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08年9月，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惊醒了人们对永久繁荣的幻梦，全球化浪潮遭遇了近30年来最为严重的逆流。2009年，世界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了史无前例的财政刺激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继续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世界经济似乎在最近三年里出现了显著复苏的迹象。于是，一片“后危机时代”的乐观情绪开始弥漫开来。直到2011年美债困境与欧债危机再度拉响了经济的红色警报，人们才猛然发觉，我们并未生活在一个健康的经济复苏之中，而是开始了从经济的“急性病”转为“慢性病”的漫长煎熬历程。　　缺乏历史纵深感是当今短视浮躁和急功近利的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人们似乎难以从高节奏的商业活动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沉心静气地思考问题的本源。当新闻媒体中充斥着各类震撼的标题，当困惑和焦虑紧紧纠缠着我们思维的时候，很少有人愿意花费宝贵的时间来全面审视形成今天问题的根源。　　美国经济会再度衰退吗？2012年美国国债的上限之争是否还会重现？欧债危机会全面爆发吗？欧元体系会不会走向崩溃？中国该不该救欧洲？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是不是会破裂？中国经济将硬着陆还是软着陆？通货膨胀能不能有效控制？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究竟该怎么办？人民币升值的上限是多少？人民币国际化能成功吗？　　如果我们不依靠任何历史参照系，面对如此众多而复杂的问题，就足以使人们脆弱的大脑陷于崩溃。　　其实，阳光之下没有新鲜事，上述所有的问题，历史早就给出了答案，我们的任务就是从历史中寻找并发现这些答案。研究历史的重要性，体现在为今天的困境梳理出清晰的脉络。尽管历史不会是简单的重复，但在历史中不断反复的人性本质，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毕竟，经济史和货币史就是人类在有限资源的制约下，不断求取财富极大值并试图控制财富分配权力的历史。　　本书将沿着世界储备货币争霸的主线展开，从美元处心积虑地颠覆英镑霸权入手，展示美国的货币战略高手们是如何一步步地蚕食英镑势力，挤压英镑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和贸易结算计价权，英镑势力又是如何通过“帝国特惠制”反扑美元的攻势，并将美元打回了“孤立主义”的原形。美元与英镑的激烈斗争，造成了20世纪30年代世界金融权力的真空，加剧了世界范围的大萧条。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美元提供了剿灭英镑割据的历史性机遇，《大西洋宪章》、《租借法案》都是罗斯福手中锋利的手术刀，目的在于肢解大英帝国的英镑版图。最终，美国通过“挟黄金以令诸侯”，建立起了一个以美元本位制为摄政王的“布雷顿森林王朝”。　　罗斯福防范英镑割据复辟的警惕，远远超过了对苏联的担忧。冷战爆发的根源，在于杜鲁门对罗斯福的大战略进行了彻底颠覆。美国对苏联的步步紧逼，迫使斯大林放弃了加入美元帝国版图，与美国合作分治世界的希望。冷战的导火索正是苏联突然变卦，放弃了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计划，这恰是乔治·凯南发出8000字长电的冷战檄文的直接原因。从此，美元与卢布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决斗。　　二战结束后，法国强占了德国的鲁尔、萨尔工业区，美国开始实施彻底“阉割”德国工业的“摩根索计划”。苏联拒绝加入美元帝国，给了德国重新崛起的再生机会，而德国1948年的货币改革，直接刺激了苏联，触发了柏林危机。当50年代初德法由于鲁尔、萨尔争端日趋白热化的时候，法国人与德国人甚至已经看到两国之间的战争将不可避免的危险信号，但“超主权”的“煤钢联盟”挽救了战争的危机，此后德法才真正开始了历史大和解。对于双方而言，将煤炭和钢铁置于一个“超主权”的机构管理，将使未来的战争“既不可想象，又无法发生”。这一紧密捆绑的利益共同体的制度安排，正是今天欧盟和欧元的起点。在建立“煤钢联盟”之时，欧洲的统治精英集团就已经开始策划“欧洲合众国”的路线图了。我们看明白过去60多年来，欧洲的精英集团是如何运作欧洲货币和经济联盟后，就会明白今天欧洲的债务危机，非但不会让欧元和欧盟解体，反而会加速“欧洲合众国”的诞生。　　美国与欧洲之间的矛盾从60年代戴高乐时代开始酝酿，法国对美元的黄金挤兑直接加速了布雷顿体系的崩溃。70年代初，美元与欧洲货币开始进入冲突与对抗的时代。70年代末，美元帝国几乎到了最后的崩溃边缘，美国已经开始着手准备用特别提款权（SDR）替代美元，美元宣布“通电下野”的最坏准备。最后，由于美联储新主席沃尔克马急刀快，才拯救了美元。80年代开始，美国启动了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1％的富人将社会财富的分配大权从政府手中夺回，从而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的“新自由主义”时代。2011年美国99％的民众掀起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正是对这一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制度发出的正式挑战。　　正是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蜕变，导致了今天美国经济积重难返的现实。2008年的金融海啸是对30年来美国错误的经济模式的一次总清算，也是对1971年美债帝国建立以来的美元体系的一次总清算。高度负债的美国经济，在经济解杠杆的痛苦周期、“婴儿潮”老龄化的消费萎缩周期、生产率增长陷入瓶颈周期这三大高度重叠的长周期中，将会导致美国经济未来出现“失去的10年”。　　在未来十年发达国家经济长期不景气的严酷外部环境下，中国和亚洲面临着发展模式的重大挑战。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中国经济曾依靠着两级火箭的推动而发展到今天，这就是前15年的农村工业化和后15年的中国制造全球化。第一级火箭在90年代中熄火，结果导致了90年代末的经济冷却和通货紧缩。现在，第二级火箭正在熄火的过程中，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必须启动第三级火箭，才能继续保持经济的发展。第三级火箭必须也只能是农村的第二次工业化，以信息化、集约化、高科技化、城镇化为核心的新的农业经济爆发，才是中国摆脱即将出现的经济困境的正确选择。　　美国的困境在于经济，欧洲的困境在于政治，而亚洲的困境在于历史！　　“中美国”经济婚姻的利益基础，正在出现裂痕，并逐渐瓦解。美国对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容忍度，本是建立在中国生产、美国享受，中国储蓄、美国消费的模式之上。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势必要求将国民经济的主要资源，从向海外市场倾斜转向国内市场倾斜，从而减少向美国的储蓄输出。这一进程将改变美国继续容忍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立场。目前，希拉里宣称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昭示着美国战略态势的根本变化，中国东海、南海问题日益尖锐的困扰，正是这种变化的前兆。　　中国能不能化解美国的围堵，关键在于能不能团结亚洲国家结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亚洲曾创造出世界最发达的文明，进化出人类最深邃的政治智慧，今天，中国应该展示出这种智慧，大胆借鉴促成德法历史和解的“煤钢联盟”，将东海和南海的战争火药桶的引信彻底拔出，以超主权的“石油联盟”为起点，推动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以亚元战略替代人民币国际化，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把亚洲各国的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让亚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既无法想象，也绝无可能”。只有依靠一个团结的亚洲，才能为中国走向世界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根据地。　　常言道，舍得舍得，不舍怎能得？　　德国人舍弃了马克，却支配着更为强大的欧元；德国人舍弃了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却拥有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欧洲共同市场！中国人的大智慧，不应该输给德国人。　　有人会说，亚洲问题太复杂，历史太纠结。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团结的亚洲将使中国的利益获得根本的保障，那么无论这条道路有多难，都值得中国努力去尝试。不要问团结亚洲是否可行，应该问中国为此究竟作出了多少创造性的努力！　　中国的全球化不是欧美化，而首先应该是亚洲化。　　只有立足亚洲，中国才能走向世界；只有团结亚洲，中国经济才能成功转型；只有一个统一的亚洲货币，才能在国际上与美元和欧元分庭抗礼，最终形成三足鼎立的货币战国时代！　　作者　　2011年11月10日凌晨于北京香山　　第一章 雄心初起，美元失败的远征　　【本章导读】　　美国作为大英帝国全球霸权的终极挑战者，却将德国推上了与英国争霸的第一线，自己则坐观欧洲各国对耗实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将沉重的战争债务压在欧洲的头上，迫使各国倾其国库所有，从而深陷美元债务泥沼。美国巧妙地利用了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将美元成功地植入了德国的货币体系，然后逐步渗透到其他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中。　　美国的战争债务同时还剥夺了欧洲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信贷，从而使欧洲形成了美元依赖。在老牌殖民帝国辽阔的海外市场，美国利用资本优势，开疆辟土，纵横驰骋，在贸易结算中不断扩张美元帝国的版图。　　在垄断了世界黄金储备的情况下，美国形成了“挟黄金以令诸侯”的战略，利用英国试图恢复金本位以重建英镑霸权的急切心态，美国鼓励、资助甚至逼迫英镑尽快与黄金绑定，从而夺取了大英帝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　　但是，美国毕竟是一个新兴的霸权者，对于突如其来的历史机遇，其准备并不充分。虽然美元霸权的战略明确，但实现战略的手法粗糙，工具自相矛盾。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正是美元战略的内在矛盾所酿成的恶果。　　美国企图用20年的时间，以美元本位制取代英国用200年时间建立起来的金本位体系，必然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英国则为了捍卫金融霸主地位，苦守金本位而最终耗尽了经济实力。在美元攻势崩溃，陷于全球收缩的同时，英镑已是城破人亡，无力回天。世界在丧失最后贷款人后，金钱的权力出现了真空，世界陷入了黑暗的大萧条。　　全球贸易体系破碎了，世界资本流动枯竭了，维系各国和平发展的意愿丧失了。美国则退回了孤立主义，一边独自疗伤，一边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时机……　　美元第一次征服世界的远征以失败而告终。　　【马克投怀送抱，英镑喜出望外】　　1923年12月31日晚10点，满腹心事的沙赫特从柏林赶到了伦敦。雾气朦胧的寒冷冬夜，并不能驱散英国人庆祝新年的热情。大街小巷的酒吧里人声鼎沸，觥筹交错间，已全然将5年前那场空前惨烈的战争尽抛脑后，人们在尽情地享受着和平的美好时光。　　此时沙赫特的心情却异常沉重，他的祖国——德国正在贫困、饥饿和愤怒中挣扎。一战失败的巨大阴影，割让1/10领土的奇耻大辱，英法125亿美元（相当于德国战前一年的GDP）巨额战争赔款的勒索，法国最近出兵强占德国鲁尔工业区的粗暴行为，特别是今年横扫德国的超级通货膨胀，彻底洗劫了德国中产阶级的财富。眼睁睁地看着德国马克的价值被抛进人间炼狱，德国人欲哭无泪，沙赫特扼腕长叹。沙赫特深知此行对德国马克命运的意义重大，他是来向英国人借钱的。　　仅仅在一个半月前的11月12日，沙赫特才被紧急任命为德国货币委员会主席，享受内阁部长待遇，对德国的货币问题拥有最后的否决权，地位堪称德国的经济沙皇。临危受命的沙赫特，立刻投入了拯救德国马克的工作中。　　此时的德国马克，已经从一年前的1美元兑9000马克，狂贬到1美元兑1.3万亿马克！马克的信用已经彻底崩溃，无法挽救了。沙赫特和德国政府只能另想他法。由于德国黄金短缺，他们发明了一种以德国土地和土地上的全部资产为抵押的新马克，被称为“地租马克”，试图重新赢得人们对纸币的信赖。这样一来，德国将同时流通两种马克，新马克成功的关键是寻找恰当的时机，锁定新老马克兑换的比率，然后迅速完成老马克退出流通的工作。　　当地租马克面世时，已成惊弓之鸟的德国人对两种同时流通的马克都没有信心，人们仍在疯狂抛弃马克换取美元。至11月14日，黑市汇价马克跌到1美元兑1.3万亿马克，官员们催促沙赫特赶紧锁定地租马克与老马克的兑换率，沙赫特不为所动。11月15日，马克跌到了1美元：2.5万亿马克，官员们已经急得快上房了，沙赫特仍然不露声色。11月20日，当老马克跌到1美元：4.2万亿马克时，沙赫特立刻下令，锁定地租马克兑换老马克的比率为1：1万亿。沙赫特经过精心计算，认定当人们的恐慌情绪充分释放后，将最终回到这一平衡点。果然，新老马克由于市场惯性仍然继续下跌，到11月26日，甚至跌到了1美元兑11万亿马克。但就像拉伸过头的橡皮筋，市场奇迹般地出现了马克反弹。到12月10日，美元兑马克终于稳定在1美元：4.2万亿马克的平衡点上。事实证明了沙赫特的判断是准确的，而且时机拿捏得相当到位。市场开始惊呼，沙赫特是经济奇人！同时，德国政府用尽全力，终于在1924年1月实现了预算平衡。　　地租马克终于站稳了脚跟，在1美元：4.2万亿地租马克一线扎住了阵脚。　　但是，沙赫特心里明白，地租马克仅是权宜之计。他认为，以土地为抵押发行的货币，是纯粹的信心游戏。谁会真的相信巴伐利亚的农场或鲁尔的厂房，与他们手持的地租马克有任何实际联系呢？在他的心目中，货币的抵押品必须具备三个核心要素：高度的流动性、方便的可交换性和完全的国际公认性，而同时符合上述条件的货币抵押品就只有黄金！　　但德国恰恰缺乏黄金。战前德国拥有价值10亿美元的黄金，支撑着价值15亿美元的帝国马克，在美、英、德、法四大经济强国中，马克的黄金支持度还相当不错。但战后5年来的战争赔款和超级通货膨胀，使德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仅剩1.5亿美元，已经无力支撑庞大的德国经济身躯。　　沙赫特的解决之道就是借黄金或借有足够黄金储备的外国货币，这些外汇能够在需要时自由兑换成黄金，只有黄金和外汇才能最终稳定德国马克的币值。问题是，向谁借呢？　　当然美国的黄金最多，在四大强国6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总额中，美国已坐拥45亿美元！[1]但美国此时在欧洲是出了名的吝啬鬼，被法国人和英国人痛斥为“夏洛克大叔”。英法盟国工业被战争严重损毁，伤亡数百万士兵和平民，结果英国欠了美国50亿美元的债务，法国欠了40亿美元，本来英法满心希望已经大发战争横财的美国会念兄弟之情，慷慨地减免盟国债务，可是“山姆大叔”不冷不热地甩出一句：“美国不是盟友，而仅仅是一个合作者，欧洲盟国的战争借债是商业借贷。”[2]生意就是生意，一分钱的欠债也不能少！美国的无情把英国气得半死，逼得法国公开打劫。连对同盟国都如此抠门，沙赫特觉得以战败国的身份去向美国人借钱，严重不靠谱。　　法国就更别提了。天真的法国人一直认为会从德国人身上狠狠敲上一笔，最初法国总理联合英国人狮子大开口，要求德国战争赔款至少1000亿美元，相当于德国8年GDP的总和！后来自己也觉得不大合适，但咬定550亿美元是一口价！还是美国人出来打圆场，劝英法将赔偿降到了125亿。其实，以德国当时的经济现状，要偿还这一天文数字的赔款，根本就不现实。由于法国人认定德国这次的巨额赔款指日可待，所以一旦收回1870年普法战争中被德国夺走的洛林和阿尔萨斯两省后，就立即投入40亿美元的重建经费，致使政府财政赤字高居不下。法国反复威逼德国立刻拿钱，德国却迟迟交不出来，法国人盛怒之下，居然武装打劫，出兵占领了德国鲁尔工业区。这时去向法国人开口借钱，沙赫特感到可能立刻就会被法国人乱棍打出来。　　唯一的希望就是英国人了。而且，沙赫特深知，他能开出一个让英国无法拒绝的条件，他把英国人那点儿小心思算是琢磨透了。他此次英国之行，志在必得！　　当沙赫特走出伦敦利物浦大街车站时，一个高高的个子、胡须花白、眼光犀利的英国绅士正在寒冷的夜风中伫立着。他来到沙赫特的跟前，伸出手来自我介绍。沙赫特大吃一惊，原来他就是名震世界的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沙赫特对于诺曼亲自来迎接，感到有些受宠若惊。　　诺曼虽远在英国，却一直关注着德国的超级通胀情况。1923年在德国所发生的货币恶性贬值，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和最剧烈的一次纸币崩溃，对于所有将通货膨胀视为第一大恶魔的中央银行家来说，德国马克的经历令人瞠目结舌。从未有过管理中央银行经验的沙赫特，居然在两周多的时间里，一举制伏了令所有人绝望和胆寒的超级通货膨胀，不能不令诺曼刮目相看。　　第二天是元旦，新年中的伦敦城空空荡荡，诺曼领着沙赫特参观了英格兰银行，然后来到诺曼的办公室。简单地客套之后，沙赫特直奔主题，他提出希望英格兰银行为德国中央银行提供价值2500万美元的英镑贷款。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大数，沙赫特准备用这笔钱做种子，再将德国海外银行的2500万美元补充进来，以5000万美元作为核心资本，他就有把握在伦敦金融市场融到2亿美元的贷款，从而奠定德国新马克的牢固基石。这显然是一步以小博大的高招，关键是第一笔2500万美元的资金必须到位，后面的棋才能走得活。　　诺曼静静地听完了沙赫特的请求，略显吃惊，然后就是沉默不语。诺曼心想，想借钱？凭什么？一个破产的国家，背负着125亿美元的巨额战争赔偿，而沙赫特仅仅上任才一个半月，还不是正儿八经的央行行长，居然上来就狮子大开口。　　的确，德国政府内部对傲慢无礼的沙赫特争议颇大，现任德国央行行长黑文斯坦（Rudolf von Havenstein）就对沙赫特非常不满。1922年5月，战胜国通过立法将德国中央银行从政府的控制中独立出来，如果黑文斯坦拒绝辞职，沙赫特根本接不了央行行长的班。正是因为德国政府动不了黑文斯坦，只得因人设事，搞出个内阁部长级的“货币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另立山头，结果德国同时出现了两个中央银行，分别发行各自的马克，堪称世界奇观。当然，沙赫特干脆利落地制伏了超级通胀，能力和声望已无可替代。黑文斯坦在应对超级通胀中的拙劣表现也已举世皆知，在政府和民众的巨大压力下，恐怕他自己也不好意思继续赖在央行行长的位置上了。　　正当诺曼思前想后，不知该如何措辞拒绝时，沙赫特似乎看透了诺曼的心思。停顿了片刻，沙赫特抛出了他苦思冥想的一张王牌，一个诺曼无法拒绝的诱惑。沙赫特以德国政府货币决策者的名义声明，德国中央银行准备用英镑做货币储备资产！非但如此，而且发放的贷款也用英镑计价！　　沙赫特的这一手，直接命中靶心！诺曼毫不犹豫地爽快答应——借钱。　　【英国推销货币“水变油”：外汇储备呱呱落地】　　一战结束后，诺曼最苦恼的事，就是如何把英镑塞进其他中央银行的储备资产中去。沙赫特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轻松地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今天，外汇储备作为各国央行的货币储备，并以此为抵押发行本国货币似乎是个常识，但是，在1922年，这种概念绝对匪夷所思！在传统的金本位中，央行主要的货币储备就是绝大部分的黄金和短期本国票据，而只有黄金资产才能同时满足高流动性、易交换性和国际公认性这三大特点。　　在金本位的机制中，各国央行主要关注黄金储备，如果不是巨大的市场动荡（如黄金大量外流），央行很少积极干预金融市场。在金本位中，物价、利率、信贷、财政和贸易平衡基本可以自我调整。各国货币都有自己的含金量的法定基准，所有货币都与黄金看齐，也几乎不存在汇率波动的问题。从19世纪初到一战爆发前，大英帝国所奠定的金本位货币制度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在第一次全球化的浪潮中，将西方文明的成果迅速推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近半个世纪没有大规模战争和革命的情况下，以铁路、航运、电报为代表的新技术日新月异，国际贸易空前繁荣，全球资本自由流动。金本位将西方推上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巅峰。　　但是，发展注定了不平衡。德国突飞猛进，美国后来居上，20世纪初的大英帝国已是耄耋老者。看似稳定的地层中，正在积聚着日益增强的断裂压力，地火呼之欲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巨大的经济断裂能量的总爆发。社会生产能力被大部分转向军工，然后在战火中彼此摧毁。全球贸易崩溃了，世界市场被分割，更重要的是保证世界经济齿轮运转的全球资本流动停止了。金本位的失效，导致各国纸币严重超发，物价轮番上涨，原本大致均衡的各国黄金储备极度失衡。　　1913年战前的四大经济强国——美、英、德、法共有黄金储备50亿美元，其中美国最多，为20亿，英国8亿，德国10亿，法国12亿[3]。注意，这些黄金储备并不全在中央银行手中，商业银行和流通货币也占有很大比例。有趣但合理的是，四国黄金储备分布情况大致与其经济规模相当，稍有例外的是法国。1923年，由于黄金产量增加，四国黄金储备总量上升到60亿美元，但分布发生了急剧的扭曲。由于战争中避险的原因，欧洲总共有20亿美元的黄金涌到了美国，美国的黄金储备量大幅攀升到了45亿美元，英国略有减少，法国损失较大，而德国流失最为严重。　　战后欧洲各国已陆续准备恢复金本位，而大英帝国的处境最为尴尬。如果伦敦要想重新恢复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英镑就必须重新回到战前的价值水平，只有如此才能取信于天下，金融的基石就是信用。但英国货币已经超发了一倍，显然，与黄金储备相比，英镑纸币过剩了。面对黄金占绝对优势的美国，英国的金融霸权地位可谓是倍感压力。如果英镑继续疲软，则世界各国经济与贸易融资迟早会投奔更加坚挺的美元，全球资本将向纽约汇聚，200年来苦心经营的金融帝国将从此万劫不复。假如丧失金融霸权，大英帝国的全球贸易组织者地位，国际结算计价货币的垄断，商品市场的定价特权，都将逐步瓦解，甚至遍布世界各大洲的英联邦体系能否继续维持，帝国海军是否还具备保护世界各大洋通道的财力，都变成了可怕的疑问。　　作为大英帝国的金融掌舵人诺曼，殚精竭虑、苦思冥想如何解决黄金短缺的困境。最终，他唯一的出路就是硬把英镑纸币当成黄金对待，劝说和强迫各国接受这一观点，在各国央行货币储备资产中，除黄金之外，再加上英镑。当然，诺曼会拍胸脯向大家保证，如果需要，英镑可以随时被兑换成黄金。1922年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英国主导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金融委员会，在热那亚会议（Genoa Conference）上，向各国正式推荐英国的货币新发明，英镑纸币与黄金相同。这就好比货币领域中的“水变油”怪论，水不可能变成油，纸币英镑同样不可能变成黄金！最终，热那亚会议决议案第9款，明确要求各国“建立一种新的国际惯例，为了节约黄金，货币储备中可以持有外汇”[4]。　　外汇储备的概念在世界货币史上第一次隆重登场了。　　诺曼发明了一种新的货币机制，这就是金汇兑本位。顾名思义，就是黄金加外汇（可兑换黄金）的本位制。从此，各国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未来将以黄金和外汇作为抵押，创造货币和信用。　　其实，明眼人一看都明白，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如果英国有足够的黄金，何必增加外汇做货币储备资产呢？直接用黄金不就完了嘛。正因为如此，诺曼推销的外汇储备理念并不顺畅，大家对于这种货币“水变油”的概念将信将疑。几经努力，除了英帝国的殖民地属国和战后备受恶性通货膨胀困扰的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小经济体之外，欧洲其他各国并未立刻买账。　　正在诺曼对此事心力交瘁之时，沙赫特代表着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居然主动要求马克投进英镑的怀抱，代价仅仅是2500万美元的区区之数，怎不让诺曼欣喜若狂？　　可是，诺曼还有一丝隐忧，黄金不足导致了英镑的疲弱，而黄金储备5倍于英镑的美元正虎视眈眈地觊觎着货币之王的大位。　　美国人还真来了。　　【美元横刀夺爱，马克傍上了新大款】　　1923年11月30日，就在沙赫特的地租马克保卫战刚刚初见成效的时候，美国人灵敏的鼻子就嗅出了机遇的味道，美国银行家道威斯和欧文·杨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欧洲。作为盟国“赔款委员会”的美国代表，他们此行是来调查为什么简单的欠债还钱的事情被欧洲人搞得这么复杂。　　道威斯是著名的炮筒子，在一战中曾在欧洲负责美国远征军的后勤补给。战后美国参议院曾举行听证会，调查美军后勤补给账目不清和收费昂贵的问题。在听证会上，道威斯被参议员们的问题搞得不胜其烦，最后勃然大怒道：“见鬼去吧，我们去那里不是为了弄一套完美的账本，而是在流血牺牲去赢得战争！”[5]道威斯的气势震慑了听证会，从此名声大噪。其实，他的职业是银行家。　　1915年9月，摩根牵头为英法盟军募集5亿美元的“盎格鲁－法兰西贷款”[6]，可谓是华尔街前所未有的大买卖，但美国人的反战情绪强烈，欧洲的战争债券并不好卖。特别是在中西部，只有芝加哥的一家银行愿意掺和华尔街的战争债券承销，这就是道威斯的银行。从此，他被摩根亲切地视为“自己人”。道威斯在欧洲媒体上四处放炮，俨然成为了新闻的焦点人物，其实他背后的欧文·杨才是踏踏实实干具体工作的人。　　摆在道威斯面前的是一个令人头晕眼花的各国收入支出账单，用以指导战争债务偿还计划的制订。战前，美国经济规模最大，GDP约400亿美元，相当于英、法、德三国的总和。战争使法、德的经济下降了30％，英国不到5％，而美国则发了战争财。到1919年，美国经济比三国之和还多50％。已知德国战前GDP为120亿美元，我们可试计算四国1913年和1919年的经济规模分别是多少。每天道威斯眼前飘过的都是这些令人昏昏欲睡的数字。　　更复杂的还在后面。英国在战争中总共花费430亿美元，其中110亿美元用来资助法国、俄国这些穷朋友。它靠增税筹集到90亿美元，约占战争费用的20％，国内外举债270亿美元，剩余部分只能靠印钞票。法国战争开销总计300亿美元，法国人堪称世界上最强悍的抗税民族，宁可亡国也绝不愿增税，因此税收贡献不足5％。法国中产阶级痛恨税收，但酷爱存钱，他们认购了150亿国债。考虑到法国人员伤亡的规模，美国和英国在道义上必须出点儿血，总共借给法国100亿美元，剩下的差额部分还是靠印票子。德国的战争费用为470亿美元，其中10％由税收贡献，而德国缺乏英国复杂的金融市场和强大的融资能力，又没有法国的富裕中产阶级，最后只得依靠印钞票了事。战争期间，英国货币流通量是战前的两倍，法国是三倍，德国是四倍！　　欧洲总共在一战中耗费了2000亿美元的惊人数字！　　最后道威斯终于理出了债务的头绪：欧洲16个盟国共欠美国120亿美元，其中英国欠50亿美元，法国欠40亿美元。而17个国家又欠英国110亿美元，法国欠英国30亿美元，俄国欠英国25亿美元[7]，十月革命后，这笔债算是泡汤了。　　主要战败国德国，战争赔款总额为125亿美元。　　欧洲人从这一数字的对比会轻易得出一个结论：德国的战争赔款几乎就是欧洲欠美国的负债总数，只要德国人能还钱，我们就能还美国人的钱。当然，因为德国根本还不起，所以我们也只有拖着了。　　美国人想起来就郁闷，凭什么你们欧洲人打仗，我们出钱出人？美国出钱不是捐助搞慈善，而是商业贷款。商业贷款怎能与战争赔款混为一谈，生意就是生意。收不到德国的赔款是你们的问题，欠我们的钱，一文也不能少！借钱不还，没有信用，真不要脸！　　大英帝国哪里受得了这番刺激，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信用比命还重要，骂英国人不讲信用，比杀了他们还难受。战前，在高傲的英国银行家眼里，美国同行就是土老帽儿，有钱没品位。战后，财大气粗的美国人居然大骂英国人不还钱没信用，激惹得英国人既恼怒又怨恨。英国媒体痛斥美国眼看着盟国为了自由事业经受如此重大的牺牲，却迟迟不参战，故意大发战争横财，美国如果还有道义和良心，就该主动减免债务。现在居然还好意思对正处在战后萧条中的战友们催债，真乃当代“夏洛克”！于是，“山姆大叔”被欧洲人恶搞成“夏洛克大叔”。《纽约时报》在巴黎的记者报道，“90％的法国人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私、没良心和贪婪的国家”。美国的外交官在伦敦发现，绝大多数英国人觉得美国的政策是自私、卑鄙和可耻的。　　美国历来就是实用主义至上的国家，而道德评价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毫无意义。当别人欠账时，美国恨不得拿着刀去割那人一磅鲜肉；而轮到自己欠债时，却是撒泼打滚，大印钞票，能赖就赖。相比之下，老牌绅士英国还显得厚道些。　　吵架归吵架，收不到钱，吃亏的还是美国人。道威斯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用美元把欧洲拴在裤腰带上！　　尽管美国官方拒绝承认欧洲欠美国的钱与德国赔款有任何瓜葛，但实际上，催债的任何实质性突破只能从德国赔款入手，这实在是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难题。战胜国强压给德国的赔款数额，是德国根本无力支付的，强压的结果就是德国经济破产，而且德国确实已经破产了。在战后的四年里，盟国开了88次德国赔款会议，最后大家都被拖疲了。此时，道威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这就是“偿还能力”最重要。怎样定义德国的偿还能力呢？就是税负。德国人所承受的战争债务税负应该与英法相当。道威斯这一招“搁置赔款总额，税负大致相当”的策略，终于打开了僵局。　　但是，法国现在成了一个明显的绊脚石。法国人对德国赔款有着异乎寻常的纠结和执著，因为普法战争的失败，导致了法国对德国50亿法郎的巨额赔偿，这笔债就像把尖刀一直插在法国人心头，这种屈辱已升华为一种民族情结。德国人必须先付钱，否则法军决不撤出德国鲁尔工业区。显然，德国没有了这一煤炭－钢铁生产中心，整个经济就失去了发动机，赔款的事还是无从谈起。　　这回，美国人真的急了！道威斯的“自己人”摩根，对法国的执拗终于失去了耐心。此时的摩根，已不再是战前英国银行家的小跟班了，而是雄霸一方的金融大佬。实力决定心态，摩根拍板，法国人必须就范！　　不久，法郎出事了！　　战前，美元与法郎的比价为1：5，1920年为1：15，1924年初法郎跌到了1：20。当法国坚持己见，拒不撤军后，1月14日，法郎一天暴跌了10％！法国仍不退让，3月8日，法郎跌到了1：27。法国金融市场一片混乱，交易员、银行、中产阶级开始大规模逃离法郎资产。法国政府怒不可遏地抨击无耻的外汇投机商是阴谋的同盟者。3月13日，法国政府不得不求助于摩根公司，要求借款1亿美元来稳定局势。但摩根通过小道消息放出风来，法国政府必须接受道威斯计划。当法国政府被迫服软后，法郎立刻从1：29回弹到1：18，两周内狂涨了60％！人们第一次见识了金融武器在国际政治上的巨大威力。　　道威斯计划终于问世了。美国人开出了相当慷慨的条件：赔款总额先不谈了，头一年先付2.5亿美元，然后逐年增加，到20世纪20年代末每年还6亿。从实际效果看，相当于把德国赔款总额从125亿美元降到了80亿～100亿美元。　　这还不是真正的要点。美国人心目中的对手其实是英国人！　　道威斯计划的方案中打着“不能破坏马克稳定”的旗号，建议赔款由德国政府以马克筹集，并存入德国央行专用监管账户，由赔款委员会委派专员来负责监督，并决定是否可能“安全地”将马克兑换为外汇，或者购买德国产品偿债，这笔钱甚至可以用来对德国企业进行放贷！显然，这个专员的位置相当于德国的经济太上皇！谁来坐这把交椅呢？英法与德国为债权与债务关系，谁当都不公平，只有美国人没有预设立场，所以最合适。同时，美国人承诺第一年德国需偿付的2.5亿美元债务中，美国负责融资2亿美元，一部分用来充实德国央行的货币储备，以稳定马克币值。　　英国人听罢这个计划，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马克本来就要扑进英镑的怀抱了，关键时刻却杀出个美元大款，一把将德国货币储备大权拦腰劫走。这种屈辱堪比夺妻之恨！正待发作，只见美国笑眯眯地问德国，你愿意跟着谁？　　沙赫特立刻抱住美元大腿，与美国讨价还价，尽可能争取马克的独立性。最终的方案是，德国帝国银行独立于政府，行长任期内，政府无权作人事调整；国家马克（Reichsmark）取代地租马克（Rentenmark）；道威斯计划提供8亿国家马克充实德国央行资本金；德国央行货币储备包括3/4的黄金和1/4的外汇，货币储备不低于全部流通货币和银行储蓄总额的40％。外汇中自然美元是老大。德国央行搞黄金储备，美国并不反对，因为黄金筹码都集中在美国人手中，美元等于黄金，“降汉即降曹”，臣服于黄金也就相当于受制于美国。更何况道威斯计划一旦启动，美国资本随即就会大规模涌入德国抄底，德国商业银行系统也将充斥美元。　　更让英国人愤怒的是，这哪里是赔款方案啊，这分明是资助德国再度崛起的计划！德国赔款以马克收取并存入德国央行，什么时候兑换外汇，能不能“安全地”兑换，美国人说了算。美国人完全可以让这笔所谓的赔款再度放贷给德国工业，从而壮大德国的经济实力。英国为什么同德国打了四年的世界大战，不就是因为德国要挑战大英帝国的霸权体系吗？美国如此袒护德国，到底居心何在？！　　美国人还有一层算计，恐怕英国当时没反应过来。美国提供美元给德国，德国用这些美元先发展经济，再赔偿英法；英法再用美元偿还美国债务。美元从美国出发，周游世界一圈后又回到美国，看似多此一举，实则是美国的战略布局。美元国际大游行的根本目的，在于将德国马克美元化，将美元渗透到欧洲各国经济体中，逐步形成对美元的依赖。　　美国真正想要的，就是用美元将欧洲拴在自己的裤腰带上！　　【凯恩斯发现，美元正在颠覆金本位】　　〖经济学的思想，无论其正确与否，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实际上统治世界的，也就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接受任何观念形态的影响，却往往早已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8]　　——凯恩斯〗　　英国黄金短缺，自然是金汇兑本位的积极倡导者。美国人对金汇兑本位并不感冒，但是乐观其成，因为美国的黄金占据了压倒性优势，美元比英镑更加坚挺，当各国在增加外汇作为货币储备的选择时，美元肯定比英镑更受各国青睐，其结果自然是美元在各国储备资产中的比例超过英镑，从而奠定美元未来的霸权地位。　　不过，大量的黄金涌入，也给美国带来了“幸福的负担”。这是因为在传统的金本位下，黄金大量增加会导致美元信用被迫增加的问题，从而诱发通货膨胀。这一点和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过剩而形成的人民币被迫超发的实质是一样的。　　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和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其本质就是一种购买资产的行为。当价值20亿美元的黄金从欧洲逃到美国时，美国的银行体系将主动或被动地将这些黄金“吃进”，而“吐出”的则是美元钞票或银行信用。当这些钞票和信用进入市场流通时，由于商品供应尚未来得及增加，所以将推高物价。因此在一战期间，并非由于战火导致的物质损失，而是由于货币供应的增加，将美国的物价推高了60％。而在战后，欧洲经济萧条，黄金仍然持续流入美国，美联储终于坐不住了。　　而美联储的实权，实际上是操纵在12个联储银行手中，特别是纽约美联储银行，它的掌舵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本杰明·斯特朗。斯特朗乃是摩根财团的悍将，与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德国央行行长沙赫特过从甚密，这三人堪称20世纪20年代世界金融江湖的“三剑客”。　　斯特朗眼看着一批批黄金从欧洲用轮船运抵纽约，然后像洪水一般涌进纽约的银行金库，结果是泛滥的信贷和节节攀升的物价。他决心不能放任黄金大潮对美元堤坝的巨大冲击，他必须收缩货币供应量，以减轻物价的上涨压力。　　当美联储初创时，它的主要手段是通过调整贴现率来影响信用环境。凡是加入美联储体系的银行，都可以通过贴现窗口向中央银行申请贷款，贴现率就是中央银行愿意提供这种贷款的利率。当央行提高贴现率时，就会抑制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拿钱的冲动，因为成本提高了。　　但这个法子在20世纪20年代初不好使了。因为欧洲黄金来势太猛，整个纽约的银行已充斥着金条，而黄金正是银行家们造钱的源头，所以市场上钱已经太多，银行不必到央行的贴现窗口借钱。斯特朗调整了贴现率，却堵不住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信贷洪水。　　他必须找到更有效的办法来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结果，斯特朗首创了央行通过向市场抛售其国债资产来回笼货币的办法。同样，如果市场货币不足，央行则创造货币买入资产，向市场注入美元。这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公开市场操作。　　当时斯特朗的做法绝对算得上是离经叛道。在金本位中，黄金才是最核心的资产，其比例应该占有绝对优势，其他资产（如国债、商业票据）只是辅助性资产。但是斯特朗的这种“操作”结果，将是国债在央行资产中的比例越来越高，进而从根本上颠覆货币储备资产的基本定义。　　为什么央行货币储备必须主要依靠黄金呢？在金本位体制下，货币含金量由法律确定，央行在创造货币买入资产或卖出资产回笼货币的时候，如果资产为黄金，则资产与货币互换时始终等值。这种资产与货币交换必须等值的原则，其实是央行资产负债平衡与稳定的基石。以国债替代黄金，而国债却永远存在着直接或间接违约的可能，因此将会从根本上瓦解货币稳定的核心，造成央行的货币与资产交换时真实价格的潜在错位，产生货币贬值的自然趋势。　　当然，银行体系显然欢迎这种创新。同样作为银行资产，黄金是稳定的，但没有利息收入；国债是不稳定的，但有现金流。国债是全民未来税收的抵押凭证，只要人们干活，政府就有税收，如果税收大于财政支出，国债的现金流就是有保证的。银行家们对国债替代黄金的支持是发自内心的，国债作为银行体系的核心资产，既提供了放贷的基础，又可获得利息收入。这样他们将会获得两个利润来源：一是通过放贷收取利息，二是国债利息将全民税收的一部分转移支付到金融系统。　　反过来，当黄金货币蜕化为债务货币，货币在流通过程中将产生一个严重的副作用，这就是双重利息成本问题。人们不仅需要为借用货币支付利息，同时还不得不为货币的抵押品再次支付利息。在债务货币制度下，货币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一种负担。社会为使用公共货币，而不得不向少数人支付利息成本。将国家债务与货币死锁在一起，这是一个无法在逻辑上令人信服的设计。同时，这也是一个从基因里就存在着“癌变信息”的货币系统。货币发行量越大，债务规模就越大，利息成本也就越高，全民“被负债”的压力就越重。由于利息只与时间有关，因此货币扩张呈现出内生性的刚性需求，具有天然的货币贬值倾向，而通货膨胀将成为最终的必然结果。通货膨胀导致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这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世界范围出现贫富分化的元凶。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银行家们憎恨黄金乃是利益驱使、情理之中的事。他们通过传媒向整个社会不断宣称黄金无用论，他们通过学校向一代代学生传播黄金只是野蛮遗迹的思想。他们对黄金的厌恶和对债务的热爱，其实根植于他们在债务货币体系中所分享到的惊人利益。　　斯特朗的公开市场操作行为，恰好利用了美国在黄金上的绝对优势，为最终颠覆金本位铺平了道路。　　在大西洋的另一侧，另一个人也在密切关注着斯特朗的创新，他就是眼光老辣的凯恩斯。凯恩斯从斯特朗的举动中不仅看到了金本位的危险，更看到了大英帝国金融霸权的危险。1922年开始，凯恩斯就不断发出警告，并在1923年出版的《论货币改革》（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一书中明确指出：“一个美元本位制，正在物质财富的基础上拔然而起。过去两年里，美国貌似在维护金本位，但事实上，他们建立的是一个美元本位制。”[9]　　在凯恩斯看来，美国是在“挟黄金以令诸侯”。美国拥有着四个经济大国75％的黄金总储备，其他国家的货币正在闹黄金饥荒，而美国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将黄金的作用埋藏起来，美元则根据本国经济情况自行其是。美国督促大家维护金本位的真实目的，就是让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货币跟着美联储的指挥棒转，并最终形成对美元的依赖。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大英帝国的金融霸权岂不旁落华尔街了吗？　　应该说，凯恩斯对金本位的猛烈抨击中，也包含了对大英帝国命运的担忧。　　其实，美元不仅在储备货币的正面战线上颠覆着英镑，而且也正从贸易结算的侧翼迂回包抄。　　【贸易结算，美元的侧翼打击】　　战前的大英帝国乃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银行家”，尽管美国的经济总量已高达40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英、德、法三国的总和，但英国控制着高达200亿美元的海外庞大资产，其中也包括在美国的大量投资，英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人。无论是柏林、巴黎，还是纽约，在金融中心的地位上都难望伦敦之项背。此外，英国在非洲、中东、亚洲、美洲和大洋洲拥有着巨大的殖民地经济体系，大量的自然资源任由英国人定价，庞大的殖民地市场完全向英国工业品敞开。英国还拥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控制着全球几乎所有的重要水道。世界贸易的航船在大英帝国海军的保护下，穿梭于大洋之间。驱动国际贸易的金融信用，2/3汇集于伦敦，世界长期海外投资的一半源于英国。　　由于英国的国际贸易规模独霸全球，伦敦垄断了世界商业承兑汇票的交易，各国之间的贸易普遍使用英镑结算，这样就能迅速而低成本地在伦敦将汇票变为现金。英格兰银行对信用市场的调控，正是基于对商业票据的再贴现率的调整。美联储成立初期，由于美国国际贸易规模远逊于英国，商业汇票市场尚未发育，因此，其贴现窗口主要服务于成员银行的借贷，这是英美央行之间最大的区别之一。　　由于英国商业汇票市场起步早、规模大，其成本与信誉优势非常明显，英镑作为贸易结算计价货币的地位似乎无可替代。但是一战的爆发，顷刻之间颠覆了这一格局。由于欧洲主要国家的工农业生产能力被战争日益摧毁，因此它们对美国工业与农业产品的需求量急剧攀升。同时，战火使得交战各国金融资本大规模转向军事工业，贸易信用日益短缺，结果欧洲各国纷纷将商业承兑汇票转向资金充裕的纽约市场进行贴现。美元计价的商业汇票开始粉墨登场了。1915年之后，耗资靡费的战争使得英镑价值剧烈波动，而美元的巨额黄金储备使得美元币值更为稳定，本能厌恶货币价值波动的贸易商们，开始将英镑结算变为美元结算。　　美国紧紧抓住了这一百年难求的机遇，积极鼓励本国银行向海外大举扩张。政府规定，凡资本金在100万美元以上的美国银行，都有资格设立海外分支，美国的银行必须支持美国的贸易走向全球。法律允许这些银行可以拿出不超过自有资本50％的资金来购买商业汇票。　　在政府的倡导下，美国的银行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国际化大进军。纽约国家城市银行（花旗银行的前身）一马当先，战争刚一爆发，就立刻向其5000个公司客户发出调查问卷，希望他们提出银行海外分支开在哪里对他们在当地的业务拓展最有帮助。杜邦公司看中了巨大的军火业务，准备在智利建厂，国家城市银行立刻将分支开到那里，并陆续开设了巴西、古巴分行，通过并购进一步将分支伸进了欧洲与亚洲市场。美国其他银行纷纷跟进，到20世纪20年代中，美国银行仅仅用了10年时间，就建立了181个海外分支[10]，金融触角遍及世界。这些海外分支积极劝说以前使用英镑结算的当地进出口商，改为美元结算，并在纽约市场进行贴现。至此，不仅欧洲各国陆续采用美元结算贸易，而且南美、亚洲和非洲的很多国家也开始使用美元计价的商业汇票。　　海量的商业承兑汇票最终涌到了纽约进行贴现，大大超过了纽约银行的资金负载能力。所谓贴现，就是商业汇票的持有者将汇票拿到银行要求打折换取现金，这种银行承兑的商业汇票，其实就是美国银行海外分支担保的尚未到期的欠条。纽约的银行折价买进后，可以持有到期，然后到担保行收取全款，这中间的折价部分就是利润。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大问题，纽约的银行也需要拆借资金才能吃进这么庞大的汇票量，而拆借的成本往往高于折价吃进的利润。由于美国的投资人普遍熟悉传统的商业汇票，即买卖双方自行确定的汇票，其价值取决于双方的信用，因此违约风险较大，投资人往往会要求更深的折扣，这样就导致了汇票投资成本较高的问题。但是，银行作为第三方进行担保的新型商业汇票，风险只取决于银行的信用，投资人的风险被银行分摊了，这种汇票的投资成本，应该小于传统汇票。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差距，结果导致汇票滞销问题泛滥，严重阻碍了汇票贴现市场的形成。　　敏锐发现这一问题的就是美联储的创始人保罗·沃伯格。沃伯格成立的“美国承兑汇票协会”，旨在教育投资人了解银行承兑的商业汇票是一种非常值得投资的新产品，风险小于美国传统的没有银行担保的商业汇票，这样一种低风险高收益的产品的投资成本应该更低。沃伯格一方面在资金进入商业汇票市场的规模和成本上下工夫，另一方面也在汇票市场的流动性方面动脑筋。纽约美联储银行行长斯特朗就是他亲手选拔和栽培起来的大将，沃伯格力劝斯特朗介入这个市场。斯特朗在认真研究商业汇票后发现，在他的公开市场操作中，除了买卖国债，还可以增加商业汇票作为一种新的货币工具，这样对货币供应的控制将更加灵活。　　纽约美联储银行开足马力，大规模吃进被淤积在市场中的汇票，使得银行能够将汇票迅速脱手，资金周转大大加快，从而更增加了银行对汇票的吞吐胃口。斯特朗制定的再贴现率，就是央行从银行手中吃进汇票的折价率，来为汇票市场筑起坚固的赢利底部。只要银行买入汇票的折价低于它们卖给央行的折价，中间的差价就是银行的利润。纽约美联储银行的介入，使得银行资金周转速度加快，这大大提高了银行买卖汇票的赢利水平。连各国央行都纷纷看中了这个投资领域，荷兰央行就受本国花卉和钻石出口商的要求，将出口美国的1000万美元收入投入了汇票市场[11]。　　美国商业汇票市场的迅速崛起，使得美元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成为了关键性货币。到20世纪20年代中，一半以上的美国进出口贸易开始使用美元计价的商业汇票。而纽约美联储银行的深度介入，使得纽约汇票贴现成本比伦敦低了整整一个百分点，源源不断的汇票如雪片般飞向了纽约。　　仅仅经过了10年的时间，昔日繁华的伦敦商业汇票交易市场如今门前冷落鞍马稀，从前名不见经传的纽约市场则是蒸蒸日上人声鼎沸。到1924年，美元计价的商业汇票总额已经超过了英镑计价的一倍。　　战前，美元的外汇牌价在各国金融市场上的曝光度，甚至不如意大利的里拉和奥地利的先令，更别提英镑了。10年后，美元已经超过了所有其他的货币竞争对手[12]。　　1924年是货币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美元在正面的储备货币战线上全面突破英镑的防御，美元在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中的比例第一次超过了英镑。在贸易结算定价权的侧翼上，打垮了英镑的顽抗。自此，美元已完成了对英镑的合围。　　【逼迫各国恢复金本位，美国欲“挟黄金以令诸侯”】　　〖错误的经济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归属。因此，与利益相比，更危险的其实是思想。　　——凯恩斯〗　　凯恩斯已经看出美国人最终的目的，是以美元本位来颠覆英帝国的货币霸权。而黄金不过是美国手中的“汉献帝”，一旦条件成熟，美元本位就会废掉黄金而自己称帝！　　美国强烈呼吁，甚至胁迫各国尽快恢复金本位的动机显然并不单纯。但在英国人中，有凯恩斯这般见识的人并不多。1925年英国勉强恢复金本位，其实正好落入了美国的圈套。　　短短4年战争，其实已经沧桑巨变。英国虽然打败了霸权挑战者德国，但却耗尽了称霸世界的经济资源。整个19世纪，英国作为“世界银行家”向全球输出资本，其前提是英国工业的强大竞争力所形成的贸易优势和资本盈余。长期稳定的工业资本积累，是英国向全世界放贷的保证，即长期储蓄支持长期放贷，逐步控制世界资源、生产能力和广大的市场，形成正循环。但19世纪后期，美国与德国的工业崛起，削弱了英国的工业竞争能力，使得伦敦向世界输出资本的潜力逐渐干涸。而一战则从根本上动摇了英国资本输出霸主的地位。战后，为保持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英镑不得不硬挺，英国工业竞争力进一步衰退。同时，海外维护霸权的军事成本居高不下，财政平衡恶化。战争中货币超发的遗留问题和经济产出不足，导致英国物价比美国高出10％，这进一步削弱了英国产品的世界竞争力。简单地说，维持帝国霸权的成本已经超过了其带来的收益。　　1925年英国恢复金本位，其实加剧了这一根本性的矛盾。英国向海外输出资本的规模已恢复到战前水平，但此时的“世界银行家”却主要依赖短期热钱储蓄，来支持长期对外放贷，其潜在的风险性大大提高。英镑的霸气从骨子里已被掏空了。　　美国恰恰在此时，扮演了催促和逼迫英国恢复金本位的主要角色。　　有能力完成的计划是理想，能力不足的叫梦想，而无能为力的就是幻想。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显然没有分清理想、梦想和幻想的区别。试图恢复英镑的世界霸主地位，只是他的梦想，而试图通过恢复金本位来圆梦，诺曼就只剩下了幻想。　　但诺曼的幻想却受到了美国人的极力怂恿。　　1924年12月28日，诺曼悄悄地来到了纽约。为了不被媒体发现，他在客轮上使用了假名字，后来美国的杂志称他这次旅行“没有任何人发觉，就像是漆黑夜里的身影”[13]。不过，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当英国记者询问英格兰银行发言人，为什么有人在纽约发现了诺曼，他去纽约的目的何在时，英格兰银行的官员被惊得目瞪口呆，原来他们也不知道行长玩失踪居然玩到了纽约。　　当诺曼登上纽约的码头时，他的老友斯特朗早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在此后的两个星期里，诺曼被斯特朗和摩根系的银行家们包围着，他们正在发起一轮强大的攻势，力促英国尽快恢复金本位。除了银行家们，美国政府也加入了向英国施压的阵营，财政部长梅隆明确告诉诺曼，1925年1月，恢复金本位的“时机已经到了”。　　斯特朗不必多费口舌去游说诺曼恢复金本位对于英镑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因为这正是诺曼的“理想”。斯特朗只是反复强调英国必须尽快行动，英国最多只有“几个星期，最好的情况是几个月”的时间。斯特朗认为，英镑恢复金本位的时机正好，内有英国本土的政治支持，外有美国资本的援手，为了支持英国，美联储在1924年中已放松了信贷。同时，斯特朗也警告诺曼，恢复金本位的时间窗口并不宽裕，英国即将开始向美国偿还债务，而这必然削弱英镑。而美国信贷宽松行将结束，到时候英国吸引国际资本以恢复金本位的成本将是昂贵的。　　斯特朗给诺曼开的药方就是“休克疗法”，长痛不如短痛，金本位会让英国经济短期更加痛苦，但从长期看，会迫使英镑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逐渐适应并作出价格调整，英国经济的前途是光明的。　　为了让诺曼打消顾虑立刻行动，斯特朗还开出了优厚的条件，如果英镑遭遇困难，纽约美联储银行随时可以提供2亿美元的贷款，另外摩根和其他美国银行家还承诺提供3亿美元的后备支持。　　诺曼担心美国人的钱不是白拿的，生怕将来受到挟持，因此提出一个条件：美国不得干涉英格兰银行的经济政策，如信贷规模或利率设定。　　美国人满口答应下来。　　其实，美国银行家们有自己的算盘。直到一战之前，他们还仅仅是英国银行家们的小跟班，跟着老大闯江湖。但一夜暴富之后，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前的老大已经虚弱不堪，如今的小弟们却个个精壮如牛。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既然当老大的机会来了，岂有不动心之理？如同黑社会，新的老大要想扬威立万，惯例就是拿从前的老大下手。　　凯恩斯倒有几分像当年的屈原，痛陈恢复金本位对英国的后果。他的核心观点就是，美国的黄金储备规模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将英镑与黄金锁定，无异于是把英镑的命运捆在了美元身上，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把英国经济的控制权交到了华尔街的手中。　　结果，诺曼吞下美国人的金本位“休克疗法”的药片后，经济果然一直休克了15年，1924～1929年欧美繁荣的5年经济快车没赶上，1929年后十年大萧条的贼船却没耽误。　　【金汇兑本位：流动性泛滥的根源】　　金汇兑本位制原本是诺曼想出来救急的法子，主要是应对英国黄金储备已不足以支撑其世界金融中心地位的窘境，但却给各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金汇兑本位天生就是不稳定的货币制度。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克·吕夫（Jacques Rueff）曾任法国总统戴高乐的顾问，亲身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金汇兑本位对法国经济造成的剧烈冲击。他指出：“这种创新制造了世界目前的困境。在国际联盟金融委员会的推动下，欧洲许多国家采用了这种名叫金汇兑本位制的货币制度。在该体系下，中央银行被授权不仅将黄金和以本国货币计价的凭证纳入货币储备，还增加了外汇。后者虽然进入所在国的央行资产中，但它却天然地存放在它的来源国。”[14]其中，最后一句正是吕夫的洞察力之所在。　　以英镑和美元做其他国家货币储备，真正要命的问题就是，当这些外汇流入该国的时候，它们会自动地被存回英国和美国的银行体系。换句话说，外汇的真实头寸永远不会离开外汇发行国，而各国得到的外汇流入仅仅是个影子账户上数字的增加。这是一个非常不易被察觉，而且相当绕人的概念。　　在传统金本位下，资本外流最终以黄金清算，其结果必然是本国黄金的外流。而在金汇兑本位下，清算可以用外汇，并不必然意味着黄金的流动。而外汇清算主要靠账户清算，除非资本流入国要求现钞运输。　　那么，账户清算如何进行呢？其实就是资本流入国在输出国建立一个银行账户，资本输出国从某个账户上减一个数，然后在输入国的账户上加一个数就完成了。虽然输入国账户位于输出国银行体系内，但它的所有权属于输入国。因此，输入国的银行体系可以在这一外汇储备“影子账户”基础上，创造本国货币供应。但问题是，这笔钱只是在同一银行体系中发生的两个账户之间的增减，一个账户的减少，同时意味着另一个账户的增加，总资本量不变。因此，输出资本的国家可以基于同一笔钱再度进行货币创造。这就是金汇兑本位制中内生的双重信用创造的问题。　　同一笔资本被输入国和输出国共同作为信用创造的基础，这意味着世界范围的信用规模得以大幅扩张。金汇兑本位推行得越广，规模越大，则信用泛滥的程度就越严重，其结果就是贷款标准下降、投机盛行、资产泡沫膨胀。欧美“喧嚣的20年代”正是基于这一货币体制催生出的信用泡沫时代，而30年代的大萧条正是它的代价！　　1925年，当英国勉为其难地恢复了金本位后，英镑与美元都可自由兑换黄金，它们被称为所谓的外汇硬通货，并形成了货币核心国家。其他国家则以英镑与美元外汇为主要货币储备，发行本国货币，从而变成了英美的货币卫星国。在这个货币星系中，黄金就像太阳，而英镑、美元则是围绕黄金公转的行星，它们的卫星体系依靠货币的引力，在英美经济的轨道上运动。　　1926年，在这一星系中，法国是唯一尚未恢复金本位的大国，由于法郎找不到自己的轨道，法郎的危机开始了。　　【汇率冲击波与法郎保卫战】　　〖拉菲特，我们来了！现在，我们该收债了。　　——法国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卡通画〗　　1777年，法国青年贵族拉菲特受到美国《独立宣言》的强烈感染，年仅20岁就来到新大陆，投身于美国独立战争，与美国国父华盛顿结下终生友谊。他屡次参加战斗，功勋卓著，被美国授予少将军衔。在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拉菲特名扬欧洲，两次被美国授予“美利坚合众国荣誉公民”的称号。拉菲特的无私奉献和英勇精神，已成为美法友谊的象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美国将军帕欣率领盟军进入巴黎时，曾来到拉菲特墓地致敬，他的“拉菲特，我们来了！”这句名言传遍美国和欧洲，在美国和法国人心中激荡出久远的历史回音。　　1926年7月11日，法国2多名伤残的老兵坐着轮椅，或被护士搀扶着涌向巴黎的美国大使馆门前，在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雕像脚下，放满了老兵们带来的花圈。他们并不是来向美国致意的，他们这是在抗议！美国在战争债务方面的毫不通融，使得法国人耿耿于怀。美国总统柯立基的一句“我们出钱，他们打仗，难道有错吗？”，更是对法国等欧洲盟国数百万死伤士兵表现出了令人寒心的冷漠。更令法国人气愤的是，由于法郎的剧烈贬值，使得美国人蜂拥而至，廉价抢购法国城堡、油画、贵重首饰等传承百年的珍贵财富。当时的巴黎，居然有高达4.5万美国人生活在那里，100美元就可以在法国享尽奢华。他们旁若无人，高谈阔论，挥金如土，尽显暴发户的丑态。7月，一辆满载美国游客的公共汽车在巴黎遭到暴徒袭击，美国游客常常在闹市区被数百人嘲笑和挑衅。法国媒体将美国人比作“有害的蝗虫”。美法之间的民众情绪对立，已足以引发外交危机了。　　法国政府对英美的感觉比民间好不到哪去，虽然法国终于敲定了与美国的战争债务偿还协议，但对于年初的法郎危机中，英美见死不救仍感愤愤不平。　　1926年，法国的经济基本面强于英国，财政重归平衡，似乎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但法郎却像断了线的风筝，在外汇投机市场中被冲得东倒西歪。由于法郎是西方主要国家中唯一尚未回归金本位的货币，因此它成了国际投机资本集中围猎的对象。法郎在1924年道威斯计划谈判时，曾被货币投机势力打到了1美元：25法郎，最后法国政府被迫接受道威斯计划，汇率回到了1：18。1926年夏天，法郎再度跌到1：30。法国政府的频繁更替，超过价值100亿美元的法国短期债务，更加重了法郎的压力。　　法郎的剧烈贬值，使法国富裕的中产阶级惊恐万状，三年前德国超级通货膨胀爆发的导火索正是马克汇率自由落体般的下跌，马克价值化成了水，德国人的财富也随之而去了，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法国人酷爱存钱，而且这些储蓄大部分投资了法国国债，法郎暴跌意味着相对于美元和黄金而言，国债投资的财富正在剧烈缩水。法国储蓄者们开始被投机势力所裹挟，疯狂抛售法郎。　　本国货币相对于黄金和外汇的恶性贬值，直接引爆了通货膨胀的炸弹。物价开始以每月2％的速度飙升，1923年德国超级通胀的噩梦就在眼前！　　临危受命的法兰西银行行长莫罗，正绞尽脑汁思索破解法郎危机的办法。他认为，法郎不同于1923年的德国马克，德国作为战败国，赔款问题使财政赤字恶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鲁尔区被法国占领，货币供应疯狂膨胀，经济极度萧条。而法郎的问题主要是信心的问题，法国已分别与美国和英国重新谈定了偿还战争债务的协议，美国人最终接受了法国的提议，40亿的美元债务被削减了60％，英国同意将30亿的债务减少到12亿。法国财政已经消除了多年来顽固的赤字问题，阿尔萨斯和洛林回归的投资，法国北部受战争摧毁地区工业的恢复，这一耗资40亿美元的巨大工程已经完成，政府开支剧减，而未来收益应大幅增加。法兰西银行已确立了410亿法郎的流通货币法定上限，确保了法郎币值的稳定。真正的问题在于法国国债的期限较短，不断出现的政治丑闻和政府更迭使得短期国债滚动面临频繁的信心危机。　　要解决信心问题，莫罗首先想到了自己刚刚接手的法兰西银行，法国高达1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就在这里，这可是仅次于美联储的世界第二大的黄金储备啊，一旦动用，信心危机不难扛过去。可是，之前法国政府已经求过法兰西银行了，得到的答复是——没戏！　　成立于1800年的法兰西银行，不同于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是一个真正的贵族圣殿。200个法国声名显赫的家族是它的主要股东，这些人中44个所谓的“高特银行”家族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的权力直接源于家族继承。从他们当中再选出12名董事，执掌法兰西银行的实权。其中，马利特、米腊博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坚如磐石。在这120年中，法国爆发了3次革命，政体改变过5回，国家元首出了1个皇帝，3个国王，12个总统，还有1个从总统变成了皇帝，但所有的帝王、总统、议员和革命者在法兰西银行的大门口都戛然止步了，这确实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历史谜团。　　法郎危机已经火烧眉毛了，法国政府央求法兰西银行用黄金储备赎回国债，遏制货币危机蔓延，法兰西银行却轻蔑地拒绝了。被自己的央行挡在了门外，法国政府只有去求美国和英国提供贷款挽救法郎，斯特朗和诺曼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绝望的法国人不得不一家家去找摩根等国际大投行苦求贷款，银行家们打着哈哈推来推去，就是不肯松口。　　莫罗总觉得事情透着蹊跷，他单独面见纽约美联储银行行长斯特朗，终于套出了答案。斯特朗开出的条件有两个：一是法国政府要明确尊重法兰西银行的独立性，二是法国议会要尽快批准新的战争债务偿还协议。莫罗又找到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诺曼，答案是一致的。莫罗终于明白了，尽管法国经济好于英国，但在金融江湖上，法国仍是二等公民。对于英美而言，金融援助是一种“商品”，在危机时刻其价格将会飙升。到了1926年7月，法郎对美元已经贬值到1：50。法郎危在旦夕！　　7月21日，雷蒙·庞加莱在法国工业巨头们的支持下上台组阁，并同时兼任财政部长。这位庞加莱可绝非等闲之辈，从政40余年，法国政治家中资格属他最老。他在一战中当了7年战时总统，三次组阁出任政府总理。他执政强悍，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在一战中成为法国最坚定的主战派，1923年法军占领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军事行动，就是在他的任内干的。庞加莱在法国民众心目中拥有巨大的感召力，堪称法国的俾斯麦。　　庞加莱第三度出任政府总理的消息，极大地刺激了外汇市场上法郎的士气，法国中产阶级相信他，甚至崇拜他。结果，法郎在几天之内对美元的汇率由1：50强劲反弹到1：35，升值高达40％！所有看空法郎的外国投机者都惊呆了！　　紧接着，庞加莱宣布了一系列减税方案，稳住了法国有产阶级的恐慌情绪。他公布刺激工业发展的方案，减少政府开支，取悦了大资本家的利益。在过去的两年中出逃的法国资本，开始大规模回流法国，法国人不再需要外国资本的援助，赢得了金融独立自主的主动权。局面稳定后，庞加莱才开始逐步增加税收，改善法国财政的积贫积弱。　　面对突如其来的法郎升值趋势，莫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长久以来，备受英美嘲笑的疲软的法郎，居然呈现出远强于英镑的气势，这不仅让英美吃惊，也让法国人自己很难适应。为了应付法郎升值的新问题，莫罗请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和他的学生奎斯内出山，帮助法兰西银行制定法郎稳定对策。　　到1926年底，法郎对美元已升破1：25大关，仅半年时间，法郎竟升值1倍！6个月的冰火两重天，让法国经济无从适应。法郎贬值，法国工业品竞争力增强，带动经济复苏和就业增长，但贬值过快，则动摇法郎信心，刺激资本出逃，诱发恶性通胀。法郎升值过快，则影响法国出口，削弱法国经济。什么样的汇率才是最佳的稳定状态，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可稳定货币信心？李斯特和奎斯内正是法兰西银行的智慧发动机。法国当年的困境也正是中国当今的难题。　　如果1：25的汇率被升破，法兰西银行就必须进行干预！李斯特和奎斯内开始打破常规思维方式，强烈要求法兰西银行对法郎升值设置上限。由于他们的想法太过匪夷所思，各国央行从来没有这样干预外汇市场的先例，莫罗不愿吃这个螃蟹。此时，涌进法国的外汇已经不是涓涓细流，而成了滚滚江河，法郎被迫节节攀升，眼看法国经济就要重蹈英国高估英镑所带来的经济萧条和通货紧缩的覆辙，李斯特和奎斯内不惜以辞职为要挟，力促莫罗采取断然行动。　　还是旁观者凯恩斯看破了问题的本质，“法郎的（汇率）水平，并非由投机者或贸易平衡，甚至不是鲁尔区的冒险行为所决定，而是法国的纳税人愿意拿出多少自己的收入，去支付给法国的食利者们（债券持有人）”。　　其实，如果把财富定义为人类通过劳动将自然资源转化为最终的产品和服务，那么社会必然形成两种人：劳动者和食利者。劳动者通过劳动创造财富，而食利者通过出租土地、生产资源、垄断性资产、公共设施和资本，来分享劳动者的财富。　　汇率的本质并非外部问题，而是内部利益分配的制度安排所呈现出的外部特性。这里存在着两种极端：一种极端是利益分配严重倾向劳动者，而不利于资产拥有者，那么资产拥有者就会倾向于将资产向国外转移，国际资本则更不愿意进入，从而形成外汇市场中的资本流出大于资本进入，结果就是本币的贬值；另一种极端是，如果利益分配严重倾向于资产者，则国内资本不愿流出，而国际资本又会踊跃进入以分享这一有利的利益分配，此时，就会出现国际资本的进入多于国内资本的流出，最终体现为本币升值。而国内与国际生产效率的差别，仅仅反映了可分享财富蛋糕的大小，而不是比例，最终体现出的乃是资本进出的规模，而非趋势。　　两种极端都会挫伤经济发展，前者导致资本外流，削弱经济发展的根基，后者挫伤劳动积极性，降低社会消费能力，增长将无以为继。无论哪种极端，都会导致经济萧条，本币价值瓦解。　　最佳汇率就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稳定的平衡点。在这一水平上，劳动者与食利者的利益分配大致平衡，劳动者充满创造财富的热情，而食利者积极投入更多的资金，国际资本纷纷涌入来扩大资源投放的规模，从而分享相应的利益。同时，国内资产者在积累丰厚的资本后，踊跃向国外寻求新的食利机会，形成流入与流出资本的大体平衡，最终实现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稳定均衡。　　简单地说，在资本自由流动和没有干预的状态下，本币升值，反映了食利者在财富分配中占了上风，而本币贬值，意味着利益分配偏向了劳动者。　　战后英国与德国走向了两个极端，前者用高估的英镑保护了债权人，却扼杀了经济；后者用恶性贬值的马克血洗了国内有产者，同样摧毁了经济。而法国，则在两个极端中找到了一种平衡。　　1926年12月21日，法兰西银行开始用本币大规模购买外汇，遏制法郎升值的趋势。李斯特的抑制法郎过度升值的努力，遭到了罗斯柴尔德和其他法兰西银行董事的激烈反对。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曾流传着这样的传闻，“任何党派组阁都得事先征求罗斯柴尔德的意见”[15]。但庞加莱并不吃这一套，他作为莫罗的总后台，大力支持莫罗和李斯特的外汇干预政策。莫罗顶着巨大的压力，在1927年和1928年这两年中，继续买入外汇，将法郎对美元的汇率死死钉在1：25的水平上。法国财政部向法兰西银行承诺，所有由于干预外汇而出现的财务损失，由法国财政负责补偿。罗斯柴尔德等人使出各种手段来破坏莫罗的计划。1928年8月，莫罗吃惊地发现，自己在法兰西银行行长办公室的进出电话全部遭到窃听。莫罗与罗斯柴尔德的关系开始极度恶化。　　由于法国经济在稳定的法郎预期下开始强劲复苏，出口产品将英国打得落花流水，法兰西银行董事会内部出现了分化，以罗斯柴尔德和法国钢铁大王温德尔为首的法郎升值派，最终没有获得多数董事的支持。罗温二人于是亲自出马，打破法兰西银行的惯例，公开发表对货币政策的意见，希望吸引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进入法国，从而迫使莫罗放弃干预市场，任由法郎升值。罗斯柴尔德甚至亲自下令家族旗下法国最大的铁路公司大力买入法郎，试图逼迫法郎升值，这已经涉嫌违反了法兰西银行董事进行内幕交易的限制。在干预外汇市场的两年多里，法国外汇储备的价值剧增到6亿美元，其中多为英镑资产。　　真是风水轮流转，现在该英国灰头土脸了。法郎的固定汇率策略，使得法国产品具备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竞争力，英国的传统市场纷纷被法国货攻破；而法国国内物价稳定，经济繁荣，一派大好景象。英镑的情况却是越来越不妙，严重的衰退伴随着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资本正在加速从英国流向法国。诺曼强烈要求莫罗拿出实际行动来，降低市场对法郎升值的预期，减缓英国资本流出的压力。而莫罗则建议英国提高利息来吸引资本，而这分明会让英国衰退得更加严重。莫罗进一步施压，准备将英镑外汇储备兑换英国的黄金，英镑立刻成了惊弓之鸟。诺曼怒不可遏，准备向法国人提出马上偿还30亿美元的战争债务。英法打得不可开交。　　这时，美国人又粉墨登场了。作为调解英法两国货币争执的和事佬，美国人建议双方休战。斯特朗提出了美国的建议：法国仍保留部分英镑储备，另一部分则由纽约美联储银行和英格兰银行共同在伦敦市场上向法国兑换黄金。条件不多，只有一个，那就是未来法国的外汇储备增加，必须由英镑转向美元。美国人正在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在全世界推广美元储备。　　法国由于摆脱了传统货币理论的束缚，正确地采用了稳定法郎汇率的办法，大大增强了法国的经济和金融实力。　　到1929年，法国财政大幅好转，政府偿清了所有对法兰西银行的负债，债券价值翻了一倍。1926年法国政府仅有100万法郎的盈余，1929年财政累积盈余已高达170亿法郎。法国的货币储备包括高达14.5亿美元的黄金和价值10亿美元的外汇。莫罗和李斯特在法郎保卫战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法国的经济增长顽强地抗拒了大萧条的头两年，直到1931年下半年才被卷入世界衰退的旋涡。　　【滑向经济大裂谷，金钱权力的真空】　　〖只要美国继续慷慨地借钱给这个世界，由此向他们提供他们本身并不具备的购买力，英国就能继续从美国进口，并保持对其他国家的出口。但一旦出现导致美国投资者和银行家停止其向外国贷款的任何事情，英国的状况将变得岌岌可危。如果英国的信用耗尽，它的购买力将降低到出口与还债的平衡限度之下，其他国家这时就将体验到德国人民贫困化的全部后果了。[16]　　——乔治·帕亚〗　　20世纪30年代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这就是史无前例的货币扩张所制造出的前所未有的债务泡沫，而最终的偿付手段只有黄金。以有限增长的黄金去应对无限膨胀的信用与债务，迟早会面临清算。货币泛滥越严重，最终债务内爆的杀伤力就越惊人。危机的爆发，不是会与不会的问题，而是何时、以何种方式爆发的问题。　　货币信用泛滥的一个主要推手，就是英国为弥补黄金储备不足所创造的金汇兑本位制。在这一制度下，美元、英镑与黄金是直接兑换，而其他货币则主要以美元、英镑为储备，间接与黄金挂钩。外汇储备进入各国货币发行所带来的根本问题，就是双重信用创造效应，外汇的输出国与外汇的输入国分别以相同的资本各自创造本国信用，从而大大增加了全世界货币信用的总规模。这种机制的内在不稳定性体现在：当危机在最脆弱的外围国家爆发时，投资人将竞相抛售资产，争取稀缺的黄金与外汇；当黄金告罄，外汇被挤兑一空时，将必然引发货币中心国家的恐慌，进而刺激中心国家开始甩卖资产套取现金。由于资产泡沫的规模远远大于真实的现金流通量，其价格的大幅下跌将形成对现金的疯狂挤兑，早已严重杠杆化的银行哪里经得起挤兑，于是银行出现大面积破产，流动性陷入枯竭。银行破产更使人们觉得现金都不安全，从而加速了整个银行系统的黄金挤兑压力，丧失货币储备的银行体系将出现链式反应，成片拉倒其他银行。于是出现公司大量破产，失业严重恶化的经济大萧条。　　美国企图用20年的时间，以美元本位制去取代英国用200年时间建立起来的金本位体系，必然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英国则为了捍卫金融霸主地位，苦守金本位而最终耗尽了经济实力。在美元攻势崩溃，陷于全球溃败的同时，英镑已是城破人亡，无力回天。世界在丧失最后贷款人后，金钱的权力出现了真空状态，全球贸易体系破碎了，世界资本流动枯竭了，维系各国和平发展的意愿丧失了。如同一个失去了政府的社会，有限互助的，闭门自保的，打家劫舍的，各国尽力维持自己的生存空间，世界则陷入了全面的混乱状态。全球化的人心已散，社会久久不能恢复正常的秩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重新激活了同盟的意愿和激情。　　美元本位制的建立，要求各国必须形成对美元的需求，形成这一需求的首要方式，就是坚持欧洲对美国的战争债务必须偿还。美国事实上放弃了威尔逊总统参加一战时的道义原则，当时威尔逊的原话是，“我们不想实现任何自私的目标，我们不想征服，不想统治，我们不要求赔款，我们不会因为自由作出牺牲，而要求任何物质补偿”。估计欧洲交战的盟国听了这番大义凛然的真情告白，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与其说是美国从道德天使堕落成了“夏洛克大叔”，不如说是美国自认为高明的美元战略使然。这些债务的初始面值高达200亿美元，已经大大超过了全世界的黄金储备总价值，实际上，这笔债务在理论上就无法偿还。而美元本位制的战略核心，就是让欧洲永远无法偿清美元债务，以便未来将美国国债嵌入各国的货币体系。　　要偿还美债，就需要美元，而获得美元的途径无非有几种：①美国的直接投资；②美元热钱流入；③对美国的出口盈余；④向美国借更多的美元，形成更大规模的美元负债。欧洲各国的困境在于，在资金极度短缺的欧洲，美元的直接投资，意味着美元将廉价席卷整个欧洲的工业，未来将使欧洲成为美国的附庸，因此断不可取。而美元热钱，将破坏各国的金融稳定，甚至危及国家货币的安全，这是个饮鸩止渴的自杀行为。当排除了前两项选择后，欧洲本可以依赖向美国出口，用商品换取美元以清偿债务，不过老谋深算的美国人已经料到了这一手，因此从1921～1923年，当欧洲准备开始还债时，美国不仅没有降低关税反而不断提高关税。1921年5月，美国增加了农产品应急关税，1922年5月开征福德尼关税，将耐用品关税提高到38％，比1920年翻了一倍还多。这样就将欧洲商品拒之门外，堵塞了欧洲的第三个选择。最后，也是美国最希望出现的情况，就是欧洲不断地向美国借更多的美元。　　私人或公司可能破产，但国家不会，至少美国人当初对此深信不疑。道威斯计划就是美国对德国精心设计的债务圈套。作为启动资金，美国向德国第一年提供的2亿美元贷款，不仅一举抢夺了英镑独占德国货币储备的先机，而且还稳稳地控制了德国货币金融太上皇的宝座。随后两年跟进的30亿美元私人资本，则对德国工业进行了大抄底。美元和英镑的进入，在金汇兑本位的新体系下，成为了德国银行体系扩张马克信用的重要基石，外汇涌入规模越大，德国信用膨胀就越惊人。在大量信用创造所产生的繁荣背后，则是巨大的债务负担。为了找到更多的放贷机会，美国银行家们“不辞辛劳”地深入德国，力劝各城市大借美元债务，兴建游泳池、电影院、体育馆，甚至是歌剧院。目睹美元债务日渐深重，而且大量浪费在根本无法产生美元收入去偿还债务的项目上，德国央行行长沙赫特心急如焚，他知道德国短暂的虚假繁荣，其实是由美元债务泡沫所催生，德国在战争赔偿和外债的压力下，本国的真实工业资本积累无从谈起。这一切最终将以经济毁灭来结束。德国这个“次级贷款人”后来果然成了危机的重要导火索。　　美元本位与金本位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本位货币国际流动之后的清算方式。在金本位下，美元流出将会导致黄金流出，结果是削弱美国货币储备规模，抑制美国国内的信用创造。美元本位制将打破这一平衡，美元的流出并不减少国内的信用创造基础，而美元流入国却增加了外汇储备，从而扩大了其货币供应。