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作者：金观涛，刘青峰书名：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作者：金观涛，刘青峰出版社：法律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2010.1ISBN： 9787511801333, 7511801331作者简介金观涛，现任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美术学院（杭州）南山讲座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讲座教授。刘青峰，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前主编。二人长期合作学术研究，合著的主要代表作有《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增订版）、《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一一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1]内容简介本书还根据讨论的十大基本观念，整理出十余万字近一百个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意义演变词表。可以说，本书既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政治哲学的重要研究著述，也是十分有用的参考工具书。《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汇集了金观涛、刘青峰十年来在一系列大型研究计划支持下完成的主要成果。作者建立并利用含一亿两千万字文献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以关键词如“权利”、“个人”、“公理”、“民主”、“社会”、“科学”、“经济”、“革命”等政治术语的统计分析为基本素材，各辅以相关的统计图表，探讨它们对应的西方现代政治观念在中国的引进、演变以及定型过程。不了解这些重要政治观念，就无法理解支配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政治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变迁方式。目录致谢序导论：为什么从思想史转向观念史？上篇：理论探索一　“天理”、“公理”和“真理”——中国文化合理性论证以及正当性标准的思想史研究二　试论儒学式公共空间——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思想史研究中篇：观念变迁和术语三　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起源和演变四　中国个人观念的起源、演变及其形态初探五　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六　从“天下”、“万国”到“世界”——兼谈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七　从“共和”到“民主”——中国对西方现代政治观念的选择性吸收和重构八　从“富强”、“经世”到“经济”——社会组织原则变化的思想史研究九　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十　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下篇：方法论十一　五四《新青年》知识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重大事件与观念变迁互动之研究十二　“科举”和“科学”——重大社会事件和观念转化的案例研究十三　历史的真实性——试论数据库新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附录一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文献目录附录二　百个现代政治术语词意汇编附录三　有关统计分析的讨论附录四　导论及各篇文章的英文摘要（English Abstract）参考书目图表目录图1.1　“公理”、“公例”的使用次数（1860～1915）图1.2　“公理”＋“公例”及“真理”的使用次数（1860～1930）图2.1　“国民”、“个人”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涌现（1898～1915）图2.2　“经济”、“立宪”和“共和”的使用次数（1860～1915）图3.1　“权”、“权利”的使用次数（1864～1915）图3.2　“利权”、“权利”的使用次数（1864～1915）图3.3　“权利”、“个人”的使用次数（1864～1915）图3.4　“权利”、“义务”的使用次数（1864～1915）图3.5　《新青年》中个人、群体和国家“权利”的使用次数图5.1　“群”、“社会”的使用次数（1860～1915）图5.2　清末知识分子政治性社团成立年代分布（1895～1911）图6.1　“天下”、“民族”和“国家”的使用次数（1860～1915）图6.2　“万国”、“世界”和“国际”的使用次数（1860～1915）图6.3　“世界”、“世纪”的使用次数（1860～1915）图7.1　“民主”、“民政”的使用次数（1864～1915）图7.2　“民主”、“共和”的使用次数（1864～1925）图7.3　《新青年》中“共和”、“民主”的使用次数图7.4　《新青年》中“民主”、“民治”和“德谟克拉西”的使用次数图8.1　“富强”、“经世”和“经济”的使用次数（1860～1915）图8.2　《新青年》中“经济”、“社会”、“阶级”、“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使用次数图9.1　“博物”、“格致”的使用次数（1860～1895）图9.2　“科学”取代“格致”的历程（1894～1915）图9.3　《新青年》中“技术”、“制造”、“工业”和“生产力”的使用次数图10.1　“革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结构图10.2　“革命”及“维新”（含“改革”、“改良”）的使用次数（1890～1926）图10.3　“革命”、“平等”和“独立”的使用次数（1890～1927）图11.1　《新青年》中“世界大战”、“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华盛顿会议”和“巴黎和会”的使用次数图12.1　“学校”、“学堂”的使用次数（1860～1924）图13.1　客体不能独立于主体存在时的主客观关系附录三图　“国民”、“个人”各年万字中的使用次数（1898～1915）表1.1　汉代和汉代以前文献中“理”字的典型用法表1.2　汉代和汉代以前文献中“理”字的意义分类统计表1.3　《庄子注》和《四书章句集注》中“理”字的用法表1.4　《佐治刍言》中“理”字的用法表1.5　《新青年》等五种杂志中“公理”的意义分类统计表1.6　《新青年》等五种杂志中“公例”的意义分类统计表1.7　《新青年》等五种杂志中“真理”的意义分类统计表1.8　《新青年》等五种杂志中“理性”的意义分类统计表2.1　自汉至清中叶十三种文献中“公”字的不同含义及使用次数表3.1　道德化程度及其相应的观念和观念系统表3.2　《盐铁论》中“权利”的用法表3.3　《万国公法》中“权利”的用法表3.4　“权利”、“利权”的用法（1883～1900）表3.5　“权利”的用法（1901～1911）表3.6　《新青年》中“权利”的意义表4.1　“个人”的意义分类统计（1898～1915）表4.2　“个人”、“国民”和“个人主义”的用法（1900～1915）表4.3　《新青年》中“个人”的意义分类统计表5.1　“群”在古代文献中的用法表5.2　“群”在古代文献中的意义分类统计表5.3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中“群”、“社会”的用法（1901～1904）表5.4　《新青年》中“社会”、“社会主义”的使用次数表5.5　《新青年》中“社会主义”的词义类别及评价表7.1　“民主”的意义分类统计（1864～1915）表7.2　《新青年》中“民主”及其相关词汇的意义分类统计表7.3　《新青年》作者使用“民主”及其相关词汇时的价值取向表8.1　四种清代经世文编中“自强”、“富强”、“经济”和“生计”的使用次数及典型例句表8.2　《新青年》中“经济”的意义分类统计表9.1　1910年梁启超对“常识”和“专门学识”的区分表9.2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中“常识”的用法表9.3　《新青年》中“常识”的用法表9.4　《新青年》中“科学”的词意变化表10.1　二十五史和十三经中“革命”的用法举隅表10.2　“革命”的意义分类统计（1896～1911）表10.3　《新青年》中“革命”的意义分类统计表11.1　《新青年》中所提及的十一项大事附录三表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各年文献字数金观涛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讲座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刘青峰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二十一世纪》前主编。二人长期合作学术研究，合著的代表作有：《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汇集了金观涛、刘青峰十年来在一系列大型研究计划支持下完成的主要研究论文。作者建立并利用含一亿两千万字文献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以关键词如“权利”、“个人”、“公理”、“民主”、“社会”、“科学”、“经济”等政治术语的统计分析为基本素材，各辅以相关的统计图表，探讨它们对应的西方现代政治观念在中国的引进、演变以及定型过程。不了解这些重要政治观念，就无法理解支配20世纪中国人的政治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的建构和解体方式。本书视野宏大，通过中西现代观念差异的比较研究，总结出不同于史学界公认的另一种划分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思想史分期方案。此外，通过数据库的应用，突破了过往思想史研究以代表人物或著作为分析依据的局限，开启了以例句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新方法，使研究结果变为可以验证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前辈王尔敏先生称这一研究方法是“当今哲学界的统计学派”。本书还根据讨论的十大基本观念，整理出十余万字近一百个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意义演变词表。可以说，本书既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政治哲学的重要研究著述，也是十分有用的参考工具书。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出版致谢在本书即将付印之际，我们感慨万千。虽然，这是十年来我们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以下简称“数据库”）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观念演变的主要论文的汇编，但是，正如我们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的那样，这是一项探索性很强的研究工作，如果没有研究经费的持续投入，如果没有在不同时期、由不同人员组成的研究小组的共同努力，本书的结集出版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以下的感谢，篇幅虽然已经相当长，但仍可能有缺漏。首先，要感谢资助如下一系列研究计划的机构：1997年香港研究资助局（RGC）资助的：“A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of Certain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Concepts（CUHK4001/97H）”；2000年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资助的：“An Intellectual Historical Study o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Liberalism in Modern China，1736-1927（RG018-D-99）”；2002年4月香港中文大学资助的：“Data Mining for the Quantitative Database of La Jeunesse：Research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hanges in Political Concepts and Important Incidents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2002年香港研究资助局资助的：“A Quantitative Study of China's Selective Absorption of Modern Western Ideas and the Origins of Certain Key Concepts（1840-1915）（CUHK4006/02H）”；2004年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资助的：“Confucian Traditions and Politico-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Japan and Kore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A Comparative Study（RG019-P-03）”；2004年香港中文大学Direct Grant for Research（2004-2005）资助的：“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f Ideas（1840-1924）”；特别是2006年香港研究资助局资助为期两年的：“A Computer-Aided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Even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Concepts（1830-1924）（CUHK4554/06H）”，本书可以说是这项研究计划的最后成果。这几个研究计划均由金观涛担任研究主持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刘青峰作为主要合作者；此外，先后参与这几个课题的合作者还有：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教授、日本关西大学沈国威教授、台湾地区“国立”暨南大学周昌龙教授、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寿安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森时彦教授以及韩国延世大学白永瑞教授。在此，我们要再次感谢上述资助机构的持续资助和合作者的无私奉献。1997年得到香港研究资助局资助后，我们旋即与复旦大学历史系章清教授组成研究小组，展开了第一阶段的研究。我们选择了新文化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流派、团体或政党的十二种杂志，按统一规格，对每个期刊作出规范性意义分析。当时，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师生担任期刊研究的人员包括：张谦《甲寅》，孙青《新潮》，唐云松《每周评论》，汪乾明《向导周报》，章红《建设》，黎建军《星期评论》，金燕《少年中国》，赵文斌《努力周报》，孙青、曲伟《现代评论》，楚永全《解放与改造》，苑学武《醒狮》；在香港中文大学，则是由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戚立煌先生和吴嘉仪小姐承担《新青年》的分析。在这一阶段，除周成海先生、屈大成先生曾短期参加过查证文献外，黄庭钰小姐继吴嘉仪小姐成为得力的研究助理。除了感谢以上所有早期参与研究计划的人员外，还特别要说一下戚立煌先生。戚先生长期在中国大陆从事文史研究工作，退休后来到香港，主动申请参与我们的研究计划。当时，“数据库”尚未建或初建尚未可使用，他以深厚的文史功力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带领研究小组中的年轻同事，用传统方法一丝不苟地分析例句。读者可以在本书中看到，差不多每种关于《新青年》的分析统计，都是由他作出的。2005年，近七十岁的戚先生依然是中大篮球队的活跃成员，但却因一次医疗事故而去世，令我们深感意外和痛心。在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研究后，我们意识到，基于个别研究者的分析，研究结果总是会出现个体性差异。为了使观念史研究有更可靠的基础，我们意识到必须要依靠全文录入电子文本作为分析对象，因此，必须建立计算机数据库。2001年初，刘青峰开始策划建立“数据库”；当时，我们尚不清楚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系统工程。但是，十分幸运，我们在以下三方面都得到富有成效的支持与配合。先说系统设计。2001年决定建立“数据库”时，恰好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者孟大志教授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参与古文献电子计划，“数据库”最早的设计构思就是与他商议决定的；他的学生张丙奇先生和陆薇小姐则承担了编写程序的工作。由于当时估计“数据库”所收文献最多不过是几千万字，到2003年，这一初始设计就很不适用了，查询速度和文献导入都出现问题，系统设计遂成为计划实施的瓶颈。恰好，这年夏天我们结识了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年轻的黄勇和黄磊兄弟。从那时至今，黄勇先生就成为“数据库”系统的总设计师。黄勇先生有丰富的计算机应用程序设计经验，但要了解并按照史学研究者的需要来编程，对他来说也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从那时起，黄勇先生负责重新设计并不断改进系统的各项功能，以及解决系统运作中发生的各种故障。中国文化研究所的计算机技术员李洁儿小姐，也在系统设计的各个阶段，一直热情协助我们解决技术沟通、测试等问题，默默作出奉献。再说入库文献的选择。1999年夏，吴通福先生作为金观涛和中文大学哲学系合带的博士研究生来到中大。1970年代出生的人中，他是一个极之少见的、自小就熟读传统经典并对明清儒学文献十分熟悉的年轻人。2001年建库工程启动后，由通福负责文献收集和标引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在决定第一批约七百万字入库文献目录时，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和姜义华教授也分别提供了宝贵意见。2002年通福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又留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两年，担任研究助理和博士后研究员。2004年夏，吴通福博士到江西财经大学就任教职，仍继续参与文献收集和分析工作。也就是在这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们结识了鱼宏亮博士。鱼博士是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修读古代文献专业的，令我们意外的是，一般说来，选择这一专业的人不会对高科技感兴趣，但鱼博士恰恰是一个例外。2004年夏天起，宏亮以他在古文献和计算机数据库两方面的知识，参与建库工程，成为研究团队的重要成员，负责文献与系统管理两方面的工作。在黄勇与宏亮的很好配合下，系统功能作出两次大幅度改进。在建库工程中，除了系统设计和文献收集处理外，还有大量琐碎繁杂的行政事务，如与分散在不同城市的合作者或机构、公司之间签订并履行合约，保持日常联络，大量来往数据、图片文档的收发验收及管理，课题报告的准备和总结等。这些事务，先后由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黄庭钰小姐、陈美真小姐、叶子菁小姐担当管理。她们的敬业和认真细心的工作态度，保证了建库工程的顺利进行。此外，林立伟先生以他良好的中英文训练，协助做了大量翻译工作；增田真结子小姐曾协助日籍文献的调研；林翠盈小姐、陈露君小姐则在文秘方面作出支援。除叶子菁小姐至今仍担任“数据库”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外，我们没有忘记并感谢以上几位已先后转职的同事。2006年9月，最新一个研究计划展开之时，我们就决定利用扩大至一亿两千万字的“数据库”来验证并重新检视早期和中期发表的论文；同时还要运用“数据库”，对我们已做过的中国近现代十大观念研究所涉及的近一百个政治术语做一简单整理。这两项工作，不仅是出于完成本课题的需要，也是用我们初步总结出的方法论，对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作出验证。一年来，高超群先生和鱼宏亮博士与我们组成研究小组，投入了这一艰巨的挑战。超群负责做例句分析和统计，他每天要面对并处理从“数据库”中提取的数千甚或上万条含关键词的例句；宏亮除了日常文献和系统管理工作外，每当发现问题，就要及时利用“数据库”或从原始文献中查找解决。他们日复一日地从事这种枯燥、但又是最基本的分析整理数据工作，使得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重新改写这些论文。与此同时，超群还完成了九十余个相关政治术语词意分析的编写，作为本书的附录二。最后，本书的编辑出版，还要特别感谢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其他几位同事。由于本书涉及的文献量相当大，图表也很多，校对、编辑和排版工作量就非同一般文章了。每当我们改定一篇文稿，就由朱敏翎小姐、张志伟先生细心编辑，再由张素芬女士一丝不苟地排版制图。用这种流水作业方式，他们在编辑《二十一世纪》每期稿件之余，完成了本书的编排。因此，可以说，本书不仅是我们在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工作时期与合作者的研究心得，也同时凝结着我们对先后与我们共事的同事之间相处的美好记忆。金观涛、刘青峰2008年4月于香港中文大学序为本书简体字版写序，说来多少有点儿怪异的感觉，不由想起我们另一本简体字版著作的往事。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问题与方法集》。这本书是该社老编辑马嵩山先生组稿并编辑的，我们为这本书写了只有十个字的短序：“问题是旧的，方法是新的。”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遗憾的是老友马嵩山病故时，终未能与他见上最后一面。1989年4月初我们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一住就是二十年，去年9月又来到台湾。在这二十年中，我们的学术著述都是以繁体字刊行的。在我们为时已算不短的学术生涯中，不论是用简体字还是繁体字写作，“问题是旧的，方法是新的”始终是我们研究的特质。我们的问题意识产生于文革时期，令我们由理科背景转向历史文化的探索。从那时起，我们就试图用系统论方法来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及其伴随的独特现象。文革结束后，在出版界朋友的大力支持下，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此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和2000年先后出版了《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1840-1956）》和《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这两本书在追寻老问题时，转向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在近代的转型，再深入到思考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从1997年起，我们的研究由思想史转入观念史，在这一研究转向中，同样是自觉地摸索新方法。本书就是我们近十多年来探索的结集。由思想史转入观念史研究，采用了我们简单概括为“以包含关键词例句为中心的数据库方法”。我们发现，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形成的研究，使得近年来经常被概念史引用的柯林武德那句名言“历史知识沉淀于特定观念”变成了“历史沉淀于词汇”。换言之，关键词的语义变化如同DNA和RNA分析揭示生物遗传历程那样使我们抓往思想变化的痕迹，而计算机数据库为这一切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从来学术新观点的提出与工具和方法的创新紧密相关，而新方法的引进令学术研究变得更加具有开放性。因此，本书中大至从观念史角度提出的对中国一百五十年分期的新见解，小至对个别词汇的解剖，也都是未完成式的，需要不断地接受挑战和验证。去年六月香港出版本书时，我们认为没有多少人会对这本咬文嚼字的厚书有兴趣，只印了数百本。令我们意外的是，出版约一年又重印了，韩国翰林大学翻译本书的韩文版很快也将面世。本书简体字版，如果没有我们1980年代的老友严搏非先生——如同马嵩山先生一样热心中国文化事业的一位上海出版人——坚持不懈的推介，没有法律出版社对本书的兴趣与认真编辑，这本书的简体字版也不会出来。最后，也许读者有兴趣了解，“问题是旧的，方法是新的”这一支配我们学术探索的背后又是什么？这就是思想的热情和追求真理的坚持。大约四百年前的一位英国诗人约翰·多恩在瘟疫染病中写下对人的思考，他说：“人是一个世界，也有自身的造物，人自身的造物是人的思想，思想生来就了不起。”因此，人的尊严，也就是思想的尊严。金观涛　刘青峰2009年12月10日于台北木栅导论：为什么从思想史转向观念史？如果思想史需要接受经验的检验，那么便只能以观念史作为自己的基础。什么是观念？观念史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研究方法有什么不同？本书力图通过对中国当代观念形成的考察来表达如下信念：我们正在穿过语言的丛林，抓住历史洪流中变迁的思想。一　破碎的万花筒：中国当代思想之谜今天中国人有一种不知往何处去的文化迷惘，造成文化失落的重要原因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我们要理解中国当代思想状况，就必须去研究其形成过程。然而，当代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却在于：它是一系列意识形态变迁及解构的产物。今日盛行的价值系统，本是建立在1980年代启蒙思想及其退潮之上；而80年代启蒙运动的兴起，则源于对20世纪革命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反思，它又是1970年代毛泽东思想解构的结果。回顾20世纪的中国，自邹容吹响革命号角拉开历史帷幕，革命意识形态足足统治中国达80年之久。中国经历了“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革命意识形态终于解体。今天的年轻人，对爷爷辈经历共产主义理想幻灭的痛苦，对父辈经历阶级斗争和“文革”后的沉痛反思，已毫无感觉。大多数年轻人或满足于专业追求，或沉浸在消费社会中寻求刺激，再没有历史的沉重包袱。确实，当一个庞大、长期笼罩一切社会生活领域的思想体系解体时，在社会对思想的普遍冷漠中，人们已没有兴趣去关注思想文化如何暗中变迁及其整体结构瓦解后的残存形态。对于上述过程，思想史研究者常有“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感慨；而我们则更喜欢用打烂的万花筒作比喻。儿童时看万花筒，每转一个角度，就会出现千变万化、色彩斑斓的图案；如果打碎万花筒，倒出来的是一堆有色碎片。当革命意识形态有效时，正如巨型万花筒在转动，图景气象万千，不断组合出魅力世界。告别革命意识形态正如万花筒被打碎，魅力世界消失了，人们对价值理念完全失去兴趣。但作为思想史研究者，却必须去考察万花筒中的景象是如何出现的。万花筒中的图像虽然有趣，却是由一些固定的碎片组合而成的。没有这些碎片，就不可能建构意识形态，亦不会发生意识形态的迅速变迁。要理解革命意识形态解体后的思想形态，最可行的方法是考察那些组成思想体系的基本要素，即那些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意识形态建构和解构、仍然存在而且相对稳定的思想碎片。在中国当代文化中确实有这样的东西吗？如果存在，它又是什么呢？我们发现，这些作为意识形态瓦解后的思想碎片不仅存在，而且其形态是相当稳定的，只是人们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罢了。它们就是当代中国人用于理解现代世界和社会的基本观念。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组基本观念之上的思想系统，正是这些基本观念建构了20世纪国、共两党不同的意识形态，并在1920年代以后指导着中国人的大规模社会实践；而意识形态的解体，并不意味着组成系统的基本观念的消失。举几个例子。“告别革命”的说法，只不过反映出革命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它在人们心目中所占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革命意识形态解构的结果）；但革命观念（对革命是什么的理解）本身，在今日与20世纪上半叶的差别并不大。其他中国人熟悉的观念，如个人、权利、社会等，也不是如此么？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解体，使得对某种观念在当下的价值评判（重要性）可能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但对该观念的核心意义和功能的理解并没有随之而大变。意识形态的解体，在很多时候只是观念之间关系的变化。以科学观念来看，今天中国领导人讲的科学发展观，是用科学来论证经济发展的正当性，这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用科学来论证革命的正当性，与1920年代新知识分子建立科学的人生观相比较，变化的只是科学论证的对象，而不是对科学本身是什么以及对它的功能的理解。也就是说，上述种种重要观念的核心价值和功能，从新文化运动到今天仍保持了它们的相对稳定性。总之，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制度正当性基础以及指导社会行动的纲领，是建立在一组普遍观念之上的。意识形态的解构，意味着其整体意义的消失（当然有时也包括某些观念的变化），但其组成要素大多仍然存在。严格地讲，所谓观念系统的解体，只是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观念的重要性排序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以及用这种关系来论证的意义系统之消失。作为其组成要素的观念则被游离出来，继续在生活中起重要作用。为了认识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及其解构后的中国当代思想状况，就有必要研究这些观念碎片。这样，我们就必须实现研究视野的转换——从思想史转向观念史。二　观念是什么？顾名思义，所谓观念史就是去研究一个个观念的出现以及其意义演变过程。但是观念（idea）又是什么呢？“观念”一词最早源于希腊的“观看”和“理解”，在西方15世纪就用该词表达事物和价值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也指人对事物形态外观之认识；17世纪后涉及构思过程。(1)其实，只要驱除西方柏拉图主义（Platonism）和德国观念论（German Idealism）给它蒙上的神秘外衣，“观念”并不难定义。简单说来，观念是指人用某一个（或几个）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细一点讲，观念可以用关键词或含关键词的句子来表达。人们通过它们来表达某种意义，进行思考、会话和写作文本，并与他人沟通，使其社会化，形成公认的普遍意义，并建立复杂的言说和思想体系。一旦观念实现社会化，就可以和社会行动联系起来。我们知道，任何社会行动都涉及普遍目的的合成，需要众人进行价值和手段的沟通。没有普遍观念，由个人的行动组织成社会行动是不可思议的。弗耶利（Fouillé）曾这样描述观念与社会行动的关系，他说：观念是“我们的感觉和冲动所呈现出的知觉形式；每个观念不仅涵盖一种智力行为，而且涵盖知觉和意志的某种特定的方向。因此，对于社会亦如对于个体一样，每个观念均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愈加趋向于实现其自身的目的”(2)。这里，讲的正是普遍观念在组织、协调各种人实现自己目的（行动之动机）方面不可缺少的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讲，社会行动可以视为观念的实现。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层面进一步明确“观念”的定义。第一，因为观念是用固定的关键词表达的思想，它比思想更确定，可以具有更明确的价值方向。与观念相比，思想显得较为抽象、含混，它可以纯粹是思想者的体验和沉思默想；观念则必须是可以用相应关键词或含该词的句子来表达。因此，任何观念的起源、社会化和演化，也就是表达该观念的相应关键词的起源、传播和意义变化。当然，思想亦离不开语言，但它和语言（特别是关键词）的关系远不如观念明确简单。以往，思想史研究主要是以某一人物、某一著作或某一流派的分析为基础；而且，因思想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不那么明确，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文本的分析，往往会得出相差很大的结论。观念则不同，它在社会化后具有普遍意义的确定性。正因为如此，人们可以凭借若干观念建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第二，因观念比思想具有更明确的价值（行动）方向，它和社会行动的关系往往比思想更直接。很多社会行动如革命、改良、立宪、启蒙，可以视为在某一个或几个观念指导下产生的。或者说，在社会行动中，观念是可以事先被行动者想象（在心里预演或计划）或事后被理解的，因此，有不少观念可以视为社会行动的组成部分。一旦搞清“观念”的定义，我们就可以讨论它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了。在政治思想研究中，通常把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根据和指导社会行动的思想体系称为“意识形态”。人类生活中的社会行动十分庞杂，而要将各种社会行动互相协调，组织成整体的改造社会的行动，其前提是需要把各种不同的社会行动的观念整合起来，互相协调，形成某种具有整体结构的观念系统。这种观念系统，就是意识形态。具有整体结构的意识形态，可以指向更高层次的目标，转化为大规模改造社会的行动。只有在这一角度来看，才能理解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及它和改造社会的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观念是组成思想体系（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这一点，甚至可以在“意识形态”的词源上得到证明。从构词法上看，“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个词的本义就是观念学，即和观念系统形成或有关观念推演逻辑的学问。这样一来，研究某种政治意识形态，便首先需要剖析该意识形态是由哪些基本观念构筑而成的。此后，还需要认识该意识形态中各种观念之间独特的关联方式，也就是理解意识形态的内容和结构以及其正当性论证模式。而意识形态的解体，亦意味着组成它的各种观念游离出来，成为各自独立的碎片。众所周知，中国人是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接受马列主义，进而将马列主义中国化，后来演变成毛泽东思想的。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毛泽东思想开始解体。只有了解当年中国人是凭借着哪些重要观念，来建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中国现代意识形态，才能理解这些意识形态的变迁及其解构以后的中国思想状态。那么，组成这些意识形态的主要观念是什么呢？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说法，但我们认为，下列观念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最基本要素，它们包括：科学、民主、真理、进步、社会、权利、个人、经济、民族、世界、国家、阶级、革命、改良、立宪等。困难的是我们如何在流变的大千世界中把握它们，特别是这些观念如何起源、演变，并在最后可以互相整合，形成宏大的革命意识形态？三　关键词研究和数据库方法我们认为，观念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要素，比意识形态更基本。这样，只有厘清观念的起源，才能理解意识形态的形成和演变。观念作为用关键词表达的可社会化的思想，研究其形成，就必须去探讨表达该观念的关键词的出现，并分析其在不同时期的意义。这是一项相当基础性的经验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是通过思想史来认识观念，大多依靠公认的重要文本（主要是个别思想家和代表性著作），来分析某一时期某些观念的形态，这样，观念史只是思想史的分支。一直到1990年代，随着历史文献向数码化的方向发展，情况才发生变化。原则上讲，研究者可以通过建立包括过去所有文献的专业数据库，采用数据挖掘（data mining）方法，把表达某一观念所用过的一切关键词找出来，再通过核心关键词的意义统计分析来揭示观念的起源和演变。从此，观念史就可以从思想史研究中分离出来，成为思想史研究的经验基础。过去十年，我们一直在进行有关观念史研究的尝试，并认为它与以往的思想史研究有如下差别：第一，研究的基本单位不再是文章和人物，而是句子。我们知道，以往思想史研究中，分歧最大的是如何选择代表人物的代表著作，以及正确解读文本，从中抽象出观念（思想）的理念形态。由于对代表人物的代表著作选择的差异，再加上文本解读本身的复杂性，使得研究者在如何理解历史文本方面有着极大的分歧，解释可以是比较任意的。也就是说，以往的研究方法带来了不可判定性。现在，我们的研究基本单位不是文章，而是文章中含有某一个关键词的句子。虽然，在很多时候判断某一关键词在某一句话中的意义时，必须去看上下文，但根据句子来判断某一关键词的意义，具有相当大的客观性；而且，从句子来区分关键词有多少种意义类型，比从代表人物的代表性文章来判断其观念形态要准确得多，这就使得以句子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的可靠性大为提高了。第二，以往，以人物和代表著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局限了讨论范围，很难提供对该观念如何起源、是否普遍、是否流行的检验。如果以句子为基本单位，就可以将数据库中某一历史时期使用该关键词的所有句子搜寻出来，在对数以千计甚至是数以万计的句子分析中，抽取关键词的意义类型，并分析这些意义类型中哪些、在哪一时段是普遍使用的以及如何变化的。由于分析对象是确定的句子，观念演变就成为可验证的。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由于存在文献导入多寡、研究者判句时的理解等问题，仍可能产生误差，但总的来看，研究结果并不会因为研究者的不同而出现很大的歧义。只要承认上述两个简单前提，一种和以往思想史（观念史）研究不同、以关键词分析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初步确立了。根据我们的经验，运用这一方法分为如下几个基本步骤。首先，是寻找和选取表达某一观念的关键词，(3)并利用数据库检索这些词汇，统计其按年代的使用次数。其次，是提取所有相关例句，再由研究者解读每一个例句，以确定该关键词按年代分布的各种意义类型及变化。第三步，研究者以此作为基本素材，再作出分析研究。当涉及观念跨文化传播时，除了必须注意该观念在原有文化中关键词的意义演变外，还必须分析中文里用于表达外来观念的关键词的原意，研究人们何时以及为何要用该词表达新观念。如果该词是翻译时新造的词汇，则需分析该观念在何时传入以及定名和普及的过程。在研究表达外来观念的关键词时，不论是使用中文原有词汇还是新造词汇，都必须比较该关键词的意义在历史上的变化；确定某一时段其主要意义以及分析它们与相关传统观念的差异。除此以外，还可以通过对文本深度挖掘出的其他数据，如文本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学说、征引文献等，建立规范性意义分析的数据库，研究上述变项对观念变化的影响。必须指出，在上述几个研究步骤中，计算机只是在前两个技术性环节发挥作用，它能按年代快速提取大量文献中研究者所需的例句。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仍是研究者能否有效地利用挖掘出的大量数据，结合历史背景和文本结构分析，概括出某一时代某一普遍观念的理想类型，这依然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换言之，如何对统计分析结果作出更为细致深入的解释梳理，从而勾勒出观念演变的线索，仍然要依赖研究者的创造和综合能力。不断扩充数据库文献的总量和改进系统功能，始终只是研究的辅助工具。运用数据库方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观念史研究从此可以突破以往用个别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的局限，并使得思想史研究成为可以检验的。四　实证研究的发现：当代观念形成的三阶段自从1993年出版《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以后，我们就转入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并于2000年完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该书的讨论范围只及于1895年。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就意识到，要理解中国现代思想，如果不弄清组成现代思想的基本观念，就如同只看房子而不看地基。而要理解甲午后中国思想的变迁，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这两种新意识形态的形成，首先便要梳理作为革命意识形态要素的那些当代基本政治观念的形成。因此，我们开始投入以关键词为中心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术语研究。1997年，我们提交的“中国现代政治观念起源的计量研究”课题计划获得香港研究资助局（RGC）资助。从此，在一系列研究计划推行中，我们开始了利用数据库方法、以关键词为中心的中国近现代观念起源和演变的研究。(4)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建立了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约含一亿两千万字文献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以下本书中均简称“数据库”），发表了包括“科学”、“民主”、“权利”、“社会”、“公理”、“经济”、“革命”等关键词的相关观念的研究。(5)从这一系列实证研究中，我们得到如下两个发现：第一，如果撇开意识形态的建构和解体，仅仅考察一个个政治观念的内涵，当今中国人理解的这些政治观念的意义，与它们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形成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故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中国当代政治观念。这无疑证明本书一开始所指出的，当代中国人的观念不过是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除魅、解体后游离出来的碎片。但是，如果追溯新文化运动前这些现代观念的传入和意义演化的过程，这就会涉及我们以下要谈的第二个发现。第二，所有中国当代政治观念的形成，几乎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洋务运动时期，其特点是用中国原有的政治文化观念对西方现代观念的意义进行选择性的吸收；如西方现代观念和中国传统观念无意义相重叠之处，即该观念是全新的，则常出现对该观念的拒斥。第二阶段是从甲午后到新文化运动前的二十年（1895～1915），这是中国人以最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现代观念的一个时期。大量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来没有的现代新观念，都是在这一阶段传入的；而以前经选择性吸收的某些现代观念，在这一时期也比19世纪引入时更接近西方原意，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学习阶段。第三阶段则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特别是1919年以后，可以看到中国人对所有外来观念的消化、整合和重构，将它们定型为中国当代观念。这些观念趋于定型，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现代意义，其意义大多与第二阶段不同；有的观念甚至回到与第一阶段相近的意义和结构，也就是说重构产生了中国式的现代观念，并在这些观念基础上，建构了现代中国主要的意识形态。我们是通过多个关键词的研究，逐步发现并慢慢确认了这两个发现的。本书所收论文，以及通过对九十余个相关政治术语的意义分析所做的验证，都可以证明存在这三个阶段。我们之所以说是新发现，是因为它不同于以往长期惯用的思想史分期。以往，学者常常把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洋务运动）、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从戊戌变法到立宪共和）、价值层面向西方学习（新文化运动）三阶段。这种分期方法把思想观念的变化集中放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西方现代观念的引入，从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并经历了三阶段演化。现代性起源于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学习西方现代观念（现代性）是极为重要的。对于中国，学习只不过是夹在三个阶段中间的一环。时至今日，没有人不承认新文化运动对中国20世纪思想演变的决定性意义；这正如西方的现代性研究，不能绕过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一样。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作为启蒙的新文化运动，其真正意义不是原来想象的价值层面的全盘西化，而是对学习结果的重构，使其变成中国式的现代观念；并用它们建构新的道德意识形态。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认为，理解中国当代观念的形成，需要更为宏大的历史视野。有趣的是，我们在《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一书中曾提出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对外来文化的大规模融合，并曾比较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晚清时期两次外来文化的冲击，指出两次都曾经历了“外来冲击导致原先道德意识形态不可欲”、“意识形态更替”和“社会整合对意识形态的塑造”三个阶段。(6)通过对现代关键词的研究，我们发现，第二次融合和第一次融合的最大不同在于：必须把现代性学习包括进去。我们认为中国当代政治观念形成的三阶段，正刻画了现代性学习和意识形态更替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以关键词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可以说是从微观的、经验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的宏观分析进行检验；而且只有基于这样的研究，我们才可以对新文化运动作出新的定位。五　以“权利”、“个人”为例看三阶段说或许，以代表性的观念变迁为例来说明以上三阶段会比较容易理解。众所周知，权利（rights）观念，是现代性的基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失的。因此，它完全是一个从西方引入的新观念。该观念在洋务运动期间传入中国时，如同许多外来观念一样，最初中国人是通过对rights意义的选择性吸收来理解的。这十分典型地表现在用旧词“权利”来表达rights的意义。众所周知，西方现代权利观念含义丰富，除了指法律上规定的权益外，其主要意义是自主性为正当，主体大多指个人。而中文里“权利”一词早在先秦时期就在使用，其原意为权力、利益或权衡；它与西方“正确”、“理应如此”等具有正当性含义的rights差别极大。为什么中国人一开始要选用“权利”来翻译rights？“权利”这个关键词最早与rights对应，是出现在总理衙门印行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中，被赋予现代含义进入中国政治语汇。这充分地反映了选择性吸收机制。19世纪中叶，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向东亚扩张，中国面对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两次鸦片战争后，紧接着爆发全面边境危机。清廷被迫推行洋务运动，并且于1864年不得不引进与外国打交道的《万国公法》。对照《万国公法》英文原文，当可发现原文有大量个人自主性为正当以及国家权利来源于个人权利的论证，但中译本却完全忽略了这些讨论。《万国公法》中译本中，“权利”一词的意义主要是指国家的合法权力和利益，并没有与个人自主性相关联。这是因为《万国公法》的翻译和发行，是为了中国官员在与外国打交道时维护本国的利益和权利，行为主体是国家，没有引进个人观念的必要，故只选择了rights中的法定权利和利益这些含义。或者说，这是用中国传统权利观对西方现代观念进行“格义”或选择性吸收的结果。(7)“权利”这一关键词频频使用是在甲午之后。例句统计分析表明，1900年前，包含“权利”这一关键词的所有例句所涉及的权利主体，绝大多数均为国家和官方机构，少数是私营公司，“权利”仍被限定在国家权力与利益的轨道上。那么，什么时候起“权利”开始具有超越法律之外的个人自主性为正当的含义呢？这个转变发生在1900年前后，它与个人观念这一全新的外来观念引进中国联系在一起。如前所说，当某些新观念的意义在传统中国完全没有，甚至不能用价值逆反进行想象时，选择性吸收机制表现为对该观念的漠视；只有学习阶段开始时，它才在中文世界里出现。个人观念在这一阶段引入，就是典型的一例。“个人”一词在中文里虽早已使用，但它不是政治语汇，也没有今天一般被理解的意思。“个人”成为新的政治术语是一件大事，意味着西方现代价值的核心individual进入中国。individual原意为分割整体得到的最小单位（不能进一步分割的东西），用这个关键词指涉个人，意味着社会有机体观念的瓦解：唯有个人才是自然权利的最后拥有者，亦即个人成为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以及社会契约论的兴起。(8)individual理念对于把社会视为家国同构有机体的儒学是不可理解的，故在19世纪，在中文里从无和它对应的关键词。1900年前后，用“个人”翻译individual开始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意味着学习阶段的来临。正是在这一时期，个人成为权利主体，个人自主不仅被认为是正当的，而且是国家独立自主的前提。(9)例如有这样明确的说法：“一部分之权利，合之即为全体之权利；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家之权利思想。”(10)这句话反映出中国人在这一时期所理解的权利观念，相当接近西方rights的原意。统计甚至可以直接表明“权利”与“个人”两词的使用次数分布在1901年至1909年间的类似性与同步性（参见此处）。换言之，正因为中国接受了个人观念，才能学习、接受西方自然权利观念。然而，这种类似于西方拥有权利自我的个人观念流传并不持久。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一元论思维模式支配下，中国人对权利观念和个人观念都进行了重构，从此，个人和权利观念与西方拉开距离，变成中国式的。权利观念经过重构，1919年后中国当代的权利观念的一个鲜明特征，是群体的权利压倒个人权利，个人权利在某些情况下具有负面的含义。一旦权利观念中最核心的个人自主为正当的理念受到压抑，中国当代权利观念在某些方面就又回到19世纪下半叶的意义，指的是权力和利益，不再包含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但当它与道德发生关系时，就被赋予儒学中履行义务才享有权利的结构。这种权利观念一直维持到20世纪末，故在今天中国人心中，权利被理解为个人须尽了某种义务才能享有的权益。由于它一直与个人能力有关，至今尚有中国人不能划清权利和权力这两个观念的界限。(11)。与权利观念变化同步，个人观念亦被重构。拥有权利的个人转化为意识形态的或建构关系的个人，这就是今天中国人熟悉的个人观念。(12)社会观念不也是如此吗？在西方用society指涉人生活在其中的组织是近代的事，它和公共空间兴起同步。社会是一现代观念，它的出现是人们意识到社会是由个人根据契约自行组织起来的。(13)1900年前，社会观念传入中国时，被称为“群”，代表了中国传统（例如今文经学）对西方现代观念的选择性吸收。(14)“社会”压倒并最后取代“群”去指涉society，则意味着学习过程对选择性吸收的取代，它发生在1904年前后。当时，“社会”不仅是指人类生活在其中的组织之总称，还是个人通过各种契约形成组织的别名，故1905至1915年亦是中国社会观念最接近西方的时期。(15)新文化运动期间社会主义思潮兴起，对前一阶段由学习机制引进的西方现代社会观念进行重构。新文化运动后，“社会”不再用于表达协会（个人根据某一目的自行形成之组织）。(16)这样的例子可以一个一个地列举下去。也就是说，我们研究过的若干中国当代重要政治观念的形成，几乎都经历了“选择性吸收”、“学习”、“创造性重构”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