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的房地产问题，就面临着这样两种选择。而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导致在社会上的一些争论。　　中国目前的房地产的问题是什么？今天所谓房地产问题其实是住宅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快速城市化的地区，住宅一直都是问题。我年轻的时候看过恩格斯在1850年写的一本有关住宅问题的书（《论住宅问题》），其中有一篇是讨论工业革命初期英国工人阶级的住宅问题。台湾在80年代末时，也有过无壳蜗牛运动跟住宅有关。两个月前，查韦斯让军队开进了高尔夫球场，把富人的高尔夫球场改成经济适用房。而波及全球的美国次贷问题也是住宅问题。-第28节：房地产（节选）(4)　　在人均GDP达到8000美金之前，住宅问题是所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经济起飞、快速城市化的国家和地区的普遍性问题，这个问题急不得，但是又不能不急。所谓急不得就是没到GDP8000美金这事儿都解决不了，不急不行是因为大家都在吵。　　那么要熬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决？我们看中国的住宅，从北京、上海、西安、杭州一直到邯郸、保定，大家会觉得这个问题的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北京、上海几乎是在饱和状态下，首次置业占的比重已经很低了，改善性置业是最主要的。而二三线城市刚刚开始首次置业浪潮。所以住宅问题是跟GDP有关的，它是随着这些区域经济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的。　　那么，住宅这个问题今天到底有多严重？究竟是疾病，还是青春痘？这两个问题的性质不一样的。女孩在青春期的时候，脸上会长痘痘，它究竟是不是病，医生都没有统一意见。但是家长可以有两个选择，聪明的只做两件事，就是安慰和等待，等到孩子年过二十，脸上自然又光洁如玉了，因为这是一个成长必经的过程，如果你要把它当成病，到处求医问药，有可能会整得小姑娘的内分泌越来越乱，最后保不定落下坑或者疤痕，这个痘痘问题就被整歪了。　　今天我们判断房地产住宅问题也是这样，站在领导者的角度来说，你首先要判断它是青春痘还是病，如果是青春痘那就多加安慰，全世界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能保障人民35岁以前都买得起房的。古巴、朝鲜可以保障，但是同时要限制你的自由。　　医学理论有两个词最难搞清楚，中医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叫上火，那么火在哪儿呢？不知道。西医里面最让人犯晕的一个词叫内分泌，内分泌失调这个事很复杂，你要去调，但具体怎么调，医生也没法儿说清楚。西医通常会给病人开些药，让病人边吃边检查然后调整处方。中医会开出完全不一样的中药方子，也有不用药的，说针灸或者拔罐就能解决问题。人在青春期和更年期内分泌问题都多，这就好像我们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系统最容易出问题。这也意味着所有的问题都不只有一个答案，因为你要转，从旧轨道转到新的轨道，有的人用旧的标准，有的人用新的标准，很难众口一词。　　今天中国的住宅问题就面临这样两种选择，站在行业的立场来看，这些都是青春痘的问题，长大了就好了；但是政府、媒体更多认定这是病，需要去医院治疗。　　买不起房的致病因素有四个。最初认为主要来源于开发商，说黑心的开发商把房价炒高了，于是政府和媒体合力对开发商进行道德批判，除了舆论批评，政府还通过限制开发贷款、限制土地来源、增设土地增值税等措施限制开发商发展。调控几年后发现，地方政府也得对住宅问题负责任，于是，最近三两年里，大家又都在批评地方政府了，说当地领导不好好建保障房，不负责任，不关注民生。地方政府不干了，说我手里又没钱，保障民生应该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啊！全社会讨论来讨论去，中央政府意识到这件事自己最有责任，于是决定拿350亿出来支持做保障房，又要管住租金不让它涨，同时鼓励年轻人租房。这样6、7年转了一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上火呢？原来这是大家集体造成的自我上火，每个人都有责任，开发商、地方政府、投机买房人、不该买或买不起房的年轻人、中央政府都有责任，住宅问题好像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韩剧，很纠结也很感人，每一点拿出来都挺有道理，婆婆也挺好，媳妇也挺好，但都又委屈，都抹泪。-第29节：房地产（节选）(5)　　这样本来是青春痘的问题，由于处理的方式不对，结果真可能变成内分泌混乱了，最后把这个病一直拖到青春期之后，青年、中年仍然受影响，它留下的后遗症就是去市场化。　　本来住宅问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保障性的，一部分是商品房。保障性的管吃饱，但是不管吃好，就好比开车有夏利和富康；商品房管吃好吃爽，相当于开奔驰宝马。在拥有宝马之前，应该先赶紧整个夏利，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代步工具，然后各走各道，互不影响，等条件具备了再鼓励大家自行购置更多或更好的车辆。但是我们没有从一开始就做这项工作，而是怪房地产商、市场，用体制、文件来管市场，让市场变成政府的下级，领导把市场当下级管，开个会就布置让市场听话。　　我们没有分开市场、准市场和非市场，比如说保障房在新加坡有一部分就是非市场，叫公租、廉租，还有一部分是准市场（组屋的高端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完全市场。我们是把市场逼回到非市场的道路上，这样就出现了很多有趣的效果适得其反的调控措施。首先是土地成本和房价反向调控，好比一边发春药一边扫黄。土地价格越拧越死，土地供应越来越紧缺，这等于在发春药，这么贵的地，占掉整个项目60%的成本；而你又让房价降低，这等于又在扫黄。这其中总有一个是假的，就像在电线杆子上贴的广告，又是专治性病，又是专治阳痿，到底哪个起作用？其中必有一诈。　　政府既把地价越调越高，却又希望房价要越来越低，没有办法，最后只能是去市场化，就是你买了地，第一，不拥有完全产权，就是70年的使用权，相当于是70年的租金；第二，两年不开发要收回。这还不够，政府还要定价，一房一价，而且还要限购等等。如果是市场经济，既然我已经租了50年、70年，我多长时间开发应该权力在我，但是中国不允许企业独立平等地和政府去讨论这个问题。　　说到囤地、捂盘这事儿，打一个比喻，相当于娶媳妇时被指定第一年必须生孩子，只要不生孩子就算捂妻、囤性，政府就要收回结婚证，不能再生。人性是不可以这样来管理的。而作为企业的理性决策，70年中我有权根据市场变化来决定开工时间，不能要求我在市场不好的情况下必须两年开工。虽然市场好不好我也不一定知道，但是你只要一发文件，市场就肯定不会好。所以这里面已经不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在支配企业行为了。　　房价也是这样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就可以了，保障房你可以自己定价，但是你不能来管我商品房的价格。北京商品房涨价幅度、打折尺度政府都要管，企业就没办法根据清晰、明确和长远的市场预期决定怎么做生意。比如我们买地时，市场说有10个客户都可以来买；等政府把地卖给我了，同时告诉我只有一半人可以买，剩下的谁买就抓谁，这等于谋财害命一样，高价地卖给我们，同时把客户赶走。-第30节：房地产（节选）(6)　　调控到现在，政府一直没有走严格分轨的制度。把商品的归商品、保障的归保障，管住保障房、放开商品房，这就是新加坡的成功模式。但是我们却是让市场陪着保障玩，让市场解决保障问题。这就好比让一个男人到妇科医院去替女人生孩子，这是两个跨着界没法儿办的事。你要让市场来替保障解决问题，市场会说NO，因为无论你房价降到多少，还是会有人买不起。保障问题本是政府的责任，不应该转移视线，怪罪市场，把所有人都拖进来，使政策越来越去市场化。　　市场经济其实非常简单，产权、要素要自由流动、自由定价、自由竞争、自担风险、自我分享利益。但是现在的住宅政策和这些基本规律越来越背离，结果就好比搅一锅粥，越搅越稠，越搅越搅不动，厨师自己搅得过瘾，因为他能锻炼肌肉，但粥锅里面的东西是越来越难分清、越来越无解了。　　保障房一边倒政策也会带来新的不公平。首先，保障的范围模糊化在随着公部门的权力寻租不断扩大。关于保障的范围现在有三种提法。住宅部的保障司提出来最需要保障的人只有5%的家庭，这是他们统计的。中央政府提出城市人口的20%要由政府纳入保障。在上海、重庆还有一些地方政府提出要保70%。到底保多少现在弄不清，这就会有中间地带，把不该保障的人纳入保障。《新世纪》周刊在几个月前做了一个调查，北京最近2、3年的保障房60%、70%都给了不该保障的对象，到了公权力部门。只在第一次象征性摇号有点儿像是面向老百姓，再往后到第二轮摇号时，政府内部就把房都分了。任志强微博上有个数据说北京公租房面积133平米，公租房是用于保障小户型，为什么盖那么大呢？有人就发评论说政府部门又是在内部分房，包括政府机构公务员。　　公务员在中国到底是低收入阶层、中收入阶层还是高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肯定不是，除非是贪官。但是我相信99%中国人都认为纳入低收入阶层不对，所以他怎么也算是中等收入阶层，多数还偏上一点儿。那么公务员为什么全都被变相纳入保障范畴了呢？在中央机关内部全部在推行保障房。建设部在半年以前刚刚内部分过一次保障房。所以这就带来了公权与私权之间不公平的问题。　　地方上还出现一种情况，比如某一个权力部门，它要给单位谋福利，就找到地方开发商，说那边地不错，你把它摘下来，我全部都买，但是是市场价的7折，因为我是团购。然后权力部门内部再集资，买下房子分给内部职工，这些职工再拿来市场上出售赚钱。　　目前，如果这种公权力不得到约束，我们保障房的大部分利益会流向公部门，最后会在公平的名义下制造出更多的不公平。公务员缺不缺房？举三个例子，一个李刚就有5套房，这是河北；江苏发达地区一个财政局长有7套房；贵州落后地区一个管委会书记有9套房，这都是贪官。你说这是偶然的，但这些人多数至少还可以有两套房，不管贫困还是发达地区都是这样。刚大学毕业的公务员抱怨说买不了房，但是刚毕业你干什么都应该买不了房啊。所以应该说35岁以下的公务员和社会上的其他从业人员相比，他们薪资总体的保障是比一般人要好的，更有权力，住房问题更容易解决。-第31节：房地产（节选）(7)　　国企挣的钱不上缴财政，全在内部转成福利了。最近审计署审计的所有国企最大的错误都是拿国有资产做福利，这叫什么公平呢。　　其次就是劳动力的竞争与流动问题。管制必定造成短缺，短缺会造成黑市加特权。现在土地管制越来越严，土地指标就出现了黑市。这就像在北京买车，一实行摇号管制，黑市就应运而生，因为你一管制就有人能特批。住宅问题用管制的方法解决，接近于平均分配的方法，必然导致短缺和特权。　　这件事情历史已经做过结论了。1949年我们城镇人口的人均住房面积是1.9平米。1949年以后我们一直采取政府分配住房的办法，即所谓公平分配方法。毛主席为这件事情也没少操心，但是在他离开人间的时候，饿死过人，文化革命武斗还非正常死亡了几百万人，他老人家去世以后人均住房面积变成1.8平米了，比1949年还少了0.1平米。我们改革开放从1979年开始，1999年住房商品化以后，我们现在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经到了30平米，接近日本了。但这人均30平米的获得，不是靠管制和政府包分配来解决的，而是靠竞争和商品房供应来解决的。假定一个年轻人一出学校，政府就把住房分配给他，那政府会说，既然你住了我的保障房，我就对你有要求，必须乖乖听话唱红歌，还必须放弃自由，你不能自由迁徙，也别想去异地创业。买了商品房,人身是自由的，想挪个地方折腾，可以把房卖了拔腿走路；但若是买保障房，按照规定你几年内不能动。你贷款买商品房是为银行服务，买保障房则是要对政府听命一生，因为流动不了，你不能随时从河南到上海、从天津到北京创业，因为保障房不让卖，想到北京买房又不可能，因为你没有现成的5年纳税记录。最后年轻人的外出流动创业就没有动力了。　　市场经济当中最重要的要素流动是人的流动，美国创办的Google和Facebook的企业家全是25岁到35岁的年轻人，就是因为可以自由选择、自主择业，想住哪儿住哪儿，想干什么干什么。而我们不适当地扩大保障面积，会导致我们的劳动力要素流动停滞，然后整个市场经济竞争活力就会弱化、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减缓。最近看到报道，一个公务员考试，上千人蜂拥争考一个职位，这都是这些政策引导的。如果年轻人都往那里钻，不再有人去创业，未来中国可能连阿里巴巴也没有了，百度也没有了，因为年轻人的创业激情、创业的活力、市场经济当中的活力因素被窒息了。-第31节：房地产（节选）(7)　　国企挣的钱不上缴财政，全在内部转成福利了。最近审计署审计的所有国企最大的错误都是拿国有资产做福利，这叫什么公平呢。　　其次就是劳动力的竞争与流动问题。管制必定造成短缺，短缺会造成黑市加特权。现在土地管制越来越严，土地指标就出现了黑市。这就像在北京买车，一实行摇号管制，黑市就应运而生，因为你一管制就有人能特批。住宅问题用管制的方法解决，接近于平均分配的方法，必然导致短缺和特权。　　这件事情历史已经做过结论了。1949年我们城镇人口的人均住房面积是1.9平米。1949年以后我们一直采取政府分配住房的办法，即所谓公平分配方法。毛主席为这件事情也没少操心，但是在他离开人间的时候，饿死过人，文化革命武斗还非正常死亡了几百万人，他老人家去世以后人均住房面积变成1.8平米了，比1949年还少了0.1平米。我们改革开放从1979年开始，1999年住房商品化以后，我们现在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经到了30平米，接近日本了。但这人均30平米的获得，不是靠管制和政府包分配来解决的，而是靠竞争和商品房供应来解决的。假定一个年轻人一出学校，政府就把住房分配给他，那政府会说，既然你住了我的保障房，我就对你有要求，必须乖乖听话唱红歌，还必须放弃自由，你不能自由迁徙，也别想去异地创业。买了商品房,人身是自由的，想挪个地方折腾，可以把房卖了拔腿走路；但若是买保障房，按照规定你几年内不能动。你贷款买商品房是为银行服务，买保障房则是要对政府听命一生，因为流动不了，你不能随时从河南到上海、从天津到北京创业，因为保障房不让卖，想到北京买房又不可能，因为你没有现成的5年纳税记录。最后年轻人的外出流动创业就没有动力了。　　市场经济当中最重要的要素流动是人的流动，美国创办的Google和Facebook的企业家全是25岁到35岁的年轻人，就是因为可以自由选择、自主择业，想住哪儿住哪儿，想干什么干什么。而我们不适当地扩大保障面积，会导致我们的劳动力要素流动停滞，然后整个市场经济竞争活力就会弱化、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减缓。最近看到报道，一个公务员考试，上千人蜂拥争考一个职位，这都是这些政策引导的。如果年轻人都往那里钻，不再有人去创业，未来中国可能连阿里巴巴也没有了，百度也没有了，因为年轻人的创业激情、创业的活力、市场经济当中的活力因素被窒息了。-第33节：立体城市（节选）(2)　　今天，我已经讲了两年立体城市，现在我只要讲一遍，别人就认为可行。一开始讲10遍别人都认为不行，如今只要我们在一个城市落地，不需要多讲，别人都来找你，这就是创新在市场上必然的经历。我们已经走过了构想、萌芽阶段并经过社会检验，接受过各方面的质疑并做了大量调整，现在大家都能听得懂了。这个过程在公司内部也是一样，当我刚开始说的时候，我的团队都认为完全不可思议，在背后说董事长疯了；但是现在大家已不再这么认为了。创新者要有理想，正因为有理想，你才能坚持到底并获得认可。　　摊大饼，还是摞小饼？　　要解决当下城市化进程中的这四大疾病，我们得换一个药方，原来是摊大饼，就是平面城市，北京目前按城区规划，容积率不到1，三环以外空地还很多，把CBD放倒一摆也还是不到1，中间的基础设施、成本开支都很大。我们现在想反其道而行之，把饼缩小并重叠起来，往高垒，这样一来，城市就有了几个新特征：第一，它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第二，密度肯定加大，高密度或者中密度，容积率超过1，接近10；第三，里边的空间布局比原来复杂几十倍，原来是平面布局，比如购物中心在这儿，周边是写字楼、商业、学校，现在我们把它们压缩到一起并拔高，系统会更复杂；第四，管理更具集约性。我们知道以前老的收音机是电子管的，很大；后来发展成晶体管，就是半导体；现在是高级的集成电路，一个指甲盖儿大小的物件里什么都能装下。我们的思路就是把城市由电子管变成晶体管，变小一点儿、高一点儿、密一点儿，但是功能要更好。　　在地球上密度最大的地方，1平方公里能装100万人，这就是现在南非贫民窟里的现实。那只有3、4层高的破旧屋子里，人们面对面、背贴背生活；如果那里的人和人抱在一起睡，那这些地方的人口还可以再加10万。那儿的监狱里边人口密度更大。这都是贫困带来的超高密度。而地球上有一个叫做芝加哥的地方，1平方公里最多盖了1200万平米的建筑。我们的任务是要在人和建筑之间找到合理的数字。同样的人口数量，区区100万平米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数字，而1200万则又可能令人窒息。究竟在1平方公里的面积里盖多少房子、装多少人、有多少人就业、如何组织交通，才能做到节能环保和可持续发展，让城市人很舒服，比目前摊大饼的城市更好呢？　　经过大量的比对研究，我们认为比较好的尺度是1平方公里可以建600万平米的地上建筑加30万平米的地下建筑。600万平米比芝加哥少一半，显然舒服很多；装10万人口，比南非少了90%；毛容积率是6，比通常的稍高一点儿，净容积率做到9.3，比北京的国贸一带CBD地区要低，那里的容积率是11。600万平米分给10万人用，其中340万平米的住宅给10万人晚上睡觉，一人34平米，这比我们现在城市人均28平米要大，已经高于日本的平均数了。剩下是人均拥有的写字楼、购物中心、立体农业、医疗等空间，加在一起人均享有的空间翻了一番，将近60平米，比北京的望京、国贸甚至美国的曼哈顿都要舒服得多。-第34节：立体城市（节选）(3)　　北京的望京在1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了700万平米的建筑，用了20年的时间，装了25万人。而我们开工5年就能做好，因为我们研究了很多快速建筑方法、城市的模数化，如果我们也装进25万人，最多需要2平方公里，节省了大量土地，但舒适度比望京要高，因为望京没什么好医院、好学校和农业。在我们即将实际投资建设的第一个立体城市，所有指标都须先于世界最理想的低碳城市（阿布扎比的马自达城）和中国正在实施的生态城市（天津中新生态新城），比如现在地球上有个跟我们规划中的立体城市类似的地方，可以佐证我们的想法是可行的，它在日本的大丸有地区，1.2平方公里建了700万平米建筑，看着很舒服。它的地下三层是打通的，中间可以跑汽车，它的容积率是10。它是旧城改造出的立体城市，不是新建的。另外一个将要建的准立体城市在韩国首尔的龙山火车站，在800亩土地大概是半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380万平米的建筑，由一个法国的设计师设计，380万平米全都连成一片，上下左右都连通，非常不错。目前万通正在跟这家业主讨论合作，我们会参加其中一部分项目。首尔有3000多万人口，密度非常大，他们认为做这样的项目很合理。　　所以在地球上建立体城市并非无先例可循，只要人口密度足够大，房价够高，交通够困难，城市经济发展到人均GDP超过1万美金以上，立体城市就更加显示出它的合理性、经济性和便捷性。　　我们往回倒一百年去看城市是怎样由平面变为立体的。在西方为什么纽约、曼哈顿没有变成摊大饼呢？曼哈顿已经建了200多年，才建了30平方公里，只倒腾中城和下城，上城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最重要的原因是土地私有制度的约束，竞争效率的要求。另外，公权力太小，不可能按照长官意志，随意改规划、拉大城市框架。　　在中国，我们看办公楼大小和是谁的，就知道那个城市的市场化程度。政府的楼越牛，这个地方市场经济越不发达。如果这个城市最高的楼是商业机构，那么这个地方商业气氛就好。比如上海陆家嘴，不是政府楼最高，高的都是环球金融中心等等。你到贵州看，贵阳最气派的楼是人民政府、法院。在纽约政府的楼还是100年前市议会的小圆楼，没有警卫，市长坐中间，跟拳击台一样，周围围着其他工作人员。市长布伦伯格是彭博社的老板，亿万富翁，他说这样信息传播最快，我一喊你就听见，效率高。　　另外一个原因是技术革命带来的，纽约在1929年的时候土地没了，所有人都着急圈地。我们看过电影《泰坦尼克号》里有个绅士他太太怀孕了，他把太太放到救生船上，自己坐的大船最后沉没了，这个人就是地产商，他们家当时在纽约有很多地。当时最神气的是地产公司。纽约当时地紧张是因为盖房太多太快，那个时候房子是用石头和木头建的。石头能建多高？比如教堂比较高，有洋葱顶、圆顶、尖顶，但是没法住人，只能是钟楼上藏个敲钟人，一般都在3层以下。1929年金融危机出现了一个机会。钢铁大王要卖钢铁，于是想能不能用钢来建房子。有人就开始研发，后来证明成功了，一下就可以建很高。地基结构做好，这房子不会倒，而且可以往上延伸。但是石头如果垒到10层就垒不上去，金字塔是斜着才能垒那么高。石头的自重非常重，吊起来很难，会砸死人的。后来研究用轻的材料比如玻璃。还有就是人怎么上去，这样电梯就出来了。总之，钢结构、玻璃加电梯，开启了摩天大楼时代。从1932年开始，大家比赛建高楼，有了空间、面积，就可以出租、赚钱。1946年帝国大厦建完，成为纽约最高的建筑，结束了纽约疯狂盖摩天大楼的时代。这使原来的地一下多出来了，纽约变成了立体城市，现在1平方公里有800万到1000万平米建筑。-第35节：立体城市（节选）(4)　　今天恰好我们面前又出现了机会，仿佛当年曼哈顿摩天大楼时代的机遇，只不过今天叫立体城市，要用新技术、新发明，把若干摩天大楼梳理好，摆布合理，让它们功能上互通互联，而且低碳环保。现在地不够了，城市病出来了，但钢结构更进步了，甚至是轻钢，500米以下是常规技术了，最高的楼1100米，在拉登老家吉达，现在又说有1200米。我不久前到迪拜塔去住了一下，它的高速电梯800米只用60秒，没感觉就上去了。另外纳米技术使材料自重大大降低。另外信息革命带来互联网，可以点对点的控制。如果过去立体城市装10万人，你满楼道吆喝找不着人。现在很简单，发个短信打个电话，还有摄像头、中央控制，巨大的建筑体系里可以实现有序管理。如果现在建1800米可能会有挑战，但是立体城市最高点才450米，其余的平均高度是120米。现在最大的单体建筑120万平米在成都已经开工了，我们比它略多一点儿,没有超出现在的技术能力的范围。　　我们规划的立体城市，在1平方公里建的600万平米建筑是这样分配的：65%是建筑，35%是空地。其中350万平米是住宅，其余是商业、学校、医疗等等，包括60万平米的医院、30万平米的商业、10万平米的立体农业、60万平米的写字楼，还有一部分是知识工厂。在这里有三大产业保证同城生活、就业，就是医疗健康产业、立体农业、互联网的知识工厂。　　医疗健康产业是我们进一步城市化当中最短缺的产业，而且是不会淘汰的永远的朝阳产业。比如我做一个成衣厂，过两年厂子可能被淘汰了，厂房又得换别的，但是医院可以建100年不倒。我们安排60万平米做四个医院，这叫医疗城，有专科医院、综合医院，还有普通的平民医院。　　立体农业是第二产业，在日本叫植物工厂。在房间里生产水果、蔬菜甚至粮食，这在日本已经很多。如果房间里住人，要3米高，但如果种草莓1米高就够了，可以做3层，所以100平米的室内面积可以当做300平米的农田。植物白天有阳光的时候生长，晚上睡觉不长，我们把它放在室内，白天用自然光，晚上用人造光源，让它24小时长，面积增加了3倍，时间光照增加了2倍，所以产量、经济效益大很多（增加8-15倍）。当然投资也要增加，是普通农业的3到5倍。这是立体农业。10万平米空间种植的西红柿够10万人去食用，植物工厂解决立体城市所需的水果和蔬菜。　　我们曾经专门到日本去考察全世界很成熟的植物工厂，发现以后在冰箱里边都可以种西红柿。现在植物工厂有的是货柜式的，有的是冰箱式的，欧洲不仅是植物，连养殖业、畜牧业都可以。你看餐馆不就是在屋里养鱼、养虾。在荷兰有在楼里养猪的，现在正在施工，很快就建成了。他的技术能够让猪的粪便不臭，而且集中起来沼气发电。养猪是大玻璃房，晚上看猪像是行为艺术，上面养猪，中间杀猪，在一楼就可以吃火腿肠开餐馆。我们跟刘永好合作，他说他现在养猪都养在五层楼上。-第36节：立体城市（节选）(5)　　第三个产业是跟互联网相关的知识工厂，比如阿里巴巴的淘宝社区，包括现在的物流、一些创业的公司等等。这三大产业能容纳55%的人就业。10万人里假定7万人是劳动人口，那么有6万人是在这里就业的，这6万人抬腿就能够上班，比如吃西红柿打个电话直接配送到户。外来的人、流动的人口我们也测算过，比如老人一个礼拜出去一趟，小孩可能两礼拜出去一趟，经过计算来设计交通容量。白天最多可以装15-20万人，晚上大概10万人。　　居住、就业、娱乐、教育、医疗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它们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呢？步行距离最远是1000米，通常都在600米，而且全部都可以用自行车、电瓶车，各种现代的环保节能工具往来。大家再也不用一天4个多小时在城里折腾，你每天多出4个小时可以谈恋爱，建立和谐社会，而不是吵架。另外也亲近了自然，有大量的时间学习。-第37节：公益与慈善（节选）(1)　　第七章 公益与慈善（节选）　　目前，公益慈善在中国备受关注，对于民营企业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社会上有很多误解。我认为从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和成长阶段来看，中国的民营企业、富人或者说是财富创造者在这件事情上做得相当不错，但是以后还应该做得更好。　　巴比晚宴　　我说民营企业在公益慈善方面做得相当不错是有根据的。第一，在目前中国法律制度、特别是税收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私人捐款在去年已经超过了公部门包括国企的捐款。民营企业解决了70%的就业，上缴了国家50%的税收，但只占用了30%的公共资源。国企占了70%的公共资源，才解决了不到30%的就业，也才缴了一半的税，盈利部分还只上缴15%给政府，可是它的捐款远没有民营企业多。　　第二，中国的民营企业才是第一代，我和王石等人去全世界考察很多公益基金，发现我们做得确实相当不错。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短的有几十年、上百年，长的都已经几百年了。比如美国，和它市场经济最初30年来比，我们做得要好很多。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做得非常好，可是他们家那个基金会是到第一代快结束、第二代才开始设立的。我们现在是一代还在奋斗着呢，已经开始捐钱了。这几年我们从公司到个人都在做慈善和公益，所以我们觉悟得不晚，动手也不晚。再和比尔·盖茨比，他1970年办公司，办基金会是20年以后的事情。万通创建第15年就办了基金会，也比他起步早。巴菲特从赚钱到他决定全部捐出去是30多年以后的事情，而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没有哪个人是赚钱30年后才想起捐钱的，更何况在美国有50％的遗产税在前头等着，他们大规模捐给个人的私募慈善基金，在利益上并不吃亏。　　关于裸捐，除了陈光标不断号召提倡外，在社会上响应者似乎并不多。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曾经来中国请一些企业家吃饭，我也参加了，当时听两位先生讲话，有几点印象深刻。　　比尔·盖茨强调捐款和慈善不应该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比如我们每天能吃到肉，不能为了帮助别人，自己不吃肉，就吃剩菜。作为正常人来说，应该是在保障自己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同时帮助别人。所谓舍己为人，是发生在极少数情况下，比如你跳下水救人，自己却牺牲了，但那些人当时都没有想死的。在公益慈善当中，多数情况下不应一味提倡舍己助人，而应该是护己，保护自己正常的生活、工作状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用多余的能力、时间和金钱帮助别人。我觉得比尔·盖茨讲得很实在。　　另外他和李连杰都强调慈善公益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是大家都要做的事情。每个人帮助别人的方法不同，比如医生免费帮人做手术，老师免费教人读书，这里用的都是能力；有的人能力弱一点儿，就陪伴老人，用的是时间，这也是很好的善心、义举；有些人财务能力强一点儿，时间少一点儿，就拿出金钱来帮助别人。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做慈善，这应该变成社会普遍的道德，而不应该只是跟钱有关的事情。　　巴菲特就讲，捐款这件事情要自愿，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再弄。他说自己也是30多年后才想明白这件事情，然后就做了。这是个人的事情，不应该强迫。　　说到裸捐，娃哈哈集团宗庆后强调：企业最主要的职责是好好经营，只要你努力经营企业，那么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赚钱后大量缴税，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善。如果你把钱都捐完了，企业没有了，或者说企业发展的动力没有了，你不能再挣钱，那日后再捐钱就没可能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捐不捐、捐多少，是个人的事情，用不着谁来教谁，你自己要捐就捐，不能拿来作为衡量公众道德的一个尺度。　　我的观点是：从中国近代的历史过程和发生规律来看，有两点特别重要，第一，不管怎么捐、捐多少，钱不能捐给政府，要捐给社会，因为捐政府和捐社会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把钱捐给社会，意味着捐给各种各样的公益组织，钱还在民间；在美国有12万个公益组织，中国现在只有2000个。每一个公益组织都是相对独立的，这样社会越来越强大，公益舞台越来越大，政府越来越小，这是一个趋势，符合未来公民社会、法制社会的要求。上个世纪50年代大家全部裸捐给政府了，变成了国有资产，结果经济还是到了崩溃的边缘。政府办企业是没有效率的，政府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最后领导的权力不受约束，公权力就会无限蔓延，必定祸国殃民。-第38节：公益与慈善（节选）(2)　　第二，不应该全部捐，因为如果在捐款过程中伤害到财富创造的能力和自由企业制度，这样会破坏市场经济。如果上世纪50年代只捐10%，哪怕捐给政府捐错了，但是企业还在挣钱、竞争、发展经济，这样市场经济的逻辑没有改变，民间的创造财富的活力不会被抑制、消灭。捐款一旦变成裸捐，必然伤害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伤害现代企业制度，从而使财富创造源流枯竭，经济崩溃，最终人们得到的福利反而会减少，甚至走向绝对贫困化。　　我们主张理性慈善或公益，即通过公益组织，提高公益效率，然后企业持续地理性捐款。万通做出决定，每年上市公司捐利润的0.5%，非上市公司捐1%，根据能力大小，高管、员工自愿捐，不影响大家正常生活。　　关于陈光标高调慈善的行为，社会各界评价不一。有媒体称之为慈善暴力，即你在晒你的善行时，可能灭了别人的自尊。台湾马英九就提到，善是好事情，但是行善要照顾到接受者的观感和尊严。比如一个母亲，看到儿子跪在那儿跟别人要钱，你说她会不会伤心？你晒你的善等于晒了别人的穷，晒你的强等于晒了别人的弱，晒你的自尊就晒了别人的自卑，晒你的光荣就晒了别人的耻辱，这就是慈善暴力。　　另外，高调慈善是不是遵守了法律？比如有人质疑陈光标到台湾这样发钱，是否违反了外汇管理局规定，因为通常一个公民不可以短期带这么多现金过去；如果他在当地借了钱，然后回来还人民币，这属于逃汇行为，需要在法律上进行解释，但是陈光标至今没有解释。　　还有你是不是善待员工？假如员工都没有照顾好，对亲属的态度也过于严苛，你这样去晒钱就不太近情理。如果是万通，我为了个人做首善，把大家工资克扣一半，大家肯定不会支持。因为我们相当于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不能伤害到最亲近的人的利益。据说陈光标家里最亲近的人都得不到他的施舍，他却去捐钱给最远的人，这难免会让人对他的动机产生疑虑。　　当然，即使这样，民众还是对我们有更大的期待。我们还应当继续进步，做得更多更好。　　但是，社会和政府还是应该肯定大家、鼓励大家继续做社会公益和慈善。如果既不保护又不鼓励，也不能制定出相应的免税政策，那大家就有可能觉得委屈。西方人捐一块钱等于只捐五毛钱，因为可以抵税；我们捐一块钱等于捐一块五，因为我们通常是将分红的一部分捐出去，而这部分是已经缴了税的。所以社会应该对这些先富起来的人有积极客观的评价和鼓励，他们才有动力继续做下去；社会若再提更高的要求，他们也会积极回应，做到善无止境，通过扬善推动社会进步。-第39节：公益与慈善（节选）(3)　　公益组织的治理：独立、透明与专业　　在治理结构上不管私募、公募，目前都面临三个重要问题。一是独立性。它既不是政府的，也不应该完全依附于某一个团体、企业、个人。目前看独立性都不够，政府的公募基金相当于准事业单位，如红十字会，它有财政拨款，相当于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政府下边的公募公益基金大部分没有独立性可言。壹基金相对来说往前走了一步，但还在努力当中。私募公益基金大多是个人、企业捐款，它的独立性就是怎样和企业的经营不要纠扯，这在目前是一个挑战。如果不独立，治理上就会出现问题。比如有一次电视台做节目过程中，我问一个企业公益基金的理事长，我说，你是公司的CEO，怎么又同时兼公益基金的理事长呢？这两件事情本身是冲突的。独立性表现在业务上不能够交叉，人员上要绝对独立。　　二是透明度。一定要确保善款用到对的地方。如果不透明，没有监督，像前面讲的上海红会的人用善款大吃大喝，那别人就不会再捐款了。没有透明度，公益基金的募款一般很难成功，这类似于上市公司，你不透明，谁敢买你股票呢？　　现在万通公益基金、腾讯公益基金、爱佑华夏基金、友成基金、壹基金等透明度都很好，年报全部上网，管理费用绝不超过10%。爱佑华夏基金做得最好，每一单都能查到捐给了哪个小孩儿，并且可以跟这个小孩儿联系，看到被捐的小孩儿能活下来，让人很有成就感，这让好事落在了实处，所以现在爱佑华夏发展很快，手术成功超过1万例，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儿童心脏病的救助基金。　　第三是专业性。中国目前特别缺少专业人才。壹基金现在做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学院，培养专门的公益人才。现在国外很多大学都开设公益类科目，有专业教授和专业研究，中国这方面刚刚开始。目前来看，政府管的公募公益基金，大量派机关干部去做，不是好办法，关键是人员不够专业。企业的私募公益基金大量派企业人员去做，也不够专业。这些做法使公益基金的专业化水准提高很慢，他们做项目经常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治理水平也有限；机关派来的人容易把公益组织做成政府，就像红十字会，企业派来的人容易把它办成企业，什么事情都问老板。这同样会导致它既不独立，又不专业。　　在治理上最大的问题是组织效率。我参加的公益组织中，治理最复杂的是阿拉善基金和壹基金。阿拉善基金有180多人参与，怎么让这么多人的公益组织提高组织效率呢？章程委员会总在研究治理结构，希望提高组织效率。它由生态协会和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两个机构组成，后续参加生态协会的会员必须给企业家环保基金会捐10万块钱才能成为会员，然后你就能够选举理事会，理事会再选举理事长。这个选举极其复杂，今年又到换届之年，将成立一个选举委员会，专门来处理选举事宜。这个协会里有将近20家台湾企业，台湾人特别会选举，帮我们建立了一整套有效的选举办法。但是最近又碰到新问题，因为各地发展的企业越来越多，按照海选制度，每个人都是选举人，也可以成为被选举人，若按简单的多数票当选，很容易造成拉帮结伙，各推自己的人，从而忽视整体愿景和组织协调，所以需要改善。企业成员对阿拉善基金的批评有两种，一种说应该保证大家共同参与，发展速度可以慢点儿，重点在于扩大影响；另一种说法是这样办事效率太低。-第40节：公益与慈善（节选）(4)　　壹基金现在的理事长是周其仁，副理事长是王石，平时日常执行都是王石，秘书长是杨鹏，另外有九个理事，监事长是由深圳民政局派来的。从目前开会运作的情况看，壹基金的效率比阿拉善基金要高，在公募基金里采取了很规范的治理方法。　　未来基金会之间的竞争，将来自四个方面，即独立性的竞争、透明度的竞争、专业性的竞争和组织效率的竞争。组织效率里有一条就是募款的效率和花钱的效率，因为你募款的速度越快，募的数量越大，你必须捐出去越快，捐的数量越大，这才有效率。公家的公募基金募款能力很弱，花款能力很小，管理费提的比率越来越大。如果他1年能募10亿，这点儿管理费不算什么；但是如果它募不到钱，那管理费就会提取得越来越多。壹基金为什么敢说只有5%呢？因为它募款能力强，募款多了，管理费比例不就小了吗？这就是效率的比较。　　怎么样提高募款效率？我曾经受过TNC的募款培训。我听到一个方法很有意思，它看着没有效率，但实际效率非常高。西方人经常对有钱人的遗嘱表示关注，中国人可能会不习惯，但是西方人可以接受，一般人要死了的时候给钱很大方；那些募款人就和有钱人讨论遗嘱，让他在遗嘱里尽量将捐赠数额写多一些。这样看着没有效率，因为离人家过世还早呢！但是如果有1000个目标人，按照概率，每年总会有几个走的，所以募款效率其实相当高，而且遗嘱是立即生效的。　　另外要研究花钱的效率。爱佑华夏基金的花钱效率就很高，这样导致募款效率进一步提高，大家愿意给它钱，这样就形成良性循环。万通公益基金也在努力做到这点，它3年前创办，目前已成为北京私募公益基金中的治理标杆。它的独立性不错，11个理事万通公司只占3个；在5个人组成的项目委员会中，万通只占1人；另外，理事长也不是万通的人，而是全国人大环资委研究室退休的专家，他有环境保护的政策法律方面的知识背景和经历，我以前都不认识，是别人介绍的；秘书长也不是万通的，是猎头公司找的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毕业生，以前在国际NGO做过的专业人士；在业务方面，他所做的事情跟万通的盈利机构是绝对分开的，目前已经做了40多个生态社区，他愿意做哪儿、跟谁做，都是他们来决定，我也不知道，都在网上看公开的内容。这就是独立性，表现在人员和业务两方面都要独立。　　另外在透明度方面，万通公益基金的年报、日常事务都挂在网上，平时每三个月给捐款公司做汇报，年底再做一次总结。专业性方面，尽量聘请专业人才，聚焦在可度量的生态环保项目上，保证项目做到可度量，这样每年有大量可度量的成果，比如碳减排具体减了多少吨，有一个数量化的标准。万通公益基金履行了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公益回报了社会，同时让万通的价值观跟社区、人群、社群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第41节：男人（节选）(1)　　第八章 男人（节选）　　现代社会是男权社会，世界上的秩序、规则，基本上都是男人在制定，男人按照他们认为有利的方法和需要来组织社会生活和判断未来，只有极少数地方看得到女人主宰的身影。　　在商业社会的日常经营中，打斗得最多的是男人，他们在决策、管理和交往中打下了性别的烙印，民营企业也更多是男人在管理，所以有必要来讨论男人的事。　　动物性与社会性　　男人的本性经过了几十万年的人类进化，从男女自然角色发生重大变化到阶级产生，再到现代一夫一妻制度，终于发展成为男权社会。在原始社会，男女性别差别很小，大家面对严酷的现实环境，需要像其他动物一样自然地生存。男女最早的自然分工缘于剩余财产，比如捕获猎物时抓了两只野猪，吃了一只，剩下一只就交给女人看守，女人于是就学会了驯养，这样的自然分工让女人留守而男人在外征战，所以最早的畜牧业跟女人有关，但最早的战争和男人有关。有了现代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女人主要扮演在家里生育、哺乳和抚育孩子的角色，男人在外管理社会和进行竞争性活动，并按照女人驯化动物的方式驯化女人，把女人放在家里。　　男人充分体现了作为雄性哺乳类动物的本能：创造和征服。《精子战争》一书中讲到，雌性哺乳类动物是一个月排一次卵子，正常情况下一生排卵270～320个，而男人一天就能制造上亿精子，所以在自然选择过程中，男性是靠精子数量来取得遗传优势的。而女性的卵子是靠选择来承接这种优势，因为每一次怀孕都会带来十个月的痛苦和一生的责任，因此女性表现为安全的需要和选择的慎重。男性自然生命的表达方式和征服有关，他需要在外面保持活力，像狮子、老虎一样，先在同性之间征战，只有征服所有同类当中的弱者，才能获得交配权，把他们最好的基因遗传下来。　　在现代社会中，男人的外向性、竞争性和哺乳类动物最初的本能有关系，他们在征服当中产生快感。而女人是在安全当中产生快感。男人在杀戮、奔跑和播种中找到快乐，女人在等待、安全和抚育过程中找到快乐。在哺乳类动物中雄性单一个体的交配机会远多于雌性。男人自然创造生命的过程所留下的烙印，逐步演化成创造社会、创造事物以及不断开拓、革命的男性角色特征，因为对新事物充满好奇，所以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　　男性始终处于社会生活的核心，他们有更多的资源、自由，也有更多的期待和压力，所以男人在创造事业方面成功率会更高，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自信，这促使他们做更多探索未来的事情。自然分工和性别特征，使得男人在智力、体力方面比女人更适合在外经受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挑战，这样就形成了男性基本的思考模式、决策模式和行为习惯。比如对于爬山、打仗等，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冲动、兴奋，男人爱看暴力片、战争片，像《速度与激情5》，这能给他们带来刺激。相反女性更爱看爱情片、生活片、伦理片。-第42节：男人（节选）(2)　　人类社会逐步把性别角色固定下来以后，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模式，现实中男性在公司里变得更加主动，创业活动中男性更多，战争中男性身影更多，创造奇迹方面男性也更多。在社会活动、革命中男性更为强硬。如在打仗中，卡扎菲在他身边配备了一堆女保镖，但都由他支配。　　现代社会留有很多哺乳类动物的痕迹。在动物界主要是体力竞争，比如老虎、狮子竞争交配权，看谁猛、狠、块头大；现代社会则逐步把肌肉、力量演化为智慧、金钱、权力、才能、技能，拥有这些方面优势的男人拥有更多选择生命遗传或交配的优先机会，大家看到这类人的浪漫故事会更多一些，比如皇上、贪官、明星、富人等。其实，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是早在上万年之前就已形成的。　　精子与财富传承　　男人对待性的随意态度，导致财产发生分离的问题越来越多。他们在发展事业的过程中，会和很多异性发生关系，这中间不断产生出情感故事。性与财富、征服、暴力交织在一起，也成为文学作品中和历史上最被人津津乐道的看点。　　传统社会中的老一辈企业家，他们婚姻的基本模式是一个太太，后面若干个小老婆，偶尔还会在外面拈花惹草，然后生出一堆孩子，有注册的、有没注册的。这样他们的财产在第二代注定要被分割，随着他们精子的不断扩散，财产也就随之扩散。现在有了高科技，可以让男人逃脱财产随精子一起分散的宿命，香港"二李"已做出了示范。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和李兆基的儿子李家杰都是第二代，如果俩儿子各娶一媳妇，李家财产实际上就被分成了四份，下边每个人再有几个小孩，财产就越分越小。假定儿子都没媳妇，直接有孙子，那往下传就可以少分掉一半。过去这件事没有办法操作，因为生孩子你不能控制，现在有了试管婴儿，可以直接用基因工程来解决，每一次人工受孕至少生俩，多了能生三个，而且孩子的母亲跟财产没有关系，保证财产垂直传下来。这是人类发明试管婴儿的无心之柳，但这样有可能会导致性的泛滥。一些人事先说好可以生，但不能结婚，生完了女人撤出，孩子留下。这表明男性既要财产集中不流失，又要性的自由，不愿承担家庭责任。　　男性的本能终于通过科技得到了又一次释放，男人在现代社会当中的自由空间变得越来越大。当然女人的财富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传承。现在媒体也越来越开放，性、家庭、婚姻、子女、爱情逐步都可以分开，一对一的传统爱情的约束在现代社会减弱，大家开始重新审视爱情观念。　　再来看看现代家庭与男人之间的关系。传统家庭通常有四个前提，所以能一直稳定地存在。一个是要合法地生孩子，这是家庭最基本的功能，这样财产能传递下去。如果是非婚生子女就很容易受歧视。第二是安全、稳定的性生活，在过去传统社会人和人的交往机会非常少，有了家庭，性生活就可以经常性地安全进行，彼此共同承担生命延续的责任。第三是出于经济原因，两人在一起盖一床被子，吃一口锅里的饭，能省很多钱，所以在贫困时人对家庭的向心力、凝聚力很强，安乐的时候则往往容易出事，所谓饱暖思淫欲。第四是养老扶持，以前社会没有养老体系，人老了以后由子女来养或两位老人之间互相扶持。-第43节：男人（节选）(3)　　这四条是家庭存在的基础和理由。在四条都存在的情况下，男人对家庭的依赖性是比较大的，那时男人在家里待的时间会比较长，也比较认真，因为离开了家庭，他甚至有可能活不下去。在中国，云南佤族对一个男人最大的惩罚就是把他赶出家去，这个男人有可能会因此而死，因为外面没吃的，风吹雨淋，老虎、豹子随时可能把他吃掉。现代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中产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对这四样东西的依赖程度就开始减弱，如果财富越来越多，实际上这四条就几乎都不需要了。这缘于三个方面。第一，你自己可以合法地生孩子，现在单亲妈妈、单亲爸爸很多，还可以直接找精子公司人工生孩子，这个孩子也可以上户口，不需要结婚。　　前段时间碰到一位女士，40岁左右，有8个孩子，生日还在同一天。她的孩子都是人造的，比如把卵子和精子取出来，凑够数配好后，放到她和另外两个代孕妇女的肚子里，最后剖腹产，她生3个，那俩妇女生5个，共8个。她一共花了100多万人民币，现在这8个小孩给人做代言，将那100多万又挣回来了。这8个小孩很可爱，长得还都很像。未来社会要男就男要女就女，要几点生就几点生，要生几个就生几个。这都是技术的发展对未来社会产生的影响。　　这件事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很离奇的。在重庆边郊一农村，有个女人长得很健壮，像个男人，找婆家很难找，后来有家人很穷，就把她给娶了。娶了以后给人生了孩子，干活劲特别大，婆婆特喜欢，可老公却不喜欢，为什么？她的小弟弟长出来了，原来是隐蔽的，现在长出来了，出来以后觉得妖孽、丢人，她就跑了。跑了以后在工厂里打工，打工时就很像个男人，但她知道自己还有另一套家伙，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后来有个女孩爱上了她，她老拒绝那女孩，因为她觉得自己有毛病，而那女孩不行，死活都喜欢她。她说我有病，那女孩问啥病，她死活不说，后来扛不住就说了这事，那女孩说你骗人，这事太离谱了。她说不骗你，就把裤子脱了让那女孩看。一看她就勃起了，最后两人办事了。办事以后，又回乡离婚，跟这个女孩结了婚，结婚以后那女孩生了孩子。她后来在报纸上说实在太苦闷，想做手术，大概需要5万块钱，但她没钱，希望谁能够帮助她。但医生说两套家伙留一套，你要是留男的，生命可能会很短暂，活不长；要留女的你以后得跟老婆离婚。这是一种两性角色的错位。　　第二，也可以有稳定的性生活。避孕套的发明，使人类性的快乐和生育可以分开。古代社会夫妻之间因为很少节育、避孕措施，所以不断在生，而现代社会则可以单纯地追求性。-第44节：男人（节选）(4)　　第三，经济已经不成问题，只要这个人收入高，分开后也能生活得很好，生病了有专业的护士伺候，晚上加班太晚了可以去住酒店，或请保姆。随着现代社会的开放以及伦理变化，家人之间、夫妻之间的黏合剂在松弛，男人的本能更加释放，越来越像5000年前天天在外边打猎折腾时的光景。所有家庭的功能可以通过社会专业化的服务机构来解决，比如买菜，现在超市里什么样的半成品都有，而且打个电话就可以叫外卖。过去传统的女性美德、贤惠表现不出来了，黏合剂的力量在减弱。　　现在，男人对家庭的看法改变了，他觉得从社会上能得到更多家庭不能给的东西，所以对家庭的概念在淡漠。而女人一如既往，希望从家庭里得到所有，比如安全、稳定、持久快乐、互相扶持等。因此目前有关家庭的冲突越来越多，特别是社会上比较活跃的这些男人，对家庭的依赖减少，于是冲突增强。　　泡女明星的"死亡定律"　　我发现了一条民营企业的死亡定律：凡是男性企业家开始追逐女明星，这家企业就离死亡不远了。我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像有老板追李小冉、殷桃，后来演变为扑朔迷离的"砍鄢颇事件"；周正毅追求杨恭如，后来遇到危机，现在还没从牢里出来；刘波和女明星也有过故事，最后跑到了日本；李厚霖跟明星的故事曾经名噪一时，现在也已销声匿迹，等等。谁要沾上女明星，这公司就悬了。　　明星是生活在虚荣、浮华、感性、冲动的环境里，她们的工作、生命需要不断绽放出光芒，但商人是很无趣的，每天开会、做生意，这在明星看来很无聊，所以商人一般都呆板，但一谈到钱却很会算、很理性。当企业家追求女明星期间，难免会用冲动、虚荣的情绪来决策经营上的事情时，那就完了。比如砍人这件事情，那就是虚荣心作祟，你为什么非要追求女明星？明星就好像爱马仕的包，够好够虚荣，但装东西并不实用；无印良品最实用，装东西远比爱马仕轻便、省力，好比老百姓过日子，更实在。开公司这件事远不像徐静蕾在电影里演的那么好玩，可你得坚持，因为财富就是一点点累积的。　　所以民营企业家要切记，不要一冲动就去追逐女明星，如果要追逐，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可以规避风险，第一种是你把企业交给别人打理，和企业之间形成一道防火墙，你不能让别的股东跟着你一起陷进去；第二种是你追求的女明星可以脱离娱乐圈回归到正常生活中。我也看到过这样做的朋友，没有影响工作和生活，否则企业一定会陷入名利场。企业家用明星式的思维来投资，那么企业就离死亡不远了。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