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奴娇（闹红一舸）扬州慢（淮左名都）长亭怨慢（渐吹尽、枝头香絮）淡黄柳（空城晓角）暗　香（旧时月色）疏　影（苔枝缀玉）翠楼吟（月冷龙沙）杏花天影（绿丝低拂鸳鸯浦）一萼红（古城阴）霓裳中序第一（亭皋正望极）章良能　小重山（柳暗花明春事深）刘　过　唐多令（芦叶满汀洲）严　仁　木兰花（春风只在园西畔）俞国宝　风入松（一春长费买花钱）张　镃　满庭芳（月洗高梧）宴山亭（幽梦初回）史达祖　绮罗香（做冷欺花）双双燕（过春社了）东风第一枝（巧沁兰心）喜迁莺（月波疑滴）三姝媚（烟光摇缥瓦）秋　霁（江水苍苍）夜合花（柳锁莺魂）玉蝴蝶（晚雨未摧宫树）八　归（秋江带雨）刘克庄　生查子（繁灯夺霁华）贺新郎（深院榴花吐）贺新郎（湛湛长空黑）木兰花（年年跃马长安市）卢祖皋　江城子（画楼帘幕卷新晴）宴清都（春讯飞琼管）潘　牥　南乡子（生怕倚栏杆）陆　叡　瑞鹤仙（湿云黏雁影）吴文英　渡江云（羞红颦浅恨）夜合花（柳暝河桥）霜叶飞（断烟离绪）宴清都（绣幄鸳鸯柱）齐天乐（烟波桃叶西陵路）花　犯（小娉婷）浣溪沙（门隔花深旧梦游）浣溪沙（波面铜花冷不收）点绛唇（卷尽愁云）祝英台近（采幽香）祝英台近（剪红情）澡兰香（盘丝系腕）风入松（听风听雨过清明）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惜黄花慢（送客吴皋）高阳台（宫粉雕痕）高阳台（修竹凝妆）三姝媚（湖山经醉惯）八声甘州（渺空烟四远）踏莎行（润玉笼绡）瑞鹤仙（晴丝牵绪乱）鹧鸪天（池上红衣伴倚栏）夜游宫（人去西楼雁杳）贺新郎（乔木生云气）唐多令（何处合成愁）黄孝迈　湘春夜月（近清明）潘希白　大　有（戏马台前）无名氏　青玉案（年年社日停针线）朱嗣发　摸鱼儿（对西风、鬓摇烟碧）刘辰翁　兰陵王（送春去）宝鼎现（红妆春骑）永遇乐（璧月初晴）摸鱼儿（怎知他、春归何处）周　密　高阳台（照野旌旗）瑶花慢（朱钿宝玦）玉京秋（烟水阔）曲游春（禁苑东风外）花　犯（楚江湄）蒋　捷　瑞鹤仙（绀烟迷雁迹）贺新郎（梦冷黄金屋）女冠子（蕙花香也）张　炎　高阳台（接叶巢莺）渡江云（山空天入海）八声甘州（记玉关踏雪事清游）解连环（楚江空晚）疏　影（碧圆自洁）月下笛（万里孤云）王沂孙　天　香（孤峤蟠烟）眉　妩（渐新痕悬柳）齐天乐（一襟余恨宫魂断）长亭怨慢（泛孤艇、东皋过遍）高阳台（残雪庭阴）法曲献仙音（层绿峨峨）彭元逊　疏　影（江空不渡）六　丑（似东风老大）姚云文　紫萸香慢（近重阳、偏多风雨）僧　挥　金明池（天阔云高）李清照　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声声慢（寻寻觅觅）念奴娇（萧条庭院）永遇乐（落日镕金）作者小传大陆版前言20世纪末，台北建安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赵昌平、李梦生二先生主编的《三百首系列丛书》十种，均以《新译》为书名，本书即其中的一种。书出版发行后，颇受宝岛内学者、教授们的关注，有从海峡彼岸特地打来电话，与我讨论宋词版本文字异同等问题的。我想，此书倘有机会在大陆修订出版，当更能满足广大诗词爱好者的需要。现在，这一愿望得以实现，我自然感到十分欣喜。本书的台北版“前言”中，我已把诸如词的兴起、名称、体裁特点、与诗的区别，其发展演变过程、名家流派，以及对自号上彊村民的朱祖谋（孝臧）其人、《宋词三百首》选本特色和选取标准等，都一一作了概括介绍，该说的话，似乎都说了，读者可以自己去看。1954年春，我读完大学，留校任教，同时继续随恩师夏承焘（瞿禅）教授进修唐宋诗词，后来我指导的研究生，也都是唐宋文学专业。现在算起来，已逾半个世纪。虽然，在“文革”期间，因外在原因，又与红学结了缘，且一发而不可收拾，后来还被冠以“红学家”的头衔，但我始终未放下过诗词老本行。在我所接触的中青年朋友中，爱好古典诗词的不少，且喜欢词的人数或许还超过诗，尤其是女士们。我想，这也不难理解，毕竟词本是音乐文学，其长短错落的句子形式，有音乐感的节奏，比起大部分句式整齐的诗来，更显得自由活泼，富于变化，长于抒情。只是要掌握每一词调的不同格律，比诗要复杂些、麻烦些，所以今天学填词的人还超不过学写诗的。如果从写新诗要在语言形式上借鉴传统诗词来说，词能给人以利用的借鉴价值，也许还超过了诗。一位朋友问我，你为什么只找宋词选本而不找唐宋词选本呢？倘加入唐五代词，不是更能够完整地让人看到词的兴起和发展成熟的全过程吗？我的回答是：首先，选题的确定，往往不是作者个人想怎样就怎样的，还要看客观的社会需求（市场）和出版社的整体计划安排；更主要的是选本没有必要都去考虑“全过程”，正如选唐诗，就没有非要将汉魏六朝诗也加入进去不可的道理。此外，既非自选，而是选用前贤现成的本子，那么，能与《唐诗三百首》相配的，唯有徐调孚先生所竭力推崇的“《宋词三百首》——一部最精粹的词选”一种，只是后者晚出，时代环境已有改变，故不及前者普及而已。《宋词三百首》，今天看来，自然也有可议之处。这一点我在初版的“前言”中已有提及。朱祖谋无论是其词学观，还是文学观、社会观，都应该说是保守派。他选词数量最多、最看重的是吴文英，这也许与他长期从事《梦窗词》研究，并多次为其作笺，故有所偏爱有关。这姑且不说，即如《放翁词》存词百余首，在南宋也列为名家之一，刘克庄说：“放翁长短句……其激昂感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后村诗话》续集卷四），其推崇可知。而朱孝臧仅录其《卜算子·咏梅》小令一首，倒是成就远不如放翁的小词人，常常也选有数首，给人的感觉是选花间尊前、离愁别恨题材的词较宽，而选有严肃思想内容的词较严。当然，我们不能尽用今人的眼光去苛责前贤，《宋词三百首》毕竟是一个很有见地也很有个性的优秀选本。原版用的是繁体字，如今改用简体字，这一改变过程常常容易出错，在校对上恐怕要花费不少工夫了。我还注意到原版有一些异体字，若保持原样，会不方便阅读。举例说，“阑干”一词，通常有二义：一是同“栏杆”，一是纵横；二者本子里都有，倘不加区别，易滋混淆，所以这次将前者改用“栏杆”，后者仍保留原样。还有“沉沉”“深沉”的“沉”，原版都用“沈”字，在大陆的年轻人看来，像是错字，所以也改了。又“着”都用“著”，“樽”都用“尊”，也不符合当今我们通用的习惯，尚不及订正，希望在校对时也能改过来。此外，原版中生僻字多未注音，这次有所增加以方便读者，采用的是注常用同音字的办法。至于此书中与其他本子有异文或断句不同，甚至偶有字数多少不一者，必要时也在注释中说明。期待广大读者和专家们的批评指正。蔡义江2006年11月立冬日于北京东皇城根南街86号台北版前言词，萌芽于隋，兴起于唐，成熟于晚唐、五代，大盛于两宋，是唐宋新兴的诗歌体裁。词，原本是音乐文学，是为配合乐曲而填写的歌词，所以全称为“曲子词”，简称为“词”。既要按曲子节奏填词，就很难都用整齐的五言、七言来填，因为旋律总有长短快慢。所以除有极少数的例外，一首词中句子总是长短参差的，故词又称“长短句”。词还有“乐府”、“歌曲”、“乐章”等名称，也都可以看出它与音乐的关系，只有较为晚出的“诗余”之称，是忽略了词与音乐之间关系的。所谓“诗余”，是将词说成是诗的余绪（贬低词的说法），或以为词是由诗增减字数、改变形式而演化成的。这都是只着眼于诗词语句篇章的异同，而没有考虑音乐对词的产生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而形成的片面看法，因而是不符合实际的。诗，也有配乐唱的，主要是乐府。乐府与词的根本区别在于：（一）乐府起于汉代乐府机构所采集的民歌，所配的音乐是以前的古乐，叫“雅乐”；还有汉魏以来的清商曲，叫“清乐”。而词所配的音乐，则是以隋唐以来大量传入中国的胡乐为主体，包含部分民间音乐成分，共同结合形成的一种新乐，叫“燕乐”（也作“ 乐”、“宴乐”）。燕乐所用的乐器也与以前不同，主要是极富表现力的琵琶，以后则有觱篥。词所配合的就是这种当时极受欢迎而广为流行的新音乐、新曲调。（二）乐府以及也被拿来唱的声诗，都是先有诗，然后才配以乐的；词则是先有乐曲（词调）而后才倚声填词的。这一区别也很重要，由此我们知道乐府歌行中的长短句是自由的，作者可凭自己的意愿或长或短，并自己决定如何用韵；而词的长短句则是规定的，是必须与曲子相配合的，是由每一个词调的格律要求所决定的，犹律诗之格律规定“诗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双句押韵，中间对仗”不能任意违反一样，在这一点上，每一词调都像是一种不同格式的律诗。词，虽然也有“乐府”之称，其实它比近体诗更讲究声韵格律，所以又被人称之为“近体乐府”。词除句有长短外，尚有些体裁特点是有别于诗的。首先是每首词都有个词调，也叫“词牌”。它表明词写作时所依据的曲调乐谱，因而也就等于是词在文字上的格律规定。词在初起时，词调往往就是题目，名称与所咏的内容一致；以后继作时，因为内容不同，又另加题目或小序（当然也可以不加），词调便只有曲调与格律的意义了。也有作者在择调时，有意识让词调的名称同时充当题目用，那是另一码事，词调还是词调，不是题目。一个词调，调名往往不止一个，如《木兰花》又名《玉楼春》，《蝶恋花》又名《凤栖梧》、《鹊踏枝》等等，之所以有两名或数名，原因不尽相同，其中一个是本名，其他是别名。别名多的，可多至七八个。一调数名，是较普遍的；反之，也有两调同名的，这就只是个别的了。这方面，有《词名索引》（中华书局版）之类的书可查，此不赘述。词调中有些用字也可一提：带“子”字的，如《采桑子》《卜算子》等，“子”就是“曲子”的省称。带“令”字的，就是令曲或小令；一般是字少调短的词，当起于唐代的酒令。带“引”字“近”字的，则属中调，一般比小令要长而比长调要短（不足一百字）。带“慢”字的，是慢曲子，即慢词，大部分是长调。此外，还有局部改变原词调字数、句式的“摊破”“减字”“偷声”，以及增加乐调变化的“犯”等，就不一一介绍了。每一词调都表达一定的情绪，有悲有喜，有调笑有嗟叹，有宛转有激昂……也有对不同情绪有较大适应性的，这也就是音乐曲调的情绪。曲调既已失传，我们就难以确知，只能从有关记载、当时的代表词作以及词调的句法、用韵等等去了解、分析和揣度了。其次，词的分片，也是它与诗明显不同处。词除很少数小令是不分段的单片词（称“单调”）外，极大部分都分为两段（称“双调”）。一段叫“一片”，“片”也就是“遍”，是音乐已奏了一遍的意思。乐曲的休止或终结叫“阕”，所以“片”又叫“阕”。双调词通常称第一段为“上片”或“上阕”、“前阕”，第二段为“下片”或“下阕”、“后阕”。上下片的句式，有的相同，有的不同。长调慢词中有少数是分三段，甚至四段的，称“三叠”、“四叠”。三叠的词中，又有一种是“双拽头”的，即一叠与二叠字句全同，而比三叠来得短，好像前两叠是第三叠的双头，故名。如周邦彦《瑞龙吟》，便是双拽头，而他的《兰陵王》就不是。四叠词极少，今仅见吴文英《莺啼序》一调，共二百四十字，是最长的词调。片与片虽各成段落，但在作法上上下片的关系也有讲究。下片的起句叫“换头”，在作法上又称“过片”。如张炎《词源·制曲》云：“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须要承上接下。如姜白石（《齐天乐》）词云：‘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于过片则云‘西窗又吹暗雨’。此则曲之意脉不断矣。”此外，词的押韵与诗多数是偶句押韵，少数是句句押韵，或一韵到底，或若干句一转的情况都不一样。词的韵位，大都是其所合的音乐的停顿处，不同曲调音乐节奏不同，不同词调的韵位也各别，有疏有密，变化极多，有时一首词中韵还可分出主要和次要来。如苏轼《定风波》，以“声”、“行”、“生”、“迎”、“晴”五个平声韵为主，而其中又夹杂进三处仄声韵为宾，即“马”与“怕”押，“醒”与“冷”押，“处”与“去”押。这样的押韵法，是诗中所未有的。当然，词的用韵，从合并韵部、通押上去声来看，又比诗的用韵要宽些。至于词的字声，基本上与诗的律句由平仄互换组成相似，但变化也很多，有些词调还在音乐的紧要处，要求分出四声和阴阳来。词最初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的发现，为这一点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文人词在初盛唐几乎是凤毛麟角。到中唐白居易、刘禹锡时代，词才算略有一席之地，但所作多半是《忆江南》之类颇似由绝句形式改造而成的小令，作者填词，也只是偶一为之。到晚唐温庭筠、韦庄，词的创作才出现了重大的飞跃。有了一批专长于填词的作家，词的体裁形式和表现技巧也完全成熟了。温、韦都是唐末重要的诗人，同时又都是词的大家。以他们为首，包括一批五代的词作者共十八人，就有五百首词被五代后期蜀人赵崇祚收录在他所编的《花间集》一书中，从而被人称之为“花间派”。这些词人和作品有个共同的特点，即基本上都是为青楼妓女和教坊乐工而创作的，这完全适应了当时南方都市经济发展的需要。爱情相思、离愁别恨，几乎便成了这些词的唯一主题，同时词的语言风格，当然也是绮靡艳丽的，因为它们都是“花间（花，喻指妓女）尊前”唱的歌曲。乍一看，这个头似乎开得不好，但问题恐不能这么孤立简单地看。要没有花间派词人的努力，没有这种为满足都市生活需要而创作流行的新曲子词的普通热潮的形成，词这种新体裁和与之相适应的语言艺术技巧，就不可能成熟得这么快，词对后来文坛的影响也不可能那么大，诗歌发展的历史就要推迟。而且说到底词的兴起，也不可避免的总会要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的，不管它发生在何时何地。这就是历史，而历史是不能任意取舍割裂的。不在《花间集》、不属花间派的五代词人中还有三位大词家，那就是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和冯延巳。他们一部分词与花间派的题材、风格相近，只不过反映的是宫廷贵族的私情密约、风流逸乐的生活，在艺术境界上，则委婉蕴藉，有明显的提高。另一部分风格哀怨的抒情词，特别是南唐亡国以后，李煜过着“日日以眼泪洗面”的臣虏生活，所作之词，尽是伤悼身世遭遇、寄托故国之思的哀音，这就一扫“为侧艳之词”的花间风格，而以纯朴的白描手法来抒发内心真实而深切的感受，把词境推向了唐五代词的艺术最高峰。北宋前期的词是唐五代词的延续，虽题材略有扩大，但基本上仍不出爱情、相思、离别、游宴、赏景等范围，如欧阳修这样的大作家，许多严肃的内容都见诸其诗文而并不写在词中，这就是词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题材内容对作家影响的具体表现，因此论词者有词是“艳科”的说法。另一方面，欧词与冯延巳词又常常相混，还混作二晏词，这又说明欧阳修、晏殊、晏几道等人的词与五代冯延巳词在题材风格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在柳永之前，从中晚唐到北宋初，词基本上都是抒情的小令，且已发展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柳永创作了不少慢词，提高了词体的表现能力，扩大了词的题材领域，是他对词发展史的一大贡献。他是一位长期出入于妓馆教坊的落魄文人，对当时都市生活的需求和市民们的心态都有相当深刻的体验和理解，加之又有诗歌才能和音乐素养，所以他的词写出来，便广为流传，所谓“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此外，长于写慢词的尚有张先、秦观等人，他们也都为词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词发展到这一时期，作者既多，词体渐渐不依附于音乐而成为独立文体的倾向也就自然产生了。同时，打破词只写绮语艳情、限于狭隘题材的传统观念而用来反应更广阔、更丰富的现实生活及感受的革新想法也随之而产生了。苏轼以他非凡的天才开始了这方面的实践尝试。他放笔挥洒，诙谐谈笑，深沉感慨，把咏怀古迹诗的内容写入词中，这就是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此外，如围猎、记游、述梦、咏物、感慨人生、隐括唐诗、唱和古人、酬答朋友，以及描写农村风物等等，都一一入词。诗与词的界线被冲破，词的传统婉约风格被改变，词的题材内容得到了解放，苏轼被称为词豪放派的代表。在东坡之前，范仲淹曾以《渔家傲（塞下秋来）》写过边塞征戍事，可谓开了豪放词的先河，但终究只是偶作。东坡词虽对词的传统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但当时并没有形成气候，倒是招来了一些讥议，说他“长短句中诗也”、“不协音律”、“要非本色”等等。只是到了南渡后，他的影响才显示出来。苏轼的实践证明：词是可以脱离音乐而成为独立文体的。但更重要的是社会需求。当时社会上对合乐的歌词的需要并没有减低，仅仅把词当作一种新诗体来创作的人难免会被人讥为不能歌、不懂协律，即便他才名高如苏轼。这样，到北宋末期，词风就又回到讲求音律的路子上去了。宋徽宗设立了一个“大晟府”，相当于汉代的乐府机关，延请了一批精通音律的人来整理乐曲，制作歌词。“好音乐，能自度曲”的周邦彦和“元祐诗赋科老手”万俟咏就成了大晟府的主持者，他们奉旨“依月用律，月进一曲”，凡所制作，都成为典型而被人所效仿。周邦彦也确是一位天才。他既精音律，又善辞章，能写出保持传统风格、投合上至宫廷贵族、下至市侩妓女各阶层人的口味的音律优美的词曲来。所以旧时被推崇为宋词的集大成作家，也被人称之为“格律派”。李清照是这个时期的最后一位天才的女词人。她的词清新婉约，但不绮靡浮弱，有一部分已是南渡后感叹身世不幸之作，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她与周邦彦等人的词风并不一样，但也极讲究声律。在创作上主张“词别是一家”，不应与诗相混；又自视极高，对诸多前辈词家包括苏轼在内，都有过尖锐的批评。宋室南渡后，由于国土大半沦丧，一部分有爱国思想的人愤慨痛心。他们要表达内心的不平，除著文赋诗外，也就利用起这已十分流行的词体来了。词既用来写家国事、民族恨，自然又走上了豪放派的路子。苏轼当年播下的词体革新的种子，埋藏了一段时间，终于到这时候开花结果了。张元幹、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还有南宋后期的刘克庄、刘辰翁等，都在抒写国家兴亡的感慨中拿起了词这个“武器”。其中最突出的自然就是辛弃疾。他不但与苏轼并称“苏辛”，成为宋词豪放派的代表，而且可算得上是宋词中成就最高的真正的集大成者。他不但存词数量最多（六百多首），题材风格也最为多样。他不但能用词直接记述重大史实，如写金主完颜亮欲投鞭渡江，至瓜洲受阻，被哗变金兵所杀，恰值辛氏奉表南归，得以亲见的情形：“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貍愁。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水调歌头》）也能用香草美人手法写出“肝肠似火，色笑如花”合乎传统婉约风格的作品来，如《摸鱼儿（更能消）》之类，还能作《祝英台近（宝钗分）》、《粉蝶儿（昨日春如）》一类“暱狎温柔”之词。他的农村词更是活泼清新，一派生机。他擅长使事用典，也能信手白描；他在苏轼“以诗为词”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以文为词”，如《沁园春·将止酒》云：“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漫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人谓此词是《毛颖传》（见《七颂堂词绎》），即是一例。总之，稼轩是大才，能无所不容。这样，词体又一次突破了倚声的局限而得到了解放。慷慨悲歌和爱国情怀只是南宋时代闪光的一面，相比之下，另一面的情况要严重得多，也普遍得多：习于苟安，追求声色，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那些人当然不会欣赏革新派词人的作品。也还有些不同程度对现实感到失望的人，他们躲进了艺术王国，在专心制曲填词上寄托自己的生活乐趣，竭力追求词在声律格调上的严谨与完美。这样，周邦彦就成了他们崇拜和效法的对象，而词则因此而明显地趋向典雅化。最初的代表人物是长于音律又艺术感觉敏锐的白石道人姜夔，后来则有史达祖、吴文英、蒋捷、周密、张炎、王沂孙等人。他们被人称之为格律派，也有人说，他们是典雅派、风雅派。他们的艺术风格其实也不尽相同：“姜白石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张炎《词源》）故人称“清空”；史达祖风格虽说与之相近，却涉尖巧而多勾勒；吴梦窗则绵密秾丽，才情横溢，被人比作李长吉或李商隐，张炎讥其为“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词源》），苛刻之论，未免皮相。咏物词在这一时期特盛，那些成了遗民的词人多借此寄托亡国之痛。宋亡入元之后，词多模仿前贤而缺乏创新，已趋于衰落了。徐调孚云：“（宋词选本）总在数十种以上。有名的如宋人的《花庵词选》、《绝妙好词》，清人的《词综》、《词选》、《词辨》等，不是有时代的偏见，就是有个人的主观，加以有的选得太宽，有的太严，因为选者和作家的宗派不同，遂失平允。这在初学的人是不易辨别的，所以不适宜读它们。比较起来最平正无疵的，大家都推民初朱祖谋所选的《宋词三百首》。”（《中国文学名著讲话》第九十九页，中华书局版）徐先生的归纳是符合当时实际的。他还将这一节标题为：“《宋词三百首》——一部最精粹的词选”，如此推重，也并不为过。朱祖谋（1857—1931），原名孝臧，字古微，浙江归安（今湖州市）人。幼年颖慧，既长，雅擅文学。光绪九年（1883）进士，授编修，预修《会典》。二十年（1894）大考二等，迁侍讲。时王鹏运任御史，举办词社，邀之入。值义和团倡扶清灭洋，被清廷召为团练，横行京津间，焚教堂，杀教士，掘铁路，剪电线，凡物之洋式者悉毁之。清廷又召甘军董福祥率部入京与之合，同时下令攻使馆，向各国宣战。祖谋与张亨嘉等议事慈禧太后前，力言义和团不可恃，董福祥不可用，外衅不可开。大忤慈禧意。八国联军入京，慈禧西遁，祖谋偕修撰刘福姚就王鹏运以居。既而困危城中，发愤呼叫，因赋《庚子秋词》以自遣。历迁礼部侍郎、广东学政等职，任满乞休归，不复出仕。宣统即位，授顾问大臣，不赴。辛亥革命后，隐居沪上、专心研究词学，勤探孤造，独步一时，即以此终身，卒年七十五。祖谋洁身远名，秉性耿介，所作词精雅峭丽，音律缜密，风格略似姜白石、吴文英，人称一代宗匠。亦能诗，尤精校雠。民国六年（1917）校刻唐、五代、宋、金、元词总集四种，别集一百六十八家为《彊村丛书》。“彊村”是祖谋的别号，因其世居归安埭溪渚上彊山麓，遂自号“上彊村民”，又号“沤尹”。除选编《宋词三百首》外，又辑有《湖州词征》二十四卷，《国朝湖州词征》六卷；自著则有词集《彊村语业》三卷、《遗文》一卷。《宋词三百首》虽说“最平正无疵”，那是与当时其他选本比较下相对而言的，若以当今认识来看，自然不无可议之处。首先，朱氏对词的看法，仍不脱传统观念。此书编次上仍循帝王后妃最前、僧侣妇女最末的旧例即是。他选词的标准，以浑成为归，典雅为上，侧重于格调声律，所以选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等人的作品特多。我们对入选词数作部分统计：吴文英二十五首，位居榜首，其次是周邦彦二十二首，然后姜夔十七首，晏几道十五首，柳永十三首，辛弃疾十二首，贺铸十一首，晏殊、苏轼各十首。美成、梦窗之作多出苏、辛一倍以上。这除了选者所尚本在周、吴二家外，或者多少也有“力破邦彦疏隽少检、梦窗七宝楼台之谰言”（吴梅为唐圭璋本所作《笺序》）的用意在。范仲淹之《渔家傲（塞下秋来）》与苏轼之《念奴娇（大江东去）》未被入选，原因大概就是他们以诗为词、非词之本色吧。苏、辛清新可喜的农村词之被忽略，或许还因为非典雅之作。这些都不足为奇，《唐诗三百首》不是也没有选杜甫的《奉先咏怀》、《北征》、《三吏》、《三别》和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吗？可仍不失为普及唐诗功劳极大的好选本。时代不同，人的观点也有差别，我们不能只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前贤，求全责备。唐圭璋曾作《宋词三百首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其自序称：“大抵宋词专家及其代表作品俱已入录，即次要作家如时彦、周紫芝、韩元吉、袁去华、黄孝迈等所制浑成之作，亦广泛采及，不弃遗珠。”实平允之论，非溢美之辞。彊村所选，虽称三百，实入录二八三首。然而后来有的本子不止此数，如三秦出版社出的《宋词三百首注析》为三○○首整；又据该书介绍尚有岳麓书社出的同名书，竟多至三一○首。岳麓本未见，翻看三秦本，其“前言”称是以陕西省省图书馆藏本为底本的；藏本是“经过重新整理”的，“前有吴昌硕的题签”云云。我粗略地加以对照，发现它比原选增加了好些作家，如聂冠卿、黄庭坚、张耒、查荎、蔡幼学、萧泰来等，都是原选本中所没有的。作品除须增加十七首以凑足三○○之数外，又更换了一些词，所以实际上新增了二十余首，像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等豪放词都已补上了。当然，整理者有自己的想法，无非是认为有些词不应漏选，有些词可以不选，所以动了这番手术，以为增删后可更加完美。但这一来，朱孝臧被改变了，教人认不出来了，已面目全非了。我想，与其如此，整理者何不自己另选一本？为什么要将自己的看法强加在朱孝臧头上呢？所以我还是采用了唐先生笺注的未经增删的本子，以存原貌。原书李重元《忆王孙》一首误作李甲，无名氏《青玉案》一首误作黄公绍，已经唐先生指出，今从其考改正之。遇有文字上需校改处，多在注释中说明。诗词语译而要保持原意不走样，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好的工作，唯一的办法只有认真对待、细心体察、反复推敲，谨慎落笔。撰写书稿之费事费时，大大出乎我的预计，又不敢存丝毫草率应付之心，因而完稿的时间竟比原约超过一倍以上，这就只好向出版社表示歉意了。此书撰写过程中，得苗洪和小女蔡宛若的协助，节省我不少时间。其中吴文英词及所附作者小传，基本上都是由苗洪起稿，我再作修改的。我妻李月玲，则替我包揽了一切后勤工作，给我以大力支持。李梦生为减少我的疏失，提高书的质量，认真审读了书稿，做了不少工作，特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此书有谬误失当处，还祈读者批评指正。暑退凉至，夜风习习，出书斋，立阳台眺望，市喧已静，窗灯俱灭，惟月色微茫、星宇晶明而已，此寓居北京东皇城根南街八十四号时也。蔡义江宴　山　亭徽宗皇帝北行见杏花裁剪冰绡① ，轻叠数重，淡着燕脂匀注② 。新样靓妆③ ，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④ 。易得凋零⑤ ，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者双燕⑥ ，何曾会人言语⑦ ？天遥地远⑧ ，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⑨ 。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⑩ 、新来不做。【注释】①冰绡：轻而薄的绢。　②燕脂：即胭脂。匀注：均匀涂抹。　③靓妆：脂粉的妆饰。　④蕊珠宫：道家的仙宫。　⑤易得：容易。　⑥者：同“这”。这一句又有作“者双燕何曾”五字断句的。　⑦会：领会，懂得。　⑧天遥地远：一作“蝴蝶梦惊”。《词律》十五：“各刻载徽宗‘裁剪冰绡’一首，于‘蝴蝶梦惊’句作‘天遥地远’，误也。宜作‘天远地遥’乃合。此即同前段之‘新样靓妆’句。”意思是说，这四字字声应是“平仄仄平”。　⑨知：不知；古代诗词中多有这样的用法。如古诗“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即是。　⑩和：连。【语译】杏花好像是用薄薄的细绢剪裁而成，轻柔地叠了好几重，淡淡地抹着一层均匀的胭脂。她像一位装束时髦的美人，用脂粉打扮起来，光彩四溢，香气融融，连蕊珠宫中的仙女见了，也自惭形秽，羞愧不已。娇好的花儿本容易凋谢，更何况还要经受多少风雨的无情摧残啊！想到这些，我心情愁苦极了。试问像这样的春残花落、庭院凄凉，已经过几回了呢？我想依仗双飞的燕子，将我诉不尽的离愁别恨捎给远方，可是燕子又哪里能懂得人的语言呢！天远地遥，相隔万水千山，也不知昔日的宫殿今在什么地方。故国的种种怎不令人思念呢？除非梦里，有时还能再回去一趟。可是梦境毕竟是虚幻无据的。近来倒好，索性连那样的梦也不做了。【赏析】宋徽宗赵佶与南唐后主李煜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荒淫昏庸导致国破家亡的倒霉皇帝，京城陷落时，都当了敌人的俘虏，最终远离故国，惨死于敌手。同时他们又都是杰出的文艺天才，都能填写绝妙好词来抒发亡国之痛。李煜是唐五代词中成就最高的大家；赵佶虽以书画著称于世，但他这首词也历来被推为绝唱，且与李后主的亡国词情调相仿，我们不难从中听出与“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浪淘沙》）等等颇相类似的哀音。所以旧时有宋徽宗是李后主的后身的说法。徽宗赵佶禅位给长子钦宗赵桓才一年，他们父子双双便成了金兵的俘虏。靖康二年（1127）三月十八日，徽、钦二帝被胁迫北行，经两个多月，于五月二十一日到达金国都城燕京。他们离开汴京的时候，正是北方春光明媚的季节，赵佶在途中见到杏花正开，喷火蒸霞似的，不免枨触万端，愁思难禁，于是写下了这首哀情哽咽的词作。词调《宴山亭》，亦写作《燕山亭》。《词律》十五：“此调本名《燕山亭》，恐是‘燕国’之‘燕’。《辞汇》刻作《宴山亭》，非也。”词是见物兴感的写法，与咏物寄情略有区别：不是整首词自始至终都写杏花，在咏物之中同时有所寄寓；而是只用上阕来描写所见到的杏花，从花开时的美好姿容，想到花落时的凄凉情景，想到春光短暂，好景不常，人生大都如此，触动自己的悲苦情怀。然后用下阕来写故国不堪回首之感，已完全脱开杏花，直接抒写自己抛家离国、被掳北行的哀伤。上阕先以工细彩笔描绘杏花。以造化用巧手将冰清玉洁的细绢裁剪成花瓣，重叠起来，均匀地晕染上淡淡的胭脂的奇妙想像，来比杏花之形。接着又进一步写花的格调，将她比作打扮别致的绝色美人，说她艳光四溢，清香和融，连天宫仙女也自愧弗如。夸张的赞美，增强了反跌的效果。然后转为名花易零落、红颜多薄命的感叹。表面说的仍是花是景，联想之中已是世事人情，词语双关，文情凄惋。这里的“院落”，已为后面的“故宫”作引，且上阕询问句式的结语，正好与下阕“过片”相接，启后半首抒亡国之痛的内容。下阕多层次地抒写离恨，一步一转折，层层递进，使内心的悲哀愈转愈深，愈深愈痛。先是见春日双飞燕而产生请它将自己的无尽离恨捎去给远方的愿望。接着就一转说，鸟儿不可能懂得自己想要倾诉的话。随后再翻进一层说，故宫已远隔万水千山，现在连它在哪儿都不知道了。然后又说无奈思量难禁，只是无法前往；去不成而偏说能去，原来是只在“梦里”。但刚说“有时曾去”，又立即生疑，因为梦本虚幻“无据”。最后连这么可怜的“一晌贪欢”的幻情也加以否定：连梦也“新来不做”了。写愁肠千回百折，心灰情伤，已至极点。下阕的构思，颇似受李煜词句“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清平乐》）的启迪。国学大师王国维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略似之。”（《人间词话》）赵佶之词留存不多，而此首伤心词竟代代传诵，也许就因为它是掺和着作者自己血泪写成的缘故罢。木　兰　花钱惟演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　　情怀渐觉成衰晚，鸾镜朱颜惊暗换① 。昔年多病厌芳尊② ，今日芳尊惟恐浅。【注释】①鸾镜：传说罽宾（汉朝西域国名）王获一鸾鸟，三年不鸣。听说鸟见了同类才鸣，就悬一镜让它照。鸾见影，悲鸣冲天，一奋而死。（见《艺文类聚》引范泰《鸾鸟诗序》）后世因称镜子为鸾镜。　②芳尊：盛着美酒的酒杯。“尊”同“樽”。【语译】城上眺望，风光大好，黄莺儿的叫声乱成一片。城下湖面上烟波浩渺，春水不断地拍打着堤岸。这令人伤怀的青青杨柳如绵绵芳草啊，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没有呢？我眼中充满泪水，愁绪袭来，先就使我肝肠寸断了。我觉得自己的情怀已渐渐像个老人，没有生气了。还吃惊地发现镜子中昔日红润的容颜，在不知不觉中改换了，已变得如此憔悴苍老了。往年，我体弱多病，讨厌去碰那美酒金杯，如今杯儿在前，却唯恐酒斟得不满。【赏析】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三十九引《侍儿小名录》说：“钱思公谪汉东日，撰《玉楼春》词，每酒阑歌之则泣下。”这里所说的《玉楼春》词也就是《木兰花》词，这一词调有许多别名。由此可知作者填此词，与他仕途受挫、自伤身世有关。只是从此词所创造的意象看，很难确定它的这种创作背景，倒像是仕女因春伤怀，在悲嗟华年的逝去。这实在与词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的题材和表现方法有关。填词与写诗、为文不同，一般不直接抒写重大的严肃的题材或人生感慨，而总是以婉约的风格，表现“花间”、“尊前”的内容；即便作者真有政治性的身世之感需要借词表达，也多半只用寄托的手法，犹“楚辞”中之有“香草美人”。这在唐五代到北宋初的词中尤其如此。明乎此，才不会以为此词所述，只不过是作者的无病呻吟。此词上阕以写景为主，对景伤怀。春日的明媚景象，在词中被描绘得十分动人。群莺乱啼，春水拍岸，绿杨摇曳，芳草如茵。面对这令人心神陶醉的大好风光，作者却一反常情地提出“几时休”的诘问，其因愈增感触而不愿见美好景物的心情，可与“江水江花岂终极”（杜甫《哀江头》诗）、“春花秋月何时了”（李煜《虞美人》词）相比。这样，词情急转为哀痛，说出“泪眼愁肠”句来，就顺理成章了。同时，有第四句也自然地过渡到下阕。下阕全用抒情。一句说情怀改变，一句说容颜改变。情怀变为衰暮消极，是能自我体会到的，故用“渐觉”；容颜变得憔悴枯槁，是偶尔留意镜中自我形象才突然发现的，所以用一“惊”字。“鸾镜”一词用在这里，或者也有寄寓离愁别恨的用意在。末两句以今昔对待酒的截然相反态度，来写出自己的烦恼和颓伤已到了只能借酒浇愁的地步。对于这末两句，评词者多有不同的褒贬。赞之者说：“妙处俱在末结语传神。”（李攀龙《草堂诗余隽》），“芳樽恐浅，正断肠处，情尤真笃。”（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有保留者说：“不如宋子京‘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更委婉。”（杨慎《词品》）杨升庵的话，虽则似乎苛严了一点，但他提出“委婉”二字来，结合我们上述词在发展中形成的婉约特点来看，也不是没有见地的。的确，钱惟演的这首词结语虽然写得不错，但似乎嫌稍稍直露了些，不够委婉，它更近乎诗而非词的语言。苏　幕　遮范仲淹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① ，追旅思② 。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注释】①黯乡魂：内心因怀念家乡而悲伤。形容心情凄怆叫黯然。　②追旅思：摆脱不了羁旅的愁思。【语译】天空飘着淡清的云朵，大地铺满枯黄的落叶。秋色绵延，一直伸展到水边；水面清波浩渺，笼罩着一层带有寒意的苍翠的烟雾。远处山峦映着斜阳，天与水连成一片，而引起我思念远方的无情芳草啊，它处处生长，无边无际，哪怕是比斜阳更遥远的天边，也总是绵绵不绝。我的心因怀念故乡而黯然伤悲，羁旅的愁绪总是在心头萦绕不去。我夜夜都受思念的煎熬而难以入睡，除非是能做上个好梦，才会得到片刻的安眠。明月正照在高楼之上，还是不要独个儿靠在栏杆上罢，我本想借酒浇愁的，谁知酒喝下去，都变成相思的眼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