇到过!”  笨呀!已经相遇,怎能当成从没相遇?已经相知,怎能当成从未相知?已经相爱,怎能当成从未相爱?分手失败,两人在苦海中载沉载浮。四十几岁的老师,比十八岁的我更加惊慌失措。这份绝望的爱,像排山倒海的巨浪,卷进了我的生命。我无法抗拒,无力挣扎。爱情带来的狂欢很快消退,剩下的就是煎熬和痛楚。我们两个,费力的将这段感情,严严保密。但是,学校里已经风风雨雨。老师诱惑女学生,罪名深重!女生爱慕男老师,不知羞耻!交相指责的声浪,压迫得我们难以抬头。爱情,爱情应该是甜蜜的,怎么我的爱情,这样痛苦!到了这个地步,两人痛下决心,再谈分手。很多年很多年以后,我写了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  “见也不容易,别也不容易,  相对两无言,泪洒相思地。  聚也不容易,散也不容易,  聚散难预期,魂牵梦也系!”  这首歌所写的,正是当时我们的写照。  再分手,又失败了。老师常喝醉,醉了,就用泪眼看着我说:“为什么让我们中间,差了二十年!”  喝得再醉一点,他就说:  “二十年有什么了不起?当我八十岁时,没有人会说我不该追求六十岁的你!”喝得更醉一点,他就笑了:  “我哪里有四十岁?我根本没有四十岁。会为你这个小女孩如此疯疯癫癫,我的心态停留在十八岁!智商只有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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