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sten, Drew. The Political Brain: The Role of Emotion in Deciding the Fate of the Nation.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8.Wiseman, Nelson. In Search of Canadian Political Culture. Vancouver, BC: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ombia Press, 2007.* * *价值：根深蒂固的观念，是政治文化的关键要素。犬儒主义：不信任和怀疑，特别是对政府而言。预期反应法则：政治家们根据民众可能的反应来制定政策。投票率：在某次选举中，合法选民参加投票的比例。参与型：对参与政治有兴趣或意愿。参政能力：知道如何通过政治途径来达成目标。参政效能：感到通过参与政治能够获得收益（相反的就是没有任何权力感）。从属型：认为公民就是要服从权威而不是过多地参与政治。教区型：比较狭隘，对于公共政治没有什么兴趣。世俗的：与宗教无关的事务。亚文化：在主流文化中的次组群体文化。“沃比冈湖”系美国喜剧大师加利森·凯勒（Ganison Keillor）在他的广播节目“大平原居家伴侣”（A Prairie Home Companion）中塑造的虚构小镇，其原型来自明尼苏达州、艾奥瓦州、北达科他州等州由北欧移民创立的农村小镇。——译者注主流：共享政治文化的普通标准。融合：把亚文化群体融入主流文化。操英语者：讲英语的人。操法话者：讲法语的人。边缘化：被推到社会和经济的边缘，通常指的是穷人和亚文化群体。社会化：对于文化的学习。公开社会化：明确的教导文化的政府政策。第8章 民意贝拉克·奥巴马的候选状态展现了美国公众舆论的一个主要变化。图为奥巴马支持者在哥伦布集会。（Peter Turnley/Corbis）思考题政府是否遵从或制造着民意？宗教对于形成美国的民意有什么样的重要作用？什么是“政治代”理论？对三种经典的舆论曲线进行阐释。为什么《文学文摘》错误地预测了1936年的选举？为什么民意调查错误地预测了1948年的选举？什么是随机样本？如何真实地评价总统的“公众性”？什么是“强烈程度”和“挥发性”？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了严重经济衰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会议员和共和党总统以及美联储主席纷纷同意发动联邦计划，紧急贷款数十亿美元给大公司。但这只是精英们达成的共识，公众一开始都不知道如何作出反应，因为这远远超出了大多数美国人的专业知识。然而到了2010年，大多数美国人反对该项救援计划——即使大萧条已经避免，而且这些大公司已经开始偿还贷款——并扬言要对那些投了赞成票的人进行“选举处罚”。尤其令人侧目的是那些将大量红利装进自己口袋的金融大佬们。这一情节说明了关于民意的几个要点。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意见存在很大的差距。大众对复杂的选择知之甚少，但之后他们可能会作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意识到不公平时便会抨击并且感到愤怒——这对一个良好的政策来说是一个很薄弱的基础——这重启了一个关于“应该由谁来治理”的古老问题，是能够理解这些复杂的事务专家还是普通公民？大多数政治学家对于给出治理方面的主导性舆论都持谨慎态度。民意对于民主是重要的。选举是公众意愿的直接表达，一次选举只能表明选民对官员整体表现的态度，他们很少去关心特定的问题。民意调查是对细节的反映，从而使官员们了解民众对于特定问题——比如医疗和战争的想法。因此，民意可以被看作把公众的观点“输入”政治生活的某种装置，是确保选举正常进行的一种途径。官僚机构经常试图“制造”它所需要的民意，在媒体中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强调有关国家事务。当尼克松于1971年末宣布，他将是访问中国的首位美国总统时，美国人很快就开始关注中国。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曾经是反对西班牙进入北约的领导人，后来他改变了看法，认为西班牙应该加入北约。尽管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西班牙人并不想加入北约。在1986年的全民公决中，当冈萨雷斯为此寻求帮助时，西班牙人还是团结在他的周围。很久以前，英国社会主义者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就说过：“没有自发形成的民意。它是信念和激情的产物。”利益集团经常引导或制造民意。把那些痛苦的画面带给公众，尤其是在电视上出现，经常能够制造广泛的同情。1965年，亚拉巴马州塞尔马市治安官的暴力行为出现在电视上，使得公众普遍支持黑人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并因此通过了《选举权法案》。任何政府在民意面前都是脆弱的。甘地仅仅是通过非暴力不合作的手段，就利用民意使印度赢得了独立。那是一位面容樵悴、戴着眼镜、缠着腰布的瘦弱老人，领导着抗议运动，自己织布，发出假如英国人不撤出印度就自杀的威胁。他赢得了巨大的支持，逼迫英国不得不于1947年承认印度独立。一个仅仅依靠暴力和强制的政府不会延续很久。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尽管拥有强大的压制反对派的暴力武器，但要维持统治，首先也要靠无阶级的乌托邦理想和反抗纳粹侵略的爱国主义，其次才是那些习惯于夜晚突击搜查的秘密警察。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府不得不放松管制，采用物质激励和舆论宣传双管齐下的方式来维持政权的合法性。1989年东欧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这些制度缺乏公众的支持。关键概念 ◇ 民意是什么，不是什么？政治文化和民意密切相关，但并不是一回事。政治文化关注长期存在的价值、态度和人们深深持有的观念。大多数美国人坚信，政府权力具有走向专制的潜质，必须受到控制，而民主制度是唯一合适的政府形式。民意关注人们对特定的、短期的政策或问题的反应，比如向海外派兵或选举倾向。民意与个人政治观点也不同。一位妇人对于其邻居宗教信仰的态度并不是民意，但是她对于公立学校是否应该举行祈祷仪式的态度就是民意的一部分。民意指向政治或社会问题，而不是私人事务。捕风捉影的逸事并不足以反映民意，我们不清楚它的代表性有多大。“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想法是记者的观点。民意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公众会有强烈、清晰或统一的信念。这种一致性非常少见。所谓的民意经常包括数个小规模的、相互对立的群体，加上许多游移不定的人群，再加上更多的对此问题并无兴趣或想法的公众。最主要的一点是，民意是关于政治态度的散布，它能够快速地改变。有时，民意显示出明显的漠视。2000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1％的美国人没有意识到联邦预算的增加，56％的美国人不知道格林斯潘是干什么的（当然，我们已经知道他曾是美联储主席）。有些被调查者是在刻意“制造”答案，以显示自己对该问题有一定的见解。1948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59％的美国人认为，《金属法案》（Metallic Metals Act）的制定是一件好事，但这是国家应该考虑的问题。许多人对政治话题是陌生的。经过了三年的新闻报道，2006年哈里斯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仍有一半的美国人认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64％的人认为萨达姆与基地组织有“密切关系”。因此，数量并不意味着正确。很多美国人反对对汽油增税，但这并不代表政府就不会增税。民选的领导人会屈服于民意吗？杜鲁门总统对民意非常厌恶，经常口出微词。几十年后，许多人欣赏他是一位不顾反对意见、执意按自己意图做事的领导人。有些人觉得，现在的政治领导人过于关心民意了。如果你总是小心翼翼地亦步亦趋，那还怎么领导这个国家？民意的形成社会学家对于公众的政治态度只能有粗略的了解。当然，没有哪个社会群体是百分之百地赞成或反对。实际上，60％或70％就已经被认为是相当高的比例了。我们要发现的是社会集团之间的差异，这是可以用统计方法来检验的。我们寻求的是灰度，而不是黑白两色。一旦我们发现了重大的差异，就可以说找到了显著性，即影响一国民意的类型和问题的程度。比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社会阶级的划分是政党取向的决定性因素。工人阶级支持社会民主党，中产阶级支持保守派政党。在欧洲的拉丁语系国家，社会阶级的划分就不那么重要，工人阶级的选票分散在左、中、右各个政党中。在那里，宗教和地域的差别是最为关键的。在美国，最为重要的是宗教和城乡之间的差异。社会阶级马克思给予社会阶级非常重要的地位。他预言工人阶级将会成为社会主义者，尽管事实上只有其中一部分是这样。不过社会阶级的确非常关键，即便是在阶级差别很小的美国。几十年来，美国的体力劳动者一直在投民主党的票，收入较高或者职业层次较高的人则倾向于共和党，但这只是一种倾向，他们也经常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贫困的人经常在宗教和社会问题上非常保守，而富有的人则更为自由化，甚至激进。在经济不景气的时代，面包和黄油的问题（即工作）是决定性因素，美国人的工人阶级会支持民主党，像1992年那样。一旦生计问题不再显得那么重要，工人阶级就会关注非经济领域，诸如枪支管理、道德（堕胎、同性恋）或是战争的主导权等。社会阶级很难测量，主要有两种普遍使用的方法：客观的和主观的。客观方式是询问被调查者的年收入或对邻居生活质量的判断；主观方式是询问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属于哪一个阶级，这经常与客观的调查结果有分歧。大多数美国人习惯于把自己定位为中产阶级，其实他们也许并不是。有时即使是非常富有的人也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级，并自称为中产阶级。人们谋生的手段或许比他们的实际所得更重要。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农民是保守的，矿工和钢铁工人就不这样。不同的职业产生不同的政治态度。有时，社会阶级按马克思所观察的相反方向来运行。生活在豪华郊区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生活在城市中心地区的贫困人群更崇尚自由。研究西班牙的学者发现了社会阶级与左翼支持者之间的相反关系。处境较好的西班牙人比穷人更容易支持左派。在这项研究中，教育是最主要的因素。特别是在与宗教或地域等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时，阶级是非常重要的。在英国，阶级加上地域因素影响着选民。在法国，是阶级加上地域，加上虔信程度（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不虔诚者）。在德国，是阶级加上地域，加上主导教派（天主教或新教），如耶鲁大学的约瑟夫·拉帕隆巴拉（Joseph LaPalombara）所言，关键的问题是“阶级加上什么”。二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收入分配相对公平，大多数公民属于中产阶级。然而到了20世纪后期，收入增长变得越来越不平等。那些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和那些具有高中文凭或以下的美国人士间的收入差距从1979年的31％到2006年几乎翻倍。那些占人口0.1％的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份额大大增加而工厂工人的工作很多却被外包出去了。有些人担心这种两极分化会把美国变成一个阶级社会。由于弱势群体要求遏制国外进口和移民，社会阶级正在呈现出新的特色。教育教育程度与社会阶级相关，而这会推动两极分化。那些具备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可以在信息技术和金融领域赚得盆钵尽满，而那些不具备高学历的人却只能勉强度日。家境较好的人通常会让孩子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这有效地传递了他们的阶级地位，同时减缓了战后美国人口增加带来的社会流动性。美国的教育经常产生分裂效果，使人们在非经济问题上支持自由化，在经济问题上则趋向保守。大量的调查数据表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更为宽容，支持公民权利，能够理解不同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反对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对高收入者增加税收（这是针对他们的）和对失业者提供福利的政策。要知道，在其他国家，受过教育的人在经济和非经济问题上都是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但是在美国，这一对问题经常是分离的。美国的工人阶级也是如此。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工资，但是在种族、生活方式、爱国主义等方面却十分不宽容。出身中产阶级的年轻人抗议越战，他们有时会对工会成员的无动于衷表示强烈的愤慨，这是经济和非经济领域自由主义态度差别的鲜明写照。地域老话说得好，每一个国家都有南方，这在政治上也是如此。不过无法明确的是，是否南方就一定比北方更为保守或激进？卢瓦尔河以南的法国、塔霍河以南的西班牙，世代都是左倾的。意大利南部却是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也是这样。在英国，英格兰非常保守，而苏格兰和威尔士却支持工党。当然，在美国，南方数十年来一直有“顽固的南方”之称，南方人会自然而然地支持民主党，不过现在他们却转向共和党。边远地区通常弥漫着对首都的怨恨，由此而带来所谓的“中心—外围紧张关系”（见第4章）。通常情况下，边远地区是被该国政府强制统一的，因此从未完全对此感到满意过。地域的回忆可以持续几个世纪之久。美国南部、法国南部、意大利南部、魁北克、苏格兰均是如此。这些地方通常都感到在经济上落后于中央地带。它们可能有着不同的语言，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比利时的瓦隆（说法语的南部）、魁北克、原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以及印度的部分地区。茶党的突然增加表明公众舆论的波动。（Upl/Landov）政治生活中的地域性因素一旦产生，将会保持很长时间。地域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南部和西部大多数“阳光地带”的各州（不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对于经济和非经济问题都是保守的，对从联邦那里争取权利非常热心。北部和东部“云雾地带”的各州，工业已经衰退，倾向于自由化，特别是在政府支出方面。2001年，当小布什总统削减税收时，一些保守的、来自南部的民主党人支持他，一些自由化的、北部的共和党人则反对他。这充分显示了地域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在美国，地域因素可能超越政党。宗教宗教经常是政治生活中最有爆发力的因素，在塑造舆论方面有强大的影响力。宗教影响有两种情况：主导性教派和虔信程度。在德国，天主教徒支持基民盟，新教徒支持社民党，这主要是主导性教派的问题。在法国，大部分民众至少是名义上的天主教徒，问题只在于虔诚程度，因为不少法国人对宗教比较冷淡。一个法国人越是参与到大众中来，他就越会支持保守党。支持共产主义的选民很少是虔诚的教徒。在波兰，罗马天主教会鼓励教皇反对共产主义制度，支持带有宗教色彩的政党。天主教国家中，最大的分裂存在于教权主义者和反教权主义者之间。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受这个问题的困扰，保守主义政党带有更多的宗教色彩，而左翼政党对宗教的影响持有敌意。宗教在美国政治中也非常重要，在这里，新教徒支持共和党。宗教与种族往往叠加在一起。天主教徒，特别是波兰裔天主教徒，是最为忠诚的民主党人。在一个世纪以前的移民浪潮中，大城市的民主党欢迎并帮助了来自天主教国家的移民，因此他们的后代就成为坚定的民主党支持者。不过当民主党赞成合法堕胎时，这一联合就丧失了。很长时间内，人们相信天主教徒不可能成为美国总统，肯尼迪于1960年打破了这一观念。不过在2004年，天主教徒约翰·克里失去了天主教选民的支持，因为教士们谴责他支持合法堕胎。许多天主教徒和新教原教旨主义者在堕胎问题上走到了一起。2000年的副总统候选人参议员约瑟夫·列伯曼（Joseph Lieberman）（如今是康涅狄格州的一位无党派人士）是一位严守教规的犹太教徒，但是他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或反对，这表明美国人在宽容方面更为进步了。20世纪80年代“宗教权利”的凸显对于美国政治是非常重要的。粗略估计，有 1/7的美国人对宗教权利非常关注，原教旨主义派别的政治色彩也趋于浓厚。像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这样的人，动员起他们的电视机器来反对色情文学、堕胎、同性恋，并积极支持共和党。在共和党内，天主教联盟是主要的保守力量。小布什本人即一名福音派基督教徒从而赢得了原教旨主义者的选票，而这当中的绝大部分原教旨主义者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支持麦凯恩。美国的候选人（尤其是总统候选人）通常被认为是能去教堂做礼拜就行了，但是自原教旨主义兴起以来，许多人都更希望被当作“再生的”基督教徒。卡特、里根和布什父子都宣称这一信条。总统夫妇在大部分周日都会去教堂，而且总统们经常会把家庭用《圣经》紧紧抱在胸前。在美国政治中，没有多少不信教的人。年龄关于年龄对民意的影响，存在着两种理论：生命周期和代际理论。前者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政治态度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年轻人是天生的激进派，而老年人则更为中庸或趋于保守。由于没有什么责任，青年人是理想主义的，带有反抗精神，而一旦有了家庭、职业、孩子的压力，人们就变得保守了。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大部分的年轻选民强烈支持奥巴马。这种生命周期理论并不总是正确的，因为有时整整一代人在年轻时遭逢大事，从而影响其一生。世界大战、大萧条的经历给当时的人留下了几十年的记忆，从而影响了他们对战争、经济和政治的观点。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称之为“政治代”。许多从越战中幸存下来的人对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人比年轻人更支持联邦福利政策，后者是在战后繁荣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在2004年的选举中，那些75岁或年纪更大的人是克里的最坚定支持者，因为后者承诺维持他们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年龄并不总是使人变得保守。性别即使是在妇女运动兴起之前，性别也已经构成了政治差异的因素。传统上，特别是在天主教国家，妇女更为保守，更为关注家庭、家族和道德，但是在一个已经现代化的社会里，男性和女性的观点都改变了。妇女离开家庭去工作，对社会和经济问题更为敏感，并且不再接受丈夫的政治观点。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种有趣的“性别鸿沟”，妇女对自由化和民主党的支持率要比男性高出好几个百分点。这是因为妇女已经发现，联邦政府支持家庭和家族的既有价值。更进一步来讲，许多女性不喜欢共和党的好战态度。在1996年、2000年和2008年的大选中，女性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比例要比男性高出10个百分点。或许在当代政治世界中，女性是天生的自由派人士。种族群体种族与地域、宗教相关联，不过有时会单独发挥作用，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多种族国家中，一些种族群体形成了政治亚文化。美国长期以来被称为移民的“大熔炉”，但是种族意识会延续好几代。美国政治经常被描述为带有种族色彩，英裔白人新教徒和其他北欧移民通常是保守的，支持共和党；来自欧洲南部和东部地区的移民、黑人、西班牙裔、亚裔美国人更为自由化，支持民主党。这在复杂的政治和个体中，也许是过于简单化的划分，但是许多政治家仍然把这种区分作为指导。几十年来，种族政治发生了很大改变。内战以后，大部分黑人加入共和党，即支持林肯的政党。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大部分黑人成为民主党人，并一直延续至今。在19世纪，美国的犹太人大多是共和党人，因为共和党批评沙皇俄国的反犹主义。世纪之交的犹太移民通过纽约的塔慕尼协会会堂（Tammany Hall）认识了美国政治中的民主党，从而开始支持它。近年来，许多犹太人受到新保守主义的影响，转而支持共和党。种族政治并非总是恒久不变的。关键概念 ◇ 经典的舆论曲线我们经常用一条统计曲线来概括不同的人们思考问题的不同方式。它显示了不同观点的分布——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对于那些没有争议的问题，显示的是偏态分布。例如，在“9·11”事件之后，极少有美国人会反对消灭伊斯兰恐怖主义者（见图8—1）。图8—1 “我们是否应该向恐怖主义开战？”在许多问题上，民意的曲线是钟形的，或称单峰分布，位于极端位置的人很少，大部分都集中于中间地带。所有的工业化民主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极左或极右派都不多，大部分人都处于中间地带（见图8—2）。图8—2 “你认为自己是哪一派，左、中还是右？”第三种曲线是U形曲线，或称双峰分布。两极的人要多于中间。在2008年，大多数的民主党人反对伊拉克战争而大多数共和党人则支持这场战争，只有极少数人选择中立。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在美国政治上是很明显的极化（见图8—3）。图8—3 “美国应该马上从伊拉克撤军还是保留驻军？”钟形曲线的舆论分布是民主国家的基础。假如许多公民持极端态度，形成U形曲线，政治体系就会处于崩溃之中。这给1933年的德国带来了极端主义的政权、给1936年的西班牙带来了内战、给1973年的智利带来了军事政变。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关于基本问题的舆论态度都呈现单峰分布，也就是说，人们集中于中间部分。民主是中间化的。民意调查对于某一问题，人们可能会赞成、反对或游移不定，但是在许多领域，不确定性和变化的因素非常明显，以至于我们不能相信民意调查的结果，不能确信报告中赞成或反对的百分比，因此不能盲目相信民意调查数据。通常情况下，舆论的分布并不是理想的确定模式，主要是因为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里对政治并不关心。他们对与自己生活并不直接相关的问题兴趣不大，而且对多数问题也不能获得足够的信息。例如大部分调查都表明，近一半的被调查者说不出在国会代表他们的那个人的名字。因此，在大多数问题上，公众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形成清晰的观点，使新闻记者和编辑对他们产生兴趣。并且，在许多场合，一条普通的民意调查曲线只是对这些“较为关注的公众”的观点模式的模糊反映。既然民意中包含这么多的不确定性、含糊其词以及普遍的对政治生活的漠视，民意调查如何能精确地反映人们的想法呢？任何一种用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来测量公众态度的做法都可以叫作“民意调查”。公开出版的民意调查（特别是在选举年）备受关注。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美国人对于战争、失业、堕胎以及选举所持态度的数据和百分比。这对政策制定者和候选人是十分有用的，但是争论也存在于它的政治效果方面，比如，民意调查是否对不确定的舆论产生了过度的关注和影响？通过将民意调查当作权威性裁决，记者制造出自圆其说的语言，人们读后是否有被误导的可能？民意是否应该被当作——像一些人建议的那样——决定公共政策的公正和民主的方式？民意调查在决定公共政策时，是否有足够的可信度？谁在使用民意调查？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能够相信他们吗？民意调查的技术只有1 000人的小样本，如何能预测2亿人的观点？答案是复杂的，但是可以用以下一些基本步骤来总结它的技术：选择样本 为决定样本的选择，研究人员有两种途径。其一是分层定额样本选择。它试图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代表。这非常困难，因为研究者必须精确地区分出诸如X象限（如蓝领工人）、Y象限（如老年妇女）、Z象限（如共和党人）等。如果在不同群体中选择的量不够均衡，他们就失去了对称性。其二是在不同的领域中不加选择地随机挑选样本。在真正的随机抽样中，蓝领工人（或是其他群体）的数量是按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率来决定的。在计算机的帮助下，随机选择能够比定额的方式获得更准确的结果。通常使用的方法叫作“地域抽样”。在全国范围内的不同地域，挑选出100～200名调查者，再由他们在本地域内分别调查15～20人。这样所取得的样本，既有随机性，又有代表性。它包括选择合适的地理范围，明确当地的人口特征，并从不同领域随机选择被调查者。其结果非常接近于完全的随机选择，花费也要少得多。关键概念 ◇ 民意调查的短暂历史1824年，《哈里斯堡宾州人报》（the Harrisburg Pennsylvanian）向大街上的行人询问，他们是愿意选J. Q.亚当斯还是安德鲁·杰克逊。计算的结果用理论形式发表，以显示这些“风中的稻草”如何预示了选举的结果。其他许多报纸，使用着多种既仔细又混乱的方法，在诸多选举大赛中使用这种“稻草测验”（straw polls）。1924年、1928年和1932年的总统选举中，流行杂志《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发展出了有较高威信的调查方法。它使用足够大的样本，认为这样就可以确保调查的可信度。它用信件的方式来进行调查，在通讯录、汽车拥有者名录、电话薄上查出大约一千万个地址。1936年，这家杂志预测共和党人阿尔弗雷德·兰登（Alfred M. Landon）将获得59.1％的选票，但是最终罗斯福取得压倒性胜利——大约赢得了60％的选票——宣告了随机调查方法和《文学文摘》杂志的失败。也正是在这一年，新发展出的“科学测验”技术开始产生，它是市场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乔治·盖洛普的调查结果在多家报纸上发表，预测到了罗斯福的胜利。盖洛普指出，《文学文摘》的结果是不准确的，因为它的样本主要来自高收入家庭，而这些人对罗斯福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是不满的。盖洛普所使用的新技术强调样本的“代表性”，而不是越多越好。这种科学的样本选择方法自此支配了这一领域，取得了非常成功的纪录，但它在1948年的选举中还是失败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民意调查都预测托马斯·杜威（Thomas E. Dewey）将以压倒性优势打败哈利·杜鲁门。结果杜鲁门在共分四个步骤的竞争中赢得了49％的选票。错误在于，调查假设了那些说自己还没有决定的人，将与那些说已经决定了的人有着相同的比率。实际上，前者更倾向于支持杜鲁门—差不多75％。从那时起，民意调查进一步改进了其方法，现在已经可以通过特别的技术来确认对某一候选人的摇摆态度。他们并不宣称能够预测将近两个或三个百分点的离散程度。最近几位赢得总统选举的候选人得票差额都小于1％，因此民意调查就无法准确地进行预测。2000年的总统选举被认为是“十分接近的选举”。获得样本 民意调查是昂贵的，因此必须考虑经济因素。遗憾的是，花费越少，结果越不准确。最廉价的方式是向被调查者寄出问卷，但是愿意回复的人往往不具有代表性，这正是《文学文摘》的错误所在。电话访问试图克服这一缺点，但是它无法与被访谈者建立起亲善的友好关系。为进行电话访问，由计算机在全国范围内随机选择号码，即便是不存在的空号。这一方式至少存在两个问题：其一，许多人不愿意认真接受电话采访；其二，在家里的大部分是妇女、老人和失业者，这就使得样本不具有随机性。自动拨号并不能呼叫到手机，因此在2008年的民意调查中没有访谈到年轻人，而这部分人坚定地支持奥巴马。最好的方式仍然是花费最高的面对面调查，这需要调查者经过认真的选择和严格的训练，例如，为使访谈更为生活化，政治性问题经常被转化成商业性问题：“你吃过传统薄饼吗？”提问 为避免得到带有倾向性的回答，使用没有偏见的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1999年《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的一项联合调查中，半数的被调查者被问及克林顿总统如果遭到弹劾是应该辞职还是“与参议院指控做斗争”，59％的人认为应该“辞职”而不是“斗争”。另一半被调查者被问及同样的问题，但用词却是辞职的委婉说法以及“保留职务并直面在参议院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43％的人回答了“辞职”。文字的细微差别——“斗争”比“直面考验”语气更重一些——能够带来不同的回答。1992年，一项措辞失败的调查（它引起了双重否定）说，1/5的美国人怀疑纳粹大屠杀是否真的发生过，而当1994年文字作了修改后，只有2％的人表示怀疑。调查者必须避免语气上的差别或同情性的外表，这有可能给被调查者以暗示，并误导结果。民意调查的可靠性民意调查通常是可靠的，前提是我们能够充分认识到它的局限性。美国在民意调查方面每年要花掉好几亿美元，各个竞选班子也会在初选和普选中雇用数以千计的私人调查机构。关于选举的预测，最难确定的是选民态度的转变。许多之前说要选谁的人在实际投票时并不这么做。这些选民和那些还没有决定的人，并不能像那些确定要选谁和已经做好决定的人那样进行区分。这造成了1948年对杜鲁门获胜的失败预测。一次重大的转变可能改变选举的结果。调查者必须随之作出相应的调整，但没有人能够确认这种转变有多大，比如气候或恐怖袭击。民意具有挥发性，在某一特定事件的影响下会迅速发生变化。1965年，当约翰逊总统决定进行越南战争时，一个助手告诉他“民意全部在我们这一边”。作为一位密切关注民意调查的狡猾的政治家，他回答说：“是的，这只会延续很短的时间。”他是正确的，1965年时公众的支持率是2/3，到1968年就出现了2/3的反对声音。2003年时对伊拉克战争的高支持率，到了2006年就转变了。在民意中，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变化是常态。在电话调查中，一个新出现的问题是：高比例的“无人反应”。美国人已经经历了太多的电话调查，他们会拒绝或直接挂断电话。如今只有一小部分人会回复，这样的话，调查就没有随机性或代表性。互联网上的调查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为被调查者是“自我选择的”，并且他们的收入和教育程度都高出平均水平，任何只调查他们的民意调查都缺乏可信度。这或许是2000年和2004年的选举中，调查结果明显不同、没有作出较准确的预测的原因（2008年情况有所改善，对奥巴马实力的夸大只有大约1个百分点）。怎么做 ◇ 如何区分并使用变量变量是不同因素的指标，它揭示出某些变化。如果可能的话，可以把这些因素进行量化。变量有两种：自变量和因变量。前者是那些可能影响或带来变化的因素，但并不总是能够确认。例如，可以假设一国人均GDP的增长会带来民主化。这里，人均GDP是自变量，民主是因变量，后者取决于其他变量的影响。可以把这二者结合起来，那就是把民主作为自变量，看看它如何影响财富，这种因果关系很难被证明，因为原因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有些人认为，民主促进繁荣。当然，在某些情形中，因果关系只有一个方向。我们可以把“新教徒白人男性”作为自变量，认为它使共和党在选举中获胜，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共和党的胜利会使人们成为新教徒白人男性。如果这两种变量都有可靠的数量来测量，就可以在长时段内把它们列入一个图表或标出不同的颜色，以显示出肯定性的协方差——其中一个的改变会导致另一个的改变——这会给我们的论点提供有力的证明。有时，我们看到的是否定的或相反的相关关系——一方上升，另一方就下降——这仍然可以证明我们的论点。如果没有或只是很少的相关关系——图上的两条线摇摆不定，没有什么关联——那就要退回去，对论点进行修正。有时相关关系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这会带给我们很有意思的论点。例如，对总统的外交政策，民意往往在6个月后才能作出反应。美国的民意总统的支持率在美国的民意调查中，一个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总统如何履职，而不是有多少人喜欢他。然而在实践中，喜欢总统的被调查者将竭力证明总统的工作绩效，因此“声望”这一术语经常出现在调查中。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支持”或“赞许”。通常，总统起初有着高支持率，然后逐步下降。第一年，他会和媒体及公众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一时期属于“蜜月期”，高点数的支持率经常出现在其任期早期。几年后，问题开始积累起来——或者是经济的恶化，或者是外交政策的失败，这就使支持率开始下降。当他离职时，很少能保持起初的高支持率。当一位总统于危急时刻上台或从事一项重大行动时，他的支持率会有短暂的上升。如果总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美国人通常都会支持他，他们喜欢果断的决定。政治学家约翰·米勒（John Mueller）把这叫作“重振士气的事件”。在伊朗人质事件中，卡特总统的支持率上升了 13个百分点，但紧接着在下一年中，他就因措施不力而受到指责，并失去了连任的机会。 1991年开始海湾战争时，老布什的支持率上升了18个百分点，但是他却在一年半后的总统选举中失利，原因在于徘徊不去的经济衰退。小布什在“9·11”事件后的支持率为35％，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也不低，但当战争延续下去时，就没有这么高了。没有哪个“重振士气的事件”会延续一年以上。一些人希望总统（特别是在其任期后期）能以深思熟虑的努力，用戏剧性的方式作出决策，以提升他正在下降的支持率。外交政策提供了这种戏剧性表演的天然舞台和（我们在下一章要讨论的）最好的电视频道。一次与外国领导人的会议，一次对恐怖分子的公开打击或一次营救美国人质的行动，都可以使总统的支持率明显上升。杜鲁门、肯尼迪、尼克松、卡特、里根、布什父子都是随着一次戏剧性的外交事件而获得高支持率的。即使是失败，如1961年针对卡斯特罗的“猪湾事件”，也把美国人团结在了肯尼迪总统周围。但是如果一个耻辱性事件延续很长时间，总统的支持率必然会下降，就像卡特和里根对付伊朗那样。同时，一场拖得很长的战争也会降低支持率，像朝鲜战争时的杜鲁门、越战时的约翰逊、伊拉克战争时的小布什。经济危机对支持率也不利，五位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福特、里根和布什父子）以及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在低迷的经济形势下得到的评价都很差。良好的经济发展对总统非常有利。即便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丑闻时期，克林顿也拥有很高的支持率。总统的支持率是一个基础，它可以渗透到总统的其他行为中。正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在1983年美国成功接管格林纳达并营救出美国学生时，里根总统的支持率跃升了好几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对里根政府经济政策的支持也开始上升，尽管这种经济政策与之前并无多大改变。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一长串的共和党总统名单并不能说明美国变得更为保守了。几十年来，自称为保守主义者的美国人一直是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两倍，不过也还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是持中间态度的。这一单峰分布——变量按照钟形曲线来分布——在工业化民主国家中是标准的形式，这使得民主政治成为可能。在里根和布什父子执政期间，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保守主义的比率并没有明显上升，更多人表示支持环境和福利方面的立法，特别是出自自由主义的考虑。像20世纪60年代那样，认可“消除贫困”项目——这是共和党最钟爱的目标之一——能够使社会得到发展的公众数量仍然是稳定的。美国人或许会偏好共和党总统，甚至认为自己也是保守主义者，但是他们也不会拒绝稳健的福利国家政策（很多评论家认为共和党不会废除2010年的医疗改革）。要解释这种明显的内在不一致，我们可以回到先前讨论过的经济自由主义和非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美国人对于“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的概念并不是十分清晰。例如，所有的退休人群都支持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险——这是经济方面的自由主义政策——但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认为自己是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认同传统的价值观念。他们是在非经济意义上使用“保守主义”这一概念。不过在一些经济问题上，如对于处方药品的联邦资助，他们（经常不自觉地）认为这是最为重要的自由领域问题。以上所言是一个自我认同的问题，它经常因人们在特定问题上的看法而发生分歧。那些自称为保守主义者的人——或许是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有这方面的倾向——如果能得到更多的联邦拨款，可能就变成了自由主义者。谁在关注？民意是一个混合体。不同的人群会对不同的问题感兴趣。农民关注的是农产品价格，产业工人关注的是进口数量，妇女关心工资平等，少数民族关心工作机会。有时，一些群体感到满意，但另一些群体会表示反对。黑人和贫困人口对20世纪90年代末的经济复苏并不关注，而收入较高的人则表示赞赏。那些“专注的公众”，尽管在数量上很少，但有着很大的政治影响力。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观点并能够清晰地予以表达，有在政治上进行论证的能力。有时，他们能够激起公众的关注。对于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反对，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声讨，起初就是在教堂、报纸和教室里由一小部分人提出的。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人们还不太注意时，已经有一些“专注的公众”看到了巴尔干地区和非洲发生的暴行。面对冷淡的或反应迟钝的普通民众，这些人是鼓舞者、带头者。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对知识分子持警惕、有时是怀疑态度的原因。在华盛顿，官员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与这些人进行沟通，使他们尽可能减少批评，不致影响公众和下一次选举。正如我们要在第9章中讨论的，白宫和新闻媒体经常处于“老鼠和猫”的关系之中。一旦政治精英们意识到，普通公众其实对政治并不过分关注，他'们就会对民意不再关心。1998年的研究表明，国会、总统班子和高级文官相信，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清晰的针对关键问题的态度，而精英们是唯一能够理解他们观点的人群，因此可以通过后者来决定很多事情。遗憾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民主政体中，不过他们的看法可能是正确的。普通民众的冷漠和不统一，意味着其观点难以识别，对决策也很难产生影响。民选出来的领导人习惯于只注意到那些与该问题密切相关的人群的观点。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允许堕胎，但是只有少数人是强烈支持的。“亲善生命”者反对堕胎，尽管人数不多，但其观点的强度如此高以至于经常可以把大多数抱无所谓态度的人排除在外。犹太人大约占了美国总人口的2％，但是在他们中间，支持以色列的态度非常强烈，从而使大部分民选官员不得不采取“亲以”立场。大部分美国人支持某种形式的枪械管制，但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对这个问题反应冷淡。反对枪械管制的人却热情高涨，也因此非常有影响力。意见强烈的少数经常凌驾于冷漠的大多数之上。“专注的公众”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和热情，带来民意中的一个问题。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所谓的“民意”其实只是一个小团体的观点，只有它强烈地关注于这一问题。是应该把他们的观点当作不具公众代表性而排除在外，还是应该更加重视？哪一个是更为民主的做法？大部分人都倾向于认为，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即使他们的意见是不统一的。不过，当涉及关乎个体切身利益的问题时，许多人希望并不只是简单地来数人头，这时他们会认为大多数人的观点是片面的、错误的，不应该被认真考虑。在第10章讨论利益集团时，我们还要涉及这些问题。经典论述 ◇ 阿尔蒙德的三种公众在1950年的《美国人民与外交政策》（The American People and Foreign Policy）中，政治学者阿尔蒙德提出，美国存在着三种民意，而不是只有一种。普通公众：人口的大多数，除了切身利益外对其他事情不太了解或不感兴趣。例如，他们对外交政策并不关心，除非国家处于战争或国际危机之中。专注的公众：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了解那些抽象的政治问题，如外交政策。他们是政治精英进行表演时的观众，同时也能够对普通公众的观点产生影响。政治精英：极少数高度卷入政治生活的人，通常是职业政治家。他们是国会议员、总统任命的官员、负责报道国内外政策的高级记者等，他们对普通公众和专注的公众施加影响。阿尔蒙德认为这三种区分在外交领域最为明显。简单地听从新闻的美国人逐渐减少，调查显示，美国人对国际事务越来越不关心。那些专注的公众和政治精英——企业家、媒体负责人、宗教领袖和学术人士——比普通公众更为拥护商业扩张、对巴尔干半岛的干预等。民意调查公正吗？民意调查并不仅仅是对民意的监测，它有时也可以制造民意。公开的民意调查结果点明危机的责任者，通常可能毁掉一次选举。例如，新闻媒体有可能强烈关注民意调查，后者预测某一位候选人会比其他人领先很多。这种公开化、倾向明显的报道能够对处于落后位置的候选人产生灾难性的影响。这位候选人的支持者会对他失去兴趣。不利的民意调查结果，特别是在竞选早期，对某些候选人来说，的确可以成为能够应验的语言。早期领先的候选人会得到更多的捐助、更密集的新闻宣传，从而得到更多的支持者。目前存在的一个矛盾是如何消除民意调查对刚离开投票地点的选民的影响。美国的东海岸和西海岸之间有三个小时的时差，在电视上报道东部民意调查的胜利者时，西部的选民可能正在填票。东部的预测是否影响了西部的选民？即使初期的预测是准确的，要是有更多的人来投票，那些西部的州和地方的候选人也许会赢呢？有些人建议可以让广播延迟播报调查结果。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调查结果对总统选举确实有影响，但是它可能会影响参众两院的选举和州的立法。调查结果，特别是如此迅速地公开时，它的影响力就不是中立的了，但是目前尚无法律来对此加以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