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半岛、东北地区东部——山东、苏北——河南陕南甘肃——青海四川——云南湖北头形器口瓶（壶）《原始宗教考古卷》第728页：甘肃秦安大地湾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腹部上的图案与河南庙底沟、山西大禹渡村、陕西泉护村等庙底沟类型遗址中的彩陶上的特征相似，因此该陶瓶当属庙底沟类型时期的器物。它明确地显示出其文化传播途径是：河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也是沿黄河作自东而西的传播。令人感到惊异的是，甘肃秦安大地湾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竟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弥生陶器人面瓶十分相似。尽管前者为彩陶，后者为印纹陶，但其外观造型、人面塑造的部位、手法等都明显地表露出其间的某种共性与内在联系。这两件文物出土地点相距遥远，时间相差2000多年，却能如此相似决非偶然，它为东夷族不仅早在5000多年前即已西迁到甘青一带，而其留在东部沿海一带的同胞后裔们则在铁器时代跨海东渡日本的推测，又一次提供了有力的物证。房顶上宽下窄、房身上大下小的干栏式建筑《原始宗教考古卷》第615页称：云南晋宁石寨山滇墓出土的西汉时期铜鼓形双盖铜贮贝器“……左右侧各作一仓房，房顶上宽下窄，略如扇形，似用木条或竹条交叉编成，脊上栖息着三只鸟，屋壁用木椽约18至22层构成，云南有些地方的粮仓现在还用这种做法。”同书第650页还指出：云南沧源岩画第四地点1区“……右下方紧接一座干栏式建筑……惟房身上大下小，顶有两鸟形。”“……此两人之下又有干栏式建筑一座，房顶亦有双鸟饰，房身呈上大底小之状，似表示脊大于檐之干栏式建筑。”屋壁用木椽构成的房屋（即井干式房屋，又称“木楞子”、“板屋”）不仅云南的粮仓如此，纳西族摩梭人和普米、独龙等民族以及北方某些民族的住房，也都是以横放原木垒成墙（即屋壁）的建筑。被称做“校仓造”的日本奈良正仓院御宝库是建造于8世纪的干栏式大型建筑，系用40根大木柱做桩，它同样是以横放原木垒成屋壁的建筑物。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出土于滇王墓的铜制神殿模型，也属于房身上大下小、房顶上宽下窄略呈扇形的干栏房舍。此外，日本奈良县佐味田宝冢古墓中出土的文镜和香川县出土的文物铜铎等的屋宇纹样，也是这一类型的建筑。以上这些建筑风格基本上都源自东夷文化。火葬习俗《原始宗教考古卷》第162页对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器时代晚期的辽东半岛石棚作介绍说：“双房2号石棚发现了有火烧过发灰白色的人骨碎片，庄河大荒地石棚内也发现了火化的人骨……这些说明了辽东半岛上的古代居民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盛行火葬……”同书第165页指出：青铜器时代辽宁本溪庙后山洞穴墓地“同一洞穴，并存有三种不同葬式，即火葬、仰身葬、二次葬（或乱骨葬）”。1998年秋，见诸报端的东北某地（肃慎系民族）先民火葬遗址的考古发现消息，据报道，推测当时火葬的做法是先在地面挖坑，坑内堆满木柴，上置遗体，另在柴堆上插一高柱。火化后，柴尽柱倒，即将未完全焚完的尸骨、木柴、木柱等统统埋入墓穴。它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原始信仰及其做法。据说人死后其善灵将随着天柱的焚烧进入天国，升不了天的恶灵和骸骨则留在墓内。《原始宗教考古卷》第769～770页说：公元前14至前11世纪，甘肃临洮寺洼山墓葬尸体处置“一是火葬后将骨灰盛在陶罐中……二是平放仰卧……三是乱骨堆……可见当时是火葬制与全尸土葬制同时存在”。“这次火葬制遗迹的发现，增强了寺洼文化和氐羌民族的关系。”同书第604页还指出：东汉时期云南剑川鳌凤山古墓“瓮棺葬与火葬墓遍布鳌凤山顶，山坡边缘则逐渐减少”。火葬是氐羌系民族主要习俗之一。上述记载清楚地表明火葬习俗源于东北的肃慎系民族先民，后经西迁到甘青一带，并传布至云南，于是这些民族也成了西戎之一的氐羌系民族先民。它又一次证明东夷西迁和氐羌系民族源自东夷是铁一般不容置疑的事实。用猪下颌骨、獐牙等随葬从最早（距今约7000～75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獐牙器（或称“獐牙钩形器”、“牙角钩形器”、“牙钩”，是用獐的獠牙磨出凹刃制成，有的根部有绑缚痕。后来发展为用骨或鹿角做柄，上部左右两侧都绑有獐牙的形似镰刀的工具）做随葬品。经江苏邳县刘林遗址墓地、邳县大墩子遗址墓葬，至山东大汶口墓地（约距今4500～5500年）为顶点，以后即被猪獠牙、猪下颌骨所取代。发现时多数都是握在死者指骨中，多者左右手合计共十二个，少者一个。族属为濮人先民，即大汶口人。野猪獠牙随葬最早见于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距今5790～7150年）。此外重庆巫山大溪遗址墓葬、大汶口墓地、吉林西周山石棺墓（多置于人骨头、胸部附近）、吉林骚达沟石棺葬、吉林永吉星星哨水库石棺墓等处也有发现。族属前者为濮人先民，吉林部分为肃慎系民族先民。动物牙骨随葬习俗中，以猪下颌骨随葬的数量为最多、风行时间最长。此俗最早见于（距今5000～5800年）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墓葬。这一时期墓葬中獐牙钩形器与猪下颌骨同时出现。《原始宗教考古卷》第274～276页称：用猪下颌骨随葬的墓“以一座（墓）一块猪下颚骨居多，也有二块、三块的”。该处人骨经观察发现“男性和女性有头部人工变形与拔牙的习俗”，故无疑是濮系民族先民。此后这一风习流传到陕西临潼姜家寨遗址；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墓葬、江苏常州圩墩墓葬；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墓地；湖北黄梅陆墩新石器时代墓葬；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甘肃永靖秦魏家遗址墓地（一般都放在人骨脚部上面的墓口填土内，少数放在骨架脚下方的陶器上面，个别的放在人骨架腿边）；吉林西周山石棺墓（多用幼猪下颌骨随葬）；吉林永吉星星哨水库石棺墓；云南剑川鳌凤山古墓（除猪下颌骨外，还有麂、羊的下颌骨、猪腿骨……）等地区。以上族属有濮系、越系、肃慎系、氐羌系民族先民，形成自东向西的传播路线（其中一部分自苏北南下到苏南、上海等地）。随葬品以獐的獠牙为始（大多数改制成钩形器）经过用野猪獠牙或猪门牙，发展到用猪下颌骨。其作用从最初的工具兼武器、巫术法器（用以驱邪镇魔）开始，转变为装饰品，最后成了显示财富的象征物。涂红、盖红所谓涂红（或称“涂朱”）就是在死者遗骸、葬具、随葬品或墓地上的其他物品等处涂或撒上朱红、赭石颜料或粉末等的做法。最早见于（距今约10370年）江西万年仙人洞洞穴遗址。《原始宗教考古卷》第380页指出：“纹饰除大量使用绳纹之外，新发现有在绳纹上涂朱的陶片13块（有少数内外壁均涂朱者，也有的是圈窝之上涂朱）。”前些年日本考古发现了距今约10000年的古陶。这一发现，立刻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于是有人宣称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制造陶器的国家。但我国江西万年仙人洞绳纹陶（碎片）的出土，证实它比日本最早的陶器还要早370多年，因此世界上最早发明和制作、使用陶器的国家应是中国。日本的绳纹陶很可能是越人先民带过去的。涂红、盖红习俗的传播途径为赣、皖、苏、浙和赣、鄂、川、黔、桂、粤、滇、藏；另一支则经苏、鲁、豫、晋、陕、甘等省区，除个别外，大致呈自东往西的传播途径。做法则纷繁复杂，各有特色，或涂红色颜料或撒赤铁矿粉、赭石粉于死者遗体四周或浑身上下，或胸或足，或涂满四肢或仅及颅顶、前额、眉骨，或涂于股骨、胫骨、跟骨的某些部位。有的涂红还见于盖瓮棺用的陶片，随葬的玉、石饰物，石制工具，兵器，动物骨、甲等的不同部位。有的则在死者头部（或加上足部）扣上红陶钵，盖上红麻布等（云南金平县拉祜族苦聪人至前些年尚保留着往死者头、足部盖红布的习俗）。还有的将装有红颜料的彩陶杯等放在人骨旁。头部盖红布习俗，很可能是我国旧时新娘出嫁时头蒙红帕习俗的来源（见附录二“新娘头蒙红盖头习俗的由来”部分）。涂红习俗主要流传于濮系、氐羌系、越系各民族先民中。另据了解，日本古代也有过类似做法，如日本奈良市宇和古墓群大和5号墓以及广岛县三城古墓等出土的大批圆柱状陶俑，大都涂有红色颜料。从涂红、撒红粉发展到用红陶或红布遮盖的做法，很可能是基于对红色像火、血，象征巨大能量的认识，因而将红颜料等当做具有祛魔驱邪、逢凶化吉法力无边的物质，涂（撒）在死者的（牙钩器、石斧、铜剑之类的）防身武器上、身上或身体周围，能免除来自冥界的种种磨难，使亡灵早登彼岸，跻身仙界。到了后来，涂红可能被用于代替“洗骨”即古人遇到不幸或病痛，认为这是先人亡灵做祟所致，须开棺洗骨方能消灾祛病，做法甚为麻烦，于是就改为较简便易行的涂红，哪个部位患疾疼痛，就在尸骨的相应部位上涂红（多将红色涂在该部位的突起部分）。涂红及所用红颜料，最初很可能须事先经过巫师施术念咒，甚至由巫师亲自动手涂红，以求其灵验有效。丧俗中要在死者脸上盖白纸（或草纸、黄纸），这很可能是从古时用红麻布盖脸（有的还要盖脚）习俗演变过来的。这些做法可能都是涂红习俗的发展，说不定是为了使亡灵在阴间少受苦难而采取的相应措施。随葬石块、龟甲以石随葬风习最早见于（距今7500～9000年前）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墓葬（以鹅卵石、青石板随葬）。据《原始宗教考古卷》第425页记载：（距今7000～7500年）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大多数墓葬中，均有成组的龟甲，“龟甲内往往装有数量不等、大小不均、颜色不一、形状各异的小石子”。此习俗传播到了辽、鲁、苏、甘、川、滇等省，大致形成自东而西，然后南下川滇的传播路线。随葬品除石块外，还有龟甲、鱼等。大石块多压在人骨上，如压在胸部、腹部等处（日本古时屈肢葬中也有大石压怀现象，称“抱石葬”），有的放在头侧，甚至压在头上，股骨、膝盖、脚部压石的也有。小石子多为白色，或散置于人骨四周，或堆成小堆，多的上百块甚至三百余块。甘、川、滇等处的随葬用小石块以白色居多，这恐怕是氐羌系民族先民崇拜白石习尚的表现形式之一。四川茂汶别立、勒石石棺墓中，战国中期墓葬bm13的骨架，身高为1.8米，上颌左侧切牙早已脱落，说明死者生前仍遵循凿齿古俗，证实墓主确系濮人。由此得知，东夷石崇拜遗风不仅存在于氐羌系先民中，它同样也成了濮人习俗。此外，还可以从儿童葬俗、陶器、卜骨、粟等的考古研究中，并通过对有关文化现象的比较，来发现与证实东夷西迁的历史轨迹。《原始宗教考古卷》第587页介绍说：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墓葬“幼童盛行瓮棺葬，且埋在房屋近旁，与半坡仰韶文化相同”。又据同书第590～594页称：云南元谋大墩遗址墓葬“儿童盛行瓮棺葬，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一样，埋在住房附近”。“多数瓮棺的肩部、腹壁或底部，有意识地敲1～3个圈形小孔，孔径1.5～2厘米。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瓮棺葬相似。”上述记载证实云南新石器时代人对儿童行瓮棺葬，且埋在房屋附近，瓮棺上还要凿孔等做法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习俗相同。当时的中原（包括豫、陕南等地）除华夏人外，尚有大量的东夷人在该地区生活，因此我们不能把仰韶文化狭隘地看做是单一的华夏文化，它应是含有东夷文化成分的中原文化。随着东夷人的西迁，其文化也随之传播到甘、青、川、滇。《原始宗教考古卷》第739页指出：“齐家文化（属甘肃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陶器，在很多地方是非常相似的，这很可能是当时的共同特征。”“卜骨在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中，很早就有发现。现在齐家文化中也发现卜骨。这个新发现对于研究甘肃地区甚至全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各文化之间的关系，都是极为重要的资料。”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有许多地方十分相似，有的甚至可以说是一致的，这在前面已曾提及。龙山文化源自大汶口文化。下面再看看大汶口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同书第267页对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墓葬刘林类型墓葬中出土的8件彩陶器作了介绍：“其中两件陶钵（i式）和两件陶盆（i式），无论在器物造型、着彩部位或彩绘风格上与豫西陕县庙底沟仰韶文化的彩陶器极为相像，说明二者间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联系到前面提及的甘肃秦安大地湾彩陶瓶腹部的图案与河南庙底沟、山西大禹村、陕西泉护河村的庙底沟类型彩陶上的特征相似，这些都明确显示其文化传播应是苏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的自东而西的传播。又据《黄河上游历史与文物》第21～22页称：“本地区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的遗址，多次出现有瓮藏的粟，与黄河中下游各地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中所出土的谷物相同。从这一侧面也可以说明，这里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与黄河中下游各地，同属于粟文化系统。其次，这里新石器时代的居民的炊具主要是陶鬲（三足空腹煮器），日用器皿主要是彩陶，这些与黄河中下游各地也是相同的。”（参见后面的“巴人源于濮的依据出土规鬲、盉”部分）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可以从这些考古发现中窥见氐羌系、濮系民族先民们的迁徙及其文化传播途径。许多无可争辩的事实，证实这些先民就是原生活在我国东部沿海一带的东夷人。（二）来自民族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证据据称，濮人先民（大汶口人）有身材高大、头颅人为使之变形以及凿齿等特征。《中国悬棺葬》第219页指出：“……巫溪县大宁河流域荆竹坝m18悬棺内2具西汉人骨架颅骨顶部的冠状凹陷情况与川南珙县僰人颅骨上的（凹陷）相同，说明生前也有头颅改形的风俗习惯。两地悬棺……虽时隔一千多年，相距上千公里，但从都有头颅改形风俗习惯来看……证实了……在族属上（两者）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关系。”由此可知，大汶口人虽经融合为东夷，但有些人仍保持其原貌未变，故在西迁时，很自然地独立形成（构成巴人主体民族之一的）濮人，至川南后，遂被称做“僰人”（“僰”、“濮”读音接近，分明是同一民族）。其身材、习俗等仍一脉相传。他们是代代继承、具有血缘关系的同源民族。发表于2004年12月1日《重庆广播电视报》上的一篇题为《高科技复原6500年前的半坡人》一文中，引用了《华商晨报》的一段文字：“令人惊奇的是复原后的人物画像与四川茂汶县营盘山上5500年前的古人很相似！赵（成文）教授说这两处遗址虽时隔千年相距千里却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圆形的葬坑、圆形的石头，甚至连陶片上的绳纹和制陶工艺也很相似。”这篇报道为证实从史前时期起就已形成的“南北民族走廊”确实存在过的历史事实，又一次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通过两地出土的绳纹陶及其制作法相似的信息，可以推断这些古人很可能是源自使用印纹陶器具的早期濮系民族，即属于大汶口文化居民中的西迁移民，而不是使用彩陶的华北或中原地区居民。关于南亚人种中的华南人、大汶口文化居民等情况，据刊于《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2卷第2期由韩康信先生等撰写的《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人类头骨》一文记载，中国沿海地带与东南亚地区、太平洋的古今人类颅骨测量数据及其相关指数表明：颅长宽指数中，中颅形居多，颅长高指数中，高颅形居多，颅骨宽高指数中，中颅形居多，眼眶指数、鼻指数方面，中眼形、中鼻形占优势。上述总体出现率较高的群体有柳江人、华南人、大汶口人、佛山河宕洞人、印支人、菲律宾人、马来亚人、印尼人、波利尼西亚人以及黎族、壮族。《文物考古研究》第7页对我国新石器时代陕南地区居民的考古发现作了介绍，指出：“……根据对半坡新石器居民的体质测量，只有少数与现代华北组接近，多数与华南和现代南亚及印度尼西亚组接近。”“宝鸡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结果与半坡组相同。”“华县横阵出土的人骨也与上面各组一致。”“华县元君庙人骨测量材料与前两组（按：指华北组和现代华北组）相同。”这就是说，半坡组古人、宝鸡古人、华县横阵古人的骨骼属于南亚人种的华南人、大汶口人等接近，而华县元君庙人骨则属北亚人种的华北组、氐羌系民族先民接近，由此得知华县是两个不同人种群体的交汇杂处地段。这一考察证实渭水流域的濮系民族先民比氐羌系民族先民的人数要多。或者说，巴人先民之一的濮人，其活动范围北限与氐羌系先民所占的地盘相衔接交错。这是他们西迁时已大致形成的格局。以后，氐羌系民族先民的一部分则迁至甘青一带，世称“西戎”。（三）古地名、姓氏等提供的证据《巴渝文化》第3辑第101页称：“如先秦时代的犬戎族原居山东，地名曰犬丘。后该族自山东经河南迁至甘肃天水，犬丘一名也随之留在河南，搬至天水。在山东泰安至曲阜一带有许多以汶为名的地方，如汶上、新汶、大汶口……在川西茂汶至广汉一带也有许多以汶为名的地方，如茂汶、汶上、汶川等。这应是原居山东的夷人西迁四川造成的结果。”犬戎、畎戎又称“畎夷、昆夷、绲夷”，主要分布在山西、河北南部，但其势力却西及陇山和渭水的支流、泾、路水一带，故常与昆戎、昆夷、绲夷、畎戎、畎夷等混称。又如东夷中势力最大的徐夷，又称“徐方”，乃至“徐戎”。似此种种无一不表明东夷一经西迁，即被称做西戎，并最后被误认为是西方土着。秦人嬴姓，此姓表明他们本是东夷的一支。西迁后也被看做西戎，不少文献都受此影响说他们源自戎狄。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之谜》第91页证实了秦人先民源于东夷：“……有些学者提出秦人与殷人同出东方……认为殷人也曾被称为殷戎，因而秦戎、狄秦之类称呼，不足以证明秦人是戎狄。在殷商时期，秦人是从属于殷商的一个部族，殷商亡后，被迁到今陕西地区，成为周人的奴隶。周成王时，秦人参加反周大叛乱，失败后再次西迁，成为后来秦国人的祖先。此说也有一些史实可以证明，如秦人与殷人均以燕为图腾，共奉玄鸟为祖先；都是以游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殷制天子墓为亚字形，诸侯墓为中字形，界限分明，而在七个秦公陵园二十二座大墓中，只有中字形墓、甲字形墓，绝无亚字形墓，说明秦人的墓葬形式循殷制。秦人与殷人的祖先关系如此密切，而殷人早期活动于我国东方既已是不争之论，那么秦人的祖先也应是生活在我国的东方。”据推测，秦人发祥地可能在山东莱芜、泰安一带。《辞海》第1388、1478页称：周成王即位时，奄国（殷代国家，姓嬴，春秋时在鲁，即曲阜东）随同纣王之子武庚和东方夷族反抗周朝，被周公所灭，将其君迁至蒲姑。奄国故地作为吕尚（一作周公之子伯禽）封地。看来奄国的“奄”很可能是“燕”的异写。奄国估计是秦人先民所建，在曲阜一带，反周叛乱失败后，迁其君王至蒲姑（今博兴县东南部）。这些史实与前面所说有出入，尤其是秦人两次西迁使人难以置信。较大的可能是其国君被扣留在蒲姑，其民则西迁至陕西。不过秦人原在山东，后来西迁则似无分歧意见。古地名还提供了哪些信息呢？《水经注》载：永昌郡有“濮水”。近人章太炎先生考证，“濮水”系指澜沧江。朱希祖先生补正：濮水因濮人居住而得名。1997年5月30日《重庆晚报》刊出题为《涪陵巴王墓》一文指出：“楚将废黜的巴国国君分封到濮江之南（今合川一带）。”濮江之南是合川，那么濮江当是涪江（今合川城西有濮湖乡、濮湖村，证实濮江当是之推断是可靠的）。“涪”原写做“”古音为普后切，与“濮”音接近，应是“濮”的同音异写。看来涪江、涪陵都曾是濮人故里。带“濮”字的地名，后汉时的濮阳为郡，隋时山东有濮州（治所鄄城），今河南有濮阳县，这些都是因古代濮水流经地域而得名。证实黄河下游和中游都曾是濮人先民的生息场所。“濮”、“蒲”、“卜”、“僰”都是同音异写字，古时相通。如此看来，山东中部曾有蒲台县，古时其附近曾有蒲姑国，又称“亳姑”、“薄姑”；山东聊城古为博州；淄博市是由淄川、博山等地合并建成。上述这些，估计很可能与濮人有关。汉魏至晋，有一种叫做“博山炉”的青铜焚香炉。据说是因炉盖雕成山形（上有羽人、走兽）而得名。有“博”，有“羽人”，表明它最初很可能出自濮人之手。山西晋南地区永济县西部有蒲州，说不定也与“濮人居住地”的含义有关。“越濮同源说”认为越、濮本是同一民族，濮是自称，越是春秋战国以后出现的他称。至于川、滇境内的带“蒲”、“卜”、“僰”等字的地名、族名，则更为常见，其中不乏与濮人或其后裔有关的名称，这些就不在此一一罗列了。上述种种无一例外地表明氐羌系、濮系民族都源于东夷这一推测的准确可信，通过分析、思考，人们就比较容易冲出“氐羌族原本是西方土着”这一框架的束缚。当解决了氐羌起源问题后，再来探索巴人族源，则许多疑难必将迎刃而解。第一章巴人源流-巴人 三、巴人源流探索（一）巴人及其形成迁到黄河中游至渭水流域的东夷，大致最迟于殷商时期即已形成巴的主要组成民族——廪君蛮。其居住中心由汉水上游逐渐转移到鄂西，最后到达渝、鄂、湘、黔交界地区的长江三峡和武陵山区一带，并有了自己的君长廪君，在此前后，南来的越系民族蜒、俚、共、奴、且和瑶族先民的一支——人（《类篇》“粤中瑶种。”）等也陆续融入巴族；受楚攻击的濮人，逐渐退居西南，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融入巴族，成了巴的又一主要组成民族，壮大了巴国实力。周初，另一巴的主要组成民族——板楯蛮先民（即濮系巴人先民）曾参与伐纣战争建树了赫赫战功，被封为子爵，号“巴子国”。构成巴人的主体民族是东夷中的氐羌系和濮系民族先民。这在前面已曾提及。廪君蛮，据《世本》记载：“廪君之先，故出巫诞。”“诞即”。蛋又写做、“蜒”，即“儋”。所谓巫蜒，实际上是指世代居住在巫山地区的“耳大、下儋垂在肩上”的北系儋人。关于廪君，《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曰：“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目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以上是人们所熟知的有关廪君的史籍记载。所谓儋耳，是指耳垂大而下坠的样子和做法，原写做“耳”，即“镂其颊皮上连耳匡，分为数支，状似鸡肠，累耳下垂”。后改为在耳垂上穿孔嵌竹圈等物使之不断扩大，并饰以长耳坠，最长的能碰到肩部。有儋耳之习的越系民族称儋耳人、儋人，即后来的蜒人。与越系蜒人一样，巫蜒也尚大耳，有“儋耳”习俗。《辞海》记载儋耳有二：“一在北荒，《吕氏春秋任数》：北怀儋耳。《山海经大荒北经》：有儋耳之国。郭璞注：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淮南子坠形训》作耽耳……”这个源于北荒的儋耳民族应是东夷，特指氐羌系民族（包括巴人）中的一个支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晋］干宝《搜神记》也有记载：“江汉之域有人（《集韵》，虎之大者），其先廪君之苗裔也，能化虎。”黄柏权先生在《巴人图腾信仰》中称：“白虎原是巴人的图腾，后来也演变为神。”该文指出，湘鄂西、川东（今重庆市）以及乐山一带出土了不少诸如虎纽于（古代的一种铜制乐器）等饰有虎或虎头的青铜器、陶制葬具等文物，都是“古代巴人虎图腾雕刻的遗存”。从以上所述得知，巴人源于东夷中的氐羌系和濮系民族先民；廪君蛮可能是由氐羌系先民当中的崇尚白虎，以虎为图腾和祖先神的一支发展而成，那么何以证实此说不谬呢？下面就来谈谈这个问题。（二）巴人源于氐羌的依据巴人源于氐羌系民族先民，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得到证实：主食粟，用鬲《巴渝文化》第3辑第69～70页称：“1959年，四川省的考古工作者在……忠县发掘出洽甘井沟遗址。该遗址的出土物中，有陶器、石器、骨器、卜骨、铜镞，还有已腐烂的小米……大口尊与商代中期盘龙城盛行的同类器物非常相像。3件卜骨，有钻有灼。”同书第149页：“自清江流域扩展到峡江地区的早期巴文化，是受到了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同书第196～197页：早期巴渝文化遗址上的陶器“器形以尖底器、袋足器为主。”“器形有圆底釜、袋足鬲、罐、豆、大口尊、盆等，夹砂陶鬲数量较多，是主要的炊器。”出土小米（即粟），说明巴人来自北方。重庆博物馆藏有煮器陶鬲，这是古代北方居民常用于蒸煮小米的炊具，我国南方则未见有此类器物。陶鬲等袋足器的出土，证实巴人中也有相当部分属于北亚人种的居民，他们应是自东而西迁徙来的氐羌系先民中的一支。黄河上游也产粟，也出土过鬲，然而这些都源自华北，是从中原传过去的，并非当地固有。先民们的西迁路径与文化传播，前已提及，故无需再提。出土的器具、卜骨前面已提到巴式青铜剑在山东、河南、陕西等均有出土，它与鄂尔多斯式短剑有渊源关系。这些也能证实巴人来自氐羌。再结合上文所述出土物中大口尊与商代中期盘龙城盛行的同类器物非常相像，和出土的卜骨有钻有灼等现象，更进一步证实巴人先民确实来自中原地区，其文化曾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时也证实巴人先民跟其他氐羌系民族先民一样，其迁徙路线也是自东而西，所及面遍布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带，直至黄河流域各省区。爱饮咂酒咂酒，据湖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茶酒辞典》第188页“咂酒”词条称：“羌族人民所饮的酒。羌族……以饮咂酒表示对客人最热情的款待。喝时要先注入开水，然后用细竹管轮流咂吸，一遍又一遍，直到客人喝得酩酊大醉。饮时还唱歌和跳锅庄舞以助兴，有诗曰：万颗明珠一坛收，王侯将相都低头。双手抱着朝天竹，吸进黄河水倒流。形容了这种欢饮场面。”据了解，酒开坛后按先主后客习惯由主人先饮，然后客人才饮，饮至酒淡为止。彝族有用竹竿或麦秆吸饮的自酿酒，叫“秆秆酒”，哈尼族的“姿八夺”是相互轮流喝酒的意思。这些都有可能源于饮咂酒。巴人爱饮咂酒，早已为人知晓。其后裔土家族当然也爱喝咂酒。不仅如此，继巴人之后生活在巴渝大地上的僚人及其后裔仡佬族，也都爱喝咂酒。这些现象若非同出一源或长期相处，怎能如此？它清楚地显示出巴人源自氐羌和濮、越两大系以及川渝一带巴濮之民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最后几乎全融合于僚这一史实，舍此之外不可能有比这个更为合情合理的解释。崇虎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崇尚白虎是尽人皆知的。氐羌系各民族中也不乏崇虎之民。他们以虎为图腾，奉虎为祖，以虎命名的山名、地名甚至族名、人名比比皆是。彝、纳西、傈僳、怒、白、哈尼、珞巴等民族都有类似习俗。儋耳巴人首领廪君之先祖出自巫蜒，蜒即“儋”；巴人后裔，土家族先民也一直被史籍称做“蛮蜒”。说明巴人也有儋耳习俗。古时云南有哀牢夷，很可能也属于氐羌系民族。他们也尚大耳，有儋耳、穿鼻习俗（穿鼻即在鼻中隔穿孔安装饰物，美洲的印第安人也有此习）。氐羌系民族先民很可能源自肃慎系先民，应属北荒儋耳之民。这在前面业已提及。语言文字尽管巴人所使用的语言已无法查考，但其后裔土家族与其他氐羌系民族一样，也使用藏缅语族语言。这说明巴人的语言似应为原始藏缅语。《巴渝文化》第3辑第317～318页称：潘光旦先生举出：“巴人称虎为李”，作为巴人后裔的土家族也称虎为“李”或“利”、“利巴”，彝族称虎为“罗”，拉祜则称“拉”，前者为“li”，中者为“lo”，后者为“lɑ”，其元音由“i”转变为“o”、“ɑ”。这很可能是同一词的古音、今音和方言差别所致。再说巴文。所谓巴文，不少学者称它为“巴蜀图语”。《巴渝文化》第3辑第318页记载：“徐中舒认为：巴文和么些文（即纳西族的东巴文）有一定的亲缘关系。么些文可能是以巴文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但比巴文进步。可能同出一源，但他们的分支，远在殷商以前。”同书第318～319页：“李复华、王家佑在分析了巴蜀文字、图画符号以后指出：纳西族东巴文有二十个字与巴蜀图语相同，其中应有承袭关系。”语言同系同族，文字也有承袭关系，有无民族渊源关系，至此似无必要再多费口舌了。以上是关于巴源于氐羌这一事实的铁证。（三）巴人源于濮的依据巴人并非单一民族，主要源自氐羌和濮。下面就巴人源于濮这个问题，提供如下依据：体质人类学提供的证据濮人先民（即大汶口文化居民）有身材高大、头颅人为使之变形以及凿齿（拔牙）等体质特征，如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墓葬、山东大汶口墓地、湖北黄梅陆墩新石器时代墓葬等的人骨架上，都能找到头部人工变形、拔牙等痕迹。前面提到的巫溪县大宁河流域荆竹坝悬棺的西汉人骨架颅骨顶部的冠状凹陷与川南珙县悬棺中的僰人颅骨凹陷相似，证实他们生前都有头颅改形习俗，说明他们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由此可知，作为濮人先民的大汶口人经融合为东夷后，在西迁时又分化出（构成巴人主体民族之一的）濮人等，到了川南，遂被称做“僰人”。尽管僰人与越系、氐羌系民族长期相处，关系密切，相互影响，甚至混血，生活习俗等均产生了较大差异，但其传统文化、体质特征等方面仍表现出与濮人的习俗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前面说过，大汶口人与华南人、马来亚人、印尼人、波利尼西亚人、黎族、壮族等的颅骨指数较为接近，属于南亚人种。其后裔濮系巴人西迁时曾抵达陕南，有的还到了川西北茂汶一带。如四川茂汶别立、勒石石棺中的战国中期人骨架，身高为1.8米，上颌左侧切牙早已脱落，这些都充分证实墓主人是濮人。又据1999年1月20日《重庆晨报》记载：1998年秋，三峡地区云阳李家坝遗址发现战国墓葬中的巴人遗骸，墓主身高1.8米，骨骼粗大。看来这个巴人似乎也应是濮系巴人。《山海经海外南经》称：“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凿齿持盾。”与羿作战的是有凿齿习俗和以盾为防御武器的民族。他们应是濮人，即巴人中的板楯蛮之先民。以上诸现象证实了濮人与氐羌系民族杂居、融合，形成东夷，西迁后有的仍相互错居，生活习俗上彼此影响这一事实的存在。三峡地区的悬棺，无疑是巴人遗存。从实地考察结果分析，悬棺中的骨架确为濮人遗骸。它也为巴源于濮提供了不可争辩的有力证据。在这里，顺便谈谈僰人。僰人，汉时居滇地一带者称“滇僰”，居邛都（今四川西昌地区）者称“邛僰”。皆梳椎髻、种田、有邑落。虽然僰人与氐羌族长期相处，习俗等有所改变，但他们仍梳椎髻、种田、有邑落，不同于以游牧为主的氐羌系民族先民。据《民族百科全书》第36页解释：“僰人……为西方之戎，属氐羌族群。汉武帝通西南夷，滇……和邛都……两部落也居有大量僰人……他们都梳椎髻的发型，种田，有聚居的村落。汉晋间出现了叟，而南北朝与隋代又出现爨，都是与僰相对应的称谓。僰、叟、爨是在不同时代对西南氐羌族群中比较汉化者的族称，故史书也称为氐僰、氐叟、爨氐。唐代称西爨白蛮或白蛮……宋代大理国是僰人（白人）建立的。元、明继续称为僰人或白人。明、清以后称民家。他们都是白族的先民。”从上文看来，僰人应源于氐羌系而非百濮后裔（僰人实为濮人后裔，这在前面已经说过），然而濮、氐羌均源自东夷，到川西南、云南后又长期杂居，彼此影响，一经混血，则很难区分。诚如前述，僰人（即濮人，不是别有所指，更非诸如“僬僰”等的所谓“僰人”）的体质，显然与濮人构成承前启后的关系，其服饰与种田、聚居等生产、生活方式也与氐羌系民族先民的“编发、随畜迁徙，无常处，无君长”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这两点是不容忽视的。因此，称他们为“氐僰”、“氐叟”等，既可以指具有氐人血统或习俗的濮人，也可以指具有濮人血统或习俗的氐人，很难将他们统统划归氐羌族群。这种情况也经常出现在巴人身上，如巴人有时被称做“巴氐”，有时又被称做“巴濮”，以致造成在探索巴人起源问题上的许多混乱。其实这正反映出巴人与氐羌系、濮系都有族源上的联系，只是有的源自氐羌，有的源自濮人，有的则是两者的混血后裔而已。《巴渝文化》第3辑第60页载有彭邦炯先生的《关于巴的探索》一文称：“另一部分早期巴人，在尧、羿的压迫下，则向洞庭湖西边与北边迁徙。他们越洞庭经江汉向西北而达川鄂陕边界的山区，巴山之名因由此得。这些巴人中，后来又融入了少数西北方面来的氐羌人。巴人中的宗贝蜜人，魏、晋时代还称作（做）巴氐，盖与其中有氐羌血缘融入有关。”弄清了这一点，就不会为僰人有时被说成是濮系民族，有时被说成是氐羌系民族而感到迷惑和难以理解了。祭祀、送葬用鸡用鸡祭祀、占卜和用做丧葬时的“开路鸡”（即把鸡看做是能将亡灵引向其祖先居住地的神奇动物），这是西南地区（包括部分汉族在内）的常见习俗。记得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重庆城，还偶尔能见到由两个人抬着捆有尸体的“滑竿”（即从前到后安了两根长竹的躺椅）或几个人抬着尸体或棺材，在尸体或棺材上面放着一只公鸡和一串锡箔“元宝”或纸钱，去墓地的情景，这种鸡就是所谓的“开路鸡”。又如20世纪50年代航行于川江的木船，开船前船民们要在船头（供神的场所）点香烛摆酒菜、叩首，还要在船头杀鸡淋鸡血，并拔下鸡毛沾上鸡血贴在船头、船舱、船尾以及船舷等处。还有，当时重庆的街头巷尾，偶尔还能看到类似小木偶戏台似的小型高台，台上估计供着与鸡之类有关的神只，在台的正面，上上下下沾满了密密麻麻的鸡毛，把高台遮得严严实实，几乎连神像也被遮得看不清楚。以上这些习俗，很可能都源于东夷文化，后经巴人僚人继承并传播给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当时的巴蜀黎民。这些民间原始宗教信仰都来自夷越人的鸟崇拜意识，即把鸡看做是能通神的神物。下面介绍几则有关鸡的奇风异俗：白族那马人在丧葬完毕后，把带来的开路小公鸡就地放生，说是让它与死者做伴。白族勒墨人的做法是捏死开路鸡，将它放在死者怀里一两个小时，然后用火烧，将鸡和大米饭装进麻布口袋，吊在死者头顶上方的屋梁上。纳西族称开路鸡为“陪祭鸡”，男性死者用母鸡，女性死者用公鸡。他们认为鸡与人可以互相代替，故忌无陪祭鸡。别人放生的陪祭鸡严禁拿走，更不能杀来吃。纳西族吃鸡时，鸡头要留给年纪最大的男性吃，以便进行鸡骨卜，测吉凶。基诺族人在盖房立柱当天要杀猪、鸡、狗，将其血涂在东南方的柱子上，并贴上鸡毛、狗毛。珞巴族阿帕塔尼人在播种前要向神献祭猪、鸡、狗，以增长土地的肥力。德昂族祭天时，要去地头杀鸡祭天。宰鸡时要让鸡头朝上，使鸡血直向天空喷去。另外他们在订婚仪式上有“斩鸡头”习俗，一刀砍下去，鸡头、鸡身离异，这表示既已订了婚，就无法追悔。佤族吃鸡时，同样要给长者留鸡头。祭龙树或盖新房砍第一根柱子时，都要杀鸡祭神，看鸡卦。产妇吃鸡不吃公鸡，不吃毛色不好的鸡。死人葬后，要请魔巴杀鸡祭祀。风俗既可以模仿也可以更改甚至放弃。同为东夷的氐羌系先民，向在一起生活相处的濮人模仿学习，接受某些新的信仰与习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况且像纳西、白等民族先民在历史上很可能与濮人有血缘关系（如白族先民曾被称做“滇濮”、“滇僰”），其生活习俗自然更接近于濮，这也是可以想见的。巴人的民族成分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濮人，不用说，上述风俗习惯也同样出现在巴人的生活习俗中。以鸡祭祀、占卜或作开路鸡等的风习，不仅濮系民族有，越系民族也有，而且内容似乎更多更普遍些。如：布依族垦荒、建房、出猎等场合都要杀鸡占卜。侗族人生了孩子，有的要用禾秆扎成小束，上面插鸡毛，生男鸡毛朝上插，生女则朝下。水族人选鸡祭祀或待客时，忌用白色鸡；无论公鸡、母鸡，在酉时啼叫兆凶，应砍下鸡头丢弃岔路口方能免灾；母鸡吃了它自己下的蛋时，要请水书先生除鬼。出殡时，棺木上拴小公鸡（开路鸡），它能带领亡者灵魂回到祖先住的地方，因此忌讳无鸡。按照丧葬习俗，葬后要过三朝之后才能开荤，有的在开荤前还要杀鸡，念咒，用鸡血冲水漱口（有的则是杀小狗，念咒驱邪，然后将狗肉煮熟，每人吃一块）之后才能开荤。出嫁途中遇到打雷，夫家要立即杀鸡敬雷神，把鸡血泼在屋外驱邪。死了人，要先去舅家报丧，舅家要将孝子送来的报丧鸡宰来吃了，然后才能跟着孝子去奔丧。产妇未满月不得进别人家门。若有违反并使这家遭到不幸时，要杀鸡3只，请水书先生念咒为其祛邪。待客时，鸡头须敬给最尊贵的客人。开路鸡，很可能源于对凤凰的崇拜，即崇鸟习俗。据《楚辞通考》注：“为生人升天和死者升天之引导。又言，以登天为入仕于国，则凤者盖相以引导，或相随入宫，贤能之士讬言，因楚俗升天之所凭依者也。”楚俗之由来，很可能源于（原本就住在江汉平原上的）濮人和商人之遗风，即来自东夷的鸟崇拜习俗。濮越之民习俗多同，都有用鸟类陪葬风习。如傣族风习有死人出殡前要用黄腊制作凤凰，置于棺材或尸体上，念经后烧掉，做法、含义与开路鸡大致相似，即引导亡灵升天或说回到祖先住处。忌吃白鸡习俗也见于土家族，但忌吃者仅限于产妇，不仅白鸡，花鸡也在禁忌之列。关于颜色禁忌，壮族有在除夕集体祭社时，参加者忌穿白色和花色衣服之习，否则当年收成不好且禽兽为患。据称白色象征虎，花色象征豹。说不定这一习俗做法与忌吃白鸡、花鸡的信念同出一源。通过对上述各民族习俗的分析比较，再联系到越系民族和濮人后裔德昂、佤等民族对鸡的认识及其做法，以及学术界提出的濮与越有一定亲缘关系的见解，大致可以推断：占卜和开路鸡等习俗做法应是濮人古习之延续，而不是氐羌系民族习俗。爱吃糍粑糍粑即糯米饭趁热捣烂后做成的圆饼。它与日本年糕以及浙江的块重庆街头上出售的叫做“锅魁”的烧饼，估计其前身很可能是烤糍粑。浙江宁波的“块”与“魁”字同音，可以看做是“块”的同音异写字。不过锅魁的原料早已改用面粉，已完全与烧饼合为同类食品，致使重庆方言词锅魁的“魁”之出处无从查考。锅魁夹凉面的传统吃法可与土家族爱吃烤糍粑内裹酸菜、酸辣椒或腊肉、蜂糖等的吃法做比较。、云南的饵等属同类食品，是濮、越系民族自古就有的传统食物。糍粑也同样是汉族喜爱的日常食品，特别是西南地区，人们几乎天天都能见到它。与糍粑相配套的加工制作工具杵和臼，也是濮、越系民族居住地的常见之物。它是我国南方各地以及东南亚、日本乃至古代埃及等广大地域所常见的舂米，做糍粑、年糕时用的工具。尽管它已流传了好几千年，然而其形状至今仍少有变动。它的存在，证实该地是（或曾是）食米民族聚居地。因此糍粑不会是氐羌系民族的传统食品。巴人源自东夷，系由氐羌系、濮系等民族融合而成。故巴人亦嗜食糍粑。作为巴人后裔的土家族也喜食糍粑，他们的吃法是先把糍粑放在火边烤黄，然后内裹酸菜、酸辣椒或腊肉、蜂糖等夹着吃。崇蛇崇蛇主要是越系民族习俗，尤以蜒人及其后裔蛋民（民）为突出。《赤雅》有“蜒人神宫蛇以祭”的记载。《峒溪纤志》称：“其人皆蛇种，故祭祀皆祀蛇神。”那么蜒人神宫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据［清］吴震方《岭南杂记》载：“……而入者咸有惊异非常之色，出者如瞻礼天帝庭庙，退而不敢忘端肃之状，心窃怪之。随众而入，见庭中铺设屏障，几案樽俎甚备……几上供一磁盎，盎中小树数株，有一青蛇蜿蜒升降于树间，长不及尺，大小逾小指，一身两头，项相并，颈相连，四目二口，两舌并吐，绿质柔扰。立人鞠躬立案左，出入者以次膜拜，苟越次不整，立人正色约束，皆唯唯惟命。”崇蛇古习濮族也有。先看《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考古卷》第456～457页的记载：湖北黄梅陆墩新石器时代墓葬的“m3残左右颌骨显示左右门齿生前人工拔除，m7上颌骨左右侧门齿生前人工拔除，均属男性成年”。这段话证实湖北一带曾有濮人居住。又据《四川文物》1995年第4期第21页上的一段话：“宜昌中堡岛古遗址的发掘，并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中……发现有用泥条做成的蛇图纹，成组的附加于陶器物的腹部，形象生动逼真……”上述这些说明新石器时代生活在湖北的先民们崇蛇，他们很可能是濮人。联系到前面所说的情况，证实这些陶器的制作者并非三苗，而是从石器时代起就已定居在湖北的濮人。这些都说明濮人有崇蛇风习。巴人崇蛇《山海经海内南经》早有记载：“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淮南子本经训》：“尧之时……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断修蛇于洞庭……”崇蛇的巴人被大批杀戮，终于像《浔阳记》所说的那样：“其骨为陵，世为巴陵……”以上为史籍所载，正说明巴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源自濮人。出土规鬲、盉《四川文物》1995年第4期刊出杨华的《远古时期巴族与三苗文化的关系》一文称：“在鄂西地区夏商遗存中出土较典型的巴人遗物三足规鬲、三足盉是当时龙山文化遗存中常见的器物。”是古代陶制炊器，是古代陶制或青铜制酒器，与鬲一样，都是深腹、有三空心足（即袋足），只是有流鋬：盉有长流、有鋬、有盖。《辞海》载：规鬲，“古代炊器，有流、鋬和三空心足。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代表器形之一。《说文鬲部》规鬲，三足釜也，有杯喙。”鄂西地区出土较典型的巴人遗物是、盉。据《巴渝文化》第3辑第196页记载：“青龙泉三期文化中的陶、盉等，都在前巴渝文化中有相似的器形。”说明它与巴文化之间的直接渊源关系。而又是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代表器形。大汶口正是濮人先民大汶口人的最早聚居地之一，这岂不是巴源于濮的又一有力证据么？巴源于濮的证据还可以举出一些，如《方言》称：“巴濮之人自称阿。”“巴濮”分明是与巴氐相对应的称呼，即巴之濮人。巴濮连称，说明他们表面虽异，但实则相通，故方言一致，自称“阿女易”。以上所述充分证实巴人是由氐羌僰系、濮系民族，外加少数越系民族、瑶族，当然也有汉族、苗族等共同组成的民族共同体，并非单一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