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联邦法律和黑人民权组织，非裔美国人的投票率还是比白人低很多，然而这种差异在黑人的收入增加和受教育程度得到逐步提高后慢慢降低了。1965年通过的《选举权法案》，使得原本对黑人尤其是南方黑人注册投票形成障碍的制度得以消除。许多黑人的政治觉悟有所提高，并认识到政治活动和选举的价值，这种趋势在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之后得以加速。先前的一些种族主义的白人政客认识到这种情况并对他们的黑人投票者变得尊重起来。即便如此，拉美裔美国人仍然遭遇着种族歧视，种族在美国仍然是影响投票率的一个重要因素。经典论述 ◇ 唐斯的投票理论安东尼·唐斯在1957年的代表作《民主的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中认为：人如果能获得超过成本的回馈，那么他们就愿意去投票。这就是说，如果他们觉得这个赌注很重要并且值得去搏一把，那么他们就愿意去冒这个险。财产拥有者会因为害怕增税而更有可能去参与投票，他们并不像那些佃户那样面对税收变化反应不大。政治信息成本、个人财力以及性格特质，也能对一个人是否乐意去投票起到很大的决定作用。总之，理解政治新闻或者参与政治会议是需要很大的精力和兴趣的。社会中贫困的或者文化程度较低的人们很少去参加投票（印度也许是一个例外）。近几十年黑人投票者的登记已经解放了一群公民，他们先前几乎没有政治影响力但是现在却得到两党候选人的青睐。（Scott Olsen/Getty）年龄年轻人，尤其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很少关注政治，并且很少进行政治投票，在 18～25岁的美国公民中，大约一半的人没有进行投票登记和注册。经济收入低甚至贫困的年轻人觉得选举结果并没有使他们的经济收人有所好转。只有当他们为赋税烦恼时，他们才对政治活动感兴趣。就年轻人所关心的事情来看，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和兴趣去了解这些政治问题，政治问题让人觉得有点抽象和遥远。1971年美国通过的宪法第二十六条修正案把投票者的年龄从21岁降低至18岁，几乎与此同时，许多民主国家也做了类似的改变，并且产生了类似的结果：新获得选举权的年轻人并不像年龄大的人那样参加投票。投票大军仍然以中年人和老年人为主，也许是因为中年最有可能获得权力，而老年人更加关注的是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如今的美国选举中，70岁以上的人群投票率最高。性别在许多传统社会里，男性去投票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女性。女性只是在相对近期才赢得投票权（瑞士在1971年才给予女性参与选举的权利）。直到1920年，女性的选举投票权才在美国得到确立，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投票率差异才逐渐得到缩小并且翻转过来。如今在美国的选举中，女性投票率高于男性，这反映了美国女性拥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定居点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城市地区总是比乡村有更高的投票率，主要原因是城市地区总体上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更何况，投票站往往靠近城市。长期生活在一个固定地方的人比经常搬家和新来者更乐意去投票，因为长期生活在一个地区的人们对当地的公共事务有更加深刻的体会，也更容易加入社区团体以及出席其主办的活动。在美国选举中，南部的投票率比北部、西部的投票率要低一点，这反映了乡村地区较低的生活水平和缺乏政党竞争的状况。美国南部及其政治已有所变化，如今的投票率已经接近其他地区了。其他国家也由于地区差异而在投票参与中表现出类似的特征。在法国，卢瓦尔河南部地区比北部地区的投票率要低。怎么做 ◇ 把握倾向性证明一件事导致另一件事发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对此能够做到的极致不过是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或共变性。比如，我们注意到富裕的国家大都是民主国家，而穷国往往不是，但这只是大概正确。有许多例外以至于不能说“是”，只能说“倾向于”。更进一步来讲：是哪一个因素导致哪一个因素的变化？是富裕促进了民主，还是民主带来了富裕？大部分的社会科学都在谨慎地关注构成原因的陈述，比如X导致Y，或者说原因是复杂的或者间接的。X因素可能先导致Q因素的变化，Q的改变进而影响到Z，Z直接影响到Y。在我们的案例中，财富产生大量的中产阶级，他们高度重视教育，并且善于表达自己的利益，从而削弱了当局的统治影响，这再简单不过了。我们的许多研究都是多重因果关系的：P、Q以及R共同作用并导致Z。多因素，比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教育以及利益集团信息等，哪个对民主的建立最重要？这些因素都有影响以至于无法轻易地对它们进行区分，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为避免做出简单的因果判断，我们应该学习做假设陈述。如果我们发现X变量，同时也发现Y变量，我们也知道从X到Y并不总是直接的，但是我们只要发现了X，我们就有2/3的概率发现Y，这就是倾向性陈述，即社会科学的进展标准。例如：“除了几个国家以外，大部分贫劳的国家都不倾向于发展民主政治。”但是请记住，个人往往有反对其集体的倾向。“大多非裔美国人有投票给民主党的强烈愿望，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把票投给了共和党。”投票人如何投票？选民给候选人投票的原因是多样的和复杂的，大部分因素能被区分为长期可变因素和短期可变因素。对某一个政治党派忠诚崇拜是一个长期的影响因素，它可能影响一个人一生的投票选择。短期的可变因素可能使某个人因为选举中的某个方面而投票，但是四年后他可能会因为其他原因而投票。精明的玛格丽特·撒切尔要求英国在1983年提前举行大选，借英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上军事胜利的东风获胜，而后又在1987年经济进一步回暖以及当时工党内部混乱之际再次赢得大选。无独有偶，在1976年的美国，吉米·卡特从水门事件丑闻所带来的“道德因素”中获益并赢得大选。2008年，经济问题使得共和党在大选中失利。然而，短期的变量因素并不意味着政党忠诚的永久转移。政党认同政党认同——政党的短期身份证——是长期对某一个政党形成的心理联系，有时候甚至是一生。有着强烈政党认同感的人总是习惯地把手中的选票投给自己认同的党派；相反，这种认同感弱的人则摇摆不定，可能会把票投给另一个政党。而没有党派认同的选民会坐观其变或者在每次选举中转移他们的选票。要记住的是，这种政党认同仅仅只是选民头脑中的感知，并不是哪一个政党所能驾驭的。政党认同受成长初期父母的影响非常大。许多人在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宣称他们支持民主党或者共和党，并且不会改变这一从父母那里习得的政党认同感。这很像早期接受的宗教信仰，以后也很难改变。按照自己所认同政党的路线进行投票，这是很正常的，尤其是在面对复杂的美国投票制度时。政党认同在投票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强烈的政党认同感使得选民对自己认同党派的候选人产生好感并且对其他政党的候选人带有质疑。政党认同对选举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忠实于某一政党的选民允许政治家们想其所想并付诸实施。弱的政党认同则带来投票的大波动，正如一些公民经常根据广告而轻易改变他们的选票。政治学家们担心，衰弱的政党认同是美国民主的凶兆。在欧洲大部分国家（除了法国以外）和日本，同样存在政党认同，甚至比美国还要强烈，但是这种差异也在慢慢地变弱。英国、德国、瑞典、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认同感都是由于国内两大政党之间的政见长期相互分离而造成的。从一党转投另一党的转投率只有1％～5％，大部分选民还是把票投给原来的政党，强烈的政党认同感使得选民紧紧地跟随着自己所认可的政党。随着阶级性投票的趋势减弱和后物质主义的兴起，政党认同的影响已逐步降低，不稳定性逐渐增加，这在美国选举中有时表现得非常明显。法国选民并没有美国选民那样的政党认同，法国的政党似乎总是在分化、组合以及重命名。这样的不断变化和不稳定不允许人们培养政党认同感，因此，法国的选民似乎总是散乱的，没有形成选民阵营。使用社会分类理论来讨论政党认同感，可以参考第8章（民意）和前面部分（投票率）。政治学家能够概略地描述出哪一类人群倾向在不同政党中形成对某一个政党的认同，但是没有哪一个社会群体会百分之百地把票投给某一个特定的政党，因为总存在着一些无视群体规范规则的人。如果某一社会群体中一半以上的选票投给了某一个政党，就形成了群体和政党之间的一种重要关系，如果得到3/4以上的选票，这种关系就算很牢固了。我们的表述只是说明群体和政党之间的关系存在这种趋势，而这种关系并非是绝对的。老练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们把与某政党有着特殊认同关系的社会群体叫做投票集团。候选人的策略就是确保足够多的集团来保证选区的多元化，并为竞选运动造势，避免其他候选人从自己的阵营捞走选票。投票集团的概念其实特别简单，因为并没有牢固集团的存在。阶级投票社会阶级对政党认同和选民的投票行为来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美国，阶级区别是很模糊的，工薪阶层倾向于把票投给民主党，特别是家庭经济支撑者是工会成员的那些家庭，更乐意把票投给民主党。在2008年的美国大选中，家庭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绝大部分家庭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了民主党的候选人奥巴马，然而，许多富有的人也把票投给奥巴马，这暗示着他获得了双丰收。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阶级投票是比较强烈的，因为工会是非常关注社会民主党或工党的。瑞典和德国的大工会，特别是瑞典工会联合会和德国工会联合会，劝说它们的大部分成员投票给社会民主党，而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典比较富裕的选民则很可能支持他们各自的保守党。两件事情模糊了阶级投票。一些工人阶级考虑到其自身是中产阶级，拥有家庭传统以及个人信念，他们会支持保守党。美国和英国的工人阶级有时候会把票相应地投给共和党和保守党。相反，一些中产阶级甚至上流社会的人是从工人阶级发展而来的，他们拥有家庭传统，或者在大学时养成了自由观念，偏向于把票投给比较激进的政党。这些人对为工人阶级党派提供受过良好教育的领导者特别重要。这样两类因素交织的情况——工人阶级比较偏向保守党派，而中产阶级则比较支持激进党派——冲淡了阶级投票。阶级投票在很多地区逐渐模糊，美国只是早些而已。区域投票一些地区对某特定政党比较认同。总是有一些地区在过去100多年里曾遭到攻打和征服，当地居民对于一些事情仍然耿耿于怀。在中世纪，巴黎国王曾以暴力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卢瓦尔河南部，那里的大多数人至今仍心有余择，并转而支持社会党。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的“凯尔特边缘”的人则支持工党。苏格兰人还记得在1746年的卡洛登战役中的失败。美国内战使得南部成为民主党的稳固区域，因为可恶的北方佬是共和党的支持者。但是20世纪80年代，南部反而支持起共和党来，内战期间支持共和党的东北诸州现在反而更加支持民主党。偏远地区远离首都，可能会对经济和文化规则不满，这就是所谓的“中心—外围紧张”。苏格兰和亚伯达并不想与伦敦和渥太华分享它们的石油收入。意大利南部对北部存有看法，北部对南部同样如此，在选举投票上，也会有较大的不同。印度的许多语言反映了选举投票的模式：本地语言万岁！比较研究 ◇ 美国选举制度是否有问题？没有一种选举制度可以保证用既简单又公平的方式把公共意志转移到政府管理上来。所有的选举制度都有问题，如果这个选举制度是公平的（比如实行比例代表制），那么这个制度不可能很简单；如果这个制度是简单的（多数获胜的单一选区），那么它不可能做到公平。在美国和英国，选举制度就遇到了麻烦。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存在双重灾难，两个问题都具有可预见性：（1）一个落伍的选举人团最终将拒绝普选出的胜利者；（2）另一个是有缺陷的投票机制事关重大。戈尔多得了不平凡的50万（0.51％多一点）张选票，却在总统选举中败给了布什，类似的情况在19世纪出现过3次。许多州和地方都采用了它们所期待的选举制度，包括那些存在不足的选举制度。一些地方还使用纸本选票，甚至还在使用1892年设计的手杆投票机和光扫描投票。一些地方因经费问题在升级投票机制和采用触碰系统上发展得很缓慢。最糟糕的选举制度是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县，他们使用延续了40年的简单便宜的技术：选民把一张IBM卡片放进一个框架里，通过他们的选择打印出一个矩形卡片。高达6％的纸片并没有完全打印出来，以至于机器以无效票来读取它们。人们早就知道这种投票技术存在缺陷，并在好几个州取消了这种技术。马萨诸塞州早已宣布使用这种技术不合法。棕榈滩县的两页“蝴蝶选票”把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并使选民感到困惑，他们中的许多人抛弃了戈尔并把选票投给了民粹主义的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这些人试图通过在选票上多打孔使之失效来修正错误。这个具有强烈民主党倾向的县丧失了大约两万张投给戈尔的票，数倍于赢得佛罗里达州进而赢得大选所需的票数。选举人团其实就是针对那些选民较少的小州而设计出来的，尤其是南部的许多州，那里的奴隶主强烈反对“一人一票”。每一个州都拥有与参议员和众议员比例相等的选举人数量，因此最小的州也会有三位选举人。总统大选中，人口少的州所具有的影响力比人口多的州大，有时甚至是数倍。怀俄明州一票的价值几乎是加利福尼亚州一票的四倍。很多小的州，比如美国中部的州，倾向于支持共和党。拥有大城市的州，比如东北部和五大湖以及西海岸附近的州，倾向于支持民主党。选举人团被广泛认为已经过时，但却无法进行根本性改革，因为那些拥有五个或更少代表的17个小州愿意自己的代表人数超出比例。这些州可以阻止宪法的修改，因为宪法修改需要参众两院的2/3多数和州议会3/4的支持。不是只有美国出现选举体制问题，2010年英国大选中也产生了“悬浮议会”，即“没有多数党的议会”，就是在议会里，没有哪一个党派拥有绝对优势的席位数。这样的情况，曾在1974年发生过。在美国，通过分权可以摆脱这种情况，但总统仍然有很大的支配权。对于英国，拥有多数下院席位的党派选出人来出任首相，因此，保守党不得不与自由民主党组建联合政府，并承诺考虑改革英国的“胜者全得”选举体制，确保其对自由民主党公平。宗教团体宗教与世俗的对抗在美国的选举中具有很强的预测作用，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麦凯恩赢得了白人新教福音派3/4的支持；奥巴马则赢得了“世俗”（非宗教）社会2/3的支持。天主教大多数人转而支持奥巴马，超过3/4的犹太教教徒也支持奥巴马。在法国，虔诚的天主教大多支持保守派；普通的选民则倾向于支持左派。在意大利，人民党由于与罗马天主教会有关系而获得人们的支持。德国的天主教地区比新教流行的地区更加倾向于支持基督教民主联盟。年龄群体年轻人并非总比他们的父辈更为激进。事实上年长者反而更能追随属于他们年轻时的时代步伐，并一直坚持。在大萧条时代经历政治社会化的年轻人终其一生都倾向于支持民主党。1980年，年轻选民在选举中对里根的热情促使他们形成了对共和党的永久认同感。年轻群体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经济状况。在2008年的大选中， 18～29岁的选民投票给奥巴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种族问题上比较开放以及在经济不景气下关心自己的就业问题。年纪稍大的选民对于种族问题相对保守一点，并且为经济改革而担忧。性别差异人们习惯于认为妇女比男人更为传统和保守，但是在美国和许多国家里，这种想法已经被颠覆了。现在妇女对民主党的支持比男人多出好几个百分点。女性比较赞同民主党关于福利措施和堕胎方面的政策，她们对共和党提倡的观点以及军事外交政策感到厌烦。婚姻差异从2000年开始，许多观察者注意到“婚姻差异”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早已经存在，可是很多调查并没有涉及它）。支持民主党的人中，未婚的人比已婚的人多好几个百分点。养家糊口的责任使选民偏向于保守，而共和党比较强调“家庭价值”。种族到目前为止，大多数黑人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超过80％的黑人基本都把票投给了民主党，在2008年的大选中，这个数据达到95％。2004年，西班牙裔选民对民主党的支持几乎都转移给了共和党，但在2008年的选举中，2/3的西班牙裔选民返回支持民主党。然而，与少数民族的密切关系让民主党的白人选民感到不快。2008年，大多数白人选民支持麦凯恩。尽管很少公开，但是对少数民族的恐惧和厌恶使得大多数白人选民对共和党有好感。2010年亚利桑那州反对非法移民的立法，得到共和党州议会的通过，并由共和党州政府签署，这些举动获得了白人的支持，却得罪了大多数西班牙裔美国人。美国的两个政党正在沿着种族界线分裂。城市投票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大城市倾向于把票投给自由派和左派政党。工人阶级往往集中在大城市，城市也是教育文化中心，人们的思想意识往往比较自由和激进。城郊和乡下的居民倾向于拥护保守主义，因而大多支持保守党。在英格兰，英国保守党具有压倒性优势，而在伦敦市情况却大不相同。德国的巴伐利亚是一个很保守的地区，但是慕尼黑却不是。天主教民主党在意大利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意大利的许多大城市却很开放，许多城市的市长由激进派人士担任。美国的选举地图显示了大城市和郊区的分离。2008年，城市地区强烈支持奥巴马，郊区支持奥巴马的却寥寥无几。麦凯恩和萨拉·佩林代表着农村价值——宗教、朴素的语言、反堕胎、反枪支控制、反赋税和亲军事，因此，他们赢得了乡村地区的支持。选举重组政治学家围绕关键选举（critical election）或重组选举（realigning election）的理论已经争论了几十年。总的来说，人们对政党认同会保持很长时间，但是在多次难分高下的总统选举中，许多选民的忠诚度会逐渐消失，并重新构建一个新的稳固的政党认同。这种“关键选举”并不决定每次选举的走势，但是它却形成了一个新的讨论问题并使之成为热点。这给予政党的只是一种优势，绝非一种实在的控制。美国历史上的“关键选举”或“重组选举”大致有如下几次：1800年，出现了杰斐逊式的民主共和党；1828年，出现了杰克逊民粹主义的民主党；1860年，出现了林肯式的共和党；1896年，出现了商业共和主义（business Republicanism）；1932年，出现了罗斯福新政下的民主党。在这些关键选举外，政党认同是稳定的，许多选民据此进行投票。这被称作“常规投票”或者“维持性选举”。有时候，也会有足够多的选民选择较弱的政党而忽略自己的政党认同：1884年和1892年获胜的民主党的格罗弗·克利夫兰，1912年和1916年获胜的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以及1952年和1956年获胜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这些被称为“异常选举”，因为政党的转移是暂时的，之后，选民将返回来支持他们长期认同的政党。新的重组？共和党宣称1980年和1984年里根的胜利标志着它所要的政党重组，登记加入共和党的人数在上升，降低了民主党的支持率，从而使得美国两大政党的支持率基本持平。特别是年轻人登记加入并支持共和党，里根主义的思想家重构了意识形态争论的保守主义方向。相对于减税、政府支出、管制和联邦财政赤字等来说，通过政府管理救治社会疾病和大量提供福利并不流行。在里根执政以前，共和党甚至都沿着福利国家的路线行进，尼克松任总统时，一些大型福利项目得以进行。里根时代之后，民主党也提出了政府承担公共财政的责任。正如克林顿所说：“大政府时代一去不复返。”2008年，民主党引起这样的争论：美国选民是否得到了他们心目中的重组。他们说，经济下滑和种族矛盾冲突表明要出现一些新的情况，选举奥巴马作为新的“罗斯福”，利用华府的权力对国家进行改革，是值得怀疑的倡议。许多政治学家表明，既没有民主党的改革也没有共和党的重组，所有变化只是选民对目前经济状况的反应。最近几年的选举情况表明，如果有重组发生，也需要几次选举才能说明，换句话说，是选举模式的持续转变。多数人认为这是不会发生的。如果的确有过重组，要想准确指出是哪一次选举也是很困难的。在1968年尼克松赢得大选之后，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推断，共和党人获得多数选票的情况将出现，但哪一个是关键选举呢？是1968年尼克松选举还是1980年里根的选举呢？或者都不是？如果是1968年大选，那么1976年卡特的胜利就是一种“异常选举”，事实是，卡特的胜利大部分归因于水门事件的丑闻。尼克松政府缺乏像里根时代那样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也许有利于共和党重组的因素来源于1968年的选举，直到1980才完全结合在一起，直至2004年才被确认并得以加强。这种改善不是一次关键选举就可以的，它其实已经发生了许多年。一些研究者关注到地区层面而非国家层面的重组：南部和平原地带的州比较支持共和党，东北部和西部则倾向于支持民主党，这在2008年的大选中得到了验证。对于重组理论，仍然存在很多疑问。一些政治学家抛出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选举的重组理论仅仅适用于总统大选，而并不适用于地方选举，如议会议员选举。美国的选举有时候是在选出“分治政府”——美国的立法和行政可以由不同的政党把持——以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并限制其可能带来的损害（法国选民同样如此）。克林顿在1992年和 1996年的总统大选中胜利和奥巴马在2008年大选中的胜利，基本都源自经济问题。这似乎是在否定重组理论。选民对当前的经济状况和候选人个人魅力有较大的良好反应，政党认同的基础才会被重新认可。现在，政党认同也许并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有些学者认为，我们要考察的是“解组”而非“重组”。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对美国两大政党有认同感的选民不断减少。1948年，只有不到20％的选民宣称自己是独立选举者，不隶属于哪个政党，但是到现在，这个比例增加到1/3。无党派人士越来越年轻化并且接受过高等教育。这些无党派人士大多出生于动荡年代。1964年，他们听见林登·约翰逊总统承诺不派他们去越南打仗；1974年，他们发现尼克松在丑闻中下台；2003年的战争后，他们发现伊拉克并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对保守党的信任被动摇了，两个主要政党都出现了不诚实的举动——许多丑闻降低了政党人物的形象。一些政治学家指出，这样的过程——这些过程发生在经济繁华和萧条之间——与以下三点趋势同步：（1）投票率的降低；（2）政党认同的降低；（3）对华府信任的降低。这三个阶段是否同时发生？谁促使谁的发生？信任的降低可能是主要原因。2008年的投票率暗示美国选民又给了华府一次机会。一些研究者怀疑是否存在明显的选举解组和独立投票的向。许多投票者宣称他们是独立选举者，但事实上他们也倾向于某个政党或者其他的团体。因此，独立的第三类选民中只有15％是真正的中立者，这只占参与投票者的11％（因为真正的独立者很少去投票）。当论及逐渐弱化的政党认同时，这些研究者说，美国的政党认同几乎没有变。关键概念 ◇ 政党的极化政治学者注意到美国大选中存在着逐步增长的“极化”（polarization）趋势。政党认同者变得越发激进，厌恶并反对另一方。尽管这只是一段时间的情况，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繁荣期，共和党人也对克林顿表示鄙视。在2008年的选举中，共和党和民主党相互敌对，理性及连贯性在这里不再起作用。以下几个原因导致政党极化趋势的产生：1981年到1989年，里根政府时期的共和党变得极为保守，在国会上温和的共和党人越来越少。反过来，民主党倾向于更加自由化。精英集团较之以往更为主动地推出意识形态化的政策议程。新的智囊团、期刊和网站，尤其是保守党那一边，采取如下立场，即它们认为总是寻求中间派支持的大党消失了。最高法院1972年确立的“一人一票”原则，要求各州按照人口比例平等划分国会选区。现在很多州在每次人口普查后都重新划分选区。计算机使选区重划变得更为精确，以至于现在的国会选区，集中了大量有相同党派倾向的选民，铁杆支持现任者连任。这些现任者知道自己不会失败，更愿意提出意识形态化的竞选纲领，而较少考虑中间选民（的利益）。流动着的美国人总是搬到适合他们自己的地方居住，这使得整个国家地域变得意识形态简单化，南部越来越保守，北部则越来越自由。媒体称两个政党形成了红（共和党地区）绿（民主党地区）两个阵营，彼此针锋相对。研究政党的或者市场的学者能够告诉你每一个美国邮区的政治取向。这一趋势反映了美国的“文化之战”，文化之战主要源于宗教因素。有强烈宗教信仰的美国人认同所谓的“道德价值”，因而拥护共和党。宗教意识较浅的美国人会因关注经济问题、伊拉克战争问题和医疗卫生问题而拥护民主党。这两种文化的兴趣关注点相互藐视并彼此反对。一些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说，美国政治总是这样：地区政治和文化政治总是隐约地出现在美国的政治选举中。对立未必是坏事，在2008年出现较高的投票率就是很好的例证。靠什么赢得选举？理论上，选举确保公民有了选择并指导政府的机会。但是在现代选举中，理性选择的成分是严重被两个因素操控的，一个是候选人性格，另一个是大众媒体。参加选举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为谁选举、为什么要选举，这些对于社会民主进步来说不是好事。现代政党，尤其是在发达工业国家里，喜欢展示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而意识形态等却很少被提及。广告和电视抬高了领导人的形象，有时候却忽略了领导人背后的政党。出席各个场合的领导人总是以超凡魅力、遇事果断而又平和细心的形象出现。罗纳德·里根和贝拉克·奥巴马就是在个人魅力上成为赢家的最好例子，他们出国访问的时候总是显得备受欢迎。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赢得选举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比尔·克林顿的风格。法国总统候选人（除了萨科奇）经常表现出富有爱心的形象，在政治竞争中显示父母一般的形象，像无党派人士一样。德国总理候选人则表现出靠得住、值得依赖和积极向上的形象，但是却很少提及他们政治上的策略。这样的模式遍及世界：保持大方和开心，不提政党，笑对一切。在美国大选中，对美国抱有乐观态度的候选人通常会获胜，而担心事情变糟的悲观候选人往往会失败。2008年的大选中，奥巴马显得比麦凯恩更加乐观。领导人的个人魅力总是被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售卖，这样，领导人的形象是被控制的，甚至言行举止都被改变。“拍照机会”取代了问答会，这就回避了新闻记者的尴尬追问。拍照机会总是记录候选人自然的举动，语言解释随后被加上。照片是无声的，候选人的“经纪人”担心他们的候选人有时候会说出一些愚蠢的话，这会破坏其小心努力构筑的形象，因此和新闻记者还是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世界各地都存在这样的事，一个英国的观察家说：“电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竞选本身。”2010年，英国第一次直播了三个主要政党的电视辩论（美国的竞选电视辩论早在1960年就开始了）。三个候选人的辩论吸引了许多英国人的关注并使得电视取得了极高的收视率。在法国，新闻记者抱怨法国政治的“超媒体化”（hypemédiatisation）。在电视上，每一件事情都被很好地控制着，包括设置、灯光、音乐、化妆以及台词等，就像一个完美的迷你剧一样，比许多定期的节目都精彩。电视广告发源于美国，盛行于欧洲。法国称之为“政治剪辑”（le clip politique）。法国政治学家让－保罗·古里维奇（Jean-Paul Gourevitch）把这看成二个类型：（1）“简单剪辑”，获取注意力的简单做法；（2）“意识形态剪辑”，将一些意识注入形象中；（3）“寓意剪辑”，把候选人描绘得像史诗巨著中的英雄人物一般。候选人通过阳光的个性特点和华丽的广告逐渐地赢得大选。这就意味着候选人必须把大把大把的钱投入昂贵的广告中。候选人为募集资金而头疼，有时候不得不将自己出卖给利益集团。政党最后演变成了资金募集组织。这不只是美国的问题，它起源于美国，如今已经蔓延到欧洲。回顾性投票大多数大选不会去仔细评估总统大选期间的一些问题，但是会对现任总统的工作表现进行总体评价。选民们能察觉到总统做的事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尤其是在经济方面。莫里斯·P·菲奥里纳（Morris P. Fiorina）把选民对现任总统的一揽子看法称作“回顾性投票”，因为它可以回顾现任总统任职期间的表现。当选民们认为政府总体上表现得不错时，他们会支持现在的执政党：1964年的约翰逊，1972年的尼克松，1984年的里根，1996年的克林顿和2004年的小布什。当选民们觉得现任政府总体做得不好时，他们便不再支持现在的执政党：1968年的汉弗莱，1976年的福特，1980年的卡特，1992年的老布什和2008年的麦凯恩。选民们的信心指标——美国人安全感的标尺——预示着很多美国大选的走势。如果人们对现在的经济情况还算满意的话，他们往往会支持现在的执政党。当经济像2008年那样不景气时，他们毫不犹豫地转变方向，投票给奥巴马。回顾性投票是丰富多彩的，一般包括政党认同感、政党观点和候选人的个人魅力。对缺乏政党认同感、具有独立倾向的人来说，对总体政绩的感知往往会成为决定投票的最有力的因素。强有力的、积极的回顾甚至能够转变成政党认同感。投票行为是复杂的，当人们说他们“喜欢”某一个候选人时，这可能意味着他们支持该候选人的政党、支持该候选人的观点、个人特点或者是执政时的经济表现等。弄清这些谜团是竞选策略的核心所在。候选人策略和投票集团竞选策略有两个目标：一个是保持住大本营不疏远长期的支持者，另外一个就是从未确定的选民和反对派的阵营中获取更多的支持。总统候选人大多关注拥有大量选民并且双方势均力敌的州，这往往集中在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那样的“主战场”。有些州完全倒向一个政党，如倒向民主党的加利福尼亚州和倒向共和党的得克萨斯州，这些州可以考虑不纳入竞选造势的范围，也不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竞选运动还是很理性的。大部分竞选运动都被设计为符合选区选民的观点和需求，这经常为民意调查所决定。因此，竞选运动往往取决于公共民意调查。候选人应当意识到自己政党的优势和不足，认识到什么样的群体是其考虑的范围、哪一个地区有很低的投票率（这些地区应当少花一点时间）、哪一个问题会使选民生气。明确了选民们意见的方向和强度，候选人就能够争取到足够多的“投票集团”并确保选举胜利。投票集团类似于前面讨论的民意集团。宗教、地域和阶级——也许不同学者有不同的排序——都是对民意形成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且这还可以预测选举的动向。几个小的投票集团结合成一个联盟往往会赢得选举的胜利。在国家范围内，民主党过去一直代表着劳动阶级、黑人、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城市居民的利益，而共和党则代表乡村地区或者偏远地区选民、其余新教徒选民以及非工会个人等的利益。到了20世纪60年代，尽管这些传统的投票集团已经开始破裂，但是两个政党都试图以一种长久的方式使其重新组合起来。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解散的投票集团和不断下降的投票率以及之前讨论的政党忠诚的衰微刚好同时出现。现在的“集团”并不像以前那样了，许多美国人不再适合于地域、种族或宗教的分类。相反，宗教观点、自由企业、福利、爱国精神、民权以及其他方面的态度都打破了旧有的投票集团。“自由”和“保守”仅仅是狡猾的派别而已，因为人们往往对一些事情持自由态度，对其他事情则持保守态度。在政党解组和相互之间快速转变的时代，拥有哪个政党身份已经无关紧要了，因此，候选人总是为和自己拥有相同价值的群体结盟而努力奋斗。关键概念 ◇ 改变立场候选人总是机会主义者，总是修改他们的观点立场来迎合选民。许多人称这是“狡猾的”或者“没有原则的”，但这恰恰就是民主所在。在职的公务人员支持那些不可信和不受欢迎的政策使得选举落败，那些催促政客坚守自己立场做所谓“正确的事情”的人，总是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假如我不能再次当选，所有好的和我们试着完成的事情都不会存在，所以我们不得不屈身面对这些问题。”在这样的认识下，权宜之计就大行其道了。1994年，共和党“和美国签订合同”，它包括打算取消十年的农业税补贴，一些共和党人还打算长期拥护这个主张。2002年，共和党削减了大量的农业补贴。小布什说，这样做对于他2004年谋求再次当选来说无疑是“政治自杀”。民主党为了争取这些被削减农业补贴的州，承诺当选后支持农业补贴政策。2008年大选开始后，两个候选人对伊拉克问题看法相去甚远。麦凯恩表示乐意在伊拉克长期保持军事力量，奥巴马则表示要立即撤军。随着竞选运动的进行，两个候选人都修改了他们的观点立场并朝中间靠拢。麦凯恩（以及小布什）表示一旦时机成熟，即伊拉克稳定后的两三年就可以撤军。这时奥巴马则表示撤军不应该是仓促的，尽可能在16个月内完成。到2008年秋天，他们的政治主张差别已经不是很大了，都为了赢得选举而向中间转移。这些动态意味着某些问题很少能影响到美国的政治运动：在选举日里，他们都调整其政策主张朝中间靠拢。在民主政体下，还有别的选择吗？政客们愿意为“连贯性”和“原则性”违反民意吗？他们的改变经常遭到媒体和对手的嘲弄，但是这些改变和调整的确是为了赢得新的具有连续性的支持。当被问及何者决定着他的政策时，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在位时间是1957—1963年）回应道;“事件，亲爱的孩子，大事件。”很多政治生活就是对事件的机会主义的回应。关键术语投票率 后物质主义 多重因果关系 假设陈述 倾向性 政党认同 转投率 阶级性投票 投票集团 选举人团 过时 关键选举 重组选举 解组 极化 宗教因素超凡魅力 回顾性投票 选区选民参考文献Birnir, Johanna Kri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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