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民间故事深有含义：大不大，在人的评价。大不大，在众人的印象。大不大，是相对而言。大不大，看你是不是站在一个特殊位置。老鼠站在牛头上，老鼠最大。他丘云鹏人不大，他丘云鹏现在的实力也不算强，但他站到牛头上，人们就都会说他最大。说他最大，他就最大。认为他最大，他就能在实际上做成最大。这个世界上名实之间，不就是这个道理吗？他不是不止一次地咏叹过这个道理吗？三十九他确实想利用一个操作上的危机，在征服女人的这个项目中取得意外收获。晚上，茉莉洗漱完毕刚刚准备休息，听到门铃响。透过门镜一看，是丘云鹏，她想了想，打开房门，隔着防盗门的铁栏杆问：什么事，丘总？丘云鹏矮矮地站在那里，提着那几乎垂到地的手机包，一脸的疲倦。他用一种非常低弱的声音说道：没什么，事情难一点，想找个人随便聊一聊。茉莉没有想到对方是这样说话，这种样子，这种腔调，这种表情，倒让她觉得不便拒绝。丘云鹏垂着眼不看她：你如果不愿意做我能够交谈的对象，那我就走了。说着，他做出要转身的样子。茉莉打开了防盗门，说：进来吧。丘云鹏倒是略停了停，好像犹豫了一下，才进了房间。他心事重重地坐下，一身的酒气。沉默了好一会儿，淡淡地说：一个人喝点闷酒，找不到说话的对象。让司机开车载着他转了转，也不知怎么搞的，就在这儿停了车：我坐一会儿，说几句话就走。茉莉去厨房给他倒茶。丘云鹏利用这个时机又打量和欣赏了一番这个在夜晚自己的卧室里尤其气息温馨、婀娜动人的女孩子。当她撩开挂在斜穿房屋的晾衣绳上的几件白的、红的衣裙的时候，她的丰柔的手臂，她的微微摆动的腰身和臀部，还有裙子下面那匀称光泽的小腿，都给了他一番别样的领略。茉莉从厨房回来，端着茶杯。他照例目光垂着，若有所思地凝视着眼前。茉莉面对他在床上坐下，双手相握放在两腿之间。这么长时间以来，她对丘云鹏这个人始终无法定位，也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追求定位，她只要把自己应该采取的态度理清就行了。她不能拒绝他在经济上的帮助和支持，对方毕竟把几十万花在电视台，而且按协议还要接着花，毕竟把电视台那位曹主任很好地安抚了，使得她在台里的位置相对地安全和稳定。丘云鹏对她的安排和资助，她有的接受了，有的没有接受，不管怎样，应该对丘云鹏有所回报。但怎样回报呢？她不愿意出卖自我，那和她的感情冲突，是让她难过的事情。可以帮助丘云鹏做点事情，做一点有用的事情，那样，她就不欠他什么了。在这个世界上，茉莉能够运用各种机缘为自己谋取适当的位置，但她不愿意欠某个人太多的情，哪怕多赔一些微笑，也是她的一种报答。她现在等着丘云鹏说话。此刻，丘云鹏这种疲倦的、淡淡的又带点哀伤的样子使得她没什么戒心，心情相对比较松弛。在这种表情中，丘云鹏尤其显得瘦削，胡子更浓密了。酒气混杂着男人的气味扩散开来，男人的气息和女人的气息相互渗透，又相互排斥。丘云鹏确实遇到了比较棘手的问题。中华文化名人城俱乐部越来越临近正式推出会员制，推销金卡银卡铜卡，相关的舆论炒作在京城引起了不同反应。也可能是他的敌人背后活动的结果，圈里开始流传一些对这个操作体系的非议。丘云鹏的手伸得很长，在政协，在人大，包括在国务院的某些直属和非直属机构中，他都套住了一些人，套住了一些机构。他狡猾地使用着金钱、利益和允诺，渗透着京城的上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有渗透就有反渗透，有利就有弊。当你在某一个领域取得支持的时候，在同一领域也同时制造着敌人。当你运用政界以及新闻舆论作为操作资源、靠山的时候，在这些领域必然会引起敏感的审视、观察和议论。不知在哪个环节出现了难以弥补的裂缝，对文化名人城俱乐部的操作出现了政治上的责问。有记者写了报告，把文化名人城俱乐部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操作连同丘云鹏的来龙去脉都写进了内参。于是乎，就有首长做了相应的批示，这些批示有的很原则，要进一步了解情况啦，请相关机构做适当的调查啦，妥善严肃地处理啦，等等。有的批示就严厉一些，露出了京城生活的政治特点来。在这个城市里，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是格外密切的，各种社会问题都是比较敏感的。丘云鹏这样一个从底层冒险起家，三教九流摸爬滚打过来的人，还是首次领教这种超经济的政治压力。从周边人物包括桑大明夫妇的反应，他能感到，这已成为中华文化名人城俱乐部的一个巨大危机。很多危机不是按丘云鹏所经历过的那样，能够便宜地解决的。他感到了压力，觉得事情比较难办。因此，他想喝点闷酒，也想找一个人，特别是找个女孩聊一聊。当然，也想利用这样一个操作上的危机，在征服茉莉的项目中取得意外收获。丘云鹏对女人有一种高度怀疑和轻蔑的心理。从小到大，除了母亲，他从来没有信任过任何女人，连对母亲都是有所保留的。在这个世界上，男人把女人作为自己的一半战场，在这里，胜利的享受和布满荆棘的陷阱是永远相伴随的。在每一张供奉着女人温馨肉体的床下都有着危险，都有着陷阱，你要随时准备被钢铁一样尖锐的荆棘扎得遍体鳞伤。今天晚上他要做的戏，用他的话讲就是借真做假。他是做戏的天才，这是他深为自得的一个本事。报纸内参、首长批示带来的压力是让他不舒服，让他感到沉重，但就他强硬的冒险意志来讲，他并不认为这件事情过不去。他今天就借这件事真真假假地进入了一个他还没来就已经设计和沉浸的状态之中。他拿出几张内参的复印件递给茉莉，那上边还有着首长批示的手迹。茉莉虽然来自外省，毕竟在电视台混了不少日子，自然知道这种事意味着什么。令行禁止，这些批示完全有可能使名人城俱乐部的操作夭折。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挽救，全看怎么解释，怎么通融，怎么运作。茉莉打量着对面被台灯侧光照着的丘云鹏，觉出了今天谈话相互关系的平等和自然，不需要紧张和预防什么。丘云鹏声音低缓地讲起话来，好像从遥远的回忆中道出自己的真实性。他讲了从小到大的坎坷，有多少是真，有多少是假，连他自己也难以区分。这些故事他已记不清和多少人讲述过，而对每一个人讲述的时候，他都做出不同程度的淋漓尽致的发挥。那些故事描绘出的是一个刚毅坚强、历尽艰辛、百折不挠的形象。对朋友绝对地忠诚，不惜任何牺牲。对真情绝对地感念，永远不忘怀。他总是无偿地帮助别人，而不期待任何回报；他总是被误解，被伤害，就是因为他生性太善良。在商海中有时候不得不用一定的心计和强硬来处理某一件事，实在是因为若不这样没法生存。他把故事迅速发展到现在。他对近一年来踏入京城的所作所为尤其做了令人唏嘘的描述。他说：一般人以为我来京城是海南生意做不下去了，寻找新的挣钱办法，拿文化人做自己的摇钱树。实际上呢，不仅是这个文化俱乐部的所有操作，投入的每一分钱都是我出的，而且这些文化人，包括桑大明夫妇，他们连生活的所有花费都是我提供的。茉莉看着丘云鹏，因为她对实际情况的某些听闻和丘云鹏的描述是有出入的。而丘云鹏那种深沉的、目光恍惚的、沉浸在遥远回忆中的状态，又有着让你不得不相信的真实力量。丘云鹏讲：为了这些文化人感觉好，对桑大明、迪华，还有其他一些你知道的文化人，我提供了一流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他们现在的生活、住宿、用车、交际往来、应酬体面，我全部充分地而且是过分富裕地做了安排。可是你知道吗，我对自己相反，生活是按最简朴的方式安排的。这倒不假，丘云鹏在京城的住所两室一厅中陈设简陋，除了几件最便宜的家具，除了电话、电视以外，没有任何豪华一点的摆设。而丘云鹏的日常穿着也极为随便。这不由得让她对这种描述肃然起敬。正是在这种气氛中，丘云鹏把自己的善良、牺牲以及对文化事业的由衷热爱描绘得富丽堂皇，气象万千。最能打动茉莉的是，按照丘云鹏的描述，他身边所有的参与者，无论是经济人，包括像沈西妹、吴小牛这样的投机者，还是文化人，像桑大明、迪华、高牧之流，都对丘云鹏有过极不公正的说法和做法。桑大明夫妇如何不信任他丘云鹏，如何轻视他，如何背着他做别的安排，如何把俱乐部的资金用来为他们个人享用，如何不理解和轻视丘云鹏所做的一切，在很多场合如何不拿丘云鹏当人看。你知道吗，这些文化人也很虚荣。他这样对茉莉说：他们在有些时候居然会讲，我是他们的雇员哪！但是，我不改变自己的初衷，我一定要帮助他们把文化做好。我不在乎他们的评价，也不在乎自己的得失，我甚至不在乎他们作为文化人个人的人品，我看中了他们的才，看中了他们这些文化软件，我愿意把这些东西推广出去，留给世人。过上三年五年，做好了，我把这些成果留给他们，我一分钱不要。我已经看好了我要出家的庙寺，我将义无反顾地走向对宗教的皈依。丘云鹏在陈述中连回忆带现实，时空交叉，夹叙夹议，居然有那么点声泪俱下的感觉。他说：我今天也就是借着酒劲把心里的这些话都说出来，把我的这些苦闷都倒出来。我不期待你的理解，也不期待你的信任。很少有人能够相信我，这个丑陋的世界对真正的善良很难相信。你能够坐在这里听我讲，我就非常满足了，我就非常感谢了。就为这一晚上你听我讲这些，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我从小到大从不低头，不愿和别人诉苦，再难的事情，打掉牙也要连牙带血咽进肚里。今天是喝了点酒，话多了。他有几次居然用拳头重重地捶着桌子，还站起来激动地走来走去，用手猛烈地捶墙，表现出一个男人压抑不住的忿闷和痛苦。他抗议这个世界的不公平，对他的不理解，对他的不接受，他甚至在这样一种气氛中把二莉的事情以及有关女人的话题都做了再合适不过的解释。他说：我能怎么办？我从来好像很骄傲，特别是我成了亿万富翁，大家都捧着我，追着我，那不过是需要我，看我有钱。可另一方面，谁也不知道，我骨子里从来很自卑，包括对待女人我也很自卑。我对女人从来不信任，我不信任她们；所以，有的时候我对待女人的态度不过是一个发泄，一个逢场作戏，一种变态的报复心理。有的时候可能就因为某个女孩子对我表现了一点主动，我就受到感动，就容易相信她们，我就愿意对她们做点表示，为她们做点事。他抬起目光很快地看了茉莉一眼：你不是问过我二莉的事情吗？我不愿意伤害你，我不愿意对你的说法做什么解释，我宁肯让你认为我是个坏人。那我今天就干脆都告诉你，她的项链是我给买的，我还给她买过其他东西，因为我的一点感动。可是，我说一句话你相信吗？他满脸酒气，两眼通红，像受了极大伤害地隔着额前落下来的一缕头发看着茉莉：我连二莉的手都没有碰过，你能相信吗？当他这样说话的时候，作了一个非常愤慨的有力手势，好像对一个世界污蔑的抗议。茉莉震惊了，她直视着这个滔滔不绝的瘦小男人。有关二莉的这一解释是她万万想不到的，正是这解释的彻底、绝对、特别是对方那激动的表情，使得她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这个解释。一瞬间，她就想像、回忆和透视了二莉在这种事情上的虚荣和病态心理。当然，她也不会一下子完全接受丘云鹏的解释；而这残余的怀疑丘云鹏也很敏感地觉察到了。丘云鹏说：你可能不相信我的话。是啊，姐妹之间还会说假话吗？可是天下亲人之间说假话有时候确确实实存在呀！古人讲，疏不间亲。我根本就没有期望过在你这儿解释清楚这件事，就算我没做解释！他忿忿地、壮烈地握紧拳头猛烈劈向桌子。桌子被劈裂了一角。手掌破裂。口子裂得很大，血淋淋地翻着皮肉，在灯光下显得凄惨怵目。茉莉又一次惊呆了，她愣了一会儿神，拉开抽屉找药棉，找纱布，找一切可以处理伤口的物品。丘云鹏嘴角抽搐着不把手伸出来，站在那里像一台没有熄火的马达，还在微微抖动，呼吸显得急促。全世界的冤屈似乎都落在了这个矮个子男人身上。茉莉把他的手拉过来，默默地为他处理伤口：止血，上药，包扎。她看见丘云鹏用牙咬着嘴唇，还保持着那种深刻的忍辱负重。当这些情节结束的时候，已经后半夜了。丘云鹏说：车我已经放走了，打车可能也不大方便，我在沙发上靠一靠就行了，你睡你的吧。茉莉有些为难地说：这不行……丘云鹏说：你还防我吗？不行，我走！不不不！茉莉反而变得干脆了：楼上有我一个同事，夫妇两个人，我去他们那儿借住一宿。她换了一条床单，一边整理床的时候一边已经想好，明天一早她要把丘云鹏用过的被子、床单全部更换清洗。上楼前，茉莉对丘云鹏表示，她最近打算找一个叫安文章的人，这是在南小周邀请的聚会中结识的，她要帮助丘云鹏解决俱乐部面临的政治危机。想不到茉莉就这样躲开了。这一夜，丘云鹏把女孩子的卧室──女孩子的床单、女孩子挂在衣架上的内衣、内裤──做了一番疯狂的蹂躏。四十文学是寂寞心田中长出的作物，寂寞是文学的良田。作家袁峰半年多来的感觉不是太好。作为作家，从十多年前踏入文坛，他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十多年来一直在写作，很专注，很刻苦。夏日汗水淋漓湿了案头，冬天耐着寂寞一页一页爬格子，短篇、中篇、长篇。也有过大大小小的轰动，也形成了一点自己的风格。后来，写作有点疲倦了。再后来，经济开放搞活，商海汪洋给许多有商业野心的人带来了机会。他的第二阶段时间并不长，三四年吧，忙于做房地产；也没做过太大，百万的、千万的项目而已。觉得自己是人才，觉得肯定要做经济富豪，觉得可以成为亿万富翁；然后，用经济搞文化，用经济赞助文学，为自己造就更好的创作环境，用下海经商的经历给自己的创作累积新的素材，再风光一下，证明自己是全才。然而，结果并不理想。经商要有特殊的狡诈和应变能力，虽然他觉得自己不乏这种应变能力，但一次次曲折的经历，一次次心力交瘁的失败，使得他在相当程度上认输了。就在这第二阶段将结束的时候，他结识了丘云鹏。丘云鹏给他指出一条最诱人的出路：用比较多的时间重新投入写作，用少量的时间参与文化名人城俱乐部的操作，成为一个董事和股东。把过去做房地产赔剩下的本钱交给丘云鹏代管，一年之内翻一番，翻两番，既交代了那些曾纷纷解囊投资的作家朋友，也给自己挣一笔钱，找个好感觉。说话快一年了，各方面的进展都让他不满意，甚至有点焦灼和痛苦。说写作，表面上是给自己规定了大部分时间趴在案头，但是心已经浮躁了，不那么甘于寂寞了。案头的产量不让他满意，质量也不让他满意。他现在才理解到文坛的一句老话，所谓甘于寂寞。文学大概是寂寞的心田中长出的作物，寂寞就是良田。寂寞对于写作来讲，就是纯净的心田。不纯净了，毛了，长遍了杂草，便是心田的浮躁。他也常常慨叹，如果他是一个没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作家，便不会生出经商的奢望，便会甘于寂寞。如果他彻底失败，而且一败到底，又没遇到丘云鹏这样的人带给他新的诱惑，他也可能会痛定思痛，重新回到寂寞的田野中耕耘收获。这种不上不下的状态真是勉为其难。中华文化名人城俱乐部搞了一个联谊活动，把一群作家弄到友谊宾馆吃了一顿，聊了一顿，又跑到高尔夫球场玩耍。当作家们拿上球杆也像模像样地左手带上手套朝着远处的铁丝网壁击球的时候，他便看出了文人们在这种现代生活面前的窘困。周围有些人看来是真正有钱，这一对夫妇温文尔雅，自己开着车背来一套高级球杆，还带着南韩的教练，在一旁悠然自得地练球。作家们虽然有着文化的自尊，有着对现代生活的调侃，但是在这种场合却总是透出莫名其妙的寒伧。高尔夫球高高低低地越过并不宽展的草坪碰到对面的铁丝网壁，大多数人击球动作很拙劣，球没飞出去多远，甚至贴地滚出去，有的球杆重重地击在地上，把球刮着走出几米就停下了。袁峰到底在商海混过几年，这种场合倒还显出几分潇洒。当他又领着作家们去保龄球馆的时候，他似乎带出一种在文人面前的金钱从容。但在优越感的同时，他又经常会有一种面对同行的自卑。眼前这位高本来，是个至今仍一心一意写作的作家，知青出身，多少年一直辛劳写作。一脸的疲劳和忧虑，穿着在这样一个场合甚至可以说比较邋遢。他以邋遢自我揶揄着，他说自己至今没有过跳舞、歌厅唱歌、桑那按摩这些最简单不过的现代消费。当他这样自我解嘲的时候又含着文人的清高。他的书现在发行得不错。他的愤世嫉俗的、对物欲横流人心堕落的抨击，经常引起清贫之士和市民阶层的共鸣。在一个金钱铺张浩荡的世界中，常常会有一些人探出头脑对他表示崇拜。他便依托着这样的声音找到精神安慰，夜以继日地趴在桌上写作。据说，已经写得胃下垂了。据说，已经写得脊椎有毛病了。他的脸上刻满了皱纹，当他形象朴素地走过来的时候，你不能不赞叹他内外气质的连贯性和一致性。读他作品时，你不能不敬佩他那始终如一为清贫和苦难鸣不平的品质。作为一个文化人，袁峰完全能够理解到对方那种自得的、甘于寂寞和清贫的文人心理。正是这种心态支持了古往今来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也有调侃的作家，这不是，笔名可以说家喻户晓的：笑卜。站在那里很潇洒、很随和地笑着，那笑让人感到舒服。他的文章另一个路子，就写吃喝玩乐，写胡同巷道的言情故事，写打架斗殴的男女，写歌厅舞厅的文人丑态，写满嘴方言的悲欢离合，写老百姓中卖得出去、电视屏幕上演得花哨的故事，给市民说几句痛快话，对过去的变形政治来两句俏皮又一针见血的讽刺。于是乎，得到了一世界的喝彩，也得到了一世界的贬斥。写来写去，还有最机智的一招，就是把自己说成爬格子就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找饭吃。当他以自贬的方式解说的时候，他便获得了彻底调侃世界的幽默和主动。他就在这样一个金钱浮荡又充满了对富贵和权力愤愤不平的市民心理中迎合了他们，共鸣了他们。袁峰知道，就是这个把自己说成大大咧咧的年轻作家写作起来，也远比他袁峰更刻苦，白天黑夜写，几年几年写，手磨出了茧子还写，夏日挥汗如雨地写，扯断家里电话线与世隔绝地写。这位笑卜和那位高本来真是两种类型，在文坛也被划成了两个阵营。高本来属于所谓高扬人文旗帜，坚守精神阵地的作家；笑卜又被说成向堕落世界投降的作家，当然更有人说他是一个与世同步、跟上潮流的作家，对于旧的痛苦、僵化、社会定局，难道不应该用各种方式破解吗？这种随随便便的调侃，油盐酱醋的图画，不以为然的言情，恰恰是解除文化人僵化情结的良丹妙药！袁峰对这种争论毫不在意，他以为，这两位究其实是一种作家，都是还在写作、还想写作的作家。比起他们，自己就成了另一种作家，就是好多年不写作，现在也不太想写作的作家。想写作和不想写作，正在写作和已经不再写作的作家之间的差别才是深刻的。这个世界又很平庸，来到友谊宫，不管去消费什么，活动什么，张罗什么，都大可不必打出这群人的作家身份。没有一位小姐对此表示出一点激动和崇拜来。在灯火辉煌、倩影晃动的场合中，金钱和富有金钱的坦然从容是最好的通行证。他以文化名人城俱乐部董事的身份替丘云鹏张罗这批文化人，他管消费，管结账，管张罗客人，时时估算着活动预算和实际支出的关系。眼下，他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好局面。如果他现在能够写出了不起的作品，又能够被广泛传颂，作为作家会很得意喽。但是，民众好麻木哦，读书界好迟钝哪，出版界好疲软噢，而自己的写作也好难呀，找不到感觉。写作与做爱一样，必须有饱满的精力，有内在的冲动，否则，就像做爱没有精力一样，一个无法完成射精的做爱还有什么意思？一个枯躁的、应付的做爱还有什么精彩？做爱需要对象令人激动，时空安排合适，注意力不分散，没有不安全感，没有干扰，专注于一。绝不可能在做爱的时候还想着纷纭的万事，还想到有人敲门，那怎么会有精彩的高潮呢？写作也是一样，当你没有充分的自在状态，当你怕敲门、怕电话的时候，或者是盼敲门、盼电话的时候，当你在焦灼作品会不会无声无息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写出好作品呢？他常常为此慨叹。女儿袁茜站在一边，看着他停笔滞留，眉宇不开，说：爸，你不是讲过，写作的原则之一是写不出来不硬写，你为什么还硬写呢？你知道什么？不硬写就更写不出来。他略转过头半和蔼半训斥地说道。女儿又说：爸爸，你不是讲过，写作就是写真实的感觉呀，你有什么写什么嘛！做父亲的看看女儿，女儿从小的灵感就常常对他有启发，用女儿的话讲，这个世界我感觉是什么样的，我就把它说成什么样的。这个雨我觉得它是蓝的，我就把它写成是蓝的，这个雨我觉得是灰的，我就把它写成灰的。天上的云朵我觉得它是个仙女，就把它写成仙女，我觉得它像个胡萝卜，我就把它写成胡萝卜。随着女儿的长大，他发现这个出了好几本诗集的小神童，应试文章却不一定写得很好，这就是写作的奥秘和规律呀。女儿以后可能会成为了不起的诗人，也可能什么都不是，他为此常常有些担心。他也曾经想让孩子试着写点小说散文，但是，和她儿童时代即兴的、不假思索的诗歌比起来，总让人觉得有一点那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被这个世界所规范，一个人要表达自己的声音──写作，更要受到规范。规范多了，加在头脑中，就成为写作的桎梏。袁峰希望重新找到好感觉，使思想纯净下来，松弛下来，不要有太多的功利主义。不要一上来就想，不写则罢，一写就写出个轰动的；不要端着架子，不要想到过去的作品所造成的先决事实，不要想自己已经在读者中形成的印象，不要想文坛的各种路数和图书市场的口味，要写出真正的感受，自己最最真心的情绪。然而，自己真实的情绪是什么呢？现在真实的情绪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浮躁、矛盾、进退两难和写作的疲惫。但这种情绪渲泄出来有谁要看？他找不到写作的切入点。有些作家也可能善于凡人小事徐徐道来，什么新写实主义呀，什么市民小说景观哪，什么新体验啦，但是这些不能激动自己的创作热情。他喜欢激情，喜欢强烈的性格冲突，喜欢跌宕的故事，喜欢血淋淋的、震憾人心的惨烈场面。他喜欢描写几十年前、几百年前或者上千年前那些轰轰烈烈的暴动、战争与厮杀，离开了真实的借彼说此的主观情绪渲泄，他便失去了寻找故事的激情。他也想过干脆集中精力把中华文化名人城俱乐部搞一搞，做个精彩的活儿，在这个体系中掌握一块比较大的权力，先用一二年时间把几年的经商来个精彩的结束，从此以后一刀两断，专搞文学。丘云鹏所说的这种看来万全的脚踏两只船、两全其美的方式其实很折磨人。近一年来与丘云鹏的合作，使他对丘云鹏有了越来越大的怀疑。他以自己几年下海的经验越来越深切地觉察到丘云鹏的操作中隐藏的巨大欺骗性。当然，他有可能成功，以他巨大的欺骗性成功，他也可能失败，以他巨大的欺骗性失败。当自己让他代管的一百八十万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明确说法的时候，当他对俱乐部操作的资金往来有了一些模模糊糊的感觉的时候，他开始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担心起来。他不止一次含蓄地或者是明白地提出，希望那笔钱首先能够还本。丘云鹏讲得非常简单：到了年底，我肯定给你一个说法，让你满意！我不是给你讲了吗，一年内让它翻一番或者翻两番？我肯定做到，毫无疑义。你总不能前功尽弃吧？如果你现在说不往下做了，不用我代管了，好，我随时如数奉还！如果说你要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三百的利润，那么，再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就会给你兑现了。每到这种时候，袁峰就犹豫了。丘云鹏说得这么干脆：你如果现在就决定中止这件事情，我马上给你，明天就可以，今天也可以。袁峰确实犹豫了，他对自己的判断犹豫了，他对自己对丘云鹏的怀疑犹豫了，因为丘云鹏从容、有把握、不当一回事的神态，那种无隙可击的口气，在一瞬间就麻痹住了他的思维。当京城的新闻、政治领域发出了对丘云鹏和文化名人城俱乐部操作质疑的声音时，当一些权威的眼睛开始观照这个局面的时候，雾霭之中让人感到，这个文化俱乐部的故事有许多不合理性。故事是怎么讲述起来的？它的依据是什么？它怎么发展？当这一切思索都追溯到丘云鹏自开始以来的全部说法时，袁峰非常坦率地找到桑大明。两个人在三环路边散步。街上车水马龙，一个旋转流通的世界，一个出生入死的世界，一个川流不息的世界。他对桑大明说：我觉得丘云鹏很可能，他略迟疑了一下：是一个高级骗子。桑大明似乎不太意外，他说：你接着讲。袁峰讲了自己的想法：他很可能是看穿了咱们文化人的弱点，利用了我们，特别是像你我好大喜功的弱点，利用了我们又想做文化又想挣钱的心理，利用了我们又想流芳千古又想轰动一时的野心。桑大明说：你接着讲。他认为袁峰的这些话并不太出奇，不让他太震惊，当然也引起他某种思索。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条规律，一句话不管是不是对你有完全的说服力，也不管它对你是否真正触动，你只要听了，又没有完全否定它，就难免受这些话的影响。他现在就带着这样一种态度接受着袁峰的提醒。袁峰说：作为我个人，我已经决定了，先把我的一百八十万要回来。当然这样也许对你有压力，因为不管怎么样，丘云鹏已经把你捧在这个位置，文化界也都知道你在做这个事情，但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要求。我觉着丘云鹏确实是个骗子。桑大明思索着，他已经知道丘云鹏对袁峰的回答，他问了一句：你不等到年底吗？不等丘云鹏按他的许诺兑现，把你这笔钱翻一番吗？袁峰说：每当听他这样讲的时候，我确实有点犹豫。真的，我现在也还犹豫，因为离年底不过两三个月时间了。可是，万一过了两三个月什么都没有了呢？桑大明不能不受到袁峰的影响，只是他已经更深地陷进去了，也更多地投入到操作中，平日听丘云鹏的描述也更多一些，他虽然影影绰绰也有疑虑，但从总体上觉得这个故事还是可信的。他对袁峰说：年底，文化名人城俱乐部就要正式推出会员制，就要进行第一轮的金卡、银卡、铜卡销售，成功和失败很快就会有结果，我觉得还有希望。先不说丘云鹏怎么代管你那笔费用，我想，仅仅是俱乐部做成，哪怕是一点点成功，我都会让丘云鹏首先兑现他对你的允诺。这一天，文化俱乐部在一家饭店举办活动，当晚袁峰有些醉了，丘云鹏安排二莉送他回房。他们包了饭店的几间房，正在与海外来人接洽业务。由于酒喝得多了一点，和二莉谈得兴奋了一点，两个人舞也跳得多了一点，二莉对他这个作家的崇拜也表现了一点，于是，就发生了一个本该让他挺享受的情节。二莉是倒在他怀里了，他是在拥抱亲吻二莉了，他也解开了二莉上衣的扣子，抚摸着二莉的胸脯，那是丰满又精致的姑娘的乳房，二莉在他的怀中半推半就地呻吟蠕动着。灯光是朦胧的，故事本可以向下发展的，可是房门打开了。那本是服务员才有条件从外面打开的房门，出现的却是丘云鹏，后面还跟着几个人。丘云鹏似乎很吃惊、很意外地睁大了眼睛，他是来找袁峰议事的。第41节至第45节四十一他在一瞬间就感到一个事实：面前这个平静而坐的人物内心也有一种深深掩饰的不平衡心理。桑大明和茉莉同坐一辆奥迪车去参加一个重要活动，找那位在重要部门担任比较重要工作的人物安文章。一路上，两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谈到丘云鹏，都期望从对方那里知道一点对丘云鹏的了解与看法。又都因为不知道对方和丘云鹏关系的深浅，说话含蓄和有试探性。在桑大明看来，丘云鹏的破绽越来越多了，但是，当你宽容而又不多做计较的时候，又常常可以把它理解过去，解释过去。你总可以这样认为：不管丘云鹏的真实程度多大，毕竟他在帮助你做着这个文化事业，这是真实的。十多个月来，看得见丘云鹏一直为此拼尽全力。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这是以后慢慢可以搞清楚的──他总想把事情做成。一旦做成了，肯定对文化界、对他桑大明本人都是好事情。这一点桑大明应该能够看清楚的。因此，他虽然经常发出一些含蓄的评论，但总的来说，还势在必行地和丘云鹏配合着。所以，今天决定找安文章的时候，丘云鹏说：老桑，这个人还是你去比较合适，他在要害部门工作，为人又比较谨慎，你去可信度大，对方会没有戒心，比我去合适。茉莉认识他，让她陪着你。桑大明接受了这个安排，他觉得，对政界人物进行疏通和联络，或者说公关，他确实比丘云鹏更得力。而在茉莉，她更愿意配合桑大明把目的达到，这是她应该回报丘云鹏的，这是一个使她感到宽慰又自尊的行为。汽车经过鼓楼大街，又拐来拐去，便来到了一条不宽不窄但显得安静的街道，进了一个外表平常但很深静的院子。院子里有几栋楼，灯窗或明或暗，显出这里特有的气氛。楼群的悄无声息与院子门口像图片一样安静直立的警卫以及照亮警卫的静谧灯光，都显出这种宅院的政治气氛。和灯红酒绿繁华喧闹的街道比起来，全然是另外一个世界。走出普通的并不奢华的电梯，进了一个也还算普通的不知是三室一厅还是四室一厅的单元房。住房既不寒伧也绝不奢华，是再平常不过的干部住宅。至于电视、沙发、家具、音响，可以说和市民世界没有大的差别。倒是那些或是机关配置的，或是个人收藏的书籍、案头工作用品、各种各样的辞典、不知是真品还是复制品的字画，还有一些挂在墙上的镜框──那是国家领导人与主人在一起出现的某些新闻照片──显出主人的一些特点。隔着门厅可以看见书房的写字台上堆积着文件、档案之类，客厅及各个房间都摆放的电话机，显出主人的身份。安文章虽然手中有很大的权力，联通着很多重要的首长，但他的名字从不被新闻和公众注意，这是真正掌握着某些环节的机要干部。他比较清瘦，鼻子较长，脸也较长，说话非常谦和，面对桑大明这样一个著名的文化人，虽然他比桑大明年纪更大一些，政治上又有比较高的地位，但很自然地把桑大明称为老桑，而且谈到读过桑大明的很多作品，他喜欢桑大明的作品，还从书架上找出桑大明的书。他的谦谨让人想像不到他手中握有的令人敬畏的权力，倒像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一个普通职员。对文化思想就个人见解而谈，他和桑大明之间没有一点套话。他清楚地讲，自己过去在大学里学什么，“文化大革命”曾下去锻炼过，以后怎么到机关工作，怎么一点点提升到这里。他讲话的时候手摩挲着已经陈旧的沙发扶手。桑大明注意到沙发扶手上的绒布磨薄了，破旧了，露出主人长久而稳定的清贫。再注意家中的其他摆设，发现新旧不一，旧的居多。看着家具的款式能够想像得出来，这和一个拿着一般职工工资、小心积攒、更新家具及设备的普通家庭是完全一样的。家中的所有摆设非常清楚地让你看到了这个家庭一二十年来那种精打细算、寒伧又努力的建设过程。夫人倒茶，拿水果，看着她不断打开的酒柜，倒能感到这个俭朴清贫的干部也还通情达理地接受一些类似土特产的馈赠，有些物品显然不是这样的家庭愿意购买的。夫人显得比他老面，脸色黄一些，说话干燥少趣味。这时候，他们细高个的女儿出现了。上大学，正在房间里，大概是在看书，做她的作业，穿着打扮是大学生中的流行样式，显得和父母不是一世界的人。比较质朴，比较坦率，眨着羚羊眼，和客人大大方方打了招呼，就向爸爸妈妈落实一个有关购买物品和要钱的项目。这个要钱的项目大概涉及到多几十块还是少几十块的争执，做母亲的似乎要训斥女儿什么，当着客人的面，做父亲的倒显出不避讳的质朴和随和来：就给她吧。交谈之中，知道了做父亲的和做母亲的深为现在年轻学生的花费而无可奈何。桑大明一瞬间就觉出了一个事实：面前平静而坐的这个人物，内心也有一种他深深掩饰的不平衡心理。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如实地把中华文化名人城俱乐部的操作，主要是把这样一个俱乐部的思想文化意义陈述给对方。对方很安静地听着，这个表情表明他早就知道有关这个项目的一些内参和政治评点。桑大明感到心理上有着比较大的支出，感到必须通过一整套看来很含蓄又很正面的，甚至很接近官方语言的方式，来讲明这样一个操作模式的合理性。对方倒显得很通情达理，作为他个人接受这个模式一点心理障碍都没有，他甚至还通过他的话来补充这个项目的合理性。他讲：做这样一个俱乐部，在任何地方，中国也好，外国也好，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先不要说文化上有什么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只要符合宪法、工商法及各种法规，作为一个单纯的经济性质的文化项目来做也是无可非议的。我早就听说过你们这个构想，我觉得这是一个聪明的构想。当然，他也非常温和地、严谨地讲到京城的特殊性，讲到既然引起了有关领导的关注，就要妥善地解释，妥善地安排。讲到这方面的事情，他是滴水不漏的，他对任何一句话的出处都是慎重的。他的话无论传到哪里，公布到哪里，都是绝不会给他带来任何麻烦的。倒是茉莉按照丘云鹏预先的提示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有那么点关键，她说：安主任，我们听说您以后会调到政协？对方垂下眼，眨着，笑了一下：什么可能都有。我们做这项工作的，是绝对服从安排和调动的，这和你们做文化或者经商不一样，没有那么大的自由选择度哇！他的看来很平和的微笑中所隐藏的东西，被一旁妻子对丈夫很有内容的一个打量注释了。桑大明自然明白，丘云鹏这个预先的安排提示从茉莉嘴里出来是什么含义。安文章这样的人一旦离开了握有实权的位置，到了政协这样的部门，不管他名义上是平调甚至还是提升，实际上，他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都要发生质的变化。在随后的谈话中，茉莉很适度地讲了一些，那些话是说说笑笑中出来的，希望安文章能够关心、支持这个文化名人城俱乐部，希望他以后当这个俱乐部的顾问：您现在在这个位置上不方便，以后到政协就是方便的，希望您在各方面帮助我们。同样是按照丘云鹏的提示和安排，茉莉冲着安文章正在一个普通部门工作的夫人说道：也希望您以后到我们俱乐部参加活动，甚至到我们那儿去工作，我们那儿以后一定会有比较大的发展，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都会让您感到比较乐观的。从安文章看来迟钝的并不豪迈的微笑中，从他妻子很注意地听取茉莉描述的表情中，从她妻子不断用目光打量丈夫的眼神中，桑大明能够觉出他们在心理上的软弱。这一瞬间，桑大明眼前突然浮现出两组矛盾的图画：一个图画是安文章被他的地位装点得很威严，而丘云鹏对安文章很敬畏，很仰视；另一个图画是安文章显得很可怜，而丘云鹏正非常冷酷而残忍地打量着他。桑大明生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他对安文章既尊敬又怜悯，而对丘云鹏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距离感。四十二当发生信任危机的时候，他深深感到，维持住人们对他说法的相信，是他牵引整个局面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核心。因为相信财运和桃花运平行发展同期而至，丘云鹏把能不能征服茉莉在心中定为一个自己在经济上能否成功的运气标志。他对至今近在咫尺的目标不能得手感到焦灼。但是，当茉莉帮助他解决了安文章的公关时，他又得到些许慰藉。如果一直这样控制着茉莉，大概也标志着他一直控制着财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开始迷信起来。对茉莉的征服还在僵持状态之中，尚需某种时间的持久战。但是在其他方面的桃花运，他最近战果辉煌。大北国宾馆，他没能够按照原来的胃口吞掉它，而何文魁也没有力量退出这个不进不退的合作格局。丘云鹏就继续用各种象征意义的调动牵引着大北国宾馆成为中华文化名人城俱乐部的一个硬件，一个外观形象，一个可以上画册的活动中心。从银行打过去的钱基本上被何文魁控制着，甚至不知道他在什么方向上使用。丘云鹏只好再少量地拨过一点钱，由沈西妹直接控制，把宾馆做出一个在操作、在推进、在装修的局面来。自然康复的活动还在半死不活、断断续续地搞着，整个俱乐部活动中心的格局和大北国宾馆目前的比较冷落的接待宾客的服务暧昧不清地结合在一起。这个饭店有很多小楼，很多院落，经过新的策划被命名为四川楼、湖南院、福建阁、山东馆等等。以各省市命名，给人一个洋洋大观代表全中国的感觉。为了形成最初的气氛，湖南院、四川楼分别招进了一些十六七岁的四川湖南妹子。她们来自小城镇，出价不高，相貌身段皆秀丽。经过短时间的强化训练，成了能歌善舞的小女子。当她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色彩缤纷地舞蹈起来时，她们清纯的笑脸，美丽的手臂，经常因为弯腰而裸现的苗条腰身，以及显得娇柔可爱的赤脚，那是会平添很多扑朔迷离的色彩和味道的。丘云鹏做了精心安排。为了防止何文魁染指这些女孩子，他除了让沈西妹亲自掌管这些女孩子的训练表演之外，还特别把何文魁的老婆也安排进来，这大概是抵挡何文魁侵犯的最好屏蔽。而丘云鹏自己却利用各种方式、各种说法把女孩子调到城里，调到他的身边。比如说今天有一个接待贵宾的活动，比如说今天要和文化人搞一个沙龙，比如说今天有一个饭局，要显示显示俱乐部的力量，烘托烘托气氛，并不一定所有的活动都要去大北国宾馆，把表演队拉出来就是很好的说法。二十来个女孩子差不多轮流进城做过表演，也差不多个个成了丘云鹏征战表上的战果。在占有这些姑娘的时候，他残忍而不动声色。每一次他都会细心阅读他的占有物，为自己耕耘了那么多的处女地而由衷地快感。夜深人静，当他一一列数着由姑娘们的数量、质量所组成的辉煌战果时，他觉得自己已经到了要突飞猛进的时刻。他想起古往今来各种令他羡慕不已的房中术和采阴补阳说，深深感到自己真是得天独厚。当他所策划的王国越来越接近成败揭晓的时候，他的身心进入高度紧张和兴奋的状态。外界压力来临之际，他深知内部的敌人会出现。当袁峰发出质疑的时候，当袁峰的质疑影响了桑大明的时候，当桑大明反过来又影响别人的时候，当周围发生各种各样的信任危机的时候，他深深感到维持住周围人对他的信任，是牵引整个局面的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核心。不断地讲述故事，不断地编造故事，用更新的故事取代那些不能自圆其说的已经陈旧的故事，他现在开始进入一个淋漓尽致、精彩绝伦的编造阶段。他实行的是他多年实践提炼出的炉火纯青的原则，就是必须使周围任何一个人，除了对他本人信赖以外，对其他的一切人都怀疑。必须建立这样的信任关系：所有的人相互之间都缺乏信任，只有对他的单向信任。这样，他必须用自然巧妙的手法去和所有的人讲述除对方以外的每一个人的不可依赖处、恶劣之处。他的表演是相当精彩的。他绝不会事到临头才对一个人描述丑话，他总是在自然而然的言谈举止中用某种暗示的方式，用某种看来无意的话语，用某种好像本来要掩饰却一下说漏嘴的方式，去毁坏一个人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丘云鹏对袁峰的所有描述是要让桑大明感觉，袁峰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文化人典型，他对文化俱乐部充满了个人的私欲。当他的位置和他的野心不相适应的时候，他就不平衡，甚至可能会有意无意地破坏。他对你桑大明是不很服气的，他对你在这里的领袖位置是不满意的。文人相轻，文人对文人迫害起来，攻击起来，是历史上最惨烈的。丘云鹏多次似乎不经意地讲过：袁峰这个人自我估计太高；袁峰是个好色之徒。丘云鹏会用顺口编出的话挑拨桑大明对袁峰的信任。他之所以能够让对方难以不相信，就是他绝不像一般人那样说假话的时候有障碍，闪烁其辞，他总是脱口而出，总是理直气壮，总是振振有辞，常常还显出一种发自内心的不平与愤慨。有时他还会以断然的方式说出一个看来非常离谱的话。比如说，既然是文化人，又都是朋友，那么作为袁峰不可能太恶劣地去说桑大明的坏话，一般人是这样思维的，所以一般人也不会这样去挑拨离间。但是丘云鹏恰恰利用了一般人的判断误区，他说：袁峰那天当着很多人的面──丘云鹏把很多人的名字一说──说你桑大明是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不堪的好色之徒。这确实让桑大明吃惊，因为一般人不会这样石破天惊地编一套假话，一般人也绝不会在编假话的时候举出众人在场的例证。而丘云鹏绘声绘色、充分具有现场感的描述，包括当时谁坐在什么角度，他怎么讲的，针对什么问题，前言后语是什么，全部细节栩栩如生，使你不由得相信他话语的真实性。丘云鹏应用了一般人调拨离间不敢采用的规模、手段和策略，大胆地活动着。不少人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他的影响。他所描绘的人物品格久而久之成为人们心理中存在的事实。也许某个人对他的某一种说法会有所保留，但整体上却不得不受他的谎言的笼罩。因为他总是自然而然、出其不意地实施这种天衣无缝的分而治之。结果，在这一大片经营活动中，桑大明无论对丘云鹏的某些说法有怎样的怀疑，还是在总体上对丘云鹏给予了信任，同时对别人的利欲熏心和各自打算有了足够的认识。他不得不接受丘云鹏这种说法：不管怎样，只有你我才是这个事业的真正创建者。用商业概念来讲，你我才是这一摊事的真正老板，只有你我才是利益真正一致的，只有你我才是有责任心的。你必须考虑到这个基本事实，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你不可能不相信我，因为我不可能不忠实于这个事业，我是和这个事业捆在一起的。我没有必要去毁坏这个事业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从事业出发，我必须造成每一个人的良好形象。当我不得不把这些真实情况告诉你，把每个人的真实心理告诉你，不过是提醒你有清醒的认识，使我们最终能够不受伤害地把事情做成。他对桑大明说：多年的商海经历，我得到一条经验，就是对下边的人，对所有与自己合作的人，永远不让他们知道他们做事范围以外的事情，这样才安全。有关全局的事情，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甚至迪华也不应该知道那么多，因为女人难免有感情用事的一面，有粗心的一面。当他说这些话时候，桑大明绝对不会想到，他对桑大明使用的是同样的办法，他同样使桑大明只知道桑大明应该知道的事情，而不超越他的范畴。丘云鹏到了三头六臂、立体出击的阶段中，俱乐部的操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现在，不管是水平高也好，水平低也好，不管哪个环节出现看来多么让人难堪的甚至说不过去的地方，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急于第一批会员卡的推出。事实上，他对各方面的感觉是越来越吃紧。他几乎每天都要对桑大明讲，资金到位状况良好，同时，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经济警报递送到他这里。在这些天，他一次又一次地给桑大明灌输一个说法：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发现一个规律，当你决心并且在实际上做到把你手头所有能运作的钱都花光的时候，项目就开始成功了，就开始挣钱了。丘云鹏反复讲的这句话似乎是商海箴言。它以特殊的韵律和某种彻底的意味使桑大明模糊接受了这个说法。他并不知道这种说法在今天要指向的具体目标，他至少不反对这样做，他觉得当前文化俱乐部的操作无疑到了全力以赴的阶段。这一天来了一个人，年纪不大，三十多岁的小伙子，一身非常呆板的西装，面部表情也很呆板：竖长的脸，水平的眉毛，一个很长的大鼻子，目光很冷，腮帮子凸起。他和丘云鹏谈的是一件私人借贷，只知道小伙子姓绍，手头有一百多万活钱，他愿意借贷，希望从中得到一笔很高的利息，条件是必须有一个很有把握的抵押品，他看中了京城的一处房产。丘云鹏把谈话的内容若有若无地描述给桑大明，小绍又来过几次，他也适当地引荐给了桑大明。桑大明最初只知道对方可以投钱过来，直到一个看来很偶然的谈话中，丘云鹏似乎无意中提到对方想在京城落脚，想买一套房子，如果有让他满意的住房作为抵押，价钱压低一点，他也可以把钱贷出来。这个话题轻描淡写地滑过去了，桑大明并不在意。倒是迪华突然提示了一下：他是不是要拿我们的房子做抵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