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赋予利益集团以政治影响力。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和社区群体内有影响的人物，多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收人人士，他们所组成的利益集团得到社会更多的尊重。组成了美国医学联合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的医生们凭借其社会经济地位，提升在华盛顿的政治地位。同样，当美籍日本人在教育、职业和专业上的地位不断攀升后，他们的日裔美国公民联盟（Jap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 JACL）就获得了更多的影响力，并且就二战期间发生在美国西海岸的对日本人的违宪拘禁行为，赢得了美国政府的道歉，他们还希望进一步得到赔偿。另外，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宣称自己代表上百万的美国黑人，但实际上它的影响力很小。代表满含怨恨的社会群体的利益集团的声音，可能是最少有人倾听的。接近途径如果政府不愿意听从利益集团的意见，那么金钱、规模以及关注的问题就都不那么重要了。利益集团多年精心培育的与议员和政府公务人员的关系，目的就是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当一个利益集团与政府某部门建立起稳定和可接受的关系时，用约瑟夫·拉帕隆巴拉的话来说，就意味着它可以享用结构性通道（structured access）。国会中的希腊裔议员，很自然地会接受希腊在有关土耳其、马其顿、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立场。来自密歇根州的议员也非常愿意讨论关于汽车工业的问题。美籍阿拉伯人对犹太人享有众多接近国会山的途径极为不满，他们也组织了自己的利益集团，试图获得同样的通道。这些通道本身无可厚非，它们是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的正常组成部分。不过，假如利益集团缺乏沟通的途径时，会发生什么呢？多元主义者认为，在民主社会中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但事实却是明摆着的。黑人和印第安暴力分子就争辩说，没人倾听他们的声音、没人严肃对待他们的要求，只有当城市贫民区和印第安保留区的暴力行为发生时，华盛顿才会关注他们。有钱有势的人拥有大量接触政府的途径，而穷人和没有组织的人们却没有如此的通道，可以说，有时正是这种状况导致了暴力的产生。比较研究 ◇ 美国的工会有多大力量？美国的工会并不强大，至少从比较的意义而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工会中工人的比例就下降了2/3以上。下面是2006年各国组织起来的工人的比例：瑞典78％英国28％德国20％日本19％美国12％法国8％当美国工会在一个主要产业中发动罢工时，它的力量就显示出来了。但是其最主要的成员是政府体系内各个层级的公务员，包括学校教师，他们是不允许参加罢工的。美国的企业非常分散，并无组织性。工会现在试图吸纳新的成员，以重新获得过去拥有的力量。利益集团的策略接近立法者 游说备受关注。那些为议员竞选提供政治捐助的大公司，多半通过这一方式来接近国会。实际上，如果主要的利益集团不希望通过某部法律，它们通常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作为金钱政治的批评者，非常无奈地说，“金钱购买了沟通的途径”。在审议2003年能源预算时，他力图实现“没有游说者在背后操控”。大的烟草公司，非常慷慨地资助共和党候选人，这样就可以常规性地否决或消除反烟草类的法案。大公司都希望能够在国会找到自己的代言人，这是使公司实现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不过，那些普通的游说群体，由于缺乏足够的金钱，所起的作用也仅限于提供某些信息。接近政府 政府各部门也是利益集团施加压力和进行游说的目标，这取决于它们所关注的问题。当利益集团不希望或不需要产生一部新的法律，而只是希望对既存规则和限制进行重新解释时，它们就会与行政管理者联系。比如，反污染的利益集团寻求对空气标准更高的限制，工业利益集团则寻求降低标准。利益集团总是把注意力放在与目标相关的政府部门上。农业利益集团与农业部打交道，公共服务公司与联邦能源委员会打交道，等等。作为一个惯例，政府的各个部门也特别留心本领域内利益集团的诉求和言论。事实上，许多政府官员总是被强大的利益集团“俘获”和“统治”。潮流也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许多前政府的高级官员一直待在华盛顿，比如著名的K大道上的办公室，成为高收入的“游说者”，有些人的开价是一小时500美元。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利益集团采取与它们对付立法者相同的方法，包括建立个人联系、提供研究基金以及帮助维护公共关系等，有些提供金钱。在全世界范围内，公共部门的腐败是普遍的。美国的联邦机构是世界上最为廉洁的政府之一——州和地方政府也差不多。联邦官员通常是来自政治任命，而不是职业的公务人员。利益集团的确能够左右最高层的官员任命，包括总统的个人幕僚。在这时，利益集团总是谋求任命那些真正维护其利益的人。接近司法机构 利益集团还可以利用法院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特别是在美国。因为美国的司法系统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权力，其他国家的司法系统仅仅是行政机构的一个分支。当“法治”非常强大时，法院就成为利益集团角逐的场所。比如在德国，利益集团会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许多关于堕胎、工人权利的案件。在美国，每年联邦和州的法院都会接手由利益集团支持或提起的大量案件，这些利益集团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塞拉俱乐部。近年来，美国最高法院处理了好几起由利益集团提起的关于社会性问题的案例，包括妇女权利、死刑、枪支和学校的祈祷问题等。利益集团一般采用两种法律方法来追求自己的目标。其一，根据自己所代表的群体或阶级的利益，直接提出案件（普遍指向阶级行为）。其二，当一个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所寻求的目标刚好也是利益集团所寻求的时，它就会作为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为这个人提供支持。由于充分意识到了美国司法体系的重要性，特别是最高法院，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把其注意力集中于反对种族隔离的法律上。它从中获利良多。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法律事务部，在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后来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领导下，在1954年著名的“布朗案”辩论中，成功地取消了各州关于公立学校中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法律。然后，它接着与公共交通、饭店、旅馆和其他地方的种族隔离法律进行斗争。美国关于人权的最大改变，不是通过立法机关，而是通过司法机关取得的，因为国会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是不会处理那些被南方人封锁的问题的。最高法院同意，国会才会随之。诉诸公众 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经常通过和平的——或是不那么和平的——方式来寻求公众的支持。即便是强大的利益集团也意识到了其公众形象的重要性，大量利益集团投资公共关系项目以及宣传活动，向大众解释它们对公众福利的贡献、它们的政策和项目为什么会对整个国家有好处。例如，铁路利益集团会利用电视来解释它们的“公平”政策诉求，借此，它们才能生存下去并与汽车运输业竞争。石油利益集团会向公众解释，为什么要反对建造新的净化设备的环保政策。有的利益集团会保持一种“低调形象”，它们推进自己的目标和利益但并不宣传自身。它们或者依靠策划好的新闻故事来间接地达到目标，或者躲在幕后阻止那些它们认为会对自己不利的宣传。比如烟草企业谨慎、秘密地资助一些研究，对那些认为吸烟有害健康的研究提出质疑。美国石油企业不寻求公开的新闻报道，但是它让自己的工作人员成为专业领域内的“公正”的专家，以便超脱于政治冲突之外。示威 一些特定的利益集团，比如美国癌症组织和心脏基金，享有免费的广告时段和频道，但是大多数利益集团没有这些途径，有的还缺乏宣传资金。它们会选择非暴力的示威行动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甘地通过这种策略使印度于1947年获得独立。他的非暴力灵感来自一篇论文，即亨利·戴维·梭罗为抗议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而写的文章《论公民的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这一思想又为美国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所采纳，用于推进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反对核工业的抗议者，面对的是财力雄厚、势力强大的公司。他们发现，游行示威、组织罢工、静坐阻碍进入工厂的通道等是唯一的选择。当媒体报道他们的行为时，他们就会获得支持者、捐赠者，有时还会得到进入华盛顿的途径。当然，他们的对手常常取得胜利，这使他们深受挫败、感到痛苦。暴力抗议 当一个利益集团对传统的政治渠道和行为模式失去信心时，就会视暴力抗议为唯一的选择。很明显，美国对暴力抗议并不陌生，这需要一种心理上的建构，通常被贫困、歧视、挫折以及社会和个人的不公正感激发。一次偶然事件会点燃受挫人群心中积压的愤怒，而群体性行为又会急剧失控。在美国的城市中，对黑人的枪击和拘捕就引发过大规模的骚乱。多数暴乱者宣称，他们仅仅是反对自己平时所受到的暴力对待，这些暴力对待来自警察、各级政府和使他们失业、收入低下的经济体制。但是，暴力抗议有效吗？也许关于“伟大社会”的立法在美国普遍发生城市暴动的时期获得通过并非巧合。当暴力使那些地区难以统治时，英国便从印度和巴勒斯坦撤出。南非的白人政府也只是在黑人的暴力行动愈演愈烈时才开始进行改革。在特定的情况下，暴力行为是有效的。正如激进的黑人领袖拉普·布朗（H. Rap Brown）所言：“暴力跟草莓派一样都是美国的一大特征。”（他现在因为谋杀而入狱。）怎么做 ◇ 制作表格表格是关于研究对象——县、州、年代、选民、立法者、利益集团等的数字化测量方式。有了表格，你就可以使用某些“变量”。你可以将与之相关的任何事物——美元、数量，或电话本上有多少电话号码——进行研究，然后按某种标准将其列出：最大的、最多的或最近的（按字母来排序通常没有什么意义）。在下一章里，我们将列出哪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了最多的金钱，最多的就排在第一位。再举一个例子。国家的财富可以用好几种方式来进行衡量。最基本的是GDP，现在经常修正为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power parity, PPP）。在购买力平价基础上，按人口来衡量国内生产总值就是基于购买力平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最好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标准。以下所列是从最富有到最贫穷的国家：国家 GDP(十亿美元） 人口（百万） 基于购买力平价的人均GDP（美元）美国 14 300 307 47 000法国 2 000 64 32 700俄罗斯 2 200 140 15 800墨西哥 1 600 111 14 200哥伦比亚 399 46 8 900中国 7 800 1 338 6 000叙利亚 94 20 4 800印度 3 300 1 166 2 800资料来源：CIA World Factbook。利益集团：一种评价利益集团是每个民主政体固有的一部分，但是，它们如何服务于公众的需要呢？利益集团或许代表立法过程中很普遍的利益，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许多小组织，既无财力也无人员可以进入讨论过程。除非联合起来，否则它们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强势集团的侵害。利益集团能够表达利益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需求一定就会得到重视。在利益集团之间，资源分配是高度不均衡的。一些集团很富有且势力强大，拥有强大的影响力，而有些集团则为人所忽视。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些没有组织起来的个人又怎样呢？谁会为他们说话？许多公民既不是利益集团的成员，也不是利益集团的受益者。他们投票给政治领导者，但是政治领导者通常对利益集团的需求关注较多，而对选举自己的无组织的多数人关注很少。假如立法者和行政人员都转向利益集团，那么谁来考虑整个国家的利益呢？很多时候，似乎没有谁会来考虑这个问题。也许我们应该重视卢梭对“公共意志”超越社会中“特殊意志”的强调。为此，1970年建立的“公民院外组织”——同道会，由自愿的赞助支撑，在总统选举中成功地赢得公共资助。这意味着结束了国会优先的体制，堵住了院外游说行为。为了同样的目的，拉尔夫·纳德建立了数个与法律、核能、税收改革以及医疗等相关的公共利益院外集团。尽管这些集团做了大量杰出的工作，但它们仍然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像美国这样庞大和复杂的社会，是否有一个整体性的利益能够被代表？或者，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没有共同声音的“马赛克”式的利益拼凑？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团体是为大多数成员说话还是为团体内少数人的利益服务呢？利益集团的领导人像政党领袖一样，通常比他们的追随者有更强势的意见。这些领导人通常是容易激动的，而普通成员则较为温和。扭曲的政策利益集团的付出可能会扭转政策，比如金融业，对两党和游说团体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在2008年的竞选中，奥巴马从华尔街得到了接近1 500万美元的资助，并从与健康相关的团体中获得1 940万美元的资助。麦凯恩获得的总数要少一些）。从里根开始，国会开始逐渐成为金融业指定的传递机构，并且对于金融业指定的规则和安保措施很少监管。金融业成为了“自我监管者”。这造成的恶果之一就是2006年的“次贷危机”引发了震动全球的2008年金融危机。贷款方逼迫不合格的借款人将他们支付不起的房屋进行抵押。这些毫无把握的贷款被打包、像骨头一样被拆分出售。它们被当作安全投资出售，但是随着房屋赎回被停止，成千上万的美元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华盛顿疯狂地将纳税者的钱抽取到银行和房利美、房地美这样的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中，因为如果它们坍塌了将会引起新的大萧条。随后的重大金融制度的紧急救助产生了一个丑闻，但这并非不曾发生过，事实上，这是每十年都会遇到的。在20世纪80年代，存款和贷款使得国会必须收回限制，以便它们能做一些愚蠢和不正当的贷款。随后，整个事情就失控了。联邦政府不得不插手。在2001年，强大的安然，那个曾经能够掌控电力价格的公司，倒塌并陷入了巨大的隐藏的债务之中。安然公司的管理者带着超过10亿美元逃跑，然而那些雇员和投资者却失去了所有。安然花费了590万美元在政治事业中，大部分给了共和党、小布什总统、 71名参议员和23名住房能源委员会中的19名工作人员。几名安然管理者被判有罪，并且业内一流的会计公司安达信（同样是小布什的重要支持者）被查出在审计中舞弊而被强制关闭。国会通过撤销对必要的安全措施的限制，承担起了更多责任。经典论述 ◇ 奥尔森的利益集团理论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1965年的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被广为接受和引用。他指出，规模较小、组织化程度较高的集团，特别是在有足够的资金时，经常能够控制公共利益的表达。原因就在于，它们从特定的法律和规则中寻求自己的利益，行为非常活跃；而大多数公众缺乏组织，没有特定的目标，并不活跃。公众并不关心鞋带的价格是否上涨，但是做鞋带的企业对此就非常关注。少数人在推动着大多数人。与此相关的是奥尔森所称的“免费综合征”：当能够免费乘车时，还有谁会去买票呢？当公众能够得到同样的结果时，他们不会多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当他们已经有了组织联系时，就不会再为其他组织提供金钱。当美国人为欧洲人提供免费安全保护时，他们就不会为北约组织提供更多的力量。奥尔森对于利益集团变得过于强大的趋势也提出了警告：它们阻碍着变革和增长，造成全国范围内的停滞。受一个或多个强势利益集团影响的政治家，不会再去考虑公众的普遍利益。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英国，由于高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的存在以及政治家与其结成的紧密联系，经济一直处于衰退状态。直到撒切尔夫人切断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后，情况才有改观。德国和日本的利益集团在二战中被摧毁，战后就获得了数十年的经济增长。到了20世纪晚期，当这两个国家都为工会、企业和农场主联合会所掣肘时，经济增长就变缓了。在日本，经济性利益集团、政治家和官僚机构之间形成了一种“铁三角”关系，这会阻碍改革。一些奥尔森的支持者担心，这种“硬化”是所有国家的命运。美国是否已经陷入其中，还是能够通过压制强势利益集团来避免这种状态？政治权力的僵局利益集团之间相互竞争，从而限制了单个集团在国会或政府中的影响力。利益集团也可能使政府行为陷入僵局。一些特定的问题成为“烫手的山芋”，无论政府采用何种措施，都会引起这个或那个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这些议题一方面得到某个利益集团的坚定支持，而另一方面又受到另一个集团的强烈反对，并且二者都是拥有选举权力和影响力的势均力敌的对手，这就迫使政客们对这些问题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在这种情形下，政府陷入僵局，被强大的利益集团困扰，无法把注意力移向更重要的问题。意大利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而被称为“僵局社会”。在两党制下，由于候选人要尽可能地迎合更多的选民，因此其所讨论的问题往往趋于缓和。这样在个人的狭隘利益和竞选所作的一般性承诺之间，就出现了鸿沟，而利益集团则试图通过在特定议题上施压以获得坚定的政府支持，从而填补这个鸿沟。但是利益集团对普通公民的需要又服务得怎样呢？小商人、消息闭塞的公民、财力有限的少数派团体，迷失在政府和大利益集团推来拉去的互动中。成功的利益集团，也会由一个少数群体统治，他们是受过良好教育、来自中产阶级或上等阶层的政治活跃分子。在某些情况下，利益集团变得如此有效，以至于使政党黯然失色，同时又由于它们彼此冲突的要求，使得政策的制定陷于瘫痪。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在所有人的利益和部分人的利益之间的一种精确平衡。关键术语法团主义 日本国会 腐败 公共财政 不可预知的后果 软钱 单一问题利益集团 劳联—产联 美国企业联合会 社会经济地位 结构性通道 游说 共同起诉 法庭之友 次贷危机 丑闻参考文献Berry, Jeffrey M. The New Liberalism: The Rising Power of Citizen Group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2000.Biersack, Robert, Paul S. Herrnson, and Clyde Wilcox, eds. After the Revolution: PACs, Lobbies, and the Republican Congress. Needham Heights, MA: Allyn & Bacon, 1999.Browne, William P. Groups, Interests, and U.S.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8.Cigler, Allan J., and Burdett A. Loomis, eds. Interest Group Politics, 7th ed.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6.Graziano, Luigi. Lobbying, Plur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Palgrave, 2001.Grossman, Gene M., and Elhanan Helpman. Special Interest Poli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2.Johnson, Haynes, and David S. Broder. The System: The American Way of Politics at the Breaking Point. Boston: Little, Brown, 1996.Kaiser, Robert G. So Damn Much Money: The Triumph of Lobbying and the Corrosion of American Government. New York: Knopf, 2009.Lindsay, D. 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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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lder, CO: Westview, 2006.* * *法团主义：利益集团对政府动作的直接参与。日本国会：日本的立法机关。腐败：把公共机构和权力用于私人目的。公共财政：利用税收所得来进行资助选举费用等。不可预知的后果：当法律或公共政策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时所产生的不好的、相互对立的结果。软钱：提供给政党和利益集团的竞选资金，目的是为了规避联邦政府对候选人政治捐助的限制。单一问题利益集团：只关注一个问题的利益组织。劳联—产联：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人联合会，全美最大的民众组织。美国企业联合会：工业企业的主要团体。社会经济地位：由收入和特权的组合带来的社会群体的分化。结构性通道：利益集团和官员们建立起来的长期的友好关系。游说：利益集团与立法者的联系方式。次贷危机：将高风险抵押贷款重新分配给不合格的借款人。丑闻：政府造成的腐败。第11章 政党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是俄罗斯强大的领导人，他创造了统一俄罗斯党，并将其作为一种人格型工具来确保他的再次当选。（AFP/Getty）思考题假如没有竞争性政党，民主是否存在？什么是“利益聚合”？政党是如何进行利益聚合的？英国政党集中化的优点是什么？一个政党如何遭遇表面上的选举性自杀？共和党与民主党有什么不同？在意识形态范畴中，怎么将政党分类？什么是“兼容性政党”？政党制度的几种模式是什么？竞争性政党制度是怎么处理腐败的？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政党没有太大的意义。美国的两大主要政党宣称它们甚是不同，但它们在基本价值观和政纲上经常是重叠的。在选举中，候选人的个人品格和筹资通常比党派更重要。美国政党的这一弊端是耐人寻味的，因为美国是第一个发展大众政治性政党的国家，它出现于1800年的总统大选，先于欧洲政党数十年。尽管如此，但是欧洲的政党发展得更加完善。美国人似乎已经忘记，政党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工具。正如E. E. 沙特施耐德所说：“毫无疑问，政党的出现是现代政府的显著标志之一。政党创造民主政治，现代民主也不容置疑地与政党互栖共生。”今天，几乎所有社会，不管它们民主与否，都通过政党将民众和政府联系起来。军事独裁者——例如西班牙的弗朗哥、智利的皮诺切特、巴基斯坦的将军们——都试图与政党分离，指责它们对国家的政治弊病负有责任，但即使是这些独裁者们，为支持自己的统治也建立了顺从的政党，并且这些国家在独裁者退位后立即出现自由性的政党。无论是爱是憎，任何国家似乎都离不开政党。政党的功能在民主体制和专政体制下，政党承担着许多重要的功能，以帮助整合政治体制并使其保持运转。连接民众与政府的桥梁借用一个系统词汇，政党是一个主要的“输入”设备，允许民众将其需要或愿望为政府所知。没有政党，个人就会孤立无援并被政府忽视。通过为某个政党工作或者投票给某个政党，公民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政治决策。最起码政党会让民众觉得他们不是完全没有权力的，这种信念有助于维持政府的合法性，而这正是独裁政体也有政党的一个原因。利益聚合如果利益团体是最高形式的政治组织，政府将会变得混乱并且不稳定。利益集团之间会互相争斗，试图左右政府官员。几乎没有全体公民都认同的价值观、目标或者意识形态（有些人担心美国已经落入这样的境地）。政党通过利益聚合来驾驭和平息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把它们的不同利益聚集在一个更大的组织中。之后利益集团会发现它们必须得相互妥协、相互合作，为政党的利益而努力。作为回报，利益集团至少会达到一些自己的目标。政党尤其是大党，就是利益集团的联盟。政党作为利益聚合的经典例子是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使民主党五次当选的联盟。它由工人、农民、天主教徒、犹太人和黑人组成。工会通过支持民主党，获得了自己无法争取到的劳动立法。只要这个联盟团结一致，民主党就无往而不胜，但从那之后联盟就四分五裂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把经济的和非经济的保守团体整合到共和党内，这一联盟在2000年小布什手里得以复活。整合进政治体系政党会吸收那些曾经被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的集团。政党通常欢迎新的集团加入自己的阵营，给它们话语权和整合信息的平台。这就赋予了利益集团实际的和心理上的利害关系以支持整个政治体系。集团的成员感到自己有了代言人，并产生了要为政治体系高效工作的动机和对政治体系的忠诚。例如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党，通过强调工会权利、平等就业机会、社会福利和教育机会来赢得工人的支持。渐渐地，潜在的激进工人运动学会了按民主规则行事并支持这个体系。现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和美国的工人被如此成功地整合进政治体系，以至于许多人把选票投给保守党和共和党。在政党无法将工人整合进政治体系的国家，工人运动往往很激进，有时还带有革命性。在美国，政党也会将一波波的移民和少数派整合进美国的政治生活。政治社会化政党还教它们的成员如何玩政治游戏。政党将公民介绍给候选人或者当选的官员，并让他们学习如何公开演讲、组织会议和妥协，从而提升他们的参政能力，使他们在整个政治体系中合法化。政党也是领导人的训练场。历史上，一些欧洲政党曾尝试建立独特的亚文化——通过政党的青年组织、足球联盟、报刊、妇女组织等来进行。然而，这种努力却弄巧成拙，因为这些政党让成员通过参政而社会化后，这些成员便不再接受其政党的亚文化了。这种努力的残余痕迹，仍然可以在意大利的人民党（前身为天主教民主党）和左翼民主党（前身为共产党）身上找到。一些美国政党还提供社会服务。纽约的塔慕尼协会会堂就帮助欧洲移民寻找工作和住所，同时也将他们纳入民主党的阵营。怎么做 ◇ 制作交叉表交叉表可以显示两个变量，使读者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比如，一个上升，另一个也随之上升。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变量，人均GDP和“自由之家”按照自由度把国家分为的七个等级。读者很快会发现在富裕的国家（美国和法国）和中等收入的国家（墨西哥）可以称为民主政体（也就是“自由之家”所说的自由），但是贫穷的国家通常不是。一个交叉表不能说明全部问题，这只是个开始，并会提出问题。比如，印度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就不符合上述结论。为什么贫穷的印度是民主政体，而中等收入的俄罗斯却不是？我们将研究印度国大党的悠久历史，以及它是怎样使印度走向民主政治的（有时会不稳定）。俄罗斯政党的经历几乎是相反的，尽管它的石油收入攀升了，但是自由度仍然在下滑。肯尼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自由的，但是近来它举行了合理的自由且公正的选举。这个交叉表表明经济水平只是一部分因素，你必须了解每个国家的历史、制度和文化。国家 2009年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单位：美元） “自由之家”2010年的排名美国 46 000 1（自由）法国 32 600 1（自由）俄罗斯 15 100 5.5（不自由）墨西哥 13 200 2.5（自由）哥伦比亚 9 200 3.5（部分自由）叙利亚 4 600 6.5（不自由）印度 3 100 2.5（自由）肯尼亚 1 600资料来源：CIA World Factbook and Freedom House。选民动员政党诞生于选举。在为自己的候选人竞选的过程中，政党动员选民——激发利益要求，广泛组织聚会。2008年的美国大选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没有政党的宣传，许多公民会对大选置之不理。许多政治学家都认为无力的美国政党与低投票率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在瑞典，强大的、组织良好的政党曾经创造了90％的投票率（最近有所下降）。一些评论家反对说政党的选举宣传使政治变得无足轻重。这是对的，但是简化和澄清问题可以使投票者在复杂的选项中作出选择。组织政府获胜的政党获得政府的职位和权力，并将政策按照自己的方式转变。在美国参众两院中拥有多数席位的政党，可以任命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各委员会主席。新总统可以在行政部门和机构任命大约3 000人，允许此政党左右政策至少4年。在英国，政党对政府的控制要比美国更紧，因为在英国的议会制下，获胜的政党可以同时控制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首相想做的事通常可以做到，很少会有延误，因为政党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尽管如此，在任何一个体制下，政党都不可能完全控制政府，因为官僚机构也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见第14章）。政党试图控制政府，但并不总是成功的。民主政治中的政党在民主政治中，政党组织中有三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集权的程度、政党参与政策制定的程度以及政党如何筹措资金。集权政党领导层可以推动其成员竞选不同的职位。以色列拥有高度集权的候选人选择制度，每个政党都要向议会提交一份有120个候选人的提名名单，选举人从中选取一份名单。在比例代表制下，只有在选票上领先的人才能拥有席位。政党首领会将有经验并且可靠的候选人放在名单的前面，而把新人放在后面。这样能确保集权的政党秩序。英国政党集权程度相对较低。英国政党挑选候选人要在全国总部和地方选区组织间讨价还价。全国总部会挑选不属于那个地区的候选人——在英国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地方政党会考察这个候选人并决定是支持还是反对。地方政党也可能在否决全国总部的提名后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德国与以色列相似，也用政党列名制，但它被划分为16个州，所以部分地削弱了全国性的政党控制。体制下不同程度的集权，可以保证政党的连贯性、纪律性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当你在以色列、德国或者英国投票给一个政党时，你知道它的立场是什么，以及如果当选它将实施什么政策。一旦当选，议会的成员将不会各行其是，而是根据政党的决定来投票。美国的政党秩序比较涣散，它的政党历史上就是非集权的。多数情况下，候选人只能依靠自己筹措资金参加竞选。参众两院的候选人每次竞选时都要创建一个新的地方或者州立的政党组织。在两次选举之间，美国的政党进入休眠期。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全国委员会并没有太多的资源来帮助其候选人。候选人通过电视和其他媒体直接面对选民。渐渐地，电视广告甚至不提候选人的政党从属关系，所以候选人会跟他们的政党说：“我不欠你们什么，我获胜并没有得到你们什么帮助，所以我现在执政不需要顺从你们。”这就使得美国的政党权力分散，并常常缺乏连贯性。当选官员只对他们的良心、选民和政治行动委员会负责，而不是对政党负责（里根总统使共和党更有连贯性）。制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