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部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辉格党民主：少数人的民主，尤其是早期民主。煽动政客：以极端、错误方式诱导蛊惑民众的政治家。石油输出国：经济依赖石油输出的国赛，如沙特阿拉伯。盗贼统治：盗贼政权（诙谐说法）。民主和平：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开战的理论。第二篇 政治态度第7章 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探究一个社会广泛且普遍的关于政府和政治的观念。参与式的并讲求职业道德的文化有利于维系一个自由且繁荣的社会，而犬儒主义文化则可能造成破坏。政治文化一旦确立将会延续很长时间，但在某些事件的压力下也会走向衰败。任何一个社会都有精英—大众文化以及亚文化的区别。政治文化主要从家庭中习得，有时也会从学校公开的社会化中得到强化。第8章 民意民意寻求对于领导和问题的具体看法。与政治文化相比，民意相对狭隘而且变化很快。个人观点是由社会阶层、教育、地域、宗教、年龄、性别和种族等因素塑造而成的。在样本随机、问题明确的条件下，科学的民意调查可能是准确的。美国总统都会经历蜜月期和重振士气的事件，但在一段时期之后支持率往往会下降。受访者不同程度的兴趣和热情会干扰民意调查，导致结果大幅波动。第7章 政治文化达利特民族联盟的激进主义者为获得来自印度政府更多的经济援助集会。（Prakash Singh/AFP/Getty Images）思考题什么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与民意有哪些区别？俄罗斯和伊拉克在政治文化上有什么问题？解释阿尔蒙德和维巴确立的政治文化三类型。如果美国的政治文化是参与型的，为什么参加投票的人那么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态度”发生了什么变化？精英政治文化和大众政治文化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有些文化能够带来经济上的增长？试说明一个特定的群体能否形成一种明显不同的亚文化。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最强有力的内在动因是什么？奥巴马政府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碰了个大钉子。奥巴马政府认为医疗改革是当务之急，而且这是大多数美国人想要的。然而该项措施受到大约一半美国人的反对，在2010年国会上也只是勉强通过。奥巴马政府试图提出合理的理由来证明这些改革是温和的而且并不昂贵，然而它忽略了美国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部分，即对大政府和高税收的本能的厌恶。欧洲人和加拿大人对美国的这场争论感到困惑，他们都有着长期接受国家监管的政治文化，包括医疗计划。他们很惊讶像美国这种先进的民主国家居然没有国家医疗保障。政治文化确立了一个国家的规范和限制，并且不能轻易被推翻。什么是政治文化？每一个社会都将规范和价值平分给每一个成员，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系统应如何运作、政府应如何对待他们和为他们做些什么、他们的诉求和义务等，也有明确的意识。这些关于政治系统的信念、符号和价值，就是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不同的民族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由它的历史、经济、宗教和民俗等决定。祖先确立的基本价值可能延续很多个世纪，政治文化就是关于政治的“集体记忆”。美国建立在“竞争性个人主义”之上，这是一种奋力追求自我的精神，现在依然存在。在印度，尽管政府力图消除种姓制度，但有着上千年历史的种姓制度在今天依然强大。法国人长期以来就是“国家至上”，期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监管经济生活。1921年才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来处于残暴的萨达姆控制下的伊拉克人，心目中只知道权威，民主在伊拉克还是一场艰巨的斗争。政治学家西德尼·维巴把政治文化定义为“由来自经验的信念、表意符号和价值观组成的体系，它规定了政治行为发生的环境”。大部分内容都可以追溯到很远。美国人总是喜欢“最小化”的政府。在日本，存在着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度的痕迹，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仍然顺从于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日本人尽管不喜欢官员的腐化和低能，但依旧对他们的权威心存敬意。而传统上不愿意顺从于任何人的美国人，在民主之风的洗礼下，即便对于国家治理了解不多，也相信自己是有发言权的。就政治文化而言，日本与美国截然不同。政治文化与民意政治文化与民意的区别是什么？很明显二者交叠在一起，因为它们均是关于政治的态度。政治文化是关于政府和政治的基本、普遍的情感；民意则相反，它是针对特定领袖和特定政策的观点。政治文化寻求的是合法性基础，即维持一个政治体系的基本态度；民意则寻求对当前问题的反应。政治文化和民意的研究方法是重叠的——向人群中随机选择的样本群提出问题，并根据得到的反馈进行研究，不过所提的问题可能是不同的。一个政治文化研究者可能会问，你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政府？民意研究者则可能会问，你是否认为现在的总统是称职的？一项政治文化研究会在几个国家提出同样的问题，以获得比较性的结论。两者都希望对历时性的反应有所了解，但对政治文化来说，是获得或丧失合法性的问题，而对民意来说，是总统的支持率如何改变的问题。政治文化研究不局限于社会调查。在对日常生活进行观察、对个人情感的深层次问题进行研究时，研究者可以运用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民意研究很少脱离数据量化的范畴，政治文化研究则能够运用历史、文学资料来获得深入理解。比如，19世纪一位欧洲的观察者就揭示了美国政治与社会价值的延续性。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走遍了美国，他的睿智评论直到今天仍被普遍采用。他是政治学中政治文化这一分支的奠基者之一。通常认为，政治文化几近恒久，或变化得非常缓慢；民意则是不稳定的，变化很快。不过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政治文化同样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稳定、高效的政府和持续的经济增长能够强化合法性的感受；衰败、无序的政府和经济的倒退则是合法性削弱的反映。民意如果在足够的时期内保持不变，慢慢也会变成政治文化。在20世纪60年代，民意对越战的支持逐渐减弱。几乎在同一时期，对美国政府的信心也在下降。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民意影响了整个政治文化，使之对政治体系的态度更为犬儒主义。要知道，一国政治文化的变化要比民意慢得多，前者潜在的基本性质会世代保持，或许能经历几个世纪。人们可以轻易地识别出，托克维尔时代的美国和今天的美国之间基本的价值并无太大改变。法国人仍然不时走在巴黎的大街抗议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正如他们的祖先所做的那样。意大利人保持着几个世纪流传下来的对政府的不屑之情。从未有过自由民主经历的俄国人，仍然希望有强有力的领袖，对民主持低调态度。尽管并非铁板一块，政治文化仍是对政治体系支持（或不支持）态度的基本要素。这就是俄国的民主化运动失败的一个原因。关键概念 ◇ 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概念与政治文化紧密相关。霍布斯用这一术语来描述那些已经文明化的人类；黑格尔使用它来指称比家庭大、比国家小的联合体——教会、俱乐部、商会等；伯克把这些称为“社会的小群体”，它们构成政治生活的基础；它们所鼓励的合作、法治、约束和调和，托克维尔称为“心灵的习惯”。没有这些内容，政治将变成对权力的血腥攫取。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这一概念唤起了新的研究兴趣，被用于解释民主的兴起或是民主缺失的缘由。共产主义制度曾经努力清除公民社会，控制社会中的一切。当一个极权主义政权（见第6章）解体时，它留下了公民社会应当存在的真空。一切趋于混乱，遍地都是法律的空白。美国人假设，在共产主义之后，俄罗斯将很快地与他们一样。但是俄国没有公民社会，因此变成了权威主义政体。与此类似，我们也假设在萨达姆之后，伊拉克将成为稳固的民主国家，但是公民社会的缺失使这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一个生气勃勃、稳步发展的公民社会是民主的基石。中欧——特别是波兰，拥有强有力的天主教会，经常教导教皇忽略共产主义——拥有某种形式的公民社会，很快就迈上了民主化的道路。没有公民社会，民主就没有生根立足之地。美国的政治参与即便是在美国，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积极地参与政治。那么，为什么阿尔蒙德和维巴要把美国作为“公民文化”的典范呢？他们的一个关键发现是，要使民主正常运作，政治参与应该是“间歇的和潜在的”。实际上，他们用的是民主的政治文化中“睡着的狗”这一说法。民主政体的领导人知道，在大多数时候，绝大部分民众并不过分关注政治；可是他们也知道，如果丑闻、高失业率、通货膨胀或不合民心的战争激起了民众的不满，民众可以在下一次选举中将他们选下台。因此，政治领导人总是在努力使公众不被唤醒，保持沉默。遵循“预期反应法则”，民主政体的领导人总是在问自己，公众将如何对他们的决定作出反应。假如公众没有什么反应，他们会很高兴，让这些“睡着的狗”好好躺着吧。这一理论有助于揭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奇怪现象：它的投票率在工业化民主国家中是最低的。直到 2004年的总统竞选，还只有一半的美国选民费心去投上一票，州和地方一级的选举中就更少了。而在西欧，投票率通常都在3/4以上（不过现在也在下降）。那么，美国人有什么理由吹嘘自己的民主呢？理论家回答说，民主的政治文化并不总是需要高投票率。它需要的是一种态度，一种一旦被唤醒，人们就会参与的态度——投票、贡献时间和金钱、组织团体、举行巡回请愿——民选出来的官员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从这一意义上讲，民主是一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心理联系，约束着官员以使之不过于愚蠢。正是民众的态度，而非实际的参与，构成了民主的政治文化。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另一个主要发现是，为了影响作出不公正决定的当地政府，五国公民有着不同反应。很多美国人说，他们会“努力谋求别人的帮助”。当面对政治问题时，美国人似乎是天然的“团体组织者”，这一特征正是美国民主的一个重要基石。在更为从属型的国家，这种组织团体的倾向就少得多。其他研究还显示出，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以自己的政体为荣，对于自己国家民主的运行也更为满意。1995年，盖洛普（Gallup）的一项调查发现，64％的美国选民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满意度。同样的满意度，加拿大人是62％，德国人是55％，法国人是 43％，英国人是40％，日本人是35％，墨西哥人和匈牙利人只有17％。美国人经常抱怨自己的政府，但是他们对于民主的信念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经典论述 ◇ 公民文化阿尔蒙德和维巴对不同国家之间政治信仰、符号和价值的比较作出了开创性的研究。1959年和1960年，他们访问了5个国家的1 000多人，以总结出该国的政治态度。从调查所得的数据中，他们确认了三种普遍的政治文化：参与型、从属型和教区型。他们总结说，每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都是这三种理想类型的不同混合体。参与型在参与型的政治文化中，如美国和英国，人们懂得自己是公民，并关注政治。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政治体系引以为豪，也愿意对其展开讨论。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影响政治，并宣称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会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相应地，他们显示出较高的参政能力和参政效能。他们为选举而自豪，相信公众应当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在社区中，他们是活跃的，经常加入不同的志愿组织。他们更倾向于相信他人，就像孩子参与家庭中的讨论那样。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很明显是民主政治的理想土壤。从属型比参与型政治文化低的是从属型政治文化，特别是在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在那里，人们也相信自己是公民，并关注政治，只不过被动一些。他们相信政治性新闻，对自己国家的政治体系没有什么自豪感，情感上的认同也少一些。在讨论政治时，他们的感受并不好。他们感到，自己只是在与地方官员打交道时才能够影响政治。他们并不经常参加社团组织，参政能力和效能要低些，有些人感到完全没有权力。他们也参与投票，但是没有投票的激情。他们不愿过多地相信他人，也不愿像孩子那样轻易地表达观点。民主在这种文化中生根有很大的难度，这里的人们更多地认为自己是从属的客体，而非积极的主体。教区型更低一级的是教区型政治文化，如墨西哥。在那里，许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国家的公民。他们认同相邻的地域性团体，因此有了“教区型”这一称谓。对于国家的政治体系，他们没什么自豪感，也不抱太多期望。他们不关心政治，没有什么政治知识，也很少谈论它。他们既没有参政的热情，也没有参政的能力，在既定的制度面前，很少有拥有权力的感觉。在这种政治文化中发展民主政治是非常困难的，既需要全新的制度又需要全新的公民文化。政治文化的衰败在20世纪晚期，大部分发达民主国家的政治文化开始变得玩世不恭，选民的投票率也在一直下降。更多的民众认为，政治生活中充斥着腐败，政府缺乏效率。最为严重的是日本——经济已经持续停滞了20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是越战、水门事件、通货膨胀的年代——对美国民众的调查显示了美国人对政府信心的急剧下滑。在20世纪80年代，在里根总统“良好感受”的执政理念下，民众的信心开始回升，但已经无法达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水平。2004年和2010年的下降或许分别反映了对伊拉克战争和过度的银行紧急援助以及不断增加的联邦债务的不满。民众日益增长的犬儒主义态度，使得美国政府的管理变得困难，在选举时的反应，也显示出对华盛顿的持续不满。美国的政治文化，不再像以前那样统一、拥有高度的合法性（见图7—1）。图7—1 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1964—2010）资料来源：1965-1996,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7-2010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People and the Press。与之相关的是美国的“文化之战”，这是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令人厌恶的两极分化的结果。二者之间互不喜欢，投票时也在极力反对对方。两个世纪以来，“两个西班牙”之说一直存在，这源于宗教和地域的差别。现在，美国似乎也分裂成两个国家。一个保守的、福音主义的、小城镇的，分布在美国的中部，支持共和党（新版图上的“红色州”）。另一个是自由派的、世俗的、都市的，分布在东西海岸，支持民主党（新版图上的“蓝色州”）。保守派人士憎恶同性恋和妇女的权利、增税以及奥巴马（如福克斯新闻频道）。自由派人士憎恶大公司、伊拉克战争以及老布什（如迈克尔·摩尔）。尼克松最先利用这种两极分化并因此赢得了1968年的总统选举，自此这一分化也越来越严重。这种两极分化的原因是复杂的、充满争议的。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时期，年轻的一代美国人通过“毒品、性和摇滚”来否认权威。作为反应，被尼克松称为“沉默的大多数”的老一代美国人开始转向拥护“家庭价值观”的保守的基督教和共和党。这给美国的宗教社会与世俗社会之间带来了很大分歧。同时，美国仍未从越战的心理创伤中恢复过来，而伊拉克战争又一次点燃了怒火。医疗改革的巨额支出以及银行的紧急援助行动激怒了保守派。在经济和人口增长方面，东西海岸在发展，中部则处于停滞状态。经济上的变化意味着失去工作和农场，这些人变得愤怒起来。假如这种两极分化持续下去，一些人开始担心美国政府的稳定性。两派美国人之间的对话努力最终趋于失败，因为他们的论点含混不清，而且是不理性的。一个要认真讨论的指标是美国人结社趋势的减弱，无论是救火志愿者组织，还是工会。在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指出：“美国人无论年纪大小、无论境况如何，都对结社有着持久的热情。”他对这种热情印象深刻，因为它是（仍然是）法国所缺乏的。他把这视为民主的基础之一，这一点在以后的公民文化研究中得到了证实。但是有些观察者认为，现在这些“草根组织”（grassroots associations）衰落了。哈佛大学政治学者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指出，打保龄球的人数在增长，但保龄球协会则在减少。他的论文《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引起了很多关注和反对。他指出了很多社团组织——工会、家长教师联谊会、童子军、共济会——成员的减少，担心这意味着美国“社会资本”的削弱以及公民社会的衰败。其他人争辩说，美国人仍像以前一样参加志愿者组织，只不过现在参加的是新组织，不在帕特南的统计之列。传统的组织，如童子军和慈善互助会，可能真的衰亡了，但是新的组织，如“个性化居住空间”、“车轮一族”等，在不断壮大。40％的美国大学生乐于帮助无家可归者、救助贫困者、做家教、参与宗教生活、清扫周围环境以及参加其他的志愿活动。茶党运动的迅速兴起表明美国人仍然愿意建立志愿者组织，他们的志愿服务精神并没有消亡。然而，那些看到了美国志愿者组织衰败的人，担心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反弹。当个人仅仅追求他的“权利”而没有相应的奉献精神时，他从政府那里也得不到什么。民主不再是相关的公民面对面地讨论社区事务，而是一群心怀不满的公民在叫嚷着“给我”。更进一步，福山（带给我们“历史的终结”理论）认为，信任或“自发的社会性”支撑着经济增长和稳定。如果你可以相信他人，你就能够与他们做更多的事情，因此，存在“高度信任”的社会将带来繁荣的国家。另一派学者认为，不信任的增加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并不总是造成坏的结果。几十年来，全世界的政治家们都给公众越来越多的承诺，承诺政府可能根本办不到的事，最后仅仅归结于资金的不足就完事。但是，与此同时，公众接受了更多的教育，意识到了这一鸿沟，并愿意对此提出批评。有的人看到的是犬儒主义，有的人看到的则是“批评型公民”（通过把选民的意愿反映给政治家们来改善民主的人）的增长。政治文化在转变。它是一个混合物，由长时段的记忆、植根于心底的态度，加上对当前情景的反应所组成。这些内容的改变，是对政府绩效的回应，政府绩效几乎总是与承诺不相符。政治文化不会从天而降，它是政府作为和不作为的产物。比较研究 ◇ 美国的宗教美国一直被视为宗教国家。2009年，盖洛普的一项调查发现，65％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在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一比例远远高于英国人（27％）、加拿大人（42％）、德国人（40％）、日本人（24％）和法国人（30％）。在发达工业化国家中，美国是一个特例。通常来说，较为落后的国家宗教势力更为强大：印度（90％）、巴西（87％）、墨西哥（73％）；还有穆斯林世界：印度尼西亚（99％）、埃及（97％）。美国人的宗教情怀是使美国与欧洲分开来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欧洲人都认为美国被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统治着。民意调查发现，几乎有一半的美国人相信创世神话，近2/3的人相信魔鬼的存在。绝大部分美国人相信，《启示录》中的描述将成为现实。美国的畅销书《身后之事》（Left Behind），销量超过了 4 000万册。萨拉·佩林（Sarah Palin），是一名虔诚的福音派教徒，她从保守的基督教徒那里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这在欧洲或日本是不可能发生的。政治亚文化精英和大众亚文化一国的政治文化并不是统一和单一的。人们经常可以发现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精英与大众之间态度的差异。精英——这里的讨论，要比第6章里的“政府精英”（只占1％）范围更广——在政治文化的研究中，意味着受过良好的教育、收入较高、影响力更大的人（大约占几个百分点）。精英对政治更感兴趣也更具参与性。他们更愿意参加投票、抗议不公正、组织团体、参与竞选公职。公民文化研究一次又一次地确证了这样的发现：一个人所受教育程度越高，他（她）就越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共和党和民主党大会的代表——很明显他们对政治抱有强烈的兴趣——代表着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区别。通常，半数的代表拥有硕士以上学位（通常是法学院的），这一比例比普通选民要高很多。大部分代表出自年收入高于普通选民的家庭。他们比普通选民更为意识形态化，民主党代表更倾向于自由派，共和党代表更为保守。换句话说，在大会上代表政党的人，并不是典型的选民。有着良好的教育、经济背景和更意识形态化的人占据着领导岗位。这并没有错，全世界都是如此。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我们回到早先提到的概念：参政能力和参政效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知道如何去参与政治。在通信、大会发言、组织团体时，他们更为自信。他们会感到，自己的行为至少能产生某些政治影响。教育程度不高和家境不好的人在做这些事时，往往缺乏知识和自信。许多人觉得无能为力。“既然我所做的不起作用，为什么还要为此烦恼呢？”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因此会变得冷漠。精英与大众之间政治参与的差异是民主的一个主要悖论。从理论和法律上说，政治是对民主政体中所有人开放的，但在实践中，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参与得更多。由于有着良好教育和经济境况的人（教育程度越高，获得的职位就越高）更多地参与政治，他们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来获取自己的利益。因此毫不奇怪，2001年的税收削减，目的是为了迎合富人，是他们提出倡议并捐出政治献金。处于经济社会较低阶层的人做不到这些，所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不会这么快。选举仅仅是政治参与的起点，它并不能自动地导致决策的同步。大众政治文化中，对政治的敌意和冷漠大大降低了普通选民的参政潜力；强调能力和效能的精英政治文化则加大了精英的影响力。怎么做 ◇ 引文不要事事引用。引文知识在陈述关键概念时才变得重要。你可以引用国务卿就外交政策的讲话，但不要引用记者或者专业人士的话。他们的精练语言并不重要。即便你只是想要借用他们的思想，并且用自己的话加以转述，这仍然是引用。写论文时，简短的概括远远胜于长篇引用。引用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曾经写道：“对奥巴马总统的任何实质性批评，不管右翼的还是左翼的，我都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正在发生。最右边的批评已经开始丧失权威，而且带来了类似存在于以色列拉宾遇刺事件中的气氛。”（Friedman, 2009）转述偶尔地，一位学者就某个问题作出了清晰的、带有煽动性的阐述，或许是值得引用的。要使用部分的引用，而不是完整的引用。挑出有意思的或起作用的话，然后引用它们：五角大楼的官员们说，他们“没有预计”到伊拉克的混乱（Sinclair, 2003）。如果你必须引用完整的句子——超过三行——那就把它转换成一个缩写的句子。用省略号来表示你略去了不必要的词汇。用方括号来表示你插入了原文没有的解释性的话。例如：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我们［俄罗斯人］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Stalin, 1931）少数民族亚文化201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超过1/3的美国居民不是白人。他们或者是黑人、拉丁裔、亚裔、原住民，或者是太平洋岛民。在加利福尼亚州，白人是少数民族。即便是在白人中，也存在着种族、宗教和地域的差别。对于一个特定群体而言，当其与其他群体的差异程度足够强时，我们就说它形成了一种“亚文化”。如何定义“亚文化”还是有一些棘手，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群体都有着“亚文化”。明尼苏达州“沃比冈湖”（Lake Wobegon）的美籍挪威人并没有形成一种亚文化，因为他们仍是认同主流的文化和政治。但是美国的黑人形成了一种政治亚文化。他们较白人更为贫穷、缺乏教育，更为民主，是坚定的民主党人。在对于司法正义体系的态度方面，黑人与白人截然不同，1995年辛普森谋杀案的戏剧性结果就证明了这一点。大部分黑人，确信警察和法庭是种族主义者，他们操纵了证据，很乐意看到辛普森被无罪释放。大部分白人，相信警察和法庭是公正的，认为陪审团（大多数是黑人）无视充分的证据。许多白人天真地相信，美国社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融合黑人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辛普森案及对其结果的反应表明，鸿沟依然存在。因此，美国黑人形成了政治亚文化。2008年的总统竞选，由于大部分的白人支持麦凯恩而大部分的非白人支持奥巴马变成了“白人”和“非白人”阵营的一场拉力赛。说着不同的语言，不愿被主流文化统治的人显然属于亚文化群体。加拿大魁北克一些说法语的人一直想从联邦政府中分裂出来，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在种族和语言上与巴基斯坦人非常不同，于1971年成立了自己的国家。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人和北爱尔兰的罗马天主教徒也足以构成政治亚文化群体。被称为“凯尔特边缘”的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英格兰人：他们强烈地支持工党，而英格兰选民则强烈地支持保守党，他们也形成了政治亚文化。在亚文化非常明确的地方，政治体系有可能受到威胁。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民族更愿意效忠于民族而不是国家。塞尔维亚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在宗教（伊斯兰教）和语言方面与统治者截然不同，正在为独立而战斗。在印度，一些锡克教徒诉诸武力，希望能从旁遮普邦独立出来，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在1984年就被她的锡克教卫兵刺杀。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一个概念来说，像黎巴嫩、印度这些国家，仍然在经历着“认同性危机”。一个国家应该努力把亚文化融入主流文化中吗？融合相当困难，但是如果对它放任自流，在以后的日子里，亚文化就可能寻求独立地位，就像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那样。秘鲁的西班牙人征服了印加，让印第安人保持了语言和文化。但是现在，在城市里说西班牙语的秘鲁人很少了解山区说克丘亚语的秘鲁人。30％的秘鲁人不说西班牙语。任何未经融合的亚文化都带来或多或少的问题，最坏的便是构成对一国政治系统的威胁。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法国就从长远考虑，通过统一的学校体系来推行民族的融合。不说法语的多为落后山区，法国教育部派出老师，像传教士那样深入这些地方的乡村。老师们遵从全国统一的课程表——教育部可以随时说出，全国都在教什么课程——要求学生牢牢记住法兰西的光荣和统一。用尤根·韦伯（Eugen Weber）的话来说，他们逐渐“从农民变成了法国人”。几十年后，一个统一和融合的法国就出现了，这是过度的社会化例证（见下面的讨论）。美国高度依赖自愿的融合，从而创造出一种主流文化，使大多数美国人都感到“宾至如归”。移民们发现，如果想在新世界有所作为，他们必须学习英语。以成就为取向的社会消费倾向于使口味和职业模式都标准化。“大熔炉”发挥作用了——在1/10的美国居民都是移民的情况下，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并不完美。许多美国人在宗教和饮食方面保留了亚文化的特征，但这可能并不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亚裔美国人迅速地融入主流文化。现在他们大约占总人口的5％，却在国会的535个席位中照样拥有数个席位。并不是所有的亚文化群体都这么幸运。黑人和西班牙后裔尚未完全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但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转变。如今，占总人口13％的黑人在众议院中拥有大约 10％的席位。加利福尼亚州一块多语言指示牌，强调了该州人口多元文化的特征。为了促进文化统一，1986年加利福尼亚州人将英语作为该州唯一官方语言。（Ted Soqui/Corbis）奥巴马的母亲来自堪萨斯州，而父亲是肯尼亚人，他的当选有利于从心理上融合黑人群体，同时也是自1960年肯尼迪使天主教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之后的一个新的转折点。是否应该将这些亚文化进行完全的融合？这是二战以后美国政治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通过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的案件（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最高法院开始动用联邦政府的权力来整合美国的学校。这一措施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在某些地方，联邦法官不得不直接控制地方学校，以维护少数民族学生乘公交车上学的权利。赞同融合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的政府认为，在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如果美国人口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是被压迫的、贫穷的，它就不可能生成一支强大的军队，或者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自由、公正的范例。在此，融合是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方面而被追求的。语言方面也必须进行融合吗？美国的黑人必须放弃“黑人英语”而改说标准英语，西班牙后裔也必须学习英语吗？假如他们不愿意，就会给整个生活造成极大的不便，尤其是在找工作时。但是许多黑人、西班牙后裔和美国土著，将他们的语言视为民族认同和骄傲的标志。美国宪法并没有特别地规定一种国语，也没有让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成为非法语言。在一些地方，标志和官方文件同时使用英语和西班牙语。1986年，加利福尼亚州的选民通过一项法案，让英语成为本州普遍使用的官方语言。当然，人们还是能够继续说他们的语言，但是官方文件和选票将只能用英语来表达。1998年，加利福尼亚州终止了双语教学，目的是加速亚文化的消融。加利福尼亚州被认为是全国潮流的一个代表，其他州也通过了类似的法律。比较研究 ◇ 魁北克：“我们主宰自己的命运”法国人几乎与英国人同时到达北美洲，但是法国人对高额利润的毛皮贸易比对占据殖民地更感兴趣，因此派出的法国居留者不多。其结果就是，在北美新法兰西的人口远远少于南部的英国殖民地。法国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随着1759年英国占领魁北克而告终。在亚伯拉罕平原的历史性战役——这是一次规模很小的战斗，包括双方指挥官在内的伤亡很少——结束后，英国人让加拿大的法国人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和罗马天主教。这在当时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姿态，但是意味着200年后，加拿大面临着魁北克分裂运动的怒火和挑战。在文化和政治意义上，魁北克省沉寂了两个世纪，在充满生机的北美成为一个传统的孤岛。魁北克没有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因此比法国人更为保守，它被称为“未经革命的法国”。魁北克经济上的主导权转入操英语者（anglophone）手中，蒙特利尔也逐步成为英语居民占大多数的城市。许多操法语者（francophone）被边缘化了，成了贫穷、孤立的农民，受到的教育也很少。一个没有公开的事实是：操英语者引领着经济的发展，而占据人口大多数的操法语者，更愿意服从地方政治人物和天主教会。在20世纪60年代，魁北克人被“静悄悄的革命”唤醒。操法语者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他们脱离了传统的政治和教会。几乎是全新的一代魁北克人党（PQ）要求魁北克从加拿大分离出来。他们认为，魁北克实际上拥有不同的文化，他们不愿再接受操英语者的统治。魁北克人党和与之相关的魁人政团（Bloc Québécois）成为该省最大的政党。 1980年关于分裂的公民投票以40％对60％而失败，但1995年的公投只以微弱劣势没有通过。自那时起，魁北克分离运动沉寂下去了，魁北克人党也开始衰落。魁北克人已经对这一话题不感兴趣。对于美国而言，魁北克是一个错误的双语主义和文化多元体的例证：它们可能导致国家的分裂。政治社会化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孩子们养成的礼仪和语言模式经常伴随其终生。尽管有些是来自正式的教导，但大部分却来自对其他人的模仿。政治社会化也以同样的方式来教导政治价值和具体的行为方式。学生面对国旗宣誓表示忠诚、唱国歌、遵从权威人物——从总统到警察，都是通过家庭、朋友、老师和电视得到的。在文化的“贫民窟”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如美国内地城市的少数民族，就很容易形成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因此，政治社会化对于维持政府的稳定非常重要。关键概念 ◇ 文化和发展东亚地区近来的经济增长，为贫国依旧贫穷而富国日渐富裕提供了文化上的解释。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但是它们教导民众要努力工作、多做储蓄、相互信任。有些学者指出它们共有儒家文化的遗产并倡导这些价值。中东则相反，要求穆斯林不要相信他人。他们的石油财富只带来表面的现代化，并没有带来民主。一个世纪以前，韦伯认为，新教为资本主义奠定了文化的基础。“新教伦理”推动人们努力工作，积聚资本。西北欧各国的大部分人都是新教徒，是最先进入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的国家。即使是今天，这些国家仍然是富裕的、有着很高信用等级的、法治的社会，腐败也很少。缺乏这种文化的国家，如卢旺达和埃及，在经济增长和民主化方面都没有迅速进步。如果关于财富的文化解释是正确的，贫国会一直保持贫困，直到它们从传统主义、互不信任和宿命论中解脱出来，而这些恰恰都是中东国家的特点。它们固守价值，缺乏援助和指导，经常陷入普遍的腐败。对文化理论的批评指出，几十年前，儒家文化还被责备要为东亚的落后负责，而经济增长后主流的价值是不同于传统的。没有人能确认，一个国家将依靠什么样的文化实现快速发展。答案总是令人怀疑的。社会化的机构家庭 家庭是孩子最早接触的，在所有要素中分量最重。政府和学校进行公开社会化的努力如果与家庭的导向不同，就会经常归于失败。波兰就存在这一问题：它的制度试图给孩子灌输社会主义价值，但是家庭却教育孩子忽视这些。而当家庭和政府的价值观高度一致时，如在美国，两种社会化模式就能够相互加强。家长在政治行为方面对我们的影响会延续很久。大部分人都投与父母同样的票。更基本的是，家庭塑造了个体的心理特征，它反过来决定着我们的政治态度。它传递了一套规范和价值（包括政治方面的内容），以及信念和态度（如政党忠诚感、对政府的信任或不信任）。早年的环境和训练有着强烈的影响，特别是在3～13岁之间。孩子们无意识地、不经辨识地从父辈那里接受了许多规范、价值和态度，并会伴随其终身。人们在成年后还给世界的，正是他们在孩提时代所得到的。一项研究表明，带有权威性格的美国人，几乎在孩提时代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严酷经历。阿尔蒙德和维巴发现，那些小时候在家庭事务中拥有发言权的人，成人后在参政效能方面更为成熟。经典论述 ◇ 权威个性最为直白地把个人性格特征与政治态度联系起来的著作是1950年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e Adorno）与他人（大部分是纳粹德国的流亡者）合作的《权威个性》（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它主要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个性源于幼儿时期的经历。阿多诺及其同伴针对法西斯的政治观点，列出了29项相关要素，因此它们被称为“F”量表。在这一量表中，得分比较高的人在生活方式上非常刻板，对于外来者和少数民族持不宽容、偏见或敌意态度，顺从或喜爱权力，迷信或盲从。阿多诺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不久就在方法论上、在个性与政治之间的直接联系上遭到批评。许多有着全部或部分“F”量表特征的人也是民主政体的好公民。尽管其结论不令人信服，它仍然是精确的、有洞见的研究。学校 更为有意识的社会化发生在学校。大部分政府都用历史向孩子们灌输荣誉和爱国情感。许多非洲国家通过教授英语或法语，教导学生明白他们拥有伟大的、统一的民族国家传统（尽管这是一个神话），以此来努力整合诸多有着不同语言和历史的部落。这经常是不起作用的，就像现在的刚果（金）那样。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同样依赖学校进行对新政权忠诚的系统灌输。不过我们在1989年已经看到，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家庭和教会消解了学校让东欧人相信共产主义的努力。在使世界各地的移民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成员方面，美国的学校做得非常出色，某些关于双语制教育说的批评是正确的。人们接受学校教育的程度同样对其政治态度有影响。通常情况下，受过长期教育的人比只接受过短期教育的人对共同体有更强烈的责任感，并感到更能够去影响公共政策，前者有着更多的政治参与。大学毕业的人更为宽容、开放，特别是在对待种族问题上，而只受过高中教育的人则显得相对狭隘。这是因为教育传输了更为开放的态度，也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通常收入更高、地位更高，这激励着他们更多地参与政治以追求更多的利益。伙伴群体 朋友和玩伴同样对政治价值有影响。例如，牙买加工人阶级的孩子与较高社会阶层的孩子一同上学时，会倾向于采纳后者的政治态度，但如果他们进入全部是工人阶级孩子的学校，态度就不会改变。伙伴群体影响力的相对强度似乎在逐渐上升。当父母都忙于工作时，孩子们更多的是从同伴那里而不是通过家庭来接受社会化。“家庭价值”的拥护者把这看作青少年吸毒和暴力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比较研究 ◇ 中国建立统一的国家意识像法国一样，中国也是一个通过教育进行公开政治社会化的国家，而且似乎已经开始见成效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数百年来强调，中国是一个国家，不能被打破。然而中国的多语言特点对此并不利。例如，南方的广东人听不懂北方的普通话（甚至每个群体里都有其各式各样的方言）。在一百多年前摇摇欲坠的清朝晚期，北京已经开始使普通话（“共同语言”）成为一种国家通用语言。但是这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直到中国共产党要求所有的学校和电视都使用普通话。虽然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不经常使用普通话，但是现在内地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会讲。使用一种语言就能走遍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这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依旧以粤语为主）。共同的语言有助于国家的巩固。除此之外，中国人很清楚地意识到国家的创纪录经济增长并为之自豪。2008年北京奥运会大大地提高中国人的自豪感。装饰一新的首都、盛大的开闭幕式典礼以及中国制造的奥运金牌都让每一个中国人（包括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居民）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并把它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大众传媒 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构成了第四种重要的社会化力量，并且其影响力在逐步加大。许多人担心这种影响力是负面的。哈佛大学政治学者帕特南认为，过度地观看电视使人们变得被动，对社区集体事务丧失兴趣。当美国的孩子一年要花数千小时来看电视（俗称“插座上的婴儿椅”）时，他们就成为血腥暴力犯罪和谋杀的目击者。批评者认为这会使孩子们失去爱心、变得暴力，不过这尚未被证实。电视很早就进入了孩子的生活，即使是三岁的儿童也能够在电视上认出总统，知道他是国家的“老板”。参议员和众议员得到的新闻报道就相对少一些，这种相对冷淡的处理将保持在孩子们的记忆中。与学校一样，如果大众传媒的报道与家庭和教会的教导相矛盾，它们也可能是不成功的。原苏联的研究者也曾发现，家庭对个人的政治观点比苏联媒体有着更大的影响力。伊朗从前的大众传媒被国王牢牢控制，试图培植对他的忠诚，但是虔诚的穆斯林从地方清真寺的“毛拉”那里得到教导去憎恶国王。现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伊朗的大众传媒被穆斯林保守主义者控制时，大部分伊朗人却相信媒体宣传的反面。仅靠大众传媒是不行的。政府 政府自己也是社会化的机构。实际上，它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其公民行为的反映，许多政府行为都是在向公众作出解释或展示政府的态度，通常是用来培植公众对政府的支持和忠诚的。国家层面的盛大场面，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公众有着强有力的影响，国旗招展的游行和阅兵、对最高领袖的赞美也是如此。不过，政府控制政治态度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这些信息和经验都要通过与亲属、伙伴等小群体的谈话才能到达个人，在这一过程中附加了其他人的态度。在与社会分离的异化群体中，家庭和社区会教导他们的孩子不喜欢政府，忽略政府传递的信息。关键术语价值 犬儒主义 预期反应法则 投票率 参与型 参政能力 参政效能 从属型教区型 世俗的 亚文化 主流 融合 操法语者 边缘化 操英语者 社会化 公开社会化参考文献Alexander, Jeffrey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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