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胜的政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行自己的立法计划呢？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党制度面临着最严厉的批评。在议会制下，当多数党不再能在议会中取得能执行其计划的投票时，这个党就必须辞职。美国的问题经常就在于无法确定多数在哪里。“蓝狗民主党人”——在保守派区域当选的人——在某些议题上会支持共和党。有一些还改变了自己的党派，如佛蒙特州的吉姆·杰福兹（Jim Jeffords）参议员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阿伦·斯佩克特（Arlen Specter）。总统竞选的政纲与此政党的国会成员没有太大关系。通常，总统所在的政党不是参众两院中的多数党。那么谁来决定政党的立法计划呢？是总统？是国会发言人？还是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美国总统通常会提出一项立法计划，但是必须得到535位参议员和众议员的通过，所有人最终都要对自己的投票负责，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再次当选。那么，总统是不是该为了没有兑现竞选时的承诺而受谴责呢？还是因为过于松散的政党纪律致使承诺未能兑现？沙特施耐德认为，因为美国的全国性政党太松散，以至于它们不会对强劲的全国性政纲感兴趣，结果使华盛顿成为“国内每一个特殊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拳击袋”。但是，多数美国人希望参议员和众议员能根据自己的良心投票，而不是像欧洲那样听从政党的领导人。关键概念 ◇ 忽略选民的政党民主政治中的政党能否忽略选民？根据民主政治的理论，答案是不能，因为这样就会失去选举并且改变命运。但是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它们太自私以至于它们的行动几乎不考虑选民需要什么。一个有历史的、既存的政党有着强大的传统和领导体制，它可能会过分关注党内斗争，而忽略了党外选民的观点。除了努力赢得选举外，政党可以像体制一样自我运转。英国工党对于多数选民来说，过分固守自己的左翼信条，因此连续在四次大选中失败。最后，当工党变得理智并且中立的时候，它赢得了1997年、2001年和2005年的大选。当其在2010年失去方向和凝聚力时，它又落选了。1983年，加拿大的进步保守党在马尔罗尼（Brian Mulroney）的领导下，赢得了众议院295个席位中的大多数。马尔罗尼和进步保守党采纳了撒切尔夫人的自由市场政策，在失业率攀升和人口下降的情况下继续执政。他们发起“新自由贸易协议”（NAFTA），并在1988年再次当选，但是当时支持者已经有所减少。持续恶化的经济、魁北克问题和对特定企业的照顾，使该党遭受公众指责。为什么它不改变呢？为什么马尔罗尼不辞职呢？最终他的确这样做了，但是是在他的第二个五年任期的后期，他把权力交给了金·坎贝尔（Kim Campbell），加拿大的第一位女总理，后者成为了短暂的牺牲品。在1993年的大选中，该党几乎消失了，只得到了2个席位。自由党接管了渥太华，进步保守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保守党，该党赢得了2006年的加拿大大选。日本的自民党统治日本数十年，同样也忽略选民。从1990年开始，日本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无能的自民党领导人讨论财政改革，但几乎没有付诸实施。自民党内的各个派别互相争斗。自民党领导人认为他们会继续当选，因为日本选民不喜欢变革。但是选民逐渐对自民党感到厌恶，这导致自民党在一系列选举中只赢得不到一半的席位。许多自民党政治家脱离该党并创建新的政党。选民最终在2009年将自民党逐出政坛，并转而支持民主党。加拿大和日本堕落的旧政党的最终命运就是被新政党取代。执政党是怎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难道它们不研究选票吗？的确研究，但是党内政治和从利益集团取得的收益对它们的影响远远大于选民。它们忘记了自己的初衷——赢得选民。事实上，每当一个主要政党失去多数席位时，就意味着它已经过于自私了，如1964年戈德华特领导下的美国共和党、1997年梅杰领导下的英国保守党以及 1998年科尔领导下的德国基民盟。政府中的政党参与欧洲模式的议会制更易成为沙特施耐德所说的负责任的政党政府。美国的制度由于它的制衡体系，政党很难跨越权力的分离来实施政治纲领。偶尔，当一位有权威的总统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时，政党的纲领就会成为法律，约翰逊总统在1965—1966年通过“伟大社会计划”时就是借助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在欧洲的议会制下，从未有过这么快就通过这么多彻底的改革方案的例子。在欧洲的议会制下，获胜的政党往往就是政府，或者更确切地说，政党的领导集体直接成为内阁。这种制度与美国的分散型政党制度相比，更能考虑到明确的责任和选民的选择。在这两种体制下，政党都是通过在部门和机构中向政党活跃分子提供职位来实现参政的。在英国，大约100名获胜政党的成员能够担任内阁和高级行政官的职位。而在美国，一位新总统上任后，大约有3 000人可以得到政治任命。政党的财政资助政党必须为它们的活动寻找经费，这些费用越来越高，这就加深了政党对富有的利益集团的依赖。这种关系几乎没什么透明性。就像一位政治学家指出的：“如果我们想知道政党是如何筹措资金的，我们会发现书上什么都没写。”日本自民党因为从企业、银行、农场基金会甚至是“山口组”黑社会那里接受资金而臭名昭著。传统的欧洲政党规模不大，因为它们的资金不充足，所以政党会不顾一切地筹集资金。有些政党为此近乎不择手段。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关于政党募集资金都遭遇了丑闻：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这个问题也许是无法解决的，因为这关系到政治竞争，而这种竞争是民主的关键所在。1976年，大约有5亿美元花费在了美国的政治活动中。2008年，超过50亿美元经费用于总统和国会的活动中。2010年英国大选的总费用只有1.5亿美元，但也增长得十分迅速。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讨论的，许多民主国家出台了法律限制或者规定政治献金。德国、西班牙、瑞典和芬兰用政府资金根据每个政党的竞选实力按比例进行补贴。这明显对新的政党不利。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类似的计划（总统竞选基金），允许纳税人授权给国内税务局把其所缴纳的所得税里的3美元捐给这个基金，这个基金根据总统被提名者所得票数按比例进行补贴，前提是被提名者的票数至少达到全国总票数的5％。但是只有1/4的纳税人向总统竞选基金捐款，这远远不够支付竞选的费用。政治行动委员会和“527委员会”已经填补了这个空白。政党分类对政党进行分类的最基本的方法是按照政党的意识形态，进行从左到右的光谱式分类。左翼政党，例如共产党，提出将主要企业国有化来消除阶级分化。中左的政党，如西欧的社会主义政党，倾向于福利政策，但是不主张全国性的国有化。中间派政党，如德国和意大利的自由党，通常对社会问题持自由态度但是在经济上（即自由市场）持保守态度。中右的政党，如德国基民盟，希望控制（而不是消除）福利国家以支持自由企业。右翼政党，如撒切尔时期的英国保守党，希望消除福利国家，削弱工会的权力，增进充满活力的资本增长。瑞典有个相当完整的政治谱系（见图11—1）。图11—1 瑞典政党的政治谱系注：瑞典349人议会中的8个政党显示出一个从左至右的谱系。瑞典采用比例代表制（见第4章）。执政联盟包括温和联合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和中央党，但这仍然构不成多数，还有赖于其他政党的临时投票。“经典的”共产主义制度是由列宁创建并由斯大林在原苏联发展的，特征是单一政党与政府和经济的紧密结合。共产党不是实行直接领导，而是监督、监视和控制国家机关及其经济结构。其党员——大约占成年人口的10％——从最智慧、最有活力和最有热情的人中挑选出来。大部分原苏联官员都有双重身份，一个身份是政府的公务人员，另一个身份是共产党员。各级政府，从地方到中央，都有相应的党的机构，由其提名候选人，并制定总的政策路线。例如，国家机构的最高层是立法机关，即最高苏维埃。与政治体制相适应，中央委员监督最高苏维埃的候选人提名，安排其工作议程，指导其立法的成果。大约12位高层政党领导人组成的政治局是原苏联统治的真正核心，指导着中央委员会。领导政治局的就是政党的总书记，他通过任命忠诚的跟随者到高级职位来独揽大权。为什么原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一定要废止这一制度呢？多年来，一党制试图控制所有重要的事的做法导致了严重的问题。因为这给其党员带来了最好的工作、住房和消费品，党内被机会主义者充斥，他们中许多人腐败了。共产党干部也变得非常保守。制度对他们有利，所以他们没有想改革这个制度的愿望。在这些人的管理下，原苏联的经济一落千丈，远远落后于美国、西欧和日本。共产党本来想领导苏联走向光明的未来，现在看起来是把这个国家引向了退步。戈尔巴乔夫总结说，要拯救国家，就必须打破共产党在权力上的垄断。戈尔巴乔夫没能了解（许多西方政治学家也是一样）这个制度是如此的脆弱。还没能改革，它就垮台了。原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党垄断政治权力的格局不会很长久。由于没有争论、竞争和责任这些使政党保持活力的因素，政党就会腐败，不能灵活地处理新兴的、复杂的现代世界的难题。经典论述 ◇ 迪韦尔热的三种政党模式最早的政党模式归类是由法国政治学家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提出的。他发展出三种政党模式：群众型、干部型、信徒型。群众型政党组织化程度较高，有大量的、在意识形态上认同度高的成员，例如西欧的社会主义政党。它们依靠成员的缴费获得资金。相反，干部型政党，例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组织化程度较低，依靠活跃的政治精英。信徒型政党，例如在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党，是由一个人来创建的政党。类似的是拉丁美洲的铁腕人物的人格型政党，例如阿根廷的庇隆、巴西的瓦格斯。另一个例子是伊拉克萨达姆的“阿拉伯复兴运动”。这些人格型政党，在其创建者去世后便很难维持下去。经典论述 ◇ 基希海默的“兼容型”政党伴随着多数民主政体向两党体制转变的趋势，分支庞大的、迎合各种选民的政党增加了。二战以前，许多欧洲政党观念狭隘，只争取特定的一部分选民的支持。社会主义政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主要面向工人阶级。中间主义政党和保守主义政党则以中产阶级为目标，农民党以农民为目标，天主教党以天主教徒为目标，等等。这些政党被称为“世界观”（Weltanschauung）型政党，因为它们不仅为了当选，而且希望能够提高其世界观的影响力。二战以后，欧洲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发展的繁荣，人们开始排斥旧有的意识形态的狭隘性。在大部分西欧国家，庞大的、意识形态松散的政党争取或接纳或摒弃世界观型政党的各类选民。德国政治学家奥托·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创造了“兼容型”这个术语来描述这一新型政党。他的模型是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一个试图代表所有德国人——商人、工人、农民、天主教徒、新教徒、妇女等——的政党。这一术语现在可以描述几乎所有民主国家中的执政党。只有成为兼容型政党才能当选，这几乎是个公理。英国的保守党、西班牙和法国的社会党、日本的民主党都是兼容型政党。当然，最大的、最古老的兼容型政党是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大多数政治学家对远离狭隘和僵化表示欢迎，但是这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因为兼容型政党包含许多观点，所以它们被派系争斗困扰。党内斗争取代了党派之间的斗争。学者们列举了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和日本自民党的几个派系，其领导人物之间对权力接近封建制度的划分彼此十分相像。许多美国政治也发生在党内而不是在主要的政党之间。政党制度“政党制度”和“政党”并不相同。政党是为了赢得选举的组织。政党制度是各党派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总和。政党像树，而政党制度就像树林。政治制度的健康基本取决于政党制度是否稳定，有多少政党是以“追求中心”（center-seeking）或“远离中心”（center-fleeing）的方式进行竞争。不稳定的政党制度能够破坏一个很好的政治制度。稳定的、适度的政党制度使希特勒之后的德国和佛朗哥之后的西班牙建立起了民主政治。反过来，国家的政党制度又高度取决于选举制度——无论它是建立在单一选区制还是建立在比例代表制的基础上。英国的政党制度带来了2010年大选之后的“悬浮议会”和不稳定的政府。像以往一样，英国的“万年老三”自由民主党赢得了20％的选票，但获得的席位少于10％。保守党也缺乏足够的多数席位，所以自由民主党成了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自由民主党开出的条件是：英国的“胜者全得”选举制度进行改革，给它们一个更公平的席位。政党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与选举制度有关，并在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党制度的分类最简单的将政党制度分类的方法就是数一数政党的数目：一党制、两党制以及多党制。在一个到两个政党之间，我们说其政党制度是“一党独大制”。在两个到多个政党之间，我们说其政党制度是“两大党制”。理论上说，可以存在没有政党的政治体系，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即使是独裁者也喜欢顺从的政党来支持他。一些制度也许很混乱以至于我们称之为易变的或不发达的政党体系。一党制 一党制一般与极权主义政权相联系，这是20世纪的现象，并且延续到了21世纪。原苏联和许多非洲与亚洲的新兴国家都是一党制。它们都只有一个政党，这个政党控制着政府的所有层级，并且也是唯一合法的政党。这些政党的领导人使这样的观点合法化：他们是民主的，因为他们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没有公平的选举和真实的民意调查来证实这个说法。一旦允许开放，就像在东欧国家那样，人民便会反对一党制。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非洲，断言多个政党会引发混乱和暴力，因为这些政党源于部族的划分。一党独大制 与一党制相比，一党独大制中的反对党通过自由选举的方式竞争，但很少获胜。一些民主国家是一党独大制，但它们不希望持续这种情况，因为公民对执政党的腐败和无能感到厌倦。印度长期以来受国大党统治，日本受自民党统治，墨西哥由革命制度党（PRI）统治。2000年，墨西哥保守的国家行动党（PAN）的文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当选总统，打破了革命制度党在总统职位上的垄断，使墨西哥从一党独大制转变为多党制。2009年，日本的自民党最终被民主党击败。俄罗斯现在在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的带领下成为了一党独大制。两党制 我们最为熟悉的是两党制，可见于美国和英国。在两党制下，两个主要的政党有均等的执政机会。尽管第三党——如美国的自由党（U.S. Libertarians）和英国的独立党（UKIP）——很少获胜，但它们的存在提醒了两个主要政党去关心选民的不满。两大政党中的一个或两个会经常推出讨好不满选民的政策。通过这种方式，即使人微言轻的第三党也能有影响力。一些观察家认为，新的政治理念大多由第三党提出，大党在这方面很迟钝。多党制 它拥有几个竞争性政党。瑞典的政党制度展示了从左到右的光谱式排列。每个政党在议会拥有的席位与其选票的多少是成比例的。这个制度经常遭到批评，说其不稳定。以色列和意大利就充分展示了多党制的弊端，每一个政党都不可能长期执政。零碎的政党制度使任何一个政党赢得多数支持都比较困难，但也不总是这样。荷兰、瑞典和挪威基本上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多党联盟以有效地执政。政党的数量不是内阁不稳定的唯一原因。内阁稳定与否更多地取决于政治文化、在基本问题上的认同程度以及组建、解散内阁的规定。学者们长期以来都在争论两党制好还是多党制好。这很难说，因为两种制度都可能陷入优柔寡断和墨守成规。同时，两种制度都趋于一个中间地带——两大党制。两大党制 现代民主国家中有两个大党，还有一个或多个相关的小党。德国有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两大政党，但是自由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有足够的选票在政治上有重要的影响力。奥地利长期以来受两个大党统治，但是现在有了第三党——高度民族主义和反对移民的自由党。英国通常被认为是两党制，但是它在很长时间里存在着重要的第三党。2010年，英国的自由民主党受到青睐是因为保守党人和工党人都没有获得多数席位。如果自由民主党改革选举制度，它们将会使英国拥有明确的两大党制。另外，苏格兰民族党和威尔士民族党也都不是普通的英国地区党。西班牙历史上也有多党制的残余，现在是两大党制：一个工人社会党和一个中右人民党，另外还有一些小党。再严密些看，美国的政党制度也是两大党制，因为它在很长时间里也存在着第三党。茶党运动会潜在地转变为第三党，而这是一些共和党人所竭力阻止的。关键概念 ◇ 什么是“相关性”政党？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质疑什么是一个政党。是否有最低标准呢？例如赢得特定比例的选票或者在议会中拥有一个席位——这样一个小团体就算政党吗？萨托利认为，那些让主要政党在竞争选票或组建联盟时不得不考虑的政党可以称为相关性政党。如果一个政党小到任何大党都无须担心它会争夺自己的追随者，那么它就不是相关性政党。同样，如果一个政党大到都没有必要组建执政联盟，那么它也不是相关性政党。英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爱尔兰共产主义者被所有政党忽略，因此不能称之为相关性政党。瑞典的自由党和以色列的小宗教党派，虽然只占选票的一小部分，但却是必要的联盟成员，所以可称之为相关性政党。用萨托利关于相关性政党的定义，我们是否可以总结一下美国各种各样的第三党？尽管民主党在1948年否定了州权党（南方民主党人）的重要性，在1968年否定了华莱士的美国独立党的重要性，但在两次大选中都将它们考虑在内。1968年，民主党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访问了美国南部，强调民主党是一个“大家庭”，能容纳各种观点。这是使南方白人选民忘记约翰逊执政期间的公民权利改革运动的一种无效的尝试。1980年，独立候选人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促使卡特总统重视他曾忽视的外交和生态政策。1992年，罗斯·佩罗（Ross Perot）要求老布什和克林顿多关心联邦财政预算赤字。2004年，约翰·克里关注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因为他在2000年选举中影响很大。2010年共和党人关注茶党的诉求。通过这些事实，我们可以说美国存在相关性第三党。比较研究 ◇ 多党制更有意思在多党制内，民众可以有很多选择。瑞典拥有若干相关性政党，人们可以找到更符合自己喜好的政党，而这一点在两党制的美国很难做到。在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人们关心环境问题，因此支持绿党。严肃的基督教徒支持基督教民主党，左派支持社会党，保守派支持保守党。美国在选票上（取决于州）确实列出了十几个政党，从绿党到自由党到社会主义政党。但是如果给它们投票，你会觉得自己扔掉了选票。这就是“胜者全得”的选举制度的影响，因此在美国投票给第三党仅仅意味着抗议性。欧洲和以色列的许多选民并不会觉得是扔掉了选票，如果他们支持的政党获得超过规定的最低选票（德国是5％，以色列是2％），该党还是会在议会中拥有席位。欧洲选举中有趣的选择解释了欧洲较高的投票率。美国是两党制，但是很多小党派也出现在选票上。它们不可能当选但是希望得到一个抗议票。（David Brabyn/Corbis）易变的政党制度新建立的和不稳定的民主政治中的政党制度通常非常易变并且不发达，它们瞬息万变，与以上类型都不相符。“混乱”是唯一可以描述它们的词汇。在这样的国家中，政党的成立和消亡非常迅速，有时只存在于一次选举中，政党经常是使领导人赢得选举的人格型工具，这些政党没有具体的计划和意识形态。由于组织程度很差，很多政党很快就消亡了。信奉天主教的拉美政治家经常建立新政党，但是它们很少持续长久。1989年共产主义体制被取代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均实行自由选举，但不久就陷入混乱。俄罗斯的政党制度是易变的，普京总统在1999年大选之前成立了自己的统一党，2004年合并后的统一俄罗斯党成为俄罗斯最大的政党，但这是人格型政党，只是普京执政的一个工具。日本政党制度从一党独大制破裂后，在20世纪90年代也陷入混乱，但目前已经巩固成为多党制了。只要至少有两个政党存在，我们就把它叫作“竞争性政党制度”，这是消除腐败的最基本方式。竞争性政党制度的效用在1989年的民主德国体现出来，共产党领导人从外贸交易中掠取了几百万马克私藏到瑞士的银行以备个人挥霍。这些不良行为一旦在竞争性政党制度下被揭露，该执政党就会下台。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一个国家怎样建立它的政党制度是非常复杂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历史发展。何时、在何种情况下选举权会得到扩展？许多不同国家有相似的政党制度：文化上四分五裂的印度创建了一党制（国大党），文化上高度同质的日本也是一党制（自民党）。单一因素的解释肯定是不充分的，但是政治学家们在选举制度的重要性上达成了普遍的共识。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讨论的，在单一选区下，例如美国的国会选区，简单的多数选票就能获胜，这种制度倾向于建立两党制或两大党制。原因很清楚：这种制度下弱小的第三党获胜的可能性很小，并且其经常放弃努力。这是美国和英国的情况，根源于最初的英国模式。英国人称之为“胜者全得”，就像赛马一样，只要鼻子先碰线就获胜。将政治力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获得大多数支持或者至少能获得多数支持的政党在单一选区里会有很好的回报。如果一个政党分裂了，那么这就意味着选举中获胜的一定是紧密团结的政党。一个政党内的各个派系也许并不喜欢彼此，但是它们知道它们必须团结在一起才有未来。这个因素对解释为什么美国的两大政党尽管存在相当大的内部分歧也能保持完整有很大帮助。比例代表制允许甚至鼓励政党分裂。它采用每个选区多个候选人，根据该选区选票的比例来分配议会席位。据此，将政党联合起来就不会有很大的回报。一个分裂的团体可能会决定让一个或两个人当选，不需要向其他观点妥协。以色列的比例代表制就选出了十几个政党进入议会。选举法的修订会改变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如德国从多党制变成了两大党制，波兰由极度分散的多党制变成了一个稳健的大党联盟。经典论述 ◇ 萨托利关于政党竞争模式的划分萨托利不同意简单地根据政党的数目对政党制度进行分类。政党竞争的程度和方式也是很重要的。“多党制”这一术语并不能区分稳定的政党制度和不稳定的政党制度。萨托利用“适度多元主义”和“极端多元主义”区分政党制度。在适度多元主义下，通常有五个或者少于五个的政党，它们以“追求中心”或向心的方式进行竞争。这就是说，它们的政纲和承诺以吸引“处于中间位置”的投票者为目标。左翼政党隐藏起激进主义，右翼政党淡化保守主义，因为它们都知道大部分公众处于中间位置。这样，适度多元主义下的政治生活倾向于平静而稳定，其强调意识形态的语调也不高。萨托利发现，当政党的数目超过五个或六个时，就会有极端多元主义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政党会以“远离中心”或离心的方式进行竞争。在意识形态上走向极端，致力于进行“政治上出价高于别人”的竞争。一些政党提出越来越激进的方案，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有些政党还“反制度”或带有革命性。坚持中间路线的政党发觉自己受到左右两方的夹击。这种情况会导致政治不稳定，有时会引发国内战争，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还有可能发生军事夺权，就像1973年的智利。政党会衰落吗？政党不再像从前那样了。在许多民主政体中，政党的成员数量在下降，选民的忠诚度也在下降。20世纪的意识形态鸿沟已经填平，许多主要政党变得中立并且相似。大众传媒和利益集团代替了政党的一些功能。新的政策理念经常是由智囊团的专家提出的。但是什么会取代政党呢？“527委员会”？电视？好像都不会。美国的政党也许预示着各地政党的未来。依赖大量的资金，政党在特定利益的影响下衰落。因为美国政党组织涣散，高度分权——实际上，每个国会地区和州都有自己的政党，彼此的直接关联甚少，所以政党在国家层面的事务上不会取得一致。一位19世纪的政治家说：“我不属于任何有组织的政党，我是个民主派。”（今天也可以这样说。）因为只有两个主要政党，两党都是以执政为目标，所以对于选民来说没有太多的选择。这些特征不仅美国有，欧洲和日本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我们能够做点什么呢？政党和政党制度植根于国家的历史、社会和制度。美国宪法从未承认过政党的存在，而且开国元勋们也曾警告过要反对政党。美国人有许多共同的基本价值观，也许并不需要两个以上的政党表达他们的分歧。只有简单多数胜选的单一选区倾向于两党制。现实地说，我们希望美国的两党制不要发生太大的变化，尽管一些人希望有个可行的第三党。美国的政党有了集中化的趋势。里根用一个合理清楚的政纲使共和党成为更加一致的保守党，这迫使民主党也进行整合。信息科技有助于政党的集中化。电子邮件促使州和地方的政党组织与国家总部互相协作。国家政党委员会也能将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转给忠诚的候选人。从长远来说，这能使两党更加团结，并在意识形态上更为一致。没有强有力的政党也许会有好处。强大的政党也许会落入独裁的领导人手中，他控制太多、在位太久，就会使政党陷入僵化、观念过时。由于具有易变性，美国政党制度也许更有利于政党了解更大范围内的公民需求。计划缺乏一致性反而会带来灵活性的好处。关键术语政党 利益聚合 动员 集权 连贯性 新制度主义理论 伟大社会计划 政治任命 透明性 国有化 政治局 机会主义者 共产党干部 群众型政党 干部型政党信徒型政党 人格型政党 世界观 兼容型 政党制度 选举制度 不发达 不稳定墨守成规 两大党制 极端多元主义 追求中心 远离中心参考文献Bibby, John F., and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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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政党：在一个特定标签下寻求竞选性政治职位的群体。利益聚合：通过政党将分散的利益需求整合成大众的诉求。动员：激励公众参与政治。集权：中央政府的控制程度。连贯性：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理性的整体。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有时候与选民无关。伟大社会计划：约翰逊总统关于社会改革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政治任命：给予非公务人员的政府职位，通常作为对其支持的回报。透明性：政治献金和交易对公众审查开放。国有化：把大企业置于政府的管制之下。政治局：原苏联的政治机器，苏联共产党委员会的中枢机构。机会主义者：只寻求个人利益的人。共产党干部：俄语指“机构中的人”，即全职的共产党员。群众型政党：试图保持成员内在认同的政党，通常有着正式的身份标志。干部型政党：由一些职业政治家操控的政党，只有间歇性的活跃期。信徒型政党：依赖单一人格的政党。人格型政党：依赖领袖个人魅力的政党。世界观：德语的“世界观”，指试图兜售特定意识形态的政党。兼容型：意识形态非常宽泛，欢迎所有人加入的政党。政党制度：表明政党如何相互作用的制度。选举制度：规定选举的法律。主要有两种模式：单一选区制和比例代表制。不发达：还没有形成完备体系。不稳定：指内阁经常变动。墨守成规：停留在一个的政治问题上。两大党制：国家拥有两个大党和一个或者数个小党派。极端多元主义：政党变得非常极端的政治体系。追求中心：政党变得温和，处于政治光谱的中间地带，以吸引大多数选民。远离中心：政党变得极端，忽视处于中间地带的选民。第12章 选举2008年大选，阿灵顿的投票者已经排起长长的队伍。（Ken Cedeno/Corbis）思考题为什么美国最近几年来的投票率有所上升？美国的选举制度在2000年的大选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认为美国有无人参加投票的危险？政党认同怎样帮助决定选举的结果？美国选举中为什么有性别差异？经济收入能预测选举行为吗？我们看到的是选举的重组、解组，还是两者都不是？经济如何影响选举？这一章，我们要问三个有关选举的一般性问题，每个问题后面还有一个更加具体的关于美国选举的问题。首先，人们为什么要投票。这将我们引入美国的低投票率（见第7章）问题。其次，人们如何投票。这引发我们思考民众对美国政党的忠诚是否发生了转移。最后要问的是，靠什么赢得选举。这让我们了解一些美国选举中用到的策略。人们为什么要投票？尽管美国人高度认同民主和参与，其投票率却并不如其他的民主国家那样高。在2008年的美国选举中， 61.7％的合法选民参与投票，这相对于往年来说，投票人数有所提升。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两党都努力挖掘潜在的支持者。从历史上看，投票率最高是在1960年，达到了63％。在瑞典、德国以及意大利等国家，投票率接近 90％。1994年，南非黑人第一次被允许参加投票，投票率达到了86％。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很珍惜投票的权利。在总统大选以外的选举中，美国投票率很难超过40％。为什么会出现投票率如此低的情况呢？多数没有参加投票的选民表示，对于政治候选人来说，他们并不是受到关注和重视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他们投票与否，其区别并不是很大，更何况这些政客并不像他们表现的那样好。另一个重要原因与美国的政党制度有关。在选举中的两个政党，没有哪一方能足够吸引选民的支持或者提出明确的政治方案，它们都倾向于中间立场。两个候选人总是宣称类似的东西，都强调要改革。电视广告总是长时间地出现那些低级的、肮脏的政治观点宣传，这足以让人在选举之时对他们感到厌恶。在20个美国人之中，只有一两个乐意参与政党活动，并打算出席政治会议、捐款甚至游说他们的邻居参与其中。美国人的不投票行为在政治学家中引发了一场大争论。一些学者认为低选举参与程度意味着许多美国人越来越远离政治，这会逐渐使政治失去其合法性。另一些学者则比较乐观，认为低投票率表明多数美国人对政治制度基本满意，或者对登记和投票还不是特别反感。那些投票率特别高的国家，可能会加剧党派政治从而引起某种政治狂热。美国在2008年经历了这种热度，（候选人的）个人魅力和（新的）选区划分带来了更多的选民。有人建议美国实行义务投票（如有些国家所为），但美国人讨厌对他们的自由横加干涉。为什么欧洲和美国的投票率存在差异呢？一个明显的原因是，欧洲的选民登记是自动的，一个人年满18岁，当地政府就自动将其登记为选民，而美国人必须在选举和热闹的竞选运动前几个月亲自进行登记。美国的选举被安排在周二，而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安排在周日（2008年，许多州允许提前投票，这也许是投票率增加的一个原因）。在美国，选票上长长的地方、州和国家的候选人名单和公投事项，足以把选民搞糊涂。欧洲的选票则较为简单，通常只是选择政党，并且大多数国家都控制和限制电视的政治广告，有的则完全禁止。谁来投票？在许多宣传民主的国家里，投票者大都为中年人群以及受过更好教育的白领，他们大多居住在城市或者郊区，而不是在遥远的乡下。他们对政党也有更高的认同感。相比之下，不投票者往往表现出这样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过于年轻、缺乏好的教育、蓝领或者处于失业状态。经济收入、接受良好的教育、种族、年龄、性别以及居住地等原因，往往都能成为选民参与投票的关键因素。收入和教育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更易于参与政治投票，相对于高中辍学者来说，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可能参加投票。这两点经常是合在一起的，好的教育往往能带来高收入，并且相互加强。高收入让人们与选举结果利益攸关，教育则提升（选民的）兴趣和成熟度。在小镇工厂的工人们眼中，政治选举的候选人之间的差别并不大。工人们终日缴税、遵守规则，为谋生而工作着，对行政当局变化的感受并不是很大。相反，对于处于管理岗位的人员以及专业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往往会卷入其中，并能从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的胜利和今后他们自身处境二者中察觉到直接的变化。蓝领人员也许会在当局的变化中受到牵连，但是他们不太可能花时间和精力去弄清其中的原因。投票者和不投票者之间的差异在于一种效能感，即一个人感到自己至少也有那么一点点权力。这种感觉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一点权力欲，它的影响在工人之中比较小，而在专业工作人员中则比较强烈。经济情况较好和接受过较好教育的人看到利益集团成功地改变了政策，而普通工人往往只被看成“沉默的大多数”。朋友、邻居和家庭都缺乏充裕的收入的人，不会主动组织起来给政府施加压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政治选举往往有较大的兴趣，有时候甚至会超过其自身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一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哪怕他并不富有，也会有足够的兴趣去关注时事政治，去发现更多的东西，并且更加可能参与到政治选举之中。正如我们在第7章中讨论的，教育提升人的政治参与感，并且让人能从政治活动中获取自己好奇的消息，这反过来又加强了人们对时事的兴趣并乐在其中。许多研究显示，是否对政治投票感兴趣，教育是其中最强烈的决定性因素。但是这也导致这样一个困惑，就是当美国选举投票处于低迷期的时候，却恰好是美国的教育水平得到逐步提升的阶段。当美国年轻人在校就读率和公民之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的比例这两个数值达到最高的时候，美国恰恰没有更多的投票者参与投票。对此现象，有好几个原因可用于解释，但似乎并没有哪一个能够真正说明问题。教育本身并不具有它过去所具有的意义。美国高校毕业生数量这样纯粹的数据，最多只能说明它冲淡了美国的精英统治地位。现在大学的学位证书，往往只是获取一份职业的工具罢了，和二战之前的高中毕业证差不多。很多专业都是职业性的或与就业相关的，并不是为了唤起学生对民族或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同样，选举也不具有它过去所具有的意义。甚至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也找不到政党以及候选人之间的变化，原本的政治选举参与者可能被消极的选举运动改变，并认为那些政客都是肮脏不堪的。正如我们在第9章中讨论的，一些人把投票率的降低归咎于电视。“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理论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这种文化理论认为，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其经济来源会慢慢从制造业过渡到知识信息业，伴随着这种价值转移的出现，人们往往会远离社会而走向自我。在新时代里，与自己相关的往往是人际关系、现代饮食、户外活动以及娱乐等。社会和政治问题不再是吸引大多数人眼球的关键事物。如果后物质主义的理论解释正确的话，那么教育就真的没有必要让人们去过多地参与政治选举等活动了。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