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至1900年的主要用法。1896年，古城贞吉介绍了欧洲的革命党人，指出他们的政治目标是“倡变民主”。“阿尔兰革命党人……其党徒之铁中铮铮，如梯能欹邻尔亚里鸦氏、哗呢司名希路等……盖梯能等，志在先灭伦敦，寻及法都，欲举欧洲尽变民主，始满其愿。”（古城贞吉译：“欧洲党人倡变民主”，《时务报》，第十册〔1896年11月5日〕，页29。）戊戌变法之前，中国人都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革命”一词，常见的是“汤武革命”，或者用于指外国、特别是法国的革命事件，且多有贬义，有时为中性。“逆君之贼，与国之所恶也。倡乱之民，天下之所诛也。今则自由之党，日本有之。革命之党，英国有之。以美利坚为藏身之固，以欧罗巴为致命之场。此异于战国者六。”（何树龄：“论今之时局与战国大异”，《知新报》，第十二册〔1897年4月17日〕，页4。）1898年，梁启超在翻译《佳人奇遇》时将“革命”与自由、民权联系起来：“自三帝约神圣同盟，欧之大陆，皆被其强迫连合。盖同盟之意，欲扑灭自由民权，若其国有倡革命之举，布公议之政者，以同盟军征讨之。以故除英美之外，皆呻吟于抑压非道之治下。”（梁启超译：“佳人奇遇”，页103。）1899年，梁启超多次用到“经济革命”、“女权革命”、“宗教革命”等，其含义与revolution相同。如：“今日资本家之对于劳力者，男子之对于妇人，其阶级尚未去。故资本家与男子之强权，视劳力者与妇人尚甚远焉。故他日尚必有不可避之二事：曰资生革命（日本所谓经济革命）；曰女权革命。经此二革权，斯为强权发达之极，是之谓太平。”（梁启超：“自由书”，页33。）也是在《自由书》中，梁启超用“革命党”称呼当时的革命派。同年，何启、胡礼垣也将革命派称为“革命之党”：“今试综观中国……且勤王之党，保皇之党，忠君之党，革命之党，孔教之党，既已潜滋暗长，延蔓外洋；而仇民之党，嫉外之党，正气之党，谣言之党，构衅之党，又复吉纲罗钳，布于境内。和而不同，群而不党，风胥灭矣。”（何启、胡礼垣：“新政变通”〔1899〕，《新政真诠六编》，页498—99。）在同期的《知新报》上也多次提到“革命军”、“革命派”的动态。?1900至1915年的主要用法。1899年后，“革命”的使用次数开始增加。康有为在1905年写道：“于是辛丑以来自由革命之潮，弥漫卷拍，几及于负床之孙，三尺之童，以为口头禅矣。”（康有为：“物质救国论〔选录〕序”〔1905〕，载《康有为政论集》，卷二，上册，页564—65。）1900年后，“革命”被用来指政治制度的变革，而且与“革命”的传统意义明确区分开。“是故有易姓而非革命者，如汉灭秦、魏灭汉、晋灭魏，驯至乎元灭宋、明灭元、清灭明，皆是也。有革命而不必易姓者，如日本自神武天皇以来，二千余年，皆一姓相传，专制为治。而明治维新之后，由专制政体改而为立宪政体是也。欧洲诸国……当其在百余年前，固多专制为治，而未有所谓立宪政体，君民皆治于法律之下者也。自拿波仑第一崛起之后，诸国之民，骚然变动。遂逼其平日之专制政体，改而为立宪政体。而君公贵人，仍多世袭罔替焉，此皆革命而不必易姓者也。”（树立山人：“尊革命”，《清议报》，第九十四册〔1901年10月12日〕，页17。）此后，在提到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时，论者常常会加上限定语，如“狭义革命”、“野蛮革命”、“英雄革命”等。1902年，因为认识到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与revolution的差别，梁启超主张用“变革”来翻译revolution。“‘革’也者，含有英语之reform与revolution之二义。……Revolution者……日本人译之曰革命。革命二字，非确译也。‘革命’之名词，始见于中国者，其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在《书》曰：‘革殷受命’。皆指王朝易姓而言，是不足以当revo.〔省文下仿此〕之意也。……Ref.主渐，Revo.主顿；Ref.主部分，Revo.主全体；Ref.为累进之比例，Revo.为反对之比例。……其前者吾欲字之曰改革，其后者吾欲字之曰变革。”（中国之新民：“释革”，《新民丛报》，第二十二号〔1902年12月14日〕，页1—2。）但这个主张并没有得到响应。此外，1900年后“革命”主要用于指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常与“独立”、“自主”、“自由”、“国民”等词汇相联系。邹容的《革命军》中，第四章的题目是“革命必剖清人种”，第五章是“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第六章是“革命独立之大义”。（邹容：《革命军》〔1903〕，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页668、671、674。）1903年出现了“社会革命”：“法兰西之革命，何以谓社会的革命耶？社会学家有言社会进化有三级：家族制度为一级，封建制度为一级，平民主义为一级。已进入平民主义后，将复有劳动社会之一级。二十世纪之社会，当为劳动社会主义。……法国大革命实平民确认其自有之权利之时代也。”（“纪十八世纪末法国之乱”，《游学译编》，第四册〔1903年2月12日〕，页34。）但很少使用。1905之后，随着《民报》的创刊，“社会革命”、“贫富革命”等概念作为革命派的重要主张被频繁使用。1906年，开始出现“无政府革命”，1907年后使用次数大增。如：“是故无政府革命者，扫荡社会一切之阶级也。无政府革命后，则社会惟人耳。配合自由，婚姻无矣。享受共同，财产无矣。老吾老，天下皆吾老也，幼吾幼，天下皆吾幼也，无父子、夫妇、昆弟、姊妹之别，家族无矣。土地公有，特权消灭，国界无矣。人类平等，种色莫辨，种界无矣。”（民：“无政府说〔书《民报》第十七号《政府说》后〕”，页159。）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中认为革命是“天演公例”：“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邹容：《革命军》，页651。）这种用法不常见，但1906年后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呼应。“进化者，前进而不止，更化而无穷之谓也。无一事一物不进者，此天演之自然。苟其不进，或进而缓者，于人则谓之病，与事则谓之弊。夫病与弊皆人所欲革之者，革病与弊无他，即所谓革命也。革命即革去阻进化者也，故革命亦即求进化而已。”（真：“进化与革命”，《新世纪》〔1907〕，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页1041。）?1915年以后的用法。1920年之前，“革命”的使用次数较少，每年有500次左右，1921年之后，使用次数大增，1926年达到最高峰，有4200多次；并出现了“阶级革命”、“国民革命”等用法。新文化运动以后，“革命”常常用作修饰语，其含义为进步的、文明的、根本性的变革。如：“这次北京的政变及执政政府之设立，本含有革命的性质。我们女子正宜趁着这个革命的潮流来收回天赋我们的人权。”（杨袁昌英：“觉悟与时机”，《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九期〔1925年2月7日〕，页20。）再如：“消灭张作霖以完成革命的统一的独立的中华民国。”（述之：“论奉系军阀之新进攻”，《向导周报》，第一百八十一期〔1927年1月6日〕，页1898。）81．改良（gai liang）?1895至1900年的主要用法。在本“数据库”中，最早出现于1897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提到的书名中，如《日本酒改良实业问答》等。（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八，酿造书，页883。）同年，《时务报》上也有人用到“改良”一词：“英国亦有二种教会，从事于传道，兼开病院于城内各处，以行博爱之术。此辈虽名为传道，其实则慨中国不振之甚，或欲改良社会，或寓意于政法之变革。故虽身为教士，而不知其实为策士、为说客、为经世家也。”（古城贞吉译：“北京外交情形”，《时务报》，第四十三册〔1897年10月26日〕，页20。）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提出了“进种改良”的主张，成为反对变法者的攻击对象。“梁所著《孟子界说》，有进种改良之语，《春秋界说》九论世界之迁变，隐援耶稣《创世记》之词，反复推衍，此等异端邪说，实有害于风俗人心。……西人……言种之善者、灵者，不可与恶者、蠢者合，译者衍为进种改良，已失其本旨，康、梁乃倡为合种、保种之说，几若数千百万中国之赤子无一可以留种者，岂非瘈犬狂吠乎？”（叶德辉：“叶吏部与俞恪士观察书”，载苏舆编：《翼教丛编》〔1898〕，卷六，页177。）1900年之前，“改良”常用于指技术、工艺上的改进。?1900至1915年的主要用法。1905年之前，“改良”主要用于社会风俗、工艺技术的改良，较少用于政治改良。虽然张之洞将1901年开始的新政称为“改良”，但很少有其他人这样用。“今世变亟矣，朝野上下，幡然以改良为宗旨。乃者诏书数下。建学堂，创译局，骎骎乎进化之机至锐也。”（张之洞：“皇朝蓄艾文编序”〔1902〕，载《皇朝蓄艾文编》，卷首，页1。）1905年后，“改良”较多用于政治变革。梁启超还首次明确了“社会改良主义”的主张。“大抵今日之欧美，其社会恶果日积日著……而其论所以救治之方者，亦言人人殊。虽然，要其大别，可以二派该之：一曰社会改良主义派。即承认现在之社会组织而加以矫正者也，华克拿、须摩拉、布棱达那等所倡者与俾士麦所赞成者属焉。二曰社会革命主义派。……社会主义学说，其属于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者，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饮冰：“杂答某报〔续第八十五号〕”，页46—48。）1910年后，“改良”用于社会改造的次数增多。当同时谈及政治时，则多用“改革”。如：“中国今日，有为时势所要求，而相需最殷者二事焉：一曰改革政治，一曰改良社会。此二者其利害所关，皆亘于国民全体，故其当起而负责任者，非一二人所应有事，乃全国人所应有事也。”（柳隅：“《留日女学会杂志》题辞”，《留日女学会杂志》〔1911〕，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页833。）再如：“当清末造，不决与三数友人，聚谈于东京。愤政治改革之无术，乃欲先从事于社会改良，即所谓Social Reform者。”（张东荪：“中国之社会问题”，《庸言》，第一卷第十六号〔1913年7月16日〕，页1。）?1915年以后的用法。1921年前，“改良”还很少被批判，如胡适的名篇即以“文学改良”命名。（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1917年1月1日〕，页1—11。）此外，还有人认为，“革命”就是“进步改良”：“独秀先生惠鉴：窃自民国以来，革命革命，既已脍炙人口。然革命二字，究作何解。……仆犹以为未安，及读贵志有文学之革命一篇，返复讽诵，豁然心悟。遂妄定其义曰，革命者进步改良之谓也。”（“通信〔卓鲁顿致独秀〕”，《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1917年7月1日〕，页6—7。）1921年起，开始出现对“改良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一入议会主义的范围，立刻就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失却了本来的面目。”（李达：“马克思还原”，《新青年》，第八卷第五号〔1921年1月1日〕，页7。）1922年，有论者阐明了“革命”与“改良”的分别：“所谓改良与革命的分别是：改良只就现状的外表稍微加以修正；革命则把现状的根本完全取消，重新从根本另造一个社会……所以改良只是苟且敷衍的办法，便暂时把现状改头换面，而内病未去，迁延日久，必致为祸益深，必致离正道日远。马克思见到这个，所以才一点不提改良的办法。但凡真想社会变好的人，也必一点不信改良的办法。”（贝尔著，赭选译：“马克思学说之两节”，《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1922年7月1日〕，页15。）82．改革（gai ge）?传统用法。（1）变革、更新；（2）谓革除恶习劣行；（3）谓删改诗文。(61)?1830至1895年的主要用法。“改革”出现次数较少，其含义为变动、更新。如：“据米人雅裨理云，此系五印度旧部落之名，自英吉利据印度后，有分析有改革，与此图不同。后见英人所刊五印度图，与米利坚图全不同，地名繁简亦异。地既属英，当就英图立说，以资考核。”（魏源：“印度各土君之国”〔1843〕，《海国图志》，卷二十，西南洋，上册，页709。）《万国公法》中将modification翻译为“改革”。如：“服化之国，所遵公法条例，分为二类：以人伦之当然，诸国之自主，揆情度理，与公义相合者一也；诸国所商定辨明，随时改革，而共许者，二也。”（丁韪良主译：《万国公法》，卷一，第一章第十一节，页12。）?1895至1900年的主要用法。1895年后，“改革”出现次数逐渐增多，1898、1899年达到顶峰。其含义逐渐集中于制度的变革，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被称为“改革”，梁启超将前者称为“温和改革者”：“若如世之所谓温和改革者，宜莫如李张矣。不见李鸿章训练之海军洋操，所设之水师学堂、医学堂乎？不见张之洞所设之实学馆、自强学堂、铁政局、自强军乎？”（任公：“政变原因答客难”，《清议报》，第三册〔1899年1月12日〕，页3。）?1900至1915年的主要用法。1902年，梁启超认为“改革”对应的英文为reform（参见本附录“革命”条），“改革”常用来指具体制度的变革，如“官制”、“兵制”、“财政”等。清廷推行的新政也曾被称为“改革”。如：“公历四月廿六日日本都新闻报载，接廿三日上海来电云，廿一日清政府曾降有改革上谕。其大意谓：两宫还幸在即，俟和议稍有端倪，即当大行改革。”（松雪主人：“读日本报论支那改革上谕书后”，《清议报》，第七十七册〔1901年4月29日〕，页12。）1906年有论者强调了“革命”和“改革”的区别。“然亦有当注意者，则革命与改革又不同。其政治大体之主义前后同一，而仅变动政治规矩、体裁则曰改革；变动大体之主义，而政务运转之外形如昔，则革命也。夫自其与改革之区别言，则变动政治之大体为政治革命，自其本质言则除暴去恶，去故取新，乃曰革命。”（梦蝶生：《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页15。）康有为认为中国人对于“革命”和“改革”的理解都不妥当。“夫由国为君有，革而为国为公有，此其政治大反至极也。夫革数千年专制之命，比之革一朝之命，其重大逾千万矣。苟通变而善其用，又可以无事行之，然改革之名词，古无可托，今无可译，于是大义暗而不明，而朝野之间，为之大乱，而中国遂几于亡矣。……今革命之名义，日本人译自《易》之革卦，汤、武革命之辞，在日本用之为改革之通名，无事不可称为革命。在中国用之，则专属征诛以为移朝易代之事。在今革者，则缘民族义专用为排满兴汉之名词，若以欧、美求国为公有之义论之，则皆非也。”（康有为：“救亡论〔选录〕”〔1911年11月〕，载《康有为政论集》，卷三，下册，页665。）?1915年以后的用法。“改革”的使用领域更为广泛，常常用于习俗等；“社会改革”逐渐取代“政治改革”，占据主流地位。而“改革”与“革命”的区别更为明显，即“改革”是指渐进的、局部的变革。如：“从前是政治改革之失败。今日是社会改革之代兴。吾辈与旧日党人不同之点在此。”（王光祈：“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少年中国》，第三卷第八期〔1922年3月1日〕，页5。）也有称“辛亥革命”为“辛亥改革”者。如：“当辛亥改革之际，大清银行相率休业。南京政府曾有中国银行之设，未几南北统一。”（“选报”，《大中华》，第二卷第六期〔1916年6月20日〕，页5。）83．反动（fan dong）传统用法。主要有三种含义。（1）犹反复，谓与原来的行动相反；（2）指反对、反抗；（3）指相反的作用。(62)在本“数据库”中，新文化运动前“反动”主要指相反的作用。如：“时学士书生，有别说自立自由之利，倡道民政共和者，其抱才郁屈，及苦于贫困而思乱者，皆相和而煽动人心。势如满岸之涨，一时溃堤，不可收拾，欲壅塞之而反动激烈也。”（梁启超译：“佳人奇遇”，页6。）也常作“反动力”。如：“西人亦有言，革新之机，如转巨石于危崖，不动则已，动则其机势不可遏，必赴壑而后止。故最要者莫过于动力，有动力必有反动力。有反动力又必有其反动力之反动力，反反相续，动动不已，而大业成焉。”（梁启超：“自由书”，页59。）梁启超还曾用“正动”一词：“呜呼！玛加二杰，虽曰政敌。而玛党之举动，往往或以直接，或以间接，或以正动，或以反动，以助加富尔之成，此亦其一端也。君子观于此，而益叹大易同归殊途、一致百虑之语之不吾欺也。”（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1902〕，载《饮冰室专集之十一》，第四册，页33。）1905年后，出现了“反动”与“保守”相连的用法，其否定意义较为鲜明。如：“中国之改订官制，不独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且保守之反动力，愈增其势，而占优胜。吾辈于此，固屡为指摘其后矣。以彼出洋五大臣回国时之情势，比之今日反动风潮之汹涌，其间不及一载，而事象之反映，不啻相隔数十年。至于近时，保守反动之象，愈益显著。”（“论中国近行政策〔译日本明治四十年一月二十三日大阪每日新闻〕”，《外交报》，第一百七十三期〔1907年4月27日〕，引自《外交报汇编》，第五册，页146。）1903年，有人从“进化论”的角度解释“反动”：“进化学者之言曰：进化之轨道迂回曲折，不为直行线而为螺旋线。故方事物之进步，必有反动力以承其后，使之摧阻回荡，若甚退步者然。及出此反动之时期，则进步遂以骤长。”（蜕庵：“欧美各国立宪史论”，《新民丛报》，第三十二号〔1903年5月25日〕，页1。）1919年，罗家伦也有类似说法：“科学既然发达，无论在原动反动方面，政治社会总不能不有变更。反动方面不必说了，但就原动方面而论，则科学的发展。实在是对于旧式政治社会的极大攻击。”（罗家伦：“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进化”，《新潮》，第二卷第二号〔1919年12月1日〕，页234。）但直到1920年，陈独秀还在中性意义上使用“反动”一词。“所谓近代思潮是古代思潮底反动，是欧洲文艺复兴底时候发生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算是他的全盛时代，现在也还势力很大，在我们中国底思想界自然还算是新思潮。”（陈独秀：“自杀论”，《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1920年1月1日〕，页12—13。）1920年后，除梁启超等少数人之外，“反动”主要被当作一个负面的词汇使用，其含义为反对革命、反对进步。84．竞争（jing zheng）传统用法。指争竞、角逐。(63)常为负面含义。1896年，严复翻译《天演论》以后，“竞争”具有了正面的、积极的含义，成为国人理解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关键词；多用于国家之间。如：“夫今日在列大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此谈经济者异口而同词，亦老于交涉之劳臣所百虑而莫易。”（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1897〕，载《戊戌变法》，第二册，页195。）再如：“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由一人之竞争而为一家，由一家而为一乡族，由一乡族而为一国。一国者，团体之最大圈，而竞争之最高潮也。”（梁启超：“新民说”，页18。）在讲到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时，多指经济竞争。1920年代后，一般用于“经济竞争”：“总之，在原则上自由竞争（libre concurence）之有弊害，在现状下经济组织之不人道，我们都是很了然的。社会革命的注目，特别在经济的改革，使人人能获得机会上的平等，这也是我们及身便感觉到而深表同情的。”（李璜：“社会主义与个人”，《少年中国》，第四卷第一期〔1923年3月〕，页5。）85．斗争（dou zheng）传统用法。主要有四种含义。（1）指争斗、搏斗；（2）指战争；（3）指争讼、争辩；（4）指竞争、竞赛。(63a)1920年之前很少使用，并多为负面含义。如：“且支那人之于宗族，其团结之力，有非他事所能拟议者。窃尝见乡邻斗争，互泄积怨，万人之族，一朝立尽。凡此等事，皆国民之顽风。”（“支那不可亡说〔承前〕”，《知新报》，第九十七册〔1899年8月26日〕，页3。）1920年后，使用次数大增，多指揭露、批判、打击。常用作“阶级斗争”，且多持肯定态度。“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责任上，很诚恳地向中国的劳动群众不断地说，劳农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之斗争已临近了，这种斗争将永远把人类解放出来，将永远消灭一切的战争。”（“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宣言”，《向导周报》，第一百期〔1925年1月28日〕页834。）86．阶级（jie ji）?传统用法。（1）指台阶；（2）指尊卑上下的等级；（3）官的品位、等级；（4）阶段、段落。(64)?1830至1895年的主要用法。1895年前，“阶级”的现代用法还没有出现，主要有两种含义。（1）等级，一般是指官员的品级。如：“其一曰严阶级，臣以为此治兵第一义也。昔宋太祖承五季积衰之后，习见将懦兵骄，尾大不掉，其弊总由戎行之不整。于是自上而下，痛加裁制，一节一级，钤束必严，用能所向有功，悉成劲旅。”（贺长龄：“遵议整顿兵政敬陈管见疏”〔1846〕，载《皇清道咸同光奏议》，卷四十八，兵政类兵法，页2299。）（2）阶段，阶梯。如：“回至鲁法博物院旁大院阅视气球，法人西华所制之大气球也。其帮办谛桑跌导至气球前。凿地深数丈，四周为阶级上下，皆木为之。”（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卷廿一〔光绪四年六月，1878〕，页665。）?1895至1900年的主要用法。在本“数据库”中，最早在现代意义上使用“阶级”，是1899年的梁启超。与此同时，梁启超也接受了用经济地位来划分“阶级”的观念。如：“今日欧洲各国有强权之人，增于二百年前不知凡几矣。然则今日西人之强权发达已极乎？曰未也，今日资本家之对于劳力者，男子之对于妇人，其阶级尚未去。故资本家与男子之强权，视劳力者与妇人尚甚远焉。故他日尚必有不可避之二事：曰资生革命（日本所谓经济革命），曰女权革命。”（梁启超：“自由书”，页33。）但1900年之前很少使用。?1900至1915年的主要用法。“阶级”主要用来指人们因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所形成的不同集团。1905年之前，“阶级”主要是指政治上的等级。1905年后，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念的介绍。如：“马尔克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彼资本家者，啮梁肉刺齿肥，饱食以嬉，至于今兹，曾无复保其势位之能力，其端倪亦既朕矣，故推往知来，富族之必折而侪于吾齐民，不待龟筮而瞭也。”（蛰伸：“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未完〕”，页6。）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历史上无所谓“贵族阶级”，但清朝的统治是贵族阶级的统治。如：“吾国之贵族阶级，自秦汉而来，久已绝灭，此诚政治史上一大特色（其元胡满清，以异种为制，行贵族阶级者，不足算）。今惟扑满，而一切之阶级无不平（美国犹有经济的阶级，而中国亦无之）。其立宪也，视之各国，有其易耳，无难焉也。”革命派还认为：“近世文明国家所病者，非政治的阶级，而经济的阶级也，于是而发生社会主义。”（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三号〔1906年4月5日〕，页10、11。）1907年后，无政府主义者较为强调“男女阶级”。“故欲破社会固有之阶级，必自破男女阶级始。所谓破男女阶级者，即无论男女，均与以相当之教养，相当之权利，使女子不致下于男，男子不能加于女，男对于女若何，即女对于男亦若何。如有女下男而男加女者，则女界共起而诛之，务使相平而后已。”（“《天义报》启”，《复报》〔1907〕，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页819。）?1915年以后的用法。1920年后，“阶级”的观念主要秉承马克思主义。如：“故以我看来，中国完全是个无产阶级的国（大中产阶级为数极少，全无产阶级最多，半无产阶级——即中等之家——次之）；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五大强国的资本阶级（本国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附属于其中），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通信：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1921年8月1日〕，页8—9。）此后，“阶级”的出现次数迅速提高，到1926年达到顶峰。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宣传中国的“阶级”斗争：“所以我们在五卅连〔运〕动的经验里，可以的确的知道：不但国民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中国被压迫剥削的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而且民族解放运动的内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必不可少的，亦是事实上必不可免的。这种斗争里如果无产阶级胜利，便能使民族解放运动得着充分的发展；如果资产阶级得胜，那就中国民族的要求，民权的要求，都要被他们的妥协政策和私利手段所牺牲。”（秋白：“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向导周报》，第一百二十九期〔1925年9月11日〕，页1185。）87．平等（ping deng）?传统用法。（1）佛教名词，意谓无差别。指一切现象在共性或空性、唯识性、心真如性等上没有差别；（2）相等。多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具有相等地位，享有相等待遇；（3）平常，一般。(65)?1830至1895年的主要用法。主要有三种含义。（1）指没有等级差别。“侄至北亚墨理驾，兼走列邦。……该国无爵，民齐平等。惟赋性慧达，财帛繁多之主，大有体面焉。”（爱汉者：“侄外奉叔书”〔道光丁酉年六月，1837〕，《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页241。）再如：“法国官职视他国为简，不设宫官，以其国主亦称统领，君民相视平等，故无所事朝仪也。”（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卷十八〔光绪四年三月，1878〕，页555。）（2）指平行。如：“论曰：曩者闻方慎监庵正（履亨）言：绘亭监副有是法，失传。因仿监副遗法，用平等线剖半圆径幂，为四小句股形。……用补监副之佚。”（“博启传”，载罗士琳辑：《畴人传（续编）》〔1840〕，卷第四十八，页630—31。）这种用法较少见。（3）指等级相同。如：“将来两国官员办公人等，因公往来，各随名位高下，准用平行之礼。咈囒哂大臣与中国无论京内京外大臣公文，往来俱用照会。咈囒哂二等官员与中国省中大宪公文，往来用申陈。中国大宪用札行。两国平等官员照相并之礼。其商人及无爵者，彼此赴诉俱用禀呈。”（耆英、程矞采、文丰：“两广总督耆英广东巡抚程矞采粤海关监督文丰奏酌定法国贸易条约折”〔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11月23日〕，引自《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十三，页1523。）?1895至1900年的主要用法。1895年，严复介绍了西方的“平等”观念，并将其与中国的“三纲”对举。“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极，至于怀诈相欺，上下相遁，则忠孝之所存，转不若贵信果者之多也。”（严复：“原强〔附《原强》修订稿〕”，载《严复集》，第一册，页31。）又如：“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严复：“论世变之亟”，页3。）戊戌变法之前，一些新成立的学会也以“平等”作为其章程的主要内容。如：“本会中人，概以平等相视。无论学术之深浅，名位之尊卑，其相见皆行平等礼。”（“试办苏学会简明章程”，《实学报》，第三册〔1897年9月17日〕，页1。）这时“平等”主要与“三纲”相对立，反对变法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反对“平等”。“若然，则樊锥永宜屏绝，不准入会。盖平等邪说，自樊锥倡之也。人人平等、权权平等，是无尊卑、亲疏也。无尊卑，是无君也；无亲疏，是无父也。无父无君，尚何兄弟、夫妇、朋友之有？是故等不平则已，平则一切倒行逆施，更何罪名之可加，岂但所谓乖舛云乎？”（邵阳士民：“邵阳士民驱逐乱民樊锥告白”，载《翼教丛编》，卷五，页142。）?1900至1915年的主要用法。1900年后，“平等”的使用次数大幅增加，常常与“自由”连用，虽然仍常用于反“三纲”，但其侧重点在于反对政治专制。如：“三纲之说之中于人心也，已至于不可救药。以君为臣纲，而奴隶箸于政治。以父为子纲，而奴隶见于家庭。以夫为妇纲，而奴隶伏于床笫。吾不知何物贱儒，为此谬说，且诬为圣人之制作，以蛊惑天下，此实奴隶之木本水源也。夫自由之国，无不平等。人与人平等，即国与国然后可以平等。”（公奴隶力山：“说奴隶”，《清议报》，第八十册〔1901年5月28日〕，页4。）1905年后，“满汉平等”逐渐为人们所关注，但关于“满汉平等”的讨论常常也是在政治平等的框架中论述的。如：“夫贵族政治，不平等之政治也。自来学者，有辩护专制政治者，而决无辩护贵族政治者。……乃不谓二十世纪中，四万万之民族，二百万方里之领土，巍然为东亚一大国者，其政治犹为贵族之政治。”（精卫：“民族的国民〔其二〕”，页2。）1903年后，出现了“贫富平等”、“社会平等”等用法，但较少见。如：“世界苟大文明，还有娼妓乎？曰无。世界苟文明，则智识平等，贫富平等，有此两平等，则娼妓不废而自废。”（遯公：“《上海之黑暗社会》自序”，《国民日日报汇编》〔1903〕，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页719。）1905年后使用“平等”稍多，如：“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大拍掌），这决是欧美所不能及的。”（孙文：“《民报》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民报》〔1906〕，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539。）1907年，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平等”的使用逐渐增多：“吾人确信人类有三大权：一曰平等权，二曰独立权，三曰自由权。平等者，权利义务无复差别之谓也；独立者，不役他人不倚他人之谓也；自由者，不受制于人不受役于人之谓也。此三权者，吾人均认为天赋。独立自由二权，以个人为本位，而平等之权必合人类全体而后见，故为人类全体谋幸福，当以平等之权为尤重。独立权者，所以维持平等权者也。惟过用其自由之权，则与他人之自由生冲突，与人类平等之旨，或相背驰，故欲维持人类平等权，宁限制个人之自由权。”（申叔：“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页918。）?1915年以后的用法。1915年后，“平等”主要用于讨论不平等条约、男女平等、阶级平等的问题；1920年，用于“男女平等”较多；1924年后，最常用的是“不平等条约”。88．平行（ping xing）传统用法。有四种含义。（1）畅流，平安前行；（2）谓高度等同；（3）平等相待；（4）谓等级相当，不相隶属。(66)在本“数据库”中，主要有两种含义：（1）为不相交。如：“地平规，经线也。此线自卯东至酉西，而经度在其上。其剖纬线为纬度，则距等圈。圈与地平平行为东西线，剖经线为经度，则高弧线交于地平圈。”（“凌廷堪传”，《畴人传（续编）》，卷第四十九，页650。）这种用法在1880年代后成为“平行”最常见的用法。（2）与“平等”意近，指品级相当。如：“该领事忽求免用禀字，有事又欲派官传谕。诘其为吗口伦代呈何事，一味含糊，竟赴城外投递并无禀字信函，谬妄已极。在臣一字之更，何关轻重。惟若听平行于疆吏，即居然敌体于天朝，体制攸存，岂容迁就。”（德克金布、邓廷桢、怡良：“广州将军德克金布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奏英巡船驶泊外洋谕逐回国折”〔1838年9月15日〕，引自《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页68。）但这种用法不常见。1864年，《万国公法》中曾用“平行”来翻译equality。“诸国本有平行之权，与他国共议时，俱用己之言语文字，尽可从此例者，不无其国也。”（丁韪良主译：《万国公法》，卷二，第三章第五节，页63。）1880年代后，这一含义逐渐不再使用。89．自由（zi you）?传统用法。由自己作主；不受限制和拘束。(67)?1830至1895年的主要用法。主要指自己作主。如：“李鸿章敢于误国，自矜有为有猷，懋官懋赏，口碑誉颂，骄气日盈。贵亲王事事优容，其跋扈之势，欲与南方自雄。自由自主，教外国人常不得意。”（“法国照会〔上折附件〕”〔1866年8月27日〕，引自《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三，页1039。）1879年，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提到了“自由党”，还提到了美国的“民权自由之说”，应该是“自由”拥有现代含义的开始。“中古之时，明君、良相，史不绝书。外戚专政，霸者迭兴。源、平以还，如周之东君，拥虚位而已。明治元年德川氏废，王政始复古，伟矣哉中兴之功也。而近来西学大行，乃有倡美利坚合众国民权自由之说者。”（黄遵宪：《日本杂事诗》，页36。）1887年，他在《日本国志》也用到“自由”一词，并对之作了简单解释。“由是，西学有蒸蒸日上之势。西学既盛，服习其教者渐多，惭〔渐〕染其说者益众。……论义理，则谓人受天地之命以生，各有自由自主之道。”（黄遵宪：“学术志一”，《日本国志》，第九，卷三十二，页341。）1880年代，在《西学富强丛书》中“自由”开始广泛使用。如：“自耶稣后七百年，有法国著名者数人，书写文字，于欧洲各国大能激动人心，辩论当时教会之道规、国家法制、并百姓之风土人情，一一指明其弊，企望人之改正也。更欲革除苦累百姓条律，俾百姓多有自由之心，欲更变历代尊爵之承袭，俾有才德者得获官爵，并欲禁止为道逼迫之事，使人各凭己心拜主。”（谢卫楼〔Devello Zelotos Sheffield〕：《万国通鉴》〔1882〕，第四卷，西方近世代上，收入《西学富强丛书》，页144。）?1895至1900年的主要用法。戊戌变法之前，“自由”主要为严复、谭嗣同等使用，《时务报》上也常用来描述当时外国的政治和政党情况。严复指出西方人认为“人人各得自由”：“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严复：“论世变之亟”，页2—3。）谭嗣同认为“在宥”是“自由”的转音，来自老庄。“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无国也。庄曰：‘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治者，有国之义也；在宥者，无国之义也。□□□〔未辨〕曰‘在宥’，盖‘自由’之转音。旨哉言乎！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谭嗣同：《仁学》，页367。）戊戌变法后，张之洞指出“自由党”与英语liberate之间的对应关系。“至外国今有自由党，西语实曰‘里勃而特’。犹言事事公道，于众有益，译为公论党可也，译为自由非也。”（张之洞：《劝学篇·内篇》，正权第六，页57—58。）何启、胡礼垣则认为：“夫里勃而特，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其义如一。性曰天命，则其为善可知矣。道曰率性，则其为自由可知矣。……里勃而特译为自由者，自日本始。虽未能尽西语之意，然以二字包括之，亦可谓能举其大由。自由二字而译为民权者，此必中国学士大夫，读日本所译书者为之，其以民权二字译里勃而一语，吾无闲然，独惜译之者于中外之理未能参究其同，阅之者或至误猜其意。”（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1899〕，《新政真诠五编》，页415—16。）? 1900至1915年的主要用法。1900年后，“自由”主要指自主的权利。如：“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清议报》，第八十二册〔1901年6月16日〕，页3。）对于“自由”，人们常常强调“团体自由”，而对“个人自由”充满警惕。“曾不审夫泰西之所谓自由者……无一役非为团体公益计，而决非一私人之放恣桀骜者所可托以藏身也。今不用之向上以求宪法，不用之排外以伸国权，而徒耳食一二学说之半面，取便私图，破坏公德，自返于野蛮之野蛮。有规语之者，犹敢腼然抗说曰：‘吾自由！吾自由！’吾甚惧乎自由二字，不徒为专制党之口实，而实为中国前途之公敌也。”（梁启超：“新民说”，页45。）严复还曾把“自由”翻译为“自繇”：“或谓旧翻自繇之西文Liberty里勃而特，当翻公道，犹云事事公道而已，此其说误也。谨案：里勃而特原古文作Libertas。里勃而达乃自由之神号，其字与常用之Freedom伏利当同义。伏利当者，无罣碍也，又与Slavery奴隶、Subjection臣服、Bondage约束、Necessity必须等字为对义。……中文自繇，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然此自是后起附属之诂，与初义无涉。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无胜义亦无劣义也。……由、繇二字，古相通假。今此译遇自繇字，皆作自繇，不作自由者，非以为古也。视其字依西文规例，本一玄名，非虚乃实，写为自繇，欲略示区别而已。”（严复：“《群己权界论》译凡例”〔1903〕，载《严复集》，第一册，页132—33。）康有为认为“自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自由之义，孔门已先倡之矣，昔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之我也，吾亦欲无加之人。’不欲人加，自由也；吾不加人，不侵犯人之自由也。”（康有为：“物质救国论〔选录〕”〔1905年3月〕，载《康有为政论集》，卷二，上册，页572。）?1915年以后的用法。1917年前后，“自由恋爱”的使用次数较多。“爱情者，人生最要之元素也，极自由之模范也。希望、愉乐之所由创作，人类命运之所由铸造。安可以局促卑鄙之国家宗教、及矫揉造作之婚姻，而代我可宝可贵之自由恋爱哉。”（〔美〕高曼女士著，震瀛译：“结婚与恋爱”，《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1917年7月1日〕，页7。）1920年代以后，“自由”被认为是一种阶级意识形态，陈独秀否定了“自由意志”的存在。“人态度即人生观之变迁与异同，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完全是个人自由意志之活动；在一定范围内，个人意志之活动，诚然是事实，而非绝对自由，因为个人的意志自由是为社会现象的因果律并心理现象的因果律支配，而非支配因果律者。”（陈独秀：“答张君劢及梁任公”，《新青年》，季刊第三期，页5。）同时，他认为“自由”就是一种放纵的生活态度。“有人觉得马克思主义太拘束，太严格了，罗素所主张的要自由些舒服些。诚然，世界上若没有严格主义的革命党出来推翻现制度，资产阶级的学者们，自然在思想上在生活上都觉得自由些舒服些。然而世界因此不自由不舒服的人就太多了！”（独秀：“自由舒服与革命”，《向导周报》，第七十二期〔1924年7月2日〕，页579。）?其他。“自由主义”：1899年，梁启超就使用了“自由主义”一词。“格兰斯顿则反是，不专执一主义，不固守一政见。故初时持守旧主义，后乃转而为自由主义。壮年极力保护国教，老年乃解散爱尔兰教会。初时以强力压镇爱尔兰，终乃倡爱尔兰之当自治。”（梁启超：“自由书”，页4。）1915年之前，有时指关于自由贸易的主张，有时与“个人主义”连用，与“集权主义”、“社会主义”对立。“自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个人自由主义，日盛一日。吾昔以为由干涉而自由，进化之原则也。既自由矣，则断无退而复返于干涉之理。及观近二十年来世界大势之倾向，而不禁爽然以惊也，夫帝国主义也、社会主义也。一则为政府当道之所凭借，一则为劳贫民之所执持。其性质本绝相反也，而其实行之方法，一皆以干涉为究竟。故现代所谓最新之学说，骎骎乎，几悉还十六七世纪之旧，而纯为十九世纪之反动。”（中国之新民：“〔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新民丛报》，第四十、四十一号合本〔1903年11月2日〕，页2。）1920年之后，指资产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帝制制度下，贵族地主大商人，也能偷着几分自由，变成资本家，变成实业家。这种已经发财的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当然只能到所谓自由主义（Liberalism）。他不但不必一定要推翻帝制，而且已经站在上等阶级的地位，还可以利用已有的经济势力，压迫政府，使政府对他让步，使帝制政府轻轻的不知不觉的变成他的工具——君主立宪制度。”（瞿秋白：“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新青年》，不定期刊第一号〔1925年4月22日〕，页85。）90．独立（du li）1900年前后，常常与“自由”连用，有时甚至混用。“菲律宾之独立即被勘平，杜兰斯哇儿之独立随被剿灭，此帝国主义之方盛，而自由之不敌也。……今亚、非二洲，正当非、杜事后，将来Independence（自由，又译曰独立）与帝国主义之大争，其猛烈必百十倍于欧洲列国之革命也。”（“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开智录》〔1901〕，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页57—58。）1905年，严复特别强调两者其实不同：“罗马有贺勒休Horatius，有黎恩尼达Leonidas，皆以守城御敌之勇，见称自由干城。罗马有布鲁达Brutus，英国有韩布登Hampden，皆以抗命霸朝，亦膺此号。夫其号同矣，而其事则大异。夫以臣民而抗君上，与为将帅而御寇仇，此绝然两事者也。抗暴君污吏，谓之保护自由可也。御外国敌人，非保民之自由，乃争国之独立也。独立，西语曰Independence，必不可与自由Liberty混。”（严复：“政治讲义”，页1281。）91．集产主义（ji chan zhu yi）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在本“数据库”中不多见，最早见于1906年：“至于急激的无政府主义，则其所主张者为共产主义、集产主义、破坏主义。三者主张大略亦同，不外以社会经济改革期无政府主义之实现，故又名社会的无政府主义。”（梦蝶生：“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页112。）次年，有论者介绍了“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的区别：“共产主义论者，谓‘一切之财产资本，可为社会中人所共有，总社会之公权力可得支配之。’集产主义论者，则‘不认一切权力之存在，不许稍有强制之性质，故主张财产资本非公有非私有说。’巴枯宁之过激说、麦喀氏之温和说互相冲突者，抑亦即此二说乎。”（旡首：“巴枯宁传”，《民报》，第十六号〔1907年9月25日〕，页5。）92．共产主义（gong chan zhu yi）在本“数据库”中，1899年曾有人使用“共产之说”：“昔亚里士特德为拍拉图弟子，甚事拍拉图也，竭诚尽敬。及其论资生学（即日本所谓经济学），大驳拍拉图共产之说。”（李季：“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功课”，《清议报》，第三十册〔1899年10月15日〕，页12。）1901年，梁启超使用了“共产之论”一词：“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势力。先生未尝读诸氏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页73。）在本“数据库”中，最早提到“共产主义”的也是梁启超：“柏拉图（Plato，427—347 B.C.）尝著一书，名曰《共和国》（Republic）。虚构一大同理想之国家，以为大同之世，人不得有私财。一国所有，当为一国人之公产。其奴隶及外国人，则使为国服役。货财所出，分少许以给之。此实后世共产主义（Communist）之权舆也。其尤可惊者，柏氏不徒倡共产而已，乃欲并妻子而共之。谓人不独妻其妻，不独子其子，货不藏己，力不为己，则奸淫不兴，盗窃不作，而世乃大平。”（梁启超：“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页8。）1903年，有论者较详细地介绍了“共产主义”的主张：“共产主义。是派创于法人罢勃（Baboeuf），其后劲则犹太人埋蛤司（Karl Marx）也，今之万国劳动党其见建也。其原理曰：土地与资本，生产之资也。若地主、若资本主，何需乎？土地、资本，离土地、资本主而依然存在也。若材〔财〕产基于先占，必至后起者无立锥地；若财产基于劳力，必至后起者无劳力地。且机械既盛，工金愈贬，彼劳力者，终无为地主、为资本主之日，故必废私有相续制而归于国有。”（大我：“新社会之理论”，《浙江潮》，第八期〔1903年10月10日〕，页9。）同年，有论者把“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均贫富”之说联系起来，并据此来理解和接受共产主义。“社会者何也？乃平民之代表词也。吾欲鼓吹革命主义于名为上等社会之人，而使之翕受，终不可得矣；吾乃转眼而望诸平民。且吾瓜见察中国今日社会之内容及现象，有不能与欧洲比例，而当取欧洲尚未经历之经济革命，以为政治革命之引药线。盖我中国个人经济主义太发达，故不能具有政治思想；而下等社会之困难于经济，类皆受上、中二等社会之压制，故共产均贫富之说，乃个人所欢欣崇拜，香花祝而神明奉者也。”（壮游：“国民新灵魂”，《江苏》，第五期〔1903年8月23日〕，页7。）但这种用法不多见。1905年后，立宪派和革命派都对“共产主义”的主张表示怀疑。1920年后，“共产主义”的使用次数迅速提高。————————————————————(1a) 《汉语大词典》，页1345。(1) 魏源这段话最早见于艾儒略（Julius Aleni）的《职方外纪》，卷二，欧逻巴总说（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67），页5091—94。在《职方外纪》中用来翻译基督教会的是“天主堂”，“天理堂”到底所指为何，还很难确定。(2) 《汉语大词典》，页2127。(3) 《汉语大词典》，页2127。(4) 《汉语大词典》，页768。(5) 《汉语大词典》，页801。(6) 《汉语大词典》，页2388。(7) 《汉语大词典》，页764。(8) 《汉语大词典》，页772。在传统文献中，“公议”多指朝廷或官府中百官包括文书往来的议论，如：“百官各敬其职，大臣论道于朝，公议日兴，而私利日废矣。”严可均辑：《全晋文》，卷四十七，重爵禄（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页488。(9) 《汉语大词典》，页771。(10) 《汉语大词典》，页764。(11) 《汉语大词典》，页1701。(12) “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梁启超的这种说法不准确，实际上，早在先秦典籍中，“国民”一词就曾被使用，指一国或藩封所辖的百姓，如：“令国民族葬。”参见《周礼注疏》，卷十七，春官宗伯第三，引自《十三经注疏》，第三册，页262。(13) 《汉语大词典》，页1336。(14) 《汉语大词典》，页4375。(15) 《日本国志》中曾三次提到“宪法”，两次指普通的法典，如：“日本……自古刑无专官，用刑则令物部司其事。亦无律法，及推古时上宫太子摄政，始作宪法十七条，后世以为造律之祖。”参见黄遵宪：“刑法志一”，《日本国志》，第八，卷二十七，页279。另一处，含义则不太明确：“凡地方官，每年一度召集至京会议宪法，名曰：地方官会议。开会之日，国皇亲临，议长以特旨拣派，所议之事以多寡决从违焉。”参见黄遵宪：“职官志二”，《日本国志》，第五，卷十四，页177。(16) 《汉语大词典》，页5284。(17) 《汉语大词典》，页3070。(18) 马西尼认为，“议会”一词最早见于1894年黄庆澄的《东游日记》。参见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下文简称马西尼书），页258。在“数据库”中最早见于1876年，在1870年代之后，这种用法较为常见（见正文所引例句）。(19) 《汉语大词典》，页2722。(20) 《汉语大词典》，页299。(21) 《汉语大词典》，页772。(22) 马西尼认为“义务”最早出现在1864年《万国公法》中（见马西尼书，页261），但在“数据库”所收录的《万国公法》中未检索到。(23) 《汉语大词典》，页636。(24) 《汉语大词典》，页1411。(25) 《汉语大词典》，页5380。(26) 同样的用法，如“君者，群也”、“敬业乐群”等，在1894年之前和之后都曾出现，但我们认为其内涵是不同的，1895年之后“群”的这种用法与“社会”的含义相同，而不再是传统用法。(27) 《汉语大词典》，页5382。(28) 《汉语大词典》，页1509。(29) 《汉语大词典》，页5382。(30) 《汉语大词典》，页4420。(31) 马西尼认为“社会”一词一直要到20世纪早期才传到中国，并认为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中用来指商人“协会”（马西尼书，页238），此说显然不确。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最早将“社会”与society对应起来，1890年代后，有更多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社会”，如：“其博士律师等，又各以所操专门学业，集同业者，联为社会。皆有会所，如中国会馆。故国中凡有举作、议论、著述，属次等社会者，下议院皆周知。属上等协会者，上议院政府无不周知。”参见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页20。(32) 《汉语大词典》，页3066。(33) 《汉语大词典》，页4735。(34) 《汉语大词典》，页770。(35) 《汉语大词典》，页1333。(36) 《汉语大词典》，页1713。(37) 《汉语大词典》，页5500。(38) 《汉语大词典》，页211。(39) 《汉语大词典》，页212。(40) 《汉语大词典》，页3984。(41) 《汉语大词典》，页3985。(42) 马西尼认为“民权”一词最早见于1879年的《日本杂事诗》（参见马西尼书，页230），不确。(43) 《汉语大词典》，页774。(44) 直到1904年，严复还表示不同意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五洲治制，不出二端，君主、民主是已。君主之国权，由一而散于万。民主之国权，由万而汇于一。民主有二：别用其平等，则为庶建，真民主也；用其贵贵贤贤，则曰贤政。要之，是二者于亚洲皆不少概见者也，东译姑以为共和。然共和见于周，乃帝未出震之时，大臣居摄之号，此与泰西公治之制，其实无一似者也。”参见孟德斯鸠（Montesquieu）著，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页21。(45) 《汉语大词典》，页1508。(46) 《汉语大词典》，页5667。(47) 《汉语大词典》，页5670。(48) 马西尼认为：“1901年，在《译书汇编》上发表了《经济学史》一文，这可能是在题目上出现‘经济’这词的第一篇经济学译文。”参见马西尼书，页223。从“数据库”来看，“经济”最早应该出现于1896年12月15日，《时务报》上发表古城贞吉所译的《日本名士论经济学》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